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為何對華文群體重要?

端剛開始時,我從讀者角度看,覺得他們定位是有問題的。我認為許多文章並不是以香港視點出發。而要說面向大中華,我當時就覺得好虛。 之後經過兩三年,我既是端的讀者,亦寫過兩三次稿,和編輯有聯絡。印象中端是專業認真的媒體。他們沒有因為講求快捷、貼市,而犧牲編輯質素。他們的專題和企劃,選取的文章,在在擴闊了我的視野。作為讀者我非常感謝,身為作者我是敬重。 看到蘋果日報新聞下面的留言,網民輕言端的底細,也指責端為中共賣力。坦白說,我看了幾年端,完全感受不到這些。端對大陸民運的關注,對維權人士的支持,對政治經濟問題的揭露,在在反映出其對新聞專業的堅持。 一份媒體之是否值得尊重,不應該是看立場的。並不是天天播反共宣傳就是好媒體。如果看媒體只是為了找相近的立場,讓自己高興,則難以避免share大紀元的困局。 媒體、Media,就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媒介。我們要問,某一個媒體是否正在讓我認識世界?還是只是不斷重覆一些簡單的圖像和意見?前者令我們走入世界,後者則是令我困於自己的想像。 端絕對是一份好的媒體,但好東西並不容易受人欣賞。根據我對華語世界的理解,端要自力更生,恐怕要多虧蝕5-10年。但倒過來說,如果端

