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

我掙扎了一會,才決定用文字紀錄昨晚的情況。我不是Nobody,但無論你對我有什麼印象,這個經歷是真實地發生在我身上。昨晚,我在香港大學U- Street的小食店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一. 小食店內的風波〉手錶上的指針踏在十時二十分的位置,我站在小食店的檔口前,等候姨姨淥熟那墨魚丸加芝心丸米粉。站在我左前方的是一個身形胖胖的同學,緊隨其後的兩位,我其實沒有留意到,直至胖同學向他右邊說了句:「你仲夠膽黎呀?仆街!」當時我以為他們倆是相識的同學,只是一個小爭執。(其後幾句我不記得完整句子,內容大概如下)「講緊你啊,大陸人!」「屌你老母!」右邊的兩位同學背向我,我看不到他們的臉孔,我只看到他們頭轉向胖同學,沒有出聲。「你做乜撚野係度呀?呢度唔係你既地方呀!返大陸啦!」那時候我已經意識到他們是不相識的,而我正在目擊其中一人在辱罵對方。胖同學此時已經完全把身轉向右邊的兩個大陸同學,我清晰地看到他整個樣子。他背著一個有掛飾的背包,額頭青筋暴露地向著他們咆哮:「屌你老母!侵略者!」我的腦袋閃過美國ABC電視台的老牌社會實驗節目 “What would you do?”,心裡暗希望這只是一場真人騷。可是,胖同學依然連珠炮發地咒罵,我終於忍不住說了一句:「你好喇喎,你點可以咁樣講野架?」「人地而家都冇惹到你,人地過黎買野食姐。」胖同學這時候更加激動,手指著兩個大陸同學:「咩冇野呀?佢成個民族有野呀!侵略香港!侵略者!」我繼續跟他理論:「你識唔識尊重人呀?不如你走啦。」「佢地係侵略者,搶哂我地啲學位!」「你聽我講啦,佢地只係普通學生黎。香港學生係有一個固定學額,而每間院校亦有另一個固定的國際生學額,國際生學額有幾多係影響唔到香港學生有幾多學位架。」「你啲你係香港人定中國人呀?做咩要幫住佢地?我地香港人有納稅架!」這句說話刺傷我的心,我是香港人,介入不等於我維護另一處的人。「人地過黎讀書,都要十幾萬學費,係貴我地本地人幾倍既。」「點同呀?我地有納稅,我地應得教育權利呀!佢地冇呀!」僵持了一會,胖同學拿起他的出前一丁外賣,轉身向門口走去。我望向前方,見到中國同學B手持電話把整個過程拍下。怎料胖同學經過他身旁時,一手打在B身上,B的電話頓時飛彈至兩米以外的地上。我立刻大喝了一聲,而B亦追上去,中國同學A卻把B截住,胖同學消失在視線外。定了神後,中國同學用廣東話跟我說謝謝,我回答:「請別理會他,大部份同學也不是這樣想的。」可是,我知道這不是事實。事實是,香港人對中國的仇恨日益增加,昨晚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單一事件。然後,我跟B說:「我的身份有點尷尬,如果可以請不要把剛才的片段放上網上,謝謝。」因為我知道,若片段放了網上,我也許就會成為眾矢之的,遭人咒罵楊政賢這個「左膠」在出賣香港。〈二. 我恨我自己〉踏出小食店的那刻,我真的很難受,眼框充滿淚水。但是,我還有一個會議要開,所以我深呼吸一下,然後回到上層的學生會。就像沒有事發生過,我回到會議室繼續開會,儘管整個思緒已經被剛才的事佔據著。中港矛盾,在街頭已見慣見熟;在港大看到無緣無故的衝突,倒是頭一遭。會議中途,突然有人拿出電腦播出上水反水貨客的示威,片段不斷聽到兩邊的人在互罵「屌你老母」,好像重演剛才的情況,我差點在十多人面前哭了出來。然後會議結束,我跟同學道別後,隻身乘搭電梯到香港大學地鐵站。那時候我終於決堤了,由那條通往月台的走廊開始,到列車開到佐敦站,總共哭濕了一包紙巾。幸好那時候已經凌晨十二時多,沒有太多人留意到我。傷心,不足以形容那時候我心情,更像痛得胸口撕開兩半,因為不知不覺間,我城已經充滿那麼多仇恨與衝突。可是,我更恨的是自己。我恨自己不能好好地解決那時候的衝突。朋友都知道,我不是個怕吵架的人。通常愈吵我就愈強硬,例如在警署內受辱的話一定會臭罵對方。但昨晚的我,實在不想將胖同學當成敵人,臭罵他一番。