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動物警察須同時保障人類和動物

近十多年,網絡披露了愈來愈多港人傷害動物的報道和片段,激起愈來愈多網民的憤怒。他們認為肇事者卑鄙齷齪,理應受到法律制裁,若然法律存有漏洞,便應盡快修改法例,絕不能讓他們得逞。其中一項修改法例的建議,是設立動物警察捉拿殘害動物的兇徒。近日有傳民望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考慮從善如流,採納這個建議(雖然有其提出的政綱見不到這一項提議),獲得不少網民的激讚。 然而,若然真的要設立動物警察,那便不能單單處理那些肇事者明顯殘害動物的案件;以下數個存有爭議性的情景,雖以設例的形式表達,但在實際上已不是個別事件,各位在動物權益議題上持不同立場的人士,不妨一起思考如何梳理立法的矛盾: 一、現時公屋放寬了飼養寵物的限制,多了住戶帶同狗隻在居住附近的休憩地方散步玩樂。與此同時,有不少兒童在那些休憩地方追逐嬉戲,樂此不疲。然而,有些狗隻的天性,是看見有人奔跑時,便會加入追逐的行列,甚至發出兇狠的狗吠聲。雖然狗隻的主人看見這個情況會嘗試喝停自己的狗隻,但未必每次也能成功。若然在公屋附近的休憩範圍或在其他沒有明文禁止狗隻內進的公園中,出現了兒童追逐嬉戲被狗隻追趕而受傷,那該責任誰屬?這又牽涉數個不同的情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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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又是犧牲運動發展?

灣仔運動場是香港少有符合國際標準的田徑場,它既是香港舉辦最高水準田徑賽事和學界比賽的主要地點,亦是日常推動田徑運動精英化的重要訓練場地。但似乎,梁振英擔任特首的期間,不但對符合國際標準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有存心摧毀它們的跡象。 連同一度考慮收回賽馬會傑志中心以建造房屋的事件,梁振英的運動發展政策,看來與他認為香港體育界沒有貢獻的思維一脈相承。不過,筆者認為,在梁振英心目中,香港運動員不僅是沒有貢獻那麼簡單,而是被視為有負面影響的毒瘤,必須除之而後快。其實,除了表面上的土地問題外(為何計劃興建西九故宮博物館又沒有土地問題?),犧牲運動精英化的發展亦涉及更深層次的政治考慮。眾所周知,運動比賽是凝聚人心的良方,香港運動員在國際性的比賽表現出色,更使不少市民加強本土意識。事實上,摧毀香港的運動精英化發展,在某程度上便是摧毀香港的本土希望。但同樣眾所周知的是,梁振英對本土意識忌諱莫深,甚至乎,他在港中足球賽事對決的前夕,連表明支持港隊的意欲也沒有。所以,梁振英施行這個一石二鳥之計並不足為奇。 但在以政治鬥爭為綱領的意識形態下,最大的受害者無疑是前線的運動員和有心提升香港運動水準的幕後人士。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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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哥倫比亞空難的死者安息

運動比賽並非要完全消除人類對勝利的欲望,亦非禁止人類以武力分出勝負的活動;反之,它是一些制度化的競技活動,其勝負準則需有清晰的界定。雖然參賽者不時出現場內「插水」、詐傷、惡意傷人、場外偷吃禁藥以提升比賽的表現,以及有不公裁決的情况,但這均關乎到比賽執法的問題,而非以武力作公平競技(the use of force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s governing by fair play)的原意。勝負在運動比賽的重要性那些認為運動的勝負無關痛癢的人,其所指的「運動」,很可能是體育普及化方針提倡的強身健體活動,但嚴格來說,這並非「運動」一詞的學術定義,因人類可長期用違反運動比賽規定但又不傷及他人的方式做這些身體活動。即使暫時撇除繁瑣的學術定義爭論不談,各位亦不難理解勝負結果在正式運動比賽的重要性。比方說,運動員在友誼賽和正式比賽的認真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有不少運動員甚至因過度緊張的關係而影響正式比賽的發揮;又例如,如取消所有的獎牌頒發安排和比賽勝負紀錄,那將有相當部分的運動員失去盡力比賽的動力(不是每個人也能單靠內在動機參與運動比賽)。在歷史上,曾有些人提出取消所有的運動比賽,藉此避免鼓吹對勝利的執著。但這僅是「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只能讓人類對勝利的欲望不以運動比賽的方式呈現在觀眾的眼簾,卻無助於完全消除這種欲望(包括間接參與運動的觀眾),甚至乎因這種欲望未能透過正常的途徑宣泄,而以更猖獗的方式出現在人類其他層面的生活中。絕大部分進入決賽的運動員,也會希望能夠擊敗對方奪取冠軍。有些運動員希望遇上旗鼓相當甚至實力在自己之上的對手作一場激烈的比併,並藉此增加勝仗的「含金量」;有些則希望遇上較弱的對手以增加自己的勝算。但無論運動員持以上哪一種看法,這都只限於場上的較量,而非詛咒對方是在場外也不得好死的玩意。巴西甲組聯賽球會查比高恩斯遇上空難,它原定的南美球會盃決賽對手國民體育會(哥倫比亞球會)主動向賽會提出把獎盃讓出(說不定有些球員終其一生只有這次機會在大型決賽中爭勝);巴甲其他球會提出願意借出球員給予查比高恩斯渡過難關,並向巴西足總建議,無論該球會未來3年的聯賽成績如何,也獲豁免降班的安排。沒乘人之危願伸援手 難能可貴從職業競賽的角度來看,國民體育會和巴甲其他球會應該已擬定一套或多套針對性戰術安排對付查比高恩斯,甚至期待在球場上能把它踢至落花流水;但如今對手在場外遭遇不測,那些不但沒有乘人之危而且願意伸出援手的舉動,無論放在哪一個世代去審視,也顯得難能可貴。這些價值並非今時今日才存在於人類的世界,只是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各有重擔而淡忘了它們;如今查比高恩斯的大部分球員不幸離世,卻又令他們再一次正視雪中送炭的珍貴。但實在也沒有什麼比賽的落敗,比他們這樣便離開人世更令人惋惜了;在這場空難不幸離世的其他人,亦是如此。願他們得到安息!(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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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無心打擊個人身分盜用罪行