詳情

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

大年初一的香港,竟然發生騷亂。不到幾小時,網上已有維基條目,稱之為「魚蛋革命」。幾乎所有論者都譴責暴力行為。大部分建制陣營以外的,則同時強調要關注騷亂的源頭是政府的倒行逆施。亦有一些人苦口婆心,勸告騷動者顧及整體社會反應,恐防適得其反。這些人或被視為「左膠」,而筆者則將之稱為「自由派」。自由派是2014年雨傘革命的中堅,卻很難接受魚蛋革命中的暴力。從雨傘革命,走到魚蛋革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期間發生了極大的範式轉移,由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走向暴力爆發的境地。要了解今日的處境,或許要先從過去公民社會的範式說起。到雨傘革命為止,香港主流社會都處在一種公民社會的規範中。這套規範是港英政府自66、67暴動以後,慢慢建立起來的。那是一套有價值取向的道德規則,同時也是一套範式,行之有效。這套範式是香港變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比醫療、教育、房屋等公共服務更根本。例如廉潔就是透過廉政公署的成立,慢慢轉化政府部門的作風,由貪污腐敗變成有效清廉的體系。政府對社會民情和輿論亦有所尊重,偶有回應。到了八十年代,三級議會(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已建立起政治社會,用不完整的政黨政治,把民意有制度地納入政府管治。到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習慣了由公民社會至政治社會,再到政府管治的互動。對比今日的香港政府,更覺得當時是難得的善治(good governance)。公民社會中有許多普遍價值。首先是法治。要留意香港人所認同的法治與西方民主社會所理解的不盡相同。法治在西方不單是守法,更重要的是保護公民權利,令人民生活不受政府干預。但香港人之重視法治,往往與社會秩序相混。另一個公民社會的價值是理性溝通。雖然沒有民主的議會,但一般人還是相信進入議會參與政治是改變社會政策的方法,也有效改善社會問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揭發可以上升到輿論,報紙、電台上的政治評論也足以影響政府施政。由以上兩種價值,自然可以推出非暴力的認同。因為守法和維護秩序當然不容許暴力,而講求理性溝通亦與暴力行為相左。這些價值與規範皆以社會現實為條件。這些規範都是確實有效的,令社會走上了善治。所以我們尊重議會,重視新聞自由,信服政府施政,想也沒想過要訴諸暴力。回歸以後,這套公民社會運作卻開始失效。議會不再議政,而是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民意的地方,造成政治死局。政府對社會輿論愈來愈不重視,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受打壓,報紙、電台被收編或整治。佔中運動之出現正是要挽救公民社會。他們認識到以往公民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希望貫徹那些公民社會的價值,實現民主化,目標正是建立更好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這次的理想再不是單純的善治,而是更崇高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是真正西方意義下的自由派。觀察佔中運動早期的部署,可以更了解這些公民價值是什麼。他們要求參加者先參與兩次商討日,由這個群體提出明確的普選訴求。這表示,他們非常認同理性討論,同時有明確的方案讓政府回應。這是傳統公民團體的套路﹕先有一群苦主,再有明確的訴求。然後是公民抗命的論述。由於香港社會長期誤解法治,公民抗命作為公然犯法,就是對社會秩序的衝擊。自由派要貫徹法治的精神,則認為公民抗命才能以法達義。因為由公民社會到政府管治是有機的整體。進行公民抗命,是訴諸社會大眾及輿論,構成更高的正當性去逼使威權政府讓步,服從民主體系。所以雨革的邏輯始終是要爭取主流民意,向政府以至中共施壓。希望政府依循公民社會的機制,回復善治。