周日話題:大學男女失衡 非升中派位之禍

近年升中派位報道,男生比女生較少獲派首志願學校,情况備受關注。其實自2002年以來升中派位機制採用男女生混合成一隊的模式,坊間對此一直有不少批評,指混合派位對男生不利,第一組別中學收生變得女多男少,第三組別中學的情况則相反,繼而引發骨牌效應,令男生在學業上節節敗退,最終造成今天大學男女生比例失衡問題。聽到不少人(包括教育工作者)對此深信不疑,但一直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不多,究竟男女混合派位是否真的對大學男女比例造成衝擊?大學新生長期女多男少我以網上公開統計資料做了簡單分析(圖)。圖中紅線顯示過去20年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新生的男女實際人數比例,0%表示男女比例各半,負數則為女多男少。很明顯,升大學女多男少並非只是近幾年的現象。跟前幾年男女分開派位的學生相比,2009年混合派位下的一代學生入大學,男女失衡沒有出現惡化。其後2010、2011年男生甚至稍有「回勇」之勢,可惜2012年及後(即首屆文憑試學生升大學之年),男生又跌入「谷底」。再看藍線:比較入大學的男女人數分別佔整體公開試日校考生人數的比率(2012年前指高級程度會考;2012及2013年包括高考及文憑試;2014年為文憑試),以集中看看日校男女生之間的競爭。同樣地,所有年份均顯示負值,即在日校考生中,男生升大學的比例「穩定地」低於女生。若以分開「男跟男爭,女跟女爭」的角度去看男女生升大學比例,那情况又如何呢?綠線顯示了以「分兩隊」競爭的方式比較男女升大學的比例差距。以2007年為例,成功升讀大一的男生佔高考日校男考生58%,升讀大一的女生則佔高考日校女考生52%,即男比女高出6百分點。依此計算方法看,2012年前,其實男比女面對較少同性之間的競爭。也就是說,女生成功考大學的人數雖然較多,但與此同時亦面對更多同性的競爭對手。從同性競爭角度看,可以說男生到了考大學的階段時似乎反而「佔優」。但2012年開始,即新高中下的男生考大學,就連這樣的「優勢」也失去了。總而言之,從實際數字看,把升大學的男女失衡歸咎於派位改制的說法,難以成立。至於何以1995至2000年間相關比例開始出現失衡並急速加劇,原因未明,或許關乎到八九十年代大學學額大增,讓更多成績達標的女生成功入讀大學(至2000年代情况稍為穩定下來),又或與其他因素如所謂女生課程增加、女性整體社會地位提升下女生潛能解放等等有關。另外,從近年趨勢看,在新高中實施後,男女升大學的比例失衡反而更為明顯。雖則這裏可能涉及新舊學制之間的區別,例如舊制下升中至升大學之間的階段,特別在會考時已淘汰了較多成績落後的男生,以致到考大學時,已是女多男少(2007至2011年間高考考生的男女差距為5%左右)。惟兩個問題也非本文所旨。事實上, 由小學升中學、到大學之間的教育過程中,牽涉繁多因果機制導致今天的「男孩危機」(全球許多地方也共同面對)。我並不否定混合派位下,中學男生處於弱勢。但也需要知道,問題比想像中複雜得多。草率地把問題都扯到派位政策上,只會窒礙我們找出問題癥結及可行對策。分隊派位不可取當年平機會有關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調查報告出爐,曾引起社會及學界廣泛爭論。學者曾榮光1999年曾在報章以〈體系性不平等與積極性歧視〉為題撰文,反對男女混合派位,其論點尤為重要,值得進一步商榷。文章有力地說明本地學童學能表現(不論就發展領域或速度而言)出現顯著男女差異,並且指出「體系性的不均等」(男女升中成績差異),源自升中評核機制存在重語文輕數學等方面的性別能力偏向,而為此「就有必要改而採用『以組別之間為對象的均等』原則」。然而,文章沒有解釋何以面對體系性的不均等,便有必要改用以組別均等的原則去處理,而我認為這一點才是爭論的關鍵。單憑男女成績差異情况,便採納分隊派位模式,那我們又能不能以同一原則處理升高中考試、公開試等持續穩定的成績差異,如按性別調整分數、分隊升學?况且男女之間各方面發展,其實相似性多於不同;同性之間的差距更大。別忘記除了男女分別之外,還有更多有關社會與人口特徵組別區分學生成績,例如年齡、社經地位、種族等。面對各種體系性的不均等,難道又有必要通通改用組別均等的原則分開處理升學?更重要的是,既然問題出於升中評核機制以至整個小學課程發展、學校配套等等的偏向上,為何要糾正的不是教育問題本身而是其果?現今社會普遍為人接受的教育理念是以個人均等原則為基礎,每個人也可以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因素通過公平競爭獲得教育擢升。女生在現有機制下具有所謂先天的學業優勢,例如比男生在閱讀及寫作上花更多時間、多主動投入學業活動等,同時也是個人努力與付出,她們因此取得好成績,最合理不過(不少男生也能付出一樣而獲得好成績)。若只在階段性關口(升中派位)分隊設限,原則上是雙重標準。正視男孩危機問題現存有相當多的研究證據已指出,男女先天分別(包括腦部發展)並沒想像中那麼大,學能、社交能力、情緒控制等發展反而受後天及體制性的社會環境因素影響更大,而且男女學能差距在不同地方、文化亦有所不同。要着手處理「男孩危機」,不但需要針對課程發展、學與教策略、評核機制等方面檢討與改善,同時亦需要家庭、學校、社區等全方位配合,從小做起。當然實踐起來將困難重重,但絕不能知難而求其次,「開倒車」回到分隊派位模式。對付「男孩危機」其實跟過往兩性平權發展相符;平權從來不應為某單一組別的發展機會加設障礙。與其執迷於消極歧視女生的政策,何不以積極歧視的態度去思考如何提升男生能力發展較弱的地方,並予以支援。文:李子樂美術:黃煒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教育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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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TSA」教出快樂孩子?