近年,有不少港人的個人資料,給騙徒或詐騙集團盜用來借貸或作犯罪行為。騙徒或詐騙集團行騙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包括偷竊受害者的銀包(內有身分證)、截取受害者的網上理財密碼、藉打電話推銷產品,或訛稱自己是某間寬頻公司的職員,並「提醒」受害者「到期續約」,以套取受害者的個人資料等。有部分受害者當初對此並不為意(尤其那些對借貸事宜不熟悉的受害者),直至收到財務公司的追債信(可能是恐嚇信),或警方上門拘捕,才恍然大悟發現自己的個人資料遭人盜用。但即使有些受害者很快便發覺自己誤中圈套,他們可作的補救措施也非常有限。假如那些受害者去報警,警方通常把那些案件列為備案,而不會輕易受理案件,直到受害者真正蒙受損失。然而,受害者遭盜用個人資料的次數多不止一次,案發時間亦可非常分散,所以受害者可能會遭受多次來回警局報案,以及到財務公司澄清借貸屬詐騙事件的折騰。要知道,現時坊間有不少審批借貸尺度寬鬆的財務公司,只要騙徒或詐騙集團掌握受害人的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盜用他們的身分借貸可謂毫無難度(騙徒或詐騙集團可偽造住址及職業證明)。愈來愈多市民受害 顯示法例存漏洞不少無政府資本主義者認為,政府注定未能有效地保護市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故市民需在自由市場尋求真正的保障。在個人身分給盜用的問題上,受害者可以繳交月費的形式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訂閱個人信貸報告。不過,這項補救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在事發後向受害者提供保障,因市場提供的個人信貸報告,多只會在有任何借貸狀况更新的情况下通知受害者,而不能在事前便把騙徒或詐騙集團的借貸申請攔截下來,受害者始終要親自報警和到財務公司澄清借貸屬詐騙事件。此外,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理論上可為受害者的檔案加入個人警示,協助受害者把冒名的借貸申請攔截下來;但在實際操作上,那些機構多待事主真正蒙受了損失後,才願意為他們這樣做。故此,坊間提供的保障方案也未能令受害者做到防微杜漸。其實,愈來愈多無辜的市民受害,正正顯示出現時的法例存有漏洞。現屆政府屢屢強調重視民生,但它對個人身分盜用愈趨猖獗的問題竟視而不見,既不增撥資源給警方偵查同類案件,遑論會推出新政策協助受害者,例如為所有備案的市民強制性把關,令所有以他們名義的貸款申請須得到當事人的上門確認,方可獲批。諷刺的是,政府看見示威風氣日盛後,旋即硬闖立法會申請購入水炮車對付示威者。由此可見,政府不是沒法增撥資源給警方處理某一類案件,而是它對個人身分遭盜用的案件並不重視。(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8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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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關係不大可能回到過去了

除了少部分親共人士繼續拋出「感恩論」、堅稱看見五星紅旗升起要感動流淚,以及感性吹噓中共對港的「濃濃厚厚的愛意」,早已在制訂《基本法》時向世人顯明外,大部分有自由意志的港人均看出一國兩制的前景頗不樂觀。多個事例顯示一國兩制岌岌可危筆者在今年三月十七日曾在《明報》發表短文指,銅鑼灣書店事件和立法會剪布強行通過有關港中融合的方案的事例,早已預示着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空間愈收愈窄(註)。事實上,筆者的醒覺,已較部分深諳香港和中共政情的人士來遲得多。無論如何,遲醒覺總較不醒覺好些。接下來的林榮基爆料事件、選管會阻止某種政見的立法會參選者入閘、黃之鋒給泰國拘留和遞解出境、有消息傳出以人大釋法的方式否決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議員資格等,無不指向中共伸出有形之手,阻礙異見者享有《基本法》賦予的自由。民主回歸論者慘遇「情場騙子」那些僅寄望可與中共繼續良性互動的人,其實無異於遇上情場騙子的受害者,他們遭對方「過橋抽板」後,仍然希冀能與對方一同回到過去「美好的時光」。就連民主思路提出的第三條路線,也既不會妙想天開至認為與中共恢復良性溝通是容易的政治操作,亦不會在原則上完全排除抗爭的可能性。抗爭和溝通本非二元對立,但過往用在處理港中關係上成效不彰坦白說,抗爭在原則上也不應完全排除溝通的策略,正如美國和北韓長期處於敵對的關係,美國也不會從一而終地抗拒與對方溝通。但箇中關鍵是不要過分迷信,認為只要恢復溝通便可乘風破浪、排除萬難。溝通終究是其中一種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另外,溝通並不表示己方必須作重大的原則性妥協,例如台灣與中共近廿多年來的溝通,也沒有作出最根本性的讓步(九二共識),反而有時擺出溝通的姿態,可令壓力落在對方身上。然而,香港特首選舉的先天設計,難以選出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港人意見的政治領袖,肩負溝通重任的往往是實權有限的反對派領袖。由於他們沒有實權在手,中共把他們放在眼內的程度頗為有限,而過往的反對派領袖又擔心破壞了互信後,日後再爭取中共再讓一步的難度便會大增。只是久而久之,紙包不住火,政治溝通成果有限的問題給曝露出來,港人與中共的互信程度亦愈跌愈低。