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硬銷一地兩檢隨時翻船

林鄭月娥曾經表示,她的政府將以「聆聽、關心、行動」達至以人為本的施政目標。問題是「聆聽」和「聽到」是兩回事,英文所謂「listen but not hear 」。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引起關注,林鄭表示不應將事件政治化和妖魔化,又批評若干反對一地兩檢的觀點極端甚至荒謬。這樣說本來只是講出事實:不管是「割地賣港」論,還是「港人被拉進西九站遭內地法律整治」說,都是不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 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是滋生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甚或給予它們一定可信性的社會焦慮和集體恐懼。這是特區政府向香港人「銷售」一地兩檢的最大挑戰,不是擺出一副鄙夷不屑和難以置信的樣子就可以令市民釋懷。無疑今日泛民作為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勢力已大不如前,以壹傳媒為首的反政府媒體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但瀰漫社會的恐共和反大陸化情緒不是反對派虛構出來的。政府若然過分自信地「硬銷」一地兩檢,隨時陰溝裏翻船。 10年前,時任特首曾蔭權建議興建廣深港高鐵,他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動員「80後」上街、凝聚各方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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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加害者譴責受害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為第五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後發表30分鐘講話,最堪玩味的是提及「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 這本來只是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香港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是西方大國以強凌弱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後果。 不肯面對殖民歷史要付代價 問題是這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自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開始,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今日,香港曾經被殖民155年的歷史,事實和後果,一直是那隻「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人人都看到問題所在,卻沒有人願意去碰。在中國領導人的口中,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完全淡化了侵略者對弱者施加的暴力和凌虐。 北京肯為侵略她的國家如此文過飾非,當然是為了讓「死要面子」的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但更重要的是想令香港人放心。絕口不提香港的殖民地歷史,等於暗示不會秋後算帳,在收回主權之後懲罰一直甘心做順民、以他們的殖民地主人為馬首是瞻的香港人,特別是北京必須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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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衝破三大管治迷思

新特首會否施行新政?新政會否為社會帶來新契機和新氣象?這當然是香港人的期望,但如果執政者無法衝破管治香港的迷思,恐怕這些期望只是一廂情願。所謂香港管治的迷思,就是某些關於管治香港的理論、觀點和看法,沒有根據更未經證實,但社會大眾、意見領袖和政府高官卻把它們當作事實一樣深信不疑。結果,香港的管治水平無法提升,撕裂社會的深層次內部矛盾愈演愈烈。這些迷思包括: 傳媒不可碰 新聞自由和獨立媒體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支柱,乃行政、立法及司法以外的第四權。這老早已經是社會的共識甚至常識。在這樣的情?下,政府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要尊重新聞機構的編輯自主和採訪自由。問題是當新聞專業淪落為散播謠言和扭曲現實的洗腦機器,或者與居心叵測的人狼狽為奸,甚至被人利用借刀殺人,政府視若無睹置之不理,就必然會應驗英國政治學家伯克(Edmund Burke)的名言:「壞人所以囂張,因為好人袖手旁觀。」(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 傳媒牽?民眾的鼻子走,它的失實報道有害健康,甚至可以致命。在今天資訊爆炸,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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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宗新聞看寡頭政治

香港是否已經掌握在財閥、富豪和大地產商的寡頭管治中?Has Hong Kong become an oligarchy?這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抑或有?可尋,可以從最近幾宗新聞說起。 在曾蔭權的「世紀大審訊」,夠膽「打老虎」的廉署(ICAC)放棄向案中關鍵人物、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取證,原因是它「估計李先生會不合作」。於是,如此重要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以非常礙眼的方式在審訊中缺席(conspicuous by his absence)。 公眾從中得到的信息非常明確:即使是前特首,只要他行差踏錯,執法機構也會窮追猛打;但富可敵國、財雄勢大的有錢人卻萬萬碰不得(untouchable)。 ICAC自毀長城 ICAC這樣做無異於自毀長城,更令人不得不懷疑,究竟有多少牽涉超級富豪的案件在不知不覺之中不了了之。2014年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郭炳江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判監5年,也許只是一個「證實常規存在的例外」,英文所謂「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這並非陰謀論。「成功」不是你做對了什麼,而是你做錯了什麼也不用承擔後果(success is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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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公平 他們可以做什麼?

