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自由 生死攸關

香港也許是地球上最自由的華人社會,更肯定是全中國最自由的城市;但香港人有否善用他們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自由?這不是一個只適宜作學術討論的問題(academic issue),而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政治後果,亦與香港的管治和前途息息相關。自由被濫用 凌駕專業法治道德今日香港人享有並視之為基本權利(birthright)的種種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就業自由、出入境自由等等,並不是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用血汗和犧牲換來的;而是很多歷史的偶然串聯起來的結果。來之太易的東西不會珍惜,這是人的劣根性。難怪近年來,自由在香港被濫用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可以凌駕專業、踐踏法治和罔顧道德。法文中有「noblesse oblige」一詞,英文的意思是「nobility obliges」,即位高則任重,顯貴者應有高尚品德,貴族更有保家衛國、貢獻社會的義務。平民百姓既非貴族,當然毋須肩負什麼貴族任務;但只要他們享有自由,便有責任以認真負責的方式行使他們的自由。「Freedom obliges」,也許比「nobility obliges」更甚。我們要以謹慎、負責和考慮周詳的方式行使自由,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在一個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的自主權的社會,政府極不情願通過立法介入市民的生活,更不會隨便干預他們的行動自由。自由主義者深信,每一個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應交由他們自己作出判斷和選擇。政府要出手干涉,唯一的合理原因是避免其他人受到傷害。倘若只是為了當事人自身的利益,不管是道德上的還是健康上的,都不構成干預的充分理由。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濫用了我們手上的自由,做出違反自身利益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從我們的手中把我們拯救出來(no one can save us from ourselves)。香港社會近年來的發展令親者痛、仇者快,正因為我們眼巴巴地看着很多人濫用了自由,做出很多既違反他們自身利益又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卻無法「從他們的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說,如何善用自由(how to use their freedom wisely),乃至為關鍵甚至生死攸關的問題。這是一道難題,因為世上找不到一本自由的操作說明和使用手冊可供參考(freedom doesn’t come with its user manual)。難怪對很多人來說,自由是得物無所用。自由可以用來做什麼,他們茫無頭緒。這也是一個跟人類的生存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有關的老問題。任何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上帝對人類最大的考驗是給予他們偷食禁果的自由;而亞當與夏娃選擇行使他們的自由意志,就是人類歷史的起源。17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寫《失樂園》(Paradise Lost)為神辯護,他不相信宿命論,認為上帝創造的亞當和夏娃「有足夠的能力循規蹈矩,但也可以隨自己的意願沉淪墮落」(sufficient to have stood, though free to fall)。夏娃一針見血地指出,除非她有做錯的自由,否則她做得再對,也算不上品行端正、品德高尚。人的自由意志是她最大的驕傲,這是自由的可貴,卻不是濫用自由的藉口。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生而自由?一個完全沒有自保和自理能力的嬰兒,除了哭、笑和吵的自由,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到我們長大,又有多少人懂得自由,活得自由,甚至活出自由的真諦?自由的人 懂用自己腦袋思考女權主義奠基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作者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年方19就公布天下:「我的人生只會服從自己的意志」(I don’t want my life to obey any other will but my own)。這是真正的自由之聲(the voice of freedom)。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必定懂得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否則他只是任人擺布的奴僕。蘇格拉底說,奴僕者,受制於他人意志之人是也(a slave is someone dependent upon the will of another)。香港人應當以此為鑑。原文刊於明報筆陣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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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餵飼的豺狼

