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庭輝:反疫苗可否隸屬公民抗命權利的保障範疇?

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一宗藝人反預防性流感疫苗的私人對話被泄露的事件,使原本很多不太關心和沒有意識到要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士也加入了公共討論的行列。筆者對此事固然有初步的立場和想法,但由於從沒在這個議題上作過任何嚴謹的分析,所以無謂人云亦云,自暴其短之餘亦誤導大眾。 不過,類似的醫療倫理爭議不時在世界各地發生,當中更會涉及政府和民間社會對制訂醫療政策的取態(衝突),實屬政治哲學範疇的重要課題之一,十分值得我們退後半步、稍為抽離少許現有的事實背景,重新檢視現有於公共空間作道德決定的準則是否合理。比方說,某地政府基於某種疫症很可能在社區內大規模的爆發的預判,硬性規定為人父母的必須讓其子女接受預防性疫苗注射,否則屬於違法。然而,有些父母甘冒違法的代價也拒絕作出許可,那他們的行動可否算得上是直接型公民抗命(即針對性違反他們心目中不義法律的那種),以及是否隸屬於發動公民抗命權利的保障範疇呢? 這裏牽涉最少數個不同的命題。首先,一般來說,公民抗命僅限於訴諸公共理由的行動。換言之,若父母主要是基於宗教原因違法拒絕子女接受預防性疫苗注射,那他們的行動便必定不屬於直接型公民抗命的類別。然而,那並不一定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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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運發展的「永劫」

幾年前,晨曦體育會拒絕跟隨其他甲組球會每個月付款4萬元轉播費給Now寬頻電視,後者在轉播晨曦與其他球會的賽事中,以XX稱呼晨曦,球迷亦以「XX隊」諷刺晨曦幕後欠缺搞好香港足球的決心和付出。 往後,晨曦決定不參與新成立的香港超級聯賽(下簡稱「港超聯」),即使它成為今季甲組足球聯賽的冠軍,它也決定不升班角逐,繼續杯葛港超聯。不過,現時晨曦不再是被口誅筆伐的主角,其主因是香港足球界傳出更震撼的消息:本港老牌足球勁旅南華主動申請降班作賽。 以往南華會方和足總也曾為了令這支球隊留在最高級別的聯賽而費煞思量,後者更不惜備受千夫所指破壞訂立下來的升降班制度,如今南華竟自動請纓申請降格,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是香港足運精英化發展一大倒退的徵兆。 有些評論把問題歸咎於由來已久的「老細足球」(註一)。具體地說,注資搞球隊的老闆會憑自己的個人喜好作為球隊的發展方針。他們心血來潮時,會插手干預球隊排陣戰術、陣上起用的球員和球員轉會事宜。有些老闆更是喜怒無常,時而雄心壯志、野心勃勃,時而意興闌珊,大幅減少注資金額,甚至全然抽身離去。在陰晴不定的氛圍下,不少球員難以有穩定的生計,遑論專心留在球場中練習。除了比較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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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活動怎會沒特殊性的政治考慮?

稍早前中大學者陳健民表示,他悼念六四,不僅是基於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而是出於維護普世價值的考慮。這種嘗試超越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思維當然值得尊重,但從實際的操作來看,這種思維並未成為香港推動悼念六四的主要精神支柱。正因如此,香港在近年才爆發有關應否悼念的爭議。 悼六四者有特殊政治考慮身分認同 簡單來說,我們並不需要否定昔日中共派遣軍隊入城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的暴行,亦不用刻意貶低悼念六四的意義,但時至今日,地球村其他角落也曾不幸發生過程度相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暴行,例如1990年代米洛舍維奇在巴爾幹半島發動種族清洗(南斯拉夫內戰)、2000年代在蘇丹爆發的種族滅絕(達爾富爾戰爭)、由2011年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等,當中不但成千上萬被無辜殺害的人迄今仍未得到平反,而且惡名昭彰的暴行有延續下去的迹象。然而,在香港,要好像悼念六四般情感動員一大群人上街譴責其他地區發生的暴行,以及聲援當中的無辜受害者是天方夜譚的事情(最少至今仍未出現過如此情景)。由此可見,悼念六四的參與者或有意識、或不經意地加入了特殊性的政治考慮或/和身分認同。 相信不用長篇大論去解釋,不少港人也知道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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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希望透過空襲敍利亞證明什麼?

