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也有了不起的女人

「不知從哪兒拉來一個支那人,戰友們像小孩玩抓來的小狗一樣戲弄着他。這時,西本提出了一個殘忍的提議,就是把這個支那人裝入袋中,澆上那輛汽車中的汽油,然後點火。於是,大聲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裝進了郵袋,袋口被扎緊,那個支那人在袋中拚命地掙扎着、 哭喊着……西本從破轎車中取出汽油,澆到袋子上……西本點着了火。汽油剛一點燃,就從袋中衝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袋子以渾身氣力跳躍着、滾動着。有些戰友面對如此殘暴的玩法還覺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樣滿地滾,發出一陣陣地獄中的慘叫。」以上錄自《東史郎日記》第20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東史郎是日本侵華軍的上等兵,1937年入伍時25歲,曾參加攻佔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漢等戰役。1945年8月在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有寫日記習慣,把侵華戰爭期間所見所聞詳細地記錄下來,共37萬字。1998年東史郎第四次到南京,把戰時日記、勳章和軍旗捐贈給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並授權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由南京大學日語系老師翻譯成中文。我手上的版本,是參觀紀念館時購買的。《東史郎日記》第306頁記錄如下:「驢子是如此讓人哀憐的動物,身子太小,她從不放聲大哭,只用可憐的少女失戀時的哭聲、悲痛欲絕的哭聲、怨恨的詛咒聲來哀嘆……她楚楚動人,似乎哀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憎恨、所有的咒罵……支那馬那足有兩尺長的陰莖晃動着,壓在驢子身上。馬交配失敗後,從驢背上滑下來。這樣做了兩三次都沒能成功。第四次時,野口一等兵幫着猛地用力把陰莖插了進去。馬興奮地晃動着腰,插入更深處,大約一分鐘就完事了。許多液體從驢子的胯股間『啪塔啪嗒』地流了下來……馬的世界與使用馬的我們人的世界又有什麼不同?」就算是只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令人髮指的暴行也只能用曲筆書寫,以「驢」代「支那」女、以「馬」代日本兵。東史郎是較有人性的日本兵,戰後充滿懊悔。「把當年天王頒發的金鵄勳章和瑞寶章、從軍證及證書、簽名軍旗贈給該館(大屠殺紀念館),以表我的懺悔之心」,東史郎在自序中說。原來我們中史教育失敗是如此徹底日記第155頁記錄:「我們立即掃蕩了村子,抓來了五男一女。先將5個男人綁在樹上,另一個因為是女人,把她放了。可是這個女人緊緊抱住一個二十六七歲皮膚白淨的男子不肯離去。她看上去二十二三歲,可能是這個男人的戀人或愛妻,因而不忍離去…… 一個士兵扳開女人的手……另一個士兵『嗨』的一聲用刺刀扎進了男人的胸膛。女人一聲大叫……發瘋似的衝過去,緊緊抱住男人哭了起來。她嚎啕大哭,好像要吐出血來……不一會兒,她把緊緊地埋在男人胸口的、滿是淚水的臉抬了起來……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說:『刺吧!』不,應該說是她嚴厲地命令着我們。一個普通女人儼然像將軍一樣以其巨大的威嚴命令我們……她倒下了,像保護戀人一樣倒在男人的胸膛上。這是殉難……從她那豐滿的胸膛裏流出的赤紅的愛與恨的鮮血在男人身上流淌着,似乎還在保護着他。這一齣悲劇的確打動了我們,我們紛紛議論:『支那也有了不起的女人!』」在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廳,竟然聲聲「支那」,出自我們代議士之口,我不得不重提歷史。年輕的議員對歷史認識不足,毋須深責;我們要深切反省和正視的,是原來我們中史教育的失敗,是如此的徹底。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4日《明報》觀點版 日本 中國 立會主席選舉 立會選老頂 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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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吶喊

創新科技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聲給全世界。但香港科技界本身卻傳播不力,他們柔弱的呼喊,鮮為人聞,窒礙了科技的發展。過去兩星期可以說是香港難得的科技節,先有長達一周的「創新科技展」,請來了國寶級的科學家,緊接而來的是「邵逸夫獎」和「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都是香港頒發的世界級大獎。然後是諾貝爾得獎名單公布。雖然這兩星期創新科技活動頻密,但科技新聞仍然場面冷清。查看「慧科」本港主流媒體的分類新聞,這兩周內社會新聞共錄得5795條、產經新聞4236條、政治新聞3961條、娛樂新聞2551條。雖然是科技節,但科技新聞卻仍然只得709條。再看看所謂科技新聞,大部分是「騰訊控股盈利增長」、「金山軟件加快移動雲端業務」等科技股新聞。袁隆平研究水稻 粒粒皆辛苦我跟友人說要去理工大學聽袁隆平演講。朋友問:功夫導演袁和平?友人惹上了荷李活症候群。影像科技成就了荷李活,讓製片人可以在多媒體製作室足不出戶而製造出千軍萬馬氣勢磅礴的電影場景,但觀眾記得的只是荷李活而非科技。中外多家大學傳播系研究荷李活影片如何推廣科技的論文為數不少,但研究科技如何成就了荷李活,卻遍尋不獲。袁和平是荷李活,是娛樂新聞。袁隆平是蒼白的科技新聞。袁隆平黝黑瘦小,像典型的務農人家。那年代長大的人多是身形細小,因發育時營養不良。