日本戰敗70周年,安倍政府不但沒有痛定思痛,反而蠢蠢欲動,復辟軍國主義之心路人皆見。我們不禁要問,是這個日本首相和他的一伙冥頑不靈;抑或好戰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根本改變不了?這當然不是新鮮的問題。早在18世紀,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已在影響深遠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提出類似的疑問,用今日的英文來說,就是「are we hard-wired for war?」知識界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共識,但民間的集體智慧傾向於作出肯定的答覆。在美國右派頗具影響力的雙月刊《美國國際事務》(American Interest)開宗明義地問「為什麼要打仗」(why war)?然後又理所當然地答道:「因為此乃人之常情」(because we are human)。全球銷量最高的科普雜誌《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更揚言,沒有戰爭,人類的進化會停滯不前。這其實只是舊調重彈。上世紀1960年代,人類學家查依(NapoleonChagnon)經過長時間與南美委內瑞拉的亞諾瑪莫人(Yanomamo)生活之後,發表《亞諾瑪莫人:兇猛一族》(Yanomamo: A Fierce People)一書,詳述「永遠處於戰爭狀態」的亞諾瑪莫人如何活得精彩。此書出版之後一紙風行,更成為選讀人類學的大學生的指定課本。自此,戰爭與殺戮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扮演的正面角色得到確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無可否認,能夠將敵人置之死地有利於人類的進化——在動物王國,人是真正的萬獸之王。人類已經成為大自然最兇猛的捕食者(predator),其他所有動物幾乎無一倖免地成為他的獵物(prey)。然而,人類社會能夠發展到今日,並非單靠戰爭與殺戮。人除了是萬獸之王,更是萬物之靈,有解惑釋疑、思考反省的才智(intellectual abilities)。在最困難的處境,他往往能夠「想出生天」(think his way out)——用他的邏輯思維和腦力(brain power)化險為夷和化腐朽為神奇。的確,小至建立一個家庭,大至建立一個社區甚至一個國家,最有效的手段不是殺戮,最需要的技巧不是脅迫;而是和衷共濟的協作能力和既明白別人又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溝通能力。人類學家和進化論者普遍認為,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人類不得不好戰。可是,幫助人類進化的「有利條件」(evolutionary advantages),除了好戰之外還包括同等重要的避免衝突、和解和互相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cooperative problem solving)。 好戰是天性 好和平何嘗不是在人類的進化史上,男人作為狩獵者(man the hunter)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 但女人作為採集者(woman the gatherer)作出的貢獻也不容低估,更何况她們同時扮演協作者、調停人和養育者的角色。德國與日本同為二次大戰的元兇,但今日由史上首位女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德國熱愛和平,早已與其發動戰爭的「昨日的我」割席;反而在安倍的大力鼓吹下,軍國主義在日本死灰復燃。女權運動健將斯坦能(Gloria Steinem)說過,一個由女人話事的世界會更美好(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if ruled by women),不無道理。好戰也許是人的天性,但愛好和平又何嘗不是?保護自己是本能,但與別人合作解決問題也絕不違反人性。一個在美洲土著居民切羅基人(Cherokee)的社區廣泛流傳的童話故事:小女孩老是在夢中見到兩隻豺狼互相廝殺,她的爺爺是個智者,告訴小女孩兩隻豺狼代表的是埋藏在我們內心深處、兩股互相抗衡和互相衝突的原始力量。一股力量是暴力、殺戮和戰爭,另一股力量是溝通、合作與和平。這激發了小女孩的好奇心,她急不及待問爺爺,哪一隻狼最後打勝。「你餵牠養牠,讓牠變得強壯兇猛的那一隻」(the one you feed),這是爺爺發人深省的答案。安倍自2012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以來,不斷餵食飼養的是哪一隻豺狼,已無懸念。這隻豺狼變得強壯兇猛之後,會進行什麼破壞和殺戮,值得我們高度關注。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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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靠邊站 前途岌岌危

香港這個城市的道德指南針(moral compass)摔破了,裏面的人再不懂得分辨誰是誰非。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議事件令人心寒,不止在於一群大學生在他們就讀的學府以反智、野蠻和粗暴的方式凌辱、威嚇和禁錮包括他們校長和老師在內的委員;更在於社會各界尤其是政黨、傳媒、港大校方、港大各所學院的院長和校友關注組對學生公然踐踏尊師重道和救急扶危這些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港大10院長道德冷感特別令人失望的是發表聯合聲明的港大10位院長。當學生的是非觀念扭曲到用「以武制暴」來合理化他們的野蠻,當校方軟弱到連質問學生的道德勇氣也沒有,當整個社會的道德結構一步一步走向分崩離析,他們最關心的卻是不容「擾亂」的「大學正常運作」和必須「放在首位」的「大學利益」。這10位「深信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飽學之士的道德冷感(moral insensitivity)和危機意識的薄弱實在令人吃驚。