選特首,就是選出能夠帶領香港走出內耗困局的領袖。香港是被殖民者統治155年後歸還祖國的獨特案例,其深層次的內部矛盾盤根錯節、糾纏不清。我們不期望4名特首參選人對特區自回歸以來面對的諸多挑戰,提出像神奇子彈般令人嘆為觀止的解決方案;可是,若然他們以「香港的領導人」自居,便至少要懂得問對的問題,將社會的注意力和討論的議題聚焦在關乎香港人真正利益的重要事情上。 什麼是「對的問題」?什麼是「關乎香港人真正利益的重要事情」?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在西方知識界地位崇高,被譽為「所得與財富分配研究之父」。他的新書《關於不公平,我們可以做什麼?》(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中譯本題為《扭轉貧富不均》),對那些只顧做「公關騷」和向選委乞票的參選人,是當頭棒喝。 以《21世紀資本論》一書重新確立經濟學是一門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紐約書評》撰文,指阿特金森的新作難能可貴,因為它不但描繪出一個更公平社會的願景,並且提出了具體而微的行動計劃。 「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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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政治道德的死亡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議上拿走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一份內部文件,政府事後報警。數日後林鄭月娥以署理行政長官的身分解釋政府的決定。她說議員不檢和不文明的行為損害行政立法關係和立法會在公眾眼中的形象,並破壞官員與議員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她沒有提到公務員的尊嚴,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今日香港,公務員和尊嚴,就像「免費」和「午餐」、「商業」和「道德」、「世界」與「和平」,已成沒法走在一起的怨偶;硬要放在一起,只會把它們變成一堆自相矛盾詞,英文所謂「oxymoron」。挾民意自重的立法會議員不止考驗公務員的耐性,並挑戰他們的專業、侮辱他們的智慧和踐踏他們的尊嚴,使公務員視出席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會議為畏途。造成這個局面,立法會的議事規則難辭其咎。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一紙空文。主席梁君彥說若議員行為不檢只可叫他們退席,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做。也即是說,議員在議會中對公務員幾乎做什麼冒犯性和侮辱性的行為也可以。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和道德權威斷崖式下跌;特首身為公務員之首更成千夫所指,動輒得咎的眾矢之的。在這樣的情?下,遭殃的不僅是特首的人格、尊嚴和管治能力,連特首這個職位應有的威信也大受打擊。當特首與他領導的政府被視為與民為敵,要履行公職的公務員又怎會被以禮相待?憎惡特首 也應尊重特首職位這一點,一直將矛頭指向特首的各方勢力必須深刻反省:不管他們對特首如何深惡痛絕,特首作為香港的最高領導人應該得到起碼的尊重。這份尊重不是對他個人的尊重,而是對特首這個職位的尊重,所謂「dignity of the office」。說到底,不論誰人當特首,也只是個office bearer而已。若因討厭特首而對公務員採取敵視的態度,處處與他們對?幹,甚至以為他們製造難題、令他們難堪為己任,也就更愚不可及,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有何分別?這樣說不是要為公務員護短。香港公務員的官僚主義和「不做不錯」的作風在九七後的確變本加厲。我們稱公務員為「公僕」(public servant),是要提醒他們不要因為有官職和官銜而擺官威、打官腔和官官相護,而要切切實實地為市民做事。然而公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奴隸;剛剛相反,要公務員有所作為和有所建樹,必須令他們對其所做的事情有高度的自豪感(professional pride)。一群被百般凌辱、尊嚴掃地的員工不可能是表現出色的high performers,這是管理學的常識。泛民議員對公務員頤指氣使,得到的大概是一種弱者搖身一變成為強者的虛假權力慾(false sense of power)。民意代表在議會扮演惡霸,選民也許會從中取得微妙的心理補償,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的無力感提供發泄;可是,要付出的代價卻是社會管治水平的下降。一群泄了氣,甚至被「去了勢」的公務員,如何能夠做好管治香港的工作?林鄭月娥在最近發表的「臨別感言」中提到對香港社會近年的發展感到痛心。她沒有明言,但我想這包括尊重自己和尊重別人,即英文所謂的「decency」這種政治美德在香港政壇和政治文化的消逝。這同時標誌?香港公民社會的衰落。2015年1月,我在這個專欄提到當人民真正憤怒——當他們的anger變成disgust——社會就會出現改革的契機。歷史上,義憤(moral outrage)和公憤(public disgust)扭轉乾坤時有發生。我舉的例子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一家律師行的老闆Joseph Welch在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直斥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喪盡天良。