但顯赫的世界功績,讓他成為「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的3位得獎者之一。這位86歲的科學家在頒獎禮上用英語發言,字正腔圓。他在1964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其後不斷取得突破,令內地可以種植高產水稻,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實現了糧食安全。據他估算,國家每年因種雜交水稻增產的糧食可以多養活超過7000萬人,當中的技術更得到美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家廣泛應用。「每年養活多7000萬人」是什麼概念?國家於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初期經歷了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餓死」這兩個字實在太沉重,故此官方稱之為「人口損失」或「人口變動」。中國大饑荒時因為天災人禍,稻米失收,糧食減產,時有飢民餓斃街頭。時值韓戰後數年,中美仍處於對峙狀態。美國間諜衛星已經可以根據高空拍攝而分析到中國稻米失收,於是隨即在國際糧食市場囤積居奇,在中國人民最急需糧食時,國際市場的糧食卻供應劇跌、價格飇升。以當時中國的科技認知水平,根本無法想像到科技落後會讓人家見到你全國缺糧,繼而戰略性地扣起食糧供應。於是稻米增產成為保障人民生存權利而爭分奪秒的人權事業。袁隆平奔走各地研究水稻的育種,長途跋涉時甚至把水稻種子綁在身上以體溫育種催芽。「粒粒皆辛苦」之嘆,莫此為甚。英美努力提升公眾對科技興趣今天國家發展讓6億人民脫貧,科研的條件大為改善,科技水平亦大為提高。從以往的追蹤和仿效外國科技,到了今天可以開始與世界尖端科技並行,在個別科技領域甚至可以領跑。反觀香港雖然有一切制度上的優勢,而且能夠吸引世界一流科研人才,但創新科技發展的速度,遠遠落後競爭者,未能與時並進。原因之一是香港缺乏了科研的普及文化。美國的科研撥款機構「國家科學基金」以及英國的高等教育界科研機構均在撥款的條款中,設有「公眾參與條款」,規定獲得撥款的科學家必須向公眾推廣其科研項目。科研的普及化於是變成科學家的指定動作,而非公餘時間可有可無的公益活動。這大大提升了科研的普及。英國不同城市每年都舉辦大規模的科學節,亦有全國性的組織,例如「全國公眾參與協調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專責推廣公眾對科研的認識和興趣。美國則設有不同的全國性獎項,例如「AAAS Award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鼓勵科學家和新聞記者推廣科技新聞。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更與娛樂業議會(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Council)以及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結盟,透過不同的娛樂及民間平台以推廣科技。這些努力的結果,就是不斷提升公眾對科技的興趣和參與,讓科學變成日常生活話語的一部分。香港在創新科技未能成「勢」香港在推動以及推廣創新科技的努力,則頗為落後。上周(9月28日)國際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全球競爭力排名,香港下跌兩位至第9位,原因就是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持續落後。該報告指出香港在金融發展高踞全球第4,但在創新科技方面則排名23。香港的挑戰是如何從金融中心發展成為創新科技中心,因為創新科技是帶動經濟的火車頭。要發展創新科技,單靠政府推動或企業推動都是不夠的。特區政府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亦拖拉了約4年,原因之一就是創新科技沒有形成民間氣候。這是缺乏了「勢」。20年前當「牛頭角順嫂」都在談納斯達克指數時,我們知道炒金炒股已經形成了勢。10年前當牛頭角順嫂開始在電台烽煙節目談民主選舉時,政治形成了勢。今天當我們的競爭對手都在談創新科技,牛頭角順嫂卻落後於形勢了。創科界應視科技傳播為基本責任香港在創新科技未能成「勢」,科技界亦責無旁貸。本港大學和科技界趣味盎然的科技故事取之不盡,令人神往。多年前我曾組織一組科研教授在主流報章開設一個創新科技的框框,教授們輪流供稿,有需要時我略加文字上的潤色,讓普通讀者易於理解。初期運作良好,教授們努力供稿。但其後教授們的新鮮感開始消退,又忙於研究,稿源不足。有些教授乾脆把英文的學術論文傳給我,要求我改為中文框框文章。科技框框於是無疾而終。香港的創新科技界應該把科技傳播視為基本責任,而非志願的公益工作,讓創新成為牛頭角順嫂的日常話語。到時創新科技要經費要地要人才要政策支援,誰敢阻撓?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6日) 創新科技 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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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烈士要博士

