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沉淪」與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

過年期間筆者由台北返港小住,與衆多知識界及年輕人交流,交換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結果發現一個頗為普遍的現象: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傾向認為——香港沒希望!其實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對前景悲觀的氛圍並非此時此刻才出現。當2014年中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扼殺了香港市民追求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可能性,當轟轟烈烈、史上最大規模的雨傘運動也無法令掌權者讓一小步時,無數港人已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台灣則剛剛順利舉行了總統大選與立法院改選(別說是特首普選,香港連立法會的全面直選也遙遙無期),台灣社會尤其是衆多年輕人則對自己的選票改變了政治現狀而迎來了新的時代充滿期待。這些年筆者穿梭台灣和香港兩地,目睹兩個社會的變遷,一個在不斷沉淪,另一個則在努力提升的鮮明對照,充滿感慨。「胡下習上」 不再「綏靖」不過是20多年前,那時的香港是幾乎樣樣都讓台灣人羨慕的文明進步的社會。不僅僅是因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而擁有琳琅滿目的商品、與世界接軌的服務與設施,更是因為香港的高效率、嚴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論與新聞自由。雖然經過了1980年代對「九七」的不安,儘管經歷了「六四」、「回歸」、SARS的動盪,香港人依然積極面對,仍然對「一國兩制」保持信心,也對「中國崛起」帶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予以正面的評價。正因為如此,香港人的「中國人」意識在2008年上升到歷史新高(參考港大民意計劃歷年的調查)。然而,北京領導層因統治大陸的經驗與對權力執著的迷思使然,不忘在政治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2003年欲制訂「23條」及2012年欲引進國民教育科就是此一思維的表現。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協的核心價值,也因此引發九七回歸後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多次的激烈衝突。重點是胡錦濤時期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還能展現相當的彈性與柔軟度,因此在2005年果斷「換董」及2007年承諾「10年後香港可以普選」後,相當程度安撫了香港人的情緒。只是「胡下習上」後不僅進一步加大力度強化對大陸境內言論與思想的控制,在應對「香港問題」時也不再展示過去的「綏靖」姿態。北京「當什麼都沒發生」 矛盾未消2012年香港社會的反國教運動後,中南海對「權力備受挑戰」的「危機感」日深,因此當2014年「普選」議題進入程序後,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決定要把門堵上,同年6月發表罕見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全稱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是擺明車馬的態度。要不是前朝已經答應「普選」,這場「假普選」的戲碼恐怕也省得排練。儘管是「假普選」,儘管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竭盡全力上演「2017一定要得」這齣戲,據消息靈通人士稱,在香港立法會對特區政府根據「8.31決定」制定的「假普選」方案表決前,北京高層仍存在對這個「假普選」方案,究竟是「希望通過」還是「希望不通過」兩種觀點,結果是「希望不通過」成為最終意志。在香港「普選」議題上,北京的「權力至上思維」如何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言而喻。筆者在「假普選」方案被民主派議員否決掉前,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改方案否決後如何收拾殘局?〉的文章(《明報》2015年6月16日),指出「普選」死局後北京處理「香港問題」的3個選擇:一、當做什麼都沒發生,「8.31決定」原封不動,梁振英繼續當他的特首;二、換掉梁振英,雖然是治標不治本,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撫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滿;三、對症下藥,盡早重啓政改,同時修正「8.31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着陸,讓已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結果,正如筆者所預測的,北京選擇了「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印證了中南海告別「綏靖政策」的決心。重點是在此思維下,即便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然而任何一個有基本IQ的人也知道:香港社會與梁振英政府及北京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不會因此而消除!旺角騷亂 恐非最後一幕事實上,如今的香港不僅無法恢復「政改前」的狀態,當嘗試過所有和平抗議與民主訴求都得不到任何善意回應後,不滿的情緒已將訴求與抗爭的手段帶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會並不期待的「激進」方向。因此,當旺角騷亂發生時,筆者並不驚訝,並且研判如此的激進行動(政府定性為「暴亂」)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幕。誠然,「激進本土派」傾向街頭抗爭的手法並不為當下香港主流社會所認同;不過從這次騷亂中即使在半夜仍能動員數百支持者上街,也足以窺視出「激進本土派」的氣勢不僅沒有萎縮,且已發展到不容小覷的規模。「後政改」政府掩耳盜鈴政策失敗除了抗爭手段的「激進化」,年輕世代的訴求與思維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爭民主」範疇,對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主張不再低調和克制。雨傘運動時期,領導抗爭的學聯提出「命運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然而時至今日,如此的思維在學生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香港大學學生會新任會長孫曉嵐就直言支持「港獨」,認為「香港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在將來不排除有此可能,並主張「大家可繼續思考、討論,不應該自我設限」。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不僅透過公投通過廢除特首任校監制,也在前天選出了高舉「本土」旗號的「星火」新內閣。候任會長周竪峰直言「本土化」是學界大趨勢,並聲稱不排除採用「勇武」的抗爭路線。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日趨明顯的「本土化」與「激進化」,印證了「後政改」時期特區政府掩耳盜鈴政策的失敗;同時也揭示了不僅僅是台灣,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因北京的意志而轉移。