一個運作良好的公民社會必然會把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s)和政治分歧(political differences)區分起來。它的成員即使在政治上有不能調和、無法化解的分歧,但在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則上意見是一致的,並且會盡可能按這些原則行事,例如「對處於困境的人伸出援手是對的」、「欺凌弱小是錯的」。遵守和彰顯此等原則和價值的人會得到讚賞和表揚,反之就會被叱罵、譴責甚至懲罰。如此立場清晰、賞罰分明,市民的是非觀念和社會的道德結構(moral fabric)才會鞏固。 政治爭拗衝擊道德原則香港目前最大的人文甚至社會危機,是它的成員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經深化和惡化到對本已為大眾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則造成衝擊。社會存在差異和分歧實屬正常,你甚至可以說差異和分歧是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政治爭拗不會毁掉香港,只要這些爭拗在道德設定的規範下進行;但倘若香港人在基本的道德問題上也無法取得共識,這個城市的前途將會一片暗淡。這並非危言聳聽。人以文明、互諒互讓和遵守道德原則的方式一起生活,不是理所當然。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人有走在一起的衝動(impulse to sociability),這是一種原始和純粹的欲望。透過聯繫,我們化孤孤單單(solitariness)為親密無間(togetherness)。可是,人雖然有走在一起的衝動,但什麼人跟什麼人走在一起,走在一起之後又是否能夠和平相處,甚或建構出共同的身分,卻沒有其必然性。剛剛相反,由於人天生自私自利,由很多狹隘、互相排斥的利益組成的社會,一開始就潛伏着分裂的危機。它能夠屹立不搖,受到社會分化和階級對立的衝擊而依然健在和如常運作,因為它的內聚力強過它的分裂力(Its cohesions are stronger than its divisions)。社會的內聚力從何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的英國史學家卡納迪(David Cannadine)在《完整的年代》(The Undivided Past)一書指出,古往今來,為社會提供凝聚力的六大集體團結力量(collective solidarities)分別是宗教、國籍、階級、性別、種族和特定時期和地區的社會文明。於是,社會的成員往往有多重身分,如性別身分(gender identity)、種族身分(racial identity)和階級身分(class identity)等。《完整的年代》呼籲世人目光要遠大一點,不要老是只看到彼此的對立和分歧。卡納迪說,人會因一種同屬人類的共感通性而團結起來 (Men are united by a sense of common humanity)。這種「同屬人類的共感通性」在今次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議事件中幾乎無迹可尋。我很想相信,這只是一批昏了頭的大學生的一時衝動;但若然真的如此,事後為什麼沒有港大學生走出來與他們劃清界線,高呼“Not in my name”(不要以我的名義做出這樣的事情)?香港正沿着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斷層慢慢分裂,在這個分裂的過程中,我們平時放在口袋裏的道德指南針失去指示方向的功能。亂局既成,這個城市的前途岌岌可危。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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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懂中國 港須急起直追

滑不溜手的香港固然不在北京的掌握之中,但深不可測的北京,同樣令香港人難以捉摸。北京的香港政策,在佔中和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會作出什麼調整?回歸以來,北京的耐性和克制極限不斷被測試和挑戰,它的底線究竟在哪裏?79日的佔中沒有流血收場,處理手法一如北京所言,「堪稱國際典範」。問題是在香港一直循規蹈矩、高度克制,可以說是「on its best behavior」的北京,有一日會露出猙獰面目嗎?軟的一套證實無效,何時會換來硬的一套?在北京的宏觀和全面戰略佈局中,香港有多重要,又被分配了什麼角色?北京是否視大陸和香港是共榮共枯的命運共同體,抑或已經做好了必要時「棄車保帥」的應變計劃?對北京來說,今日的香港還剩下多少利用價值和教育意義?還有多久,香港帶給大陸的麻煩就會超過它帶來的好處,即英文所謂的「outlives its usefulness」?這些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人與北京博弈的同時,必須盡最大努力弄懂北京,否則只會徒勞無功,甚至悲劇收場。當然,弄懂北京絕非易事。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這樣的「中國通」,也經常錯讀中國的政策。他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On China) ,形容中國的外交政策「只守不攻,建基於阻截對其不利的歷史洪流」(defensive and based on building dams against unfavorable historical tides),便遠離事實。我當然不是什麼「old China hand」,但我想要弄懂一個政權,以至一個國家,首先要知道的是它怎樣界定自己的利益。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 J. P. Taylor)說過,政府的所作所為,總離不了追求它眼中的利益(A government can always be relied on to pursue its perceived interests)。