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皓賢:生涯規劃與斜桿青年

早前聽朋友說起有社工在做生涯規劃項目時,只是將之當成就業輔導,只顧「做數」、「交數」,慨嘆社福界這類害群之馬真是害人不淺,剛好母校的老師找我談談自己的經歷,在此分享一下,特別對於放榜後對前路仍然感到迷茫的同學,希望可以有所啟發。 入正題前先說說自己的故事。筆者現在是一名大專院校的講師,同時又在攻讀博士學位。驟眼看上去是一個傳統定義「讀得書」的人。其實,筆者當年都是一個公開試的失敗者。筆者考過四次會考,三次高考。第一次會考考六科13分,中史、世史1A1B,但英文數學都不合格,於是重讀一年。第二年考7科有16分,數學繼續不合格,英文轉了程度淺的卷所以過了關(舊制有分A, B 卷,A 卷拿C才等於B卷E),於是中六、中七再重考了兩年會考英文B卷,最後才合格,但高考英文繼續不合格,如是者先入副學士,又再考高考。最終也只是靠副學士的成績來升上大學,到現在英文高考仍然不合格。 很多公開試同期的朋友,重讀完會考成績不好,或高考不行就放棄升大學的路,轉而讀其他的課程。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那麼堅持要入大學。其實,我不是堅持入大學,我只是想讀歷史。筆者從小就喜歡歷史,小學未讀完已看完人家中三才要看的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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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但請不要侮辱猶太人

這幾天在網上各大平台中,大都是關於七警案的資訊。亦已有不少評論對七警案的審判作了分析。社會對於七警案的關注,本來只是關於紀律部隊一部分人濫用私刑的問題。然而,周三晚的七警集會,卻又將關注點推向了另一個更大的爭議。 不少七警的支持者,會以「先撩者賤」,執法無罪,甚至以警察執勤經常受侮辱,警察不獲尊重為理由。我們當然會認同,曾健超不論撥的是什麼液體,無論是水還是尿,他也的確是犯了法,亦需要受到制裁。那些說七警只是執法,卻竟然要受罰而大呼不公的人,請留意,在警方為他鎖上手扣的一刻,警方已是執了法。現在人們指他們濫權的,不是指他們拉了曾健超,而是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將已被制服的曾健超拉去暗角打,這裡已不是執法的一部分。 紀律部隊之所以是紀律部隊,重點在於紀律二字,他們受精良訓練,要將自我放到最低,服從團隊精神,服從上級。同時因為他們可以用手扣、陀槍、受過武術訓練,並且有法律保護他們執法,所以對於其自身行為要求更為嚴格。這是他們對於一般民眾所處的優勢地位,例如曾健超再使用武力,極其量只有雙手,但警方則有武器在身;他們受的訓練,不單是外在的,還是心理上的,因為警察是社會危機應變系統的一個重要執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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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選舉

選舉日在即,這回想從歷史角來跟讀者簡單談談甚麼是選舉。中國歷史上很早已有選舉的出現。選舉一詞是從《周官》一書所記載的鄉舉里選簡化出來的。當然,它跟我們現在說的選舉很不同。在先秦時期,是指政府選才任官的意思。歷史上最著名以選舉制度來替政府尋找人才的,自然聯想到西漢王朝。那時的選舉,起初是皇帝為了想吸納所需人才,而下詔要求地方舉薦人才,例如常聽見的賢良方正及直言極諫之士等。漢武帝時舉薦的科目很多,除上列的兩種,還有治河、文學、明經、兵法等,總歸可分為孝廉(即孝子廉吏)、茂才、賢良方正和文學、其他特科。例如大名鼎鼎的張鶱便是以特科進身朝廷,曹操亦曾被舉為孝廉。這時的選舉,主要是為皇帝從地方選拔人才之用。後來漢末大亂,人口離散,這種制度不能再有效運行,曹操以後改為九品中正制選人任官,到了隋唐時又被科舉取代。西方社會亦很早便有了選舉。現代的政治學、民主制度,眾所周知源於希臘及羅馬時期,古雅典文明信奉民主,古希臘文中,叱主一詞的含義是「人民主權」,最早使用「民主」這個詞的人是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希臘不少城邦都是奉行選舉制,公民大會是國家(城邦)的最高權力基構,所有的公職人員,包括最高的執政官都是由選舉或抽籤產生的,任期有限,輪番而治,當然,那時代只有自由民,甚至有產者才有投票權,女姓、奴隸是不具投票資格。那些年的時代是一個看重人品德能力來選舉人才的時代。