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理財新哲學 應由全民養老金開始

早前金管局前總裁、現任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撰文討論規範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基本法》第107條。任志剛指出,該條文不但沒有禁止政府制訂赤字預算,亦表明條文未有限制公共開支要保持於GDP(本地生產總值)的20%之下。因此,任志剛認為在經濟增長速度太慢時,政府可以增加開支和作赤字預算。任志剛發表文章後,即獲得在南洋訪問的特首林鄭月娥呼應。早在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期間,她已表明她有與「守財奴」曾俊華不同的「理財新哲學」,看來林鄭政府確是打算在任內顯著增加公共開支。 多年來,政府都實行非常保守的財政政策,甚至視「將公共開支維持在GDP兩成以下」為金科玉律。這是今天香港社會在醫療、安老、養老等各個民生領域都面臨嚴峻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曾俊華擔任財政司長期間,政府連年錄得大量盈餘,但在改善民生的財政投入卻一直未見積極,所以曾俊華的預算案往往未能令大眾滿意。若然林鄭政府真的揚棄昔日政府那些不合理、不科學的過分保守理財原則,那理應是好事一樁。 縱願增經常開支 不代表民生優先 然而,如果細心閱讀任志剛的文章和聆聽林鄭月娥的發言,卻令人不得不擔心政府是否會在適當的領域增加公共開支。根據任志剛的文章,他主張增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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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南傑在台大戰

日前傑志在足總盃決賽擊敗南華前,傑志官方Facebook發放了一段宣傳短片。片段稱南傑大戰是香港的唯一打比。這樣描述南傑的關係是否恰當,看官自己可以判斷。但該片段最珍貴的由台灣電影文化公司所擁有的1953年南華對傑志的影片。到底那場是甚麼賽事呢? 原來那場球賽在1953年10月18日舉行。比賽地點是台北空總球場。當時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僅有四年左右。對風雨飄搖的國民黨來說,爭取中共控制區以外的華人支持格外重要。足球作為香港其中一項最引人注目的運動,如能有香港足球隊伍訪問台灣,對國民黨在台灣或者在香港爭取民眾的認同都可以有正面作用。 1952年,在香港經商的上海商人王志聖帶領光華足球隊赴台訪問,開啟了香港甲組球隊訪問台灣的先河。翌年,光華再到台灣訪問。同年十月,南華和傑志亦出發赴台。光華當年只是香港甲組的中游球隊,但南華和傑志則不一樣。前者是多年香港球壇的擂台躉;後者當年也是巨型班,號稱十萬大軍。有份出發住台灣的名將包括鮑景賢、郭石、劉儀、郭錦洪、宋靈聖、唐相、莫振華、姚卓然(以上南華)、李炳照、鄒文治、陳輝洪、侯澄滔、郭有、黎兆榮、朱永強、何應芬(以上傑志)等。 南傑除了和台灣球隊交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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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態的社會看李慧詩和李宗偉

