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這樣說,香港特首呢?

蔡英文上周五正式上任就職,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今年初高票當選,蔡英文在台上謝票時表示,她向新一屆政府各部門要下達的第一個政令是,「謙卑、謙卑,再謙卑」。她的就職演說沒有再強調這「謙卑」兩字,但「謙卑」精神處處可見。尤其,香港人日日看新聞看到香港特首怎麼說怎麼說,更覺對比強烈。蔡英文說:「人民選擇了新總統、新政府,所期望的就是四個字:解決問題。」但香港的特首,卻好戰成性,經常製造事端。連女兒外遊在機場遺下區區一件行李,都有本事令航空公司、機場保安、機管局搞得人仰馬翻。只要第一家庭任何一名成員有一點謙卑的心,自己行李自己解決,根本不會有後續連場好戲。蔡英文說:「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民的共同奮鬥,才讓這個國家偉大。」而香港的特首,自以為地位超然。蔡英文說:「總統該團結的不只是支持者,總統該團結的是整個國家。」而香港的特首,卻大聲呼籲將不同政見者「vote them out」,還陰陰嘴揶揄不同政見者「有時真係忍唔住笑」。蔡英文說:「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責任。」但香港的特首呢?講得最多的,是叫年輕人返內地尋找機會。他的競選辦主任、行政會議成員上電台,更公開宣稱,自己有朋友「怕咗依家啲年輕人」,所以要移民,擔心日後由這些年輕人掌權「唔知香港會變成點」云云。抱歉!將得票逾689萬的民選總統,和689票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相提並論,對蔡英文或有不敬。說到底,制度決定質素,封建獨裁的土壤不可能培養到優秀的政治人才,也不可能建立真正以民為本、態度謙卑的公僕政府。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23日) 梁振英 台灣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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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聲援演藝學生會

演藝學院學生會搞了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的論壇,突然就收到校方警告信,提醒他們違反校規,不排除要紀律處分同學。整件事,實在好荒誕,但卻反映了2016年香港面對的危機。這一代的香港人,自盤古初開已經享受的自由,正逐步收窄。如果我們不站出來,高調發聲叫停,最可能的後果是,這些自由終在一夜之間完全失去。其實,打從一開始,搞論壇一波三折,已經匪夷所思。論壇最先是樹仁大學學生會想舉辦,講者包括梁天琦,校方問長問短之後,最終拒絕撥出場地舉行論壇。喂,過去幾十年,大家聽過有大學校方阻止學生會在校園搞論壇嗎?六七暴動的時候我不敢講,但回歸前後二三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過。然後演藝學院同學仗義幫忙,當時想都沒想過自己學校會有異議,但最終命運相同,校方都不肯借出場地,論壇最終在學生會門口一個角落勉強舉行,迫迫狹狹。當時,我已經覺得樹仁、演藝校方很過分。大學是思想知識碰撞交流之地,即使同學就最前衛的題目舉辦論壇,也無不可,何况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根本是平常不過的題目,竟然都要禁!?我擔心此例一開,學生在大學學園的學術交流、時事研討,會愈來愈受限制。誰知,校方不單不知錯,反而惡人先告狀。根據校方臚列的校規,學生會日後張貼海報、舉辦論壇,甚至接受傳媒採訪,都要得到校方批准。雖然學生手冊原來有類似規定,但校方以往從未引用,學生會亦從來不知有這些規定。《明報》記者訪問了人權律師,律師認為相關校規有違反《人權法》之嫌。這宗新聞,希望公眾會有更大關注。干預學術自由的陰霾,已由教職員擴至學生層面。這不單單是演藝、樹仁的事,而是所有大學的事,甚至是全香港的事。期望各大學學生會都站出來聲援演藝學院學生會。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17日) 大專 演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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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界的恥辱柱