問題是,中共愈不信任香港,愈傾向伸出有形之手干預香港事務,但愈伸出有形之手,港人對中共的信任也會愈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畢竟,要他們默許以霍布斯社會契約論(Hobbes’s Social Contract)所提及的方式「落實」《基本法》,本來便是極度侮辱他們的智慧。港獨思潮因現有制度漏洞所致在梁振英治下的香港,頗常出現一種聲音,指現時坊間對中共對港政策的理解,並非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只是梁振英和中聯辦狐假虎威假傳「聖旨」,誤導了普羅大眾。但是,問題的重點,並非單是如何猜測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而是了解現時的制度安排對港中關係起了怎樣的客觀效果。即使假設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與坊間想像的有異,現時的制度安排亦充斥着各種漏洞,讓邪魔外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因此,香港才出現了一種全盤推翻現有制度安排的聲音。以目前的狀況來看,香港與中共要花極大的努力,才有絲毫的希望重塑良性互動的基礎,而前提是下任中共領導人的對港作風比較溫和,以及中國境內的自由派重新站穩陣腳。但即使如此,年輕一輩對中共高壓統治的陰霾仍揮之不去:既然現時的實際政治操作有那麼多漏洞讓中共乘虛而入,那即使港中日趨緊張的關係得以緩和,亦難保那股「極左即極右」的政治力量日後會捲土重來。請容許筆者借用張楚勇博士頗常提及的《論語》名句:「民無信而不立。」張博士明顯不是所謂的「反中亂港」之徒。然而,中共連這樣溫和的聲音也聽不入耳,反而不斷挑起民怨。故此,無論港獨是否可行,港中關係也不可能回到過去了。註:楊庭輝:〈沒有無緣無故的剪布〉,《明報》,2016年3月17日,A40 中共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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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與賽馬

阿叻主持奧運田徑節目時屢次以賽馬比喻競跑項目,引起不少觀眾的不滿,連浸大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也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中也批評阿叻的做法有欠專業,「偏離了體育競技或奧運精神」。筆者認為,這是阿叻在實際操作上出現的問題,而非在田徑直播節目中絕不能提及賽馬。今時今日觀眾對賽馬直播的要求也提高了不少。賽馬直播的主持固然避免不少了給予觀眾「貼士」,但他們更需要分析每匹參賽馬的操練部署、狀態如何、跑法特點、往績、騎師技術等。在賽馬直播節目中,有些主持偶然也會用田徑比喻賽馬。畢竟,始終有些觀眾是初次接觸賽馬,如果單純講解賽馬,他們很有機會完全聽不懂,但如以賽馬和田徑的共同點來解說,例如合乎規例地封阻對手的跑線等,則可令更多的觀眾明白當時的賽事形勢。不過,賽馬直播節目的主體仍是賽馬分析,主持仍會指出賽馬和田徑的分別,例如只有前者有讓磅賽等。其實,在田徑比賽中,專業的主持也可首先盡量介紹出賽的選手,然後講解他們的操練方法,他們的身型和肌肉分佈如何影響他們的比賽表現,他們的起跑、加速和壓線技術如何,世錦賽的比賽成績如何反映他們的競賽狀態等。這是最基本要做到的事情。換言之,高水準的賽馬直播和田徑比賽直播節目也是用類似的講解方法,但內容的重點會有所分別。接下來,主持可直接解釋或詢問身旁的專家有關觀眾可從這些運動員學習的地方。田徑和賽馬另一個頗大的分別,在於普及性。田徑是一般大眾也可接觸的運動,但騎馬所費不菲,不是每個人也有同等的學習機會。所以,有觀眾間接參與運動時,為他們提供學習田徑的機會,本是推廣體育普及化的大好機會。當然,在田徑比賽直播節目中兼談賽馬也不一定是禁忌。如向觀眾完整地講解每個選手的競跑技術後仍有些時間,主持亦可解釋田徑和賽馬的異同,以及為何賽馬不被歸納為奧運項目。有些人認為,賽馬不被歸納為奧運項目的主因,在於這個項目會誘發賭博的問題。這個問題固然有些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賽馬中,馬匹的質素對賽事的勝負有頗大的主宰性。即使是世界上騎術最出色的騎師,也很難策騎一匹競賽能力低的馬匹勝出賽事(但技術差的騎師騎競賽能力高的馬匹也可輸掉比賽)。而奧運首要比併的,是人類的體能、速度和技術,即使是划艇、滑浪風帆、單車、乓乒球、網球、羽毛球等要靠輔助工具的運動,這些輔助工具會受到一些硬性的規定,令參選選手在賽前不會從輔助工具中得到明顯的額外優勢(但古希臘的奧運也包括賽馬項目)。或許有些人會有疑問,為何馬術又可以納入為奧運項目呢?事實上,在馬術賽事中,參賽選手對馬匹的操控性仍遠高於賽馬,這是關鍵因素之一,但馬術能否被納入奧運項目本身也充滿爭議性(而是否不被納入奧運項目的不運動比賽也值得探討,例如七人欖球也是首次被納入奧運項目,那是否它在被納入奧運項目前便不是一項運動)。另外,即使撇除這些因素不談,奧運要辦舉賽馬運動也困難重重,因有不少馬主和練馬師在差不多與奧運開始的同一時期劍指一些獎金有幾千萬港元的歐洲大賽,要馬主和練馬師轉為角逐獎金欠吸引力的奧運賽事,以及要賽事主辦單位讓路給奧運,實為天方夜譚。這些問題均可在奧運節目中解釋給觀眾知道。不過,這種做法較為高階,要求主持對運動比賽有跨項目的完整認識,而且直播的時間緊迫,通常主持做完基本的講解後,比賽便已經展開。在這個情況下,主持理應捨難取易,先完成最基本的任務。觀乎TVB的田徑項目直播,阿叻連最基本的講解也未完成,便急不及待地給予「賽馬貼士」,猜測誰能跑入小組首兩名,但不少觀眾期望的是透過觀看直播節目,增加對各個田徑運動員以至各國訓練系統的了解。阿叻又以血統論指巴林缺乏跑得快的女士來解釋為何巴林女運動員跑四百米的成績欠佳。坦白說,筆者也看過一些以DNA的差異來剖析運動員表現差異的學術論文。不過學術界仍未就這個問題蓋棺定論。所以阿叻以一種過於肯定的態度來解釋問題,對巴林的短跑訓練系統如何卻隻字不提,如果由一些田徑專家來解說則可能會避免這個問題。