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政賢:偽激進派

(一)六四悼念爭議的炮火延伸至昨天的城市論壇。黃洋達指支聯會和李卓人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繼續攻擊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是消耗民間力量為中共開脫。早於廿年前,已經有批評六四晚會儀式化的聲音,正反意見亦早鋪陳過,在此從略,反而是想評論一下尖沙嘴的六四集會。從參與者的紀錄,尖沙嘴的集會大概有數個值得留意的地方:會場內有很多印有熱血公民及反共標籤的旗幟;台上發言者主要為黃毓民、黃洋達及其政團的成員;以喊口號及演講為主,尾聲到廣東道示威後解散。事實勝於雄辯,六四轉場只是一場口頭上的激進,黃洋達批評支聯會喊口號行禮如儀,無助令中共倒台等指控,一一都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更差的是,尖沙嘴的集會以悼念六四之名為政團抬轎,成了政客撈政治油水的場地。在昨天的城市論壇中,李卓人反問黃洋達如何令中共倒台,黃的答覆竟然是:只要市民「相信」中共會倒台,中共便會倒台。以激進路線爭取民主本身並無問題,但激進得來要有堅實的政治主張。口頭激進派,甚至是以打擊其他社會行動者來抬高自己,只是投機主義偽激進而已。(二)經過周五佔領立法會一役,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認為有需要參考經驗防止運動騎劫。這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在過往的社會行動如反高鐵包圍立法會,亦有人發現疑似便衣警員混入人群之中;在外地的示威行動,亦有人在和平示威中攻擊警員,成為了警察鎮壓的藉口。台灣太陽花學運的經驗指出,佔領行動需要有清晰的領導層,以及在行動的初期訂下行動原則。佔中的非暴力原則已經確立了,問題反而在於領導權。在過往的行動進行時,不時會有團體攻擊領導者不夠激進,挑起內部矛盾和紛爭。這些行為無論是有心或無意,效果都只會瓦解運動的向心力。民間社會故然需要多元和互相尊重,但在行動期間,學習跟從指揮和提防內部矛盾,市民才能在這場政改運動中取得勝利。撰稿: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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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偽激進派

(一)六四悼念爭議的炮火延伸至昨天的城市論壇。黃洋達指支聯會和李卓人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繼續攻擊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是消耗民間力量為中共開脫。早於廿年前,已經有批評六四晚會儀式化的聲音,正反意見亦早鋪陳過,在此從略,反而是想評論一下尖沙嘴的六四集會。從參與者的紀錄,尖沙嘴的集會大概有數個值得留意的地方:會場內有很多印有熱血公民及反共標籤的旗幟;台上發言者主要為黃毓民、黃洋達及其政團的成員;以喊口號及演講為主,尾聲到廣東道示威後解散。事實勝於雄辯,六四轉場只是一場口頭上的激進,黃洋達批評支聯會喊口號行禮如儀,無助令中共倒台等指控,一一都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更差的是,尖沙嘴的集會以悼念六四之名為政團抬轎,成了政客撈政治油水的場地。在昨天的城市論壇中,李卓人反問黃洋達如何令中共倒台,黃的答覆竟然是:只要市民「相信」中共會倒台,中共便會倒台。以激進路線爭取民主本身並無問題,但激進得來要有堅實的政治主張。口頭激進派,甚至是以打擊其他社會行動者來抬高自己,只是投機主義偽激進而已。(二)經過周五佔領立法會一役,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認為有需要參考經驗防止運動騎劫。這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在過往的社會行動如反高鐵包圍立法會,亦有人發現疑似便衣警員混入人群之中;在外地的示威行動,亦有人在和平示威中攻擊警員,成為了警察鎮壓的藉口。台灣太陽花學運的經驗指出,佔領行動需要有清晰的領導層,以及在行動的初期訂下行動原則。佔中的非暴力原則已經確立了,問題反而在於領導權。在過往的行動進行時,不時會有團體攻擊領導者不夠激進,挑起內部矛盾和紛爭。這些行為無論是有心或無意,效果都只會瓦解運動的向心力。民間社會故然需要多元和互相尊重,但在行動期間,學習跟從指揮和提防內部矛盾,市民才能在這場政改運動中取得勝利。撰稿: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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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不明所以的六四轉場

