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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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閱讀就是告別無知,求個明白

又到世界閱讀日,難怪走過書店、查看電郵信箱,發現許多閱讀日莎翁促銷活動。為了迎接4月23日,書店都在當眼位置放上黑色封面企鵝典藏系列的莎士比亞,以及不同開度的硬皮雕花精裝版,說是書籍幀裝大曬冷其實並不為過,而更重要的是:有.折.扣。身為一個疑似文青,我得慚愧一番,事關我從未參與過任何世界閱讀日的買書行動,更遑論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這陣子才知道「世界閱讀日」原名叫「世界書籍與版權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整件事突然變得沉重起來:書籍與版權,和閱讀日的小清新氣氛截然不同。閱讀是屬於讀者的,但書籍與版權,卻更傾向於出版社與作者要關心的事。再翻下去,又發現那些促銷活動與這場節日脫節的地方,專頁一直重複的宗旨,是希望人們發現、了解,並且更深入地研究和重視出版界固有的各種問題。咦?那和陳設、促銷莎翁的出版物和周邊有何關係?換個角度,無心插柳柳成蔭,也許這些商業促銷也反面和應了閱讀日,呈現了出版界固有的問題。植物的記憶在閱讀日談錢,實在不好,但是,揭開了一切陳設,也只是商業包裝。經典名著總是被一再重印,當然因為有價值,另外亦因為版權容易解決,而且印刷後能保證一定銷量。網上流傳一張圖片,標示了讀者購買一本書後,究竟有多少錢是給予出版社和作者,答案當然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錢都用來支付舖租,而出版社分到的部分自然比作者多,所以,在香港當個活着的作家,要依賴寫作搵食是很難的。那面對這樣的書籍食物鏈,作為讀者的我們該怎樣做才好?當然不必像某報的人事處理手法一樣,報稱發現支出多了,就趕在凌晨炒掉公司那位因為經驗老到、工作又好所以支高薪的執行總編輯,我們要做的,首先是更多地了解書籍本身的故事。剛去世不久的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我最喜歡看的一本書,並不是他的小說,而是《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由台灣皇冠出版倪安宇的譯本,以及內地譯林出版社王建全的譯本我也收藏在書架上了。艾可認為,有別於人類腦袋以及電子資料庫以外的記憶,是書寫引發出第三種類的記憶,他稱之為「植物的記憶」,來自尚未被羊皮紙所取代的紙莎草紙。而最初的書籍,也是以碎麻和粗布等製成的。可以說,紙除了承載文字的記憶外,尚且記錄了屬於這本書的記憶,比專屬的ISBN更獨特的,只屬於一本書的記憶,它的裝幀、書頁上的印痕、隨年月而累積的黯黃,甚至是從一個人轉送到另一個人手上時,因為不小心沾上油脂而被拓下來的指紋,都是屬於它的獨一無二的記憶。植物的記憶會帶我們走進過去歷史裏,透過發掘那些只關於這部書和那些買了的、獲贈此書的人的記憶,開啟更宏大的歷史圖譜。就像誰也想不到,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建議使用曾被用於集中營中屠殺猶大人的齊克隆毒氣來殺滅書蟲;又或是,美國軍隊曾經大力推廣閱讀,為的是透過掌管軍人閱讀的書目來控制其思考。(詳細可見《書本也參戰》,When Books Went to War)權力位置拉扯的可怕事實如果說書籍與版權有什麼令人非要了解不可的,或許尚與歷史上大量的幽靈版本有關。世上總有些書的身世注定是殘缺不存的,先不說那些地下組織印刷的那些宣傳小冊子,早期香港亦曾經出現大量缺了版權頁的盜印本,後來在二手書店買到這類書籍,也只能猜想其出生的時空為何──當然,因為盜印本而衍生的書店印刷書票,後來成為收藏者的獵物之一,那又是另一個屬於書的故事。幽靈版本是一種消失的歷史,不但在古籍中會見到,特別在一些動盪的時代也會有類近發現。