人們深信,好人來執政必然是效果最好,美國立國初期,當舉國仍是一片混亂,要選總統時,那時的人,即使已相距古典時代二千多年,但仍深信這一原則的(華盛頓可說是當中的表表者),當時的選總統的制度很簡單,每個州(那時美國還只是十三個州)推選出選舉人投票選總統。憲法規定,每人可以投兩張總統票,其中一名必須不是本州人。最終選出票數最高的人為總統,次高的為副總統。這種制度,其實就是源自那種選「好人」的思維,也就是看重道德。而且美國第一代的人都知道,當是要選的好人只有那麼一個,就是不想當總統的華盛頓總統(當然,副總統亞當斯,也就是後來的第三任總統,都是一個古典政治定義上的好人)。那為什麼會演變成現在選舉的模式,又要政綱,又要政黨,又要爭取支持,還要質詢對手呢?也不用等太久,只不過十年時間。而原因,也不過是政治觀點的不同,而出現了政策分歧。還慢慢有了反對聲音(還慢慢有了反對黨),透過當時新興的媒體──報紙,對政府的政策進行評擊。於是整個社會的氣氛轉變,對事情有相同看法,相同政治傾向的人走在一起,也慢慢有了政黨。當有了黨派之爭,就不再是一個選好人的遊戲,而是開始了實力、支持者的較量。這也就是現代政治的開端。回顧這些歷史,我們看到,即使形式上轉變,社會要求轉變,選舉要選的,始終有一大原則,就是有能力為社會做實事的人。即使古典政治認為的選好人原則,也是因為當時的風氣是,認為一個道德崇高的人,自然在制定政策是亦是無私,亦是對國家最好,最有利的。所以,即使現在的選舉政治遊戲方法不同,但有些原則應該要堅持下去,甚至傳下去。可是,香港的民主選舉從一開始已走向歪道。我的一位老師在回顧九十年代香港最初有選舉時,就是一車車的旅遊巴,在大辦一些旅行團時,順道送參加者去投票,當中的老人家也不知選誰,只是村長給了號碼,入場打指模便可,反正老人家也不識字。據說當時新聞還有播訪問出來。我沒有深究是否有片可以佐證,因為蛇齋餅糉這些東西,在這二十年已不是新鮮事了。但最大的禍害在於,香港的公民意識。選舉教育,從一開始就已污染。但這也已是舊聞,不少人亦已提出方法,應對這些種票,造票手段。最令人擔心的,卻是現在候選人連現代政治人才應有的素質也蘯然無存。現代政治與古典政治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參與者的議政能力要求較高。進入議會,本身就是為了討論政策,找出最適切社會發展道路的路徑來前進。建制派議員的表現有目共睹,如何出賣香港也是磬竹難書,也不用於此再言明。然而新晉的政治人物,參選者,在各個選舉論壇上,不斷制造笑話,醜態,也是令人擔憂。最簡單例子,在選舉論壇中,不談政綱,不針對社會議題,只顧作人身攻擊,或質問人無關痛癢的事情,或為了制造話題,搏上位,無的放矢,不一致對外,反而沉醉於內鬥,其支持者,亦是非黑即白,不是自己黨派的,統統都是敵人的思維。顯不了自身有議政能力之餘,卻露出了自身的不學無術。看見各方混戰,各陣營互相攻訐本屬自然,但理論上應該槍口一致的卻在互相攻伐,內鬥,真是叫人大感失望。其實回歸選舉的本意,也就是找位最能代表自己,最有能力為社會建立良好生活環境的政治人才,這種人通常不會只提出太離地的政治理念,而是伴隨實務業績,是真正的行動派,為人們謀福祉。我想,除了那些會偽造學歷(因顯示其無誠信)、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者(因其言行不一,霸道,信不過)、還有對自己理應同一陣線的候選人亂放箭,卻不是先攘外後安內(要不是其有私心,就是其無邏輯),甚至不懂說話、思維混亂的人(因為反映其既無邏輯,入了議會也沒能力議政,只尸位素餐,製造笑話),以及只懂說發展經濟,保民生為口號的人(因從不懂一個真正優良的社會,是多元發展,而不應只有經濟,這種人既沒識見,亦唯利是圖)。我想,選民們認為某人是真心做實事,有承擔者,那他就是你心目中的「好人」,「好人」理應要支持的。文:林皓賢作者簡介:大專講師,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研究生,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席成員。喜歡從歷史出發看問題,以史為鑑。網台節目《歷史述賢》及《通識學堂》主持。研究興趣:宋夏關係、軍事史、當代中國研究、全球化研究、香港研究。著作有《投考公務員題解EASY PASS中文運用》(合著)(2016) 、《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合著)(2016)、《全球化下的中國》(合編)(2014);《屏山故事》(合著)(2012)及於報章網上發表評論多篇。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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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位讀得過嗎?

