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灣模式乃可行方案

2010年高鐵撥款通過之後,香港社會就一地兩檢的具體安排議論紛紛。香港政府相關部門一直與內地部門磋商,但至今仍未拿出具體方案及時間表。近日北京及香港兩地官員分別就問題表態並進行會面,相信距離具體方案的公布不會太遠。其實「一地兩檢」的運作在外國有不少成功例子,中港兩地自2007年起亦一直有一地兩檢的合作模式,所以這並不是什麼新事物。 坊間、學者就一地兩檢提出過不少方案,包括引入《基本法》第20條授權港方人員代替內地進行檢疫,或啟動基本法附件三引入內地相關全國性法律等。前者恐怕中央難以接納,特別香港經歷佔中等大型政治風波之後;至於後者則動作太大,涉及的不止一條全國性法律,不止要啟動附件三機制,必引來香港不少政治爭議,亦需要內地研究所有相關的全國性法律。因此,啟動附件三法律上可行,但並不可取。 相比之下,深圳灣模式可能是目前較為可行的方法。當年就深圳灣模式的敲定,香港政府內部亦有立例配合(《深圳灣港方口岸區條例》)。該條例令香港政府在深圳灣的口岸管制上享有全面的管轄權,亦沒有加重來往口岸乘客任何法律責任。筆者曾經提過參考美國、加拿大模式的境外入境的安檢制度(Preclearance),雙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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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提出辱警罪

七警案的判決引起社會關注,民情洶湧,不少人認為法官判刑過重,有人發起遊行,要求特赦減刑。兩警務人員協會的代表大會亦出現空前參與人數,逾3萬人之多,要求制訂「辱警罪」。事件背後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日趨緊張的警民關係與惡劣的執法環境。香港貴為法治之都,擁有良好的治安環境,這些與警隊的專業與效率不無關係,過去香港社會對警隊懂得欣賞與尊重;但在2014年的違法佔中時期,香港開始了侮辱警務人員的惡劣風氣。直到年前的旺角暴亂,已發展到示威者追打警員的嚇人場面。 筆者早於兩年前就收到過萬簽名要求立法會制訂辱警罪,原因是近年警員執法時常常遭到侮辱,市民看在眼裏。有些人認為,現時已有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法例保障警隊執法,因此認為毋須再制訂辱警罪。但是,這些現有條文卻未能向社會大眾發出清晰的信息:任何人均不應向執法人員進行故意侮辱及挑釁,從而達至犯罪或政治目的。 現行法例中最接近的一條乃《公安條例》第17B(2)條。筆者所見,自從佔中之後,不少滋事者認為對警察的羞辱與挑釁是理所當然,反正警隊「有糧出」。從最近正在互聯網流傳的一套短片中看到,一些人已視執法的警務人員為無物。這些侮辱警務人員的行為,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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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考評局多為孩子着想

當筆者贊成丘成桐教授對通識科的批評(2月6日《明報》),建議通識科應轉為選修科之後,收到很多家長及同學的支持短訊,當中不乏有政商界、教育界、專業界朋友以及很多高中學生,更有一名19歲正在澳洲讀書的同學。當然,除了支持短訊外,舉凡建議改革高中通識科的考試,一定有考評局的人跳出來反駁及護航。 這次是由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賴得鐘撰文,他卻把通識科的問題盡顯公眾眼前。作為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的賴得鐘,似乎沒有把坊間對通識科造成學與教的問題的批評放在眼內,只一心關顧若通識科轉為選修科,便降低了通識科的重要性,影響資源分配,完全沒有提及高中學生選科的選擇。作為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的主席,難道賴就聽不進去一點點對通識科必考造成學生龐大壓力的批評嗎?大家關心的考試操練就只有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 由教育局提供、在2012及2013年就學生對通識科意見進行的調查,學生滿意度高達七成,一些擁抱「高中生必考通識科」的反對派議員立即沾沾自喜。以此否定通識科有任何批評及爭議的存在,真令人感到可笑!其實小三TSA,教育局也一再說了很多學校家長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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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應轉為選修科