香港台灣問題 根源是「中國問題」此外,周竪峰率領的「星火」新內閣在校內選舉期間打出的標語是「完成本土革新最後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後一里路」正是源自於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選前奮鬥的目標。近3年來,從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再到香港的雨傘運動,港台兩地社會運動尤其是年輕時代的抗爭行動互相影響。雖然「『台獨』與『港獨』的結合」是中南海最為忌憚的趨勢,然而從這兩年的發展來看,北京似乎也無法阻止。無論是所謂的「香港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其根源實際上是「中國問題」。解鈴還需繫鈴人,中南海能否真正開竅,擺脫權力至上思維的桎梏,換上民主開放的新思維,無疑是解開所有癥結的關鍵所在。(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23日)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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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島不是礁岩,是島嶼!」——馬英九「最後一擊」的三重意義

在美國的反對、民進黨的杯葛下,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於1月28日千里迢迢地來到離台灣1600公里以外的南沙太平島視察。台灣大選結束後,馬英九已是「看守總統」,為何仍要堅持極富爭議的此行?馬英九的真正意圖是什麼?效果又如何?馬英九本來是打算在去年12月12日,也就是「中華民國收復南沙69周年」當天前往太平島視察,並為新碼頭及燈塔的啟用及以馬英九本人名義落款的紀念碑「和平南海 國疆永固」舉行揭碑儀式。不過由於去年以來中美兩國為南海問題摩擦不斷,因此美國上次罕見地嚴厲批評馬英九,認為馬訪太平島計劃是「在不適當的時機,作出不適當的決定」。由於當時美國國會即將宣布對台軍售,為避免節外生枝,馬英九只好暫時放棄登島。然而,對東海與南海主權向來立場堅定的馬英九,並不因此而罷休;加上本來已安排好在登島時發表「南海和平倡議」路徑圖,因此決定另擇良機。1月16日總統大選後,馬總統進入「看守時期」,不僅毋須顧及對執政國民黨選情的影響,也盤算過即便得罪美國也影響不大,故選在2月1日新國會開幕前完成此一宿願。提高台灣能見度誠然,馬英九此次南海行的意義絕不止於個人的願望或「歷史地位」,而是對提高台灣在南海議題的能見度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它所發出的信息,包括三重意義。一、向國際社會宣示:「太平島不是礁岩,而是島嶼!」菲律賓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儘管挑戰對象是中國大陸,然而內容不僅涉及中華民國在戰後收復南海主權的合法性及作為「十一段線」(大陸後來改為「九段線」)重要依據的《南海諸島位置圖》(1947年)的正當性。尤其是菲律賓視南沙最大天然島太平島「只是礁岩」的觀點,實讓馬英九無法容忍,除了指示台灣外交部透過各種方式反駁外,由總統親自登島展示證據,自然是意義非凡。基於如此考量,馬英九在太平島停留3小時期間,着重參觀品嘗島上人工種植的植物、飼養的家畜及可飲用的淡水等,就是要向國際社會發出「太平島是島嶼」的信息。提醒美國別忘台灣 籲大陸尊重其二,提醒美國:「別忘了還有台灣!」美國是台灣在國家安全上的最大支柱。但是自從去年5月華府正式介入南海紛爭以來,只見美國單方面偏幫菲律賓和越南來抗衡大陸,卻從未站在台灣這邊。這次連台灣第三大黨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也忍不住告誡美國應視台灣為重要「友邦」、「盟友」來經營,而不是隨便對台灣「說三道四」、指點江山。馬英九此次訪太平島就是要提醒美國在處理南海議題上,別忘了台灣也是舉足輕重的一方。其三,呼籲大陸「尊重台灣!」儘管北京對馬英九此次赴太平島並沒有作出具體的表態。不過,國台辦回應時強調「兩岸共同維護祖權」,亦可視為持較正面的態度。然而,兩岸定位迄今沒有交集,台灣在國防上的「最大威脅」仍然是中國大陸。而台灣的國際空間之所以未能拓展,也是因為北京「層層阻擾」所致。在南海部分,儘管台灣有效管轄南沙最大島嶼太平島數十年,但是在南海問題的各方對話協商機制上,近20年來北京就是堅持不允許台灣參與其中。馬英九此行的目的也是要回嗆大陸:「兩岸要共同維護東海、南海權益,應先尊重台灣參與的權利。」就在馬英九訪太平島兩天後,美國軍艦駛經中國大陸控制、位在西沙的中建島12海里範圍,美方在聲明中指出:「這項行動挑戰中國、台灣與越南三方的聲索意圖。」其中,特意將台灣列入其中,突顯美國有意進一步承認台灣為南海六大聲索方之一,此舉當然亦為馬英九政府所樂見。其實,馬英九總統在推動南海政策的舉措不止於此。雖然只餘下3個半月任期,馬英九已指示外交部及相關政府部會,要在國際仲裁法庭仲裁之前,舉辦一系列守護國土行動,包括在太平島上舉辦生態保育、國際法學術研討會,以及區域和平論壇,外交部也擬邀請國際友人登島參觀,甚至考慮邀請國際媒體登島見證。由馬扮「黑臉」 何樂而不為?時下正值南海局勢日趨詭譎、中美兩大國的競逐關係迅速成形之際,「弱國」台灣要在南海賽局中突顯「關鍵弱勢」的地位並非易事。此外,儘管台灣社會對「看守總統」任內的這些作為意見不一,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需顧及與美國關係的蔡英文新政府不方便做的,由即將卸任的馬英九來扮「黑臉」,何樂而不為?重點是,倘若這些舉措既有助於提高台灣在南海議題上的能見度,亦符合中華民國政府持續守衛太平島的既定方針,則對馬英九總統在外交上的「最後一擊」,國人着實應予以正面的肯定與支持。(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2月2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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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選 北京是最大輸家

舉世矚目的台灣第14任總統選舉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在「沒有意外」的狀况下塵埃落定。蔡英文狂贏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300多萬票,並且在立法委員選舉中帶領民進黨首度橫掃過半席次,實現首次「完全執政」,而國民黨則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不僅失去執政權,更首次成為國會的少數。因此,坊間都口徑一致地將此次台灣大選解讀為「國民黨的歷史性大潰敗」。此話沒錯,然而倘若從本次選舉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抑或將視角擴大至中國「崛起」下台灣社會對北京離心力的急速變化來看,則如假包換的最大輸家是北京。為何僅4年中國從「贏家」變「輸家」?4年前,筆者在《明報》刊登的解讀上一屆選舉的文章題目為〈台灣大選 北京才是最大贏家〉(2012年1月18日)。為何僅4年中國政府從「最大贏家」,搖身一變成為「最大輸家」呢?自從1996年台灣開始實施總統直選以來,表面上每一次都是藍綠之間的對決,實則不願意坐視的北京也暗中「參與」了大選。一方面是因為兩岸關係一直成為大選的主要焦點,另一方面則是北京或直接干預台灣選舉,或放話以企圖左右大選選情所致。前者如1996年的首次總統直選,北京在台灣海峽舉行飛彈演習,試圖阻止李登輝當選;後者如本次選舉,習近平親自威脅如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則兩岸關係將「地動山搖」云云。換言之,北京儼然成為在背後參與台灣大選的「影武者」。不過,起初北京雖然有要阻止其當選的候選人,如1996年的李登輝、2000年及2004年的陳水扁,不過並沒有屬意而欲支持的候選人。甚至到了2008年的大選,北京雖然不希望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但也仍沒有旗幟鮮明地支持馬英九,因為馬「反共」立場鮮明,並屢次在「六四」、法輪功等議題上與北京過不去,更嚴重的是當年在選戰期間,馬英九隨阿扁「入聯公投」起舞,也搞起「返聯公投」,杜絕了北京挺馬的可能性,因此那次北京只將精力集中在全面堵截「公投」上。