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與任建峰先生商榷

任建峰先生(簡稱任)發文〈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回應李芄紫先生〉(2月27日《明報》)回應我批評他的文章(2月24日明報)。這種回應是有益的,我向任與公眾再次陳述我的理據。 先說明,我不站在建制派立場說話,因此任用建制派的言論指摘我,恕我無法回應。具體到討論港獨及批評法庭法官的問題上,我認為應堅持同一把尺,只要沒有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都應屬於自由表達之列。任可能會質疑我沒在港獨問題上發文捍衛言論自由,其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下人微言輕,沒法什麼文章都能上報紙而已,絕非持雙重標準。 審判後分析批判不應被視為干涉法庭 任與我都承認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的重要,但在兩者發生衝突時,哪個更重要則持有不同見解。他認為司法獨立更重要一些,雖承認「公眾是有言論自由去批評法院或法官」,但認為「辱罵法官」即便沒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也不可接受,因為「如果公眾因一些對司法的無理謾罵或指控而對司法失去信心,我們的法治、司法獨立就會無辜地被損害」。 這種說法存在很多錯誤。首先,如我在原文寫的,言論自由是《基本法》第27條、第39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時具

詳情

勿用藐視法庭罪打壓言論自由

早前,七警案審結,七警都被判有罪,監禁兩年。法庭的判決必須尊重。在香港這個法治之區,警察不能私下毆打嫌犯。但七警作出違反法律的事,並非事出無因。很多支持警察的人,並非認為他們不應該受懲罰,而是認為刑期太重。根據統計,受檢控的佔中者只有216人,只有123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最高監禁刑期只有10個月(註1)。佔中的發動者迄今都沒有被起訴。相關案件中襲警的曾健超只被判罰入獄5星期。兩相比較,至少在觀感上,確實有顯著差別。筆者無意評論刑期合理與否,只想說明,支持警察一方的人並非完全無理取鬧,而確實心中有氣。 「高志森藐視法庭」說法值得商榷 導演高志森在判決後不久就在臉書(facebook)上寫下:「黃絲法官偏幫亂港反港分子。本土港獨暴徒縱火、打警察、破壞公物,狗官就輕判、甚至判無罪,實在偏頗至極。」政治組織法律團體「法政匯思」的召集人任建峰律師,卻通過媒體發出公開信,威脅他已經構成「刑事藐視法庭」(註2)。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基本法》第27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第39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詳情