中國近代出了不少女英雄、女烈士。秋瑾因革命而被砍頭時年方31歲。趙一曼女士抗日時被日軍俘虜並凌辱致死,是我讀過所有烈士中遭遇最慘絕人寰的烈士,死時30歲。毋須任何統計數字,可以肯定說中國是出烈士最多的國家、是豎立烈士紀念碑最多的國家。今天的青年是百多年來最幸福的一代,因這是不再需要烈士的時代;貢獻國家民族,需要的是博士,就好像徐穎博士。「現代戰爭中,精準的衛星導航系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33歲的徐穎博士說。她沒有經歷過戰爭,但如果中國再被外國侵略,保家衛國就要靠徐穎這樣的科學家。徐穎是中國科學院光電研究院建院以來最年輕的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從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研究已10多年。內地網民稱她為「學神」、「80後美女科學家」。董建華先生創辦的團結香港基金把這位國寶級科學家請來為「創科博覽」作專家演講。站在講台上娓娓道來,她像個「女文青」多過像一位決勝千里的衛星導航尖端科學家。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自行研製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是除了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衛星導航系統和歐洲衛星導航系統之後另一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美國研發GPS已20多年。1991年美國於波斯灣戰爭「沙漠風暴」時用全球衛星導航系統作為「天眼」,調兵遣將於天上地下,並且曾一度關掉歐洲接收到的GPS信號,歐洲於是決定研發自己的衛星導航,但其後歐洲爆發金融危機,計劃受挫。中國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目前亦已在亞太地區廣泛應用,並將於2020年覆蓋全球。徐穎並非「海歸派」,毋須負笈美國,從學士到博士都是中國製造的「土炮」。「北斗衛星導航曾被譏為淘寶網購系統」,她笑着說,「但事實證明中國人智慧聰明,沒有東西是其他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坐在我身旁的一群中學生激動得熱烈鼓掌。但徐穎不是來談軍事的,她的講題是〈改變我們生活的北斗衛星導航〉。北斗系統現已廣泛應用於民事用途,包括漁船航運、天氣監測、智能駕考、森林救火、智能農業、動物保護等,將來可以精準到用於室內導航。她舉例說若孩子和老人戴上有北斗定位的手表,就可以探測到他的位置,減少了兒童走失等風險。但是你不講軍事,人家逼你講軍事,因為未來的軍事焦點必然是信息戰。有說一名清華大學的女生「破解」了北斗的信號密碼,並因此獲得美國航空無線電委員會的表彰。徐穎說:實際上被破譯了的只是北斗的民碼信號的「偽碼程序」。而中國於2012年主動公布了北斗的民碼格式,以便全球的接收機廠商能依照格式來生產相應的北斗接收機。除了民碼之外,北斗還有軍碼。軍碼經過了加密等特殊設計,是穩定可靠的。科學家就是與「文青」不同。徐穎毋須添加「非常」、「絕對」這些形容詞。她輕描淡寫的「穩定可靠」4個字,就給了我「絕對」的信心。「如果想破解軍碼系統,我們可能建議一些更簡單的方式。那就是造時空穿越機,穿越回到北斗軍碼設計的時候在旁邊偷聽好了。這個從技術難度都比從技術上來破解北斗軍碼更容易一些」。這是美女科學家6月在另一場演講中拋下的豪言。設500億科研基金是好建議秋瑾烈士的遺言「秋風秋雨愁煞人」廣為流傳。今天國家需要的不是烈士,也不要遺言,而是像徐穎一樣的改革創新者和他們的豪言。「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董建華先生引述得好。徐穎歡迎香港同學一起投入北斗系統的工作:「這是一個願景,各方面的人才我們都很需要,因為北斗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比如做軟件、做硬件、做服務,包括做行業推廣的都是可以加入這個生態圈裏面。」但是香港準備好了嗎?港大前校長徐立之表示香港投放在科研撥款只佔GDP(本地生產總值)0.4%,深圳是超過4%。他建議政府成立500億元基金,以每年的收益投放於科研。這是個好建議。讓2200億元「未來基金」閒坐於銀行而不善用於科研,談什麼未來?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30日) 科技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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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辭職參選的 該辭職了

9月是特首競選的辭職月。5年前的9月20日,梁振英剛剛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以便備選。時任政務司長的唐英年亦於5年前的9月28日辭職備選。今屆如果林鄭月娥、曾俊華兩位司長都決定參選,而梁振英亦競逐連任,則特區政府三巨頭兩人要辭職,然後陷入三角戰,有悖政治倫常。如何是好?就是尚未陷入三角戰,政治倫常經已受創。就橫洲公屋發展爭議一事,梁振英指出該發展計劃的細節問題是由曾俊華擔任主席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負責跟進。財政司長辦公室卻回應稱:曾俊華從未出席特首主持的橫洲發展專責小組會議,亦「沒有決定將橫洲計劃以分期形式進行」。而政務司長辦公室則樂得置身事外地表示,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由財政司長擔任主席,而有關橫洲和皇后山土地發展的工作小組則由行政長官領導,政務司長並非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成員。政府高層經常被傳媒伏擊,故此新聞處總部每天都會就各大備受爭議的事項聯繫各司局負責人,制定一份「回應口徑」,確保各人統一口徑,避免互相矛盾。像上述橫洲公屋發展上「我你她」的各自表述,實屬罕見。但是對政治倫常的最大創傷,是3人已貌不合、神已離。以曾俊華來說,既然擔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則不論有否出席橫洲發展專責小組會議,都不能這樣劃清界線,置身事外。而政務司長統籌跨部門工作,亦豈能拋下一句「這是行政長官負責的,那是財政司長負責的」?中央或要在三巨頭中取其一兩位司長如果心繫特首競選而對目前工作無心戀戰,那為何不乾脆辭職呢?上屆特首選舉的時間表和今屆相差只是一天。上屆是2012年3月25日;今屆是2017年3月26日。1200人的選委會選舉則兩屆都在12月11日舉行。