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十九大」之後的兩岸關係何去何從?

事前備受各方關注的蔡英文「雙十演說」,正如筆者所預料的一樣,在論述涉及兩岸關係方面,嚴守了「三不原則」:一、不觸及「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問題;二、不就兩岸關係的定位發表新的論述;三、不就如何打開目前兩岸的「冷和平」僵局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議。因此,無論是評論家評以「了無新意」,又或者對岸慣性地斥為「在台獨的道路上愈走愈遠」等等,都是意料中事。 其實,「三不」所觸及的內容,均是敏感度高、目前在兩岸之間最沒有共識的部分。因而要處理如此高難度的棘手問題,「雙十演說」無論時間上還是場合上,都不是最佳選擇。 首先,在時間上目前並不存在不可不處理的迫切性。儘管去年「5.20」之後兩岸官方對話已全部停止,加上對岸以「推動文化台獨」及「去中國化」冠於蔡英文頭上,蔡自然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是,今年尤其是下半年,在舉國上下絕對維穩的最高原則下,大陸一切作為都必須讓路給即將於本月18日登場的「十九大」。在此期間,北京既沒有推出新的對台政策,也沒有任何對台灣「地動山搖」的軍事舉措,蔡英文自然沒有必要在此時就難度最高的兩岸議題發表具實質意義的新論述或新建議。 其次,在兩岸停止對話的時空下,蔡英文也不會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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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邦交國歸零 兩岸統一就近了?

蔡英文剛執政一年,隨即遭遇外交上的重大挫折。源自於清末、並延續中華民國整整106年國祚至今的「中華民國──巴拿馬」外交關係,終於在2017年6月13日畫下句點。 如何解讀「台巴斷交」效應? 毋庸置疑,此次「台巴」斷交,對蔡英文上台後所推動的「踏實外交」是一大重挫,未來蔡如何重新思考擴展台灣的外交空間,固然是既繞不過去又難以輕易克服的棘手難題。同時,在藍營炮火對準蔡無力改善兩岸政策,而獨派則藉此呼籲在外交上放棄「中華民國」國號,並正名為「台灣」的兩面夾擊下,蔡會否因此調整兩岸政策,放棄「不搞法理台獨」的「維持現狀」路線,則是未來的另一個觀察焦點。 另一方面,北京此次出重手,其目的自然不會只停留在對蔡英文的「懲罰」上,更希望藉此來「打擊台獨的氣焰」,從而迫使蔡「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即承認「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不難預測,台北面臨的這場「外交危機」很可能引發骨牌效應,事實上失去巴拿馬後,隨即傳出台灣5個外館在北京的壓力下被迫要求改名。 如今台灣社會已在議論未來「邦交國歸零」的可能性。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今年「兩會」期間,曾發出重話,警告「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不過,倘沿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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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論述」——國民黨能否重生的關鍵

史上最激烈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塵埃落定,吳敦義以過半52.24%的得票率在一輪選舉直接勝出,跌破不少人的眼鏡。然而,以「強勢」之姿,誓要帶領國民黨恢復元氣的吳敦義是否能使國民黨東山再起,筆者難以樂觀。 吳敦義當選後面臨幾大難題,首先當務之急是如何整合因今次黨主席選舉而更趨分裂的黨內派系,焦點是如何獲得洪秀柱及其支持者的信任。洪秀柱雖然連任失敗,但是她的支持者仍佔黨員的兩成以上,而且國民黨最忠貞的黨員大多集中在洪秀柱這一邊,包括具國軍系統背景的黃復興黨部。如果加上在黨員屬性上相近的郝龍斌支持者,則「深藍」黨員應佔有三成以上。如何整合,這恐怕是「淺藍」的國民黨「本土派」領軍人物吳敦義在勝選後最頭痛的問題。誠然,以擅長經營人脈著稱的吳恐怕會主動邀請洪秀柱和郝龍斌加入他的領導團隊,不過洪是否願意屈就於副主席或其他黨內職務,則是另一個問題。 別無選擇 料北京只能尋求拉攏吳 另一個吳敦義當選後不能不盡速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維持自從2005年連戰首訪大陸後與中共建立的互信關係。 由於吳敦義的本土色彩濃厚,北京早已充滿戒心,並率先在習近平發給吳的賀電中特別加重語氣,寄望吳「堅定反對台獨」、「把握兩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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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特會」看特朗普的膽略與手腕