中共不退讓 公民社會邏輯失效可惜中共完全沒有退讓。自由派沒有辦法運用公民社會的邏輯去處理問題。至此,公民社會的價值與規範也失去了現實條件。愈來愈多人對這套模式失去信心,也對這些公民價值不耐煩。這其實在雨傘運動期間已有端倪。有好些人會以派系之爭去理解旺角佔領者與雙學之間的分歧。那未必是錯,但也忽視了理念上的差異。於雨傘期間崛起的本土派,經常自許勇武,對所有佔領期間的商討表示厭惡。有時會抗拒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大部分香港人不過是「港豬」,根本不會投入抗爭。他們相信只要有關鍵少數勇武的抗爭者,就足以開創新的局面。偶然會敵視主流媒體,認為網媒已足以號召所需人馬。如果不以派系或人事去理解,其實就是公民社會的規範對他們無效。公民社會規範的失效會有什麼後果?又是否有別的規範?首先,正如許多論者所言,騷亂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政府倒行逆施的反應。一個生活美好的社會,不可能有人暴亂。香港以往透過現代化的管治,活用公民社會的機制和價值,擺脫六十年代隨時暴亂的社會。今日既然公民社會瓦解,社會矛盾無法處理,生活條件每況愈下,自然暴亂就要回來。但暴亂不是沒有邏輯的。它暴力,卻不等如非理性。社會輿論現時幾乎一致譴責暴動,連參與雨革的自由派都不例外。但那是因為大家還在用公民社會的規範去理解魚革。無可否認,騷動者當下沒有提出很完整的論述去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沒有辦法回應許多指控和批評。但也有論者沒有強力譴責,而是開始研究有什麼論述可以支持暴力抗爭。社會行動,往往不是在完整論述出現後才發生;而是相反,先有社會行動,慢慢再產生論述。論述可以與行動相輔相成。政府可以打壓個別的社會行動或參與者,但當論述成熟,就會有後繼者接替,令行動持續。所以才能說「Ideas are bullet proof.」當論述還未成熟時,某些社會科學家會因為習慣舊有的規範,以為新的行動只是盲動和失秩,快將瓦解。從而勸諫行動者重回故有的規範。但事實是當一個意念成熟了,比瘟疫還傳染得快。想想2003年七一遊行前,多少社會科學家斷定香港人是經濟動物而不會大規模上街?騎劫小販? 所有矛盾皆抗爭燃料魚蛋革命正正標示着好多新的,卻又不成形的論述與規範。其中一個對本土民主前線的批評,是他們自始至終沒有真的關注小販問題,只是借新年小販與食環的衝突起事,所以是在騎劫議題。但「騎劫」是一個公民社會下的概念,指抗爭者沒有尊重苦主的意願。因為公民社會中,沒有總體社會的問題,而是不同群體的議題,輪流向政府申訴,要求處理。以小販為主體,把新年小販看成他們的「議題」,就是這種運作。但於騷動者而言,公民社會的運作已失效,有的不是個別的群體和議題,而是無處不在的社會矛盾。所有矛盾都是抗爭的燃料,引發一次又一次的總體抗爭。抗爭不再是就群體和議題去發生。在暴動的當下,所有抗爭者都是一體的被壓迫者,可以一體地向政府和警政系統挑戰。一個由雨革延續至魚革的規範,是行動中的共同時刻(communistic moment)。許多人都記雨革時的佔領現場有無數自發無私的行為,例如洗廁所、分享物資。對抗警察防線時更是萬眾一心。有人搬鐵馬,就會自動一湧而上幫忙;要向前衝,自然有人數一、二、三。今次的魚革,掘磚、拔路牌時,也是一樣,原本不相識的人會自覺互相配合。遇有抗爭者被警察拉走,就必定一湧而上要將他救回。這種「義氣」正正是自雨革一直延續下來的價值與規範。面對魚革的暴力,及許多指責,論者當如何自處?你當然可以堅守公民社會的價值去批評。但那可能已不合時宜,因為過去附於這些價值的效力已隨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消散。另一個可能是,我們在新的行動和社會條件中理出新的規範。事實是,暴動當下沒有完整的規範。例如打記者,在許多支持暴力抗爭的人的眼中都不可接受,那可能慢慢就會變成規範。下次有抗爭者想打記者,或許就會被身邊的人制止。又例如,暴力抗爭的效力在哪?「寧為玉碎,不作瓦存」是否就足夠?不要以為會暴動的人就沒有邏輯和規範,他們還是會在網路甚至主流媒體吸收不同的論述。至少他們接收了「三十年民主運動作廢」、「和理非毫無作為」這些論述,然後才打開了暴力抗爭的缺口。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14日) 旺角衝突