嚴格來說,特朗普上個月決定單方面空襲巴沙爾政權的行動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原因在於這個軍事行動既非用自衛性質(巴沙爾政權並無直接攻擊美國和它的盟友),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允許。即使安理會曾在2013年制訂了決議案去針對敍利亞違反《化學武器公約》的可能性,但這個決議案並無賦予美國單獨執行方案的權力(註一)。 然而,若循符合國際法的途徑爭取空襲敍利亞,那基本上便等同擱置整個空襲計劃。身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兼親巴沙爾政權的俄國幾乎必然會投反對票。特朗普能夠爭取中國的明確支持亦不樂觀。即使特朗普能在這個途徑成功爭取,那亦會貽盡出其不意突襲的先機。 此外,儘管特朗普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同意便作出空襲行動,違反了其國內的戰爭權力法(註二),但他並無單因這件事而遭受國內強烈的反對聲音。其箇中關鍵,不僅是因為美國歷屆總統違反此法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且基於特朗普上任不足一百天,便做了前朝奧巴馬政府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事實上,奧巴馬在2012年便曾警告敍利亞,一旦它在內戰中使用化學武器(下簡稱「化武」),那便會超越了他的底線,但奧巴馬的法律團隊成員一直為如何使空襲敍利亞提供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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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派生不逢時 勇武派未成氣候

曾俊華未能當選特首後,香港的溫和派瀰漫着一片前所未有的悲情。的確,無論是溫和反對派抑或溫和建制派,要在現今壁壘分明的年代中尋找一條既合乎其政治理念而又可行的政治出路也困難重重。雨傘運動未竟全功,李波事件和林榮基事件接連爆發,民調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跌至新低。不過,曾俊華現象的出現,好歹也為曾為溫和陣營帶來一絲的希望。但原來溫和陣營在妥協中前進的良好意願,在是次特首選舉中並未得到中共的青睞,這個陣營的人士日後還如何說服強硬建制派和激進反對派接受他們的溫和主張呢? 民主回歸論年代的落幕 回顧歷史,在英國與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作談判之前,匯點已提出以落實民主的方式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上。這套論述後來被命名為「民主回歸論」,其精髓在於既否定以消極服從中共的方式落實主權移交,亦不得不正視香港的主權在實然上很有可能會移交至中共手上,於是它主張抓住英國與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提倡一國兩制的歷史機遇,讓香港在與中國復合一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例如協助建設民主中國,藉此香港亦得以落實民主,以及藉兩制的良性互動,修正各自制度上的不足。 當年英國和北京擬定落實一國兩制,確是短暫地穩住了當時香港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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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的政治和文化解讀

(作者按:筆者日前混淆了《神鵰俠侶》原著和電視劇的劇情,所以誤稱楊過以趙志敬私藏妻子一事作要脅。換言之,在原著中,楊過並無刻意選擇錯誤人師的問題,反而全真教掌門丘處機須就草率地替楊過選擇師傅一事上負責。此外,筆者曾在本文數次把趙志敬的名字錯誤地寫成趙子敬,謹此向金庸和讀者一併致歉。2017年3月1日) 筆者曾與《射鵰英雄傳》有三次有緣無份,直至最近才有所改變。第一次有緣無份是在小五,筆者在小學圖書館借了其中一本,但始終當時的課業已很繁忙,沒有時間閱讀便交還了那本書,當中更出現一段小插曲:那本書不知什麼緣故出現了茶漬,結果一位姓姚的圖書館主任和一位姓陳的班主任一口咬定是筆者弄污了那本書,筆者辯稱全家人也沒有在家飲茶,不果,結果要買一本全新的賠償。第二次是在中二,當時坐在身旁的同學津津有味地在課堂中偷偷閱讀,筆者原先希望問那位同學借其中一本一起偷偷地閱讀,怎料未開口詢問,那位同學的《射鵰英雄傳》便遭其中一個老師全冊沒收。第三次是在中六,當時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有機會選擇以《射鵰英雄傳》作為讀書報告的讀本,但據聞同級中化老師的共識,是擔心那本書的內容太長,所以最後選擇了錢鍾書的《圍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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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sser Evil到底有幾Less?