記協48周年晚會,主席岑倚蘭致辭時引述了在內地新聞界響噹噹的楊繼繩的一段話:新聞可以是一個卑鄙的職業,也可以是神聖的職業,關鍵是看你怎麼選擇。「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這段話,是楊繼繩今年初獲哈佛大學尼曼學會頒授「新聞良知與正義獎」的得獎感言。他沒有去領獎,因為不獲中國政府批准前往。但七十五歲的他,在網上發表了一篇答謝辭,寫了他在傳媒崗位上四十多年的體驗和觀察,寥寥千字,卻精準地描繪了記者這一個行業。記者為什麼是個卑鄙的行業?楊繼繩解釋:「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但記者也「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員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我特別深刻的其中一段,他這樣寫:「這是一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出入於宮闕樓台,行走於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如果用文章與權勢投桃報李,今日的書生可能就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的窮酸就是明日的富豪。」清楚道出了記者面對的誘惑。然後,是記者的恐懼:「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且不談穿梭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難萬險。一旦觸及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從天而降。」香港的新聞界陰霾密佈,但相比內地,我們始終自由平安得多。他們是人身安全,而我們,暫時都只是一份工。即使洗頭艇已悄悄駛進維多利亞港,但香港的傳媒高層,撫心自問,權貴是否未出到恐懼這張黑葵A,單單利誘就已經足夠讓大家乖乖就範?儘管傳媒高層通常都是不怎麼重視新聞自由的老闆揀的,但傳媒高層入行的時候,其實都有初衷,忘了嗎?看楊繼繩身在內地寫出了記錄大躍進饑荒真相的《墓碑》,而我們部分新聞同業,是怎麼報道李波……能不慚愧?原文載於2016年5月16日《明報》副刊。 新聞自由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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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的傷疤

先是《明報》突然深宵炒姜,然後新聞界有「夠薑集會」,最新發展是由阿梁代了阿姜。事情發展至此,炒姜事件在新聞版面引起的躁動,大概會告一段落,應該不會再有作者針對今次調動開天窗,而傳說中的罷看、罷買和工業行動也不會付諸實行。對老闆和管理層而言,應編輯部要求聘請梁享南,再附加鍾天祥一句「非常馬虎、沒有誠意」的道歉(姜國元語),算是危機處理了。但老闆危機處理了,《明報》危機還沒有過。為什麼炒姜國元?這個核心問題,管理層始終沒有提出具說服力的答案。節省資源炒了姜國元,卻請一個比姜國元更資深的人代替姜,這樣的節省資源可以慳幾多?所謂的節省資源,藉口矣。由炒姜消息傳出第一刻開始,外界就視之為政治事件。姜國元作為過去兩年《明報》編採的第一把手,他突然被開刀,除了是他處理新聞的手法「惹禍」,旁人看不到有第二個原因。事實上,細心的讀者應該會看得出,《明報》社評和《明報》新聞處理的分別。直至今日,仍無任何資料可以改變外界對炒姜事件的上述看法。梁享南和姜國元既是好朋友,在工作也合作無間。在我眼中,他們對新聞的處理不會有太大分別。按道理,如果管理層不可以接受阿姜,為什麼竟然又可以接受阿梁?唯一解釋,是在輿論壓力下的權宜之計。請《明報》的讀者繼續監察《明報》吧!如果《明報》編採方針和過去兩年沒有分別,梁享南絕不比姜國元安全;如果有分別,《明報》讀者就不必留戀了……危機處理了,但其實每一次危機,都是一道傷痕,有疤的。原文載於2016年5月10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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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要小孩的校長

從前,有一個很愛護自己學生的中學校長,為了不想學生學壞,校長一旦發現一些他眼中認為有可能教壞自己學生的「壞孩子」,他就將這些「壞孩子」抓起來,通通流放到遠離人口密集的孤島,最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讓他們自生自滅其他人便安全了。校長儼如教世主,自覺拯救了很多很可能被「壞孩子」帶壞的正常學生。一覺醒來望着鏡子,頭上彷彿長出光環。有人問校長,這樣不歧視嗎?校長卻心安理得,覺得這樣對「壞孩子」都好,因為「壞孩子」身在孤島,可以避開引誘喎。直至有一日,校長下班回家,發現自己家中的孩子情緒有問題,吵吵鬧鬧,驚動了鄰居,鄰居馬上將校長的孩子歸類做「壞孩子」,要將孩子送到遠離人煙的孤島,以免「壞孩子」影響到正常孩子……校長會同意嗎?我不是這位校長,不知道他最終的答案。我只知道,偏見和歧視源自無知,而貴為校長應該是受過教育的,按道理,他毋須別人提醒他「假如被歧視的是我的孩子……」才明白感同身受的道理。可惜,事實有時令人失望透頂。在報上看到有關莫羅瑞華學校搬遷引發爭議的新聞,我腦袋就「創作」了這個故事。如果有人對號入座,歡迎,希望可以帶來反省。莫羅瑞華是一所群育學校,即以情緒或行為出現問題的學生為對象。現時校舍位於大嶼山石壁,已經足足用了五十年,殘破不在話下,最主要是五十年前的規劃已經不足今日需要。希望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今日審議莫羅瑞華搬校申請,成功通過。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請不要讓他們感覺被遺棄。原文載於2016年5月9日《明報》副刊 群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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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張曉卿的信