「搶資源」、「搶學位」、「大陸人」,胖同學之所以仇恨他眼前的中國同學,大概不是因為他本質上就是種族主義者,而是他這些年來的生活經驗、以及接收的資訊令他認為中國人就是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我諒解他的看法,因此我不能也不會當他是敵人般罵他。但我依然恨自己。讀了四年的政治學、社會理論、道德哲學、再加半年的人權法,我竟然不能用好的理由來緩和對方的憤怒。竟然,繼續用對方付了三倍學費這些理由嘗試說服他。我是因為他們有準時交學費,沒做錯所以介入嗎?其實不是。我回想在小食店那刻,我出聲阻止胖同學繼續侮辱對方,是因為我覺得那兩個中國同學是無辜的,也因為我怕那兩個同學會從此仇恨香港人起來,加入中國國家及民族主義的狂潮中。我憂慮這種仇恨會在兩個群體慢慢蔓延,自我預言地令兩個群體成為敵人,互相攻擊。我不想見到我愛的城市陷入這種狀態中,因此我介入了這場爭執。香港這城市活在驚恐、燥動當中,我們怕堅守的價值會被中共剝奪,年輕人、小中產每日勞動卻得不到安全感,深恐老年時陷於饑寒貧困。增加學位的訴求,爭取多年而不得要領;民主政制,在警察亂棍下打散了。年前,新民主同盟爭取過削減國際生學額,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可以驅使政府增加多些本地生學額。結果呢?政府毫無回應,不了了之。中共太遙遠無法即時撼動;香港政府每每跟市民作對,將它的責任轉化為民間的矛盾。水貨客問題,政府解決不了嗎?不是,它只是不執法,然後迫使市民用自己的方式去宣泄憤怒,再用輿論去製造香港的亂象。所以,即使我認為胖同學辱罵的方式不對,我沒有因他燥動的來源,以及對未來的恐懼而討厭他。〈三. 仇恨是負累〉回到家,整晚未能入睡。我打開了電腦螢幕,在電影庫中開了《American History X》來看,這是一部以美國黑白種族仇恨為主題的影片,敍述主角Edward Norton由一個白人至上新納粹主義者,到殺掉兩個黑人後反思種族主義的過程。我懼怕我城終有一日會重演美國的情況。當有人因種族仇恨而互相討伐,甚至傷害他人身體時,我城就會踏入No Turning Back的階段。仇恨一旦建立,重建信任尋求共存方式將會難十倍、一百倍、一千倍。我實在不忍見到生活在香港的伙伴們會受傷、人格尊嚴遭受剝奪。電影結尾有這句:「仇恨是負累。人生太短,不要時時都以憤怒度日。」這跟《十年》其中一句共嗚:「呢幾年我地出現得最多既係陰謀論,失去既係彼此信任。」我城活在仇恨,仇恨的對象不只限香港與中國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陣營、派系亦在互相討伐。雙方互相討伐、挖苦、嘲笑、攻擊,而且逐步升級中。我曾經也喜愛討伐和挖苦別人,但在雨革後數個月,我覺得這種方式實在走不下去了。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對方是左膠右膠本土膠共諜,背後是因為我們真的認識或目擊過對方的行為,還是我們接收過某類訊息下便促促下結論嗎?即使我們覺得彼此立場不同,就是否一定要以討伐的方式互相攻擊,毫無互相了解的餘地嗎?仇恨對方,是能令情況變得更好,還是更壞?在港大讀書的這半年,我遇到不同的人。過往班上只有香港同學,而且有同學來自東南亞、歐洲、中國等地。有些是難民,有些是來自專制國家,這些接觸打破了我過往對那些地方刻板的認知。這數星期的港大保衛戰,我與被歸類為本土派的同學一同相討、衝擊。不多不少也令我對他們認識深了,知道彼此其實可以溝通,其實可以共存。宏大的政治藍圖與理想,去到最後都是希望人的生活能夠變好,個體能得到保障而實踐自己的路。昨晚請求中國同學不要把影片放上網,是我怕受到攻擊,做一樣自己覺得正確事情卻要遮遮掩掩,其實真的很難受。然而面對仇恨而沉默起來,這肯定會令我城變得更差。因此,我寫下這三千字,希望跟你分享我的自省。覺得我做得不對的人,不要緊,至少我嘗試跟你溝通過,而我希望能夠繼續跟你溝通。謝謝。 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中港矛盾