阿叻的發言,甚至阻礙同場的專家作一些基本的技術講解,例如有專家嘗試解釋為何400米和100米短跑排在最內和最外的兩線比較難跑,阿叻便搶着說是檔位偏差。但事實上,賽馬有檔位偏差,除了受天氣因素影響賽道外,主要還是因為排在內檔的馬匹有可能會被其他馬切入阻擋跑線,以及外檔馬有可能被其他馬頂在外疊,前者有機會被擠阻而無法全力衝線,後者則有可能多走了一些腳程(跑A欄、B欄和C欄的特點不同);參賽選手跑400米或以下路程的短跑賽事,既不可能被其他選手合法地阻擋跑線,亦不可能被他人影響而多走了腳程。故此,即使在田徑短跑項目中,某些跑道比較難跑,箇中原因亦與賽馬有檔位偏差有所不同,如直接將兩者類比,得出的解釋便不夠精確。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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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楊之恥

菲比斯曾說:「孫楊是那種你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難得的優秀選手,遊出過很多出彩的比賽。我覺得在某些層面他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好,對我而言他是非常強的一個對手。」[1] 菲比斯對孫楊的讚許或許帶了一點客套的成份,但孫楊在當時的比賽成績,已足以證明他是中國泳壇有史以來最具天賦的泳手。單論自由式泳術的話,孫楊和菲比斯現階段的差距已不算很大。菲比斯和孫楊的個人品德分別不大當然,近日有不少輿論指,孫楊和菲比斯的最大分別並不在於泳術,而是在於個人品德。不過,若然單論傳媒披露的二人日常行為,菲比斯與孫楊也無太大的分別。雖然孫楊在「2013年場外醜聞不絕,先是姊弟戀致師徒決裂(孫楊與朱志根決裂,但他隔幾個月後便再次選擇了朱志根為教練,條件是後者不得干涉前者的感情狀況),再因無牌駕駛被罰款兼行政拘留,並遭浙江體院『三停』處分」[2],但菲比斯在「2014年4月宣佈復出泳壇(後也)曾跟恩師保文嚴重分歧及衝突,同年9月,菲比斯被控醉駕、超速,遭美國游泳協會禁賽6個月。」[3] 孫楊和菲比斯在平日的行為相似,固然並不表示這些行為便是正確的(筆者對絕對服從教練才是正確的論述有所保留),但如真的要作比較,不要選擇性地導出事實是最基本的義務。況且,個人品德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坊間的討論始終沒有針對以下的問題:運動員是否有道德義務去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另外,如果運動員的個人品德出現問題,那國際奧委會是否須禁止他們出賽呢?有些人或許認為,運動員在社會有重大的影響力,所以他們必須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這種論述意味着,社會大眾首先對精英運動員的崇拜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然後失卻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其人生遂由精英運動員牽着鼻子走,否則精英運動員是否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也無關痛癢。但這種論述還是不足以解釋,為何社會大眾對精英運動員頂禮膜拜,後者便必須引領前者走其人生路。又有些人認為,社會為運動員提供有利的受訓環境,所以精英運動員必須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以回饋社會。如這種論述成立的話,那麼一旦社會沒有為提供有利的受訓環境,反之要那些運動員自生自滅的話,他們便不用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以回饋社會。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即使社會為運動員提供有利的受訓環境,為何運動員便須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呢?運動員擁有基本的個人品德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什麼是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也存着巨大的爭議),但擁有基本的個人品德,並不等於他們必須再進一步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如果規定精英運動員到最後必須成為個人品德的楷模,那便會捨本逐末,運動比賽便會變成聖人選拔賽的附庸。話說回頭,孫楊和菲比斯平日的個人行為或許也未必完全符合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只是基本的個人品德也不是能否參與奧運的硬性標準。正如上一段略為提及,「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本身便非常難以定義。有些人認為,說髒話便與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有所抵觸,有些人認為沒什麼大礙。那是否須硬性規定,凡被發現在平日生活曾說髒話的運動員也須被剝奪參賽的資格呢?有些人認為,吸煙便與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有所抵觸,甚至有些人認為,吸煙是傷害身體的行為,與使用禁藥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那是否須硬性規定,凡被發現有吸煙習慣的運動員都被禁止參加奧運賽事呢?有些人認為,看色情影片、與他人發生「一夜情」或性濫交與「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相悖,那是否凡被發現看色情影片、與他人發生「一夜情」或性濫交的運動員均須被禁止參加奧運呢?