其實167年前,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坦普爾(Lord Palmerston)在下議院解釋外交政策,早已指出國家沒有不變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不變和永恆的只有利益,政府的責任就是按這些利益行事(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北京如何界定它的利益?「國家核心利益」是近年來屢屢被提及的概念。所謂核心利益,就是北京眼中國家最根本的利益。為維護這些利益,它會不惜採取軍事和戰爭手段。關鍵是核心利益的內容。在7月3日的一篇報道中,《國際紐約時報》指出,傳統上,北京視它對台灣、西藏和新疆的主權為不容侵犯、無可爭議的核心利益;但隨着中國經濟、外交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加,核心利益的涵蓋範圍也不斷擴張。從最近人大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可見,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核心利益,除了維護領土完整和在有主權爭議的問題上寸步不讓之外,還包括確保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以及經濟的持續發展得到保障。 大前提﹕尊重國家核心利益香港人要爭取自身的利益,必須以尊重北京眼中的國家核心利益為大前提。這其實正是回歸後北京、特區政府和香港的政治領袖責無旁貸要做的事情—— 將香港人的根本利益與大陸的核心利益緊密連接。用管理學的術語,這叫做「利益一致化」(alignment of interests)。很不幸,事態的發展向相反的方向而行:佔少數但積極參與政治的香港人心目中的根本利益——真正的投票權和充分的政治權利,與中國領導人眼中的國家核心利益——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不符甚至出現衝突。政改之爭被描繪成一場「接受人大的決定,香港人就會輸」的零和遊戲,結果造成今日香港的政治困局。在中國已成達者的今天,全世界都有責任弄懂北京。7月9日一期的《紐約書評》,著名投資者索羅斯(George Soros)撰文呼籲美國政府與北京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合作關係,否則兩國軍事衝突觸發的世界大戰會無可避免。這也許有點危言聳聽,但「弄懂中國」(Getting China)在西方漸成顯學,香港人又豈能不急起直追?林沛理 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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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緣何一鼻子灰

教育局長吳克儉早前宣布,未來6年的微調教學語言周期安排維持不變。換言之,即使英文中學取錄了英文成績未符要求的中一新生,仍可繼續使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這也許就是後政改時代,動輒得咎的特區政府的息事寧人思維:不變,就不會迫使大量英中「落車」,令校長投訴、老師埋怨、家長鳴冤和學生叫苦。很明顯,特區政府沒有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推行徹底的教育改革。殖民者建立的教育制度,往往是他們留給後殖民地政府最棘手的問題。在一國兩制,制度50年不變的大前提下,回歸後特區政府絕口不談「去殖民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些年來特區政府以近乎作賊心虛的心態推行教育改革,藏頭露尾,見壞即收,難怪總是碰到一鼻子灰。舉個例,2009年教育局將實施已10年的母語教學政策推翻,明明是逆轉和大變,卻自欺欺人地說成是「微調」(fine-tuning)。教育改革包括課程改革(curricular change)和教學語言改革(linguistic change)。母語教學在香港舉步維艱,跟香港人——不止是家長,還包括僱主、校長、學生和社會人士——普遍重英(文)輕中(文)的心態大有關係。對一個曾經被英國管治超過150年的前殖民地來說,英文既是殖民地主人的語言,自有其無法抗拒的魅力。知識就是權力。東方學鼻祖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英國在香港能夠締造殖民地少有的安定繁榮,靠的不僅是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有賴一套香港人接受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hierarchy of cultural importance and social values)。在這個價值體系內,高高在上的就是英文。一如出生於印度的後殖民學者卡其魯(Braj B. Kachru)所言,在殖民地子民的眼中,英文何止是語言,更是取得權力、操控和精英身分的工具(a tool of power, domination and elitist identity)。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千方百計要讀英文中學,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colonial legacy)。英國撤出香港已經18年,但香港這個後殖民社會(post-colonial society)仍然深受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意識形態影響。回歸後,香港的語言生態跟回歸前並無二致;在這樣的環境下推行教學語言改革只怕會徒勞無功。 教學語言 不能單看工具價值教學語言的改革其實刻不容緩。香港文憑考試的結果剛剛公布,11位成績最好的「狀元」全數來自英文中學,似乎再一次證明英文作為教學語言比中文優勝。