 每逢奧運,總有不少人說體育精神較獎牌重要。這想法雖然沒有錯,但奧運閉幕一星期後,你還記得誰是Abbey D’Agostino和Nikki Hamblin嗎?她倆就是在女子五千公尺初賽受傷後互相鼓勵對方的兩位選手。就算知道有這件事的人也多數不會記得她們的名字。但菲比斯和保特呢?卻可能是從沒有追看過奧運會的人也熟悉的人物。始終,勝王敗寇是精英競技的定律。幸好,今次在香港市民追看奧運會的經驗中,有兩位輸家的經歷會很長時間在我們的回憶之中。這兩人就是李慧詩和李宗偉。先說李慧詩。因為四年前在倫敦那面金牌,她成為了香港市民的寵兒。今次在競輪賽和對手碰撞出局後,大家都替她不值,並繼續渴望她在爭先賽奪取獎牌。面對強敵未竟全功後,李慧詩難掩失落。她一邊流淚,一邊向香港人說了句對不起。當然,沒有人會接受她的道歉,因為她根本沒有道歉的義務。我們都知道,決定競技場上的勝負有無數個原因。無論你有多努力,搏到幾盡,從來沒有人保證你會得到應得的回報。再加上賽前各路媒體對李慧詩的重視,公眾對她之前的付出有更多的了解。正是那種為理想而付出的精神,已能觸動人心。勝利固然令人更開心,但輸了也不代表付出是沒有意義的。羨慕李慧詩為夢想奮鬥大家在李慧詩失落了獎牌後仍這麼愛她,網上全是讚美她的言論,除了因為我們欣賞她的堅毅外,或許還因為我們暗地裏都很羨慕她。作為場地單車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爭取佳績可謂事業上的最高目標。公屋出身的她可以放下其他顧慮,專心一志為了里約奧運備戰。就算最後戰果未如人意,但起碼她為了自己的目標曾經全情投入奮鬥過。在若干年後回望這段經歷,她也可以說句「無悔青春」。擁有理想的不只李慧詩一人。但凡人的理想大多被認為是不切實際,又或者被人認為是無聊、浪費之事。於是「志願」通常只是在小學作文裏空想出來的東西。除非你的夢想就是好好讀書進大學,之後做專業人士或者高級白領,再在私人市場買樓做業主。否則無論是整套制度還是身邊的氛圍,都在叫我們放下自己的夢想。總之,主流社會就只容得下某一類型的夢想,否則就你就是不成熟、唔識諗。大家掙扎一輪後也會自認不成熟,因為夢想始終不是能夠當飯吃。大家紛紛忍受超長工時、老闆的壓榨,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業主。只有這樣,你才是贏家。做不到的,就是沒有人可憐的輸家。因為落敗肯定是你不夠努力或者唔捱得。明明少去一次日本就可以上車做業主,但你卻要花錢在沒有意義的東西身上。別忘了這個城市還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卻有一個審查機制極苛刻的綜援制度。青壯年時若然被定性為失敗,這個標籤可以跟隨你終老。倘不苛責失敗者 世界美好萬倍我們都想做李慧詩。不是因為奧運銅牌帶給她的光環和名譽,更是因為她可以不顧一切為夢想奮鬥。沒有人敢說她的目標是沒意義的。在什麼都講求即時成效的今天,就算李慧詩今次輸了,也沒有人會對她冷嘲熱諷,沒有人會說她的刻苦鍛煉是在浪費時間。或許人類世界難免要分贏輸。但如果我們都能像李慧詩那樣去追夢,如果大眾會多諒解失敗者而不是傾向苛責,這個世界不是比當下美好一萬倍嗎?中國人為「千年老二」李宗偉打氣李慧詩是香港代表,成為香港市民的焦點大概是理所當然。但李宗偉呢?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羽毛球手不但背負了當地國民的期望,也令不少平時對羽毛球興趣不大的香港觀眾為他的成績緊張起來。甚至在中國大陸,本應是愛國主義氾濫的網上世界,替李宗偉打氣的留言不比支持林丹和諶龍的少。本身祖籍福建的身分對李宗偉爭取中國民心當然有點幫助。但李宗偉能令那麼多中國人暫時放下國家認同,當然還有他那悲情的角色。兩次在奧運決賽敗給林丹,四次在世界賽決賽飲恨(兩次對林丹;兩次對諶龍),令李宗偉始終未能在羽毛球壇兩大賽事一嘗冠軍之味。已步入職業生涯晚期的李宗偉未有放棄,在因為違反禁藥條例停賽復出後仍能重登世界排名第一。大家都希望在大賽始終是「千年老二」的李宗偉能在里約圓夢。林丹李宗偉亦敵亦友 找回純真說李宗偉的悲情主要源自林丹並不為過。在體壇,我們見得太多宿敵之間的無謂口水戰。