本港社會繼續熱議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廢存問題,爭論中不時提及別國例子。芬蘭教育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例如有說本港教育扭曲,應像芬蘭向考試說不,亦有說指芬蘭也推行類似「促進學習評估」的機制,以佐證本港TSA並無不妥,云云。芬蘭教育經驗是值得談的,但過往不少討論只對它若干政策理念作印象式評價,甚或基於以訛傳訛、錯誤的資訊,卻甚少嘗試了解當地實際教育狀况,令這個重要例子尤其在TSA爭論中失參考意義。首先我想提醒一下,當大家習慣了把芬蘭教育捧上天的時候,還記不記得當初它何以被視為全球的成功典範?那是因為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從芬蘭學生成績排名榜首開始!自此芬蘭教育就成為教育神話,惟2012年PISA排名下滑,世界各地特別是英美則轉移到初試啼聲便勇奪榜首的上海教育,紛紛往當地取經。例如排名落後的英國,雖則10年前已取消國家標準化測試,但也許痛定思痛後認同了「嚴師出高徒」的道理,近期亦宣布為國家課程評估進行檢討,加強重視小學學前班(reception class)入學「基線」測試和完成小學階段測試,並將於2016年試行一系列標準化測試,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學童評估學能進展。反而港人不屑盲目追求分數排名,未有跟紅頂白,對芬蘭教育依然情有獨鍾,卻似乎忘了這個教育神話當初能登上國際頭條,正正是分數排名。諷刺的是,不少人一廂情願地繼續「神化」當地教育狀况。 芬蘭神話與現實的落差問題是,芬蘭學童成績領先全球,但當地學生真的如想像/理想中零壓力、愉快學習嗎?這其實一直受到質疑。甚至可以說,當地教育多少也受困於競爭激烈的教育生態。不錯,芬蘭教育強調學習評估。當地自1970年代確推行大規模教改運動,學校系統從高度中央集權轉到本地化的管理模式、重視師資、精簡全國統一課程等等,同時亦建立更完整的全國性、多方位的教育評估計劃。當中少不了類似本港的TSA對學生學習表現作評估測試。不同測試按年進行,但非全部學生參與,而是抽樣的。同時,芬蘭重視並積極參與更多國際評估,作為檢視教育政策成效的參考。評估數據能促進檢討,改善學與教,政府方向並無不妥,只不過問題是:這會不會出現一些始料不及的後果?單一政策可能不會,但實施上結合其他情况則難說得準。譬如說,芬蘭教育因市場自由化的關係,當地教師各自直接受聘於不同學校,工作穩定性不高,而且不少學校的財政預算取決於收生情况,學校可因收生不足而停辦,教師薪酬亦可因收生率下降而下調。因此不難估計,當地學校之間競爭大,教師壓力更大。同時,學生之間本身亦有不少競爭壓力。芬蘭小學階段,除了上述以抽樣方式對若干年級學生進行評估測試,確實沒有全國性統一的學業水平測試。然而,所有九年級學生(相近於本港中三階段)在學期尾,須接受升高中的入學試,而這往往是激烈競爭的來源,因為該試成績將決定學生入讀學術導向或職業導向的高中學校。需知道,當地升讀大學,絕大部分來自學術導向的學校。學術高中與職業高中的比例,約六四之分,學生對此考試的壓力可想而知有多大。芬蘭學者Salmela-Aro等人(2008,2014)曾進行追蹤研究,指出此套分流制度下的教育生態或多或少影響高中生的「學校倦怠」(school burnout),即學生出現疲憊、嘲諷態度及自我不足感的情况。事實上,2012年PISA數據亦早已顯示,相比全球其他地區,很多芬蘭學生能拿高分,但不快樂。 教育結果與初衷往往南轅北轍這裏並無否定芬蘭教育之意,甚至它的確有不少地方值得本港學習,包括勇於針對問題、推陳革新,例如當地將於2016年為基礎教育推行新的核心課程,強調愉快學習。但必須注意,無論我們認為芬蘭教育有多值得作為本港的仿效對象,也得明白就算把其模式複製到本地,也可能於事無補。學校系統從不獨立存在,而是扣連於更大的社會制度內。芬蘭社會本身有一些有利於教育發展的優勢,例如它是世界上兒童貧困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如上述所言,教育政策方向跟實際結果往往出現落差。再舉例說,芬蘭教育另一個為人稱讚的地方是,幼兒教育不容許讀書識字的課程,但實際上只要通過幼教老師、家長互相溝通,共同擬定學習計劃之後,幼稚園上閱讀課是沒問題的。但如果當地升高中試的競爭壓力如斯大,有沒有可能出現倒流效應,把催谷學業的情况一級一級推前至更早的階段?這個猜想的情况,有點似曾相識吧?回到香港情况,TSA何嘗不是面臨類似的矛盾和問題?政策原意跟功效是良好的,早年實施亦不見問題,但往後評估措施卻對日益嚴重的操練現象帶來相互牽引作用,為師生帶來巨大壓力。無論如何,本文嘗試從芬蘭教育經驗,帶出兩個要點,值得為近期TSA爭論中各方格外注意:(1)參考與比較別國教育經驗相當重要,但尤其針對重大政策爭議,討論不能基於印象或片面資訊(芬蘭取消「分科教學」的輿論是另一經典例子。即使芬蘭當局在官網澄清誤解,但各地「信眾」似乎一於少理,繼續為他們的教育革命神話吶喊助威)。(2)盲目操練勢頭已成,把矛頭指向家長、學校或任何一方「問責」,無濟於事。同樣地,即使取消TSA,看來亦無法根治問題。但是,這些通通不成理由避開問題,不去處理。很明顯,目前爭拗中各方都很清楚一點,就是「消除TSA操練,還學生快樂童年」(教協近日發起家長教師聯署所用的標題)。TSA的變革與廢存,只是對付盲目操練的開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9日)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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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TSA」教出快樂孩子?

