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立法會選舉香港能否撥亂反正?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9月舉行,擺在香港人面前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汲取到的教訓轉化成政治能量,讓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議會逐步成為現實。過去一屆立法會乏善可陳,充斥着謾罵、擲物、動粗、拉布、流會和議而不決。可是,儘管莊嚴的議事堂淪為慘不忍睹的「真人騷」和光怪陸離的政治劇場,香港人卻上了寶貴的民主一課。在民主選舉勝出的參選人——不管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還是投機取巧的政棍——常常這樣說以強調他得到民意授權(public mandate):「選民表達了他們的心意。」(the people have spoken)這是民主的真諦,也是它的缺陷。民主跟上帝一樣,給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問題是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說,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得到的管治,就是他們應得的管治(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說,民主乃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就是這意思。選民往往做出違背利益的「自我懲罰」民主不是普世價值,而是一種不完美的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不但可以被愚弄和被操縱,他們的愚蠢、貪婪、無知、自私自利和喜歡諉過於人的劣根性更是任何民主制度也改變不了的。於是,一次又一次,選民在行使政治權利的時候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做出各式各樣「自我懲罰」(self-punishing)的選擇,例如將國家捲入戰爭和把年輕人送上戰場。納粹德國的空軍司令戈林(Hermann Goring)在紐倫堡審訊中說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就範順從領袖的意願。領袖只需要告訴人民敵人步步進逼而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又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這類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以美國為例,她自詡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美國人的投票行為真的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從不隱瞞他的無知、偏執、自戀、人格障礙、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但多不勝數的美國人仍然覺得他是理想的總統人選,堅持要給他可以發動戰爭的權力。這反映了美國人對社會和建制的不滿,已經到了「寧見玉碎,不讓瓦全」的地步。哲學家盧梭的名言「我未必比你強,但至少與你不同」(I may be no better but at least I am different)成為特朗普對民眾最大的吸引力。特朗普不止是麻煩製造者,更是激進主義者。激進主義(radicalism)一詞來自拉丁語「radix」,意思是「根部」,意味着「根本的改變」(change at the root)。美國人為求劇變而不惜孤注一擲,實非明智。關鍵看選民會否從過往錯誤中汲取教訓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重要,因為它給香港人一個機會撥亂反正,將已陷於半癱瘓的議會從所謂「現狀的極權」(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中拯救出來。這是民主制度最大的優越性,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覆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在這個意義上,民主不是一盤棋局,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因選民選擇錯誤而產生的失效議會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失職的議員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發展模式。自8.31政改被否決,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退了不止一步,9月的立法會選舉是時候向前踏出一步了。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5日) 民主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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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聞考試惡 未見人下來