詳情

小販、暴動與革命

食環、警察和香港政府,似乎不知道小販是個火藥庫。2011的茉莉花革命正正是由一個青年無牌小販自焚引起。台灣1947年的228事件,亦是由緝煙隊捉阿婆賣私煙引發。小販所引發的暴動與革命,與教授發起的和平抗爭有根本的分別。因為那是立足於社會經濟矛盾的,同時直指政治鬥爭。政治壓逼可以是抽象地由個別中產人士去承受,而普遍市民無感,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但小販之不同,在於那是所有揾食階層的事,是政治經濟壓逼到基層及普羅消費者的社會事件。這種社會基礎比民主普選的口號更廣泛,也更難透過收編或打壓去解決。因為最根本的生活問題無法以犬儒或冷漠去逃避。香港警察這一槍,已打開了另一次更全面的社會抗爭。要知道這次愛與和平將不再是抗爭者的規範。香港進入暴動或次暴動的日常化已是難以避免。然而為暴力程度設準的不是抗爭者,而是所謂的執法者。年初以為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是立法會選舉。現在看來,更重要的事件已揭開序幕。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旺角衝突

詳情

迫子瑜道歉算什麼實力?

台籍藝人於韓國出道,迫於中國網民壓力,終於微博和視頻道歉。此事,不妨用「世界體系理論」去解釋一下。以往中國在皇朝時代是為「世界帝國」(world empire),政治經濟上用武力和行政系統進行掠奪。在核心地區有直接的文官系統,周邊則是外判式的武力集團(藩鎮、藩王),再外就是臣服於皇朝的附庸國(高麗、越南)。這就是朝貢體系。朝貢體系之成立,除了拳頭夠大,也有文化霸權。「世界帝國」不同於現代民族國家,不是用民族作為支持行政體系的文化霸權,而是用「世界宗教」。中國地區的帝國,自古以來就是用儒家作為其「世界宗教」,令周邊地區在文化上傾向臣服。之所以是「世界宗教」,因為這套文化霸權沒有明確的邊界,是自命為包括全世界的文明標準。孔子很早就說,華夷之辨乃在文化,不在群族。到了現代,中國的概念通行,而華夏退場,原因是中國要轉型成為民族國家,所以建構出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帝國的核心(借用了共產主義)轉形成民族國家,朝貢體系則瓦解,儒家文化圈也因而終結,用了二千多年的文化霸權也走到終點。古代的帝國在武力以外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而今日的世界體系當然更加精進,由高等文化到大眾文化都是核心國家文化霸權實現的場所。今日中國能否擠身核心國家之列?這在學者間有不少爭議,不過今次子瑜事件,倒可看出端倪。就文化霸權而言,今日中國完全是背道而馳。文化霸權相對於武力,正正是王道而不是霸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從來真正的霸權都是霸王並用。但今日中國,似乎已走上歪路,以往的文化實力已完全喝喪失,只剩下「以商迫政」一途。「以商迫政」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物,但核心國家又鮮少使用。原因是以商迫政,始終是一種霸道。是以自己的市場為利器,逼使想奪取這個市場的人就範。問題是,這種「以商迫政」其實是削弱自己國際市場價值的做法。它由本質上令人反感。在現代世界體系出現以來,龐大的政治經濟力量都追求更大的市場,走向全世界。但中國的霸權只能用自己的市場為餌。表面上是他人的臣服,實質卻是自絕於世界市場。中國文化、中國人,完全沒有走向世界的能力,只有逼使他人走進中國。這在以往世界帝國的年代,的確是以逸待勞,因為當時的掠奪有極大的空間限制。但在今日的世界體系,所有政治經濟的掠奪都是跨國界進行的。中國最大的假想敵美國,就是完全的相反,令全世界的人在其流行文化面前臣服。用今日中國的帝國模式,不可能出現令世人追慕的文化,只有令人越益討厭。香港民間學院左翼思想課程:https://www.facebook.com/587552691391041/photos/a.602129303266713.1073741828.587552691391041/812510002228641/?type=3&theater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台灣