最近看到在香港長大的海外華人丘成桐教授狠批香港中學教育以及通識科的言論,我十分贊同。筆者在大學教書十幾年,2008年成為香港立法會議員,當時身兼兩名中學生母親的我,痛斥教育局推出的香港教育新課程,尤其是通識科及中國歷史科課程出現嚴重問題。中國歷史科的混亂情况,更造成了香港這一代的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無知。筆者當年面對龐大的壓力,其中不乏考評局、教育局負責人以及有份教授及設計通識科的老師、校長與本人維持逾年的筆戰。筆者一直相信通識科的本意是好的,但當它成為一個要入大學的必修科,成為學生必考必修必計的科目、指引混亂、欠缺有系統的教學課程的時候,整件事就已經被扭曲、變質。 近期很多家長狠批TSA(全港性系統評估)製造操練的同時,筆者甚是感到奇怪及失望;同一批人似乎對通識科及TSA卻有截然不同的態度,面對通識科的批評竟是鴉雀無聲。筆者曾收到超過1000名家長的求助,批評通識教育科剝奪了中學生選科的空間以及其課程內容既廣且深,並不適合出現在高中程度的必考科,必答題經常出現高度爭議性的題目。此外,一些大型出版商、補習社的模擬考試中,可以猜中的主題不乏佔中、六四、公投等。過往幾年,可以看到成為必修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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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推小三TSA宜慎而重之

上月中,教育局將全港性系統評估(俗稱TSA)檢討結果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即時引起各方關注。有意見認為,教育局此舉是為重推一直備受爭議的小三TSA鋪路。筆者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亦任教大學多年,一直堅信「學習更輕鬆,方會更成功!」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太過相信考試,現時不少負責教育的官員無法脫離「填鴨式教育」的思維。通識教育科亦如是,本來可以開心學習的,卻弄成必修、必考、必答,甚至「三頭六臂」,考試題目深奧難明,又或過於偏重時事政治,而忽略了年輕學子開心學習、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習範圍,以及着重品格健康的培養。在眾多考試中,筆者一直認為小三TSA實無必要。首先,TSA的目的是透過考試獲取數據來了解學生完成小三時所具備的基本能力。可是日子久了,TSA的考核變了質,連教育局自己也無法保證數據沒有受「操練」的影響,能完全反映學生的「基本能力」。試問拿着不準確的資料去分折、制訂政策以及學校的類別又是否公道呢?再者,即使數據能反映學生的「基本能力」,如結果顯示學生完成小三後能力未能「達標」,教育局是否要制訂政策在小一至小三甚至學前教育的階段大力催谷?過去,筆者發現有關當局針對學校操練TSA而不斷將TSA的問題加深,希望獲得統計學上「常態分佈」的評估結果。曾有家長反映小朋友往往要到晚上八九時才能完成當天的「學習」,令人非常心痛。最近,當局又表示,早前推行的「試行研究計劃」採納了一些建議,將TSA題目弄淺,結果參與計劃的學校成績普遍提升及達標,但千萬要注意有關評估結果在統計學上被扭曲,變成自欺欺人。若教育局堅持重推小三TSA,筆者認為當局必須向公眾解釋小三TSA對學校及學生有什麼好處。過去TSA一直為人詬病是「過度操練」,而其成因主要是學校害怕學生TSA的成績影響當局對「學校表現」的評估。筆者曾向負責官員反映:如當局能為TSA成績不理想的學校提供更多資源,提升學生能力,而非惹來減少資源甚至「殺校」之禍,小三TSA才值得考慮。因此,當局先要確保學校不會強迫操練才可考慮重推小三TSA。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教育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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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峰搶做「假難民之父」