六月,那年春夏之交的記憶再次浮現在港人的腦海之中。有別於往年,這陣子在街上除了看見支聯會呼籲市民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的宣傳外,還看見由黃毓民和黃洋達發起到尖沙嘴悼念六四的橫額,言之鑿鑿地寫著「六四轉場」。綜合他們的文章和網上言論,他們杯葛支聯會六四晚會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指控支聯會、教協及民主黨利用參與六四晚會的市民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抬轎;第二是覺得悼念六四要反共,而支聯會長久以來以行禮如儀的晚會消耗民間力量,為中共開脫,舉出「本土反共」的六旗幟云云。悼念六四的活動能夠遍地開花,不局限於某一時間地點,本來是件好事。但若程度去到攻擊其他團體而抬高自己,甚至杯葛否定六四晚會,則不得不仔細研究一下其動機和理據。支聯會中很多成員都有教協或民主黨的背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如何推論出六四晚會就是一個為政黨造勢、抬轎的場合呢?支聯會成為了平反六四、保存六四記憶的主力之一,有其歷史脈絡,將參與晚會的市民簡化為必然會受「洗腦」而支持特定政黨,是對市民認知能力的侮辱。市民廿多年堅持出席晚會,不是為了去聽一兩個政治明星的發言,而是知道,香港人要守護著維園內的燭光,用來反襯出中共的粉飾太平,使六四的抗爭精神能繼續延續下去。多年來,六四晚會的政黨元素並不強,會發言的多數是大會宣言、歷史見證人、天安門母親及學生的講話,那又何來得出晚會為政黨宣傳的結論呢?政黨在晚會的角色,多數都是在市民進入維園的必經之路擺放街站,派發自己的宣傳品和呼籲市民募捐。話說過來,呼籲「轉場」的兩位,亦是於晚會擺放籌款街站的常客。兩人批判晚會被政黨操控,卻無視自己同是政團的身位,一個是現任立法會議員,另一個亦於上屆選舉參選過,「轉場」到尖沙嘴悼念六四,又如何避免成為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苑的造勢晚會呢?第二個指控更是莫名其妙。中共至今依然十分忌諱六四事件,無論是天安門母親、李旺陽及其他民運人士,只要跟六四扯上關係的都加以大力打壓。今日更傳出政法大學的外國學生於6月3及6月4日「被旅行」的事件。六四之所以觸動中央的神經,是因為它足以動搖共產黨的認受性,而用盡方法去保存六四記憶,繼續讓六四出現在公共平台,就是其中一個反共的重要策略。要求「平反六四」並不是向當權者跪地屈膝的請求,而是對一個閃縮政權最有力的控訴,黃議員叫喊了這個口號多年,無理由不清楚當中的含意吧?至於行禮如儀的批評,其實由第一屆的晚會後已經有人提出,絕對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每年一度的儀式,當然不足於影響政局,但其重要之處,在於吸納更多運動的繼承人。六四在香港人心中有其份量,亦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政治啟蒙,以看見晚會為質疑政權、思考公義的切入點,以參與晚會為介入社會運動的序章。六四晚會是一個平台,以低門檻的參與吸納市民接觸政治,餘下鼓動市民參與政治運動的工作,公民社會各團體都需要出一分力。如果市民啟蒙過後都只是流於形式上的參與,那各團體就要反省自己的不足,而非將責任全推諉於晚會的主辦者身上了。在維園以外的地方另起爐灶,上年已經有人做過,那又如何一口咬定,今次尖沙嘴的集會不是另一個「行禮如儀、喊喊口號」的活動呢?兩人這數年在政壇都是以攻擊民主黨及其系統作為自己的定位,究竟「轉場」是否另一次政治鬥爭的舉動,實在值得思考。撰稿: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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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不明所以的六四轉場