然而,到了2012年情况大不相同,北京開始有了明確的支持對象。一方面是馬英九「學乖」了,不再高調反對北京的政策,另一方面兩岸實現了歷史性雙向交流,符合胡錦濤的「兩岸和平發展」方向。因此,以馬英九認同「九二共識」為條件,北京暗中動員台商返台投票,又唆使王雪紅、郭台銘等經濟界領軍人物齊齊站出來挺「九二共識」。結果北京挾「經濟牌」的策略奏效,成功左右了選情,馬英九順利連任。北京未獲台灣人信任 「經濟牌」破功過去4年以來,國民黨也一直認為馬英九推動的兩岸和平與經濟一體化獲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國民黨同樣的兩岸政策到了2014年,以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卻被台灣社會從原來的正面肯定,變為負面否定。原因是台灣社會開始憂心「兩岸經濟一體化」後,大陸會利用經濟力量來改變台灣的自主政治及台灣社會在民主、自由、人權、國家認同等方面共享的價值。除了前述北京透過經濟界大佬間接干預大選外,《中國時報》被與大陸有龐大經濟利益關係的旺旺集團老闆蔡衍明收購後,輿論導向驟變,意識形態由藍轉紅,即為顯例。簡言之,過去30多年來北京在籠絡台灣民心問題上不得其門而入之後,好不容易找到「經濟牌」這一竅門,最終卻因愈發強大卻繼續維持專制、反民主體制的北京未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最終信任而破功。此次2016年大選前發生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及周子瑜事件,不過是「中國問題」的兩個小例子,卻對蔡英文與民進黨在選前最後階段氣勢的鞏固及進一步上揚扮演了臨門一腳的角色。而這次台灣大選結果所傳遞的,也正是台灣人民明確地帶出向北京說「不」的強烈信息。透過大選 台灣人展示堅強意志過去30多年來北京苦心經營的對台政策,其最基本的目的,不外乎:一、希望台灣人民更支持統一;二、希望台灣人民更想當「中國人」。然而,檢視過去30年來的各項民調,不難發現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台灣人愈來愈不想與中國大陸統一,也愈來愈不想當「中國人」。展望未來,時下「天然獨」年輕世代的精神面貌,更是讓北京無法樂觀(參閱林泉忠〈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明報,上篇2015年12月3日、下篇12月7日)。根據新台灣國策智庫於2015年11月即馬英九與習近平會談後舉行的民調結果,高達98%的年輕一代(20至29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同「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的則高達81.9%。毋須贅言,這些數據所呈現的台灣社會的發展方向,與北京所期待的完全相反。台灣人民透過本次大選,再次清晰地展示了堅守自己的價值與國家認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揭示了北京多年來對台政策的徹底失敗。北京唯一可突破的方向誠如總統候選人之一的宋楚瑜在選後感言中對北京的忠告:兩岸的距離,不是海峽,而是民心。在「經濟牌」失效的今天,北京在籠絡台灣社會方面已無計可施,唯一可以突破的方向,或許正是自我改革,將自己發展成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中國,以重新吸引台灣。然而,對仍然堅持權力至上的北京而言,從它對壓制香港民主運動的強悍態度,也看得出這又是絕不願意去努力的方向。倘若如此,台灣當然也只能繼續地「愈走愈遠」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19日)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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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百年——超越歷史桎梏的省思

今年是《馬關條約》兩甲子,也是名曲《送別》誕生百年。兩者之間,似乎各不相干,卻交織出一段近現代中日乃至東亞社會鮮爲人知、影響迄今的文化交流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送別》是無數國人耳熟能詳的「學堂歌曲」,近代奇才李叔同(弘一法師,1880-1942)出家前的不朽之作。這首曲子作爲驪歌的名曲,常出現在學校畢業典禮,或朋友道別的場景。正因爲此曲深入人心,歌詞又極富古詩風韻,因此許多兩岸三地的華人都誤以爲是中國傳統歌謠。筆者也曾作如是想,直到在東京求學期間,有一天聽到日本人在唱同一旋律的《旅愁》,才恍然大悟。其實,也有不少日本人也以爲《旅愁》是日本的傳統兒歌。而這一刺激,也使筆者開始了考究該曲來源,追尋此曲如何在東亞傳播的故事。這首歌其實是如家包換的美國歌曲,由美國醫生音樂家奧德威(John P. Ordway,1824-1880)作曲、作詞,1851年誕生於美國麻省波士頓,曲名為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夢見家鄉和母親),此曲曾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861-1865)流行,不過後來在美國卻逐漸失傳,如今已幾乎成爲絕響。2009年筆者第二度訪學波士頓期間,在周末經常在哈佛廣場附近看到一位彈奏玻璃琴的樂手在街邊擺攤彈奏,並出售她錄製的音樂CD。有一次經過時,就聽到這首熟悉的旋律,驚喜在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誕生的故鄉,還是有美國人記得這首在東亞廣爲流傳的歌曲。殊不知上前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一位中國朋友介紹給她的……。話説回來,這首十九世紀中葉問世的美國兒童歌曲開始在亞洲流傳,是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1908年8月由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1879-1943)填上日文歌詞的《旅愁》在日本出版,收錄在《中等教育唱歌集》,從此這首名曲在日本傳唱百年,2007年還入選「日本之歌百選」。中國甲午戰敗,國人夢醒,萬千年輕學子奔赴日本,尋求打敗天朝上國的原因與自強之路。百年前第一波留日熱潮不乏近代中國指標性人物包括秋瑾、廖仲恺、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也包括了風流才子李叔同。李叔同是於1905年負笈東瀛,就讀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東京美術學校」,該校目前仍保留著李叔同留學期間的記錄及畢業作品。短短六年,李叔同非常活躍,橫跨美術、音樂、漢詩等多種領域,讓八、九十年後在東京藝大旁的東大留學的筆者驚嘆不已。其間,他創辦中國第一個現代劇團「春柳社」,排演《茶花女》,劇目資料至今仍保存在早稻田大學的演劇博物館;中國第一本音樂雜誌《音樂小雜誌》也由他在留日期間創辦,印刷後帶囘中國發行的。五線譜和人體素描也是由他從日本引進中國的。《送別》正是李叔同在日本求學期間,接觸到剛出版的日文版《旅愁》,在回國後,將此曲填上中文歌詞,於1915年在中國出版的。犬童球溪在作《旅愁》時,更動了一部分原曲的旋律,以致日文版《送別》與原來的英文版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不盡完全相同。從現存的李叔同弟子豐子愷親筆手抄的《送別》歌譜及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錄音來看,李叔同當年所使用的應是日本版本的曲譜。英、日、中文版的《送別》歌詞並不相同,卻都在訴説著跨文化、跨國界、人類的共通情感之一:離愁。《馬關條約》後,韓半島也一步一步地被納入日本控制的範圍,並於1910年為日本帝國所吞併。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旅愁》也被傳到韓半島,有趣的是,戰後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這首取自日文原名的韓文版《旅愁》,卻因「原曲是美國的曲子」而意外地保留下來,並流傳至今。甲午馬關之後,日本帝國成爲東方的新霸主,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了以日本為中心的新文化傳播網絡。許多西方思想與文化也透過這些途徑散播到亞洲各地,「以日為師」也曾成爲當時中國社會自強的坐標。回顧《送別》的百年故事,其意義早已超越了歌曲本身,對當下世人省思歷史、跳脫歷史桎梏,提供了許多不可多得的線索元素。(作者林泉忠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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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下)——香港的語境