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在香港也許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倚重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s),認為它可以準確評估學生及老師能力的,又豈止我們的教育局;而是全球教育界的大勢所趨,也是很多專家和高官的共識。這有點令人費解。這些專家和高官不少畢業於知名大學,而眾所周知,精英學府絕少單憑學生的考試成績來評估他們的能力。配得上「教育工作者」這個稱呼的人應該知道,學生能夠從優質教育中學到最重要的東西,皆無法用他們在標準化測試取得的成績量化,例如分析力、判斷力和洞察力(即「critical thinking」,可譯作審辯式思維)、求知慾(intellectual curiosity)、創意和想像力、自我約束和管理的能力、隨機應變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學生是否具備這些至關重要的能力,以及他們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有多熟練,不是統計數字或電腦程式所能掌握;而需憑老師的觀察和判斷才能下結論(judgment call)。這所以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最珍貴和最有教育意義的經驗往往來自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溝通和互動。真正的名師不會以訓練學生應試的方式教學(teaching to the test)。他們知道,師生關係才是教學成功的關鍵。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不斷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自我(development of the self),以期他們達至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要發展學生的自我,先要認識和辨別出學生的自我。每個學生就像每個人的指紋一樣,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教育工作者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標準化測試的理念並不一致。可是,對政府、僱主、學校、家長以至不少老師和學生本人來說,標準化測試作為一種分優定劣和汰弱留強的手段仍然無可取代。它也許是惡,卻是必要之惡;或者是壞事,卻是無可避免的壞事,即英文所謂的「necessary evil」。於是,備試仍然是孩子、年輕人和上班族最重要的學習經驗和生活鍛煉,應試更是關乎個人榮辱和成敗的頭等大事。現代人花在備試和應試的時間,不但佔據他們上半生的重要部分,更對他們下半生的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由呱呱墮地一刻開始就在為考試籌謀和作好準備。這個由生到死、從搖籃到墳墓(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的過程除了涉及灌輸知識和訓練技巧之外,還包括心態的調整和適應。一元價值觀 大量製造失敗者這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考試制度的麻木不仁,是誘使父母用「望子成龍」來合理化他們對子女的傷害,這種對親人的精神虐待張愛玲也許會稱之為「愛的凌遲」。考試制度的罪大惡極,是以驚人的生產效率大量製造失敗者。政府、社會、傳媒、僱主和教育界攜手建立一套僵硬、苛刻的一元化價值觀,以考試成績定成敗和論英雄。學生在幾乎別無選擇的情况下接受了這套價值觀,不用別人歧視,自己也會歧視自己。這套邏輯從幼稚園到大學一以貫之,導致學生長期活在焦慮與挫敗的陰影之中,缺乏自信,自我形象低落。不管他們做得多麼好,似乎還是不夠好。這種揮之不去的挫折感,對很多學生的成長,與其說是影響,倒不如說是消耗甚至吞噬。青春本是人生的黃金歲月,年輕人應該活得瀟灑而自信;但非人的考試制度、沒完沒了的淘汰,以及自己跟自己和跟別人永無休止的比較,卻把他們大部分變成所謂「damaged goods」。熟悉的魔鬼比不熟的魔鬼好在科技日新月異、知識唾手可得的年代,強調死記硬背、囫圇吞棗和扼殺創意的標準化測試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然而既諷刺又可悲的是,擁護和捍衛這類考試的仍然大有人在。執行考試制度的龐大官僚系統要與它共存亡,還有千千萬萬的父母,早已將他們子女的前途以至家族的榮辱寄託於公開考。對他們來說,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一類的標準化測試也許是魔鬼,但熟悉的魔鬼總比不熟悉的魔鬼好(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 than the devil you don’t)。無怪乎在全球很多地方,考試制度的改革遭到巨大阻力,到今日仍然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原文載於2016年4月1日《明報》筆陣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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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事件加劇港人恐懼的集體想像

九七回歸之後,兩套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論述——社會學家會稱之為「competing discourses」——在香港出現,展開一場關乎香港人福祉與香港前途的「心戰」。回歸後兩套論述恐懼蓋過機遇一套論述把回歸大陸視為香港最大的機遇。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消費力、市場規模和持續經濟增長各方面皆傲視全球,自然會帶給回歸後的香港各式各樣、數之不盡的盈利機會。這套論述的主要倡導者是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和親中媒體,也不乏立場中立的學者、社會領袖、評論人和新聞媒體。按照這套論述最樂觀的分析,九七之後香港人不但得到「一國」的好處,也不會失去「兩制」保障的自由,魚與熊掌兩者兼得,「the best of both worlds」。香港人可說是立不敗之地和無後顧之憂。另一套論述則把回歸大陸視為香港最大的危機。這套論述的主要倡導者是反北京傳媒、與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民主派元老、港英政府高官和本土勢力。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是滿手鮮血的罪犯、兇手和大獨裁者。將香港的主權還給大陸等於送羊入虎口。按照這套論述最陰謀論的分析,「一國兩制」是一隻空心的特洛依木馬(Trojan horse),讓北京可以藏身其中潛入香港。北京的最終目的,是要同化和大陸化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與扯線公仔無異,好讓北京能夠以代理的方式管治香港(rule by proxy)。如果香港人不起來反抗,「我城」很快就會成為「迷城」。