如是者,現時有不少在里奧奧運選手村的運動員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4]。必須強調的是,筆者並非鼓勵他人作以上的事情。但是,有不少所謂與「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有所抵觸的行為,本身並沒有破壞公平競技的大原則,因此它們很難成為禁止當事人參與奧運賽事的合理理據。誠然,有些違反「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行為雖然沒有破壞公平競技的大原則,但運動員仍會失去參與奧運賽事的資格,例如殺人或販毒被判進牢獄。然而,孫楊和菲比斯違反「基本的個人品德標準」的程度遠不至於此,當然他們也曾被所屬的組織暫時停賽,但他們始終能夠參與里奧奧運的賽事,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也難以因他們的行為另訂規矩禁止他們參賽,否則便充滿人治的色彩。菲比斯吸食大麻v. 孫楊使用禁藥Trimetazidine無論如何,菲比斯和孫楊以下的行為則有更大的爭議性:吸食大麻v.使用禁藥Trimetazidine。菲比斯被拍得於2008年11月出席派對時吸食大麻。雖然美國游泳協會發表聲明指,「菲比斯並非在比賽期間吸毒,未有觸犯反禁藥規定」,不過她仍決定禁止菲比斯參賽三個月[5]。然而,有不少報導指,國際反禁藥組織在菲比斯被曝吸食大麻前已更新了規定,運動員吸食禁藥(包括大麻)被證屬實將被停賽四年[6],只是世界反興奮劑協會以他不是在比賽期間吸食大麻為由拒絕執法[7],加上美國奧委會亦容讓事件告一段落[8],菲比斯才避開職業生涯的浩劫。當時的輿論對整件事件產生分歧的意見:有些認為,由於菲比斯勇於認錯,故此從輕發落給予他改過自新的機會是合理的決定[9];有些認為,菲比斯出來道歉主要是礙於形勢使然,而非出自真誠的動機,尤他的幕後團隊曾試圖收買傳媒以瞞天過海[10];有些更認為國際反禁藥組織的決定明顯偏幫美國運動員,並指同類事件發生在中國運動員身上,當事人不會得到如此優厚的對待[11]。孫楊則沒有被發現吸食大麻,不過他於2014年7月被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發現在同年5月的中國全國游泳冠軍賽中使用禁藥Trimetazidine,因而被罰禁賽3個月,但禁賽期由5月開始,所以不影響他參加同年9月的仁川亞運[12]。孫楊辯稱不知道該藥物成為了禁藥[13]。事實上,Trimetazidine在2014年才被列為禁藥,但「到了2015年初,它已被移出違禁興奮劑類別,改為列入調節用藥物(modulator)」[14]。再者,若孫楊當時看醫生獲處方Trimetazidine,使用它並不違反禁藥規定,只是他當時並沒有如此做[15]。故此有評論指,孫揚使用禁藥只是無心之失[16]。然而,中國反興奮劑中心並沒有按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規定,在發現孫楊違規的事件後和20天內公布並申報,反之她把事件阻遲了半年才對外公布[17],令外界質疑其出現程序不公。而世界反興奮劑協會曾研究是否就孫楊的案件提出上訴,最後才決定不向國際體育仲裁庭提出上訴[18]。在今年里約奧運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前後,澳洲奪金泳手賀頓(Mack Horton)均重提孫楊使用禁藥的舊事,並且用上「吃藥的騙子」(Drug Cheat)一詞[19]。香港代表泳手謝旻樹亦坦言,孫楊應被終身禁賽,而非只停賽3個月[20]。賀頓批評孫楊後,有不少支持孫楊的人士要求賀頓道歉,不過澳洲泳協力挺賀頓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21]。但始終有些輿論認為賀頓過份針對孫楊,因能夠出席里奧奧運游泳比賽而又曾使用禁藥的運動員不止孫楊一個,例如他的宿敵朴泰桓被發現在2014仁川亞運使用興奮劑,結果「被國際泳聯禁賽18個月,禁賽日期從2014年9月3日開始至2016年3月2日」[22],另「按韓國奧委會的規定,犯禁運動員3年內也不能獲國家隊徵召」[23],但朴泰桓跪求韓國奧委會網開一面後,獲接納代表南韓參加里約奧運。此外,有評論指澳洲運動員使用禁藥的情況頗為普遍,賀頓一方面狠批孫楊,但另一方面對自己國家的運動員使用禁藥猖獗隻字不提,實為持有雙重標準的表現[24]。外媒也並非一面倒地批評孫楊,例如Charlie Campbell便在《TIME》網站發表〈Is It Really Fair to Call Chinese Swimmer Sun Yang a Drug Cheat? 〉一文為孫楊辯護[25]。不過,有消息指,賀頓鄙視孫揚的原因,並不止於他使用禁藥一事:「2014 年 12 月,澳洲泳協宣佈加強打擊運動員使用禁藥,要求所有海外泳手來澳訓練之前,必須先到當地的反興奮劑中心檢驗註冊,並拒絕違規的泳手使用轄下設施。澳洲泳協特別與孫楊的教練 Denis Cotterell 接觸,表示孫楊日後將不能繼續在泳協管理的場地練習。事後,中國隊為孫楊改聘另一名澳洲教練 Brian King,並轉到其他不受泳協管轄的泳池,曾經在三個星期之內,最少換場兩次,以迴避澳洲泳協的禁令。King 認為孫楊繼續留澳訓練並無不妥,直言:『他留在澳洲,只因我們的設施比較好』。雖然如此,孫楊留澳訓練的消息曝光後,引起當地泳壇嘩然,媒體亦曾進行大肆報道,形容他是藥物作弊 (drug cheat),又指他『弄髒了我們的游泳池』(Playing dirty in our pool)。」[26]有關比賽的行為和言論決定了菲比斯和孫楊的形象從以上的探討得知,孫楊和菲比斯皆不是完人。既然如此,那麼為何菲比斯仍遠較孫楊受歡迎呢?難道真的是國籍主宰一切嗎?中國近年在國際舞台的負面印象或許有些影響,但箇中關鍵仍在於二人有關比賽的行為和言論有天壤之別。菲比斯過往的私生活雖有不少爭議,但他有關比賽的行為和言論充滿着體育精神:他不但沒有自稱為世界最強,而且每每顯示出尊重其他泳手。甚至乎,新加坡泳手史高寧在里奧奧運男子100米蝶泳決賽擊敗他,但賽後傳媒的焦點仍放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呼籲傳媒去正視那位擊敗他的金牌泳手[27]。