上周三任建峰撰文,提到「假難民」的問題,詞嚴厲色,把目前滯留香港的「假難民」的「慘况」說得繪影繪色,並把本人與關注該議題的周浩鼎形容為「連法利塞(賽)人都不如的基督徒」。顯而易見,在「假難民」問題上,任建峰希望香港政府繼續縱容「假難民」湧港、增加港人負擔、破壞香港治安。「假」難民,顧名思義,即這些人本身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難民或酷刑聲請者,而是一批濫用香港的法律援助及法律程序,以拖延留在香港的時間,藉以在香港打黑工,甚至以犯罪為目的逗留在港的非法入境者。若任建峰先生真的像表面上心繫難民在港待遇問題的話,就應該清楚,在這些所謂的難民中,絕大部分並不是因為其祖國有內戰或受到酷刑對待而被迫來港,更不是什麼政治犯尋求庇護。在他們來自的國家中如印度及巴基斯坦,不乏一些廣告、宣傳,標榜若能以難民身分來港,便能好食好住,不僅有超過1萬元收入,更有3000多元政府生活津貼,再打份黑工又有錢落袋。就是在這樣的誘因下,香港成為「假難民天堂」。他們相信,來港後香港政府就會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括無上限的法律援助程序、批出「行街紙」、自由在社區打工等等。筆者不禁要問任建峰:他是否知道,第一批向本人求助的人是一眾通過合法途徑來港定居的少數族裔香港人。他們的社群早於幾年前開始就不斷受到治安威脅,他們當中不少直截了當地說:移居來港是喜歡在港生活,但香港都一直解決不了「假難民」對他們生命財產的持續威脅。近幾個月來,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治安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些「假難民」甚至是經犯罪組織協助偷渡來港,並受操縱下干犯嚴重罪行。他們沒有身分,犯案後有機會被滅口而無人知曉。面對這些嚴峻的情况,我們絕對不能混淆視聽。任建峰的作風向來都是「精人出口」,除縱容「假難民」外,他亦支持及鼓勵其他年輕人以身試法、鼓勵年輕人參與違法佔中、支持自決分子挑戰國家主權,令「笨人」連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都被懸空。任建峰看來才是他自己口中「連法利塞人都不如的基督徒」罷了。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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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應保障人身安全

11月2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再度硬闖立法會,事件最終演變為衝突。是次衝突明顯是有組織的,當中不少是以議員助理身分到議事廳門外進行衝擊。數名保安人員在混亂中受傷,最終秘書處報警收場。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終就這一連串的宣誓風波進行了釋法,進一步明確了《基本法》就有關選舉與宣誓就職有關條例的含義。但過往少數搞事分子故意利用議事規則,破壞議會秩序的情况卻層出不窮。這次衝突對立法會是一個警號,立法會秘書處及行管會必須考慮有效措施,打擊在立法會內進行的一切暴力行為。近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與行管會商討後,頒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即時禁止涉事的13名議員助理進入立法會大樓,直至另行通知。筆者支持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上一屆立法會,拉布橫行,無論事無大小,均打鐘點人數,不理民生死活,積累大量民怨。2014年6月發生了反對東北發展的多名滋事分子假訪客之名混入立法會,其後更聚眾「佔領」立法會大堂,與警方發生衝突。當時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時,秘書處曾以地下大堂是「公眾地方」為由沒有立即報警,但最終卻因事態超出控制範圍不得不報警,事件亦不幸導致了5名保安人員受傷。新一屆立法會剛開始,不僅沒有一洗過去的不良之風,梁游兩人的宣誓風波更成為導火索,引發一連串對立法會有組織的暴力衝擊。這次衝擊最終也造成了6名保安人員受傷,需送院治理。當時筆者剛剛在場目睹了整個事件,感受到當時緊張的氣氛,看到有兩名保安人員被抬入會議室急救的情况,受傷女保安員衣衫不整,透不過氣來,躺臥在會議室不能說話。保安人員已明顯無法控制大會秩序,保安員雖有專業訓練,但卻手無寸鐵,變成被推撞的「人肉沙包」。立法會主席決定報警,是當機立斷、正確的決定。筆者在此向全體保安人員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謝。行管會雖已採取措施,禁止滋事議員助理再踏足立法會大樓,但仍應更深入討論清晰指引,在什麼時候可以報警,為秘書處訂立標準,防止像「佔領」大堂和衝擊議事廳的情况再次發生。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4日)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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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討智障人士作證困難