有報道說曾俊華司長將於10月初辭職,如他欲參選,時間上亦不容再拖。林鄭月娥則剛於中秋節低調私人訪京,時間上和梁振英上屆辭職前訪京差不多,難免令人產生聯想。但她/他都在等,等中央的綠燈。但和5年前不同,今天本港政局較5年前複雜得多,政改一役及佔中後遺症改寫了香港政治格局,重塑了不少港人心態,嚴重削弱公眾對一切公權力的遵循。5年前亦沒有立法會選舉,今屆立法會多了第3股力量,議會還未開鑼,已有橫洲事件的開幕式,加上國際局勢風雲詭異、香港社會躁動不安。當現屆政府最需要上下一心全力處理議會內外的嚴峻局面時,何堪三大巨頭神貌俱離?於是中央在兩位司長中只可以二取其一,勸退一司,讓留守司扮演定海神針,將來論功行賞。而另一位不被勸退的,是時候辭職了。中央亦可能要在三巨頭中3取其一,因為還有其他有志之士如曾鈺成、葉劉淑儀等。否則最終3人入閘,各有實力,最後勝出者亦難逃低票慘勝。已是小圈子選舉,豈容勝出者的認受性進一步受損。下任特首務須重啟政改曾鈺成、葉劉淑儀兩位則毋須面對辭職的迫切性。尤其是葉劉淑儀,她在上屆早於2011年9月便表示有意問鼎,到12月中正式宣布棄選,其後選情風雲突變,她於2個月後(2012年2月20日)又正式宣布參選,並發出言詞懇切的《給選委的信——我孤軍作戰的意義》,但數天之後,於選舉提名截止時拿不到150個選委提名,以酸溜溜的「無鐵票、無欽點、無後台」來結束其競選。上屆的深刻教訓,應該讓她在今屆選舉「去與不去、如何去」的操作上更加成熟。無論誰人勝出,明年特首選舉必須是最後一屆小圈子選舉。香港人的民主意識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已不容許再小圈子下去。下任特首務須重啟政改,並盡早落實,讓港人有充分時間迎接2022年全民普選特首。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4日) 梁振英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曾俊華 特首跑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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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急需的第四創:政治創新

科技創新讓我們嘆為觀止,我們的政治制度卻基本上停留在公元500年前希臘的民主思維框框。一國兩制給了香港史無前例的政治創新機會,但我們沒有把這個政治創新的概念化為讓全港市民欣喜、全球國家驚歎的新政治典範,實在愧對港人。香港民主意識高企,政治制度落後,管治能力下滑,貧富懸殊加劇,市民不滿升溫。現行政治制度的不堪,已經寫在我們的額頭上,照照鏡子便可以見到。政改一役,給了全港市民一個世紀大失望。那麼在政改以外的所有民生範疇都應該給全港市民一些驚喜作為慰藉吧。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什麼?沒有。於是有了佔中,有旺角騷亂,有立法會選舉本土派的高票當選。政府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太多了。改善民生要講錢。《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這方面財爺完全不合格。政府每年財政預算都有數以百億元的盈餘,年復一年財政收入遠超過財政支出,這是明顯有違基本法「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規定。政府到下年度的財政儲備會高達8700億元,另外還有高達28300億元外匯儲備。這還不夠,財爺今年還撥出2200億元作為「未來基金」!未來基金的用意就是投資未來。但財爺卻是把錢鎖起來,然後誤導市民叫這筆錢為「未來基金」。可借鑑西歐「電子化民主」未來基金如何投資於未來?既然財爺只習慣於「派糖」的短視動作,如何善用未來基金,還是交由民間智慧去決定。「電子化民主」在西歐國家已有成功先例,香港大可借鑑。例如由政府開闢網上平台,然後邀請全港市民就福利、醫療健康、退休保障、扶貧濟困、教育等社會民生問題提出他們心目中的希望工程,並提出理據。在百花齊放的局面下,最緊貼民情、深得民心的希望工程自然會贏得最多人支持。這是讓港人直接參與2000億元公共資源的調配。這既是財政創新,亦是政治創新。財政創新就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容許港人直接參與資源分配。政治創新,就是充分利用資訊科技,讓市民直接參與民主過程。這是較投票選舉立法會議員更直接的民主參與,因為選舉立法會議員只不過是選出代議士,代替市民行使立法會議員的職責。香港現行的政治制度,是傳統的代議政制。但是隨着資訊科技可以將個人的影響力無限放大,加上現行制度的不足,政改方案又不獲通過,市民直接參政的意願急劇膨脹。雨後春筍般的新興政治團體和參政人士,顯示了市民對直接參政的強烈意願。這些是自發的參政活動,而政府應該做的,是搭建制度上的平台,讓公眾直接參政能夠制度化。市民直接參政機會愈多,政治的成熟度愈高,這有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政府應在核心價值上狠下工夫上述只是政治創新的一個例子。香港民主進程受挫,政府便應該在香港其他的核心價值上狠下工夫。例如新聞自由、公平公義等。社會上一旦出現損害新聞自由的個案,政府便要馬上高調地介入,確保新聞自由不受打壓,就是要挺身面對中央,也在所不惜。銅鑼灣書店事件其實是讓市民看到梁振英政府無畏無懼面對中央的好機會。同樣道理,以特區政府儲備之豐厚,對弱勢社群作出最大援助是輕而易舉。社會上每一宗有違公義的個案,都是讓政府以創新思維大顯身手的機會。政治上要不斷創新,才能跟上市民的期望。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政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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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機場!