一個是權力如日中天、繼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勢的中國領導人,另一個則是勢要再次壯大美國、建國200多年來最不尋常的「超另類」總統。單憑這兩位身具獨特個性、數十年來難得一遇的大國領袖聯袂演出「莊園高峰會」,就已足夠吸引所有國際媒體。甚至有評論在事前就將此次中美元首會晤的重要性,與同樣是共和黨籍的總統尼克遜於冷戰時期的1972年2月歷史性訪問北京相提並論。然而萬眾矚目的「習特會」,卻是以「沒有實質成果」收場。 特朗普牢牢掌握戰略制高點 也正因為為期兩天的「習特會」沒有爆出任何火花的亮點新聞,許多前來採訪的國際媒體記者只好掃興地把焦點放在特朗普外孫女唱中國歌曲《茉莉花》,或乾脆迅速將報道的重點轉移到會面期間美國攻擊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上。然而,倘若細嚼特朗普安排習近平此次訪美的整個過程,就不難窺視出特朗普深藏不露、令人刮目相看的膽略與外交手腕。而在這次不同尋常的中美高峰會所伴隨的兩大領袖的外交角力中,毋庸置疑,特朗普從頭到尾、牢牢地掌握了戰略的制高點。 首先是特朗普奪得先機的中美主客地位。45年前是尼克遜主動出訪,千里迢迢地來到陌生的「共產中國」,目的是要拉攏新中國,以牽制蘇聯;而毛澤東則從容自信地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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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英熱線」揭開中美角力新序幕

一通極不尋常的蔡英文與特朗普的電話,震撼了國際社會,牽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這一天「TAIWAN」(台灣)醒目地出現在美國等主流國際媒體的頭條。難掩一臉錯愕神情的中國外長王毅及國台辦發言人在回答媒體時,只丟下不痛不癢的一句:「這只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不可能改變『一個中國』的格局。」然而,因這通突如其來的「普英熱線」而人仰馬翻的北京,究竟會有多震驚,並不難想像。連日來,北京動用所有國安與智庫系統,誓要查明這起「電話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然而愈查卻讓中南海愈心寒。「普英熱線」經過周密安排首先,以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的性格而言,倘若「普英熱線」是心血來潮的一時之舉,倒也還好,然而情况並非如此。其實早在美國總統大選勝出後,特朗普方面已經開始擬定一份與各國首腦舉行電話會談的名單,根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在很早的階段,蔡英文已被列入名單當中。到了確定通話日程後,相關人士也已向特朗普作了說明,特朗普也當然深知可能會有負面的反應。換言之,此次「普英熱線」並非草率的偶然性事件,而是相關人士經過周詳的安排而成事的,更非台灣單方面的「小動作」這麼簡單。再者,北京最擔心的,是究竟這齣「電話鬧劇」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會改變自從1970年代基辛格以來美國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儘管當下特朗普的執政團隊還沒有完全成形,嚴格來說上任前的言行也並不等同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然而讓中南海擔憂的信息卻一個又一個地出現,北京已無法繼續對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審慎樂觀」。幕後推手——傳統基金會經過一陣錯愕與震撼後,主導「普英熱線」的勢力呼之欲出——美國傳統基金會。在意識形態上被視為美國保守勢力重鎮的該基金會,創立於1973年,經過創辦人佛訥(Edwin Feulner)40多年的苦心經營,如今已發展為年度預算超過8000萬美元、被視為對華府影響力最大的智庫之一。共和黨籍歷任高官許多出自該基金會,包括甫被特朗普提名為運輸部長的趙小蘭。在大選期間,傳統基金會不僅為特朗普撰寫政策白皮書,基金會多名智囊也都加入了特朗普交接團隊。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基金會數十年來與台灣關係密切,被視為華府的親台大本營,也是台灣長期的主要游說與交流對象。「普英熱線」最重要的推手不是別人,正是長期擔任傳統基金會總裁的佛訥。佛訥與台灣政界淵源深厚,已先後訪問台灣超過20次,多次出席台灣歷任總統的就職典禮,與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歷任總統會見多達17次。與蔡英文同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友的佛訥今年8月加入特朗普團隊,成為高級顧問,負責國家安全外交事務,是特朗普最重要幕僚之一。佛訥於10月就曾率基金會訪問團造訪台北,並於13日在總統府受到蔡英文總統的接見。傳統基金會在美台關係中另一名舉足輕重的人物,是研究員葉望輝(Stephen Yates),他現在擔任愛達荷州共和黨主席,目前也兼任特朗普交接團隊的顧問。葉望輝是美國前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的國家安全顧問,也是今年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6項保證」寫入共和黨黨綱的起草人,其中第六項就是讓北京感冒不已的「不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葉望輝與台灣淵源不淺,曾於1987至1989年間在高雄擔任傳教士,說得一口流利且帶有台灣腔的國語;在台灣政壇及社會各界人脈之廣,基金會同輩者中無人能出其右。就在「普英熱線」後的第四天的12月6日,葉望輝即攜特朗普意旨訪問台北,並拜會蔡英文總統。