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儀:當年 今日 高鐵一地兩檢

眼看近期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討論,令人很不爽。政府為求落實一地兩檢方案,把當年向港人提出的廣深港高鐵方案如粉筆字抹去一樣,但又沒充分解釋。 現時政府重複又重複地強調,沒一地兩檢,高鐵便失去經濟效益,難道要乘客到達深圳後轉車到其他內地城市? 運輸及房屋局於2009年5月發給立法會的文件指出,廣深港高鐵是連接香港、深圳和廣州的高速鐵路,可把來往香港與廣州、深圳福田及龍華的行車時間,分別縮短至48、14及23分鐘。當時運房局清楚指出,乘客在福田、龍華、東莞虎門站及廣州終點站可分別「接駁不同層次的本地、區域性或全國性的鐵路網絡」,接通全國。 當時政府所說的是「接駁」,即由香港乘高鐵到深圳和廣州等站轉乘「杭福深」或「京廣」等客運專線到杭州、北京等地,而非由香港「直通」內地其他城市。按政府當日的建議,即使沒一地兩檢,本來也沒大關係,但後來特區與內地經過多年商討,香港直達各城市變得異常關鍵,為何變成無一地兩檢不可?兩種方案的經濟效益差距有多大?政府能否提供數據解釋清楚? 另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前運房局長鄭汝樺曾提及的其他過關安排,包括「行政預檢」或「流動檢」等,為何最後不了了之?其實政府大可公開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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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一地兩檢 港「棄權」變「授權」

10年前,香港回歸10周年當天,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的最後一項活動,是主持深港西部通道開通儀式,他成為首個實施「一地兩檢」通道的第一位使用者。當年本港政圈人士曾形容,胡錦濤這舉動有很大政治含意,因為當時內地有不少聲音反對實施「一地兩檢」,認為有違一國兩制,故他特地過關,撐「一地兩檢」。 公道一點來說,踏入千禧年後,香港政經界對「粵港融合」這概念趨之若鶩。那時候,各界大力推動深港24小時通關,又促政府與內地商討在各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粵港政府特地成立小組研究在皇崗、羅湖、落馬洲等地實施「一地兩檢」的可行性,經多番研究才敲定以西部通道作為「一地兩檢」的試點。有了西部通道的經驗,政府下一個推行「一地兩檢」的目標,便落在廣深港高鐵上。 不過,經過這10年間內地與香港關係出現劇變,互信跌至低谷,大家都應該承認,高鐵推行「一地兩檢」的時機已過;勉強推行,對中央、對香港,有害無益。 高鐵撥款在2010年初獲立法會通過,時隔7年,中央與特區政府扭盡六壬,才拋出一個引用《基本法》第20條的方案,使特區政府可憑藉全國人大常委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出租」高鐵西九總站部分地方予內地,全面實施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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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就這樣毁掉一代年輕人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去年因圍堵港大校委會,被法庭裁定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有可能面臨監禁。 整件事最荒謬和令人氣憤難平的,是本身為港大學生的馮敬恩,是栽在所屬的港大手裏。當初決定報警的那名港大高層,究竟會否有一絲悔疚? 或許你會覺得馮敬恩行為過激,或許你認為他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但其實馮敬恩作過什麼實際傷害校委會成員的行為?那時候,港大校委會不合常理和不合邏輯地基於說不出的政治理由,不惜一切硬要推倒港大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陳文敏,犧牲香港大學的院校自主。那個校委會的「暴力」,比馮敬恩圍堵校委會來得粗暴不知多少倍。可恨的是,校委會粗暴摧毁港大院校自主之後,還咄咄進逼,報警拉自己的學生。 下報警決定的人,應該很清楚此舉極有可能毁掉這名年輕學生的前途,但他仍然決定這樣做,而不採取校內處分等其他方式,令人覺得是有意識地要「清剿」雨傘運動後催生關心社會、渴求普選的一代年輕人。 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世代的一場交戰。這場運動喚醒了一批年輕人對香港政局前途的關注,他們普遍對中央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相當反感,對國家極度疏離。雨傘運動雖失敗告終,但這批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參與政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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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一個劉曉波 一宗DQ案

一個劉曉波,一宗DQ(撤銷資格)案,不知令多少人對國家心如死灰。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不敵癌魔,於上周四與世長辭。這位自六四事件以來,一直沒放棄爭取民主公義的文人,由始至終堅持以和平方式爭取,沒拿過一刀一槍。但他在人生的最後歲月,卻遭到如此「殘暴」的對待。 一個肝癌末期患者,懇切希望出國接受治療,但國家置若罔聞;在診治過程中,臥在病榻上的他不停被拍攝並公之於世,毫無私隱可言;在死前數天,劉的情况已極壞,有肝臟腫瘤出血等情况,生命在最後倒數,但負責診治的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竟然還作出「搶救」,為劉進行「洗血」等沒必要的治療,而非進行減輕病人痛苦的紓緩治療,令在垂死邊緣的劉曉波於臨終前仍承受不必要的醫療程序。 劉曉波最後還是走了。據劉的友人消息,指劉曉波家屬被迫接受速速將劉的遺體火化並海葬,不容在地上留下一絲遺痕,是多麼的不人道。喪禮後,還公開所謂劉曉波遺孀劉霞署名的手寫紙條,說希望後事「最好從快」,請求有關部門協助安排。經過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事件,香港人早已十分熟悉這種造假式授意。這些紙條有多可信,大家心裏有數。 看到劉曉波如此令人悲傷的結局,再看到本港法院受制於早前人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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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劉曉波給我們的痛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恰恰在香港回歸20周年期間公布,頓覺百感交集。 劉曉波,內地知名異見人士,這位內地學者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為內地的民主、自由、人權發聲。 作為六四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劉曉波由30多歲起,持續過着被捕、監禁、釋放、被監視、再被拘捕入獄的沒自由歲月,但他一直沒離開內地。在這樣的嚴峻政治環境下,他仍堅持用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作,趁着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的日子,發表《零八憲章》,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提出19項建議。 《零八憲章》提出「聯邦共和」的說法,倡議維護港澳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言,劉曉波相信《零八憲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調的。但對於北京而言,這樣的一份網上聯署,根本是以推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足以令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由2009年底一審判刑起,現年61歲的劉曉波在囚已7年多,本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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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煲燶勞工無米粥