大陸鯨吞香港,將會是一場「等待着發生的大災難」(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簡單說,第一套論述曉之以理和誘之以利。它重視的是機遇,強調的是利益,訴諸的是理性人的牟利動機。第二套論述動之以情和危之以害。它利用香港人對香港的感情,以及他們對中共的恐懼,發動一埸「香港保衛戰」。香港回歸大陸踏入第19個年頭,如果要寫香港的回歸史,其中一個角度就是描述第二套論述如何蓋過、壓倒和取代第一套論述,終使今日的香港成為一個受恐懼影響,甚至由恐懼帶動和導向(fear-driven)的社會。恐懼有時可以幫助我們趨吉避凶,就像生病是身體向我們發警號一樣。可是,當恐懼成為社會的主導情緒,那麼恐懼即使有再大的功能都會功不抵過。倘若恐懼成為社會的原動力,這個社會必定淪為一個防衛心重(defensive),只懂得事後作出反應(reactive),甚至不假思索地反對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反動(reactionary)社會。港人「恐共開關掣」值得當局者正視反省一直以來,香港成功,因為它最大的驅動力是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而不是消極的逃命和脫險本能。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香港如魚得水,締造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雖然奇蹟背後埋藏着令人髮指的社會不公);因為香港人的實事求是超越意識形態之爭。資本主義訴諸人的自利本性,這種牟利動機(profit motive)已成香港人的基因。近年來香港的發展令人擔憂,恐懼似乎已經取代牟利動機,成為很多香港人判斷和行事的基礎。不管是23條立法、國民教育爭議,還是反水貨客活動或者政改,彷彿香港人身上多了一個「恐共的開關掣」,只要一有人按這個掣,他們就會前仆後繼地上街抗議。恐懼不僅蠶食心靈,也蒙蔽理智,令人不止看不到自己的利之所在,更會做出諸多違反自身利益的事情。為什麼一向自利心重的香港人選擇相信第二套而非第一套論述,這是一個北京和特區政府應該正視和深刻反省的問題。箇中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但從最近發生的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案可以看到端倪。四両可以撥千斤,一宗小案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可以削弱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因為它為恐懼販子(fearmonger)兜售的故事提供真實性和可信性。在香港人的集體想像,它令「原本以為不可能在這裏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變成「真的可以在這裏發生」(it can really happen here)。換句話說,它證實香港人最害怕的事情真的有可能發生,英文所謂「confirm their worst fears」。原文載於2016年1月22日《明報》筆陣 銅鑼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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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局限

「習馬會」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說它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也不為過。可是,這次會面有必要,正好說明大陸長期以經濟利益籠絡台灣的政策失敗。這一點,不放過每一個機會「修理中國」(China-bashing)的美國媒體當然心知肚明。11月7日至8日的《國際紐約時報》頭版,有一篇題為”Beijing hits limit in effort for influence in Taiwan”(北京難以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報道。文章指出,大陸在過去8年來不斷向台灣輸送經濟利益。兩岸之間的貿易上升超過50%,單是去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便接近400萬。然而大陸雖然富可敵國,但最後還是失望而痛心地發現,「金錢買不到真愛」(money can’t buy love)。兩岸加強經濟聯繫的步伐不能過急,涵蓋的範圍不宜太廣,這是太陽花運動不止為國民黨也為北京敲響的警鐘。更關鍵的,是北京8年來對台灣動之以情,更動之以利,2300萬的台灣人卻不為所動。絕大多數台灣人情願維持現狀,與大陸統一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大難臨頭。文章又認為,即使北京將來向台灣釋出更多善意,例如同意台灣可以在國際社會有更大活動空間,也難以改善她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它形容北京的台灣政策單調(one-note),只懂得集中發展兩岸的經濟關係。在同一天的《國際紐約時報》,「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撰文批評馬英九出賣選民,為政治利益與台灣獨立自主的心腹大患北京合作。在這篇題為”Taiwan’s cave-in to China”(台灣向中國屈服)的文章,吾爾開希說習近平的經濟外交令國際社會「神魂顛倒」(put the world into a swoon),但他在國內迫害異己、扼殺言論自由;又大規模、有組織地拘捕維權律師,並以反貪為名,對政敵進行一場斯大林式(Stalinesque)的大清洗。大恩小惠未贏得感激這其實是北京的老問題。不要說新疆和西藏,只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回歸18年,北京給香港的大恩小惠不計其數,但香港人何曾有過感激之心?連一個經濟城市也無法用經濟手段拉攏,更遑論其他地方。也許這不難理解。心理學上有所謂「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指人在滿足了溫飽和人身安全這些較低層次需要之後,會轉而追求被愛、受尊重、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這些高層次需要。台灣和香港都不是一窮二白的地方,她們的人民做事和抉擇自然不會只從經濟利益着眼。