美國官員說:這是美國飛機、這是美國總統!中方人員回應說:這是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的機場!回敬得對仗工整、平仄相合。不愧是杭州,有文化水平,吵也要吵得合乎「文化古都」的美名。外媒則沒有這樣客氣,形容事件為中方官員對美方「大聲吼叫」、「咆哮」等。更有西方傳媒把美國總統奧巴馬抵達杭州出席G20(20國集團)峰會時中美雙方人員在停機坪就美國記者採訪安排問題上發生的小爭執,提升到外交事件的高度,將這段小插曲放大為中美「交惡」的縮影。美國記者來華從來是大事美國記者來華採訪從來是大事。他們的報道,不但是歷史的初稿,更可以影響政府政策、塑造民意、改變歷史的軌迹。我曾在北京大學校園「一塔湖圖」的未名湖畔憑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之墓。斯諾堪稱美國來華記者第一人,他於1937年出版的的巨著《西行漫記》成為美國暢銷書,讓無數美國知識分子認識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和革命運動。斯諾於1928年來華,在中國住了13年,訪問過毛澤東、周恩來,在「革命聖地」延安做過深入報道,亦採訪過被日軍蹂躪的南京,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一道重要窗口。由於他與共產黨交往甚密,被質疑他新聞報道的客觀性。他答辯說:在這國際大災難面前,無人能夠保持中立,就如身陷鼠疫地區的人不可能面對大群老鼠而保持中立,你必須在「助長老鼠」與「消滅鼠群」中二選其一。1941年國民黨取締他的記者權,斯諾被迫回美。二戰後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他由於生活艱難,遷居瑞士,其後數次訪華。1970年中國還是鎖國政策時他訪華期間獲毛澤東告知:中國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他其後在美國雜誌的文章發放該信息,美國政府跟進。1972年2月尼克遜訪華,成為兩國關係轉折點。在同一時期,斯諾癌症病逝,他的遺孀依其遺願,將一半骨灰埋葬於北大未名湖畔,另一半留美。斯諾曾於1934至1937年在北大前身燕京大學教授新聞學。未名湖畔的墓碑刻上「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 埃德加.斯諾之墓」。斯諾的遺孀路易絲曾多次訪問中國,每次都獲國賓級招待。但1989年天安門民運後,路易絲籌款接濟「天安門母親」,在北京受阻,曾一度威脅要取回亡夫在未名湖畔的骨灰以示抗議。她接受《時代》周刊訪問時說:未名湖畔碑上的字裏面,最重要的是「人民」這兩個字。與斯諾同期的另一名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是賽珍珠女士。她在中國長大,對中國有濃烈的鄉土感情。1931年當斯諾還在北京努力筆耕時,賽珍珠已出了她的巨著《大地》,是她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時寫的。《大地》為她贏得普立茲獎,並於1938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是唯一兼獲這兩項大獎的女作家。她也是第一個把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全本翻譯成英文的才女。《水滸傳》單是書名已考起翻譯大家,她的英文版書名是All Men Are Brothers,點出《水滸傳》中「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義。這份文采、這份完全背離原文卻又最能緊貼原意的神來之筆,令我拍案叫絕。在1930年代江山蒙塵的蒼茫大地,斯諾和賽珍珠有無相遇?我的考究並無發現這方面的資料,卻發現一代才女賽珍珠和風流倜儻的詩人才子徐志摩曾在金陵偶遇,為賽珍珠帶了一段鬱鬱苦戀。徐志摩就是寫下「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萬人迷。賽珍珠比徐志摩大4歲。身邊美女如雲的徐志摩欲追求氣質超凡、才情出眾的林徽因(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中國國徽的設計者),但當時林徽因已和梁啓超之子梁思成拍拖,風流才子徐志摩未能得手。當賽珍珠還在應否向詩人示愛的痛苦中掙扎時,徐志摩漫不經意的向她揮一揮衣袖,與名媛陸小曼宣布婚事。另一名與他們同期而其後於麻省理工任教的美國記者Harold Isaacs在他的著作Scratches on Our Minds中說:他於1950年代曾採訪多名美國高官、傳媒、商界領袖等,他們均深受賽珍珠筆下中國人物的影響。最令人出奇的是,儘管經過韓戰、越戰和文革,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絲毫不減。這是賽珍珠對中國的傑出貢獻。賽珍珠於1973年在美國逝世。墓碑上沒有一個英文字,只有3個中文字:賽珍珠。3個中文字,歸納了她的一生。歷史擴闊我們的視野我從書櫃找回封塵的《西行漫記》和《大地》兩書。看到作者在書中的照片,均是神情憂鬱,是中國的苦難帶給他們的憂鬱。那個年代拍的照片是一律沒有笑容的。