從黃之鋒到朱凱廸—政壇新星還需多加鍛煉

香港新世代和「政治素人」參政成爲潮流。很多公眾出於渴望改變的美好願望而支持他們。可是,很多年輕從政者的素質還沒有達到公眾的期望。青年新政兩位候任議員在宣誓風波中素質之低劣已毋庸再談。黃之鋒是新一代從政者中能量最大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最近,他被泰國警方拒絕入境一事被閙得沸沸揚揚。但只要對國際關係有所認識,就知道黃之鋒無端地把事件拔高到「泰國聽命中國」的高度,實在小題大做。泰國方面把黃之鋒列入黑名單拒絕入境,在香港看似很大的事,在國際上卻只是很小很常見的國際通行的做法。每一個國家是否批准外國人入境,都是其主權範圍內的事。入境不是一種人權,而是一種特權(privilege)。即便發出簽證,泰國仍然有權無需説明任何理由而拒絕任何人入境。這是國際慣例所公認的。雖然泰國背後的動機沒有清晰説明,但最可能還是兼有泰國與中國兩方面的因素。泰國軍政府本身有維穩的需要,不願意黃之鋒向「學生同行傳授經驗」。聯繫到不久後泰皇駕崩,更加證實了泰政府的意願在此事上有重要影響:泰皇身體狀況不好,隨時可能駕崩,時間極爲敏感,政府當早有預案,避免混亂可以理解。中國因素當然也有可能存在。其實,黃之鋒以前在馬來西亞也被拒絕入境。中國可能事先把黃之鋒的行程通報了泰國,也要求泰國不讓他入境。但這談不上什麽對泰國施加壓力。施加壓力者,是泰國不情願的情況下,中國加以威脅才能如此形容;相反,泰國如果欣然響應,這怎麽能算施加壓力呢?因此,無論是泰國自己主動拒絕黃入境,還是中國提出,這無關重要。泰國是否認為中國干涉自己主權,由泰國說了算,不是香港說了算。泰國顯然沒有這種抱怨。中國通報自己國民入黑名單這種做法​​也符合國際慣例。黃之鋒事件在香港引來譁然,純粹因為中國籍的香港人很少現實地考慮到自己是“中國公民”,沒有意識到中國政府可以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黃之鋒和香港眾志也指責香港政府。香港眾志一開始責備入境處和律政司對黃之鋒「失蹤」不聞不問。可是,保安局發言人很快就澄清細節:「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獲悉事件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及泰國駐港總領事館了解。大使館人員隨即聯絡泰國有關當局,獲告知黃之鋒被拒入境後,要求泰國確保黃之鋒的合法權益受到保障。其間,入境處一直與公署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及留意事件發展,已為黃之鋒提供可行協助。黃之鋒接著指控,自己在十幾個小時中受到「不合法」的違反人權的對待。平心而論,黃之鋒的待遇確實不符合香港的標準。但是這種各國法律差異甚大,怎麽能以香港的標準作爲統一的尺度呢?就在黃之鋒事件前後,韓國濟州島才發生拒絕200多名中國遊客入境,把他們關在「小黑屋」裏長達一兩天的事。中國政府也無法有太大的反應,蓋因這是當地的法律,只要不太出格,也只能接受了。有人還認爲《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以此為責難律政司沒有維護港人利益。其實,基本法中保障的自由是進出香港的權利,不是進出其他國家的自由。其他國家的主權,豈能輪到香港基本法管?至於黃之鋒和一些泛民要律政司跟進交涉云云,更是高估了香港律政司的權力。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都規定,外交是北京政府負責,香港沒有外交權。保安局發言人也談到,中國大使館人員與泰國交涉處理這件事。他們的身份才合適。其實,黃之鋒這種因無知之故而小題大做的行爲不是第一次。香港眾志成立的時候,申請個人銀行賬戶,作爲政黨籌款的賬戶,被銀行拒絕。他們就聲稱受到「政治打壓」。隨後各位政壇老前輩出來現身説法,證明銀行對政治人物的賬號監管是有高標準,他們才偃旗息鼓。無獨有偶,新晉議員朱凱廸也犯了類似的錯誤。爲了證明新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沒有資格」。他遠赴英倫,向英國內務部追問其放棄國籍的細節。他的熱情值得肯定。但是在此事上,其最後無功而返也早已註定。第一,梁君彥的文件屬僞造的可能性很低。僞造文件是重罪,梁君彥不至於冒這麽大的風險。朱凱廸及網上列舉出的“疑點”都很牽強,其實就是一種捕風捉影的陰謀論。第二,英國大概給梁君彥特事特辦了。但這是英國政府為申請者提供便利而享有的酌情權,談不上是干預香港內政。相反,英國政府如何為本國公民提供服務才是英國的內政。梁君彥不是英國公眾人物,英國也沒有義務公開梁君彥的申請詳情。倒是梁君彥在放棄英籍之前享有隱私權。英國政府當然有權對朱凱廸的質問置之不理。第三,朱凱廸不是英國公民,他也沒有外交權,正確的渠道是通過外交途徑,向英國駐港領事館詢問,而不是直接問英國內政部。最後,朱凱廸質疑英國政府的酌情權,還約見工黨影子內閣的外交大臣討論,給英國政府壓力。嚴格説來這才是干涉英國政府的內政。當然,我認爲工黨也只不過是做做樣子,不會當真。無論黃之鋒還是朱凱廸的事件,都反映出他們缺乏國際關係常識,也缺乏對香港地位的正確認識。唯盼他們以後能多加學習,成爲有素質的從政者。 朱凱廸 黃之鋒