問題是教學語言的選擇不可單單取決於語言本身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因為它涉及教育是什麼這重大課題。母語教學重要,不是因為它可以訓練出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而是因為它可以幫助學生培養自我、認識自我和表達自我。香港學生大多個性模糊,又缺乏文化自信,更遑論民族自尊,正因為他們長久以來被迫使用一套與他們關係疏離的殖民者語言來表達自己和認識世界。這套殖民者語言的「他者性」(otherness)使他們無法與他們身處的社會、學習環境,以至於他們自己建立親密、私人的關係。這個障礙一日不清除,香港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都不會釋放出來,還奢談什麼批判性思維與競爭力? 苦學英文無成 並非無因這樣說不是要貶低英文的價值和用處。在今日的互聯網時代,英文作為地球村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地位根本無可取代。不過,可以斷言,用英文做教學語言不是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的靈丹妙藥。鑑於香港目前大部分師生的英語使用能力,英文必須被大幅粗糙化和工具化才可以在班房用作教學語言。於是,英文變成冷冰冰的塑膠語言。這樣的英文不可能是好英文,香港學生多年來苦學英語而無成,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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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鞏固現狀霸權?

今年七一遊行參加人數是歷來第三低,這其實一點也不出人意料。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即透過參與政治來改變社會的成效——息息相關。佔中和政改爭拗動員了不計其數的香港人參與政治運動和抗爭,可是激情過後,隨着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笑到了最後、得到最終勝利的仍然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似乎誰人也改變不了的現狀。這就是現狀的霸權,其他什麼地產霸權。民主霸權,以至TVB的文化霸權,都只是現狀霸權這座冰山的一角而已。何謂霸權?意大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資本主義能夠「不戰而勝」,靠的不止是政府的管治能力、警察的武力和法律的約束力,還有活在制度下的人民——包括贏家和輸家——願意接受和忍受這套制度的能力。贏家願意接受,因為他們是現狀的既得利益者。輸家願意忍受,因為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是「可能出現的最好的制度」(the best possible system),又或者以為現狀根本無法改變。沉默的大多數接受或至少默許了這套論述,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提出這套論述的政府擁有管治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他們的思想經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也會產生一種「維持現狀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錯覺和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相信現狀是無法——也不應該——一下子改變。任何改變必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否則整個社會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另一方面,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種抗拒改變的「惰性思維」(intellectual inertia),變需要理由,不變不需要理由。這使得他們成為對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非常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他們以任勞任怨和逆來順受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結果,現狀沒完沒了地重複和複製自己,現狀無法改變成為一個「本身會成為事實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改革的倡導者首先要挑戰的是現狀的霸權,首先要打破的是現狀無法改變的神話。香港人熟悉的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與妻子羅斯(Rose Friedman)合著的《現狀猛於虎》(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1984年面世,寫3位以改革先鋒自居的西方領袖——美國總統列根、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法國總統密特朗——在就任初期推行新政,遭到有組織的強大勢力反對。這個誓要維持現狀的鐵三角包括直接受惠於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政府官僚與跟政府對着幹的民粹政客。 港人被操縱被奴役被剝奪今日香港人面對的「現狀的極權」,是在經濟上做「無家可歸」的樓奴,在政治上做沒有投票權的二等公民;而這種被操縱、被奴役和被剝奪的情况,將會一直繼續下去。香港自回歸後內耗愈來愈嚴重,官民對立愈來愈厲害,階級和大陸與香港的矛盾愈來愈尖銳,有些人對現狀的不滿和痛恨,已到了一個一觸即發的臨界點。這是香港近年來反政府的抗爭和社會運動愈趨激進的主要原因。本來,政改給予500萬香港人選特首的投票權,是把香港人從「現狀的極權」中釋放出來的best bet(最佳選擇)。