為何對很多人來說(包括為數不少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大陸是一個「從憎恨她可以得到樂趣」的國家(a country they love to hate)?這當然跟北京是一個專制、威權主義和實行高壓政策的政權有關。大陸今日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很多人仍視之為「道德殘缺國」(morally handicapped)。「道德殘缺國」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就是給人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地憎恨,好讓憎恨她的人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以及幫助他們建立一套誰是道德上等人(moral superiors)和誰是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的價值體系,並且在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個對大陸不利的因素是她短暫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執政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只有短短66年,世人——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中國人——對其執政前期雙手沾滿血的樣子仍然記憶猶新,那些在華人家庭代代相傳的仇恨燃燒得依然熾烈。當然,還有26年前的「六四」,那是令幾代香港人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妖魔的「defining event」。追求效率合法性 犧牲道德權威政權的合法性除了體制上的合法性(例如透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還包括道德的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以及以有效管治、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取得的「效率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一直以來,北京重視的是「效率合法性」,並往往在追求「效率合法性」的過程中打擊甚至犧牲自己作為合法管治者的道德權威。這套管治方式不但局限北京在國際社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也損害到大陸與香港和台灣的關係。連緬甸都要推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北京還可以耽誤到幾時?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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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局限

「習馬會」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說它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也不為過。可是,這次會面有必要,正好說明大陸長期以經濟利益籠絡台灣的政策失敗。這一點,不放過每一個機會「修理中國」(China-bashing)的美國媒體當然心知肚明。11月7日至8日的《國際紐約時報》頭版,有一篇題為”Beijing hits limit in effort for influence in Taiwan”(北京難以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報道。文章指出,大陸在過去8年來不斷向台灣輸送經濟利益。兩岸之間的貿易上升超過50%,單是去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便接近400萬。然而大陸雖然富可敵國,但最後還是失望而痛心地發現,「金錢買不到真愛」(money can’t buy love)。兩岸加強經濟聯繫的步伐不能過急,涵蓋的範圍不宜太廣,這是太陽花運動不止為國民黨也為北京敲響的警鐘。更關鍵的,是北京8年來對台灣動之以情,更動之以利,2300萬的台灣人卻不為所動。絕大多數台灣人情願維持現狀,與大陸統一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大難臨頭。文章又認為,即使北京將來向台灣釋出更多善意,例如同意台灣可以在國際社會有更大活動空間,也難以改善她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它形容北京的台灣政策單調(one-note),只懂得集中發展兩岸的經濟關係。在同一天的《國際紐約時報》,「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撰文批評馬英九出賣選民,為政治利益與台灣獨立自主的心腹大患北京合作。在這篇題為”Taiwan’s cave-in to China”(台灣向中國屈服)的文章,吾爾開希說習近平的經濟外交令國際社會「神魂顛倒」(put the world into a swoon),但他在國內迫害異己、扼殺言論自由;又大規模、有組織地拘捕維權律師,並以反貪為名,對政敵進行一場斯大林式(Stalinesque)的大清洗。大恩小惠未贏得感激這其實是北京的老問題。不要說新疆和西藏,只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回歸18年,北京給香港的大恩小惠不計其數,但香港人何曾有過感激之心?連一個經濟城市也無法用經濟手段拉攏,更遑論其他地方。也許這不難理解。心理學上有所謂「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指人在滿足了溫飽和人身安全這些較低層次需要之後,會轉而追求被愛、受尊重、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這些高層次需要。台灣和香港都不是一窮二白的地方,她們的人民做事和抉擇自然不會只從經濟利益着眼。