(作者按:上接12月3日刊出的〈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上)——台灣的語境〉http://wp.me/p2VwFC-fuC)香港版「天然獨」的環境空間「後雨傘」時代的香港本土運動蓬勃發展,支流繁多。其中,與香港社會較有連結及影響力的,包括以激烈的街頭行動來「捍衛本土利益」的「熱血公民」,透過議案等方式在立法會訴求「拒絕大陸化」的毛孟靜、范國威等議員一族。不過,這兩個在媒體能見度較高,也較具代表性的「本土派」支流,並不敢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政治上與中國切斷關係的主張。相比之下,港大、城大、中大、嶺大等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外,大膽地喊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香港版「天然獨」則直接得多。誠然,當下香港的疑似「天然獨」與台灣的「天然獨」,並不全然一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所處環境的迥異。如今的台灣社會,「天然獨」就如空氣般可以自然地、無所恐懼地存在,既可以成為政黨競爭中區隔彼此的政治理念,也可以成為選舉時顯而易見的政治訴求。而之所以「天然獨」可以在當下台灣社會「自由自在」、「理所當然」地存在,主要是基於兩大環境要素。其一,1949年之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走向了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化」過程。1971年之前的台灣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成員國,即使在退出聯合國並喪失一個個主要邦交國後,至今仍維持不受外來支配的自主政府。其二,199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強化了一般民衆拒絕北京對台灣主權要求的意識,造就了今日「天然獨」的土壤。然而眾所周知,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中南海握有香港最高統治權。加上「港獨」意識是回歸後才在香港社會出現、蔓延,目前亦仍未成為主流。因此客觀而言,香港「天然獨」並不具備如台灣一樣的「天然」環境。不過,香港在過去和現在卻也客觀存在能夠讓「天然獨」意識得以想像及滋生的條件。首先,香港有獨特的國際地位。在回歸以前,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卻享有以「香港」(非「英國香港」)的獨立身分,自主地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包括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1948)、聯合國地區繪圖會議UNRCC-AP(亞太區,1982)、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亞太區域委員會UNGGIM-AP(1994)等,其他還包括國際奧委會(1951)、亞洲開發銀行ADB(1969)、世界海關組織WCO(1987)、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1991)、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1986)、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EMEAP(1996)、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1996)等100多個國際組織。其中許多是台灣望塵莫及,也有不少是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加入。回歸後在北京強化對香港主權的驅使下,雖然名稱改為「中國香港」,但仍能以單獨的身分繼續參與這些國際組織。其次,在1997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中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獲得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的高度自治,與中國大陸「井水不犯河水」(江澤民語),相當程度區隔了「中國」。事實上,香港迄今仍擁有與大陸不同的關稅區、出入境管理、市場(否則不會有奶粉問題)、貨幣、法律、教育制度、教科書,也享有大陸不存在的新聞與言論自由。然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2014年6月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及「8.31決定」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力至上」的本質。在「佔中/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的危機感日深,終於促使許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大膽地提出「拒絕大陸化」、「香港不是中國」的訴求。觀察香港正在萌芽的「天然獨」的現象,筆者以為港版「天然獨」可定義為: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於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台港「天然獨」的「中國因素」「天然獨」在台灣的發展及在香港的萌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即作為起因的「中國因素」的存在,並且在「中國因素」下,台港兩地的「天然獨」世代透過互相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的經歷與記憶,在「去中國」的想像與重新建構自主意識的過程中,獲得了相互共鳴的空間。前述「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在說明「『天然獨』是時代力量創黨DNA」時就道出了「中國因素」與「天然獨」的因果關係:「從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歷經中共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香港雨傘革命,台灣人民已經清楚意識到台灣唯有自立自強,不再傾中媚共,才能有未來。」事實上,台港間接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也在「太陽花學運」及「雨傘運動」中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形象化訴求裏獲得了強化。