可是,事實證明,在立法會否決政改的泛民不可能改變香港的現狀,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現狀的關鍵組成部分。他們跟其他政黨一樣,樂此不疲地做着一件事情:對不公平的現狀進行鞏固和複製。 改變現狀機會 泛民輕輕放過在《國際紐約時報》6月26日的一篇報道中,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強調,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是為了迫使北京提出更合乎港人利益的協議,絕非想維持現狀 (The reason why we wanted to vote it down is not because we wanted the status quo. No, that was never our intention. The intention was to vote it down to force Beijing to have a better deal)。這就是泛民的口是心非和精神分裂:平時對現狀諸多不滿和百般挑剔,但當徹底改變現狀的機會出現,卻輕輕放棄。難道他們是躲在衣櫃裏、隱蔽的現狀既得利益者?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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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與奴才制度

最近,有機會碰到立法會議員、政府高官和智囊,以至消息靈通人士、知情人士和有識之士,我都會問他們同一問題:「為什麼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經常給人考慮不周、判斷不當和不了解實際情况的印象?」回歸18年,從23條立法的滑鐵盧到國民教育科的滿盤落索到政改方案的鬧劇收場,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處處落後於形勢,給人的感覺是既信息不足和資料不夠(ill-informed)又所託非人(ill-advised)。我得到的答案永遠是「北京準確掌握香港的情况」,駐港的中聯辦運作良好,京官也會不時來港直接「收風」。我不知道北京在接收、分析和詮釋香港信息的過程中出了什麼亂子,但若從管治的成效看,滑不溜手的香港顯然不在北京的掌握之中。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癥結也許是中國共產黨的用人政策。中國的君主每多善於用人,所謂善於用人,關鍵在於發揮一個人的長處。可是,在「善用」之前首先要「知人」—— 知道誰是人才,以及人才之所長。這才是完整的帝王用人之術,歷史學家所謂的治道。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社會下層的君主劉邦,最大的長處就是知人善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他不如張良。管理國家,安撫百姓,他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他不如韓信。他得天下,全因對這幾位當世豪傑委心任用。當然,一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在《權力玩家》所言,劉邦的用人之道,還包括怎樣利用一個人的短處來控制他,但這是後話。靠革舊制度和老祖宗的命來建立新權威,深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管治的合法性有揮之不去的焦慮。在這股根深柢固的不安全感驅使下,中共用人的首要考慮不是人的能力和才幹,而是他們願意效忠和可以信任的程度。知人不是為了善用,而是要確保自己不會被出賣。於是,人才制度變成奴才制度:多有用的人只要是「疑人」或「外人」都堅決不用,多沒用的人只要夠忠心和可靠都會得到重用。沒用的人當然會犯錯,並且常常犯錯,甚至犯大錯;但不打緊,只要他們的心「是在正確的地方」,那什麼都可以包容,什麼都可以原諒。簡言之,這就是北京靠港人治港的用人政策。31位建制派議員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集體離場,致使政改方案「不得善終」。這是愧對歷史,為世人所笑,令香港蒙羞的嚴重政治失誤;更不要說它帶來的政治後果。然而彷彿對建制派的包容不設上限的北京,只是透過中聯辦為他們送上「安慰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也許北京早已決定,治港的港人只要是誓死效忠北京的支持者(Beijing loyalists),其他的一切都無關宏旨。 北京用人:不可有二心政改表決鬧劇結束之後,犯錯的建制派議員第一時間到中聯辦,不是要交代而是要交心——重申他們對北京忠心耿耿。至於中聯辦,也不急於找錯,更無意問責;最重要的是肯定集體離場的議員並非別有用心,所作所為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你可以犯大錯,但不可以有二心」是北京用港人和港人為北京所用的潛規則。這當然有例外,50萬人上街之後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是北京重用「疑人」的兵行險着;但這是處理非常情况採取的非常手段。有這樣的例外,才足以證明常規存在(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香港的建制派也許不乏人才,但治港的人才愈來愈凋零,漸漸為只懂得對北京唯唯諾諾、阿諛奉承的奴才所取代,確是事實。97至今18年,中共似乎仍然沒有「弄懂」香港。 港人注定與忠心無緣香港人懂得怎樣從身處的環境之中得到好處,知道做什麼事情是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追求自身利益和善於把握機會 ——姑且稱之為「self-interested opportunism」——是這個小城屢屢締造奇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經濟學家視香港為展現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櫥窗,資本主義與香港人如魚得水,因為啟動資本主義的發電機——牟利動機(the profit motive)——存在於香港人的基因。這所以在香港的建制派尋找對中共真心效忠的所謂「Beijing loyalists」是多勞少功。香港本來就不是盛產忠心愛黨和愛國人士之地,它的歷史、環境和氣候根本注定了香港人與忠心耿耿無緣。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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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夫人」到中國文化輸出