詳情

為梁耀忠辯護

立法會首次會議故事多多,但想不到在泛民陣營爭議最大的竟是梁耀忠放棄主持的問題。絕大部分批評者認爲他應該「推遲表決」,更有人認爲他應該「宣布梁君彥不合資格,直接宣布涂謹申當選主席」。 網上謾駡不必說,輕則說他「不堪大用,辜負了選民的期望」,重則上升到「出賣民主派」的高度,甚至有資深評論員要求梁耀忠辭職。有報導,梁耀忠在作出離場的決定之前,和建制派石禮謙已經進行溝通,這意味著他明白自己退出之後的後果。隨後,梁耀忠召開記者會,向公衆道歉,但否認和建制派進行過溝通,又聲稱自己被秘書處和法律顧問「誤導」。在此,我認爲應該為梁耀忠辯護。梁耀忠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他真的出賣了民主派嗎?首先,我們檢視一下法律理據。梁耀忠聲稱自己認為有法律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選擇離場。綜合各家意見以及他的自述,具體歸結為兩個問題:一、梁君彥是否已經放棄了國籍;二、宣誓沒有通過的議員有沒有資格投票。這兩個問題答案都非常明確。由於《基本法》規定,立法會主席必須是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而梁君彥此前有英國國籍,所以在放棄英國國籍之前就任立法會主席屬於違憲。但是,梁君彥在開會前已經出示了放棄國籍的兩個電郵副本,證明他9月30日起已經失去英國國籍,公文正在郵寄中。看過副本之後,公民黨毛孟靜已經說「勉強可以收貨」。梁君彥下午更加及時出示了剛剛收到的這封英國郵寄出的加蓋印章的放棄國籍的確認函。在出示正本之後,更加完全消除了國籍疑慮。根據此方面專家葉劉淑儀的説法,放棄英國國籍,也失去了在英國的居留權(媒體後來證實了這一點)。一些泛民議員繼續糾纏在諸如梁君彥有沒有其他國家居留權等問題,只是無理取鬧而已。另一些人認爲他應該在10月5日報名截止前就遞交文件,但連民主派的陳文敏也表示,這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最多只能日後立法。所以梁君彥的資格問題在梁出示正本後已無疑問。通過視頻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看到正本之前,梁耀忠態度較為強硬,因為他也認爲這是一個反對投票的有力理據。但看過正本之後,他宣佈離場。這當可證明他的主要疑慮已被打消。另一個問題,宣誓不通過的候任議員是否有資格投票的答案也很明確。《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都規定,只有宣誓通過之後,候任議員才能成爲正式議員。這三人沒有通過宣誓,自然還不是議員,當然不能投票。立法會秘書處給梁耀忠的議員名單中只有67人,就是明證。有人認爲,監誓的立法會秘書長本身根本沒有任何的權力去決定誓言是不是有效。首先指出,秘書長並沒有說宣誓無效,是說自己拒絕為此而監誓。其次,這種説法把法律規定的「監誓」工作,貶低爲只是打雜性的程序任務,不能為其内容準確性負責。殊不知,宣誓和監誓是一項神聖的法律行爲,誓言是有效力的法律文件。監誓人需要在文件上簽名,證明宣誓人發過準確地這樣的誓言。如果說,無論宣誓者說了什麽,只要有「宣誓這個行爲」,監誓人就需要簽名坐實,無疑是荒謬的。在這件事上,監誓的秘書長認爲宣誓者沒有準確地讀出法律要求的誓言,所以拒絕為其誓言背書,這完全合情合理。有人說,只有立法會主席才能決定宣誓是否有效,並引用2012年黃毓民的例子。這個説法並不正確。誰能決定立法會議員宣誓是否有效沒有明文規定。而且技術性地說,拒絕監誓和決定宣誓無效儘管效果近似,它們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第一時間令宣誓不能完成,後者是宣誓完成後再做出無效的決定。2012年的時候,監誓的秘書長(也是同一人)在當時並沒有認爲黃毓民的誓言不合格,這不等於他無權拒絕監誓。立法會主席事後要求黃毓民重新宣誓,也不過能作爲立法會主席「有」宣佈宣誓無效的權利的先例而已。經過這樣的分析可知,梁耀忠事後認爲尚有疑問,認為需要法律顧問,這最多算是他的個人觀點(甚至可能只是事後的理由)。秘書處給他的名單,大概詢問過法律顧問的意見了。他不堅持這個問題,說「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確」,大概證明他至少感覺到自己的理據薄弱,不足以阻止投票的進行。其次,梁耀忠當時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附表一: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只是「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舉」,甚至沒有正式頭銜,更不是主席。