張老闆:《明報》舊同事梁享南就炒姜事件寫了一篇文章,公開向你陳情:希望你不要耳鑑,單靠聽別人說話做結論;建議你與姜國元直接見面,聽聽阿姜對新聞工作想法,了解編輯部目下真正情况。梁享南相信,只要你見過阿姜,你就會讓阿姜重新考慮返回《明報》。你會嗎?張老闆,看了阿梁文章,我衷心佩服你的幸運。梁享南在《明報》時,大家視他和張健波、馮成章為「鐵三角」(噢,我耳仔邊響起香港最近流行的「side angle side」,一首講等邊三角形的歌,你聽過嗎?)過去四年,《明報》三度撤換編輯部最核心人物,除了第一次張健波逆來順受,一句聲沒出過,其他兩次都掀起風暴。這肯定不能說是善治。無論誰是站在台前的刀手,我相信沒有張老闆的最後決定,事情不會發生。但包括阿梁在內的「鐵三角」,即使已經先後離開《明報》,仍然對你懷抱最大善意,選擇相信你會撥亂反正,噢,張老闆,你真厲害,一定是你和他們共事時,你做過的好事讓他們記住了,例如2004年阿梁在北京和你同場的一次。我離開《明報》15年了。雖然《明報》是我人生至今最長一份工,但我真不能算認識你。對你第一身接觸,只是一年一度報慶題辭。但我自「鐵三角」口中,聽過千百次你是《明報》有史以來給予編輯部最大寬容度的老闆。從姜國元過去兩年領導《明報》的新聞版面來說,印證他們講法或有一定可信性。假如這是真的,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最近發生的事?張老闆,在我們小記者眼中,你賺的錢已經夠多。與其銀行存摺再多幾個零,不如在香港報業歷史留下好名聲。如果千秋萬世,大家只記得「《明報》毁於誤信家臣的張曉卿手上」,值得嗎?在《明報》長大、仍然愛《明報》的慧玲(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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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夠薑」

今日,5月2日。如果不想又多一樣事情要向2036年的香港市民道歉,懇請大家今日下午兩點半,可以參加由記者協會等多個新聞團體發起的「夠薑」集會,救救新聞自由。地點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地下,即《明報》報館樓下。顧名思義,「夠薑」集會起因是《明報》夜炒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各新聞同業自發要為這位專業敬業的新聞工作者討回公道。但集會不單是要撐姜,也不單是撐《明報》,最重要是撐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人說,商業社會,老闆炒人只要補足錢就天公地道,何况當前報業經營困難,更加大條道理裁人減省開支。這句說話頂多說對三分一。《明報》炒姜,在香港現存傾向大老闆的勞工法例下,可以說是合法,但卻絕不合理,也不合情。最核心問題是,減省開支只是藉口。《明報》員工已經表明願減福利取代炒姜,但高層拒絕,足證根本不是錢的問題。如果不是錢,那是什麼原因要炒姜?有什麼原因不能明說,反而要以慳錢作為掩飾藉口?答案只能是政治。過去兩年由姜國元領軍的《明報》,不乏為民請命的偵查報道,六四、佔領等敏感議題仍然佔顯著版位。正如我上周在專欄講過,如果姜國元乖乖聽話,報喜不報憂,只寫權貴喜歡看的新聞,他一定不會在裁員名單之內。但他沒有,所以才招來「殺」身之禍,被殺了在《明報》的工作。如果堅持報道事實真相、面對權貴不卑不亢的新聞工作者出事,大家置若罔聞,很快,香港就只剩下黨報黨媒。其實已經朝着這個方向進發了,眼見面前又一艘船要沉下去,即使大勢未必能扭轉,起碼救得一個得一個,拖慢沉船速度。也許,在等待中就見到黎明。(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2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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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為何會被炒?