為何對很多人來說(包括為數不少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大陸是一個「從憎恨她可以得到樂趣」的國家(a country they love to hate)?這當然跟北京是一個專制、威權主義和實行高壓政策的政權有關。大陸今日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很多人仍視之為「道德殘缺國」(morally handicapped)。「道德殘缺國」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就是給人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地憎恨,好讓憎恨她的人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以及幫助他們建立一套誰是道德上等人(moral superiors)和誰是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的價值體系,並且在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個對大陸不利的因素是她短暫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執政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只有短短66年,世人——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中國人——對其執政前期雙手沾滿血的樣子仍然記憶猶新,那些在華人家庭代代相傳的仇恨燃燒得依然熾烈。當然,還有26年前的「六四」,那是令幾代香港人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妖魔的「defining event」。追求效率合法性 犧牲道德權威政權的合法性除了體制上的合法性(例如透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還包括道德的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以及以有效管治、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取得的「效率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一直以來,北京重視的是「效率合法性」,並往往在追求「效率合法性」的過程中打擊甚至犧牲自己作為合法管治者的道德權威。這套管治方式不但局限北京在國際社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也損害到大陸與香港和台灣的關係。連緬甸都要推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北京還可以耽誤到幾時?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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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局限

「習馬會」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說它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也不為過。可是,這次會面有必要,正好說明大陸長期以經濟利益籠絡台灣的政策失敗。這一點,不放過每一個機會「修理中國」(China-bashing)的美國媒體當然心知肚明。11月7日至8日的《國際紐約時報》頭版,有一篇題為”Beijing hits limit in effort for influence in Taiwan”(北京難以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報道。文章指出,大陸在過去8年來不斷向台灣輸送經濟利益。兩岸之間的貿易上升超過50%,單是去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便接近400萬。然而大陸雖然富可敵國,但最後還是失望而痛心地發現,「金錢買不到真愛」(money can’t buy love)。兩岸加強經濟聯繫的步伐不能過急,涵蓋的範圍不宜太廣,這是太陽花運動不止為國民黨也為北京敲響的警鐘。更關鍵的,是北京8年來對台灣動之以情,更動之以利,2300萬的台灣人卻不為所動。絕大多數台灣人情願維持現狀,與大陸統一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大難臨頭。文章又認為,即使北京將來向台灣釋出更多善意,例如同意台灣可以在國際社會有更大活動空間,也難以改善她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它形容北京的台灣政策單調(one-note),只懂得集中發展兩岸的經濟關係。在同一天的《國際紐約時報》,「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撰文批評馬英九出賣選民,為政治利益與台灣獨立自主的心腹大患北京合作。在這篇題為”Taiwan’s cave-in to China”(台灣向中國屈服)的文章,吾爾開希說習近平的經濟外交令國際社會「神魂顛倒」(put the world into a swoon),但他在國內迫害異己、扼殺言論自由;又大規模、有組織地拘捕維權律師,並以反貪為名,對政敵進行一場斯大林式(Stalinesque)的大清洗。大恩小惠未贏得感激這其實是北京的老問題。不要說新疆和西藏,只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回歸18年,北京給香港的大恩小惠不計其數,但香港人何曾有過感激之心?連一個經濟城市也無法用經濟手段拉攏,更遑論其他地方。也許這不難理解。心理學上有所謂「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指人在滿足了溫飽和人身安全這些較低層次需要之後,會轉而追求被愛、受尊重、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這些高層次需要。台灣和香港都不是一窮二白的地方,她們的人民做事和抉擇自然不會只從經濟利益着眼。為何對很多人來說(包括為數不少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大陸是一個「從憎恨她可以得到樂趣」的國家(a country they love to hate)?這當然跟北京是一個專制、威權主義和實行高壓政策的政權有關。