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筆者自從1993年的大學畢業論文〈台獨運動的起因〉開始觀察「台獨」現象20餘年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目睹堅持拒絕民主的北京儘管「反台獨的堅定立場」迄今未變,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台獨」從非主流的「異端」演變至今日主流化的「天然獨」而無能為力。同樣,11年前「港獨」從京官無中生有的虛無狀態,走到今日年輕一代大膽地在社會公共場域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實體行動的過程中,即使視「港獨」為洪水猛獸的北京如何口誅筆伐、如何恫嚇威脅,但是在香港《基本法》「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對「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的蔓延,迄今也只能無可奈何。不難預測:儘管明知「不現實」,然而在「官逼民反,別無選擇」下,由香港「雨傘」世代脫穎而出的從政者,進一步大膽地在論政平台提出「港獨」的政治主張,恐怕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前述23歲台灣青年在投書中所提及的「天然獨」的主要理據,一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在國際上不斷打壓我們」。前者與香港「天然獨」萌芽的背景完全相通,後者在香港則換上了「在民主路上不斷打壓我們」。事實上,前述筆者2007年與港大合作的民調及2013年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也都在在顯示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灣,「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是「天然獨」得以蔓延、發展的溫牀。解鈴還須繫鈴人遺憾的是,北京對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的「台獨」與「港獨」意識擴大的現象,向來將之解讀為「被敵對勢力利用」、「受外部勢力干擾」,卻從不撫心自問「為什麼中國『崛起』時期,卻有更多台港民衆不願意當『中國人』?更想獨立?」,「為什麼英國統治150年期間,香港從未有過獨立運動,卻在『回到祖國懷抱』後喊出獨立的聲音?」,「為什麼『佔中』這場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不是在殖民地時期發生,而是在『回歸祖國』之後爆發?」解鈴還須繫鈴人。現階段能真正有效阻止正在萌芽中的香港新一代的「天然獨」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力量,是北京正面回應壓倒性的年輕世代爭取「真普選」的訴求,並大膽地着手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否則,香港社會進一步步台灣「天然獨」後塵的趨勢就無可避免。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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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上)——台灣的語境

一場被香港媒體稱為「中港大戰」或「港中大戰」的世界盃外圍賽,亦即11月17日在香港旺角大球場舉行中國隊對香港隊的運動賽事,場內一批香港年輕球迷仿效巴塞隆拿球迷的做法,合力展示出幾幅「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斗大標語。此一畫面經路透社駐港記者的報道,躍然登上了《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也使此一極富「港獨」意涵的訴求,首度傳播到全世界。這一幕的震撼,結合近期香港幾所大學的刊物紛紛出現的「港獨」論述及民主牆中類似「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意見,筆者先看到了台灣「天然獨」的身影,繼而赫然地意識到:莫非香港版「天然獨」已在此地悄悄然萌芽了?何謂「天然獨」?身處在強大且共通的「中國因素」下,近年來香港與台灣的學生運動此起彼落,年輕一代的訴求及其在運動中展示的瞬間爆炸力,不僅衝擊了現有的執政體制,也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帶來難以低估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被這股年輕力量挑戰且否定的執政者,即使還在台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展示要「重視年輕人訴求」的柔軟姿態。自去年「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天然獨」。此一新概念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已儼然成為理解台灣新一代不可或缺的關鍵詞。追溯此一「天然獨」概念的源頭,不難發現正是來自於當下台灣總統大選中呼聲最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或許正因為蔡英文成功解讀了台灣年輕世代的心理,因而在這場選戰中獲得了年輕選民壓倒性的支持。蔡英文是在去年7月19日民進黨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前夕,就黨代會是否討論「凍結台獨黨綱」議題表示:「隨着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此話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即引發社會的廣泛討論。被視為民進黨「台獨」理論家的林濁水隨後在其「華山論劍」的專欄裏,連發三文,討論年輕世代的「天然獨」(當時林使用的是「自然獨」)。其後,「天然獨」快速地成為台灣社會的流行語,並被「太陽花世代」所接納。「太陽花學運」後崛起的新政黨「時代力量」在組黨期間,身兼該黨建黨工程隊代理總隊長(後就任黨主席),也是「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黃國昌於今年7月8日就該黨的國家定位與兩岸主張時直言:「天然獨」是「時代力量」的「創黨DNA」。黃進而指出會將「追求台灣國家地位正常化」的目標列為黨綱。台灣「天然獨」的特徵10月,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台灣青年投書電子媒體,他在這篇引發廣泛轉載和議論的文章〈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三個原因〉中,所點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小看『天然獨』」,他批評國民黨和中共一道「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在台灣,作為一種政治主張與思想,「台灣獨立」由來已久,並非什麼新生事物。然而,隨着「天然獨」3字帶來的語彙新詮釋,賦予了「台獨」全新的內涵與形象,也成為21世紀「新台獨」現象的三大特徵。其一,「天然獨」強調的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天性。不同於傳統「台獨」的後天屬性,「天然獨」並不背負過去「台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也否認此特性受到特定政黨的操控或受到「台獨教育」的洗腦。亦正因為視「天然獨」為一種「天性」,從而認定為自然生成的觀念,故具有拒絕「污名化」的自然反應。其二,「天然獨」的假想敵,不再是傳統的國民黨,也不限定於台灣民主化時代的中共,而是轉換成「崛起」的中國+向北京靠攏的國民黨。在過去「台獨」思想的發展脈絡裏,尤其是威權時代及民主化初期,「台獨」如假包換的假想敵乃是國民黨。此一時期的「台獨」思想帶有濃厚的「省籍」因素,因此「台獨」成為終結國民黨「外省人統治本省人」的意識形態。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獨」思想的抗爭對象從國民黨轉移到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北京。