「普英熱線」在美國政界的反應大致呈現兩極化,仍在位的奧巴馬政府重申「一個中國」政策,顯然不願意看到這通電話衝擊行之已久的美國對華政策,影響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合作關係。然而,不僅特朗普本人在推特(twitter)及臉書(facebook)連續發帖,強力反擊民主黨人士及美國媒體對其挑戰「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共和黨黨內的一些重量級人物,尤其是特朗普團隊要員,也紛紛為「普英熱線」的舉措背書,甚至質疑華府長久以來的僵硬思維。特朗普鬆動「一中政策」的迹象擔任特朗普交接團隊顧問的某國務院前官員稱,其實所有涉及「普英熱線」的相關人物,都非常清楚長久以來美國奉行的「一中政策」,但是「過去無論是共和黨籍還是民主黨的總統會做的事,不見得特朗普會跟着做。在他的眼裏,典型的華府規則未必永遠都是最好的」。讓北京對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不安的,還不止「普英熱線」。就在特朗普接了蔡英文電話的同一天,美國眾議院壓倒性通過了「國防授權法案」,新法案將解除20多年來美台之間在軍事交流上的諸多限制,使美台關係的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事實上,台灣方面已開始研議該法案在參眾兩院通過後,有望爭取台灣的國防部長堂堂正正地踏進五角大樓,也希望讓台灣參與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聯合軍演,實現台、美、日三方在軍事領域上的合作。誠然,對習近平體制下的北京而言,「台灣問題」是不可能輕易妥協的核心問題。「普英熱線」是危機,也是轉機,至少已經扭轉了中國對特朗普時代「審慎樂觀」的心態。相信北京在特朗普上任前餘下的一個多月,除了「聽其言、觀其行」之外,自然會好好研究特朗普的軟肋與溝通管道,同時加大力度接近所有可能影響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人物,確保近40年來美國既定的「一中政策」不會全面走樣。特朗普時代,以「台灣」為棋子的中美新角力,才剛掀開序幕。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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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兩岸關係不會「地動山搖」?——蔡英文「5.20總統就職演說」的影響

北京與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蔡英文「5.20總統就職演說」,正如筆者所預料的一樣,洋洋灑灑近6000字的演說全文四平八穩,沒有讓任何人跌破眼鏡。最受矚目的自然是有關兩岸關係部分,而其中的焦點,則是蔡英文是否會在北京一波接一波的高壓下屈服,在「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原則」議題上有所讓步。然而從結果看來,親自操刀此份演說原稿的蔡英文儘管字字斟酌,極力避免激怒北京,卻始終既不觸及「一個中國原則」,亦未從「尊重九二會談」的基本立場,向北京期待的「承認九二共識」方向傾斜。其實,北京雖然之前態度強硬,只要有點常識,也應大致預料到小英不會「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也不會「承認九二共識」,因為這兩個北京決不讓步的原則,並非當今台灣主流社會的共識,而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自然不能悖逆主流民意。北京不會再把「地動山搖」掛嘴邊誠然,無論如何解讀,作為上任後首次公開向陸方傳達信息的「信件」,蔡英文的演說確實沒有「承認九二共識」,因此北京自然也不會就此簽收。如此,儘管國台辦難掩不滿的神情,卻也收斂了批蔡的力度,將措辭限定在「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上。就北京與蔡英文新政府第一回合的角力結果而言,儘管勝負難解,不過至少北京在此之前揚言倘若小英「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地動山搖」的威嚇,並不會付諸行動,最終只停留在嘴皮硬的層面。而經過「5.20演說」一役之後,展望4年乃至8年的蔡英文執政期間,筆者斷言北京今後不會再把不可能付諸行動的「地動山搖」掛在嘴邊。誠然,北京等不及蔡英文上台,就已推出一系列對小英的「制裁措施」,從肯尼亞事件到國際鋼鐵會議事件,再到WHA(世界衛生大會)強加「一中」條件,已足以彰顯北京對小英並不客氣。然而,這些施壓當然力度有限,稱不上是「地動山搖」。中南海重中之重是維持政權穩定所謂「地動山搖」,自然是指發生嚴重動盪,隨時都有可能招致毁滅性的結果。就北京的可能的手段而言,不外乎一、動用武力攻打台灣,至少將兩岸關係逼近戰爭邊緣;二、實施對台經濟封鎖,迫使蔡英文政府就範。然而,只要掌握了中南海的權力思維,清楚理解兩岸當下各自的內外環境,就不難判斷咄咄逼人的「地動山搖」之說,不會發生。首先,「統一台灣」向來並非中共的優先課題,對中南海而言,唯一的「重中之重」是維持政權的穩定。除非「統一台灣」毋須費一兵一卒,輕而易舉地便能拿下,就像1997年「收回」香港一樣,否則中共不會貿然以武力攻台,因為代價太高,徒增中共維持政權穩定的風險,包括GDP國內生產總值恐怕要大幅度下調,一不小心甚至可能引發內亂,使「共朝」提早崩解。其次,再說解放軍軍力雖然已遠勝國軍,不過國軍軍力也仍在世界排名第13位,實力不容小覷;而經過一番生靈塗炭的廝殺後,台灣人民內心的創傷恐怕永遠無法癒合,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也將永遠無法拉近。