本港社會繼續熱議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廢存問題,爭論中不時提及別國例子。芬蘭教育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例如有說本港教育扭曲,應像芬蘭向考試說不,亦有說指芬蘭也推行類似「促進學習評估」的機制,以佐證本港TSA並無不妥,云云。芬蘭教育經驗是值得談的,但過往不少討論只對它若干政策理念作印象式評價,甚或基於以訛傳訛、錯誤的資訊,卻甚少嘗試了解當地實際教育狀况,令這個重要例子尤其在TSA爭論中失參考意義。首先我想提醒一下,當大家習慣了把芬蘭教育捧上天的時候,還記不記得當初它何以被視為全球的成功典範?那是因為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從芬蘭學生成績排名榜首開始!自此芬蘭教育就成為教育神話,惟2012年PISA排名下滑,世界各地特別是英美則轉移到初試啼聲便勇奪榜首的上海教育,紛紛往當地取經。例如排名落後的英國,雖則10年前已取消國家標準化測試,但也許痛定思痛後認同了「嚴師出高徒」的道理,近期亦宣布為國家課程評估進行檢討,加強重視小學學前班(reception class)入學「基線」測試和完成小學階段測試,並將於2016年試行一系列標準化測試,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學童評估學能進展。反而港人不屑盲目追求分數排名,未有跟紅頂白,對芬蘭教育依然情有獨鍾,卻似乎忘了這個教育神話當初能登上國際頭條,正正是分數排名。諷刺的是,不少人一廂情願地繼續「神化」當地教育狀况。 芬蘭神話與現實的落差問題是,芬蘭學童成績領先全球,但當地學生真的如想像/理想中零壓力、愉快學習嗎?這其實一直受到質疑。甚至可以說,當地教育多少也受困於競爭激烈的教育生態。不錯,芬蘭教育強調學習評估。當地自1970年代確推行大規模教改運動,學校系統從高度中央集權轉到本地化的管理模式、重視師資、精簡全國統一課程等等,同時亦建立更完整的全國性、多方位的教育評估計劃。當中少不了類似本港的TSA對學生學習表現作評估測試。不同測試按年進行,但非全部學生參與,而是抽樣的。同時,芬蘭重視並積極參與更多國際評估,作為檢視教育政策成效的參考。評估數據能促進檢討,改善學與教,政府方向並無不妥,只不過問題是:這會不會出現一些始料不及的後果?單一政策可能不會,但實施上結合其他情况則難說得準。譬如說,芬蘭教育因市場自由化的關係,當地教師各自直接受聘於不同學校,工作穩定性不高,而且不少學校的財政預算取決於收生情况,學校可因收生不足而停辦,教師薪酬亦可因收生率下降而下調。因此不難估計,當地學校之間競爭大,教師壓力更大。同時,學生之間本身亦有不少競爭壓力。芬蘭小學階段,除了上述以抽樣方式對若干年級學生進行評估測試,確實沒有全國性統一的學業水平測試。然而,所有九年級學生(相近於本港中三階段)在學期尾,須接受升高中的入學試,而這往往是激烈競爭的來源,因為該試成績將決定學生入讀學術導向或職業導向的高中學校。需知道,當地升讀大學,絕大部分來自學術導向的學校。學術高中與職業高中的比例,約六四之分,學生對此考試的壓力可想而知有多大。芬蘭學者Salmela-Aro等人(2008,2014)曾進行追蹤研究,指出此套分流制度下的教育生態或多或少影響高中生的「學校倦怠」(school burnout),即學生出現疲憊、嘲諷態度及自我不足感的情况。事實上,2012年PISA數據亦早已顯示,相比全球其他地區,很多芬蘭學生能拿高分,但不快樂。 教育結果與初衷往往南轅北轍這裏並無否定芬蘭教育之意,甚至它的確有不少地方值得本港學習,包括勇於針對問題、推陳革新,例如當地將於2016年為基礎教育推行新的核心課程,強調愉快學習。但必須注意,無論我們認為芬蘭教育有多值得作為本港的仿效對象,也得明白就算把其模式複製到本地,也可能於事無補。學校系統從不獨立存在,而是扣連於更大的社會制度內。芬蘭社會本身有一些有利於教育發展的優勢,例如它是世界上兒童貧困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如上述所言,教育政策方向跟實際結果往往出現落差。再舉例說,芬蘭教育另一個為人稱讚的地方是,幼兒教育不容許讀書識字的課程,但實際上只要通過幼教老師、家長互相溝通,共同擬定學習計劃之後,幼稚園上閱讀課是沒問題的。但如果當地升高中試的競爭壓力如斯大,有沒有可能出現倒流效應,把催谷學業的情况一級一級推前至更早的階段?這個猜想的情况,有點似曾相識吧?回到香港情况,TSA何嘗不是面臨類似的矛盾和問題?政策原意跟功效是良好的,早年實施亦不見問題,但往後評估措施卻對日益嚴重的操練現象帶來相互牽引作用,為師生帶來巨大壓力。無論如何,本文嘗試從芬蘭教育經驗,帶出兩個要點,值得為近期TSA爭論中各方格外注意:(1)參考與比較別國教育經驗相當重要,但尤其針對重大政策爭議,討論不能基於印象或片面資訊(芬蘭取消「分科教學」的輿論是另一經典例子。即使芬蘭當局在官網澄清誤解,但各地「信眾」似乎一於少理,繼續為他們的教育革命神話吶喊助威)。(2)盲目操練勢頭已成,把矛頭指向家長、學校或任何一方「問責」,無濟於事。同樣地,即使取消TSA,看來亦無法根治問題。但是,這些通通不成理由避開問題,不去處理。很明顯,目前爭拗中各方都很清楚一點,就是「消除TSA操練,還學生快樂童年」(教協近日發起家長教師聯署所用的標題)。TSA的變革與廢存,只是對付盲目操練的開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9日)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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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的兩個思考問題