《明報》總編輯鍾天祥三更半夜、毫無預警下,將仍忙於處理翌日版面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安裕)叫入房間,將大信封交給他,即時生效。消息傳來,新聞同業撼動。炒姜國元,根本是鍾天祥第一日自大馬空降到《明報》就寫好的劇本。預設的炒人名單,並非一個個名字,而是一個群組:所有敢於報道事實真相,以監察權貴、幫助弱勢、令社會更公平公義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姜國元不會是唯一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姜國元原本也可以逃過被炒的命運,只要他乖乖向權力俯首稱臣,可惜,在他領軍下的《明報》,仍然有批評梁振英和梁政府的報道,仍然有為內地維權人士發聲的文章,六四仍然放頭版,又繼續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打大老虎的調查報道(新鮮熱辣就是巴拿馬文件)……如果姜國元願意安排記者去街頭漫步巧遇李波,我敢寫包單,無論如何削減資源都不會削到他頭上。可靠消息說,即使總編輯換成鍾天祥,中聯辦官員很清楚向《明報》高層表達,仍然不滿意《明報》的新聞處理,批評《明報》版面仍然有這樣那樣的新聞,甚至有人告上北京。炒姜國元只是再次確認一個大家已知的事實,這裡沒有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傳媒老闆。姜國元之後,一是鍾天祥更強勢地攻陷《明報》版面,變成另一張文匯、大公,則天下太平,一了百了,否則過一段日子,又會有人被認為是障礙物,壯烈犧牲。公眾對《明報》今次事件,反應比行家冷淡,但我期望公眾認清事實,如果姜國元和他的《明報》同事在過去兩年不是忠誠地履行傳媒天職(記得雨傘運動《明報》的表現嗎?),今日所有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明報》和香港新聞自由命運一樣,大環境愈來愈差,並非一兩個人可以逆轉,但當中始終有一群新聞工作者在沮喪絕望中都沒有放棄,在崗位中堅持打仗,要戰鬥至最後一刻。請公眾不要離棄我們,我們需要大家支持。(編者按:《明報》集團4月20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4月26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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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恐懼?

有外國記者訪問我,談恐懼。他問我今時今日在香港尖銳地批評時政,會害怕嗎?我說不會。害怕嗎?當《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大街大巷被斬六刀,我深刻思考過這個問題。當時,確有一點害怕。但馬上,我就知道恐懼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因為恐懼就不講心裡面想講的,不如離開這個崗位,否則,沒有了恐懼,換來的卻是內疚和良心不安,一樣難受。我最後靠一句話克服恐懼:生命不在長,而在好。以我的年紀,即使今日離開世界,都已經賺了。我第一次接觸死亡,是7歲的妹妹因病離開,當時我12歲。由她發病至離開,只有短短7天,天彷彿一下子塌下來,重重壓在我們全家屋簷下。然後廿多歲在《明報》做政治記者,比我年輕幾歲的同事兼好友某天突然在報館暈倒,才驚覺患上癌症,擾攘了一段時日也都離開了。她當時已是法庭組小頭目,對新聞工作充滿熱誠幹勁,能力也頂呱呱,我們常戲說她會是《明報》第一個女總編輯。這麼年輕的生命,瞬間成為過去。當連死亡都不恐懼,還會怕什麼?都有。電影《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壞人捉了超人媽媽,威脅超人去找蝙蝠俠決一生死,讓他坐收漁人之利。超人為了媽媽,只得就範。在戲院看到這一幕,黑暗中,百感交集。電影橋段有些老套,但當中的情感起伏卻捕捉得很真實。很多時,恐懼源於重視,捨不得。超人要行正義,大概早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但當心中還有重視的人與事,就有弱點,就讓人有機可乘。也就在那一刻,我明白,克服恐懼,原來也要割捨。如果、如果,有人用我愛的人威脅我,對不起,我會選擇公諸於世,讓公眾一起去保護他們。生命不在長,而在好。我是這樣想的,但當事情來臨我是否做得到,但願一輩子都沒機會驗證。原文載於2016年4月12日《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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