他的權力不能超越在當天選出主席的。只是有人「不懂法」,才認為他可以有很大的權力,大到可以直接宣佈涂謹申當選主席。議事規則第12條《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規定:在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作宣誓後,「須」進行立法會主席的選舉;立法會主席在獲選後「須」主持該次會議。因此,產生立法會主席是議事規則中首次會議「必須」完成的程序。正如梁耀忠事後說的,他自己並沒有權力推遲表決。在這種情況下,硬要推遲表決並不是好的選擇。第一,他解釋如果作為泛民的他這次違反議事規則,那麼以後主席要違反規則也就有藉口可循了,那只會令議會更為混亂。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第二,推遲表決也沒有任何好處——主席始終需要表決;在出示正本,解決國籍問題之後,梁君彥獲得主席是遲早的事,無可避免。除了製造麻煩之外,推遲並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第三,主席推遲產生必然會對新一屆的議會運作帶來很大的混亂。議員的職責,不是為了令議會癱瘓,而是讓議會有效運作。根據香港01提供的資料,梁耀忠在拉布的問題上不持有特定的立場,因此他並不是為癱瘓議會而癱瘓議會的議員。因此,他不選擇毫無必要的有害無利的推遲表決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多說一句,選民選他而不選更激進的人選,自然也考慮到他的這個立場。 他並沒有違背對選民的承諾。第四,推遲表決會惹來建制派強烈的反彈,兩個陣營之間的裂痕將無可修復。相反,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示好,就會在其他問題上得到建制派的讓步。比如,建制派原先計劃盡取內會和財會的正副主席,但最後,卻無人競爭內會副主席,等於讓泛民拿了一個重要的職位。這是經過協商,還是一種默契,現在並不清楚,但建制派向泛民示好,卻是一個事實。很難想象,如果梁耀忠推遲表決,泛民還會得到這樣的示好。第五,就目前的政治形勢,特首選舉而不是立法會主席之爭,才是重中之重。眾所周知,港獨問題是中央最不能容忍的,而梁振英偏偏就在反港獨問題上最堅決。所以很多人認為,港獨實際上就是為梁振英助選。青年新政旗幟鮮明地站在港獨的一方,如果泛民不和港獨切割,泛民提出的主張(大部分泛民都支持ABC),也必然會被中央否定。但偏偏泛民很多人看不清形勢,有人甚至幻想依靠港獨可以幫助實現中央在民主問題上讓步。梁耀忠如果推遲表決,就意味著在行動上公然袒護港獨,和中央過不去,只會令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綜上所述,推遲表決既不合法,也不符合泛民的利益,更可能把香港困局複雜化。那麼他為什麼不自己宣佈進行表決而要假手建制派呢?最大的原因肯定是不用面對親手把三個議員摒除出投票行列的尷尬。其實,作為一個傳統泛民中人,梁耀忠不太可能同意青年新政成員用「支那」這個侮辱性的稱呼。他和青年新政雖然被外間歸為「反建制派」,但他們之間的距離,可能比他和建制派之間的距離更遠。有人據此認為梁耀忠出賣民主派,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無端指責——青年新政根本不是民主派,而是打正旗號的港獨派,何來出賣之說?可是畢竟還有很多的「泛民」站在青年新政的一方(還有姚松炎這個特例)。從梁耀忠主持會議的情況看,他在泛民中缺乏號召力,乃至他三番四次要求所有議員回到座位時,仍然還是被很多泛民議員包圍,刻意貶低其權威。可見,如果他決定要投票,未必能避免混亂,退出會議再假手建制派是最好的選擇。根據梁耀忠記者會的説法,他之前有就如何不繼續主持一事徵詢過公民黨楊岳橋等律師的意見,當時這些律師提議只有退出會議才可行。可見公民黨的人是知道這個計劃的,但現在卻被他們解釋為「純粹提供法律意見」,把責任完全推在梁耀忠身上。這是何種不公?順便說一句,楊岳橋等年輕一輩立法會議員,至今對青年新政在宣誓中用「Fxcking支那」侮辱中國人(包括絕大部分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一事,未作任何批評,令人失望。梁耀忠大概缺乏決斷力,也缺乏足夠的權威,於是放棄了其實並非很大的權力。但在這件事上,他的決定是正確的。他遵守了法律,盡力讓議會正常運作,拉近了泛民和建制的距離,為「和而不同」作出貢獻。梁耀忠這樣的議員,才是香港人值得擁有的議員。文:李芄紫 立法會 梁耀忠 立會選老頂