生涯規劃議題值得社會各界重視,特區政府去年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亦清楚表明,將投入更多資源加強對本港青年的生涯規劃教育。上周五生涯輔導大師金樹人教授到港演講,會場座無虛席,我有幸在場聆聽。金教授當天的分享很具啓發性,而我對生涯輔導完全是門外漢,心中湧着若干疑問,可惜當天時間所限,未能一一向金教授請教。我希望藉本文略談其中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並為便討論,將把每項問題推向兩個對立面向,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與實踐路徑;現實個案當然可游走中間,向任何一方靠攏。(一)規劃或率性?金教授在演講中談及,近年美國等地愈來愈關注到,在現今資訊科技發展萬變的時代,人生有太多「計劃以外的」(unplanned)的事情。這衍生出一個非常切實的問題:究竟生涯有多少能進行規劃?這樣下去,生涯規劃的規劃部分又有多少作用? 在這裏不論稱「規劃」也好,或「諮商」、「輔導」也好,重點多少也是圍繞着一項共同使命:為將來人生不同發展作好準備、安排。然而,身處2015年的經濟市場、生活環境變化多端的世界,值得深思的甚至不再是「前路有多大程度能夠作好安排」的問題,而是究竟我們還該不該為前路作安排?從不少時下青年才俊的分享中得悉,他們人生每個重要決定,往往是隨心率性的。譬如說,早前聽過電台訪問一名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年輕人,原本從事自己專業的金融工作,但某年決意辭工,下田耕作。他說他素來就是這樣:一想到,便坐言起行(execute),從不思前顧後(顧慮多,大概就不嘗試了),更莫說規劃了。人生急轉彎,工作、生活皆重新出發、重新學習;過去他自己(及別人為他)所做的準備、安排,大多變得不相關了。從事資訊科技界或其他強調創意的圈子,不少人也不太會為未來作準備、安排。抑或說,他們的未來根本安排不了,只能靠創造(從未知到開創)。如果這些人生經驗值得參考的話,那生涯規劃的「規劃」工作重點應放在哪?例如會不會把焦點放到啓發方面,以捕捉瞬間靈感?又會不會強調為生命留白,多點時間、空間讓身心自由伸展?無論如何,重新思考如何處理這裏所談的規劃性,對生涯規劃的實踐路徑,影響猶大。(二)真我或「無我」?生涯規劃,本港英語一般稱為career and life planning;顧名思義,所指的非只為職業規劃,而是牽涉更廣泛的生命過程:人生每步路所擔當的位置。通過生涯規劃,個人根據自己興趣、能力等為將來人生每段路作選擇,而整個過程的重點前設均圍繞着認清自己的問題。以我觀察,發掘真我是現時不少生涯規劃研究人員以至相關教育工作者的既定觀點:每個人內心深處均存在一個真正的我, 你此刻弄不清真我,那只不過受到不同因素、外在環境影響,因而有所迷失,故生涯規劃的一項重要使命乃是找回真我。關乎如何進行生涯規劃但若從另一種本體論的視角去看,世上可能沒有一個恆久的真我存在。人生際遇難測,也許一天遇上一個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徹底改變自己,或經受很悲慘的事情,絕地重生。那今天受真切洗煉後的我,覺今是而昨非,發現以前一直以為的真我其實並非真我。那到底何謂最真實、原來的自我面貌?抑或根本上就沒有一個真我讓每個人去發掘,而是「我」是隨人生經歷而幻變不定?事實上,這同樣很切實關乎到如何進行生涯規劃的工作。如果相信每個人最深處也有一個真我,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努力一起把個人的真我找出來、認清楚;一旦認清了真我,哪怕將來遇到外在環境的高低起跌,也要忠於真我而不隨波逐流。相反,如果相信「自我無常」,那麼一心要發掘真我,便是徒然,也捉錯用神(花盡心力、方法找回所謂我原來的樣子,卻可能已是「逝去的我」),反而是追求順應天命、御風而行的態度,並且分外重視人生走過的路上各種感受與體會。 為此,我們的任務便可能是因應時空、時序、情境體驗等錯綜複雜的多重關係與脈絡,反覆重塑個人生命歷程的軌迹。思考根本問題 無可避免當然對於有些前線工作者而言,這些問題離實踐工作,簡直十萬丈遠;反正目前的工作,不是好好的進行中嗎?不錯,猶如人生一樣,許多人即使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意義,倒也能好好的活着。只不過假如你從事近年愈趨普遍的「人生教練」(life coach)工作,在投入各種人生成長工程的同時,卻連何為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也未處理好、沒說法,那豈不是行之而不著焉?金教授的演講最後談到,生涯規劃發展至今該「往哪裏去」,這亦正是當前香港教育所面對的重大課題,只可惜仍有不少根本性的問題甚少被社會廣泛地認真討論。本港生涯規劃教育發展下去,從如何處理整體論述框架的前設與盲點,以至制訂實踐工作的細節等各層面,均無可避免面對一連串值得深思的根本性問題,本文也只能說是拋磚引玉。本文原載於2015年10月24日明報觀點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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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也得講資格

本港整體貧窮情况的最新數據將於10月10日舉行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上公布,讓政府、社福界等了解相關趨勢及依據實證基礎以制訂扶貧工作。雖然近年貧窮人口高達百萬之多,理應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但事實卻非如此,不少市民一於少理。日常不難聽到人們說港人都是「身在福中不知富」,香港貧窮人口稱不上是「真窮人」,因為港人再窮也「窮極有限」。對貧窮的期望和要求抱有這樣心態的人,通常對貧窮有種期望,有種基於第三世界村落人民、戰亂難民等貧窮面貌的期望,投射在本港情况。你看中國、印度的窮鄉僻壤,孩子沒有玩具、沒足夠食物、沒潔淨的水,穿的也是破破爛爛的,相比之下我們香港太富足。所以香港怎可能有人真屬於貧窮?那些在香港生活的人說自己窮,不是無病呻吟,便是比起富有的「相對貧窮」而已。最起碼許多人相信,在物資富庶的香港社會裏生活,也有社會福利保障,所有人的生活也能維持基本水平,不可能有人吃的、穿的都沒有。有些人對貧窮還有種要求:要貧窮就得符合窮人身分的資格。