但在李宗偉和林丹之間,大家見到的卻是互相的尊重,亦敵亦友。大家喜歡談論林李的關係,或許是因為這種關係早已從我們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小時候,同學之間難免會互相比較一下成績,但這多數不損友情。但離開校園,在職場內就算表面上有手足之誼,但升遷制度就讓大家要互相競爭,甚至機關算盡。就算是兒時好友,被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氣氛感染下,也很可能暗地裏在互相攀比,妒忌心應運而生。既然要找到沒有機心的好友愈見困難,和自己有直接競爭關係的人,又怎可以真心的互相尊重?所以今次林李大戰最感人的不是李宗偉終能在奧運一挫林丹,而是賽後兩人在世人眼前那不足一分鐘的互動。方才在戰場上殺得起勁以爭取決賽權的兩人真的是互相欣賞、互相尊敬,讓我們找回人際關係未被競爭扭曲前的純真。不同世代關係未必敵對林李之間的惺惺相惜,大概是因為他倆都知道,如果沒有對方一起切磋競爭,兩人不會有實力統治近年的羽毛球男單賽事。悲情的李宗偉知道自己的事業一定會和林丹的故事連在一起。而林丹也不會不知道,他的成就其實也有李宗偉份兒。幸好我們東亞地區對禁藥問題不是特別敏感。諶龍奪冠後沒有說他擊敗了一個曾違反過禁藥條例的人。作為後起之秀的他說:「雖然最後是我贏了,但我感謝李宗偉,從李宗偉和林丹身上,我們這些年輕選手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在輝煌和輸球的時候都不會放棄,依然為他們的理想而努力。」諶龍不但提醒了我們個人力量的渺小,也告訴了我們:縱使世代交替為常事,但不同世代之間的關係也不一定是敵對的。環繞着李慧詩同李宗偉的種種,應該是我們社會的常態。只不過在一個變態的社會,我們竟然只能在奧運場上找回做人的應有態度。所以他們才能超越勝王敗寇的精英競技邏輯,得到我們的支持和同情。當然,如果李慧詩沒有倫敦奧運的銅牌,李宗偉沒有長年世界第一的光環,或者我們也會覺得他們的故事不值一提。編輯:張天馨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2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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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獎牌工廠啟示:國家政策 精英競技

在今屆奧運競技場上,表現最驚喜的國家非英國莫屬。截稿之時,英國代表團已贏得24面金牌。雖然最後英國的金牌數目應該追不上四年前倫敦奧運的29面,但由於作客參賽比主場迎戰困難得多,所以金牌數目下跌是正常現象。再者,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已肯定是英國史上成績最佳的海外奧運會。因為以往英國只曾兩次試過在一屆夏季奧運中得到二十枚或以上的金牌,而該兩屆賽事都是在倫敦舉行。英國的成績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因為該國選手在體操、跳水等過往成績不亮眼的項目中搶下了金牌,更是因為如果翻看英國近代在奧運的表現,它絕非奧運項目中的體育強國。由二戰後到上世紀最後一屆奧運會,英國奪金最多的一次已是一九五六年墨爾砵奧運的六枚金牌。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英國更只能在划艇項目贏得一面金牌。作為現代體育運動的發源地,英國當屆的金牌數目竟同彈丸之地香港相同。因此,近日不少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是什麼令到英國這二十年來在奧運場上的成績突飛猛進?