而到了「太陽花世代」,「天然獨」的反對對象除了北京,還有在馬英九時代日益明顯,「不斷向中國靠攏」的國民黨政府。正因為抗爭對象的變換,「天然獨」也因此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並試圖去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其三,未被「污名化」下的「天然獨」,化暗為明,擺脫了傳統老派「台獨」的隱諱陰影特質,彰顯出截然不同的自在與自信。「台獨」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被視為異端,不僅成為禁忌,相關的活動與訴求都因「損及國家安全」及「擾亂社會秩序」而成為被取締的對象。而即使到了今日,「台獨」仍被北京視為「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沒有好下場」的代名詞。然而,如今台灣年輕人的「獨」在冠上「天然」的形容詞後,已一掃「負面」的形象,在使用上也常展現出「小看『天然獨』」的自信。日前,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了在馬英九與習近平會談後舉行的一項民調結果,數據顯示高達98%的年輕世代(20至29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認同「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的也高達81.9%。香港版「天然獨」的萌芽近年來香港民衆對「中國」的離心力,也在多項民調中顯露出來。根據長期以來就香港的身分認同定期舉辦民調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歷年來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在九七之前穩居主流的香港市民的「香港人」本土意識,到了回歸後逐漸下滑,反之「中國人」意識則穩步上升,到了2002年之後更發生逆轉。然而,當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在北京奧運的2008年上升到最高峰後,卻又開始走下坡。一方面是香港民衆的「0708年雙普選」訴求遭遇挫折,政改前景黯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權問題再度惡化,就在這一年年底,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捕。到了獄中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2010年,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結構再次發生了逆轉,自認「香港人」的比率再度超過「中國人」,並在其後的「佔中」時期達到頂峰。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也發現相同的趨勢。該中心在「佔中/雨傘運動」末期的2014年10月所做的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民調,發現對比過去18年的調查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率,由1997年的32.1%下跌至8.9%,其中34歲以下的「80後」更低至4.3%,反之「香港人」認同則高達38.1%(其餘部分主要為雙重身分認同)。換言之,儘管中國迎來「崛起」的高峰期,然而香港民主化的挫折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的惡化,卻造就香港社會本土認同近年快速高漲及「中國人」認同的急速弱化的弔詭現象。不過,嚴格而言,「香港人」意識的強化未必意味着「港獨」意識的高漲。2004年,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無中生有」地挑起在此之前從未成為話題的「港獨論」,使「港獨」議題一舉獲得了討論的空間。當時筆者就此現象在《明報》的第一篇投書〈真正港獨的虛實〉(刊2004年11月22日)所評論的正是當時「從無到有」的「港獨」現狀。此後11年來,圍繞在「港獨」的議論此起彼伏,也逐漸使「港獨」從「虛體」逐漸走向「實體化」。2007年筆者首度與港大合作舉辦涉及「港獨」的身分認同民調,受訪者中佔25%認同香港「應該獨立」,不認同的則為64.7%。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正是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最高峰的時期,相信在「後雨傘運動」的今天倘重新調查,支持「港獨」的數字可能大幅度增加,此一判斷主要是基於兩個階段的發展變化。首先,陳雲於2011年發表的《香港城邦論》及其後2012年「中港矛盾」與2013年「反國教運動」的爆發,刺激了學界不以大陸民主化為前提的香港本位論述的思考。2014年在「佔中」啓動之前由港大學苑出版的專書《香港民族論》(9月)及同年刊出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月號)、「香港民主獨立」(9月號)雜誌專題,正是在此氛圍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不過,在此一階段,「港獨」仍然停留在「論述」的層面(參照林泉忠,〈普選死局與「港獨」出路〉,明報,2015年1月19日)。然而,「佔中/雨傘運動」的爆發,終於使「港獨」首次走出書本與網絡以外的空間。由學聯領航的罷課行動及「雨傘運動」,在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打出「命運自主」的口號。為避免普選的訴求失焦,「雨傘運動」的年輕精英並沒有進一步在運動中提出「政治獨立」的主張。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鄧皓文於10月中在佔領區所做的調查顯示,學生及其他參與者中有75.1%並不認同自己的訴求是「港獨」。然而,北京最終對「真普選」訴求的全面拒絕,也觸發本土運動進入了全新的歷史階段。(敬請關注12月7日周一刊出的〈何謂「天然獨」?台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下)——香港的語境〉)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3日)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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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圖如何彰顯現代領土主權?──評下條正男教授「《皇輿全覽圖》無釣島」說

   隨著中國大陸填海造島工程的火速推進及美國基於此局勢的驟變而以實力悍然介入,2015年東亞地區的火藥庫儼然從近年一度頻臨戰爭邊緣的東海轉移到了南海。應因此局勢的變化,兩岸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政策部門及學術界相關領域的學者也一窩蜂地將關注的焦點移至日趨詭譎的南海。   「一窩蜂」現象向來是中國大陸學術界乃至政策部門動向的特徵之一,相比之下,日本則沉穩得多。早在2013年日本政府已在内閣府設置内閣官房「領土主權對策企劃調整室」(簡稱「領土室」),並新設閣僚「領土問題擔當相」,統籌日本領土相關事務。2015年8月28日,「領土室」開設「尖閣諸島資料入口網站」,並一舉公佈了釣魚台列嶼與沖繩縣相關的103筆新資料。    此外,一些日本學者也仍樂此不彼地在東海議題上繼續鑽研,並努力發掘新資料,且將這些對日本「有利」、對中國「不利」的「新發現」積極地對媒體披露,甚至透過向國會議員與政黨相關人士遊説,要求政府重視。如此作爲在兩岸學術界並不多見。   9月28日,日本五大報之一的《產經新聞》刊登了一則新聞,主標題為〈尖閣 不在清朝地圖内〉,副標題則是〈中國的領土主張 再呈矛盾〉。内容所披露的是日本拓殖大學下條正男教授的研究,根據下條的「新發現」,康熙年間出版的《皇輿全覽圖》並無釣魚台列嶼的任何記載。   