况且,就算以武力拿下台灣,面對經過數十年民主洗禮的台灣社會,中共又是否有能力來治理呢?倘若統一後每個公家機構、單位都從大陸派來「書記」或「領導」,又有多少台灣公務員願意服從其指揮調度呢?至於包圍台灣、實施經濟封鎖,顯然亦非易事。撇開需要動用多少海軍力量的技術性問題,就對經濟的影響層面而言,目前兩岸都已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應有遵循國際經濟體制規範的義務。况且,兩岸經濟關係的相互依存度已經很高,目前台灣對外貿易有四成與中國大陸有關,封鎖台灣經濟,也必然傷到大陸自己。北京制裁措施 須考慮台灣民意此外,如前所述,蔡英文是民選總統,有台灣主流民意的背書,加上蔡英文又是過去20年來4位民選總統中最穩重、最謹言慎行的一位,因此無論是武力攻台,還是經濟封鎖,結果都將與台灣人民為敵,和「把希望寄託在台灣人民身上」的主張自相矛盾。正因為師出無名,北京自然也將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制裁,恐怕比「六四」鎮壓民主運動後所遭受的國際孤立更為嚴重。基於以上內外因素,北京的「地動山搖」說,充其量只起到促使蔡英文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上更為深思熟慮,更不會輕易去修改仍以「中國」為坐標的《中華民國憲法》。儘管筆者認為「地動山搖」的恐嚇效果已告一段落,然而並不認為「輕舟已過萬重山」,北京仍然牢牢地掌握了台灣在國際空間的主導權。除了台灣僅存的22個邦交國的數目岌岌可危之外,北京所握有能用於制衡台灣的牌,將會陸續亮出。只是北京對台北的所有制裁措施,並非沒有任何顧忌,都必須考慮到台灣民意的反應。換言之,既要對「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政府施壓、懲罰,又要避免引發台灣民意的反彈,中南海的決策者必須在每一項制裁上都得拿揑得當,否則不僅容易效果不彰,甚至產生反效果,使蔡英文政府獲得更多台灣民意的同情與支持度,反變成蔡英文政府的最大應援者。勿見獵心喜 應哀矜勿喜換言之,儘管「地動山搖」不會發生,不過蔡英文新政府也切勿見獵心喜,還應哀矜勿喜,因為沒有「九二共識」時期的兩岸關係,客觀上仍將長期存在不確定因素,包括國台辦與陸委會,甚至海協會與海基會等交流機制也都將會中斷。如何成功減輕來自北京的壓力,同時穩步推動內政改革,深化民主,維護台灣的主體性、尊嚴與價值,考驗蔡英文新政府的智慧。(作者facebook: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5月24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兩岸 中國 蔡英文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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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於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決」的新訴求。其實,筆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3個地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分認同問題都與它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1945年);沖繩稱「復歸」(1972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港人治港」對「香港人」身分浮現的刺激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1980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枱面,「香港人」身分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2016年5月3日)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1970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分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說一段趣聞,1997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製作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並不清楚我是哪裏人,當日本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香港人」意識在1980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分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分還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化如上所述,受到「九七問題」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在1980年代快速地顯現出來。香港最早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兆佳與關信基做的「香港社會政治價值觀調查1985」。