你是窮人,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以外,你不(可)能亂花錢。窮人要「嚴守」天天憂柴憂米的艱困生活,窮風流是不容許的。你不是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嗎?何以有「閒錢」去花費?所以買高達模型、iPhone的人,必然都不是「真貧窮」(甚至幾乎每次有關基層學童經濟困難的新聞報道,在網上也能看到有人留言質問基層父母:無錢就別生孩子了!)。立體的身受經歷就這樣子,許多人久而久之對香港的貧窮問題產生錯覺,即香港沒有貧窮。我說這是錯覺,是因為大都以平面和片段方式看待貧窮。但現實中,貧窮應該是一個立體的、活生生的,與社會環境緊密扣連的身受經歷。毫無疑問,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肯定屬於窮人。但這不代表我們同樣期望在香港的要有一模一樣的景况才叫貧窮——哪怕我們說的只是最基本生存餬口的問題。試想想,落後貧窮地區村民可能有機會採摘野菜之類充飢,但在一個喧囂繁華城市裏,有人可以「窮」得與社會長期受排斥,隔絕與別人交往,甚至連社會保障制度也把他們遺漏了;當他們身無分文又找不到幫助的時候,怎不捱餓受凍?又例如,清貧鄉民或可以天地為家,哪怕自身家當再不值錢、再貧乏得可憐,大概也不會像城市裏流浪漢的個人物品一樣,在當局清洗街道時被當作垃圾清走。人在生活上的遭遇天天不同,面對的機會、困難有變,也不可避免有情緒高低起伏。一年365日三餐溫飽也成問題的人或家庭,難道就不可能某天由於某些原因口袋有點「閒錢」而買些好東西「放縱」一下?你當然可以說他不懂積穀防饑,窮也是活該的(但別罵得太兇,因為世上還有很多非窮之人不善理財、胡亂揮霍;今天不是很多人喜歡花一生積蓄去環遊世界之類滿足一時之念嗎?)。別忘記,第三世界不少村落再窮也要添置電腦,村民們也會買手機上網。我們為何要對城市裏特別是難以改變貧窮命運的人,要求苛刻?隱藏角落裏的一些人翻查資料,在2001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的聲明中,「貧窮」被定義為「缺乏有尊嚴地生活的基本能力」。1975年歐洲委員會首次為貧窮所作的泛歐定義是「個人或家庭的資源少到一個地步是,他們被排除在所處的成員國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生活方式之外」。我非從事貧窮研究工作,沒掌握任何數字,但我相信本港確實有一些人隱藏在角落裏,被剝奪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資源和機會,甚至從整體社會中被割裂開來,在狹縫中苦苦掙扎。在香港能當上窮人的會是些什麼人?在黃子華最近為「惜食堂」宣傳招募義工和捐款所拍的網上影片中獨居於天台屋的「月嬋婆婆」,可能是其中一人。我早前亦遇到一件事:某晚到一大型商場的美食廣場用膳,前後看到有兩名中年男子在附近徘徊,「頭耷耷」表現閃縮,然後我赫然發現他們原來在撿拾別人丟掉在桌上的食物來吃。他們躲在暗角裏吃,吃完便離去,最後消失在人海中。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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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成績何以能領先全球?

BBC新節目記錄了5名中國老師到英國一所中學試教4星期,片中可見兩地教學存在鮮明對比和矛盾。事實上,英國社會上早有聲音,批評英美等地近年紛紛到高踞成績榜前列的東亞地區取經,仿效當地教學模式,其實都是捉錯用神;過去不少研究均指出,在課程學制以外,東亞地區包括香港學校教育的成功,是取決於文化因素。不少論者把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地視為於所謂儒家文化圈內,香港亦不例外;在儒家思想傳統推崇教育的文化影響下,父母對子女學習成績要求高,認為用功讀書是成功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東亞社會普遍重視學業。換個角度看,許多移民研究顯示,英美等地東亞移民的子女,即使沒有卓越的東亞式學制「庇佑」,但大多數還是在學能成績上表現出眾,足證文化因素之重要性。那香港學生在國際評估上屢獲佳績,多少能「歸功」於儒家文化因素呢?中大教育學院劉潔玲、何瑞珠根據2009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PISA)閱讀表現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港學生普遍持正面學習態度、老師權威性高、重視背誦策略等等,可說無不屬於儒家文化典型教育特色。 別過度着重文化本質論然而,我們在相關討論裏要多警惕,別滿足於籠統的文化解說或別過度着重文化本質論之類的論述。聽過一位小學校長在演說中提到,對於本港達至高水平閱讀自信的學生比例長期偏低的情况,有研究解釋是因為受儒家文化影響,是一種謙卑表現云云。姑勿論校長的轉述是否準確,但有些文化解釋確實流於牽強、自圓其說。沒錯,文化因素是重要的,但當我們在談論本港以至東亞區教育生態的相似性時,也別忘記區內各地歷史文化演變、地緣政治等方面各不盡同。新加坡教育所展現的儒家文化特質,跟越南、日本的有何分別?談中國教育,具體是指上海或新疆?大韓文化又指哪一「韓」? 學習取向關乎社會結構更重要的是,文化解說往往忽略了各種社會基礎結構,亦未有處理不同社會群體、學制安排、過渡到人力市場途徑(如德國教育行學徒制)等制度之間如何互相影響。例如,那些根深柢固的學習取向不一定由傳統文化而來,亦可關乎到社會向上流動途徑的結構問題。一項西班牙移民研究(Yiu 2013)(註)顯示,相比其他族裔的移民子女,華裔移民子女在教育抱負上表現最低:近四成人期望完成初中而已。研究解釋,鑑於種族歧視充斥當地學校和就業市場,華裔子女難以通過升學途徑獲取較好事業前境,反而普遍認為創業、搞小生意更有前途。看看澳門,長期依賴單一產業驅動經濟發展,即使按理社會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但年輕人似乎難以被說服努力讀書才有出頭天。