他質問麥卡錫:難道你對人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嗎?(have you left no sense of decency?)差不多兩年過去,香港的政壇和議會惡霸有增無減。政府大概認為不能對此再視若無睹,所以不止一次選擇報警。然而說到底,這是個道德問題多於法律問題。政府可以追究議員的法律責任,但社會——包括市民和傳媒——必須有道德勇氣提出這條問題:Have you left no sense of decency?梁游事件看到公憤政治影響力在兩名「港獨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事件上,我們看到公憤的政治影響力。單靠公憤,當然不能將梁頌恆游蕙禎趕出立法會;但沒有公憤,釋法引起的社會震盪和政治後果會如此容易處理嗎?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己是被嚴重低估的政治美德,梁游已經繳交了昂貴的學費,但是否上了寶貴的一課,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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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殖民者異化的價值觀

新一屆立法會全面癱瘓,港獨議員的辱華言論令陸港關係跌至新低點,香港的政治鬥爭與內耗到了嚴重的關頭。在這樣的情况下,很多人不禁要問,這個城市會向何處去?這當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問題;但更關鍵的,是要知道香港為何落得今日難堪的處境(how did we get here?)。西諺有云,未能汲取歷史的教訓必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fail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5年,是每一個香港人應該牢記的歷史事實,以及必須深刻反省的歷史教訓。可是,很可惜也很荒謬,回歸後,香港的殖民史是一堆被掃進地氈底的污物,去殖民化更是沒法推進更無望成功的政治議程和社會改革——英文所謂「non-starter」。在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大前提下,香港人做了155年英國殖民地順民變成一個沒有人提及、難以啟齒的事實(inconvenient truth)。結果,九七之後,「被殖民者的心態和思想狀况」(colonial mentality)不僅沒有被糾正,反而逐步滋長、壯大和蔓延,像烏雲籠罩香港,等待的只是一個向世人赤裸裸地顯露其本質的時機。殖民的本質不僅是侵略、征服、掠奪和剝削,還包括價值灌輸和強制說服,即洗腦(brainwash)。殖民者深信他們肩負教化被殖民者的任務,而他們的強與被殖民者的弱,正是彼此優劣分明的最有力證據。以在鴉片戰爭前夕力主侵華的英國陸軍大臣麥克考萊(Thomas Macaulay)為例,他在1834至1838年出任印度最高理事會高級官員期間,大力推行以英文作教學語言的教學政策,目的是要摧毁他心目中低劣的殖民地本土文化。這套政策在印度培養出一批仰望英國文化、賤視甚至以自身文化為恥的所謂文化精英,史稱「麥克考萊兒女」(Macaulay’s children)。「彭定康的孩子」香港人被英國統治一個半世紀,但對英國文化的興趣始終索然。他們學英文只是為了英文的市場價值和工具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不曾出現過一個以英文為寫作語言的重要作家。可是,香港雖然產生不了愛慕、崇拜英國文化的「麥克考萊兒女」,卻有為數不少的「彭定康的孩子」。彭定康是香港的末代港督,執政時不理北京反對在港大力推行代議政制民主化。所謂「彭定康的孩子」,除了那些對民主的絕對價值和普世價值深信不疑、不惜讓香港付出一切代價也要爭取民主的政客外,還包括那些沒有認真經歷過英國的殖民統治卻視民主為他們基本權利的年輕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大概並非英國文化的愛慕者,但他們對自己祖國那種不顧一切、不問情由,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憎惡、鄙視和仇恨,卻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一種「被殖民者的心態和思想狀况」。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被殖民者「內化」了殖民地主人的價值觀後,對其自身文化和歷史所作的必然評價。這當然是香港人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他們兩人竟然得到立法會內非建制派議員的包庇。事件發生後,非建制派議員義憤填膺,但他們的義憤針對的不是藉宣誓辱華、令所有香港人蒙羞的梁游,而是質疑他們再次宣誓權利甚至議員資格的政府、建制派議員和立法會主席。與其說他們「錯放」了他們的義憤,倒不如說他們暴露了他們的殖民地遺民心態。香港政客的特徵法國後殖民學學者法農(Frantz Fanon)認為,「成功的」被殖民者通常善於把握機會,既自卑又自大,並且有非比尋常的「拒絕接受現實的能力」(capacity for denying reality)。這正是很多香港政客的性格特徵。香港是少數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繁榮、興旺和成功的城市。對香港人來說,155年的殖民史並不盡是不堪回首的,當中難免有愧疚,但也肯定有值得他們自豪的成就。無論如何,香港人要向前行,就必須勇敢面對他們的殖民地歷史。集體的自卑和罪疚感沒有妥善處理,會變成虛假的道德優越感。香港早已不再是殖民地,但得到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所作所為體現的竟是被殖民者被扭曲和異化了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殖民是滔天大罪,對被殖民者的傷害跨代不絕,信焉!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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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底