這星期是一年一度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對於眾多考生來說無疑是人生一個重要的關口。隨着出生率不斷下降,理論上,入大學的機會應該比以往為高。考試局在放榜前一天也公佈了本年的考生情況,考獲19分以上的考生共有15,926人,而八大院校今年共有1.5萬個學位,理論上19分以上的考生中九成人也有學位。可是,有學位是否就一定是自己想讀的學位?其次,今年六萬八千多名考生,除去了19分以上的萬五人外,其餘的又如何?這兩天有好些前輩已撰文談及香港教育不應只針對學位,這固然是事實,但遠水難救近火,要改變這種畸形思維需要有識之士長遠努力,本文這回只想針對考生當下的困境再談一談。放榜已過了幾天,不少考生在收到成績後,應該也已有了相應的對策。可是,筆者放榜前後接觸的不少個案,仍是十分迷茫。通常分為三類,一是18分至19分的同學,剛剛在邊緣位置,怕聯招中沒有被取錄;二是全科合格,但分數不足升大學的同學,正在煩惱副學位還是重讀;最後一類是分數不理想,連副學位也未能入讀的同學,不知選基礎文憑還是毅進文憑好。筆者做了多年的升學輔導,也在不同院校工作過。發現每年考生面對的這些問題,很多時是基於對大專院校生態的不熟悉,甚至對於香港職場的不熟悉。例如,不少學生連副學士及高級文憑是同等學歷也搞不清楚,亦不清楚甚麼是資歷架構,以致明明有些同學夠分讀資歷架構第四級的副學士,卻被一些院校哄了去讀第三級的基礎文憑,甚至沒有納入資歷架構,但名稱與基礎文憑很類似的「文憑」課程。另外亦有學生因為學校歷來做升學講座,只會跟他們說職訓局的資料,以致他們也只想到上不了大學就去職訓局,可是對於一些文科生來說,職訓局的課程也不見得適合他們。這也是不少中學在升學輔導上,太倒向一面。遺憾的是,部分老師也不熟悉副學位的生態,以致學生吸收資訊太單一。香港的專上教育,基本上已經發展成形,只欠政府在監管自資課程時的力度,如何保障學生在付出相應學費時,亦能有理想的出路。上述三類學生,每年都會出現。第一類同學的解決方法很簡單,只消在聯招排位下一點心思,以及在現階段去一些有信譽較好、較具質素的自資院校,預先報一些有興趣的學士學位作為保險便可。樹仁、珠海這些院校已有數十年歷史,在社會上是真正具認受性的院校(即使近日有些人士在網上大肆評擊樹仁的校政,但那些「罪狀」大多是周邊設施與及學生權益問題,日後還可繼續探討,但不影響樹仁畢業生出來的競爭力),近年發展迅速的恆管,亦受學界中人關注,不失為一選擇。第三類同學要注意的,是找一個受政府認可,合資歷架構第三級別的課程。現時較具保障的是政府開發,七間自資院校負責提供的新毅進文憑,以及個別自資院校自行提供的基礎文憑課程。一般而言,筆者會更建議同學選擇毅進,因為是政府推動的課程,院校之間不能不接受其學歷。反而較為頭痛的第二類同學。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統稱副學位)是這類同學的唯一向上繼續升學的階梯。但副學士因為就業出路及銜接學士學位的問題一直為人垢病(相反,高級文憑卻很少有這種壓力,因為社會對於高級文憑的認知就是就業,甚至有高級文憑高於副學士的錯覺)。其實,副學士反而是文、理科生更好的出路。不過,由於社會對於副學士一直信心不足,不少考生對於副學士的觀感也是較為負面。筆者近日收到不少的求助個案,共通點都不外乎是否一定升到大學、如果升不到怎麼辦。那一間院校的副學士較好,那一間入大學率較高。其實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副學士學士由此途徑升讀學士學位。十年前,筆者也是一個副學士的學生。作為一個曾經的公開試「失敗者」,筆者反而會鼓勵同學,如果真的有心儀的大學學位很想讀,那副學士也是不妨一試。副學士的負面處,坊間早有大量說辭。反面甚少人會說說它的正面之處。從過來人的經驗來說,副學士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有時年輕人的目標仍未完全定型,有些同學以為自己喜歡某個科目,入到大學才知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一回事,副學士課程與大學相近,可讓同學先試水溫,如果不合適,還可以在報大學時有轉科的機會(不過可能要再花點時間);此外,由於副學位的同學經歷過公開試的失敗,求學路上較轉折,能再升回大學的同學,閱歷往往較為豐富,心態亦較成熟。