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在2014年被控性侵犯,案件有多項有力證據皆對被告不利,但因案件女事主經多次醫療診斷後被評定患有創傷後壓力症不宜出庭作供,案件一拖再拖,律政司最終在迫於無奈下只好撤銷控訴。近日,被告向法院入稟申請向控方索賠訟費被拒,加上接連有康橋之家前員工爆料院舍的各項醜聞,該案疑點重重,再一次引起社會關注。不少人對律政司撤控頗有微辭,但根據現行法例,在刑事案件中,證人須親自出庭在宣誓下作供,確認證據屬實後才能正式受到法庭接納,否則只能被歸納為「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不能呈堂。這時控方便需審視在剔除「傳聞證據」後,控方手上掌握的證據是否對案件有利。律政司是在認真衡量手上有法律效力的證據,及若強迫應訊對事主造成的巨大精神壓力這兩項重要因素下而作出決定。案件雖已撤控,但留下的疑點不能被忽視。警方在被告的房間中找到數張紙巾,紙巾不僅含有被告的精液,亦驗出了與女事主DNA相脗合的混合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被告對上述證據作出的解釋,連法官也認為被告有不少舉措「自招嫌疑」,拒絕被告申索訴訟費用的申請。2012年的南丫海難中,涉事船長在誤殺罪名不成立後曾經入稟上訴申請訴費,但亦因他曾作出自招嫌疑的行為而遭駁回。今年8月,有旺角暴動中被拘捕的人在暴動罪的指控被撤銷後,訟費申請被駁回,理由也是被告行為「自招嫌疑」。性侵案被告一時向律師解釋紙巾是在自瀆後放在垃圾桶,一時又說紙巾是在夢遺後用於清潔下體,與律師證供互相矛盾,已經造成了自招嫌疑的舉動,法官這次拒絕被告的申請是有法理依據的。筆者十分同意法官在判辭中提到,受害人與院友皆提供了一些對案情有深遠影響的有力證據。而控方在無奈之下撤銷指控,是被告的「幸運」,卻是受害人的「不幸」,造成社會對事件的反彈。筆者衷心希望律政司能細心研究「傳聞證據」相關法律改革草案,給予法庭酌情權,接納在客觀因素下被判斷為可靠的「傳聞證據」,保障像該案中女事主這種易受傷害證人的司法權益。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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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效忠誓言已違法

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員宣誓儀式引起軒然大波,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在宣誓時,故意將中國的英文讀音「China」讀為「支那」,更將英文的粗言穢語夾雜在中國的英文全稱之中,此舉引起公憤,甚至全球華人譴責。「支那」一詞對華人來說是極大的侮辱,它象徵着過去日本侵華期間那一段殘暴血淚史。早在2004年,梁國雄議員欲拒絕依照《宣誓及聲明條例》(以下簡稱「宣誓條例」)中的立法會議員誓言宣誓,在宣誓儀式前向立法會秘書處提出書面申請以自行撰寫的誓言宣誓遭拒後,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最終法官認為案件沒有爭議點(not arguable),連司法覆核的許可也拒絕。當時負責審理案件的夏正民法官在判決書中清晰表明,立法會議員宣誓的誓辭要具一致性(uniformity),同時指出一致性的誓辭並不構成任何不合理或壓迫的成分,而是為了讓宣誓議員清楚了解作為議員應共同遵守和堅持的基本原則。一致性的誓辭反映立法會的完整性(integrity),亦要符合公眾期望。此外,法官亦多次指出宣誓的形式及內容須符合《基本法》,而基本法第104條中清楚闡明「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當時,梁國雄堅持他只在誓言開頭與結尾加入字句,並未篡改誓言含義或違反基本法。但法官在判辭再三指出,議員宣誓不能冒犯(offend)基本法第104條,亦必須依照宣誓條例中法定的誓言莊嚴宣誓。這次梁游兩人,不止忽略誓辭,更用侮辱的手勢與讀音,嚴重冒犯了基本法第104條。最好把宣誓延至法庭判決後這次司法覆核中,關鍵點在於,梁游兩人在宣誓中的行徑理應根據宣誓條例被視為忽略或拒絕,甚至冒犯了基本法第104條誓辭,不少人皆認為他們的議員資格應被取消;而律政司作為宣誓條例的執法者,在立法會主席為他們監誓前,就事件提出司法覆核無可厚非。相比較下,2004年梁國雄提出的司法覆核,亦因牽涉到宣誓條例,律政司也有參與其中。因此,不能一概而論的認為律政司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作出司法覆核便是破壞三權制衡。在這個問題上,正反映行政、立法、司法都只是各司其職:作為立法會主席的梁君彥,在政府提出挑戰其決定的司法覆核申請時,提出反對,亦是他應盡之義。律政司作為基本法和宣誓條例的執行者,而立法會主席作為議事規則的執行者,兩者間的權力將會透過是次官司進一步釐清。現時,法庭已經批准司法覆核許可,即法庭也認為這次事件有爭議,並排期在11月3日聆訊。既然兩方都在膠着狀態,立法會主席在司法覆核判決前讓兩人重新宣誓,恐怕會引起市民反彈。筆者明白立法會主席有責任反對政府提出司法覆核,但認為最好把讓兩人再次宣誓的決定延至法庭判決之後。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5日) 宣誓風波 梁君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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