語言當然可以用來文過飾非,但有時也會令人露出馬腳,甚至無所遁形。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說,語言泄露的不會比它隱瞞的少(language at once conceals and reveals),就是這個意思。在橫洲爭議一事上,關鍵是政府有多大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撼動地方勢力的利益。這個問題也許沒有人可以說得準,但若從有關部門和官員的措辭和用語入手,不難作出一個「基於一定知識的猜測」(an educated guess)。不管是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所說的「摸底」、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口中的「叩門」,還是出現在橫洲發展政府文件的「soft lobbying」,這樣遣詞用字反映政府應付反對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膽怯、誠惶誠恐甚至自慚形穢。它以「弱勢人士」和「不速之客」的身分自居,抱如此強弱懸殊和尊卑分明的心態,橫洲發展這場硬仗可說是不戰而敗(the battle is lost before it is fought)。在橫洲事件上「露底」的還有曾俊華。跟他的好朋友曾蔭權一樣,曾俊華是如假包換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在官僚制度下,能夠平步青雲的往往是最能夠將自己化身為長官意志最有效工具的仕途主義者。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不思考、無判斷,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辦事,不帶個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他們一心一意,只是照手頭上的工作職責說明(job description),做好自己的份內事。仕途主義(careerism)是近代人類苦難的一大源頭。時至今日,帝國主義的擁護者未嘗稍減,因為它與太多人的仕途密不可分。早在19世紀,英國首相狄斯雷利已經指出,東方乃一青雲路(the East is a career)。今日美國政府很多人的仕途與它窮兵黷武的外交政策大有關係,更毋須多言。20世紀,極權國家得以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和種族清洗,仕途主義者可說是功不可沒。在現代條件下進行的屠殺和迫害必須依靠高度有效的技術和官僚。在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納粹分子艾克曼(Adolf Eichmann)被媒體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惡魔;實情他只是個平凡沒趣、相當乏味的人。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他身上發現「平庸無奇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他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的死亡令,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筋,所以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艾克曼犯下彌天大罪,但動機卻是理直氣壯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阿倫特認為,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確實沒有任何動機。仕途主義者追求事業成功仕途主義者畢生追求的是事業上的成功(career success),曾俊華有意參選特首,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問題是他是做特首的材料嗎?在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下,香港需要的是開天闢地的領袖,不是蕭規曹隨的追隨者。曾俊華雖然當着上司梁振英說「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但他與CY的施政理念不同,梁營中人更稱他為「守財奴」,早是政壇公開的秘密。這是否表示曾俊華是那類「罕有動物」——敢向上司說不的仕途主義者,抑或他心目中的「真正上司」另有其人?眾所周知,曾俊華一直視推薦他入政府的前上司曾蔭權為公務員的典範,早前更在電台節目上說「看不到有誰比他好」。較諸曾俊華,曾蔭權是更極致的仕途主義者,他當年的競選口號正是彰顯仕途主義價值的「做好這份工」(I will get the job done)。曾蔭權當財政司也許尚算稱職,但委任他做特首,卻完全證實了管理學中「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的正確。管理學家羅倫斯.彼得(Laurence Peter)指出,組織內的員工在其崗位上表現出色,自然被擢升到更高一級的職位;若繼續勝任將被進一步擢升,直至達到他無法勝任的職位。由此推論出來的彼得原理是:每一個職位最終往往都被一個不能勝任其工作的員工所佔據(in a hierarchy, every employee tends to rise to his level of incompetence)。當然,「彼得原理」只是假設而非鐵律,不少優秀領袖執政後才慢慢變得成熟。可是,只關心政府的財政是否穩健、懶理社會的分崩離析的曾俊華,連為香港人理財的工作也做不好,倘若出任特首,你期望他可以「grow into his job」嗎?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2016年10月7日《明報》筆陣 2017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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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出明智一票