特首梁振英的任期進入最後倒數兩星期。為免成為「走數特首」,梁振英力求在任滿前完成對勞工界的兩大承諾——標準工時及強積金對冲。但對那些曾經對梁振英解決這兩大難題抱有期望的打工仔,恐怕只有失望而回。 當年民望低沉的梁振英,最後在選舉中反敗為勝,除了對手唐英年因九龍塘大宅僭建醜聞自毁長城外,梁振英可說是靠基層的支持來個大翻身。2012年,他為回應勞工界的強烈訴求,他在競選政綱中表明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况和安排」。 選舉過後,他避不了要償還這筆政治債。2013年,他宣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時問題。誰料到這個研究足足做了4年,在臨近現屆政府任期屆滿才推出;報告建議更與當初勞工界追求的相距十萬八千里。 勞工界要求以立法方式實行標準工時,工時標準訂於每周44小時、超時「補水」1:1.5,但可按行業或職級等制訂豁免安排。結果呢?標時委員會只建議立法規定僱主必須與月薪低於1.1萬元的員工訂立書面合約,包括訂明工時及超時補償條款,預料只有16%打工仔,即逾61萬名僱員受惠,其餘大部分打工仔只能繼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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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批Uber 倒不如解散創科局

創新及科技局上周五在facebook貼文,嚴厲炮轟電召車中介公司Uber,以創新共享經濟為藉口,知法犯法,令電召司機因違法取酬載客而被捕,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這個帖文,在網絡世界贏取「嬲嬲」。創科局竟對一家創新經濟公司用詞狠辣,實在諷刺之極。 有時候,也會同情創科局長楊偉雄的處境。 還記得在2015年8月,當立法會未通過成立創科局的決議案,楊偉雄尚未名正言順當局長,被迫當個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兼行會成員時,曾大讚Uber是「真正的創新,不止是Uber Taxi,那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其他東西,是(行業)的下一個階段」。 創新雖好,但當事情損害既得利益者,局長也要屈服。結果,楊局長對Uber的立場不停修訂,由「真正的創新」,到「或者違法」,最新創科局更貼文指Uber「知法犯法」。 對於Uber這項服務,民意支持是十分明顯,乘客對傳統的士服務早已怨聲載道,短程又嫌短程,說要過海時就話快要「交更」拒載,又或只肯載客到過海的士站……這種種的藉口,乘客們早已一肚氣。Uber的出現,的確為一些願意多付車資而換取較優質服務的乘客,提供多一個選擇。 既然社會已對這項服務需求有相當的共識,作為政府理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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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組班難 香港困局縮影

距離就任尚餘不足一個月,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幾經艱苦,盛傳終於敲定三司十三局長人選。當選之初,曾言希望為管治團隊帶來新氣象的她,最終願望落空。林太覓才之難,相信也是香港未來長遠需面對的困局。 先「回帶」看看林太在當選之初,說過籌組新班子的願望:(1)年輕化;(2)找更多女性出任問責官員,希望至少有3人;(3)希望在業界或曾任監管機構人士出任財政司長。 尋尋覓覓兩個多月,林太終體會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有多遠。 論年輕,若綜合多間媒體的報道,林鄭月娥的主要官員成員中,是近3屆中平均年齡最大的一屆,也是唯一沒有「四字頭」人士入班的一屆。 前特首曾蔭權在2007年上任時,15名司局長的平均年齡為53.4歲。那時候,曾蔭權成功邀請當年只有43歲的黃仁龍出任律政司長,成為班子中最年輕的一人。另當時同為47歲的邱騰華及鄭汝樺,均脫離公務員隊伍轉投問責官員行列。 即使到5年後梁振英繼任,他的班子平均年齡增至56歲,但總算有兩人尚未「入五」,當時同樣48歲的袁國強和譚志源加入。 到了林鄭月娥的管治時代,其三司十三局長的平均年齡再升至59歲,要數最年輕的成員,是答應走出公務員行列、盛傳將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的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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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談香港 多了什麼少了什麼?

在香港回歸快將20周年之際,是時候回顧中央對港政策的演變。細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周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跟10年前,時任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比較,大家也許會百般滋味在心頭。 吳邦國在10年前的講話,整體來說對香港尚算是客客氣氣,談話像是在「提點」香港;10年後張德江的講話已沒有了那種柔性語調,說得直接,像在訓示你們700萬香港人了。 在「高度自治」和管治權的問題上,北京在這10年間,變得強硬,甚至已失去了「港人治港」的信任。2007年,吳邦國開始強調中央對港的管治權,他強調特區「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 吳邦國重申,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政策, 是以堅持一個中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的」,但不忘補一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決不干預」。這句話,張德江已再沒提及。 當時吳邦國還有這樣的一句:回歸10年來,「實踐證明,香港同胞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設好香港的」。這句話,源於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1984年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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