比賽往績和「江湖地位」皆不及菲比斯的孫楊,卻在勝出男子200米自由泳決賽後意氣風發地聲稱自己不知道賀頓是誰,並指:「賀頓也太看重自己了,他不過是在本屆奧運會上才拿了一塊金牌而已,上屆奧運會,我早就已經比他做得更好了。所以,如果跟他比,那是抬舉他了。」[28] 最後,他宣稱自己是屬於「新世界」1500米(自由泳)的王者[29]。這一連串的舉動,令外界認為孫楊夜郎自大。筆者相信,對運動比賽有所認識的人,皆會知道類似的賽前牙骹戰多不勝數,其目標主要是向對手施壓。事實上,絕大部分參加奧運的運動員,也希望撃敗所有對手奪金牌。而大部分在事前聲稱享受過程和不介意結果的運動員,要不是其實力較遜,明知獎牌無望而希望爭取自己最好的成績,便是希望管理外界期望以達到減壓的目標。對比賽結果毫不在乎的運動員只佔絕少數。只是當運動員未能達成目標之後,他們能否展現足夠的風度,會成為外界如何評價他們的關鍵之一。孫楊自詡為王,首先讓外界認為他「輸唔起」,繼而讓人認為他自視過高,認為自己有能力主宰比賽的一切。但他完全忽略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結果,他說完「I’m the King!」後不久便得了重感冒,並影響了他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初賽的發揮,最後只能游出15分01.97秒的時間排小組第7名,敗給賀頓超過13秒[30]。孫楊在賽前的說話和比賽表現的落差,足以成為天大的笑柄。按道理說,在下屆東京奧運,賀頓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孫揚說:「孫揚也太看重自己了,他在上屆奧運會上才拿了一塊金牌而已,上屆奧運會,我早就已經比他做得更好了。所以,如果跟他比,那是抬舉他了。」孫揚在賽後也宣稱自己發揮欠佳的主因是受感冒影響[31]。但他的解釋,很快便成為另一笑柄。筆者撰寫此文時,發現已有人把米高佐敦拿出來與他作出比較[32]:在1997年的NBA總決賽第五場,公牛作客爵士,公牛主將米高佐敦當時患上重病,並出現嘔吐和脫水的迹象,但佐敦堅持出場作賽,並在攻入全場最高的38分的情況下,協助公牛逆轉16分的差距,以90:88勝出賽事[33],「空中飛人」和「籃球之神」的稱號可謂當之無愧。反之,孫楊受感冒影響便發揮不出水準,香港著名電視主持柳俊江便在其Facebook專頁揶揄指,這便「王與神的差別」,並用括號補充指孫楊只是「山寨王」。誠然,任何一個世界級泳手在重感冒的情況下游1500米自由泳能游出孫楊做出的時間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但問題是,在孫楊自詡為王的一刻開始,他便再沒有任何退路了。其實,他的事跡與歷史人物項羽頗為相似。項羽自詡為「西楚霸王」,並輕視競爭對手劉邦,結果他和孫楊一樣,在稱王爭霸戰中慘敗。當然,孫楊和項羽並不是自詡為王而到最後慘敗收場的僅有例子。在2015年NBA總決賽前,有份參賽的騎士隊主將勒邦.占士自稱是世界第一的籃球員,結果他帶領的騎士敗給勇士[34]。同年6月16日,一度成為世界上最高評分最高的賽駒「步步友」遠征英國女皇安妮錦標,事前香港賽馬會高調地大肆宣傳牠為世界最強的賽駒,卻對「步步友」事前沒有遠征經驗的隱憂輕輕帶過,結果「步步友」因不適應場地的緣故,大敗給另一匹佳駟「經濟學家」八又四分之三個馬位[35]。事實上,孫楊、項羽、勒邦.占士和「步步友」均具備不俗的實力,但他們或他們的幕後均因驕傲的緣故而成為日後的笑柄。他們的對手並非完全沒有勝利的慾望(要人類的世界完全摒棄對勝利的慾望似乎是不切實際),但他們的對手相對較務實應戰,無獨有偶的是,他們的對手均是笑到最後的一方。我們亦可從另一個設例去看孫楊自詡為王的問題。在啤牌遊戲「鋤大Dee」中,雖然四張「King」牌在牌面上是頗有實力的,但它們並不是牌面最大的牌。即使同時獲派四張「King」牌,出「King俘虜」仍不是穩勝的,因其他選手可能會打出「煙(A)俘虜」、「Dee(2)俘虜」或「同花順」來贏取下一次出牌的主導權。孫楊勝出男子200米自由泳決賽,就好像得到一張「King」牌,可是他便急不及待說「I’m the King! I’m the New World!」,但原來都最後,他手上牌面最大的只是一張「King」牌,而且連「King花」也「砌」不出來,其餘選手只要按常理出牌,他便慘敗而回。在整件事件中,中共喉舌官媒即使不是主謀,也是推波助瀾的幫兇。在發動輿論戰「捍衛」孫楊的過程中,中共甚至連上帝也搬出來——她自詡為上帝。但到底中共是不是上帝,各位看完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可知曉,不用筆者長篇大論地解釋。值得一提的是,孫楊臭名遠播的原因不止在於他使用禁藥和自詡為王,而且在於他涉曾兩度在熱身的時候騷擾他人。在去年8月世錦賽,有消息傳出孫楊在熱身池與巴西女泳手發生衝突,孫楊更有主動出手打人的嫌疑[36]。在今屆里約奧運,賀頓亦表示,他原先並不想理會孫楊,只是孫楊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初賽熱身時,走到他身旁濺起水花騷擾他人[37],從而挑起戰端。孫楊在完成今屆奧運的賽事後,聲稱受到菲比斯的啟發,揚言會參加下屆的東京奧運會[38]。四年後會發生什麼事,現時沒有人會知道,但如果孫楊只看到菲比斯在比賽上的豐功偉績,卻看不到菲比斯落敗後所展現的風度,他再多拿幾多塊金牌也於事無補。坦白說,筆者不認為自己對孫楊特別反感,尤體壇一向不乏「壞孩子」。筆者只是認為他今次在客觀效果上柒出國際。日後,我們除了要謹記「做人不要太張揚」外,還要記着「做人不要太孫楊」的道理。註釋:[1] 新浪香港:〈菲比斯坦言復出面臨巨大挑戰 讚孫楊實力超強〉,2016年4月12日。[2] 鄭嘉慧、黃穎釧、黃穎恩:《森巴有約:里約奧運觀戰手冊》,(香港:明報報業有限公司,2016),頁26-27。[3] 參考同上,頁44-45。[4] 潘渝霈:〈「性愛可以幫助我拿金牌!」45萬個保險套也不夠用,奧運選手村夜裡這樣玩〉,2016年08月11日。[5] 〈失贊助商新約 錢途受挫 菲比斯吸毒罰停賽三月〉,《星島日報》,2009年2月7日,頁A19。[6] 〈吸大麻可停賽4 年緣盡倫敦奧運〉,《明報》,2009年2月2日,頁A22;〈吸大麻照片曝光 下屆奧運恐夢碎菲比斯玩完?〉,《文匯報》,2009年2月2日,頁A05;〈菲比斯吸大麻恐罰停賽〉,《都市日報》,2009年2月2日,頁P06。