選民在兩日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不止是為了盡公民責任,更因為行使選舉權是合乎自身利益的明智之舉。這一點,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2400年前已經說得一清二楚。他警告天下的聰明人,若不參與政治,就必會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管治,這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投票也許是明智之舉,但如何投出明智的一票卻是一門學問。我沒有錦囊妙計,但哲人、智者和政治家給過很多忠告,在今日重溫也許有助我們兩天後明智選擇。「議員不是勤奮就可以,還得運用自己的判斷力。若為迎合選民而不擇善固執,就是出賣選民的利益,而不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Your representative owes you not his industry only, but his judgment, and he betrays, instead of serving you, if he sacrifices it to your opinion)這話出自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伯克(Edmund Burke)。他提醒我們,對那些開口「公投」、閉口「讓人民決定」的政客,要格外小心。道理其實很簡單,任何讀過公共行政學的人都知道,民意絕非制訂和執行公共政策的唯一和最重要考慮。市民所想跟市民所需未必一致;真正強而有力的領導,有時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地逆民意而行,說服和動員市民做一些他們不願意做但必須做的事情,免得他們做出愚蠢或危險的事情傷害自己。「剛做完手術之後,感覺一定比做手術之前糟糕,但如果你要活下去,就不會拒絕做手術。」(After any major operation, you feel worse before you convalesce, but you don’t refuse the operation when you know that without it you won’t survive)這是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名言。領導的本質是「給人民所需而非他們所想」(give people what they need, not what they want)。民粹參選人的政綱看起來多複雜其實都很簡單,就是選民要什麼就給什麼。問題是有時選民想要的東西,正是他們最要不得的東西。自私自利、不肯承認自己是問題的根源,這是人性。民粹主義者永遠有號召力,因為他們合理化大眾的無知、恐懼和貪婪。關鍵是你想要一個幫你克服心魔、看清問題所在(英文所謂「save you from yourself」)的議員,還是個只懂得令你「自我感覺良好」的「crowd-pleaser」?敵我親疏vs.是非曲直「政治關心的是敵我親疏而非是非曲直。」(Politics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right or left instead of right or wrong)如此一針見血的觀察來自一位詩人——美國作家李察.亞摩(Richard Armour)。一言以蔽之,這就是以「反梁振英」招徠的參選人最大的問題。他們的邏輯是:讓梁振英當特首是找錯了人,而這個「錯的人」沒有可能會做對一件事情。港產片《飛砂風中轉》有一句出自主角鄭伊健的對白,值得在星期日投票的選民玩味:「我們的社會裏,最大的過錯就是不計後果,只用背後的動機來衡量對與錯。」這句話出自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佛利民,原文是「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早前法庭輕判佔中領袖黃之鋒和羅冠聰履行社會服務令,原因是考慮到他們的動機是為了政治理念而非私利。佛利民所言非虛,由此可見。對那些「過盡千帆皆不是」、無法投出手中一票的選民來說,以上所言也許都是空話。能夠引起他們共鳴的,反而是美國幽默作家哈伯特(Kin Hubbard)這句話:「我們都想投票選出最好的代議士,但為何永遠在候選名單上找不到他?」(We all want to vote for the best man, but why can’t we find him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編者按:香港島選區其他候選名單包括黃梓謙、劉嘉鴻、葉劉淑儀、何秀蘭、張國鈞、詹培忠、鄭錦滿、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郭偉强)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2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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