答案可能是四個字:國家政策。由於中國大陸的舉國體制和前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動用龐大國家資源培訓精英運動員,我們很多時會誤以為西方國家就是採用一種市場主導的模式。但其實在過去二、三十年,一些西方國家都開始大幅增加政府在精英競技上的支持。較早走這條路的應該是一九七六年蒙特利爾奧運時一面金牌都拿不到的主辦國加拿大。而同樣在蒙特利爾沒有金牌的澳洲,由政府在八十年代初推動設立的澳洲體育學院,更可謂舉世知名。英國政府則在九十年代中決定大力發展精英體育。一九九五年,保守黨政府發表了一份叫Sport: Raising the Game的文件。該文件表明英國中央政府不再視推動大眾參與體育運動為其政策目標,而推動精英競技則成為開宗明義的國策。雖然兩年後保守黨在大選中慘敗,但或許是英國在阿特蘭大奧運會的成績實在太差,所以工黨上台後決定延續致力推動精英競技這政策目標。伴隨着政策方向的改變就是對精英體育的資助大幅增加。除了稅收外,英國政府將部分全國彩票(National Lottery)的收益撥作支持精英體育之用。據報在阿特蘭大奧運前,英國政府每年花在奧運項目的數字大概只有五百萬英鎊。但自從引入了新的制度後,奧運項目接受的資助急升。在二○○○年悉尼奧運前的四年,平均每年花在精英運動的撥款已增至逾一千三百萬英鎊。增加金援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英國隊在悉尼奪走了十一面金牌。到倫敦奧運前的四年,為了盡力在主場爭取佳績,精英運動所得的撥款更增至超過二億六千萬英鎊。除了增加了撥款外,政府也效法澳洲成立了國家級的體育學院,為精英運動員在科技和醫療上提供支持。近屆奧運英國隊在划艇和單車項目中表現優異,就很可能與英國在這兩項目中的科研實力領導全球有關。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更制訂一個現稱Discover Your Gold的計劃。簡單來說,年輕人可以將自己的個人資料(包括身體狀况、運動經驗)提交予相關單位。參加計劃的體育總會會根據資料邀請申請者參加測試。過關的話,申請人就會被迅速提拔。在二○一二和一六年奧運會都能在划艇賽事贏得金牌的Helen Glover就是這個計劃的成功例子。她在二○○八年參加計劃前,根本從來沒有參與過划艇運動。殘酷資源競爭政府政策造就了奧運獎牌工廠的出現,但整套運作不是沒有引人詬病的地方。為了配合奧運會衝金的政策目標,當地對精英體育的撥款以四年為周期,而撥款權力則在UK Sport手中。UK Sport撥款準則被稱為「絕無妥協」(no compromise)原則。要爭取撥款,每個單項體育總會要向UK Sport遞交計劃書,列明在來屆奧運會以多少獎牌為目標。過往有成績的項目會得到較多的撥款。在里約熱內盧奧運周期,得到最多撥款的就是倫敦奧運英國的兩個奪金大項:單車和划艇。這兩個項目在這個周期得到資助都在三千萬鎊左右,金額比起之前備戰倫敦奧運時更多。在單車和划艇等項目能得到更多資助的同時,在倫敦奧運表現欠佳,短期內被視為在奧運會中獎牌無望的運動,則有可能完全得不到UK Sport的資助。例如韻律泳、水球、舉重和在英國也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籃球,這四項運動在里約熱內盧奧運周期就完全得不到UK Sport資助它們的精英發展。如果純粹以奧運獎牌數目作指標,「絕無妥協」原則確實是十分有效。但這種殘酷的資源競爭方式不但令不同項目之間的貧富差距愈見嚴重,更令人懷疑對奧運獎牌的執著是否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例如今年四月,單車總會的技術總監Shane Sutton就指控欺凌選手甚至在言語間羞辱傷殘運動員。爭議隨着Shane Sutton否認指控後辭職而離開了公眾視野,但如果相關指控屬實,事件反映了的就是,為了推動運動員追求卓越,是否就可以犧牲對人的基本尊重和尊嚴?