大陸今日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很多人仍視之為「道德殘缺國」(morally handicapped)。「道德殘缺國」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就是給人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地憎恨,好讓憎恨她的人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以及幫助他們建立一套誰是道德上等人(moral superiors)和誰是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的價值體系,並且在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個對大陸不利的因素是她短暫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執政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只有短短66年,世人——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中國人——對其執政前期雙手沾滿血的樣子仍然記憶猶新,那些在華人家庭代代相傳的仇恨燃燒得依然熾烈。當然,還有26年前的「六四」,那是令幾代香港人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妖魔的「defining event」。追求效率合法性 犧牲道德權威政權的合法性除了體制上的合法性(例如透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還包括道德的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以及以有效管治、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取得的「效率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一直以來,北京重視的是「效率合法性」,並往往在追求「效率合法性」的過程中打擊甚至犧牲自己作為合法管治者的道德權威。這套管治方式不但局限北京在國際社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也損害到大陸與香港和台灣的關係。連緬甸都要推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北京還可以耽誤到幾時?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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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的一番話不恰當

曾蔭權被起訴,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回應事件,說希望香港社會不要忘記曾蔭權服務香港期間盡心盡力,以及40多年來為香港所作的巨大貢獻。她又表示,曾蔭權不遺餘力提攜後輩,包括她自己。香港蒙羞 曾蔭權對不起香港飲水思源、雪中送炭,林鄭無疑是勢利官場的異數;但她這番言論並不恰當,甚至可說是有失其政務司長身分的「conduct unbecoming」。曾蔭權也許真的對林鄭有恩,所以她想藉此機會對他表達她的感激之情。可是,她忽略了一個關鍵的事實:曾蔭權被刑事檢控,不管日後法庭有什麼裁決,他曾經管治的香港已經蒙羞。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曾蔭權本人實在難辭其咎。從這個角度看,曾蔭權對不起香港。林鄭身為政務司長,香港人絕對有「要求她向他們效忠的正當權利」(legitimate claim to her loyalty)。她今次的言論令人不安,因為她在精神上似乎仍然受到「效忠矛盾」(loyalty conflict)的煎熬。這樣說也許不近人情,但檢控曾蔭權的政治含意和政治後果(political implications)何在,我們的政務司長似乎毫無頭緒,着實令人失望。回歸後的香港愈來愈難以管治,到佔中期間,香港一直以來的難以管治變成公共行政學者口中的「不可治理」(ungovernable)。很多人將香港的難以管治歸咎於「一國」與「兩制」的矛盾,其實鄧小平在20世紀1980年代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新構想,除了一國兩制之外還有港人治港。問題是港人真能治港嗎?九七之前的香港政府是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的殖民政府。九七之後,它對自己實施有效管治的能力從何而來?更關鍵的,是香港人是否能夠認真負責、可信賴地使用賦予他們的權力,「Can Hong Kong people be trusted with power」?這個問題是香港政治的禁忌,因為它對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以及民主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合理性,同時抱懷疑態度。然而,要討論香港的民主進程與政治前景,這個問題不得不問。濫用權力 「好僕人」易變「壞主人」權力是一個人品質的最大考驗。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說:「若想測試一個人的品格,就讓他大權在握吧。」(If you want to test a man’s character, give him power)香港人對他們的殖民地主人千依百順,並且從他的身上學到最珍貴和最重要的東西。與其說這是「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usive colonialism),倒不如說是「服從式殖民主義」(submissive colonialism)。在155年的被殖民統治期間,香港人證明了他們是「好僕人」(good servant)。問題是當「好僕人」的角色逆轉,很容易就會變成「壞主人」(bad master)。舉個例,外籍女傭在港遭僱主虐待時有發生,是否反映了香港人的「壞主人」習性?香港人自以為重視人權,但美國國務院的2012年全球販運人口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2)指香港在打擊色情人口販賣和強迫勞工兩方面,皆未能符合有關當局制定的最低標準,情况一如伊朗、斯里蘭卡和烏克蘭等第三世界國家,令人無法滿意。