「康熙皇帝於1699年請耶穌會在全國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並於1717年繪製完成了《皇輿全覽圖》。作爲中國近代最早的地圖,該圖其後成爲全國地圖繪製的藍本」。重點是:「該地圖列出了1683年編入福建省的台灣、澎湖諸島,但是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並不包含其中」。    其實,早在一年前,筆者已查閲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所藏的《康熙皇輿全覽圖》原圖。根據該館的記錄,《康熙皇輿全覽圖》於康熙47年至57年(1708-1718)間繪成,並於康熙60年(1721)製成木刻版分幅本。下條教授所披露的地圖部分為其中的「福建全圖」。    誠然,細覽「福建全圖」,的確並無釣魚台(或釣魚嶼)列嶼的相關記載。然而,下條教授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相關地圖並非只有釣魚台列嶼,而是同樣省略了大部分台灣的附屬島嶼尤其是無人居住的島嶼,包括同樣是台灣北部大屯山、觀音山脈延伸入海底的凸出部分、且比釣魚台更近台灣本島的三個東北小島:花瓶嶼、棉花嶼、以及馬英九總統於2013年親自前往視察的彭佳嶼。倘用下條教授的理論,今日東北三島以及台灣整個東部豈不都不屬於台灣了?    「主權」是現代世界的新概念,並不存在「主權」意識的前近代或古代,當時的地圖自然並非根據「主權」觀念,而是或根據統治力度即行政所及的重要程度,或根據海防範圍等依據來繪製。比《康熙皇輿全覽圖》更早的明朝《萬里海防圖》(鄭若曾編纂,嘉靖40年即1561年)及《籌海圖編》之「沿海山沙圖」(胡宗憲編纂,嘉靖41年即1562年),均將釣魚台列嶼列入,當時就是根據海防範圍來繪製。    事實上,日本許多古地圖亦並非將所有無人居住的島嶼都清楚繪入其中。而且,即便是強調「固有領土」的現代地圖,對無人島的處理也並非一一到位。日本政府突然於2012年及2013年對包括釣魚台烈嶼的幾個附屬島礁在内的數百個無人島嶼及礁岩進行「命名」,並畫入新版的地圖,就是其中一例。倘若根據下條教授的邏輯,過去日本地圖中沒有繪入的這些無人島礁,在補繪之前是否都不應視作日本的領土?    此外,執著於在古地圖尋找證據的下條教授也刻意忽略了十六至十九世紀歐美所繪製的大量地圖中不僅繪有釣魚台列嶼,且在註明這些島嶼的名稱時,清一色地使用釣魚台及相關島嶼的中國方言閩南語的發音,如「Tiaoyusu」、「Tyiaoyusu」、「Hoapinsu」等。    換言之,下條教授對古地圖的曲解及斷章取義,無助於現代人對古地圖的正確理解,無助於説清古地圖與現代領土主權的關係,當然也無助於強化釣魚台烈嶼「屬於日本」的證據。      (作者林泉忠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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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馬會」意在佈局「5.20」後兩岸關係

突如其來的「習馬會」為何成局?坊間媒體大多把焦點放在對正在進行的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上。然而這種思路,未免小看了中南海的智慧,筆者以為北京的整盤棋是為了佈局明年5月20日台灣新總統就職後的兩岸關係。誠然,什麽都不做而坐視蔡英文優勢的選舉迎來兩個月後的投票日,並不符合大陸的一貫思維。自1996年台灣開始實施總統直選以來,北京主要採用了兩種方式,一硬一軟來試圖左右台灣的總統大選結果。其一,1996年在台灣海峽舉行飛彈演習,試圖阻止李登輝當選;而2000年投票前夕,朱鎔基聲嘶力竭地恫嚇「台獨」,都是硬招的表現,然而效果都適得其反。前者讓李登輝高票當選,後者使陳水扁「意外」地入主總統府。其二,其後北京轉出軟招,一方面動員台商回台投票,另一方面向台灣經濟界的頭面人物着手。上屆總統大選前,王雪紅、郭台銘等商界巨頭紛紛在投票日前夕,挺身而出表態支持馬英九接受的「九二共識」,而這次則產生了一定的效果。重點是,去年「太陽花學運」爆發後,馬英九的兩岸路線受到台灣社會的質疑,過去在大選中向來是「正面因素」的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如今甚至成為「負面因素」。加上「九合一選舉」後,國民黨的頹勢一蹶不振,經濟界也普遍看好民進黨的選情,因此也不太願意再次全體出動,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未必能扭轉「蔡強朱弱」趨勢因此,在北京左思右想下,終於出爐了「習馬會」這盤絕棋。不過,在選舉只剩下兩個多月的情况下,北京也知道,即使「習馬會」的震撼力也未必能有效扭轉「蔡強朱弱」的大趨勢。然而,倘若什麼都不做,北京恐怕會後悔,當今的領導層日後也恐怕會被追究責任。如今,中南海的棋局不僅早已跨越了1月16日的投票日,且將重點放在明年5月20日台灣新總統就任後的佈局。「習馬會」的兩步絕棋中,第一步是框住蔡英文。習和馬在會中共同謳歌的焦點仍是蔡英文死都不跟隨的「九二共識」。這次透過舉世矚目、象徵着兩岸和平指數達到最高峰的「習馬會」來為「九二共識」配上新的樂譜,雖然難免被貼上「國共共舞」的標籤,卻也着實為選後的蔡英文帶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如何維持兩岸和平的巨大壓力。另一步棋則是,中南海在思索明年「5.20」後,取代連戰作為兩岸的橋樑,並有效牽制蔡英文的人選。馬演兩岸積極角色 可能性大增連戰是2005年國共破冰之旅的重要推手,即使在2008年馬英九主政後仍穿梭兩岸,成為中南海最信任的國民黨元老。然而,連戰年近80歲,且因出席北京「九三閱兵」而在台灣成為衆矢之的,影響力日益低下。因此,北京急於尋找替代人選。另一方面,馬英九在過去兩年積極為「習馬會」作準備,不過中南海並不在意,以至去年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習馬會」破局,馬內心失望,不難想像。如此情况下,馬不可能在「5.20」後,以卸任領導人的身分前往大陸,穿梭兩岸。但是,如今「習馬會」成局,馬在2016年後扮演兩岸之間的積極角色可能性大增。誠然,即使馬有可能在2016年開始的「蔡英文時代」成為兩岸舉足輕重的重要橋樑,然而由於性格、信念、對中共的理解與連戰各異,馬英九是否會就這樣成為中南海意屬的「連戰第二」,則是另一回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9日) 習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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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 從一篇台灣青年坦率的投書說起

習近平日前指出「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雖然這並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話語,但是在「後太陽花學運」和「後佔中運動」時代語境大相異趣的今天,這句話顯得意味深長,因為習坦誠地道出了「年輕人掌握未來」的道理。重點是作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最具權勢的領袖人物,習大大以及他的決策班子是否真的了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否掌握了尤其是北京極力想爭取的台灣年輕族群的所思所想,領悟出台港年輕世代為何不信任他所掌控下的中國的緣由?北京反省停留「青年工作不夠好」誠然,去年3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及9月香港「佔中運動」爆發後,香港與台灣年輕人的「問題」也終於進入中南海決策者的視野。其後北京對港對台部門積極收集港台年輕人如何、為何「造反」的相關「材料」,然而這些部門透過分析這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卻是排除了原因中涉及北京自己的責任問題。也就是說台港年輕人之所以「閙」,原因不在北京的政策,而在受「台獨」、「港獨」勢力的煽動和利用,以及因為「敵對勢力」包括「外部勢力」等第三者的介入云云。