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一地兩檢民意戰

一地兩檢方案出台,政府及民主派均明白到要打一場民意戰。一兩天過後,有「消息」指出,政府內部的初步評估是民情反彈程度並不算大,學者梁啟智上電視接受訪問,記者也問他如何看待反對聲音似乎不大的問題。撇除個人對政府方案的態度和意願,政府和記者提出的對現實狀况的判斷,似乎也難以否定。 民主派輸蝕在基本語言問題上 對於「反對聲音似乎不大」,我們可以有多種解讀。有人可能會把它連繫上雨傘運動過後民主運動面對的困境和市民的無力感,而且7月份已經有劉曉波逝世和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兩單令民主派支持者很憤慨的大新聞,人們在情緒上和行動上都有疲態,可以理解。另外,也有人可能會指出,面對着一個幾乎全部被收編的主流媒體系統,再加上高度碎片化的網絡世界和專注力愈來愈弱的民眾,反對聲音不要說主導輿論,甚至連製造足夠的音量讓人們持續關注事件都有困難。 這些也許都是重要背景因素。但如果聚焦在今次的議題本身,民主派到目前為止,還輸蝕在一些基本語言問題之上。現時,大眾的基本印象,大概是政府「推動一地兩檢」,民主派則「反對一地兩檢」。如果我們不去理會具體情况和細節,「一地兩檢」這名稱,聽起來不會讓本身不熟悉議題的人直接覺得是壞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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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人們如何從網絡中接觸新聞? 跨國研究中香港的狀况

十幾年前,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互聯網提供了一個「高選擇度」的資訊環境。網絡空間無限、互動性強、頻道「井噴」、小眾媒體湧現,人們更容易按自己的興趣或態度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結果就可能是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愈來愈窄。這個論點,也就是後來「迴音谷」或「資訊泡沫」等說法的基礎。 不過,互聯網早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媒體,人們通過網絡接觸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有很多。到底今天社會上人們如何通過網絡接收資訊?不同的接收資訊方式和渠道,對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的多樣化程度有什麼影響? 本文想借用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最近的研究成果來淺談以上的問題。該研究所自2012年起每年均進行跨國網上調查,並發表「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他們剛於上星期發表了2017年的報告。2017年的調查繼續由英國研究機構YouGov進行,覆蓋36個國家或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36個地區的受訪人數共超過7萬,香港的受訪者則有2015人。要留意的是,由於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人們如何在網上接收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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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

過去一年,「假新聞」在世界各地均成為備受大眾關注的問題。假新聞不是新鮮事物,但社交媒體的運作邏輯及其帶來的現象,無論是「內容農場」的冒起、碎片化資訊的高速傳播,抑或是迴音廊的形成等,都使虛假資訊的傳播更為廣泛。 facebook和Google等網絡巨頭已經開始着力打擊假新聞,雖然其成效仍然受到一些評論者的非議。 更正資訊可產生反效果 的確,打擊假新聞不容易,政治和商業利益會繼續驅使一些人和組織發放虛假或似是而非的內容;而假新聞一旦出現,往往覆水難收。從傳播系統的角度看,問題是社會原有的「真相基建」(infrastructure of truth)受到破壞,尤其是傳統專業媒體的公信力下降以及在公共傳播過程中「去中心化」,削弱了他們澄清事實的能力和權威。從社交媒體傳播方式的角度看,問題是聳人聽聞的假新聞容易賺取更多回應和分享,使其傳播更為廣泛,而更正資訊卻不一定有同樣的接觸面,結果是看到假新聞的人很可能比看到更正資訊的人多。從資訊接收者的角度看,問題則在於一些心理因素,會使普通人可能在看到更正資訊後,仍然不會修正自己的認知,甚至可能比之前更加堅持錯誤的觀點。 近年一些學術研究說明,更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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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中「媒介化參與」的發展和弔詭