詳情

除了防轉軚,我們還能做什麼?

政改方案「一定要得」後,民間的政改運動應該怎走呢?中央在8‧31立場上企硬不讓,政府擬提出的方案扼殺真正選擇,以否決政改為目標是必然的。然而防止有人轉軚,不應是整場否決運動的唯一目標。政府就是要你疑神疑鬼對照上次的政改,政府這次的舉動是反常的。2010年,為了說服民主黨,政府一直都釋出政改無望的信息,甚至連建制派也被蒙在鼓裏。直到最後一刻,中聯辦才公布談判成果,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亦導致保皇黨跟車太貼車毁人亡。要否決,更要建制派付出代價2月份時,譚志源的口風由「極度悲觀」變「審慎樂觀」,中間也沒有解釋太多他們跟什麼議員有溝通、進展如何等等。一直到方案出爐前,卻竟然利用「消息人士」放風透露10多名泛民議員的撬票名單、大事鋪張進行見面、又借曾鈺成之口指有泛民核心人物願意讓步。如果中央和政府真的希望談判成事,又怎會打開口牌,迫使泛民議員都要擺出戰鬥格,與林鄭劃清界線呢?更甚的是,撬票流言一出,民間、傳媒甚至泛民間都掀起捉鬼潮。至於如何應對政改三子落區的宣傳潮?不在大家討論重點了。經過雨傘79日,通過政改已非政府首要目標,而是將政改拉倒的責任推諉在泛民上,從而打擊他們在年底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實力。既然政府的策略是增加泛民否決的成本,民間就應該令建制派要為自己支持政改而付上沉重代價。建制派固然是議會的橡皮圖章,但他們並非毫無群眾基礎的,當中間游離的選民向真普選陣營站邊時,則可削弱建制派在往後選舉的聲勢。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民間曾發動「割闌尾計劃」,罷免表現差的國民黨立委。放回香港的脈絡,針對政府及建制派有三大好處:第一,與其每天擔驚受怕泛民有人轉軚,倒不如主動進攻,即使難令建制派倒戈,最少也令他們忙到不可開交。第二,現實一點來說,任民間如何質疑某些議員,他們如果執意要出賣市民,也可以到最後一刻才露出狐狸尾巴。相反,如果火力集中在建制派和政府上,取殺雞儆猴之效,增加游離泛民轉軚的成本。第三,擬轉軚的泛民需要下台階,轉軚的時機就是「主流民意」支持袋住先。將爭奪民意定為主戰場,只要支持否決的民意還佔上風,泛民則沒有足夠的下台階。民意戰既能確保否決權,亦能對建制派及政府威信造成打擊,哪條進路較划算,相信大家都懂了。這場運動是一場政治鬥爭。第一層次是否決;第二層次是民意的爭奪:三家大學的滾動民意調查已經開始了,建制派那些充滿操作的假民調固然可以不理,學術機構的調查卻不能不理,我們需要全港性的否決運動,在鮮明的旗幟下落區宣傳,以推高支持否決率為手段。最高目標,當然是打擊建制派及政府——讓他們承受逆民意而行、盲撐政改的行為付上代價。具體而言,民間需在公共層面顯示政改方案的荒謬:邀約建制派與官員在公開論壇上辯論,讓他們公開承認自己在撐一個極低開放性的方案;效法台灣到建制派的總部抗議,迫使他們如何回應否決的主流民意,拆穿這些中共代理人的西洋鏡,最終為重奪區議會及立法會奠下基礎。作者是民陣副召集人 政改