在此思維下,中南海如何出爐應對政策,也就不難想像了。誠然,北京亦並非沒有反省,然而反省只停留在「港台青年工作做得不夠好」。因此,「加強港台年輕人對祖國的認識」成為最重要的政策方向。除了只聞樓梯響及涵蓋範圍狹小的「協助青年到內地創業」外,具體做法的主要部分仍是以組織港台學生青年赴大陸交流團為主,目的是讓港台的年輕人「多多了解祖國的變化和進步」。然而,這種做法一點都不新穎,到底有多少效果,相信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都應該心知肚明。上月筆者拜訪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時,也直言:「『三中一青』中的對台青年政策不會有預期的效果。」其實,赴內地學生交流團早在回歸前的香港已經開始,回歸後從中學到大學,香港各學校組織交流團前往大陸如雨後春筍,早已是常態。然而現實是:在回歸17年後香港學生卻來了一場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政府「佔中運動」。顯然,「交流不夠」並非問題之所在。別忘了,留在「佔中」現場最後一刻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博士可是在大陸出生長大,難道他也是對大陸的進步和變化一無所知嗎?台灣年輕人又如何?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前,在台灣大學授課的筆者在微博寫到「看到當下台灣學生的精神面貌,不得不感慨國民黨大勢已去」。然而,台灣年輕人的想法,即便是大部分關心台灣社會走向的大陸民衆包括網民也所知甚少。試想「太陽花學運」和「佔中運動」期間,在大陸媒體對相關信息進行嚴密封鎖和過濾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了解實際情况呢?難怪最近某位浙江大學的副教授來訪時,我問她「你知道為什麽香港發生『佔中』嗎?」,她毫不猶豫,直接明快地回答:「港獨!」台灣社會遠離大陸人民思維範圍日前,一篇題為〈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3個原因〉的文章在台灣電子媒體刊出後,引發熱議。筆者將該文稍作分析後,將原文貼到面向大陸讀者的博客,一天下來點擊率就已超過30萬。許多讀者之所以看了之後「感到震撼」,除了是因為平時很少機會接觸台灣年輕人的真正想法外,還是因為作者許嚴冰是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青年。當然也有不少受到官方觀點影響的大陸網友的慣性反應是:「李登輝和陳水扁台獨教育的結果!」他們似乎忘了這位年輕人思想的成形年代是馬英九主政時期!其實,如此的年輕人在台灣司空見慣,之所以「震撼」,正是因為當大陸人民還在跟着中央的口號做「統一夢」的時候,看了如此台灣年輕人心聲的文章,才赫然發現台灣社會早已遠離他們的思維範圍,這當然也是拜大陸長期以來,且仍在繼續封鎖台港一般新聞媒體所賜。許嚴冰的文章所列舉不支持國民黨的理由,分別是:一、「太老」,趕不上時代的變遷;二、「把年輕人當白癡」,認為國民黨的思維還停留在戒嚴時代;三、「小看『天然獨』」,作者批評國民黨「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誠然,作者的思維並不算太縝密,所論之問題面向也並不全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他的思想在台灣年輕世代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否則也不會幾乎所有台灣主流媒體加以報道、轉載。重點是,許多對台灣年輕人的看法,北京和國民黨之間,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雖然許嚴冰該文批的對象是國民黨,然而從文章的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意見中,不難發現:像作者一樣的台灣年輕人對北京不止「無感」,更是「厭惡」。「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就生長在台灣,我自然而然的認為玉山是我國最高峰,濁水溪是我國最長的河流。這些體悟並沒有人指導,更沒有人洗腦,從小對於中國只有兩個印象,就是他們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另外就是在國際上不斷的打壓我們,否定我們身為一個國的尊嚴,這樣的行為實在無法和自己的『國家』連在一起。一個到處做壞事且又欺負我們的人,沒有人會認為是自己人,因此年輕人支持『台灣獨立』是自然的。」道出兩岸關係的三大問題這一席話,雖然旨在批國民黨「一再和自己曾經反對的中國靠攏,但早已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然而,卻毫不隱諱地道出涉及兩岸關係中現實存在的三大問題。其一,北京過去30多年來演變至今的對台政策,其目的不外乎:一、希望台灣人更想當中國人;二、希望台灣人更想「統一」。但是,對台研究和對台政策搞了幾十年,是成功還是失敗,一目了然。其二、一般大陸人民鮮為人知的「中國對台灣不斷的打壓」,也就是連不敢和北京說不的連戰和吳伯雄到訪大陸時也都要提的「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問題,是北京無法獲得包括作者許嚴冰在內台灣民心的主因之一。其三、北京賦予台灣社會不分世代、不分族群的形象和「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連接在一起。對此,中國官方向來也是將問題推給對方:「受偏頗惡意的敵對勢力的媒體渲染所影響。」可是「中國政府壓制人權」,早已是世人的一般印象。別說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至今仍被關在牢裏,單是為什麽包括他以及「六四」的信息至今仍要全面封殺?為什麽不畏權勢的維權律師一個個被抓起來?為什麽「憲政」、「文革」、「反右」等話題還不能堂堂正正進入公共討論的空間?為什麽到現在就是堅持不許百姓正常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弔詭的是習大大卻可以在百姓不能用的facebook上開設自己的帳號!諸如此類,中國政府什麼時候對人民作出清晰的解釋?話說回來,雖然「後佔中」時期對前景茫然黯淡的香港年輕人的想法與台灣同齡人的思維着實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兩地的年輕世代當下所面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處境。日前,在網上匿名的聊天室裏,一位22歲來台北旅行的香港年輕人和我聊起天來,當他知道我定居在台北時,冒出一句「你好厲害啊,可以移民台灣!」,我就問他莫非他也想移民並追問為什麽,他回答「香港不行了,太大陸了!」香港「黨國體制化」的危機曾幾何時,香港曾是台灣人羨慕的進步與國際化的大都會。然而,如今在回歸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香港年輕人正在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真普選」還有沒有可能,而是香港社會將進一步被「黨國體制化」及自己進一步被「國民教育」洗腦的危機。另一邊廂,儘管台灣社會也存在許多需要克服的問題,不過與香港不同的是,台灣年輕人不僅可以大膽寫出不畏觸碰逆鱗的文章,更能透過自己神聖的一票,來決定自己的未來。昔日大唐盛世,萬邦來朝。為何如今「中國崛起」進入高峰期,卻引發台港年輕世代更為顯著的離心力?這已經不僅僅是北京為政者不能再掩耳盜鈴的嚴峻現實,也是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好好深思的問題。文章寫到這裏,筆者當然清楚:此文也只能在港台媒體刊登,即使有勇氣的大陸媒體人樂意轉成官方較難控制的微信版,它的存活時間也只有幾小時。習大大,你真的明白「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嗎?連你管治下的年輕人你都不信任,又如何讓年輕人信任你呢?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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