對從事或研究政治傳播的人來說,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可算弔詭。選舉傳播過程有非常壞的一面,主要是大批主流媒體延續了5年前特首選舉中的歸邊現象,並同時配合各路人馬的放風行為,構造出一個具中國特色的「跑馬仔遊戲」。但選舉傳播也有進步的地方,一言以蔽之,香港可說是首次出現了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所謂參與式選戰,是指普羅大眾在選戰過程中不止是競選宣傳的受眾,而是直接地參與到選戰過程之中。當然,就算是傳統的選舉,選民都可以透過參與候選人的集會或成為選舉工程中的義工而參與到選戰之中。但在傳統的選舉中,展現這些參與行為的選民始終是非常少數。到了數碼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世代,選民則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方式,對選舉過程有「媒介化」的參與(mediated participation)。 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談是次特首選舉中的「媒介化參與」,自然要從曾俊華的選戰談起。撇除大家如何看「曾俊華現象」的政治含意,沒有人能否認其選戰的出色。重要的是,他的選戰出色的地方,不止在於他的文宣比別人做得好、短片比別人拍得感人,或口號比別人的「貼地」;突出的地方,在於他的選戰真正由網絡和社交媒體帶動,而且讓市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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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網絡言論中的「不文明話語」

剛過去的星期天,3名特首選舉候選人在教協舉辦的特首選舉論壇中同場比併,林鄭月娥在回應一名高等教育界選委的提問時,自言是「白色恐怖受害人」,又指影星蕭芳芳為她拍宣傳片,結果卻被網民辱罵,香港社會不能容忍這種「恐怖」。 林鄭月娥的「白色恐怖論」,是小事化大和引喻失義。林鄭月娥也許指向了一些確實有其不妥之處的網絡現象;但那些現象,不能以「白色恐怖」來形容。 閱讀不文明網絡評論 減開明程度 有問題的現象,是網絡往往是「不文明話語」(uncivil discourse)的溫牀,如措辭強烈的髒話、人身攻擊、帶有種族或性別歧視的語言等。就算是「互聯網2.0」到來之前,很多傳播學者就已經關注到網絡上的不文明話語或行為的問題。在較早時期,網絡論壇主導的時代,因為人們在論壇中毋須以真實名字出現,行為和說話會變得不受社會規範約束。就算後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大多數人都用上了真實身分,但因為說話時看不見「聽眾」,而且聽者不一定會就着言論作即時回應,所以傳統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仍然會比面對面傾談時低。結果是人身攻擊或帶有歧視性的言論較容易出現。 實證研究發現,閱讀言語上不文明的網絡評論,會使人們對自己已有的態度更為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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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工程與特首選舉的虛假個體化

今屆特首選舉快要進入提名期,幾名宣布了參選而又具備一定「江湖地位」的參選人,也早已進入選戰狀態。如果說上屆選舉時,醜聞是選舉傳播過程中最矚目的現象,那麼到筆者執筆這篇文章的本星期一為止,公關宣傳手段應該是今屆選舉傳播中在坊間最多人談論的東西。 這有賴於幾名參選人,尤其是兩名「熱門」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公關和宣傳上做出了強烈對比。一邊廂,曾俊華在辭職仍未獲正式批准時,已經走訪新興網媒、引用「潮文」,展示自己和潮流接軌。正式宣布參選後,他善用facebook和instagram。所有言論和行動,都着意顯示他正在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而不止是選委的支持。上周五眾籌啟動,籌得的款項也在約半天之內就超過了200萬元。 另一邊廂,林鄭月娥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要延續梁振英的「政策」,各路達官貴人開腔支持她,也強化了她作為「梁振英2.0」的形象。選舉工程開始頭兩個星期,從就自己參選原因失言,到讓自己顯得與普羅市民生活脫節,錯漏百出。上星期五的誓師大會,口號「We Connect」都可以「出事」。 選舉傳播強化「曾俊華林鄭不同」印象 兩人的競選宣傳工程,將來大可成為政治公關的教材。從技術層面看,筆者也很欣賞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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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