相反香港人主流認為高學歷是找到好工作的基本條件,與社會上流機制,不無關係。上述中大研究亦提及,本港學生每周被安排逾4.5小時參與常規閱讀課、30.4%學生參與課後班,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其實本港催谷學業做法頗為制度化,這除了文化因素,或與精英主義學制,以至青年升學、就業出路較單一有關。雖則在教育研究,尤其是比較研究上,文化因素常被視為極具決定性的解釋依據,但絕不可對此執迷。若凡事馬上歸因到傳統文化上,討論便容易流於空洞,甚至有避實擊虛之嫌,更往往未能讓我們真正進入討論。當然,具體回到「港生何以領先全球」一問上,到最終(從一開始)我們還得搞清楚,到底為何要問這個問題。註:Yiu, J.(2013). Calibrated Ambitions: Low Educational Ambition as a Form of Strategic Adaptation Among Chinese Youth in Sp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7:573-611.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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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家暴問題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早前在報章撰文,以當年擔任保安局長所接獲的投訴為例,指出男戶主跟外傭因有曖昧關係而導致家庭破裂的個案甚多,繼而認為外國媒體報道亦應多加留意「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問題。老實說,香港對外傭服務需求有增無減的趨勢難以逆轉,我們與其操心現時大量外傭受聘來港有可能影響本地家庭夫妻關係、增加發生婚外情的機會,不如正視本地僱主與外傭之間在家庭關係上的複雜問題。把事情倒過來想,從外傭權益出發,戶主家庭糾紛如何牽連到外傭在港處境上的問題,似乎是我們一直忽略的。筆者曾撰文指出,過去本港外傭權益運動上,一般把外傭問題納入整體海外勞工權益的議題上討論,主調是視虐傭為嚴重的勞工剝削事件。其實不妨換個角度看,把虐傭理解為另類的家庭暴力。 家庭會傷人家庭帶給我們幸福,但有時候家庭也會傷人,而被傷害的也包括外傭。參考過去外傭受虐的個案,不少帶有家庭暴力問題(包括性侵害)的影子,這或與外傭工作公私領域的界限模糊問題有關。外傭是來打工的,肯定跟僱主沒有親屬關係。但需知道,強制同住政策對外傭的影響,遠超於生活空間的限制。更大問題是,這安排實際上意味着外傭被納入僱主家庭生活圈之內,不管僱主或外傭喜歡不喜歡,外傭都得成為僱主家庭的一分子,與僱主家庭分享生活所需、起居飲食、處理家庭事務。所以不難想像,當家庭出現糾紛的時候,在僱主家庭裏地位卑微的外傭則容易成為發泄對象。我們可從印傭Erwiana被虐打案中報道所形容的受虐關係及情况,略見一些家暴事件的特點。首先,施虐者的行為許多時候並非處心積累要傷害對方,而是突發性、間歇性、情緒性的;其他大部分時間雙方其實可能安然相處。就這樣下去,受害者較易「體諒」施虐者的行為 (「認命」或主觀認為情况尚可接受),亦一廂情願會覺得情况會慢慢改善,使得他們甘於繼續活在暴力循環裏。其次,僱主與外傭的相處問題,往往也是家務問題,尤其是照顧小孩方面,家庭成員之間容易出現摩擦、爭執,更可能因而對外傭施以「家暴」。而且,受虐外傭跟許多家暴受害者一樣,生活長期依賴施虐者,在財政、社交、資訊上亦很大程度上受到隔離,令他們無法擺脫「危險家人」的魔爪。家暴受害者面臨是否離家而去的痛苦抉擇,需承受很大心理壓力和社會代價。而對於不少受虐外傭而言,離開這個「家」的實際代價主要是飯碗不保。外傭擔心向外尋求幫助會「小事化大」,捲入刑事起訴過程之類的「麻煩」,直接或間接令他們失去現職,甚或不能繼續留港工作,所以大都傾向息事寧人,選擇啞忍。 虐傭案隱蔽性高根據社會福利署數字,近年新舉報的虐待配偶/同居伴侶個案按年下降,由2008年的6843宗,到2013年跌至3836宗,我相信這是社會各界對家庭暴力投入更多關注及支援的成果 (例如因及早介入而避免悲劇發生)。不過我們還是需要警覺的是,新舉報個案少了亦可能是有部分家暴受害者(主觀意願或被動地)走向更隱藏的狀態。特別是新移民婦女、單親兒童、長者、少數族裔人士等弱勢群體,通常缺乏外部支援、社交孤立、防衛知識和力量相對薄弱。他們即使面對的潛在受虐風險高,亦不易引人注意。同樣道理,無論在社會層面或家庭層面上,外傭均處於極為弱勢及邊緣的位置,可以說同屬「家暴」的高危受虐者。然而,許多人覺得家務事情一般由家庭內部處理較為合適,即使問題有時候涉及外傭,但畢竟也是發生在家庭之內,外人不宜多加干涉。也就是說,虐傭案與其他家暴問題之所以隱蔽性高,往往也是因為這個「家」在作怪;個案發生於家庭生活之中,不容易進入公眾視野內。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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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樂:「迷失」才是新常態