詳情

「暴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壓迫的容忍」——論自由主義者之虛妄,兼論左翼道德

(在個人層面我非常尊重周生,但涉及學術或社會政治的判斷,我們卻是差異甚大。麻煩的是,周生執本地左翼自由主義牛耳,與自由主義者商榷,總是以周生為對象。不過周生既為相信平等理性對話的自由主義者,總是有容乃大。為了真理越辯越明,我也不客氣了。)有感於本土派對左翼的猛烈攻擊,周保松寫了一篇短文,主要是指出「本土優先」不是不證自明的道理,需要一種道德論述去支持。而他本於正義之優先性,認為本土優先可以講,但要受「正義」的原則規限。短文中沒有提出完整的講法闡明正義的基礎和原則。不過有留意周保松其他論述,當知他慣用羅爾斯的正義論去支持其對正義的理解與追求。本文不是要討論本土優先或正義優先的問題,而是想指出整個自由主義道德論述的前設與盲點。如果自由主義者不正視這些問題,再寫十篇正義論,都沒有辦法理清香港社運的左右派之爭。周保松在文章中指出他是自由主義左翼,不是馬克思主義。也恰當地指出,馬克思十分不願意談道德,但之後卻沒有開展下去。其實馬克思不是不談道德,而是拒絕這種自由主義式的道德論述。兩種道德日本左翼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倫理21》中指出,「道德」有兩種日常用法。一種是世間的道德,人一起生活然後發展出來的規則。例如,八卦周刊對城中名人每作道德審判,不誠實、出軌、老少配、吸毒、不修邊幅,通通都是罪名。這些都是社會對人的規範。但有另一種道德,事實上是前一種道德的基礎,並不是關於社會規範,而是關乎人生的意義、自由與自主,甚至歷史文化的不朽。柄谷稱之為以自由為目的的道德。自由主義道德的欺騙性自由主義者對兩種道德各有安排。簡單而言,他們認為自由的道德就是平等理性的討論空間。在這個理性的空間中,人就是自由的個體,用自己的理性去說服別人(的理性)。而透過這種理性討論所達成的規則,就是世間的道德。人權的概念是這個道德體系的核心。因為人權假定人生而平等,有權運用自己的理性去為自己的人生作主,尋找幸福。這無疑是崇高的理念,但實踐出來卻有嚴重的欺騙性。因為在現實中,人的處境並不平等。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人,掌握同樣的能力去討論,這個圖像完全與真正的政治經濟處境脫節。沒有現實上的平等,所有的平等討論都不過是紙上談兵。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不願意談道德的原因。當社會嚴重地不平等,壓迫天天發生,我們去跟被壓迫者說要他們理性溝通就是一種虛偽。因為這掩蓋了當權者對弱勢者的長期暴力。一個奴隸被主人不斷鞭打時叫奴隸學會理性,或許天真,或許狡猾,但一定是徒勞無功。自由的道德巴迪歐,如今思想界最火紅的左翼大師,就曾闡論,自由主義的所謂道德和自由,正正是對真正自由的壓制。因為它讓我們以為道德就是要平和地溝通。不是的,真正的道德、自由是為了創造人類的歷史,成就不朽。道德不可能是一種畫地自限,告訴人用溝通手段去對抗壓迫。不,真正自由的道德,是要把人從壓迫中解放。它是一種價值的創造,令人得到行動的力量,實現現實上的平等與自主。簡單而言,自由的道德就是對抗壓迫的道德,革命的道德。舉一個例,齊宣王問孟子,周武王興兵,對付當時的共主商紂,是不是犯了弑君的大罪。弑君之罪,就是當時的世間道德。許多人以為儒家想回復周禮,是保守主義,那孟子應該讉責弑君了。但事實是,孟子不承認武王伐紂是弑君,而稱之為誅一夫,殺掉一個壞人。孟子的道德就是自由的道德,為對抗壓迫提出行動的理論,扭轉既有的思維。暴力在道德中的位置承上所論,很快我們就會達至一個結論,就是反抗壓迫,必然包含對暴力的接受。這也是當前香港自由主義者最不能接受的部份。