剛公布的《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藍皮書推許「第一夫人」彭麗媛為「中國外交新名片」,指彭外表端莊、儀態優雅,以關注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的親善形象贏得國際媒體的廣泛讚譽。藍皮書又視孔子學院為引領國家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項目,不僅向外展示悠久的中國文化和今日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更為中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民提供交流渠道。珠玉在前 比得上嗎?從這份「報喜不報憂」、「自我感覺良好」的報告可見,北京到今日仍然拒絕承認自己的軟實力遠遠落後美國,亦無法與自己的經濟實力並駕齊驅的事實。彭麗媛演「第一夫人」的角色算得上稱職,可是珠玉在前,作為典雅的象徵、潮流倡導者(trendsetter)和時裝偶像(fashion icon),她如何比得上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夫人積琪蓮(Jacqueline Kennedy)和英國儲妃戴安娜?已經宣布參加2016年總統大選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曾經是「第一夫人」,但這個「第一夫人」不是老大背後的女人。她最為人稱道的是在1995年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上發言,義正辭嚴地批評由排斥、歧視、剝削和壓迫構成的所謂「女性生存處境」(the female condition)。她在演辭中特別提到在戰爭中遭受強暴的婦女、婦女被迫接受流產手術與被剝奪接受教育的權利。這次發言堪稱希拉里的代表作,自此之後,要談人權就不得不談婦女權利,成為她對婦女問題旗幟鮮明的立場。彭麗媛當然不是希拉里。如果「第一夫人」是個角色,論性格的立體、感性的飽滿和有血有肉,美國的「第一夫人」由第32任總統羅斯福的妻子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到積琪蓮到希拉里,都是精彩到值得贏奧斯卡金像獎的人物塑造。反觀中國共產黨自建政以來,歷任的「第一夫人」除了遺臭萬年的江青性格鮮活之外,幾乎個個面目模糊。能歌善舞的彭麗媛懂得打扮和有一副開麥拉面孔,但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有什麼獨立個性——她對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的關注太習慣性和隨大溜(obligatory)——未能完全擺脫一個給成功男人用以炫耀的寶貝嬌妻(trophy wife)的形象。至於說孔子學院有助向世界宣揚中國文化,不止言過其實,簡直自欺欺人。試比較一下孔子學院在美國與荷李活電影在中國的影響力,情况馬上一目了然。目前正在內地公映的《狂野時速7》(Fast & Furious 7,大陸譯作《速度與激情7》)勢如破竹地打破一個又一個紀錄,開畫第一天票房就進帳超過4億。中國電影產業內部人員預測,《狂野時速7》會刷新《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Transformer 4: Age of Extinction)19.8億的的最高票房紀錄。荷李活軟實力 中國有嗎?荷李活電影是不折不扣的軟實力,因為它的說服力和親和力,能夠在不知不覺之間令全球觀眾對美國價值、美國夢以至美國在世界扮演的領導角色不再抗拒,甚至欣然接受。所有成功的荷李活電影其實都在賣同一件貨品——美國。不管是《阿凡達》還是《鐵達尼號》,《風月俏佳人》還是《美國隊長》,荷李活電影鏡頭下的美國永遠都是美國國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所形容的「自由之土」和「勇者之鄉」(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這就是荷李活電影的「強制說服力」(brainwashing power),它向全球觀眾反覆灌輸的是美國的偉大和獨一無二。中國有可堪比擬的軟實力和文化輸出嗎?莫言2012年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人曾經興奮過一陣子,但不見得改變了什麼。真正的問題是:一個不擁抱普世價值、不尊重創作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可以發展出真正的軟實力嗎?華夏文明有幾千年歷史,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總是橫眉豎目地要革老祖宗的命和破舊立新。中國的經濟起飛,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然而除了龐大的市場、生產力和購買力之外,它有什麼價值輸出?它的文化和藝術工作者又是否有足夠的文化自信?《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藍皮書當然不會談到這些問題,這也許正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原文載於明報筆陣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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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殖民地之名 仍過殖民地生活