近期本港社會熱議青年問題,有評論指青年人流於平庸、有自戀傾向、抗逆力弱等,部分歸咎於父母過於溺愛,情況令人憂心。這份憂心,不難理解。二三十年前所謂正常的人生故事是努力讀書,大學畢業後,找份好工作,開展事業,買樓,成家。然而,現時青年沒跟上這種社會常規,對前途茫然,對人生仿佛失去方向。故坊間早有說法指,他們是迷失的一代。說實話,作為一個八十後(雖則現在談論的多是九零後、二千後),我過去十年的生活和當下許多二十多歲青年人經歷差不多,畢業後有抱負有理想,滿腔熱忱去開展事業,但接下來五、六年工作上仍遲遲未能「安頓」下來,頻頻轉工轉行,又或進進出出校園,漂泊世途,成家立室的事情更想也未敢想了。究竟這純粹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個人的失敗,抑或整代青年人的失敗?事實上,這些問題一直在學界反覆討論。放大一點看,青年人「迷失」絕非本港社會獨有,而是當今大家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課題。近年世界各地不少青年研究均指出,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間湧現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大概介乎十幾歲到三十歲前的時期,心理學家Jeffrey Arnett稱之為「準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踏入這階段的青年,既脫離了童年和青春期的依賴,又尚未發展到能擔起各種成年人責任的階段,會常常為自己在生活、愛情、工作和世界觀上探索各種可能的方向,在人生路上兜兜轉轉,繼而遲遲未能進入成年期,做社會認為成年人應做的事,因此令人感到他們「迷失」了。?不安穩工作的氾濫「準成年期」的湧現與青年一代面對的工作處境,可以說是息息相關的。年輕一代身處於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經濟環境,正如社會學家Arne Kalleberg指出,在過去二三十年裡,全球勞工市場工作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出現大量「不安穩工作」(precarious work):以往有基本保障、甚或「鐵飯碗」的工作逐步消失,取而代之是不固定的、朝不保夕的工作。此類工作一般是工資低、全無前途可言的,例如非正規行業職位、臨時工、兼職、零散工、非標準勞動者、自由職業者(或終身自由職業者)的工作。甚至乎所謂的固定工作,現在也變得愈來愈不安穩,對工作保障或未來晉升往往沒什麼保證和希望。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認為,工作失去長期性已成為社會一個「新原則」,侵蝕僱傭關係之間的信任、忠誠和互相的承諾。大多數不安穩、非標準職位員工老是無法安定下來,進入正常、長期性的工作狀態,就這樣永無止境地被困在不安穩合同的牢籠裡。長期開工不足、不固定的工作身份認同、生計難保等經濟問題,使他們受到前所未有的工作不安感,亦易受焦慮情緒困擾。不少人在錯亂的就業路上苦苦掙扎,以致陷入失範的境地。就這樣下去,面對鋪天蓋地的不安感和壓力,像我這樣平庸的青年便逼不得已要推遲一些作為成年人應有的責任,例如延長上學階段、遲婚等等「迷失」一代普遍所遇到的經歷。上位未上岸        潛在政治隱憂青年怨氣多,多少也關係到社會「向上流」機會不足,但單從青年欠上流機會角度看還是難以完全理解當下青年的無奈。試想想,充斥著不安穩工作的年代下,即使有青年人能「上位」,大概也需要拼搏多年,又要不斷增值自己(增值完後發覺市場要求已提高或轉變,於是又要增值,如是者不斷「追尾」),但到時候他大概已離中年不遠矣。而且所謂上位,大概只不過代表他找到一份待遇較好的工作,但仍無法在工作上走上較為無後顧之憂的路,亦即是上一代常說的「上岸」。扯遠一點說,把不安穩工作問題聯繫到社會運動上,其潛在矛盾演變為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也非不可能的事。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青年失業和就業不足問題令不少社會長期潛在不穩定的局面。香港雖則情況有所不同,亦未曾出現過由階級利益衝突為基礎所引發的大型抗爭運動,但要是經濟學者Guy Standing的說法在香港應驗的話,未來「最為危險」的社會衝突力量,不會來自「沉默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聯起反抗,也不會來自傳統工人階級起義,而是從事不穩定工作的階層發起抗爭。這些不穩定工作者(the precariat)當中包括不同類型的群眾,有散工基層勞工,有移民、少數族裔、難民等社群,也有二、三十歲、失落困惑於職場的高學歷人士。他們一旦覺醒,共有相同願景而聯合起來抗爭,這不禁讓人聯想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工匠和知識分子擔當工人階級的領導和教育者所構成的工運力量。當然,這種「階級鬥爭論」只不過是一種理論推想而已,尤其是在本港並無任何實證支持。無論如何,本文的要旨是嘗試把新一代的個人煩惱扣連到他們身處的宏觀環境,以說出他們背後有苦說不出的一面。時移勢易,現今青年要面對的是持續性短期、不安穩工作的生存處境,也許「迷失」才是典型的青年故事。不過話雖說回來,我並非要為「沒有成就」的青年人找藉口,而是希望青年人能提高憂患意識,認清世代不安穩已是一個無法逃避的普遍境遇。我亦希望在往後日子裡,社會各界在恨鐵不成鋼的同時,若能盡量體諒一下「受大勢所趨」而「迷失」、不安的青年,少一點「世代戰爭」的火種,起碼社會可能會變得和諧一些。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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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樂、石粒子:幼教產業該何去何從

近日天水圍德怡中英文幼稚園(後稱「德怡」)因續租投標失利,令校舍被英藝國際教育機構(後稱「英藝」)「搶走」,其後接二連三有報道傳出類似幼園被逼遷的個案,引起廣泛關注,當中尤以「德怡」事件回響最大。不少人均認為德怡過去廿年在區內辦學,聲譽一向不錯,是次被搶走校園,德怡、家長和孩子皆為受害者,而爭議矛頭直指「唯利是圖」的新辦學者和大業主。部分人將事件扯上教育產業化的問題,認為是教育產業化的惡果。網上討論中亦不乏一批「冷靜派」,認為整件事純屬商業活動。德怡也是牟利的,所以只不過是一所學店被另一所更財雄勢大的學店打敗了。尤其是英藝近日更聲稱學費雜費總數加起來只比德怡加5%,單從經濟角度來看,家長的損失不大,這間沒了就去別的都一樣,反正學費差不多,孩子也有書讀,沒什麼好吵的。輿論在判定誰對誰錯的時候,多少反映出普羅大眾對於教育理想價值與市場邏輯兩端之間關係的矛盾心態。很明顯,大家對辦學背後的教育理念和承擔有一定期望,難以視辦學純粹為一盤生意。