為了反抗壓迫,我們就要接受暴力嗎?但這正是另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盲點。在他們的道德論述中,為了平等的溝通,我們不能接受用暴力的手段脅逼其他人就範,不然就是對他人自主自由的侵害。但非常可惜,他們對現行制度的暴力卻毫不反抗。在整個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香港社會),無產階級(買不起樓或用半世至一世供樓的香港人)根本就不斷被脅逼。在國家和意識形態機器之下,幾多人接受了壓迫是必然的社會處境。如果我們害怕反抗的暴力,豈不是要更厭惡制度和壓迫的暴力?當然,自由主義者未必不知道制度的暴力,但他們害怕的是暴力的潘朶拉之盒一旦打開,只會令整個社會陷入混亂。暴力不保證帶來解放,卻可能是無止盡的戰爭狀態。如果,我是說如果,自由主義者真的如是想,那他已走入威權主義的陷阱而不自知。因為為了害怕混亂而接受制度的暴力,正是所有威權政府的說詞,包括當今中共。自由的道德不是沒有道德,而是要創造有解放力量的道德。想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正是面對王權至上的專制道德。人們相信臣服於權威是馴服的表現,是良民,是道德。但自由主義者開創了新的道德,認為馴良一無是處。只有起來擺脫王權,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民才是道德。此前這道德是聞所未聞,在當時直是石破天驚!當時的革命家,手起刀落,無懼生死,對抗王權的壓迫,就是真正的道德。暴力又哪裡可怕?所以暴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壓迫的容忍,和無理的暴力。面對可能無節制的暴力,應該創造新的道德而不是限制反抗。正如孟子講誅一夫,沒有放棄道德,而是創造道德。右翼與民粹短路自由派很擔心民粹,認為右翼就是盲動,不理性。但很可惜,他們沒有切實了解他們害怕的民粹。如果用拉克勞的講法,民粹就是 signified 與signifier 的短路。簡化地講,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民粹就是用一個符號,集中了所有反抗的能量。如果從左翼的立場出發,右翼必然誤解了壓迫,錯用了符號。但我們得承認,符號的能量大得可以建功立業,開邦建國。當然也有其可怕的後果,但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實在是要正視的力量。自由派的問題在於,他們只知道民粹錯用了符號,卻不了解背後的反抗。只要有壓迫,反抗的力量就必然存在。右翼民粹就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創造了合用的符號,把反抗力量集合在右翼之下。如果沒有真正的符號與右翼競爭,反抗的力量必然會依附於右翼。就算用道德批判的方式去除右翼的個別煽動家,右翼的符號不滅,總又有新的煽動家興起。因為說到底,今日的自由派沒有辦法掌握和理解壓迫。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無巧不成書,右翼民粹的符號,總是以左翼推崇的「自由道德」的形式出現。這不單是香港本土派,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聲稱自己開創了新的價值和道德,挑戰既有的世間道德規範,近於宗教的狂熱。為了一個族群的自主和生存,一定要在世界中自強、作戰,哪管敵人有多強大。我得承認,許多這種民族主義及道德呼召,實實在在地成功建國。作為一個左翼,以當下香港難以建國去解除民族主義,並不足夠。因為其以道德的形式出現,就是可以妄顧所有現實條件而持續,並以此無根的持續自證其崇高與光榮。