在英國國會的公共財政委員會上,就有委員質疑過,到底除了榮譽外,贏取獎牌對公眾有何意義?UK Sport高層的回應強調:贏取獎牌能令更多人參與體育運動。這種將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結合起來的說法當然相當吸引。但現實上兩者的關係卻絕非那麼簡單。根據英格蘭最新的官方數字,雖然英國代表團在倫敦奧運大豐收,但二○一六年英格蘭人每星期運動起碼一次的比例,比起四年前還要微跌了0.4%。在主場奧運贏取金牌卻未能真正推動做運動的風氣,其中一個主因可能是近年英國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令到不少地方政權不得不削減在體育運動上的補助。有趣的是,在英國各地基層體育的資助被削減的同時,里約奧運周期的精英體育撥款卻比起倫敦奧運周期多出了11%。這不但反映了保守黨主導的政府重精英、輕基層的思維,也源於一個現實:削減精英運動撥款的輿論反應,必定比減少基層體育資助的輿論迴響要大得多。市民只重大賽心態與官員沾光無異回到香港,今年可能是公眾歷來最關心香港代表團運動員的一屆。不少人覺得香港運動員特別值得支持,不單因為他們是代表香港出賽,更重要的是因為公眾認為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持根本不足,所以香港運動員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仍能力拼世界精英,已是很了不起的表現。因此,每逢奧運會、亞運會,坊間都會有較多關心精英體育政策的聲音。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我們當然應該爭取一個合適的體制,讓香港運動員有足夠的條件去追逐夢想。但如果我們對體育政策的關心僅止於此,而忽視了大眾市民參與運動的正面作用(如身心健康、建立社交網絡甚至讓邊緣社群融入主流社會等),那麼我們對於體育政策的關心,其實只不過是希望每逢大賽緊張和興奮一下。這種只重大賽、只關心精英運動的思路,其實和特區政府官員每逢港將有好成績時出來沾光的態度,其實又有什麼分別?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運動 體育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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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禁藥為何會成為正邪之戰?

由今屆奧運開幕前俄羅斯被指進行有國家機器支持的禁藥計劃,到澳洲泳手賀頓和孫楊之間的口水戰,以至香港市民較少留意的美俄泳手就禁藥問題的你來我往,「禁藥」爭議可謂今屆奧運的最大話題。觀乎這連串爭議,即使西方體壇顯然不是沒有存在禁藥問題,西方輿論和運動員似乎都喜歡將禁藥問題視為正邪之爭。賀頓自命相對曾違反禁藥條例的孫楊,自己則扮演好人角色。西方媒體在提及那些違反過禁藥條例的運動員(如美國短跑名將格連)時,很多時都會直接稱之為「騙子」(cheat)。運動員會用的詐術何其多,為何只有服用禁藥會被上綱上線成為正邪之爭?在蘇格蘭斯特靈大學任教的學者Paul Dimeo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叫A History of Drug Use in Sport: 1876-1976的書,從批判視角就運動員用藥現象的歷史演化提出了十分有趣的觀點,有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服藥提升水平 曾獲正面看待原來早在十九世紀末,已有運動員嘗試藉服用藥物來提升競技水平。