即使在真正民主的政治選舉中,也甚少有機會出現一個空前理想的政治候選人,若然選民不打算或未能成為政治選舉的候選人,他們可以做的選擇,是從現有的選項中,揀一個在政綱、演說和處事風格上較少與自己理念出現衝突的政治候選人,或為了阻止某個頗有當選機會但自認為極不理想的候選人當選而作策略性投票。這便是「兩/眾害相權取其輕」的做法,亦即是所謂的「The Lesser Evil」。所以,選擇「The Lesser Evil」的想法,並非單是應對有不公平篩選的政治選舉制度才衍生出來的。 世畀各地的反對派如何回應不公平篩選的政治選舉? 但是,在面對不公平篩選的政治選舉制度時,反對派派幾乎沒有執政的希望,而各反對派的勢力亦不會有重大的誘因去制訂執政的藍圖和從執政的角度去看問題。它們可以做的事情不外乎有三樣:一、完全杯葛不公平的選舉,或在選舉時投白票;二、派人參與有不公平篩選的政治選舉,但旨不在勝出選舉,它們亦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不過此舉可借助參選的平台宣揚自己的理念,或對不公義的現象大肆鞭撻;三、既然明知沒有能力捧「自己人」當選,那倒不如集中火力當「造王者」的角色,從較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中選擇「Th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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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縱火案算不算是恐襲?

香港時間2017年2月10日晚上約7點多,一列駛往尖沙咀的列車起火,多名乘客受傷。多名警員和消報員迅速到場,警方甚至派出反恐特勤隊處理事件,並拘捕了一名聲稱是他自己縱火的男子,事件惹來恐襲的疑慮。其後,雖然警方強調沒有跡象顯示事件與恐襲有關,但近年警方的公信力備受質疑,加上它曾派出反恐特勤隊控制場面,所以仍有些市民未能釋除發生恐襲的疑慮。那麼是次港鐵縱火案算不算是恐襲呢? 若要回應這個問題,那便須從恐襲的定義着手作分析。雖然一般而言,使用各種有組織的政治暴力手段均帶有恐嚇和脅迫的成份,但恐襲與眾不同之處,是它透過在(有標誌性的)公眾地方恐襲無辜者製造恐慌,從而達到特定的政治、宗教或有組織地犯罪的目的(註)。近年香港市民聽得比較多的恐襲事件可能是由塔利班或伊斯蘭「國」策動的自殺式恐襲案例,但恐襲手段既不局限於自殺式,亦不局限於由非國家組織發動。一些由國家設立的組織,例如明朝的東廠和錦衣衛、伊朗革命衛隊(The Army of the Guardians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等,也曾藉殺戮無辜達到政治或宗教控制的目的。 事實上,世界各地不乏鐵路恐襲的案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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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左翼的理性務實與斷章取義

近幾年,公民社會的左翼勢力與本土勢力的紛爭日趨白熱化,不少左翼人士更被扣上「左膠」的帽子。粗略地說,左翼人士可被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較為理性務實的人士。雖然他們在不少議題上的推論方式也有相異之處,但他們的行事方式算得上是實事求是,例如盡可能每件事作嚴謹的分析。而他們一方面提出的批判有其合理之處,另一方面亦願意以開放的態度聆聽不同的理念和想法。 然而,另外一類的左翼人士,則是從關鍵詞着手判斷是非對錯(第一類的左翼人士則沒有這些特徵)。例如,儘管他們可能會追看頂級運動聯賽(並支持班霸球隊),或光顧大型連鎖店;但若跟他們談及香港運動精英化的發展,讓他們聽到「精英」這個關鍵詞,他們便會頭腦發熱地「批林批孔」。所以,他們有可能會支持施政報告的體育政策方針,因它一方面擬定增建康樂設施以推廣體育普及化,另一方面計劃拆卸對田徑運動精英化舉足輕重的灣仔運動場(為何必定是顧此失彼?)。類似的情况,是一旦談及加強本土運動員的培育,或擬定保障本土運動員的條例,使他們辨識到「本土」一詞的存在,他們便條件反射般批評這個方針缺乏大愛共融。 以關鍵詞判斷是非 差不多等同文字獄 但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以左翼的理論框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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