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岳橋:兩件意外 兩種手法

今天是大年初三,在此恭祝各位讀者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也祝願香港今年平平安安── 立春之後有很多意外事故發生,希望踏入狗年一切會變得順利。 前後兩年的二月十日,分別發生了港鐵縱火案和大埔巴士車禍,這種大型事故當然沒人想看到,不過從處理這兩件事的手法,我們看得到公共服務的高低分野。 大埔巴士出事後,九巴高層多次鞠躬道歉,在意外調查尚未展開時,就向死者家屬和傷者發放慰問金、撥出支援基金、成立小組專責聯絡家屬。的確,金錢未必可撫平傷痛,但面對遽變,往生者的殮葬費用、受傷者留院未能工作,為他們作出物質支援,是公共服務機構目前唯一也是最基本的措施。 反觀縱火慘劇後超過一個月,港鐵才與慈善機構合作為死傷者籌款;意外調查報告發表之後,保險公司認為港鐵沒有責任而拒賠,事主找立法會議員幫忙發聲,港鐵才再額外捐出款項支援傷者的康復需要。 兩者都有上市背景,一分一毫的支出都要向股東負責,然而既選擇了做公共交通服務,也就要負好公共的責任、冒着出交通意外的風險。市民坐上了你的車,就是把生命交託於你手上,除了要快要準時,也希望能安全地回家。九巴這次的善後做得再好,也必須檢討其兼職車長制度,避免再有同類意外。 如果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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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幸福的煩惱

據預測,香港政府今年得逾千億盈餘,庫房水浸,政府需要煩惱的不是怎樣「開源」而是怎樣「開流」,可算是「幸福的煩惱」。 上星期五,公民黨五位議員與財政司長會面,提出對未來一年財政預算案的期望,我們最大的建議,是「處富知貧,投資民生」,既然庫房水災,政府便應以扶貧為要務。我們建議政府撥款1000億成立全民退保種子基金,大幅增加安老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在教育方面,推行全面免費幼稚園教育,以及增加資助大學學位。此外我們還提出提高子女免稅額,減輕香港眾多家長的負擔,鼓勵年輕夫婦生育下一代。 眾所周知,香港政府對於福利開支向來甚為保守。這種傳統源自在1961年至1971年間擔任財政司的郭伯偉,他的經濟方針就是香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濫觴。郭伯偉可謂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英雄,在英國向左轉、建立福利制度時,他選擇堅持不對市場作出干預。繼任者夏鼎基繼承了他的公共財政哲學,發明了「積極不干預」政策。自此以後,積極不干預成為港府的理財座右銘。 然而,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在郭伯偉的時代,香港非不想提供福利,而是沒這種能力。當時庫房收入不多,沒能力負擔巨額福利支出,與庫房滿瀉的今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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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東歐啟示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如此難以應付,其一大原因想必是他們汲取了蘇聯的失敗經驗,小心翼翼地避開導致 1991年蘇聯解體的一切政治失誤。 不少高中歷史教科書將蘇聯解體,歸咎於末代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政策。1985年,戈爾巴喬夫一方面進行經濟改革(Perestroika),允許私有化;一方面開放媒體(Glasnost),讓異見人士表達他們的聲音。正正是後者,令蘇共一直掩蓋的醜聞暴露於日光之下,民意背棄之下終導致蘇共倒台。想必中共是參透了蘇聯開放媒體的代價,這些年來才實行「和諧」政策,打壓非政府組織,封鎖新聞消息,排斥異見。 然而,嚴厲打壓反對聲音亦不見得有好結果。就像波蘭,1981年至1983年甚至進入戒嚴狀態,嚴禁民眾結成任何民間組織,將一切收歸黨管理。但這也擋不住群情洶湧:1988年春季,波蘭多個城市爆發罷工;1989年4月,政府承諾舉行選舉;兩個月後的6月4日,團結工會大比數勝出選舉,結束統一工人黨長達42年的一黨專政。同一天,北京天安門前的學運遭血腥清場。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團結工會的勝利並非一蹴而就。他們經歷多年失敗的抗爭,多次「吹雞」而少有人民響應,當然少不了政權的打壓。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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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未完待續