這就來到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派和右翼皆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堅持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對準真正構成壓迫的矛盾。只有捕捉所有壓迫的核心,才能解除所有壓迫。這一點上承康德,並與所有世界宗教相通。關鍵詞是「所有人」。世界宗教,包括基督宗教、回教、佛教、儒家等等,都關心「所有人」的生命,也關心整個世界。用康德的講法,只有普遍的道德要求才是真正的道德要求。因為道德的真理不可能有界限。如果人生而自由,則所有人都應該自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論證哪一個民族的人更應該自由。所有論證哪裡的人應該更自由,都意味著種族論,意味著分層的人種論,有些人比有些人不像人。右翼之問題在於,他們掌握的矛盾一方面有真實性,卻不徹底。(例如中共帝國壓迫香港。)所有民族主義都強調自身民族的特殊性,自視為相對於其他民族的存在。一個民族主義的道德和價值,無論如何自由自主,只對一個民族有效。民族主義不能關心「所有人」。所以即使有民族解放,也是每次解放一個民族。就如香港面對中共帝國,被受壓迫,香港本土派想的是讓香港從帝國壓迫中解放,而不是解放所有被中共壓迫者。當然右翼最容易於此時舉出策略論,認為解放自身民族以外的人是不切實際。但事實是當被指出香港建國在策略上不可能,本土派就會強調民族建國之價值崇高,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似乎是個矛盾甚至笑話,但卻正正表現出其民粹短路的特色。民粹的短路,本身就不是理性可解。顧自由主義者欲示之以理,無異緣木求魚。右翼的道德,就算真的民族建國,也注定不是徹底的解放,因為從一開始的反抗符號就決定了他們解放的限度。壓迫的政治經濟結構非常複雜,裡面每一個部份都可以成為民粹的符號。但只反某個符號卻忽視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個龐大的有機體。一邊的壓迫被打倒,不過是另一邊的壓迫加強了。許多殖民地解放運動成功後,大部份國民生活卻不見改善,只圖利了小部份人。某些人或許會想起利用論,覺得這樣的話就什麼都不要理算了。不!我們絕對反對這種犬儒主義。相反我們要做的是毫不退避地對準矛盾的根源。我們不斷去拷問究竟是什麼令世不平等,什麼構成壓迫。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壓迫,反對壓迫,就希望解除一切壓迫。這就是左翼的根本。我常說左翼的基礎是政治經濟分析,其實不然,關心政治經濟分析是因為認準了那是世界壓迫的來源。(如果發現壓迫的根本在水瀨,我們毫不猶豫就會去研究水瀨。)如果說左翼有道德,那就是把隱沒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幻象下的矛盾揍出。例如說香港人恨大陸人比恨資本家更甚。資本家雖為壓迫者(首10個擁有最多房產的人共擁有4萬個單位),我們卻沒有對等的恨,因為他們被產權的道德論述保護。大陸人容易恨,因為沒有任何道德體制保護他們。以往中國民族主義或許是保護,但已被政權耗用了。我們從真正的矛盾處著手,創造新的道德語言,開啟新的行動可能。如果說恨大陸人帶來驅蝗,反地產霸權就應該帶來佔屋,讓人人有屋住。如果這個提議令你猶豫,即是說左翼要更努力令這個想法變成合理、崇高、有效。原文載於作者臉書,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論自由主義者之虛妄,兼論左翼道德。 本土意識 中港關係