回歸18年,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遭受連番重大挫折。是時候要問,一國兩制是個壞主意嗎?近期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聚焦於一個國家與兩種制度孰輕孰重,及兩者的依存關係。其實,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這憲法原則,要實現的最大目標是統一中國。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容許兩種制度並存,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完成統一國家大業不得不作的妥協、讓步甚至犧牲。這個令天開的妙想最高明之處,是將一個本來無法想像,更難以說服當事人和國際社會的提議(把500萬享有高度自由的殖民地子民交給一個共產政權)變成一種可信、可能成功和可以接受的安排。鄧小平以和平、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收回香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用過一兵一卒,卻創造了一個三贏的局面:洗雪國恥,壯大中國人的民族自尊、給予「被回歸」的香港人希望,又讓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鄧小平以不凡的政治想像力完成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在這件事情上,稱他為政治的藝術家並非過譽。可是,權宜之計畢竟只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能否經得起50年的考驗,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前總理溫家寶在任的時候多次提到香港的「深層次內部矛盾」,其實香港的深層次內部矛盾與一國兩制的深層次內部矛盾是分不開的。一國兩制是一個絕妙的主意,但也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主意。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0年,香港人必須下決心正視和處理長期被殖民遺留的問題,否則被殖民的後遺症會陰魂不散地對這個城市纏擾不休。簡言之,這就是回歸之後,香港人「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一個人人都看到但沒有人肯承認和面對的問題。 問題既關主人 又關宗主國這可以說是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造成的意識形態後果(ideological consequence)。本質上,殖民主義是一套殖民者用來支配和統治被殖民者的經濟制度和政治架構。要推行有效的所謂「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必然要重新審視前殖民地制定規則、執行決策、運用資源、分配權力和瓜分利益的方法;並往往要從組織、制度和架構上作重大的改革和做大手術。97之後,香港可以繼續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經濟政策,「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不變,這是一國兩制言明的原則。沒有言明的原則,是支撐着「馬照跑,舞照跳」這種生活方式的權力關係和遊戲規則也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回歸後擺脫的只是殖民地之名而非殖民地之實。很多香港人所過的生活仍然是殖民地子民的生活。舉個例,地產發展商對香港經濟以至香港人生活的支配,完全可以用「殖民化」(colonize)來形容。研究後殖民主義的學者發現,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大多數社會仍然受制於種種或明或暗的「新殖民剝削」(neo-colonial exploitation)。香港正是這類情况的矚目例子,只是她的問題並非單單來自它的前殖民地主人,也跟她的宗主國奉行的政策有關;委實充滿諷刺意味。一國兩制的特色在於它的相容性和包容性,回歸之後不翻香港人做殖民地順民的舊帳,是管治香港的定調和主旋律。結果,香港人只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罪」,沒有反省自己的「責」。這造就了他們道德上的優越感。一般而言,當漫長的殖民統治結束,後殖民社會最強烈的衝動就是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身分,學者稱這種強烈的欲望為「the post-colonial desire」。香港人被他們的殖民地主人拋棄,卻又無法接受管治他們祖國的政權,於是他們對身分的追求變成了一種對「自我」和「本土」的捍衛甚至執迷。 身分的追求 變成「本土」的執迷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學說的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Said)說,後殖民主義是一個不斷抗爭和重建的過程(Post-colonialism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在香港不再是殖民地的這18年來,不少香港人也在不斷抗爭。然而他們抗爭的對象究竟是誰,着實是耐人尋味的問題。林沛理專欄作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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