香港的第一部《議事規則》,訂立於1844年12月18日,換言之,明天就是《議事規則》的173周年紀念。然而,立法會在上星期五通過了保皇黨對《議事規則》的修訂。173年來的議事傳統被破壞,不禁令人沮喪。 保皇黨說他們的修訂是為了反拉布,這是彌天大謊。有的修訂跟反拉布根本沒有關係,譬如將提交呈請書的門檻從20名議員起立提高至35名,和將立法會選舉主席的程序改得面目全非。保皇黨的真正目的,是將議會橡皮圖章化,對政府俯首貼耳、唯命是從——政府說要通過的,例如一地兩檢、國歌法、23條,就統統通過;政府說不能通過的,例如民主派的《議事規則》修訂和呈請書,就統統否決。 可悲的是,有些保皇黨議員,明知道修訂有違自身和選民的利益,終歸還是投了贊成票。上星期三,在譚文豪提交徹查領展的呈請書時,有24名議員站立支持,其中包括葉劉淑儀。這顯示家家有求,保皇黨也有支持提交呈請書的一天。呈請書的門檻提升至35人後,成立專責委員會的難度將大大提高。以民主派現在只有24席計,呈請書很可能成為絕唱。 話雖如此,我們不能就此氣餒。在來年的3.11補選,我們要取回香港島、九龍西和新界東的3席,重奪地區直選組別的否決權。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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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網約車起動

有說,全港只有二三十個的士大佬會拒載和濫收車資。 這說法或許是事實。一年到晚,你我他都總有機會遇上二三十個拒載或亂收車費的的士司機。 消委會剛剛發表研究報告,建議政府循序漸進地從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面,規管網約車服務,讓Uber這類交通平台得以合法經營,使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這建議當然會對的士行業帶來衝擊,然誠如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所言:「若消費者不開心,就會離棄你的服務。」香港的士界的服務質素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即使call Uber偶然較貴,廣大消費者也覺得物有所值,不想再貼錢買難受去截的士。 當然,網約車合法化的路還很長,還有很多細節要商量,其中一個議題就是怎樣避免有人把網約車「的士化」——即有雄厚資金的人購買大量新車,組成網約車車隊,變相令路面更形擠塞。限制每個人每間註冊公司只能登記某個數量的網約車、不能以全新落地的車來做網約生意等等,都是可以考慮的經營條件。 民主派撐網約車已經不是新鮮事,最近喜見有建制派同事亦高調支持。事實上為市民爭取選擇,從來都不應是政治化的事。必須強調,我們不是要拿網約車來打擊的士,若到頭來網約車的勢頭蓋過的士甚至完全取代的士,行業的服務質素也勢必會因失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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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係愛呀!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香港同志遊行,我還未當選立法會議員時,已經有參加支持,今年自然也不會錯過。去年有幸獲邀任彩虹大使,今年則由黨友郭家麒擔任。我們致力消除性傾向歧視,今年的遊行口號「轉風執位,歧視歸西」,正好說明這種精神。 史上首次的香港同志遊行在2004年10月15日舉行,當時參與加上圍觀的只有近百人。到了2008年,同志遊行正式成為一年一度的節目,中間只有2010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每年的參加人數不等,從2008年的1000人左右,到2015年的9500人,不變的,是同樣熱鬧同樣多姿多采。 其實同志遊行這個名字,不太能傳達英文Pride Parade的神韻。所謂Pride,是自豪的意思,放進遊行的語境,就是為愛而自豪。無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抑或雙性戀,都有公開相愛的權利,毋須遮遮掩掩,承受污名。除了為愛自豪,更要為自我身分而自豪,無論是順性別還是跨性別,都有在陽光底下自在地做自己的權利。 10月30日,香港成功申辦2022年世界同性戀運動會,成為亞洲第一個舉辦同性戀運動會的城市,這是國際間對香港在推動性傾向平權方面的一種肯定。有許多人誤解世界同性戀運動會只接受同性戀者參加,事實上並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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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又係)23條