詳情

楊政賢:罷課的震盪

佔領中環的概念初出之時,戴耀廷說過他希望參與者是四十歲以上的中產,而非以青年學子為主。佔中之所以有這目標,是因為中產階級傳統上的非政治化,為穩定現存體制的核心元素之一 。這群有樓有工有家庭的人,皆傾向維持現狀而懼怕大型社會變革,因此若連中產都被社會運動鼓動起來,例如零三七一及反國教運動,對當權者構成巨大的管治危機。然而近兩年過去,佔中渴求的中年中產不但沒有出現,就連「佔中死士」都一一淡出運動;最新的民調顯示支持佔中的一群,依然以青年人為主;七二身先士卒發起公民抗命的是學生,而非泛民或三子。可以預見,未來參與佔領中環的主力必定是年輕人,感召中產這個算盤早已打不響。今次罷課,為佔中這敞死水帶來小清新,執筆之時中大百萬大道已經擠滿近萬個大專生。與上次的罷課不同,各學系的學生都極為積極地參與行動。傳統上較少發聲的醫學生,建築學等學生都自發組成政改關注組。這些大學生,受過罷課甚至公民抗命的洗禮,培養他們對專制政府的反抗力。這批人未來成為不維穩的中產或專業人士,再配合基層運動,就能為政府帶來最大的管治危機。今次罷課的意義,不在於得到政府即時的讓步,而是啟迪不願認命,敢於抗爭的一代人,埋下社會各階層全面抗爭的伏線。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罷課

詳情

楊政賢:接受假貨才是對不住這代人

近日重讀王力雄的《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講述中共大一統與新彊維吾爾人獨立的矛盾與角力,其中說到1944年三區革命至55年成立自治區的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的將軍王震進入新彊,在烏魯木齊向維人演講:「歷史以來,從清朝到現在,滿人和漢人對新彊人很對不起。我們到新彊來的目的不是侵略,是在新彊搞社會主義,我們會回去的。」這個「我們會回去的」承諾,伴隨中共在自治區成立前以宗教及安全理由,大舉搜捕及殺害維人知識份子及宗教人士而消聲匿跡,新彊人民至今依然處於中共的鐵腕統治。繼03年基本法23條擬立法後,這個月香港人再次聽到鋪天蓋地「國家安全」的字眼,令人「頓開茅塞」明白到,原來中共可以如此赤裸、無恥地合理化假普選。劉迺強指普選客觀原則就是要國家安全,邵善波更說白一點,定義國家安全為「共產黨安全」。林鄭要求你食住一個劣等方案,張曉明拍心口指2017並非終極普選,以後還有修補的空間。一言敝之,中央就是出一張期票給香港人,若干年後兌換。然而,香港作為金融單一產業的社會,三姑六婆都應該知道,購入期票的一大前提,就是有證監會保證無人走數。那麼,有誰能保證中央不會走數呢?無。從歷史的教訓,我們就知道中共的信用評級屬於垃圾級。曾俊華昨在網址提及剛自殺身亡的演員Robin Williams,借電影《暴雨驕陽》Dead Poet Society中一句「把握今天」來勸喻香港人把握機會落實假普選,否則會令這代人付出沉重代價。有細味過Dead Poet Society一戲的人都會知道,故事就是要人打破舊有的枷鎖,追求真我理想。將這戲解讀為低頭接受現實,如果Robin Williams泉下有知,一定會非常失望。政改不是落街市買菜,也不是細路仔堆泥沙,錯了可以推倒重來。今日我們容許中央篩淨梁振英A及梁振英B供市民選擇,他日因為「國家安全」它可以在政改上寸步不讓,甚至變成一國一制的「解放區」。若干年後,我們的青年因為搞一個抗議小圈子選舉的民間公投而鋃鐺下獄,那時候責任就落在我們當初接受假貨的人身上。各項民調都顯示青年人大多支持佔中,因為我們知道中央的口頭承諾不可信,亦深明白普選的原則,絕不可以投降妥協。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若政府決意要高調打壓佔中,往後的日子就不需要幻想能夠得到新世代的民心。把握今天還有發聲的機會,九月、十月預備佔領中環。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詳情