兩本發黃的一代巨著,今天這世代沒人會看。我懷疑自己當年也只是匆匆看過。但是這兩位作者所構成的歷史碎片,今天仍然有啓發性。歷史擴闊了我們的視野:美國人民仍然是我們的朋友,今天來訪的美國記者裏可能會有另一個「斯諾」、另一個「賽珍珠」。這是我們的機場,你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我們歡迎你!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9月10日《明報》觀點版 美國 國際關係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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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史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香港人自小所讀的歷史初稿,和13億人民所讀的截然不同;潛而默化下所形成的人生觀、國家觀、民族觀亦自然不同。香港在回歸前回歸後,與內地人民一直讀着兩套迥然不同的歷史。歷史的初稿如是,歷史的定稿亦然。在「一國兩史」下叫香港年輕人認識國家,從何認識?鑑古知今,以何為鑑?一國兩史三罕見香港的一國兩制,未有先例。香港中史教育的「一國兩史」,同樣世間罕有。除了「一個國家兩套歷史」為世罕有之外,香港中史教育課程中多達三分之二的內容是古代史,其所佔比例之重,世間罕有。餘下三分之一的近現代史,包含由清朝到2000年。3年中史課程的最後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這是認識國家的重要課程,但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就是老師只教到戰後或1949年「新中國」成立便停止,不教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我們歷史教育對國家現代史的輕視,世間罕見。此外,世界各地的歷史教育,包括中國內地,一般就只有一科歷史。國家歷史是歷史科的一部分。國家歷史可以與世界史或地區史交織學習、融會貫通;亦可以讓國家史自成篇章,成為世界史教材一部分。香港卻是將中史和世界史獨立分科。此亦世間罕見。在「一國兩史三罕見」之下,香港學生對自己國家歷史的認識愈來愈淺。清朝學人龔自珍曾說:「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這說法誇張了,因為歷史的軌迹證明了通常是「國亡」則「史滅」。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國民軍在抗日時期悲壯的歷史在國內便被淡化處理。此乃一例。但是「滅其史」雖不至亡國,仍然危害深遠。香港是一例。由缺乏認識到缺乏認同殖民地年代香港的中史教育,暴露了英國人雙重性格的偽善。英國一方面要在殖民地搜盡刮絕,同時誠心維持西方的文明形態。他們在本國注重歷史,在管治香港殖民地時也注重歷史,但注重得狡獪。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中史獨立成科,但課程設計目的不是要培養學生鑑古識今、看透大局、認識國家,而是要學生從三皇五帝開始,生吞硬記每個朝代、不同年號。讀中史成為死記舊事,扼殺學生對中史的興趣和對國家的認識。殖民地時代歷史教育的重古輕今,延續至今。香港回歸後,中史教育理應改善,讓香港學生將來當家作主參與管治香港時,亦了解自己的國家。2001年中學課程改革,以往課程裏中史並非必修,但獨立成科。課程改革後,每間學校可以按學生所需,以3個不同方法教授中史:其一是繼續將中史獨立成科;其二是將中史與世界歷史合併,成為「歷史科」;其三是將中史的內容,分散納入綜合人文科。學生必須從這3科中選一,故此在一定程度上會接觸到中史。中史從此便由「獨立成科」,變為「非獨立成科但必修」。5000年中國歷史浩蕩長河,殖民地時代把每一個朝代死記硬背式的教育是因政治動機而預設的失敗。回歸後教育局優化中史課程,實屬應該。但改革後中史科依然失敗,報讀人數持續下跌。2000年中學會考有約4萬學生報考中史,上月初放榜的中學文憑試報考中史的學校考生只得6356人,選修比率只有11%。雖然中學文憑試與中學會考因選科數目不同,難以直接比較,但修讀中史人數持續下跌,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國內,高中歷史是必修科,修讀的比率為百分之百。香港的中史教育的萎縮,導致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缺乏認識。由缺乏認識進而到缺乏認同。今天觀察支持港獨的年齡層,會發現他們大部分是屬於「中史萎縮代」。歷史是我們的集體回憶歷史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不知歷史,就是集體失憶。個人患了失憶症,會忘記了家、忘記了家人;集體患了失憶症,便忘記了國家、忘記了民族。稱呼人家是「蝗蟲」時,忘記了自己是「蝗蟲」的後代;稱呼人家為「強國人」時,忘記了祖父母輩做「弱國人」時的悲慘;厭惡共產黨的貪腐時,忘記了香港更貪腐的1970年代,大批警員衝擊廉署總部,以兵變逼政府特赦貪官。