他們在大學的表現,往往也較一般同學好。當然,筆者不是要硬銷同學去讀副學士,而是希望同學注意。現時如果擔心不知選擇甚麼課程的情況下,同學應留意,除了要找政府認可,經過學術評審的課程外(這些可上ipass.gov.hk)看到,要衡量自身的情況。這些年來,有些副學位辦得較好的院校都會成為學生的首選,例如像城大、港大、浸大、理工幾間大學開設的社區學院或附屬學院,公開試後往往大排長龍,因為有口皆碑,但是,同樣競爭自然較大。不單是入去的競爭大,由於畢業的成績(也就是GPA)要夠高分(一般是3.3以上,有些科是3.6以上)才有機會升回大學,那自然在校內要拿好成績的競爭也大。相反,某些院校或許沒有大多人注意,但課程反而更適合某類同學升學。其次,很多考生擔心出路,但去到大專的程度,學習模式不是中學,不能只等老師「餵飼」。相反,學習完全需要靠自己自學,自行摸索探討知識,以及與人合作做報告。可以說,即使文憑試很多學生未成年,但從學業上,已是一個成年人,是要為自己負責的時候了。筆者當年高考後,選擇了一間創校只兩年,中大與東華三院合辦的社區學院,選擇的原因,除了科目適合自己,亦看中了因為沒有太多人入讀的關係,競爭較少。當然,眾所周知,現在這間學校已不復存在,只餘下東華學院。某些人可能會說,應該要找一間較出名的來讀才好。但讀者當年在理大、城大的附屬學院有取錄的情況下,仍選擇了中大東華,後來亦順利在樹仁升上學士學位,也在港大完成碩士,事實證明也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好與不好。誰會知道如果當初選了其他出名些的,會否真那麼順利?最後,筆者也希望指出,不少同學因為想了解更多升學狀況而上網找資料,但很多時會去了網上討論區,或各大secret 的面書頁來做資料搜集,甚至輕信了當中的留言。其實這些專頁,只能作為校園生活的參考,當中有多少,是中肯論點,有幾多又是情緒式發洩,同學們真要分清楚。筆者深信,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處,有人適合在學士學位上繼續鑽研學問,但亦有人在工藝技能上更為出色。網上總會有留言標籤讀毅進、讀副學位、甚至讀自資院校的學士是「廢物」、「沒有」或「垃圾課程」之類的說法。其實這些說法大可不理,任何知識都是重要,不存在誰高誰低;而任何課程,也總符合某部分人的需要,它們只是同學邁向更高層次的途徑。最重要是自己去了解,從較可靠的途徑收集資料,例如老師,有經驗的過來人、政府的數據庫等。在選擇課程時,不要一味想出來找不找到工作。因為很多時,出來做甚麼與讀甚麼真的完全沒關係。既然如此,那何不好好在自己喜歡的課程/科目知識上享受享受呢?文:林皓賢作者簡介:大專院校導師,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研究生,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席成員、網台EETV節目《歷史述賢》及《通識學堂》主持。研究興趣:宋夏關係、軍事史、中國海軍史、全球化研究、香港地區研究。著作有《投考公務員題解EASY PASS中文運用》(合著)(2016) 、《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合著)(2016)、《全球化下的中國》(合編)(2014);《屏山故事》(合著)(2012)及於報章網上發表評論多篇。 教育 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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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導師林皓賢:何必標籤我們的毅進學生?