社會加速,思潮流動也快,學者和評論員吹捧數碼和社交媒體如何帶來新的社會運動模式、推動政治轉變,只是幾年前的事。但過去一兩年,有關社交媒體政治傳播的討論,主調已經變成社交媒體如何吞噬建基於真相、事實和理據的公共討論。「迴音廊」(echo chamber)、「資訊霧霾」(data smog)、「後真相」(post-truth)等,是當下的流行詞。在芸芸反思和批判論述之中,一個說法是網絡傳播太過由情緒主導。這說法能引起大眾共鳴,說明它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若要進一步闡釋,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情緒在公共討論中的作用和影響?理性和情緒一定對立嗎?所謂網絡傳播由情緒主導,是什麼樣的情緒在主導?產生的是什麼問題?智慧實有情感基礎在日常話語中,我們通常有意無意地把情緒和理智對立起來。我們有時會勸別人不要那麼情緒化、要冷靜下來思考,好像理性思考的前提就是要排除情緒。但過去20年,一些政治心理學者已經批判了「情緒vs.理性」的對立,其中一些學者發展出一套「情感智慧」理論(affective intelligence)。這理論的重點,是「沒有情緒」並非最有利理性思考的條件;理性思考是在某種情緒下才最有可能出現。要解釋這一點,要先簡單講講,對這個理論而言,什麼叫「理性思考」。心理學研究指出,人們的思維和判斷,很多時依附慣性,以及傾向維護自己的世界觀。所以,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脗合的資訊時,就傾向當成真確,並立即根據該資訊對事物作出判定。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不脗合的資訊時,會用各種辦法抹煞資訊的重要性或可信度。做到這點並不困難:回到美國大選時,你跟一個特朗普支持者說特朗普謊話連篇,他可以立刻反駁「希拉里不也是一樣嗎?」慣性思維和以自我保護為目標的資訊處理,使人們不去認真思考眼前資訊的意義。相對之下,「理性思考」就是把成見放置一旁,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意見及其背後的假設,認真地和系統地去處理資訊,對事物嘗試得出一個「正確」的理解,而不止是嘗試得出一個能支持自己既有態度的結論。那麼,這種理性思考和情緒的關係是什麼?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分冷靜是不行的。以上只是對情感智慧理論一個簡化的論述,相關研究還有很多問題和細節,其中不少尚待解決。例如恐懼對理性思考的影響,以筆者的了解,好像文獻中還沒有一個較統一的說法。社交媒體可強化憤怒情緒傳播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已可以借用情感智慧理論中的觀點,討論社交媒體的情緒傳播問題。我們可以說,當下社交媒體傳播的問題,與其說是情緒主導,不如說是憤怒主導。當然,憤怒主導,背後有很多因素,有些跟社交媒體本身沒有關係。最根本的,可能今天社會上令人憤怒的東西實在太多。一個對中國有強烈感情的人,聽到梁頌恆和游蕙禎的那句「支那」,又或者一個民主派的支持者,面對人大藉釋法來修法,是很難不憤怒的。不談政治,地產商推出新樓盤,128呎的微型單位,還要說「皇帝都只是睡一張牀」,也令人憤怒。憤怒是自然反應,有時甚至是應然的反應:面對着不公義和極不合理的事情,不憤怒可能代表冷血多於冷靜。不過,撇除在個別事件上憤怒是否合理反應,我們面對的狀况是,社會上怒氣重,蓋過了單純的憂慮。社交媒體不是憤怒情緒的始作俑者,但它卻可以強化及擴大憤怒情緒的傳播,令情緒變得與事情的嚴重性不符比例。這部分是因帶着怒氣的內容容易使人在網上作出「按讚」、「按嬲」、留言或分享等回應;用時下流行的術語,就是能夠爭取更多「engagement」。在社交媒體的「算式」(algorithm)中,內容能引發多少回應,直接主宰內容的傳播會有多廣泛,結果就是憤怒情緒強烈的內容有更多人看到。在過程中,大家又可以「一人加一句」,使附帶的情感愈滾愈大。要在網絡空間中生存的媒體,自然也明白這點,所以也面對着專業理念和網絡現實之間的兩難,單是做不做「標題黨」這個問題,就已經夠令人頭痛。另外,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超快,不止新聞循環(news cycle)在加速,評論循環也在加速。今時今日,不少網媒會特別強調「突發觀點」(breaking views),即不以突發新聞資訊來跟其他媒體比併,而是嘗試成為最快提供評論的媒體。而由於這些「突發觀點」文章緊貼最新消息發放,往往能獲取很大的點擊。固然,若能對事件做出快而準而又有水平的評論,對公共討論絕對是一件好事,但只怕很多即時評論,其實是在連事實都還不是搞得很清楚時所作出的情緒反應而已。不妨主動整理使用社交媒體方式誠然,面對着這種影響全球的大趨勢,並沒有什麼好的和簡單的解決方法。但可以說的是,作為個體,不妨主動一點整理自己使用社交媒體的方式。我們控制不了社交媒體的算式,但算式的輸入(input)——看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點擊進去、分享抑或不分享,甚至要求「hide post」等,還是取決於人們自己的使用方式。除了使用社交媒體外,我們有多願意在有質素的媒體網站上多瀏覽,我們有多願意花點時間看長篇的文章、書籍或製作認真的紀錄片呢?作為傳播學者,對科技決定論有點抗拒,網絡和社交媒體沒有必然的效果,人們如何使用媒體,始終是人們能否保持和培養情感智慧的關鍵。