其調查結果,顯示59.5%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過自認為「中國人」的36.2%。換言之,香港本土認同在1980年代中葉已一躍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此後直至1997年,綜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都有將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約一成則視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約三成則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作為社會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回歸」之前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見表)。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認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所述,由於1949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出來,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况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2003年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如何思考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2047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分認同只會愈來愈強,香港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敬請關注下周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三:〈「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拉鋸戰」〉)(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二)(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5月11日《明報》觀點版 身份認同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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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4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其後8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6個階段: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敬請關注下周二5月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作者facebook: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觀點版。 本土意識 中港關係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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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樂意當北京在台灣的代言人嗎? 十字路口下中國國民黨的3個選擇

因應1月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的歷史性慘敗後黨主席的空缺,國民黨終於姍姍來遲地於3月26日選出了新的黨主席洪秀柱。然而回顧大選敗選後,從有意角逐者的蠢蠢欲動到2月22日候選人正式登記,再到3月12日及19日兩場電視政見發表會,最後是26日沒有萬衆歡呼的投票結果。國民黨未來要走的「國家」道路充滿荊棘,卻是不言而喻。失焦的黨主席選舉先說為何這場國民黨黨主席寶座之爭冷場不斷。19日舉行的第二場政見發表會由親綠的民視來轉播,然而收視率卻低得可憐。此次還設有網絡直播,不過在線網友亦至多不過400人。如此的冷場窘態,除了反映國民黨氣勢如今已跌到谷底,並即將淪為在野黨的頹勢,以及欠缺重量級「A咖」參選人之外,也是議題焦點不清,包括國家論述在內的路線議題沒有成為主軸所致。本來,透過檢討敗因、追究責任、重新擘劃改革與重生的藍圖,是黨主席補選的意義所在,也是恢復人民信任的良機;然而除了被媒體窮追猛打的黨產問題之外,4名候選人並不熱中於追責,亦不敢對既定的內外政策提出有力的質疑甚或否定。比較敢放炮的4名候選人之一的李新,雖然左一句「怎不檢討馬英九?」,右一句「馬英九應下罪己詔」,然而此舉既沒有得到其他3名候選人的任何呼應,他自己也沒有進一步闡述,始終停留在放炮層面。結果他個人最後以7000多票、名列第三收場。至於兩大「熱門」候選人,無論是登記前洪秀柱擺出對「本土」的擁抱姿態,還是登記後黃敏惠以「主流」自居,兩人卻都不敢就今後國民黨的「路線」方向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在政見發表會上也是一副避之大吉的神態,誰都不敢正面挑戰現行的兩岸政策,包括已經寫入黨章的「九二共識」。