這些藥物包括用來自南美洲和非洲的植物所製成的飲品。酒精甚至新興的健康飲品也被視為可以有效提升運動員的表現。Paul Dimeo指,靠服藥改善競技場上的表現其實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類致力追求進步這元素。所以,本來靠服藥來追求卓越曾被正面看待,直到「濫藥」開始被視為社會邊緣社群的問題,「用藥來改善身體狀况」這行徑才開始受到質疑。就算在二戰前已有聲音質疑運動員用藥,國際奧委會在1938年的一次會議也曾提及這個議題,當時也沒有多少人覺得用藥的運動員是違反體育精神,更不會認為他們是騙子。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安非他命成為了不少運動員服用的藥物。這種藥物之所以流行,多得二戰期間美國、德國等政府為了加強軍人戰鬥力而投入資源進行相關研究。戰後,各國都沒有視安非他命為毒品,公眾都可以輕易購買。在這背景下,安非他命在美國的體育和歐洲職業單車壇中都受到廣泛推崇。而當時的運動員亦對服用安非他命鮮有質疑。試想想,面對挑戰人類極限的環法單車賽賽道,如果沒有安非他命讓選手疲累的速度減慢,又有多少名單車運動員有能力挺過一個又一個的高山?在1949年和1952年曾兩奪環法賽冠軍的著名意大利籍車手Fausto Coppi就曾承認自己在有需要時就會使用安非他命。Fausto Coppi又說,如果有人以為單車手不服用安非他命的話,那人根本沒有資格評論單車運動。由此可見,就算到五十年代,運動員靠藥物克服運動項目帶來的挑戰,不但不會被看不起,更是廣為接受的一件事。在安非他命流行的同時,類固醇亦開始盛行起來。西方世界傾向指使用類固醇以改善力量的發源地為納粹德國或是前蘇聯。但Paul Dimeo懷疑,這說法只不過是因為西方人不願承認美國和歐洲運動員也有在競技場上作弊。他提出,早在五十年代初,曾任美國舉重隊隊醫的John Ziegler已經積極研究類固醇可為運動員帶來什麼好處。所以,類固醇在美國體壇得以普及,不能純粹以因為蘇聯人先用藥,所以才「迫使」美國人用藥以在競技場上取回優勢來解釋。社會濫藥成風 促醫學界批判運動員既然西方體育界本身沒有視用藥為十惡不赦,為何出現今天如斯嚴厲的打擊禁藥運動呢?原來在五十年代起,歐洲醫學界就開始懷疑運動員服藥會否帶來健康問題。1960年奧運會中,丹麥籍單車選手Knud Enemark Jensen在參加100公里隊際計時賽時倒下不治,更令人擔心藥物的副作用。不過,Paul Dimeo強調,其實從來都沒有充分證據證明Jensen離世與用藥有關。但當六十年代西方年輕人濫藥被視為社會問題,令到精英階層出現「道德恐慌」時,西歐醫學界以至政府就開始視運動員服藥為一個影響公眾健康的問題。於是,以科學方法檢驗禁藥的計劃在六十年代應運而生。不過運動員卻曾抗拒藥檢。1966年環法單車賽時,參賽者便曾故意慢駛抗議當局的藥檢措施。但當一年後英格蘭車手Tommy Simpson在環法賽中失去生命,運動員自由使用藥物的「權利」就再難以捍衛。雖然醫學界以健康理由開始制訂藥檢措施,但靠服藥提升成績的「妖魔化」論述也開始被建構出來,而且漸為人接受。例如英國運動醫學會的助理秘書J.G.P. Williams在1963年就指運動員用藥是不道德的,因為「運動員不是靠自己創造成績,而是人造的,同時是違反體育精神的方法——簡單來說,他是在作弊」。正如上文所說,打擊禁藥的計劃不是由體育界自身促成,而是屬於社會精英的醫學界建立出來的。而這些西方精英對於競技運動抱有一種浪漫的想像,認為民族主義、商業利益和藥物玷污了現代運動的純粹性。於是,為了國家聲望的政府、追求個人榮譽和利益的運動員如果用藥,就是破壞這些西方精英信奉的道德觀念。將有助提升表現的藥物列為禁藥,再動用龐大資源打擊服禁藥這行為,就是要維持這群精英的道德理想。Paul Dimeo並指出,其實這群西方精英所想像的那種被他們視為完美的競技運動狀態,根本從來沒有出現。