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9日) 傳媒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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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大選結果回看選舉工程和新聞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結果出人意料。選舉後,已有很多評論討論過各種可能解讀,筆者想在本文談的,是如果我們回歸一些基本因素和過往美國大選的政治傳播研究,又可以如何理解今次選舉,以及新聞事件在今次選舉中的影響。選舉後有人指出,特朗普當選不是完全不能預期的事。事實上,在過去大半年,不少美國政治和經濟學者建立了各種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並估計共和黨候選人可以勝出今次大選。10月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邀請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John Della Volpe來港談選舉民調。在一個午餐會上,Della Volpe也指出,不計算候選人質素,這次選舉本來就是共和黨勝算較高。選舉結果或早由基本因素決定要說明這點,先要由政治學者傳統上如何理解美國人的投票行為講起。話說很多美國政治學者都指出,美國選民平時不一定很緊貼時事;到了選舉時,主要是對過去幾年的社會狀况以及現任總統的表現作籠統回顧,從而決定投票給哪一名候選人,而在回顧社會狀况時,經濟狀况尤其重要。另外,不少美國選民都不想同一政黨執政太長時間,希望適當時候有所轉變。以上觀點,也代表着選舉結果可能早就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所以,學者建立了各種模型,利用幾個代表着「基本因素」的變項來解釋選舉結果。這些變項可以包括選舉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的議席比例、現任總統在選舉年初時的民望等。這些模型得出的結果,往往跟真正結果差異非常小。例如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ilwaukee的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0年代後期所建構的模型,嘗試只用3個變項解釋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得票率:(1)現任總統在選舉年第二季的支持度;(2)選舉年5月時民眾對自身財務狀况的滿意度;以及(3)現任總統所屬政黨是否已主政超過兩屆。分析發現,用這3個變項來預測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總得票率,預測數值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在1952至1992年間11次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0.81%。今年的美國大選呢?專門進行選舉預測的PollyVote在選舉前總結了由不同學者建立的18個分析模型,預測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全國總得票比率為50.2%對49.8%,截至11月21日的點票結果,兩人的比率為50.5%對49.5%,相差只是0.3個百分點而已。這並不是說右翼思想冒起等因素完全不存在,但數據顯示,各種獨特於這次選舉的因素(election-specific factors),總計起來其實互相抵消,使結果跟單從「基本因素」預測出來的差不多一模一樣。選舉工程和新聞有影響 但有限制不過,筆者想談的,是以上的結果對傳播學的意義是什麼。要留意,那些用來在計量經濟模型中解釋選舉結果的變項,都是投票日前幾個月就有的資訊。如果選舉結果可以在投票日前半年就能被準確預測到,選舉工程還有多大意義?選舉新聞——真新聞也好,假新聞也好——是完全沒有影響嗎?上面提及的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Do Campaigns Matter?雖然是20年前的分析,但Holbrook的說法仍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如果參照滾動民調的結果,選舉工程和選戰期間的重大新聞,的確是對民意有影響的。例如美國選舉有個著名的現象,叫「convention bump」,指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後,候選人的支持度都會上升,這顯示由電視直播的黨大會可以影響民情。「convention bump」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也有出現。不過,選舉工程和新聞事件的影響有3個主要限制。第一,兩大黨的支持者立場會較堅定,而既定立場會影響人們接收到什麼傳播信息,以及如何詮釋該些信息。傳播學者在大半世紀前已經發現,選舉中政治傳播難以改變選民態度,但可以鞏固選民態度。這代表着能夠被傳播影響的,多是游離票,而游離票比例不太多,所以影響幅度會受到限制。