香港人並非天生文明,人民步向文明,自有其過程;社會進步,有其步伐。我們有時走在文明前頭、有時墮後。歷史的眼光讓我們把來龍去脈看個明白。有了明白,瞻前時不會盲從、顧後時會學懂寬容。歷史教育應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今天,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我們歷史教育更應全球化,把香港史、中國史和世界史三者連結一起並行學習, 縱橫比較,融會貫通。例如當英國人以《大憲章》約制國王權力時、美國頒布憲法以三權分立制衡行政機關權力時,中國則透過諫官、言官來制約皇帝的權力。明朝的言官就是不怕罵皇帝,罵得偏激,才顯出自己存在的價值。歷史佐證了言論自由確實是貫穿中西古今的普世價值。以縱橫比較方式去探索鴉片戰爭前中外經濟,學生會驚歎當時中國經濟已是全球第一,出口遠超進口。今天美國以大量印鈔的「量寬」方法來解決與中國的貿易負差,當年英國沒有這個金融工具,於是用鴉片為量寬以應付貿易負差。這樣古今中外的探索,才能讓歷史趣味盎然,啓發學生思考。國家民族苦難 怎可不嘗試去體悟?我們的香港,就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國家民族過去150多年經歷了長期的苦難、無窮的屈辱。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抗日戰爭、南京大屠殺、國共內戰、大饑荒、十年文革、六四、改革開放,這段歷史,作為中國人怎可不嘗試去體悟?今天人民剛剛踏上小康之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還需要努力,從當年被日本的蹂躪,到今天對日本的超越,靠的是數億人民放棄了青春,因為他們的青春是在艱苦和犧牲中奔過。他們的犧牲讓今天的青年享受到青春的幸福。今天青年的幸福是可以天真無邪無畏無懼大叫大嚷「香港獨立」,因為他們沒有歷史的承傳。這能怪誰?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5日) 教育 歷史 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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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出街畀人打!

「老竇!唔好再寫咁嘅嘢,因住出街畀人打!」這是3年前女兒看完我寫政論文章後的忠告。看見她蹙着雙眉一面嚴肅,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你估係黑社會呀?乜都講打。」周日在網上看見梁天琦和一名記者在太古站港鐵大堂扭打一團的片段,突然想起女兒「因住畀人打」的忠告,但這次我再也笑不出來。香港的政治撕裂淪落到黑社會的層次,動不動就打人。畸形滑稽,但一點不可笑。這不是建制派和激進派間的撕裂黑社會其實更文明。他們「開片」是因為爭地盤、爭生意、爭女、爭錢,都是社團賴以生存的「民生議題」。如果只是因為政見不同,他們一定會「互爆一論粗」,然後以和為貴、互攬膊頭,一笑泯恩仇。香港大學畢業生和新聞記者竟然可以因為政治爭議而扭打一團,網民可以因此而用最鄙劣的謾罵和起底,香港是什麼時候墮落至此?這不是建制派和激進派之間的撕裂,而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撕裂、是仇恨和寬容之間的撕裂。我們因為政見不同而產生暴戾,因暴戾而導致流血衝突。短短3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野蠻,今天已變成日常生活平常事。但每一個曾經受到暴力侵犯的人都知道,暴力一點也不平常。我曾經被輕微的暴力擊倒仆在地上,然後背部再捱了一腳。劇痛時眼球緊貼地面看到的塵土是這樣清澈,感覺就像人歸塵土,令我畢生難忘。暴力不容美化。暴力的常規化是特區政府和政治領袖必須面對和急須解決的問題,亦是每一名政治參與者都應該反思的問題,包括梁天琦。面對群眾時,梁天琦以哲學式的滑舌作為鼓吹暴力的理論依據,一句「抗爭無底線」,釋放了政治「憤青」無數的暴戾。面對警隊時梁天琦張揚得意氣風發,因為警隊使用的是威懾力和武力,不是暴力。這為個人安全提供了起碼的保障。但鼓吹暴力者,難免面對暴力。太古站的扭打片段看到梁天琦被逼到牆邊時,他左手微曲及胸,是突然轉身然後來一記左勾拳的好機會。我心中大叫:不要出拳,因為這拳一出,該兩名港鐵員工將無法控制場面,暴力馬上升級。與他扭打的記者曾把梁天琦拉得團團轉然後仆倒,公式化的暴力鏡頭會馬上以腳猛力踢向梁天琦的俊面,踢得他血流披面。我心中大叫:不要起腳,因為這腳一踢,便超出了文人扭打的暴力底線。梁天琦當時面孔貼地對正該記者隨時踢他的雙腳時,他心中是不是希望暴力應該有底線?香港需要政府推動和解彈丸香港,不像非洲敵對部落分隔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港獨分子的鄰居可能住了一批尚武的反獨人士。在擠迫的港鐵車廂裏本土派的勇武者可能與反獨的愛港力量狹路相逢。他們會動武嗎?充滿火藥味的香港,需要政府推動政治和解。和解的第一步,亦是最起碼的一步,是各方絕對遵從以法律及政治程序、非暴力地解決一切紛爭。政府以及政治領袖需要扮演主導角色,杜絕一切暴力及挑釁行為。