多宗佔領運動期間市民被警方起訴的案件,被發現警員的口供出現前後矛盾,甚至與事實不符,更甚者是近來全城關注的2800萬綁架案與及暴徒打死遛狗翁的案件,都被發現懷疑出錯通緝和拉錯人的情況,其中逼狗翁案更涉嫌刻意引導自閉症(又有指是智障人士)人士認罪。令人不禁質疑前線警員的質素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不過最令筆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警員的質素,而是評論者的言行中,最常聽到的一個論調是警隊中充斥大量「毅進仔」。這種言論,不單沒有對事實進行深究,更甚者是下意識地標籤了在公開試成績未如理想而要入讀毅進的同學,這實在不是良好公民社會的現象。毅進文憑及副學位,原意是為了讓在公開試失手的同學有多一條向上升的途徑。眾所周知,不是所有同學也適合考試,但公開試失敗的同學未必就比直升大學的同學弱。關鍵只在於那一種讀書模式更能發揮其個人特質。事實上,讀副學位的同學,他們可能只精於理工科;或是他們精於探究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不精於公開試的考試模式;又或是他們只是中文英文其中一科未如理想(當然也有兩科都不太行),但其他科目很強,只要轉一轉評核方式,他們在大專院校的表現比直上大學的同學可以不相伯仲,筆者無論在學時期還是在大專院校教書時,也常見部分副學士銜接上大學的學生,能力與處事比同屆的同學成熟,這或許是他們因「仕途不順」,繞了一圈反而有更多的經驗。毅進學生也只是因為傳統的科目及考試方式不合他們,特別在新毅進時代,從前舊制夠資格讀副學位的同學也因為主科不達標的關係而要讀毅進文憑,但不代表他們就一無事處。當然樹大有枯枝,儘管毅進生中有些懶散隨意讀書的同學,但也有學習態度佳有能力的同學,相反,大學中既有精英,可是我們也常見有學習態度不佳,甚至除讀書以外一無事處的畢業生。那社會為什麼偏偏只針對毅進呢?究其原因,仍然是那種只看成績的老舊思維。這種思維不單是忽視了每個人應有其獨有的發展及才能,而且以上大學作為標籤,背後的前設是「所有讀不成書的的人都是無用」,近年來我們的社會要提倡通識,要思考,但實際上卻在走回頭路。其實每年招收警員時,雖然最低學歷是中五程度或現在文憑試五科二級的成績或同等學歷,但一些紀律部隊中任職的朋友告訴筆者,其實每年真正只有這個學歷而入紀律部隊的人只是少數,現在警隊反而多數取錄的是副學位以上的畢業生。事實上,警隊質素下降與否根本就與學歷沒有必然關係,最終還在於個人甚至整個團隊的文化。極端點的例子,人們經常取笑一些高官的不合邏輯言論,或前一哥的自相矛盾高論,難道他們又學歷不高?更可笑的是,部分建制派的議員要發表言論支持警察,說要立辱警條例,但理由竟是前線警員低學歷,情緒不穩難以受控。筆者真心想問,這班自認有高學歷的議員,究竟知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應該平等對待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士,動不動就下標籤,不單無助於解決事情,更使不同的群體受到不公對待做成社會撕裂。我們一方面說要讓年輕人有多一個機會,另一面卻仍然對毅進、副學位的同學存有偏見,那他們也只會認為自己是無用之人,打擊他們發奮的信心,對下一代自然不是好事;從警隊而言,前線的警員,備受市民批評,連建制派也打擊他們,自然士氣低落。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公僕,期望新任處長實事求是找出問題,對症下藥,不要再讓濫權情況發生,重建警隊形象,這才是社會之福。作者:林皓賢{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導師,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外部研究員、網台EETV節目《歷史述賢》及《通識學堂》主持。研究興趣:宋夏關係、軍事史、中國海軍史、全球化研究、香港地區研究。著作有《全球化下的中國》(合編)(2014);《屏山故事》(合著)(2012)及於報章網上發表評論多篇。}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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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還是培訓?