第二,跟同一候選人相關的選舉工程或正面新聞事件的影響,可能會有「收益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情况出現。例如剛剛提到,一個政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支持度會上升,而如果接着再有一件正面新聞事件出現,這事件雖然也可能對該政黨的支持度有幫助,但影響的幅度會比之前小。這是因為能被影響的始終主要是游離票,當一次正面事件發生時,部分游離票被吸納,剩下能再被吸納的游離票就更少,所以再有正面事件時,影響亦會較小。第三,更基本的,是選舉裏有兩個主要政黨,大家都會各出其謀爭取選民支持,你開全國代表大會,我也開全國代表大會;你有一系列的選舉廣告,我也有;你在我的醜聞上做文章,我也在你的醜聞上做文章。結果,雙方的選舉工程和相關新聞製造出來的效應會傾向互相抵消。到最後,實際選舉結果會回歸基本因素。傳播可產生有利一名候選人的「淨影響」如果回看選舉期間的民意調查和主要選舉事件和新聞的關係,其實在是次選戰中,也有以上所說的情况。根據《紐約時報》所進行的民調統合,在9月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度相差不足3個百分點。9月下旬電視辯論開始,一般認為希拉里表現較佳,而兩人的民調差距亦的確開始拉闊,再加上10月7日爆發的侮辱女性錄音醜聞,在10月中,兩人的差距超過6個百分點。但值得留意,電視辯論加上錄音醜聞,都不過把兩人差距拉開3個百分點多一點而已。而到了10月下旬,「電郵門」又成了主要新聞,兩人的民調差距又再開始收窄,直至選舉前夕,又回到只得3個百分點。說兩方陣營的選期傳播和相關新聞的影響傾向互相抵消,不等於這種相互抵消一定會很徹底。所有傳播事件、新聞和選舉工程加起來後,傳播是可以產生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有利的「淨影響」(net effect)的。這「淨影響」一般而言會很小,但作為候選人,自然會寸土必爭,何况在一次異常緊湊的選舉中,很少的「淨影響」,也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Thomas Holbrook對「選舉工程重要嗎」這問題的答案,還是傾向肯定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選舉工程的整體效果不會很大。選舉背後,最重要的還是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基本因素。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4日) 傳媒 美國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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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比較研究中看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

過去十幾年來,傳播學領域中多了不少大規模的跨國比較研究。這部分地跟通訊科技發達有關:在未有互聯網之前,幾十個國家的學者要連繫起來就一個課題進行研究,應該難過登天;今時今日,統籌大規模的比較研究雖然也絕不容易,但至少有可能做到。大概10年前,德國學者Thomas Hanitzsch等着手進行一個「新聞的世界」(Worlds of Journalism)比較研究。該研究的第一波在2007至2011年於18個國家進行,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該些國家和地區的專業新聞工作者,以了解他們的專業理念、工作狀况、對行業轉變及前景的看法等。大約3年前左右,他們開始籌備更大規模的第二波研究,香港亦加入到研究範圍之內,由筆者負責。第二波研究的訪問在2013至2015年間進行,到目前為止,有從66個完成了問卷調查工作的國家和地區而來的數據可供分析(註1)。由於資源所限,在2013年進行調查時,香港部分的研究不能覆蓋所有新聞機構。筆者用的是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的方式,抽取了2個電台、3個電視台以及5份報章共10個新聞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在機構內則以辦公桌為抽樣單位,最後共有471名被訪者。整個比較研究加起來則有27,306名被訪者。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排名尾三系統而深入地分析研究數據可以花上很長時間,但從筆者對數據的初步觀察,其中一些對香港而言較具特殊意義的發現,出現在幾題關於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的問題上。具體地說,調查問到被訪者「在你的工作上,你個人有多大的自由來挑選新聞故事」,在一個5分量表上,5.9%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認為自己「沒有自由」,13.2%認為「幾乎沒有自由」,49%認為「有一些自由」,27.2%認為「非常自由」,只有2.5%認為「絕對自由」(餘下為沒有回答)。另一條題目問被訪者「在決定報道新聞故事的側重點上」有多大自由,12.1%認為「沒有自由」或「幾乎沒有自由」,53.1%認為「有一些自由」,30.6%認為「非常自由」,2.1%認為「絕對自由」。