在上星期四的《基本法》研討會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說,香港回歸二十年來,仍未依照《基本法》第23條訂立法律,維護國家安全制止分裂國家行為,其「不良影響有目共睹」云云。李主任如此發言,不禁令人猜測是否為23條立法鳴鑼開路。不過,香港人是自小被嚇大的,大可一笑置之。 話雖如此,有關23條,北京方面隨時變幻的風向真的十分有趣。梁振英任內隻字未提23條,那時候卻未見京官來港大放厥詞。梁振英卸任後,也未有因其沒有立23條而問責,反而讓他高升政協副主席,真不曉得是什麼邏輯。是否不推23條,仕途就能平步青雲? 再說,不知道李主任是否覺得自政府換屆起,風雲變色山雨欲來,香港的情况一落千丈,以至於要盡早推23條。也許我生活在平行時空,看不到香港社會有危及國家安全的危機,偏偏在這個時候提起23條,實在教人費解。 對於23條,連林鄭也在《施政報告》中承認它「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政府必須「權衡輕重、謹慎行事」,暗示政府不會輕率立法。李主任的發言,不過徒添無謂的波瀾。 李主任似乎認為只要有了嚴刑峻法,香港人自然不敢忤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然而他沒想到的是,要讓萬民歸心,重典只會換來表面的忠誠;唯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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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掌聲背後

你有看足球嗎?我有看一點。 荷蘭以前的十上十落、人人都是前鋒/後衛的全能踢法固然好看,美斯C朗憑個人技術速度連過幾關再扣過門將射入空龍也甚為扣人心弦,不過比較起來,我還是較喜歡德國曾經賴以征服世界的整體足球——各人有清晰的分工和崗位,嚴格執行戰術;他們組織、製造的每個入球,都是「入球不必是我,入球其中有我」。 其實所有團體運動,都是一樣。看個人表演,還不如看整體配合。 上星期的立法會何嘗不一樣。由星期一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禁止議員列席,到周三四一連兩天的大會「延時戰」,都稱得上惡鬥連場高潮迭起。整個民主陣營由分工、支援、掩護,都打了精彩(但尚未成功)的一仗;在電視畫面裏你可能只會看到朱凱廸、毛孟靜引用《議事規則》展開戰場,各個同事扭盡六壬積極發言與政府纏鬥,目的只為了擋住未經諮詢又違法的西九一地兩檢方案;而事實上,在背後默默耕耘、翻破《議事規則》去度橋的議助同事們,也是居功至偉。 這班幕後功臣,有資深的也有年輕的,平時已負責為議員們出謀獻策,在大會、在事務委員會,議員的發言、對政府的質詢,出自他們手筆的不在少數。面對今年會期開始後接踵而來的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政府硬推的一地兩檢方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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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1957當年今日

過去的一周,焦點當然聚焦於現屆政府首份《施政報告》,而未來7日,射燈也必然會照在十九大身上。 但有一件事希望在這裏重提一下:正正在60年前的今天,有一篇叫〈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的通知書面世,自此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標籤、受迫害。這份通知,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反右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1956年至1957年中,中共為表開明,先後搞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整風運動」等政治運動,鼓勵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批評黨批評政府,讓他們享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在這段「大鳴大放」的時期,不少知識分子對之前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肅托」等等政治運動可能仍然心有陰影;然而中共出盡國家機器去鼓勵大家發聲,開口的人漸漸多,批評的內容也自然愈講愈大膽、愈講愈踰越了領導人的底線。 終於在1957年年中,毛澤東叫停了整風運動,同時立即展開反右運動——在鳴放時發表過偉論和批評的,統統被打為右派;根據上面那份通知而被胡亂地冤屈地劃成右派的更所在多有,情况就像早前菲律賓嚴打毒販相似 ——警察說你是毒販你就是毒販,都是他們說了算。 右派這頂帽子戴上後,工作受影響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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