楊政賢:楊政賢:DSE.學位

中學文憑試DSE放榜,約2.2人爭一個學位。每年傳媒對放榜的報道,不外乎追訪十優/七科5**「狀元」、某院校某神級學系的入學門檻等。每一年放榜,都成了一場廝殺,原為密友的同窗,都要在入學的鬥獸場中鬥過你死我活。這一切,看來都很合理,因為政府會跟你說,已經投放了太多資源在教育上,沒有能力或需要去增加更多學位。真的合理嗎?香港經常自誇為國際城市,卻沒有投放國際級的教育資源予大學。即使不跟入學率百分之一百的台灣相比,德國等歐洲國家都能維持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入學率;即使學界十多年的爭取,香港政府依然冥頑不靈,將入學率維持在百分之十八、九的水平。香港的工業基本上已經式微,大量人口在單一經濟結構下只能從事知識型行業。這當然不是一個健康現象,卻是實際情況。然而,政府連培養知識型經濟人才的力度亦「hea住嚟做」,只懂得在有需要時輸入外地專才,既不利香港發展獨立的經濟,亦顯示出政府為了節省社會成本而忽視培育本土學生的短視。在上述的歐洲國家,儘管不是奉行全面入讀大學的政策,卻有很多工業學校、職訓學校作為輔助,容納不同類型的學生。適合入讀大學的學生,本身就應該有做學術的潛力和興趣。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當然毋須期望所有中學畢業生都是做學術的材料,因此設立不同的職訓及技能學校,便能容納及發展不同學生的材能,使香港充滿多元的人才,而不需將所有人都拋往服務及金融的單一產業中。問題在於,DSE本身的課程設計,就是為了與大學銜接,課程的基礎以學術主導。DSE的學生比過往會考生讀多一年基礎學術,倒頭來卻只有小部分人能將6年所學的繼續應用發揮,除非大學學額增加,否則學生發展其他材能的黃金機會和青春,就是被DSE制度所浪費掉。現時考生的出路,不外乎副學士之類,副學士為的亦是銜接大學,同學讀的亦是與學術有關的課程,在銜接學位極少的情況下,大批同學亦會再次浪費時光。[caption id="attachment_26767" align="alignnone" width="333"] 考評局[/caption]我所見的香港有兩條出路,一是增加大學學額,使更多人從事生產學術的工作,以解決香港社會問題。二是認真做好職訓及工業學校的培訓,再投放資源扶持另類經濟產業,使香港經濟不至於過分單一。只要做好這兩點,學生在考試場的短暫失意,便會成為他們日後在其他領域成功的踏腳石,而非在入大學/入不了大學的死胡同路上徘佪。撰文: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詳情

楊政賢:前線警員,你上級沒告訴你的事

致前線警員,讀畢員佐級協會7.1行動聲明,實在令人瞠口結舌、驚恐萬分。如果這份聲明是反映一般前線警員的意見,即代表警員已經先入為主地認為,所有示威者和參與抗命的都是尋釁滋事的暴民。作為一個市民,我相信沒有人希望人民與前線警員處於對立的狀態。聲明將示威者描繪為暴民,顯然是為了合理化進一步的鎮壓,令諸位在執法時可以更忘我、更心安理得地使用武力。然而,你是否有想過,你之所以覺得示威者橫蠻無理,是因為你的上級在briefing時刻意避談某些細節,不停向你灌輸示威者「尋釁滋事」的形象呢?作為組織者,我們除了參與2014年7月1日1在香港島的七一遊行外,參與過其後的抗命行動外,亦參與過遊行前與警方高層的磋商。當時遊行上訴委員會已經向你的上級表明,如果遊行人數眾多,警方是有需要開放更多行車線予市民,而非令市民在銅鑼灣和灣仔堵塞逾一、兩個小時,令老人家和小孩焗至暈倒也無動於中。你很可能參與過尖沙嘴看煙花活動,撫心自問,七一遊行的人數會少得過看煙花的人嗎?三條行車線加條電車路又足夠讓市民使用嗎?造成混亂的原因,是因為地方真的不夠用,你平時乘搭港鐵時逼成沙甸魚時,也會想港鐵加開班次疏導人潮;市民要求開路,是哪碼子過份的事呢?拒絕開路,是因為你的上級覺得用盡六條行車線,等於間接承認上街的市民很多,會使梁振英和中央尷尬。告訴我,警察的職責是維護上級的面子,還是協助市民?在遮打道抗命進行時,在無數攝影機和相機的監察下,在示威者完全沒有反抗下,我們親身目擊警員粗暴的手法抬走示威者。即使新聞自由受法律的保障,我們親耳聽見你的洋人上級Douver依然在司令台上大聲警告,要在場記者在十分鐘內離開現場,否則連記者也要拘捕。傳媒作為第四權,記者不能有效監察清場的情況,這不算打壓新聞自由,什麼才算呢?沒有人想清晨八時被重案組找上門拘捕;沒有人想被捕後令家人和朋友擔驚受怕;更沒有人想背負犯法坐牢的風險。市民走上街頭、市民進行抗命,是因為這個政府太敗壞、是因為別無他選。如果你希望彰顯公義、維護法治、以法達義,那就不要成為警隊管理層的扯線娃娃。回頭是岸。撰稿: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