第3條跟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有關的問題,是被訪者「有多經常參與新聞室或編輯部的管理工作(諸如參加會議)」,回答「恆常」或「很多」的有16.4%,回答「有時」的有22.3%,而回答「很少」或「從不」的就共有59.8%。這些比例算高還是低呢?比較研究的最大好處,就是讓我們可以通過跟其他國家的比較中去回應這個問題。而筆者說有關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的發現「較具特殊意義」,就是因為香港在66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和地區之中,自主程度竟然排名尾三,亦即是說,計最不自主,香港排第三位。附表第一欄顯示了相關排名,排名根據的是以上提及的3條問題的平均分。例如香港在3條題目上的平均分分別為3.07、3.21和2.33,這3個數字的平均數則為2.87。事實上,香港新聞工作者自我評價的自主程度比中國大陸還要低。所有國家地區中,只有坦桑尼亞和卡塔爾的新聞工作者比香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更低。有什麼因素可影響自主程度?為什麼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竟然是全球最低的幾個地方之一呢?從概念上看,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應該跟地區的新聞自由程度有關。事實上,根據調查所得數據,再配合「無國界記者」2014年的新聞自由排名來作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如圖1所示,新聞自由排名愈高的地區,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也高一點(註2)。圖中紅色的是趨勢線,如芬蘭和新加坡就在趨勢線上,所以芬蘭和新加坡在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上的差異,基本上可以用兩地新聞自由的差異來解釋。但香港遠低於趨勢線,換句話說,就算是考慮了新聞自由之後,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仍是特別的低。除了新聞自由外,還有什麼因素可以影響自主程度呢?眾所周知,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待遇不佳,所以記者的流失率很高,行業難以留住大量人才,結果新聞工作者的平均年資也較淺。而當記者平均工作經驗較淺時,自主程度相對地低一點,也許可以理解。圖2顯示了在研究樣本中,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和該國家或地區的被訪者平均工作年資的關係。結果跟圖1類似:一方面,工作年資跟自主程度的確有顯著的關係(註3),新聞工作者平均年資愈高的地區,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亦愈高;但另一方面,跟圖1一樣,香港遠低於趨勢線,就算考慮到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平均年資不及外國,他們的自主程度還是份外的低。亦即是說,新聞自由狀况和業界較為年輕,只能非常局部地解釋香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較低的現象。事實上,肯尼亞的新聞工作者比香港年資還要淺一點,肯尼亞的新聞自由排名比香港更差一點,但肯尼亞的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還是比香港高出不少。如新聞工作者缺自主 專業精神較難發揮要更全面地解釋新聞工作者的自主度,要重點分析的似乎是新聞機構的組織、內部結構和工作流程等問題。不過這些方面的問題難以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得知。也許,業界的朋友對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問題可以提供更多見解和想法。但無論如何解釋,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低,是一個壞的現象。自主是專業的體現,如果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上欠缺自主,只是成為機構指令或既定工作流程的執行者時,他們的專業精神亦較難得到發揮。對新聞機構而言,讓新聞工作者有較大程度的自主,對改善員工士氣和新聞的質素都有幫助。註1:有關該研究的一些基本資料,可見www.worldsofjournalism.org註2:相關系數為-0.40,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註3:相關系數為0.37,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0日) 傳媒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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