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l)也發現,印傭被香港及印尼中介公司剝削的情况相當普遍。她們負債纍纍,為保飯碗,只有啞忍惡劣到難以想像的工作環境和待遇。這是不折不扣的「債務奴役」(debt bondage),而按照聯合國的定義,債奴正是現代社會的奴隸。從主僕關係的角度看,虐傭是擁有權力的人濫用權力的後果。史學家阿克頓(John Edward Acton)的名言,權力令人腐化,權力愈大,腐化的程度愈深(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換言之,一個人掌握的權力愈大,他濫用手上權力的機會愈大。由此觀之,虐傭的根源是主僕權力關係的不對稱,甚至嚴重失衡。曾蔭權曾經是香港擁有至高權力的人。他被檢控,固然彰顯香港的司法獨立,但也是對港人治港一次露骨的嘲弄。原文載於明報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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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有改變社會現狀嗎?

佔中一周年,是一切如常,還是我們都回不去了?佔中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還是大治之前必先有的大亂?事過境遷,用今日的眼光看佔中,它究竟是將一小撮人的意志強加於大多數人身上的「赤裸裸自私」(naked selfishness),還是一些人為爭取一人一票選特區首長的權利所作的「高貴的犧牲」(noble sacrifice)?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也許我們不用給予「佔中」天堂或地獄式的極端評價。依我看來,它是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empowerment movement)。所謂賦權,就是弱勢群體從社會行動與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取得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事務的掌控力量。社區心理學家認為,社會問題源於社會的資源分配不均。對資源匱乏的弱勢社群來說,最好的出路不是向社福機構或慈善團體求助;而是透過公民參與、協同合作、組織結盟和街頭抗爭等手段取得資源和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這所以賦權往往發生於一個散發着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的集體脈絡(collective context),涉及由下而上(bottom-up)的改變;並且是一段進程而非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瀰漫在社會的無力感是佔中作為「賦權運動」得以迅速壯大和熾熱發展的深層原因。這跟香港近年來有系統、有效率地大量製造失敗者有關係。香港的新階級主義將社會劃分為貧與富、成功者與失敗者兩大敵對陣營——非富則貧,不成功便失敗。一個勝者通贏的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又怎會對失敗者仁慈、友善和包容?這不止是社會的勢利,也是現實的殘酷: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貧無立錐之地不是比喻,而是迫在眉睫的生活處境。從這個角度看,佔中是消弭社會無力感的「perfect antidote」,就像到地中海航遊是度過漫長炎夏的絕妙方法。一批沒法成功又拒絕接受失敗的香港人尋找另類出路。他們從參與「佔中」找到人生意義,以爭取民主的個人目標來取代出人頭地的社會目標。新的目標也許遙不可及,但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感、因捍衛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而得到認同的道德優越感,以及與萍水相逢的陌生並肩作戰的同志情誼(camaraderie),卻令本來空虛蒼白的生命得到提升。參與佔中的人最念念不忘的,也許是那種充滿力量,甚至可以改變世界的自我陶醉感(euphoria)。問題是佔中真的有改變社會的現狀嗎?它真的是那一招改寫社會遊戲規則的殺着(game changer)嗎?毫無疑問,佔中為弱勢社群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言、表達和介入的平台。可是,最關鍵的是,它沒有改變社會之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這情况跟美國反剝削、反貧富懸殊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有相似之處。「佔領華爾街」佔領不到華爾街,卻佔領了距華爾街只有幾步之遙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差不多3個月;但最後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沒有因為這場聲稱代表社會99%人口的抗議運動而有絲毫改變。由於根本的權力關係沒有改變,參與佔中人士在佔中過程中那種覺得「事情在掌控之中」的感覺(perceived control),說穿了,只是「虛假的掌控感」(false sense of control)而已。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虛假的掌控感很容易發展成蒙蔽自己、扭曲我們對現實理解的「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要反思價值觀社會目標政府和社會從佔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建制最關心的是它自己的生存。它的座右銘是:沒有爛的東西何需修理(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然而今日的香港已是破城,何只需要修理,簡直要動手術。制度性、結構性和根本的改革已經無法避免,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必須明白,他們想香港這隻金雞繼續生金蛋,便不得不放棄某些東西,英文所謂「something’s gotta give」。同樣重要的是價值觀和社會目標的徹底反思和重新確立。當置業被推銷為香港夢,買不起樓的人該如何自處?怎樣為香港人重建價值觀和幫助他們達到目標——re-purposing Hong Kong——是香港領導人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原文刊於明報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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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受害者身分的閱兵