詳情

人治、法治與「ABC」

立法會選舉之後,下屆特首選舉成為核心議題。除了「梁粉」外,幾乎無人否認梁振英的負面作用。但有不少人認為,香港的現狀只有從制度上作出改變才能解決問題;換了梁振英,換湯不換藥,故不應追求「換梁」這個目標。比如,當「雙曾」(曾俊華、曾鈺成)傳出可能選特首的消息時,「革新論」提倡者方志恒第一時間在臉書上說:「主權移交20年後,香港人還期望換特首,就可以解決問題嗎?」特首個人特質決定這城市走向過分強調制度和法治的重要性、忽視「人」的重要性,似乎是很多泛民朋友認識上的通病。這種說法值得商榷。首先,從西方政治學的角度看,良好的社會當然應以法治而不是人治為基礎。但同樣應該指出的是,即便如美國這樣法治傳統深厚的社會,「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比如,4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之所以舉世矚目,皆因總統擁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奧巴馬能通過行政手段,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廁所平權」;列根可以通過行政法令,讓NSA(國家安全局)收集公民通訊數據。儘管這不算人治,因為這些權力都是在法律範圍之內,但亦足以說明,「人」仍會影響社會的走向。更不用提國際關係中,分析外交決策者的思維模式是每個做策略的人的必修課程。香港在英治時期留下法治傳統,但港督的權力極大,遠比美國總統為甚,並沒有擁有可以充分保障法治的民主制衡的制度基礎。法治成功依賴於港英政治家「有權慎用」式的自我約束(因此還是一種人治)。回歸後實行行政主導,特首的權力也不比港督小多少。更重要的是,人治思想依然根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深處,和英人的法治傳統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即使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特首的個人特質仍能決定這個城市的走向。梁在關鍵節點沒為香港價值發聲其次,香港特首是一個獨特的角色。他/她(以下只用「他」)既由選舉產生,又經中央任命,故有「兩個老細」,要同時向中央和香港人民負責。當中央和港人有矛盾的時候,他要想辦法拉近雙方的距離。換言之,他不是中央派到香港的「市委書記」,不是中央在香港行使「完全管治權」的工具,有責任代表香港人發聲;但同時,照顧中央的需求也是他的任務。因此,這個角色非常重要。他能否認識到自己的身分和這些責任、認識到之後有沒有意願這麼做、有意願這麼做之後有沒有能力做到,都對香港至關重要。香港有過3個特首,董建華是最有條件和能力做好這種溝通工作,但是他的其他管治能力不足而為人詬病。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中央對他信任有限,卻仍願意守衛香港價值,在政改中也有成果,反而是爭議最小的特首。隨着時間推移,在中央與香港不成比例的力量對比的現實下,第三名特首會否願意捍衛香港價值尤為重要。但是梁振英上台以來,在每個關鍵節點都沒有為香港價值發聲,甚至連「支持香港隊」也曾一度不說出口。香港價值迅速褪色,實在已經毋須多言。對當初「反唐撐梁」的民主派而言,難道不是一個教訓?特首須凝聚港人能與中央打交道第三,在中港關係有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拉近雙方距離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討價還價,最重要的無非是兩樣:道理與實力。香港最大的實力,不在於有幾個人扔幾塊磚頭顯示勇武,而在於香港人的齊心、在於香港繼續繁榮、在於對中國有價值。是否齊心又是能否繁榮的保證,這非要有一名願意而且能夠凝聚港人的特首不可。否則,即便特首有「撐本土」之心,但若如同梁振英一般好鬥,政不通人不和,香港就只會往無足輕重的方向愈滑愈遠,還談何與中央討價還價?此外,實行政改(比如廢除功能組別),必然會觸動在現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人群,他們的代表不但在議會中有否決力,也對中央有游說力。要團結他們,使得他們贊成政改,至少不要拖後腿,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第四,要實現政改,特首必須有能力向中央爭取。這種能力包括與中央打交道的經驗和人脈,能讓中央放心,也能理解中央的正當需求,能採用中央「聽得入耳」的話語體系。這更不是「誰當特首都一樣」的事。最後,民主無法一蹴而就。說出這句話似乎「很大陸」,令人沮喪。但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北京政權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沒法改變的現實。試圖把台灣作為香港參照物的理論都不應該忘記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無論現在還是2047年,香港能否民主、有多大程度的自治,都與北京的決策高度相關。港獨更是不可能的事。立下遠大的終極目標當然必要,但視終極目標為不可妥協、要一步到位,就未免脫離實際了。任何政治問題都離不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分清輕重緩急,制訂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把立法會選舉焦點放在香港能否容納港獨政黨之上、放在確認信對不對之上,模糊了焦點,轉移了視線。與其空談大目標,還不如先做好能夠做好的每一件事。現時,選一個能代表香港本土價值的、有能力凝聚共識的、有能力和中央打交道的特首,是一件可行而且迫切的事。ABC(Anyone but CY)之所以還是第一要務,道理正在於此。文:李芄紫(自由撰稿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8日) 梁振英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特首跑馬仔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