一眾家長對辦學團體性質、教育理念上存在着各種假設與固有觀念,例如對牟利與非牟利辦學者的觀感不同。另一宗個案中荃灣幼稚園校舍由教會組織接手辦學,爭議聲音似乎較少(當然也可能因其事後安排較妥當)。相反地,德怡事件中新辦學者英藝則被視為「連鎖經營學店」,似乎即使孩子們都能安排原址就讀,但英藝鑑於其學店的標籤,則可能還是非議難平。但說到底究竟何為「學店」呢?是不是「唯利是圖」的牟利幼稚園都是「學店」?而所謂的「學店」運作模式又存在何種問題呢?類似的疑問卻甚少有人嘗試進一步探問。 教育價值與市場化的矛盾心態但另一方面,大家特別是家長們亦不見得會放棄「市場」。家長都希望有得揀,有得揀的前提就是開放市場,通過增加學校之間競爭,新的競爭者的出現不僅直接增加家長的選擇,也會迫使現有的學校努力改善教學質素,最後整體教育市場品質將得以提升。 亦即是說,大家一般既希望保留教育產業化下的自由選擇,亦不願見到教育市場走得太過火。而今次德怡事件讓人感到「太過火」的地方是,德怡被淘汰的原因不是因為它的教育品質不夠好、口碑差或收生不足被市場淘汰,而是因為不夠別人出價更高,這其實已經與市場引發競爭、提高質素的原則性假設相悖。家長為本的教學需求不過,若不理新辦學者是否以本傷人、原幼稚園是否「死得冤枉」,單從作為消費者的家長角度看,把教育質素放到最前考慮,這樣「換校」按理毋須假定新校不如舊校。消費者更應該關心的是,現時的市場狀况是否真的提升了辦學品質?選擇又是否多樣化?這又牽涉到大家對教育的期望與假設的問題。幼兒教育所謂的教育質素好壞,往往關乎家長們整體的看法,而不一定依據「客觀標準」。 租金市場扼殺幼園生存空間我們應該明白,優質的教育並不取決於辦學團體是否具有「非牟利」的高尚辦學情操,同樣地,市場邏輯下「牟利」辦學模式亦不見得對教育品質上一定有所保證。學校之間的所謂優劣成敗,往往只不過是在於每所學校能不能滿足家長需要。當然這個過程是雙向的,部分家長的需要可以是反過來受市場主導的思想所影響。英藝在記者會上表示,該機構辦學宗旨是提供優質幼兒服務,教育理念是多元學習,教學團隊經驗豐富,而更重要的是過去二十年培養數萬孩童,大部分能入讀區內較著名的小學。這多少反映了當下大部分家長最重視的還是升學問題,這確值得大家反思的:升學名校錄取率高是否就是優質幼兒教育的指標?事件更大的爭議點是校舍租用問題。現時幼稚園除了部分設於公共屋邨樓下或類似情况外,均是靠私人市場方式營運。租地方作校舍在本地地產霸權肆行的情况下就出現兩個大問題:第一是校舍「朝不保夕」。據筆者所觀察,幼稚園因不獲續租、被另一辦學者以高價搶走校址而被逼搬甚至停校,類似情况近年其實並不罕見。第二是學校營運支出大部分落在租金上,不但很大機會將高昂租金的負擔轉嫁到家長身上,而且有礙於投放教學上的資源發展。大家亦別忘記現時雙職家庭眾多,這類家長通常因工作關係不得不選擇讓孩子就讀離家較近的幼稚園以便接送,尤其是一些較偏遠的學區,萬一幼稚園被逼遷而要短時間為孩子安排轉校,對他們和孩子生活影響有多大,可想而知。中小學沒出現類似問題,因為現行安排一般是由政府撥地作校舍。幼稚園要跟隨中小學的做法可能較困難;政府應否提供土地予學校?向全部學校提供,抑或只保證非牟利機構?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增加幼稚園的租金津貼,以免學校因捱不了貴租而「隨時停校」、學生「隨時失學」,同時也可免除學校因租金開支大而勁加學費的問題。但這樣又可能產生另一個問題,即如果政府為租金包底,會否最終令貴租現象愈加猖獗,最後還是為地產霸權服務?校園可被搶走,那教師呢?校舍租用固然主宰着一所幼稚園的去留,但現時市場激烈競爭下,除搶走校舍之餘,我們也別忽視「搶教師」的情况。據筆者了解到,現實幼兒教育界教師待遇的情况,薪酬普遍偏低,而且於不同機構下工作的薪金水平差距相當大。今天就算不是因着租金高漲,有錢的學店以大魚吃小魚淘汰掉經費不寬裕的學校,他朝前者也會憑更高的薪水網羅更高質素的師資來讓家長把後者選走。我們需知道,對於幼兒教育,不單校舍搬遷、轉校是一個大問題,而且作為學校「靈魂」的教師團隊的去留問題亦大大影響辦學品質。也就是說,當前不少幼稚園辦學者所面對的近憂遠慮是,即使守得住校舍,亦未必能留住優秀的老師。我們上一代對學前的教育一般不太重視,後來社會越趨關注其質素,教育局也對執教資格加強把關,從過去中五畢業就可教到要取得特殊資格、再到要讀專門的學位、文憑。而家長也期待孩童接受更優質的教育,贏在起跑線。幼教老師不僅要教懂幼童更深的中英數,還要用多元的教學模式培育其創造力、自主性,同時兼顧升學考試能力過硬和身心社靈健全發展的需要。面對着愈來愈高的專業進深要求和家長期待,幼教從業者的壓力指數亦與日俱增。雖然投身幼兒教育者大都有愛孩童的心,但同樣打一份工,自然會傾向於選擇提供更高薪酬的機構,而這種機構往往是輿論所指財雄勢大的有錢學店。這種幼稚園能以高薪來吸引經驗豐富、專業能力強的老師。市場邏輯下,有錢幼稚園的教學師資應會日漸精良,相較於普通學店口碑也會更好,家長在選校時被市場影響趨向於選擇前者,後者可能就會漸因收生不足而被殺校。這看似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但其實也許依然是源於財力懸殊而非辦學方針、績效等競爭所導致的。「德怡」事件中受牽累的學童就學是否能得到妥善安排當然是當務之急,但這一案例也將我們帶向對教育產業的更大思考。在育人理想和市場運作之間,學前教育的辦學者如何取得平衡,家長應當如何利用手中的選擇權,政府應當給予何種程度的支援和管制,而社會又應當如何給予幼教工作者合理的回報等等,皆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和探討。畢竟無論站在哪一方,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應該是提升學前教育質素,培育更好的下一代。作者李子樂為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石粒子為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文 × 李子樂、石粒子編輯 顏澤蓉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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