上周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的歷史意義顯而易見:中國史上第一次在抗戰紀念日舉行閱兵;第一次有外國軍隊參與;習近平第一次以國家主席身分檢閱解放軍部隊及登上天安門城樓發表談話。除了歷史的重量,整件事還有深刻的文化含意。簡言之,今次閱兵是中國罕有地以勝利者的高姿態在國際舞台上出現。習近平在講話結束時喊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固然是勝利者發出的呼聲;在講話中強調中國「永不稱霸」更等於默認中國有稱霸的條件,這本身就流露出霸氣。「永不稱霸」即有稱霸條件這樣的舉止不但與世人心目中的中國人性格截然不符,也徹底顛覆了中國人是弱者和受害者的文化身分和自我形象。歷史學有所謂「歷史循環」(historic recurrence)的概念,指某些主題、事件和大敘述,周而復始地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出現,例如教會與政府的鬥爭、宗教與科學的衝突、權力的更迭與盛衰等等。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在它的歷史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祖國永遠是受害者。的確,在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激情澎湃、熱血沸騰的一刻,並非國家站在道德高地上做對了什麼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事情,而是國家遭侮辱、受壓迫和被侵略的時候(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久而久之,在中國人的國家想像中,祖國變成了永遠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尊嚴、領土完整,甚至安危,時刻需要人民的捍衛甚至犧牲。美國的開國元勳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要活得自由,就要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對於中國人,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卻是愛國的代價(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沒有作惡行兇者,就沒有受害人。在中國,對加害者的仇恨是一種國家批准甚至鼓勵的仇恨(state-sanctioned hatred),也是一股能夠釋放社會凝聚力的強大政治動員力量。中美國歌大異其趣這解釋了為何在太平盛世的今日,我們每天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1935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作品號召人民「起來」,「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可堪玩味的是,進行曲的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第三句才提到「中華民族」,可見敵人、外來的威脅乃建構中國人身分的關鍵。這與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說是大異其趣。同樣寫於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1812年美國正為她的獨立而戰),《星條旗之歌》歌頌的是一種無悔犧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美國讓美國人「引以為榮」,因為她是「自由之邦」(land of the free)和「勇者之家」(home of the brave)。在這首令中國人聽得百感交集的美國國歌中,敵人只在暗示、隱喻中出現(「激戰」、「烈火熊熊,炮聲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過後聳立」的美國國旗。中國是一個有13.6億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想像已經缺乏說服力和感召力,政府要培養人民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實在殊不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下,抗戰的回憶和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更何况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愛國從來都是最具合法性的價值。問題是倘若我們只能在一個充滿仇恨的語境裏,才願意由衷地對國家說一句「我愛你」,這不是一種難堪和悲哀嗎?這次閱兵為中國人擺脫受害者的身分走出重要一步。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不再是受害者的同時,也表明絕不會做加害者,將自己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加諸別人。這不是外交或者公關辭令,而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的教訓(bitter lesson)。原文刊於明報筆陣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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