詳情

楊政賢:溫和派接受70萬人表態嗎?

佔中民間公投於三日內有逾七十萬人投票,距離結束的日子還有一星期,相信投票數字有望達到八、九十萬。這次是香港史上其中一次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運動,自稱泛民溫和派的議員確實需要按此調整一下心態,與市民的行動重新接軌。大家應該還記得,商討日三出了三個公民提名的方案後,泛民陣營中頓時出現反對聲音,一時說要另行組成溫和派的平台,一時又有政黨聲言要退出真普聯。公投亦不被傳媒界看好,大多批評佔中自行篩選了方案供市民選擇,或是斷言佔中已經被激進派騎劫等,低氣壓使三子開出了「不足十萬人就會道歉」的承諾,嘗試谷高投票人數。七十萬人投票,實在令一眾淡友大跌眼鏡。在大型白票或棄權運動的缺席下,幾乎可以肯定大多數市民都選擇三個公投方案中的其中一個。換言之,有超過六十,甚至七十萬名市民認為有需要爭取公民提名的方案。按立法會選舉的往績,泛民的選民約九十多萬。規模比正式選舉小的佔中公投及公民提名,依然可以動員到這批市民,便足以證明市民其實比自稱溫和派的議員走得更前。佔中,有別於溫和派一開始便幻想跟中央進行談判,而是擺明車馬是一個以抗爭向中央逼宮博弈的運動。市民支持這抗爭路徑的原因,其實離不開民間如何判斷中央對普選的反應。白皮書的發表,已經說明了中央要在普選問題上企硬。連市民亦了解到只有「激進」起來才有真普選,溫和派又何必幻想放棄公民提名,中央就會賜你一個提委會民主化的方案呢?可以預見的是,無論是中央和政府都不會承認公投結果。屆時中央又必然會拉一派打一派,擺出模稜兩可似乎可跟溫和派談判的姿態。寄語溫和派認真對待主流民意,不要誤以為市民激進,而漠視自己的過分保守了。撰文: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詳情