這是最起碼的標準,否則香港便會由文明走向野蠻。這也是各方各派為生存而需要作出的政治妥協。和解的更高層次,是各方面誠心尊重持相反立場的人士,誠心確認每個人都有忠於自己意見的權利。這是發自內心的互讓互諒,而非為免於暴力而作出的妥協。能夠做到這個層次,香港才有機會團結一致。香港現在沒有團結的條件;但是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否則香港便會向暴戾暴力沉淪下去,到時,每一個政治人物一旦踏出家門,便要小心翼翼,「因住畀人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0日) 暴力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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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七分之一

每7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支持「全面由中國直接管治香港」。這項發現,來得有點突然,叫人措手不及。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上月底發表的民調結果。按這項調查,只要打正紅旗號鼓吹國家全面接收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下,於下月立法會選舉應該可以穩取每區一席。該項調查亦發現:每6個港人之中就有一人支持港獨;有七成人支持香港維持一國兩制;超過八成人不認為香港獨立會發生。這六分之一支持港獨者、七成擁護一國兩制者,以及逾八成不信港獨成事者,都被傳媒大書特書。所有主流傳媒均按其政治立場分別以「六分之一」或「七成」或「逾八成」作為標題。但支持「中國全面直接管治香港」的七分之一市民則被遺忘了,只有數份報章在內文輕輕帶過。何解?從新聞角度來說,港獨經過近年的一輪360度炒作,在年輕人之間開始發酵,故此獲得17.4%港人支持,並不令人大感意外。但支持「中國全面直接管治香港」,則不論回歸前或回歸後,都屬政治禁忌,從未被宣揚過,亦不曾被炒作過,但居然可以吸引13.8%受訪者支持,則是頗為令人詫異和費解的新聞。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接管香港」未經傳媒炒作、未經評論員的詳盡分析、未經網上瘋傳、未經議會的嚴肅辯論、未經大學學生會的批判、未經街頭的熱血洗禮,但居然可以默默無聲的吸引了七分之一的支持者,有理由相信這些支持者是經過獨立和批判性思考而作出的政治取態。這是最堅實的支持。中間溫和派縮小 極端主義膨脹傳媒為何不報道這股新興力量?傳媒的報道講求客觀、持平、準確,而三者相加並不等同中立。本港傳媒多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故此他們在報道這類民調新聞的時候,自然會各取所需,以配合他們的立場。親泛民的報章,自然會突顯「17%受訪者支持港獨」,而親中或親建制報章自然聚焦於「七成人支持維持一國兩制」。在各大報章中沒有一份在標題突出有七分之一受訪者支持「中國直接管治香港」。親中和親建制報章不突顯這點,因為這有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策。而親泛民報章亦當然不會突顯這點,而且七分之六的港人都不會希望國家直接管治香港,因為國家的言論自由、法治精神等仍然有待完善。在隨機抽樣的民調中,受訪者回應的數據,總以常態分佈,亦即是以聖誕鐘形態的曲線分佈。常態分佈左右兩端代表採取極端立場的回應,通常只佔整體受訪者幾個百分點(當然亦要視乎鐘形曲線是高瘦形還是扁平形)。「支持獨立」和「支持中國全面接管」都是明顯的極端回應,而兩者相加超過30%,是相當高的數值,顯示民意兩極的膨脹。莫說回歸前,就是佔中前,也從沒有人公開鼓吹港獨或支持國家全面接管香港。但今天兩者相加竟然高逾30%,突顯了中間溫和派的縮小和極端主義的膨脹。支持港獨受訪者的輪廓較為有迹可尋。該項調查發現港獨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而教育水平愈高的愈趨向支持港獨。至於七分之一支持「中國直接管治香港」的受訪者,他們較多認同自己是親中派;他們之中亦可能有較多新移民。每天持單程證來港的限額是150名,每年便是5.4萬人。雖然這幾年限額並無用盡,但每年仍有4萬多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回歸19年便已達80萬新移民。他們來港定居,但對國家認同感會較強。他們反感港獨分子而作出「中國全面接管香港」的抗議回應亦可理解。當然也有例外,如梁天琦雖然從內地來港,但卻支持港獨。有論者分析指政府的強硬措施觸發了港獨意識;但物極必反,港獨意識亦會導致「中國全面接管香港」的民意反彈。香港就是這樣撕裂的。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2日) 愛國 一國兩制 港獨 一國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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