而且,採取正邪之爭的角度去理解運動員用藥其實令人忽視了一個事實:「精英競技本身要求運動員追逐勝利」的邏輯才是驅使運動員用藥的主因。「精英競技」邏輯從不受挑戰今天,我們喜歡將服用禁藥理解為正邪之爭。不但西方輿論如此,就算今次以西方逼害論來反擊的俄羅斯輿論和運動員,都不會質疑這套想像,而只是不斷提醒大家西方運動員也不見得特別「乾淨」。Paul Dimeo這本書卻清楚說明了,將運動員用藥視為正邪之爭,只不過是反映了約半世紀前一小撮西方精英對於競技運動過分浪漫的想像。儘管今天使用禁藥無欵是違規和作弊的行為,但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將這種作弊行為看成比其它作弊行為嚴重那麼多。當「打擊禁藥是正邪之戰」被視為共識,而且這共識建基於浪漫化競技運動的錯誤假設時,這共識帶來了起碼以下三個問題:首先,違反禁藥條例者,尤其是那些無意作弊但犯了規的運動員,須不必要地背負沉重的標籤。其次,當我們相信是用藥令運動蒙上污點時,大家就無法質疑精英競技的自身邏輯是否有問題。因為當我們察覺精英競技負面的一面時,就會傾向將問題歸因於外力。例如若果有運動員為了金牌過度操練致傷,輿論會傾向控訴民族主義和商業利益如何扭曲運動,但精英運動那種成王敗寇的邏輯卻不會受到挑戰。最後要說的是,在用藥被嚴重污名化的情况下,甚至連用一個開放的態度討論用藥的種種都變得不可能。今年五月底,Paul Dimeo接受英國報章訪問時提到,被列為禁藥的EPO和被禁止的血液回輸技術(blood transfusion)其實可以安全地使用,以提升運動員的身體質素。這種被視為有主張用藥合法化傾向的意見在當下世界絕對是非主流的。六月初,美國單車總會即宣布解除Paul Dimeo反禁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文﹕李峻嶸圖﹕路透社編輯﹕蔡康琪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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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戰觀戰記:主體性以外

九月三日,和友人去深圳看中港大戰。賽前,各界將球賽的氣氛形容到極度緊張。似乎最壞的情况就是:被認出是香港隊球迷就會在深圳被侮辱是「港狗」,以至被打;如果港隊力保不敗的話更會離開不了球場。在這肅殺的氣氛下,我和同伴穿普通T恤出發。到了深圳地鐵「寶體」站,就見到荷槍(不知道有沒有實彈)的警察。離開地鐵站,有更多武警和警察的踪影,警犬也被帶出來戒備了。球場旁邊的廣場位置大部分都是封鎖線,只讓持票者進入。在屬於香港球迷區的南看台,便衣警察顯然在座。香港球迷只能由南看台的入口進入場館,而且進場後不得走到主場球迷的區域。有應該是「香港力量」成員的香港球迷抱怨他們的打氣工具被沒收。官方嚴陣對待,和中國隊球迷的輕鬆氣氛落差甚大。在場外,他們忙於拍照留念,我不見到有人去騷擾穿著香港球衣的球迷。由雙方熱身到球賽結束,中國隊的球迷基本上都是以支持國足為主調,沒有刻意反港的舉動。他們只在質疑港隊拖延時間時報以噓聲。換句話說,香港隊受到的對待跟一般中國隊的對手沒有分別。完場後,我拿着看球時穿上的港隊球衣由球場坐地鐵到福田,當然最後是平安回港。準備入場時,發現身邊同樣拿着門票和回鄉證的觀眾大部分都不似是平時在旺角場見到的球迷。細聽他們交談,有指寶安區當局有上千張票。而他們似乎是通過各個寶安區的同鄉會(如福永、西鄉、沙井等)拿到票的,而且更有專車接送。過安檢前見到有一群寶安同鄉合照,大叔高呼「中國隊加油」;同行一位大媽就以「香港隊加油」回應。排隊進場時,有人在笑說某位同行者是「黃絲」。他們不似是周融們或者是李思嫣們,而是因為鄉下在寶安區所以有票來湊熱鬧的居港寶安區鄉親而已。奏《義勇軍進行曲》時,整個香港球迷區很平靜,沒有人噓,沒有人高唱。