楊政賢:龍門任擺的白皮書

國務院的香港白皮書出版了接近一星期,港府官員及建制派人士陸續為其護航,指中央對港政策沒有大變,嘗試為其震盪降溫。昨日,曾俊華開腔,指過往香港人片面地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白皮書只是重申及完整地解說當初的草擬原意。至於法官需符「愛國愛港」的條件,則被梁愛詩解讀為「按法律及事實判案」,就已經算是愛國。曾俊華作為前港英政府的一員,當年鄧小平如何包裝「一國兩制」,相信跟所有香港市民都一樣記憶猶新。中央「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成為了那代人的集體回憶,又將回歸簡單論述成為「由香港人做港督、由英軍換做解放軍」。對於被排除於中英談判的香港人而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是他們支持回歸的最大依據,在這些原則和承諾上僭建任何的詮釋,都是失信於人的表現。筆者之所以指白皮書是中央龍門任擺之作,除了因為白皮書的僭建外,亦在於白皮書所開啟的方向。這個方向,是中央在香港進一步的人治、而非法治。白皮書的幕後寫手,有指是北京大學的強世功教授。零三七一後,中央認為有需要對香港有更整全的理解,因此調派強世功到中聯辦的研究部研究香港問題。2010年,強世功出版了《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以中央的角度去詮釋一國兩制及兩地關係的問題。書本中的觀點,跟白皮書的內容幾近完全脗合,因此,要理解白皮書的啟示和中央下一步的部署,就需要從此文本入手。對於一國兩制的性質,強世功認為基本法是中國憲法框架下與港人訂立的「社會契約」,「基本法對憲法的內容要加以限制、吸納和過濾,使其既滿足一國的要求,同時保證兩制。」依照此邏輯,基本法作為「特區小憲法」的地位,於中央眼中其實隨時可變。強世功於書中承認,「剩餘權力」、「釋法」的問題沒有在起草基本法時達成共識。然而,白皮書卻進一步任意填上這個歷史上的空白,指特區不存在剩餘權力。至於釋法,雖承認了特區法院對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但什麼是「自治範圍」,卻隨中央的意願而變動。換言之,中央下一步的行動,就是更多的釋法,甚至是直接介入香港司法。白皮書並非一條實際的法律條文,亦沒有其法律地位,但其開啟的壞先例,就是中央連法律的程序都省卻了,便審時度勢地詮釋基本法。如果錯信曾俊華之流,如果民間不能形成龐大的反對力量,香港失去法治的橋頭堡、踏入人治的時刻可謂近已。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詳情

楊政賢:龍門任擺的白皮書

國務院的香港白皮書出版了接近一星期,港府官員及建制派人士陸續為其護航,指中央對港政策沒有大變,嘗試為其震盪降溫。昨日,曾俊華開腔,指過往香港人片面地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白皮書只是重申及完整地解說當初的草擬原意。至於法官需符「愛國愛港」的條件,則被梁愛詩解讀為「按法律及事實判案」,就已經算是愛國。曾俊華作為前港英政府的一員,當年鄧小平如何包裝「一國兩制」,相信跟所有香港市民都一樣記憶猶新。中央「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成為了那代人的集體回憶,又將回歸簡單論述成為「由香港人做港督、由英軍換做解放軍」。對於被排除於中英談判的香港人而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是他們支持回歸的最大依據,在這些原則和承諾上僭建任何的詮釋,都是失信於人的表現。筆者之所以指白皮書是中央龍門任擺之作,除了因為白皮書的僭建外,亦在於白皮書所開啟的方向。這個方向,是中央在香港進一步的人治、而非法治。白皮書的幕後寫手,有指是北京大學的強世功教授。零三七一後,中央認為有需要對香港有更整全的理解,因此調派強世功到中聯辦的研究部研究香港問題。2010年,強世功出版了《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以中央的角度去詮釋一國兩制及兩地關係的問題。書本中的觀點,跟白皮書的內容幾近完全脗合,因此,要理解白皮書的啟示和中央下一步的部署,就需要從此文本入手。對於一國兩制的性質,強世功認為基本法是中國憲法框架下與港人訂立的「社會契約」,「基本法對憲法的內容要加以限制、吸納和過濾,使其既滿足一國的要求,同時保證兩制。」依照此邏輯,基本法作為「特區小憲法」的地位,於中央眼中其實隨時可變。強世功於書中承認,「剩餘權力」、「釋法」的問題沒有在起草基本法時達成共識。然而,白皮書卻進一步任意填上這個歷史上的空白,指特區不存在剩餘權力。至於釋法,雖承認了特區法院對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但什麼是「自治範圍」,卻隨中央的意願而變動。換言之,中央下一步的行動,就是更多的釋法,甚至是直接介入香港司法。白皮書並非一條實際的法律條文,亦沒有其法律地位,但其開啟的壞先例,就是中央連法律的程序都省卻了,便審時度勢地詮釋基本法。如果錯信曾俊華之流,如果民間不能形成龐大的反對力量,香港失去法治的橋頭堡、踏入人治的時刻可謂近已。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