翻看中國古代那些私人目錄,總會看到一些只聞其名、不見其實的書籍,幸運的或者有人曾寫過評語,讓後人可知其內容概要,但是,看不見實體,總讓人心頭癢癢。這樣談下來,了解書的自身意義,實在比閱讀日中看見的書籍促銷活動更讓人心動。你或要嫌這樣稍稍「離地」。其實書,很實在的,讓我們回到那個關於生產場的問題,這場關於世界書籍與版權日的討論,就接地氣了。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藝術的法則》。台灣近日出版的繁中譯本,可說是救了許多研究者的命。現在的書總講求有圖,有圖既有真相又讓讀者開心,《藝術的法則》也有圖,不過,那是一步步將你逼到牆角,坦然承認文學生產也存在權力位置拉扯的可怕事實。在資本運作的系統中,那些黑皮企鵝經典系列的莎士比亞再版,就是一種經銷策略。這種策略的一再運用,其實也就顯現了出版界的固有問題。當市場缺乏活力,經典的再版總是保命良丹。我盡量不想這樣說,只是,現在書市或許已應驗了艾可早年已看見問題,某些書種的無人問津,不能只歸因於缺乏讀者,而是各類書籍氾濫,品質良莠不齊,以布赫迪厄的話來說,是某些出版社、作者在市場佔位失敗了。而經典則基於教育體制的擁護,成為了長期的暢銷書,新作家自然需要用奇招突圍。於是,當「世界書籍與版權日」被譯成「世界閱讀日」的時候,有些必要的嚴肅與沉重被偷偷換走了。這不是書店工作人員的錯,這只是供給與需求之下的求存策略,遇上喜歡書的人,更容易因為閱讀日的輕盈召喚而心存希望,認為放置經典,可刺激新的讀者加入文學閱讀群。經典的必要事實上,經典總是最難讀的,就像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所提出並親自解畫的經典定義,「年輕時代所作的閱讀經常沒有太大的價值,因為那時我們沒有耐心、無法專注、缺乏閱讀技巧,或者是欠缺生命經驗」,首次閱讀文學的人,對經典心存抗拒,是必經的過程。所以,經典的促銷其實無助於吸引新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它只是讓那些長久以來的文學閱讀群重燃一點購買的欲望,如同早前大家在網上瘋傳並爭先購入的那套精裝本川端康成。而這一切一切,都切實地告訴我們,出版界的確浮現了一些固有的、無法逃避的問題。問題的癥結所在,當然不是書店店員,亦很難純然斥責讀者,說穿了,還是書的品質,它所承載的記憶是否值得人們買下來細細閱讀,藉以求知,告別不明不白的時代。所以,真正的救命丸是好作者,過往在報章上連載的文字一經出版,總有好銷路。與其從生產架構中解僱一位資深作者,不如將他的作品出版,以換取更好的資本,就像近日傳媒人安裕,該公司說因為缺錢,於是深夜解僱,這理由貽笑大方之餘,或許亦正呈現了報界所面對的重要問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4月23日) 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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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代的新聲 新世代的舊情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二人既是寫詩的報人,又是辦報的詩人,以多重身分見證戰時香港、建政時的中國;文革、六七暴動;六四、九七主權移交。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今天是對談錄連載最後一天,談到文學發展的路向,談到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看法。提及時代,蔡炎培、崑南二人都不禁感嘆。五十年代的文人群體習慣相互討論、互相扶持,只消集合三、兩文友,大家志趣相同,就能成一事業,組成文社、創辦刊物。「現在的人或許比較現實,對生活的要求高了,反而對理想沒什麼感覺。」崑南說,「時下沒什麼人願意『戇居』了,談夢想需要一點傻氣,不計較。」