目測香港球迷區最少可容納四千人。那些寶安鄉親的門票是否之前宣布公售予香港球迷的二千多張票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無論如何,在場的忠實香港球迷只有數十人。大家開賽前不理用繁體字打印的「請對號入座」的告示擠在一起,開始不斷為港隊打氣。大部分南看台的觀眾則靜心欣賞。港隊堅守不失,我這個半熱血球迷和那些熱血球迷一樣欣喜若狂。港隊職球員走過來南看台前,對現場的香港隊球迷來說是整晚最high的一刻。同時,我見到坐在南看台的其它「觀眾」都站起來為港隊鼓掌了。誰的主場?上半場,港隊一球不失實在是非常幸運。不但兩度護空門成功,門框更三番四次阻止了中國隊進球。主場的門框不幫主隊嗎?不!大陸都有輿論指深圳是香港隊的半個主場。某程度上這是對的,我們由九龍過來大概比廣州恒大和廣州富力的球員由訓練基地來寶安體育場還要快(國足沒有效力深圳球隊的球員)。改革開放後,由深圳羅湖起到東莞,都已是港商設廠之地和不少普羅香港市民消費娛樂的地方。相對那些特意由外省趕來支持中國隊的球迷,不少香港人,就算鄉下不在今天的深圳市範圍內,對深圳熟悉的程度也要比他們高。政治足球國際足球賽是以政區為單位的比賽。因此,它的本質根本就是政治性的,所以也有鞏固國族認同(在香港而言則是鞏固對香港的認同)的功能。那天晚上完場後,香港球迷在向香港職球員致敬時,中國球迷區的球迷迅速散去。但有數千統一穿紅衣,坐在東看台高層的觀眾未有離去,顯然是被組織來的觀眾。他們是否也是寶安區當局組織來的呢?如果確是如此的話,他們和坐在香港球迷區的寶安鄉親一樣才是真正的在地主場球迷。只是那隨意的政治邊界和身上那張由不同機關發出的證件分成了不同類別的人。繼而他們坐在球場的不同位置,也被期望支持不同的球隊。過關回到香港特區後,當然立即看臉書。連平時完全對足球沒有興趣,可能連「越位」是什麼也搞不清楚的臉書朋友都就球賽發表偉論,主要內容當然是大讚香港隊和奚落中國隊。或許上半場那幾個必入之球進了的話,臉書就會充斥着質疑港隊受政治壓力而放水的訊息。總之,沒有八三一決定,沒有佔領運動,沒有那「有層次」海報帶起的風潮,我那些積極參加社運的非球迷臉書朋友,又怎會如此關心這場賽事?逼和中國隊當然不會帶來真普選,但抗共/中、有關港人主體性的言論仍然此起彼落。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港隊爭來一分的政治意義比起競技意義更大。較留意足球的人可能會想起八五年的五一九和二○一四年在天河慘敗○比七之役。這是故事的其中一種寫法。另一種寫法則是將這次的喜悅連繫到近年香港隊在亞洲盃和亞運會曾經三次逼和甚至有一次擊敗烏茲別克的往績。再說得遠一點,還有一九九○年香港足總邀請隊射十二碼擊敗愛華頓、一九九一年港聯加時勝阿士東維拉贏賀歲盃冠軍(這兩次都引得現場球迷在完場後衝落舊大球場的草地慶祝)、一九九二年港聯射十二碼勝柏迪遜成功衛冕賀歲盃。此外,還有一九九八年港聯在賀歲盃擊敗「只」是缺少了森莫蘭奴和沙拉斯的智利隊。以上球賽和這次中港大戰共通點是代表香港的球隊對着牌面遠高於己方的球隊時竟然能夠保持不敗。對於包括我在內,長期支持香港隊球迷來說,九月三日晚的狂喜不可能缺乏這一元素。中共推動的愛國主義惹人討厭,主因不單是它已形同將黨國視為一體,也是因為「愛國」的大旗必然要高於其它價值。近年,香港本土主義大振,而當中的反共/中成分不少。那些非以香港本位的身分認同,或者是難與「中港矛盾」扯得上關係的經驗(就算也是本土的經驗)卻有被邊緣化之勢。這樣的發展也令人窒息。香港球迷多年前已為全外援組成的港聯打氣,海報事件令多元突然在民間變得政治正確。但我們到底是每逢港隊出賽都做九十分鐘的多元文化支持者,還是真的為建設一個沒有歧視、尊重多元的民主社會努力?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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