詳情

李光耀的教訓

一) 李光耀要的不是獨立,是新加坡的穩定發展許多人稱道新加坡,認為其為獨立的城邦國家,非常自主。但獨立並不是李光耀原初的設計。他要的是新加坡繁榮穩定,所以非常願意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份子,認為與馬來西亞各區維持良好關係,才有利新加坡的持續發展。他不希望新加坡成為一個獨立的孤城,而是依靠周邊和平穩定的勢力。但事與願為,馬來精英階層不耐李光耀的強勢,也感受不到容納新加坡城邦對其精英階層的好處。最後將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獨立,是李光耀的次選,甚至下下之選。但李光耀非常人也,他很快接受新加坡要獨立的事實,再在大國政治與地緣外交中尋求令新加坡穩定的辦法。當然也可以說,早在新加坡還未獨立前,他就摸透東南亞的各種地緣政治的關係與矛盾,隨時準備以之利益新加坡。也許是這種事事以新加坡先行的算盤,最令馬來精英受不了。獨立與否,對李光耀而言都是手段,或決策的背景,而不是目標。真正的政治總是一個流動的權力角力,沒有必要執著於任何的框架。民族、獨立,都是工具。當然,後來新加坡獨立了,他就要開啟民族和身份建立的工程,確保新加坡管治的穩定性;同時努力用盡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法、政治外交上的所有優勢,維持這個新生國家。二) 從移民看李光耀的「發展」觀承上所論,李光耀不是考慮新加坡城邦的光榮或自主,而是發展的可能。他多次表明,新加坡沒有足夠的人口去發展。通常講完,就要公佈一系列移民政策。香港人慣於經濟、市場思維,以為發展是定量的。即是說,我們只關心自己口袋有多少錢,發展就是努力增加自己的錢。但在政治,尤其是國際層面,發展是相對的。縱使李光耀管治得宜,新加坡人都努力上進,人均GPD追上瑞士,但國家總體實力仍然會受限於人口。即是說你國家的人隻揪好打得,但人口少,也打不過人家。李光耀,或所有政治家,都是從這種相對力量的制衡中思考的。只有足夠有實力的人口,才能維持新加坡的國力和自主。這所謂國力有兩層效果:一,是在大國政治之間,是否可配合大國的全球政治經濟佈局,從製造低廉的產品到金融融資,從牽制大國對手到穩定東南亞地區局勢,如此方可有大國的支持;二,是在地緣競爭中維持優勢,避免自己在地區中孤立。孤立最可怕的不是沒有朋友,而是被周邊勢力合力壓制。所謂發展,永遠是以上的兩層考慮。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可倚賴的就只有人。人口從來是其整體國力發展的瓶頸。移民就是確保國家發展的辦法,不過也要小心推行。首先,以國力發展的觀點出發,低技術人口沒有必要成為新加坡公民。在和平時期,外來移民工已可增加生產力。這些人多數隻身從周邊地區而來,政府不用負責其家庭及生活的保障,又可得到他們的勞動力變成GDP,是穩賺不賠的生意。這些人中有少數可以打破重重的移民限制,終於成為新加坡人。但有這種能力的人,也夠資格成為高質素的新加坡人了。另一邊是高質素的人才,這是李光耀最渴求的,因為直接增加新加坡國力。李光耀對這種人無任歡迎,問題是既有的國民的反彈。這就動搖到發展以外的最重要治理價值:「穩定」。所以結果是,只要既有國民不反對,可以盡量輸入移民。對上一次人民行動黨得到的選票減少,立刻就暫緩輸入移民。不過移民始終是長遠政策,不會完全改變。人口、人民對李光耀而言都只是工具。這在精英政治來說,絕對是良好的思考,因為他作決策時,要顧慮的就少。但他的思考也完完全全就在發展和穩定兩件事上,結果必然是對自由和平等價值的打壓,對維持這些價值的制度的輕視。西方或殖民時期的制度,只是一些良好的管治工具,而不是自由平等的載體。三) 不要再扮李光耀了! (Take off LKY’s shoe!)對李光耀的評價,有很大一部份都是在想像自己是李光耀,想學習李光耀。李光耀是一個政治雄才,這是事實。但我們要學習一個政治強人嗎?政治強人的手腕的確厲害,也有許多可參考之處,尤其是讓我們看到政治搏奕的赤裸。但這一系列思考,實在難以學習,因為它建基於精英政治的框架。李光耀有什麼身份認同呢?我有一種猜想。李光耀出身於南洋華人的大族,我認為他就是一個氏族文化的傳人。什麼是氏族文化?你看看清末民初的那些大家族劇集就知道。一個大家族佔據一方成為地主,主角就是這個地主家庭的核心人物。他們都相信一些封建的道德秩序。大家長的任務,就是確保家族的繁榮穩定。而其基礎,就是對一眾下人的合理管治。這種大族在清末民初隨社會體制的急遽轉變而消亡。但在南洋,其實好一些大族存活下來。他們的下一代到西方留學,也準備適應新的世界秩序。李光耀就是表表者。他們學到了西方的各種行事方法,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和制度,一方面維持其地主的地位,再與西方人好好貿易。但這沒有改變他們的氏族文化。他們最關心的,仍然是一個大家族如何繁榮下去,而基礎就是一班被良好管治的工人農民。工人農民不了解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世界的競爭和險惡,只有靠大家長的產業維生,大家長精明的決定去保衛家園。我相信,這就是李光耀對新加坡的想法。當然他現代化和更新了許多大家長的做法,畢竟他良政善治的政府之下不再是農民工人,而是消費主義下的中產階層。但那種對穩定和發展的追求,立足的不是公民價值,而是一種古老的精英主義。在他眼中,中產的短視自利,大概和莊園的下人沒有本質分別。證之於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發展,沒有哪一國靠這種領袖建立公民價值、自由平等的社會。如果你認為我們可以扮演李光耀,為香港人整體去想一個最好的經濟模式,靠幾個精英去進行黑箱交易換取「發展」和「穩定」,那其實普及的自由平等,不是你所追求的價值。你渴望的,是成為大家長精英。而李光耀作為一個最成功的現代化大家長精英,早就告訴你他的建議,向中共屈服吧。精英為了發展和穩定,不相信農民工人不會起來自主自決。就算會,也不過是破壞發展和穩定的徒勞。但讀者諸君,我們要成為李光耀嗎?我們不亦相信命運自主,自決自立?我們沒有必要把自己當成大家長,更不要做想像自己是大家長的臣民。我們只要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與所有堂堂正正的人並肩,無懼破壞發展與穩定的污名,去走出自己的路。惟有如此,我們不再是臣民,也不是大家長,而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原文載於作者臉書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