六十年代文社風行,喜歡寫作的人自然而然便走在一起,追求自己的文學信仰。蔡炎培則指出:「現在的年輕人要起步,比當年容易得多。」當時的青年人只能接觸五四時期的詩人,但現在只要步進圖書館或上網搜尋,自然能閱讀到更多不同類型的詩,比以前幸福多了。不過,他卻認為,正因為當時的人能接觸到好詩的機會不多,自然對閱讀甘之如飴,反而現在太多玩物能令年輕人分心,很難認清自己的志向。時移世易,一代又有一代的困難存在。「我歡喜《明報》,因為它尚算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一個人定必有理想,有抱負,寫詩的人,寫個二三十年,未必被承認作詩人,但人只要願意做實業,定能做出成績來。」蔡炎培的話裏,透出濃厚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取態。他提到好友蔡浩泉曾經取笑他,說他除了寫詩外一無事處,而這一句話,蔡炎培亦是認同:「他說得對。不過,多少人能堅持寫下去?有多少名字能在文學史中被拯救出來?」自古「立功、立言、立德」,「立言」總是最虛幻的。然而,蔡炎培對「言」的功能,卻有別於他人理解:「我們寫詩的人,盡詩人的責任很容易,但要完成藝術的任務卻永遠地艱難,只有望主垂憐我們的運氣不太差。」在過去的訪問中,他曾提到世界上有兩種詩人:「我認為有兩類詩人,有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也可以有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例如六四時那位用身軀阻擋坦克的王維林就是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是不寫詩的詩人。」事過境移,但蔡爺的信念不遷,他仍然認為世上有兩種詩人,而且不斷在歷史的巨流中出現。對此,崑南笑說自己寫詩或寫小說,均屬於較個人性的傾向,不像時下的詩人,喜好將時事日常入詩,回應社會,回應時代。「寫詩抑或寫小說,對我來說有點拿不定主義。不過,寫小說亦可包含詩在其中,甚至包括散文。純粹寫詩的話,似乎很有限制。」崑南說,曾經以寫詩的方式來寫短篇小說,例如最近出版的《旺角記憶條》中,亦有以這種方式寫小說。一直以來,崑南對寫詩、寫小說作了許多不同的嘗試,但他認為自己沒有詩人的氣質:「一個詩人要看氣質,你只要聽蔡炎培朗誦自己的詩就能明白,他能透過詩來傳遞自己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我卻不行了。」他指自己與蔡炎培的氣質完全不同,蔡才是詩人。從廣義來看「詩人」一詞,其實所有追求文學、藝術或最高理想的完成的人,都是詩人。蔡炎培一生傾心於「文化中國」的想像,畢生寫詩之餘,亦對人的最高理想的完成有更深的體會。筆者認為,蔡炎培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將兩種「詩人」的概念合而為一。「我很重視中國深厚的文化根基,文化上我是屬於祖國的,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分,沒有商榷的餘地。我是中國人,這並不羞恥。」蔡炎培說着,淚水溢出眼眶,對於他來說,香港人對文化的不認同,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排拒,是很不合理的事,「只要你知道中國幾百年、幾千年的文化是如何走來的話,你定能多一分諒解。」蔡爺愈說愈激動,連連拍案,已顧不了拭走臉上的淚水,「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希望你們亦能相信。」崑南在一旁聽着,良久不能發一語。這種不自覺的沉默,或許皆因崑南理解蔡炎培的執著。能夠保存如此純粹的執念,或許有人會說,蔡炎培食古不化,又或許,那是勘破世情後僅存的一點真心,是在紛擾的時代裏,用以保守自身信仰的一道門鎖。