[7] 〈反興奮劑協會放生「大麻」飛魚 菲比斯最多停賽3個月〉,《太陽報》,2009年2月3日,頁E04。[8] 〈羅格:應給菲比斯改過自新機會〉,《文匯報》,2009年2月22日,頁B11。[9] 鍾伯光:〈菲比斯吸食大麻的啟示〉,《文匯報》,2009年2月8日,頁B11。[10] 〈菲比斯認錯的背後〉,《東方日報》,2009年2月10日,頁A36。[11] 陳競立:〈強詞有理:規則由強者制訂〉,《東方日報》,2009年2月5日,頁A32。[12] 〈金牌泳將孫楊 驚爆服禁藥 曾禁賽3個月 中國竟拖半年才公布〉,《台灣蘋果日報》,2014年11月25日,頁A17。[13] 余偉邦:〈由賀頓重提孫楊藥檢肥佬到澳洲禁藥問題〉,《香港01》,2016年8月8日。[14] 參考同上。[15] 參考同上。[16] 參考同上。[17] 〈世界反興奮劑協會或就孫楊禁藥事件上訴〉,《BBC中文網》,2014年11月27日。[18] 劉莎莎:〈【里約奧運.游泳】孫楊禁藥風波來龍去脈 處罰「度身訂做」?〉,《香港01》,2016年8月12日。[19] 〈因曾服禁藥,中國游泳名將孫楊被澳洲冠軍「看不起」〉,《端傳媒》,2016年8月8日。[20] 〈「出名泳手服禁藥總獲輕判」  靚仔飛魚:孫楊應終身停賽〉,《蘋果日報》,2016年8月13日,頁A02。[21] 〈諷孫楊服禁藥被中國要求道歉 澳洲泳協發聲明撐賀頓:人人有權表達意見〉,《立場新聞》,2016年8月8日。[22] 〈用禁藥 韓泳將朴泰桓6枚亞運獎牌被沒收http://www.epochtimes.com/b5/15/5/28/n4444924.htm〉,《大紀元》,2015年5月28日。[23] 鄺展衡:〈【里約奧運】真.跪求 韓泳將朴泰桓禁藥停賽求特事特辦〉,《香港01》,2016年5月2日。[24] 與註[13]相同。[25] Campbell, Charlie, “Is It Really Fair to Call Chinese Swimmer Sun Yang a Drug Cheat?” TIME, August 10, 2016.[26] 〈賀頓不齒孫楊只因禁藥? 大陸網民翻查歷史 發現另有內情…〉,《立場新聞》,2016年8月10日。[27] 〈【里約奧運】水神示範乜嘢係有風度 寸王學嘢啦〉,《蘋果日報》即時新聞,2016年8月13日。[28] 王怡薇:〈孫楊: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奮力向前 跟霍頓比?那是抬舉他了!〉,《上海日報》,2016年8月10日,頁A10/A。[29] Siu, Phila, “Sun Yang declares war: I’m the king, he tells nemesis Mack Horton as China and Australia trade barb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8, 2016.[30] 〈【里約奧運】孫楊「王座」崩潰 1500米自預賽出局 (02:15) 〉,《明報即時新聞》,2016年8月13日。[31] 〈【王座崩潰】孫楊:我感冒了  人很難受 (07:30) 〉,《明報即時新聞》,2016年8月13日。[32] 蘋果日報:〈【里約奧運】香港網民講孫楊出局 「97年NBA總決賽MJ重感冒攞38分」〉,2016年08月13日。[33] 蘋果日報:〈NBA特稿:佐敦「感冒之戰」最經典〉,2007年12月6日。[34] Yeung, Ting-fai, 2015, “The Implications of ABLE FRIEND and LeBron James’s World No. 1 Title,” Stand News, June 18, 2016.[35] Ibid.[36] 〈孫楊與巴西女選手發生衝突〉,《三峽晚報》,2015年8月11日,頁12。[37] 與註[19]相同。[38] 周立賢:〈【里約奧運.游泳】孫楊受菲比斯啟發 矢志4年後戰東京奧運〉,《香港01》,2015年8月14日。 奧運 孫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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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確認書」對各方的影響

近日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公布最新的民調結果,數據顯示,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已在他們的受訪群組中形成關鍵少數,當中在15歲至24歲和25歲至39歲的受訪群組中,分別有近40%和2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港獨。誠然,港獨的影響力仍只處於萌芽狀態。按現港獨只有約17%的支持率來看,若中共現時允許香港立即公投自決,港獨成事的機會率可謂微乎其微。然而,以中共追求「零風險」的思維來看,他不會有足夠的勇氣容許香港立即公投自決,以免得出令他自己尷尬的選舉結果。况且,中共和建制派現已不敢說港獨的勢力不足為懼,連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簡稱選管會)稍早前也推出「確認書」,企圖阻止持港獨政見的人士參選立法會。為何確認書間接為港獨派宣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於星期日(7月24日)在無綫電視時事訪談節目《講清講楚》解畫指,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最主要目的,是防止港獨政見者把參與立法會的過程和議會變成宣揚分離主義的政治平台。但無論他們的動機是什麼,「確認書」推出後的巨大負面迴響,在客觀效果上已壯大了港獨派的聲勢。另外,港獨派參選人可利用公眾同情其受政治壓迫的心理,來動員更多的支持者(註)。事實上,在「確認書」推出前,已有部分港獨派人士表示,即使現時支持港獨的人士佔少數也不太重要,因他們推動港獨的工作,便是要啟蒙更多人轉軚支持他們。