原因無他,兩名候選人一來不願意失去深藍軍系「黃復興黨部」佔四分之一以上的「鐵票」;二來也想盡可能爭取本土派的支持;三來則不希望得罪在黨內具有影響力包括馬英九總統在內的大老,因此整場選舉還是停留在爭取多一點選票,而不是為國民黨尋找出路的格局。如此不敢面對問題癥結的國民黨主席補選,最終由誰都不願意得罪的深藍「鐵票倉」的「黃復興黨部」全面支持洪秀柱而畫下句號。年輕世代無感的國家論述誠然,洪秀柱並非沒有提出一些改革的訴求,包括對黨產的處理,包括如何拉近與年輕世代的距離。然而,誰都清楚,倘要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天然獨」世代對國民黨改觀,首先要如何展現一個全新的、富有魅力的國民黨新形象,其中自然無法迴避年輕人對國家方向的思考。然而,遺憾的是整個國民黨對淪落到今天如今窘境的深層原因仍缺乏真正的理解,因此至今也無法拿出對症下藥的新論述。而且,即便是提出「反省」、「改革」的口號,也只停留在對馬英九總統治國能力與政績的層面,忘記了左右「九合一選舉」與總統選舉結果的太陽花學運所突顯的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太陽花學運之所以爆發,其實無關乎馬英九的執政能力。表面上是對立法院欲「30秒通過」服貿協議的所謂「黑箱作業」的反彈;然而,深層的背景卻是對馬英九總統推動的「兩岸經濟一體化」,可能導致北京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台灣的政治自主,侵蝕台灣社會價值的集體憂慮。這也是1月的總統大選為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而蔡英文卻從頭到尾氣勢如虹的主要背景。換言之,國民黨若要徹底改革,必須重新思考,勇敢調整現有的兩岸政策與國家論述。大選前的「換柱」風波揭示了當時的國民黨理解到未來要繼續在台灣社會生存,作為一個有競爭力的政黨必須以符合主流民意的「選情」為依歸。若無法打贏選戰,一切漂亮的政策論述都沒有意義。就這點而言,當國民黨既定的兩岸政策包括「九二共識」在台灣已失去主流民意的支持,當堅持了好幾代的國家論述在掌握未來的台灣年輕世代已失去市場的今天,國民黨是否還要毫不動搖地繼續堅持下去呢?中國國民黨的3個選擇目前國民黨的國家論述仍然是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按照國民黨定義,這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然而取代中華民國在大陸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後卻從來不承認它的存在,目前也看不到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改變此立場的可能性。重點是這套必須與「中國」連接的國家論述,於「天然獨」世代崛起的今天,在台灣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其最大的原因,是缺乏「現實中國」的有力支撐。因為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不可能朝着洪秀柱的國民黨所期待的以「復興中華民國」、以建設「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為目標的國家發展方向前進。顯然,如今擺在面臨轉型的國民黨面前的,不外乎3條路。其一,調整目前國民黨的國家論述,與台灣主流民意接軌。倘以此為選擇,則國民黨必須徹底本土化,也無可避免地必須放棄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如此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掌握未來的年輕世代的支持,才有可能在台灣重新成為有競爭力的政黨。其二,面對現實,正式放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夢想,同時公開宣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繼而在意識形態上尋求與中共進行整合,堂堂正正地將自己蛻變為北京在台灣的代言人。其三,繼續堅持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同時制訂這套國家論述如何成為現實的路線圖,以說服台灣年輕世代。而為了實現如此目標,國民黨必須與北京清楚切割,並全面向中共施壓迫使它走向民主化。其中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制訂一套促進大陸民主化的新兩岸政策,包括與民進黨等其他政黨聯手,以台灣全民的力量,發表要求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聯合聲明……當「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及其所堅持的國家論述在已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究竟洪秀柱主席,究竟大多數的國民黨員會選擇哪一條路呢?(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31日) 台灣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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