訪問到了這裏,我忽然想起讀過蔡炎培一首寫給崑南的詩:門的哲學—— 寄崑南大風起兮通過那一度門你我收到的書函標點符號容或有出入福克納式的長句翻出來的藍調派誰推開那度門你或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門娜拉走了那一聲默然的門掩流浮山腳有許多夠鎘的肥蠔是的,重要的是門,時代就這樣流轉,是誰推開那道門,並不重要。訪問結束,我推開會客室的大門,在現代化的新式辦公室裏,灰色地氈悄然消隱了蔡炎培與崑南那本應盛滿八十載回憶的厚重的腳步聲,我是否應該期待有誰來掩門?前方,蔡炎培輕拍崑南的肩,大聲說道:「真好,回家的感覺真好!」我轉身,把門關上。專訪 崑南/蔡炎培:寫八十年詩 做八十年人(三之一)兩個詩人,做同一個夢 (三之二)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文學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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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詩人,做同一個夢 專訪:崑南/蔡炎培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昨天,二人提到昔日縱橫報界的生活與詩歌創作的實踐,對談錄連載第二天,他們談談文學生態的變與不變,談談他們不滅的文學夢想。相識多時,蔡炎培與崑南經常在文章裏交流文學理念。談到過往文壇,崑南當年義憤之下,寫了一篇〈養不起文學的社會〉作《文學世紀》啟首語,引來多方迴響,蔡炎培亦為回應者之一。「社會能否養起文學」的話題,爭論延綿至今,答案仍然相對負面。「社會的確有改變,但是,這與養起文學尚差很遠。文學畢竟是小眾的。」崑南這樣說,「不過,時下的社會,往往出現特別個案,例如許驥就能依靠寫文章來生活,甚至養車養家。」對此,蔡炎培表示驚訝,他指自己不諳電腦,不懂得網上作家的潮流,卻知道香港社會從來亦養不起作家。「這是台灣與香港最明顯的分別,台灣養得起周夢蝶,香港卻養不起柳木下,就是這麼簡單。」事隔多年,蔡炎培的慨嘆與當年一樣,認為香港是個重商社會,文學從未受重視。崑南進一步指出:「香港人把文字看得很低。」他認為就算多了藝發局的資助計劃亦無補於事,文學繼續位處邊緣,是港人習性使然。文學雖然一直小眾,但崑南未嘗沒有做過成功的嘗試,《香港青年周報》當年是最暢銷的周報,能夠賺到一定利潤。蔡炎培笑說崑南當年能置業也全仗《香港青年周報》。談到這裏,崑南反問在場的人,香港文學的生存空間是多了抑或少了。此問題的答案,若與《香港青年周報》的時代相比,似乎不增反減,實在令人惋惜。「在占星學裏,這一切都是命運所至,文學的走勢亦然。」崑南下此定調,蔡炎培微微點頭同意,並指出自己一生都跟隨命運的推使,從來沒有計劃。被問及二○○三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對他可有改變,他苦笑指人生中不斷創作,對名利看得「很化」,就算有提名,亦不代表什麼。他邊說邊輕撫桌上那本中英對照版本的詩集《中國時間》,說:「說到底,唯一影響可能便是令這本詩集能夠再版。」儘管如此,蔡炎培依然一路堅守詩路:「這二十首小詩,我以《清明上河圖》的方式來寫,希望組合起來能合成一首大詩。」這本由眾多文人合作翻譯的詩集出版之前,蔡炎培曾經一度懷疑自己和恐懼前路。抱着不知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幸好同代之間強盛的創作風氣把他的不安穩定下來。他說:「我常常認為,作家與時代之間的關係應該非常緊密。時代是無形的,它會推着你向前走下去。」蔡炎培當年引用瘂弦的話來形容自己身處的時代,他笑言這是非常自信的舉動,「瘂弦的話,『我們並不太輝煌也並未可知』,其實是相當自信的話,代表我以後必定輝煌。」他指自己至今仍然相信,詩在中國文學裏佔有很崇高的位置。在古代中國文壇裏,詩的確備受推崇,但舊時《明報》副刊卻從來不讓刊詩。「那時詩是票房毒藥,一定不讓刊登。時代不同了,許多發表的機會和方法,現在的《明報》副刊亦有詩的欄位。」蔡炎培表示,時下的年輕人有許多想法,想寫本土便寫本土,而且詩人群體愈來愈年輕。