「確認書」的推出,可說是間接為港獨派政治動員找到新的契機。簡言之,「凡有宣傳便必會增加其支持度」是謬誤百出的論述。反之,梁振英煞有介事地在立法會批評《香港民族論》宣揚港獨,為「藉打壓間接增加港獨支持度」掀開序幕。難怪有評論指梁振英居心叵測,藉間接壯大港獨派爭取連任的本錢,向北京證明自己才是打壓港獨的最合適特首。而梁振英連任的呼聲愈高,勢必愈壯大港獨派的聲勢。雙方的政治實力在某程度上弔詭地互存共生。港獨派參選否 中共對港盤算不會停無論如何,現時支持港獨的參選人能否正式參選,仍是未知之數。其實,「確認書」已米已成炊地間接協助港獨派作政治動員。若中共和港府最後迫於無奈須讓港獨派人士參選,他們可能會順水推舟,利用影響力上升的港獨派與泛民鷸蚌相爭來削弱他們的整體實力。反正港獨勢力在未來兩個月要獨佔鰲頭難於登天,以這股勢力借力打力,則有望使建制派攻陷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席。不過,這始終是一個險招。若中共認為,攻陷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席便足以控制香港政治的大局,那他可能會製造內外夾擊泛民的客觀效果。但若然建制派未能攻陷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席,與此同時卻壯大了港獨派在官方層面的勢力,那絕對是中共不能接受的事情。中共和港府會否將錯就錯地使用「計中計」,那便要視乎他們的核心思維是什麼,以及預期可承受的風險有多高而定。倘港獨派未能參選 有何影響?若然支持港獨的人士未能參選立法會,有部分人認為泛民參選人將是最大的得益者,因他們的票源少了一路人馬來分薄,而支持港獨的人士也可能會「含淚」投票給他們。可是,泛民和港獨派的分歧大至未能作出選舉協調,兩者之間互不信任的程度也與日俱增。故此,即使後者未能正式參選,它的支持者大規模地按策略需要而「含淚」轉投泛民候選人的機會也微乎其微。毫無疑問,一旦港獨派被排除在參選資格之外,它在原則上便被完全排除出管治體制之外。但港獨派推動其政治理念向來不限於在官方層面,倘若它被完全排除出管治體制之外,它便可找到新的確據去論證「既有的管治體制已經完全失效」這一點。除此之外,若它想得到管治體制的權力,它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選項,屆時它用更激進抗爭手段的顧慮便會進一步減少。註:呂大樂,〈港人的頑皮政治性格〉,《信報》,頁A14(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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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國一制者符合參選資格嗎?

陳浩天、中出羊子、梁天琦和陳國強被選管會否決其參選權,原因在於他們主張港獨,與《基本法》的條文有所抵觸。其中,梁天琦曾回覆選管會的政治主張查詢,強調會放棄繼續支持港獨,卻被選管會以不相信他的政治立場有真正的轉變為由,同樣否決他的參選權,惹來更大的非議。誠然,選舉主任有審視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的酌情權。但選舉主任不相信一個參選人真正放棄港獨的主張,能否構成合理的法律理由去否決他/她的參選權,便存有巨大的爭議。另外,現有部分曾在其他場合表態支持港獨的候選人成功入閘,這又令人質疑選舉主任在下決定時有多重的標準。以上的爭議,近日已有不少人士提出,筆者在此不贅。反之,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公布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香港除了有約17%的人士支持港獨外,亦有約14%的人士支持一國一制,這不禁令筆者聯想到,倘若支持港獨的人士不符合參選資格,那支持一國一制的人士又該怎處理呢?首先,《基本法》並無任何條文支持一國一制。若選管會認為擁護一國兩制才符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那主張一國一制的人士也不符合參選的資格。選管會一方面以梁天琦參選政綱以外的內容來否決他的參選權,另一方面並無審視建制派的候選人在參選政綱以外是否曾經提出支持一國一制的主張,以及並無表明支持一國一制是否符合參選的資格,這再一次反映出選管會有明顯偏頗的政治立場。被否決參選權的政治人物勢在必行向法庭提出選舉呈請。按道理說,港獨和一國一制均不是《基本法》條文所曾提及的主張,故支持這兩個主張的人士在參選權一事上應面對同一命運。筆者沒有水晶球在手,故不能預判法庭會怎樣判決,但各非建制派法律界人士和政治人物可留意,倘若支持港獨的政治人物在法庭被否決參選權後,同一法理能否應用在監管支持一國一制的政治人物一事上。雖然北京在未來一段時間仍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港落實一國一制,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上,習近平愈來愈傾向「重一國,輕兩制」以配合「中國夢」的主軸,然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單是看梁振英當選特首後一連串的舉動,已能看出一些端倪。從二人的行事作風來看,他們為求達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目標,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這確不僅是法律所能解決的問題。筆者亦不會低估習近平和梁振英的政治手段。不過,在暗地裡鬥法的同時,在明刀明槍的較量中不能不戰而降。法治和司法獨立已是一國兩制的最後保壘,若然這兩者均被攻陷,剩下的只是泥漿摔角而已。 立法會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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