文:林皓賢筆者有一位毅進學生有一天跟我說,他不知道自己的才能在那,也不知自己來年升學上應該讀什麼科。事實上,每年這段時間,各院校有心再升學的學生都會很苦惱這個問題。為了讓他真的向自己的興趣或將來發揮他的個人特質。我特地請他一起去吃下午茶談了三個小時。談話的過程在此不加以詳說,大約就是我從他自小選科開始談起,以及有什麼東西是他自己會自動接觸,沉醉其中。在平常的相處中,筆者覺得這位同學的思維能力很強,而最終發現,這位同學本身很喜歡思考及接觸一些高深理論的東西(雖然在毅進的選修中他選了電腦),於是筆者大約給了他一個功課,要他去將各院校人文學科、社科院及經濟學的課程看一篇,看看當中有沒有特別吸引他的。一星期後,他回來告訴我,發覺對社會學及歷史學都十分有興趣,其次是新聞系。類似的個案其實多不勝數。很多年輕人在求學過程中常常說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或不知自己興趣所在,原因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我們社會的意識形態。香港不論多少次經濟轉型,商科總是收生人數最多。從前筆者要中三選科的時代,身邊總有一堆人因為不知自己想怎樣,或是聽別人意見或跟朋友而選錯科,於是中五便會考不夠分;現在同樣的例子也有,筆者看見不少因公開試成績差的同學,不是他們讀不了書或懶,而是他們當初選錯科,或學校沒有他們善長的科目讀。更甚的是,有一些是因為不太懂得考試技巧,以致於他們以為自己的才能不在於此,但事實可能是,其實只是考試問題,如果不用考試,他們在那些科目範疇可以很出色。提倡以「用思辨探究歷史,讓歷史成為大用」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學者呂世浩在一次公開講座指出,為何從前古人認為歷史很有用而現代人覺得沒用呢,因為從前古人學歷史,是學當中的帝王精英之學,是學管理國家、社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現代的教育是工業革命以後因應社會發展而重整出來,學的是培訓工匠的能力,因為經濟發展需要專業的技術人才,在當時也就是工匠。後來這個訓練技能的模式套用到其他學科上,於是本身著重訓練人思維解難的人文學科,在現代社會變成無用之學。當整個社會都在為經濟發展,說要推經濟培訓人才時,很自然所謂的人才也就是當權者所需要的「工匠」。所謂有用者,也就是專業技能者。問題來了,專業技能本身沒有不好,但這種發展長遠而言惡果就大了。站於筆者的立場,沒有任何一科是沒有用的,每一科都總有它的價值。問題在於社會,以香港這樣的金錢掛帥社會為例,人們很自然地將讀書與賺錢掛了勾。書中自有黃金屋本是人之常情,可是現在的病態在於,人們往往不經思考,像羊群般認為讀商科/商學院才有前途,但從沒有很多人為學子們分析過市場形勢、供求,甚至基於每人的才能不同而好好做生涯規劃。於是,不少在公開試失手的年輕人,以為自己讀不了書,或沒有才能信心盡失,做成這現象的,除了他們自身問題,還有誰人要負責呢?然而,教育方針出現問題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換另一角度來看,其實一個城市單一發展本身也不是問題,只要對焦,即使提倡工商為主人文為輔也不能說其過。問題又在於當政府一味以推動經濟為政策方向,同時又提出優勢產業中有文化創意藝術之類,甚至不理立法會而想進辦法推創新科技局時,不禁令人問一句,究竟政府現在想做什麼。以創新科技局為例,已有學者指出,創新講求的是思維上訓練,多是從人文學科培訓出來,而科技即是要理科,但香港文、理相關的學科選修人數每況愈下,在所需的教育基石不足時,這個創新科技局能弄好嗎?再來另一個例子,機場三跑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多年,專家有專家的看法,當權者者也有當權者的一套。只是當中我們都知道,這類型的工程不能輕易上馬,因為要處理的問題太多,空域、環保、居民等各樣問題不能草率行事,可是當權者強推,猶為可笑者是某官員說施工時白海豚會避開船隻。於是,過了不久,剛剛那隻被船重創而死的中華白海豚成為了對社會一個莫大諷刺。其實,要應對傳媒也可以有很多說法,不知怎的,近來負責發表立場的官員卻總是說一些千奇百怪的言論,引人發笑之餘,對事情有害無利。其實,香港自翊為國際城市,但多年來的教育,卻停留於工匠式的訓練技能者,培訓人才為商業社會服務。缺乏的,卻偏偏是政府最需要的管理社會的人才。這一種「愚民」化的教育政策,在全球化新時代愈來愈不適用,當權者實在應改變短視的目光,真真正正辦好教育,並將之與長遠政策落實配合,讓更多真正人才為政府出謀劃策,與及為各行各業百花齊放的發展鋪路。只要辦好教育後,又何需向外求專才呢?原文載於《成報》「史‧識論事」專欄,本稿將兩天內容併為一文,稍作刪改。作者簡介:大專導師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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