談到這裏,蔡炎培岔開一筆:「說起來,若是讓我選你的詩,我一定不選〈布爾喬亞之歌〉,而是選你的〈賣夢的人〉。」崑南認為蔡爺的見解獨特,而筆者深深明白,詩人看詩人,往往能看出常人看不見的視角來。崑南:「文學是種信仰,星座亦然」這次訪問裏,崑南亦帶來許多舊時的出版物,當中包括自己參與其中的雜誌報刊。當中一份《香港青年周報》的「星座情報」,掀開崑南對星相命理的熱情。崑南指出《香港青年周報》是《華僑日報》以外唯一一份願意刊登星座文章的園地,專門為青年讀者而設,是當時的流行文化一部分。時下的人仍然嗜談星座,但對崑南而言,從舊日到今天,星座遠卻不止於談,而是一種學問與信仰。他鑽研星相,寫占星故事,從而尋找自己一直希望書寫的三部曲小說的題材靈感。他說星座之於他,是文學以外的另類出口:「對星座不是情迷,而是人生某段低潮期的出口。以前喜歡文學,認為文學可以解決許多人世間的問題,突然某段時間,發現一直書寫,對世情卻無任何影響,便另尋出路。」這段人生中的低潮期,崑南對文學創作感到灰心,無力感襲來,幾乎令他撤底放棄文學:「當時覺得文學根本無用,反而許多問題可以從星座當中找到答案。原來宇宙間有一種力量,與人的命運有密切的關係,於是便喜歡星座,甚至變成另一種信仰。」二○○一年,崑南久隱後復出,引來傳媒報道及文壇一陣討論。這場退隱與復出,一直像個謎團:「試過十年間完全不接觸文學,若非心癮被挑起,可能不再寫作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因為陳智德尋訪崑南,這場訪問的衝擊,再加上葉輝的說服,令停止創作達十年之久的崑南重出江湖。同年他與葉輝、陳智德及廖偉棠合作創辦《詩潮》,再一次掀起文壇的詩風,猶如一九五五年的《詩朵》一樣。不同時代的世情觀照「你應該談談《詩朵》才對,現在的人只懂《文藝新潮》,卻不談《詩朵》,實在可惜。」提到崑南復出文壇一事,蔡炎培插嘴,指出一九五六年從未有專門的詩刊,崑南、王無邪等人創辦的《詩朵》是重要的拓荒者,所以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現在一提及五十年代的刊物,定必提及《文藝新潮》,但是,《詩朵》甚至比它更早創刊出版。不過,崑南說:「《詩朵》創刊雖早,卻不如《文藝新潮》那麼重要。說真的,到現在仍未有任何一本刊物能超越它,實在神奇。」時代一直進步,過去要以同人刊的形式創辦刊物,現在刊物的規模相對擴大了,蔡、崑二人卻感傷於為何仍未有超越《文藝新潮》的刊物出現,「這是命運,是時代使然,要有合適的時機才能出現這樣一份刊物。」崑南在機緣之下認識王無邪,一拍即合,便開始籌備《詩朵》。他笑言兩人一樣是「番書仔」,看許多外國文學,希望在香港合辦譯介外國文學的刊物,「那時出版刊物沒有發行機制,只好自己踏單車送書。」崑南覺得自己當時很「戇居」,但正如蔡爺過去所言「每一個世代總有一兩個『不三不四』」,才能成就一個時代的輝煌。活在仍然敢於發表「宣言」的年代,崑南創辦不同的文藝刊物,不捨晝夜。《詩朵》之後,一份〈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放在面前,紙已泛黃,但崑南對當時的記憶猶新:「當時創立文社或學會,很習慣發表宣言,將自己的理念告知天下。那是個文社極盛的年代。」當年由崑南、葉維廉和李英豪等人辦的「現代文學美術學會」,出版了協會機關報《新思潮》和《好望角》,均為研究香港文學重要的刊物。當年,崑南負責譯介外國的文學或美術相關的文章,由此看來,他作品中一直以來的深厚的外國文學根底,實在其來有自。他把文學視為信仰,認為:「文學與藝術,都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有些人天生便擅此道,不能亦不必強迫。只要喜歡,慢慢就會成為信仰,支持你繼續走下去。」「時下的各種問題,例如光復行動等,只是社會聲音不同,少不免的。香港有什麼呢?總不會亂的。」蔡炎培說,「我從來覺得香港是個福地,起碼不會有海嘯,也不處於地震帶。人總是各自有各自的聲音。」對於社會情况,蔡、崑二人各有勘察。成長於戰時的他們,對日本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辛歲月記憶猶新,不同時代,世情的相異是必然,但最重要的,反倒是人自身對世界的觀照。過往寫文仍能為生,蔡炎培說,五十年代寫一千字可取十五元稿費,若投往《今日世界》這類綠背刊物(按:綠背即綠色資金背景的刊物,由美國提供資金),則稿費更高:「當年在青年會吃飯也只是個三銀紙,兩餸一湯。到百老匯看戲,前座五角左右,後座一元。」當年崑南亦是四處寫稿為生,年紀輕輕,名字已見於不同紙媒之上。蔡炎培亦指今天的報紙已走得很前、變化萬千,「過往的《明報》副刊內,一定不會有政論,政論全文在『論壇版』。以前兩版副刊只需要填格仔,找不同的作家來寫小說,填滿馬上排版、印刷。」這代表社會對時事的關心多了,過往副刊的消閒性質有所改變,愈來愈多人透過副刊文章為自己發聲。過往的言論尚算自由,蔡炎培說,「論壇版」只有一個要求「事實不容扭曲,意見大可自由」,大家在此框架下自由撰文,只是版面之間涇渭分明,互不相侵。也許,亦正因在這個情况底下,才能出現過去副刊裏繁華的文字世界。就算進入了電腦時代,蔡爺對報業仍抱樂觀態度:「說報業是夕陽工業,其實言之過早。不說《大公》、《文匯》這類報紙,大報如《蘋果》、《明報》很難倒下的。例如《蘋果》在台灣,整個文化生態給顛倒了,時代雖變,但報紙亦緊隨着變化的。」可以說,蔡炎培認為,世情的關鍵在於人,人要懂得觀照世情,才決定怎麼作抉擇、調節甚或改變。亦正如他所言,時代是無形的,難以估計,要尋找出路,還得靠人的力量。(標題為編輯所擬。三之二)相關連結:寫八十年詩 做八十年人(三之一)舊時代的新聲 新世代的舊情(三之三)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文學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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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八十年詩 做八十年人— 專訪 崑南/蔡炎培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二人既是寫詩的報人,又是辦報的詩人,以多重身分見證戰時香港、建政時的中國;文革、六七暴動;六四、九七主權移交。香港淪陷,他們沒有離開,一直在港念書、寫作,為香港編過多份報章,寫過的詩與小說,啟發不少作家,是本土文學鼻祖級人物。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對談錄連載三天,從他們堅韌的文學生命,探聽不一樣的本土故事。「詩人回來了!」植字房裏一片喧嘩,迎來這位一別廿一年的前《明報》副刊編輯,詩人蔡炎培。手攜書刊的他,身穿麻布襯衣,頭戴一頂草帽,看見牆上的「明報」字樣時,急忙上前,八十歲的他步伐朗健。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多時,在樓梯裏遇見許多舊同事,大家對他的稱呼,都是「詩人」,他雙手放在背後,緩緩步前,與報館裏頻密敲打鍵盤的急速節奏相映成趣。步入會客室,看見同樣頂着草帽的崑南,蔡爺笑說:「哈,三隻豬,只差盧因就齊人!」回想當年,蔡炎培與崑南交情不淺,同樣生於一九三五年,從五六十年代寫作至今,每次搖動筆桿,均為香港文學史添加了一篇佳作。兩大作家聚首,自有一股氣勢,讓人心生敬畏。坐在會客室內,筆者不自覺地正襟危坐起來,身處多事之秋,當大家都討論城市保育的同時,或者心繫文學的我們竟忘了,香港文學的前輩作家們,也需要好好「保育」,多留口述紀錄,補充文學史資料中重要的一隅。[caption id="attachment_56425"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蔡炎培[/caption]八十不移 繼續書寫八十歲的蔡炎培,指自己雖已步進另一種生活模式,但仍會寫作,享受退休生活的他,對過往在《明報》的生活依然念茲在茲,回憶錄《明報歲月》亦將於年底出版;而崑南亦繼續手執勁筆,年中出版了兩本結集||短篇小說集《旺角記憶條》和英語小說集Killing the Angel。而除了書寫之外,他們亦有自己的閒趣,分別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兩種娛樂,跑馬和星相命理。蔡炎培邊掏出紙袋裏的書,邊說自己退休後寫得更多:「以前很忙,兩版副刊,專欄版都由我主理,天天都在催稿,像林燕妮的稿,我追得可頭痛了。」書堆中有《蔡炎培自選集》、《從零到零》,均為晚年出版的詩集,蔡炎培說自己對詩的熱忱從未減退:「現在仍寫,這裏許多結集都是退休後才出版的。但生活方式變了,以前把報館當家,現在倒經常出入馬場。」不談不知道,大詩人蔡炎培,是馬場常客,寫得一手好馬經:「過往《明報》馬經版很受歡迎,每逢跑馬,一定賣光。當時的馬經都由我來寫。」聽說當年蔡爺寫馬經,錄音稿總會分頭送到各大報社去,更曾贏得「寫馬經詩人」之譽。談到崑南的近况,他的活力,連蔡炎培亦自愧不如。除了繼續小說創作外,崑南近年亦不停書寫和研究星相命理,甚至流連於論壇和臉書這類「千禧後」玩物。「我是個沒有電腦便不能生存的人。」崑南說。從「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論壇到臉書專頁「關你星事」,崑南雖年屆八十,仍然緊貼潮流。蔡炎培笑言自己雖然家中有兒有孫,已正式走進休閒的生活節奏,但他認為崑南比自己好命多了,因為他活力過人,至今仍然做着自己喜歡的事。可能蔡爺忘了自己亦是位八十歲的文學巨人,退休後創作力仍舊澎湃,出版數本選集,關心近年不同的文藝活動和運動。就像「香港文學館」的倡議,以及香港文學生活館成立展覽「文學刺青」,亦有他的刺青照片身處其中。古云「七十而從心所欲」,而八十歲的他們,對文學的不移之志,實在比所有美德更令人敬佩。[caption id="attachment_56428"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崑南[/caption]一代報人 畢生詩人生於三十年代香港,六十年代開始活躍於報壇,蔡炎培與崑南對文學的嚮往相近,卻在同樣的文化場域裏,走出兩種路向來。前者一入《明報》便立足副刊廿八年,後者則轉換多間報館,從《中英日報》到《經濟日報》,連娛樂記者都曾經做過。報館所給予他們的不同經驗,或多或少影響他們的創作路向。「一九九四年老查(按:查良鏞)走了,八月我亦離職。今天重返《明報》,像回家,回家的感覺真好!」蔡炎培對《明報》的感情深厚,訪問中每每憶往,眼眶總見微濕。那時的報館風格,與現在截然不同,蔡炎培一邊參觀新式辦公室,一邊感慨「家」的變化。《明報》對他的影響,緣自「老查」查良鏞:「以前報館同事,每晚都有免費晚飯。老查是《大公報》出身,習慣請所有員工在明報的餐廳共膳。他是個一流的朋友。」或許就是這種家的感覺,讓人來人往的報館多添一份難能可貴的人情味,強烈的歸屬感,致使他留在《明報》副刊工作廿八年。提及老闆金庸的創作,蔡炎培亦深表佩服:「他的小說貨真價實,中國有多少作家能對人性的醜惡這樣了解?讀他的作品,令人不得不寫一個『服』字。」相比之下,崑南則沒有蔡炎培那般安身於一報副刊,他一直沒有脫離寫稿生涯,而且游走於不同報館之間。不過,他亦明白報館已今非昔比,舊時的員工常常流連報館,不必打卡亦無工時限制,基於對工作的抱負與執著,像蔡炎培一樣,報館之於崑南亦是特別的空間。他笑言在眾多報館之中,只對《天天日報》有歸屬感,因為老闆韋基舜是位深得人心的上司。也許源於報館的工作需要,致使崑南繼續自己的英語閱讀及寫作習慣。「我總是走來走去,不停寫稿。第一家報館是《中英日報》,創報人的理念是報中新聞能中英對照。我在裏面做翻譯新聞的工作,練習英文。後來到《紅綠日報》,也負責翻譯電報。」與蔡炎培的起步不同,曾經在《天天日報》、《東方日報》、《成報》等紙媒工作的崑南,習慣的是另一種媒體操作方式,或許,這亦是他能不停創辦刊物,追上潮流步伐,創辦文學網站的原因。幾近出櫃的詩人「他始終是創作的人。」對於崑南那繁雜的工作履歷,蔡炎培這樣評價。履歷之多,罪不在崑南,而是香港報界與文壇的各種變化所致,而一邊工作一邊創作,似乎亦是香港寫作人的常態,本土作家們早已習慣左右開弓。「創作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力,而一個作家要一直寫下去,還要令寂寞也怕你才行。」蔡炎培這樣形容寫作的長征特色,他指出五十年代鼎盛時期出現數百名作者,能堅持的不多,至今仍剩下的更少,「走着走着,人便愈來愈少。」大抵很少人能堅持把詩人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蔡炎培與崑南是少數,亦甘為少數。「當年的伙伴,有些能徹底脫離文學,我努力試過,但終究脫離不了。」崑南如是說。細看之下,的確,能像崑南這樣的源源不絕地創作的人,少一分活力也不行。在一個年代裏生存容易,窮盡畢生地追尋理想卻很難。少年時代的崑南與蔡炎培總是形影不離,蔡爺更笑說二人幾乎像同性戀般親近。那是仍然互通書信的年代,二人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而且,崑南更經常邀請蔡炎培到家中作客。提到兩人的年少時期,人不風流枉少年,蔡炎培笑稱崑南在少年時代非常風流:「他活力過人,從小就這樣。當年一行人中,最風流就是他,人稱『真光姑爺』!」蔡爺爆料,非同小可,他指崑南的創作力總是與女性有關,情書和情詩寫得最多。而對「指控」,崑南反指蔡炎培才是情書聖手,一部《蔡炎培情史》,風流詩人的形象迷倒不少讀者。「我和他不同,戲假情真。他全是真的。」蔡炎培招架道,「不過,我們的創作,我敢斷言,一定有戀母的成分在當中。」蔡炎培引崑南一首關於故居的詩來說明「戀母」一事,詩中提及崑南回到皇后大道東的故居,現已變成公園,「詩的結尾很特別,希望下世仍然十月懷胎,感受母親的愛。」蔡炎培補充。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的蔡炎培,亦深感母親的偉大,他自言因此對女性特別尊重。「中國文學是女性的文學,你看中國古典詩詞當中,常常提到妻子、妾身來自况,這是我個人的文學偏見。」蔡炎培認為,自己的創作全因為情人而成:「沒有一個心愛的女人,我根本不能創作。我大半生都因為一個思念而活着。」提到自己以前的情人,以及現在心愛的妻子,蔡爺的笑意盈然。同樣喜寫女性的崑南,則笑道:「我是戲真情真,像我那本小說集的名字,《戲鯨的風流》。」(標題為編輯所擬。三之一,明天續)■世紀.profile.崑南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第一本小說《地的門》,半世紀內三度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說,Killing the Angel,在澳門出版。第一間報館工作是《中西日報》,最後一間是《經濟日報》。《2012:我在哪裏》,2011年出版,但不是崑南第一本占星著作,今天,臉書是崑南的日夜棲身之角落。■世紀.profile.蔡炎培廣州人,二戰前移居香港。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近著《從零到零》、《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小說文集有《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獲選英國劍橋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三年獲選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二○○五年獲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七年獲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八年獲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專訪 崑南/蔡炎培:兩個詩人,做同一個夢 (三之二)舊時代的新聲 新世代的舊情(三之三)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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