六月,那年春夏之交的記憶再次浮現在港人的腦海之中。有別於往年,這陣子在街上除了看見支聯會呼籲市民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的宣傳外,還看見由黃毓民和黃洋達發起到尖沙嘴悼念六四的橫額,言之鑿鑿地寫著「六四轉場」。綜合他們的文章和網上言論,他們杯葛支聯會六四晚會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指控支聯會、教協及民主黨利用參與六四晚會的市民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抬轎;第二是覺得悼念六四要反共,而支聯會長久以來以行禮如儀的晚會消耗民間力量,為中共開脫,舉出「本土反共」的六旗幟云云。悼念六四的活動能夠遍地開花,不局限於某一時間地點,本來是件好事。但若程度去到攻擊其他團體而抬高自己,甚至杯葛否定六四晚會,則不得不仔細研究一下其動機和理據。支聯會中很多成員都有教協或民主黨的背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如何推論出六四晚會就是一個為政黨造勢、抬轎的場合呢?支聯會成為了平反六四、保存六四記憶的主力之一,有其歷史脈絡,將參與晚會的市民簡化為必然會受「洗腦」而支持特定政黨,是對市民認知能力的侮辱。市民廿多年堅持出席晚會,不是為了去聽一兩個政治明星的發言,而是知道,香港人要守護著維園內的燭光,用來反襯出中共的粉飾太平,使六四的抗爭精神能繼續延續下去。多年來,六四晚會的政黨元素並不強,會發言的多數是大會宣言、歷史見證人、天安門母親及學生的講話,那又何來得出晚會為政黨宣傳的結論呢?政黨在晚會的角色,多數都是在市民進入維園的必經之路擺放街站,派發自己的宣傳品和呼籲市民募捐。話說過來,呼籲「轉場」的兩位,亦是於晚會擺放籌款街站的常客。兩人批判晚會被政黨操控,卻無視自己同是政團的身位,一個是現任立法會議員,另一個亦於上屆選舉參選過,「轉場」到尖沙嘴悼念六四,又如何避免成為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苑的造勢晚會呢?第二個指控更是莫名其妙。中共至今依然十分忌諱六四事件,無論是天安門母親、李旺陽及其他民運人士,只要跟六四扯上關係的都加以大力打壓。今日更傳出政法大學的外國學生於6月3及6月4日「被旅行」的事件。六四之所以觸動中央的神經,是因為它足以動搖共產黨的認受性,而用盡方法去保存六四記憶,繼續讓六四出現在公共平台,就是其中一個反共的重要策略。要求「平反六四」並不是向當權者跪地屈膝的請求,而是對一個閃縮政權最有力的控訴,黃議員叫喊了這個口號多年,無理由不清楚當中的含意吧?至於行禮如儀的批評,其實由第一屆的晚會後已經有人提出,絕對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每年一度的儀式,當然不足於影響政局,但其重要之處,在於吸納更多運動的繼承人。六四在香港人心中有其份量,亦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政治啟蒙,以看見晚會為質疑政權、思考公義的切入點,以參與晚會為介入社會運動的序章。六四晚會是一個平台,以低門檻的參與吸納市民接觸政治,餘下鼓動市民參與政治運動的工作,公民社會各團體都需要出一分力。如果市民啟蒙過後都只是流於形式上的參與,那各團體就要反省自己的不足,而非將責任全推諉於晚會的主辦者身上了。在維園以外的地方另起爐灶,上年已經有人做過,那又如何一口咬定,今次尖沙嘴的集會不是另一個「行禮如儀、喊喊口號」的活動呢?兩人這數年在政壇都是以攻擊民主黨及其系統作為自己的定位,究竟「轉場」是否另一次政治鬥爭的舉動,實在值得思考。撰稿: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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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佔中才是和平演變契機

近來新一輪對佔中的批評,是激進派已經騎劫了佔中的平台,因此市民不應再支持佔中,以免被激進派利用演變成「暴力抗爭」。批評者如此粗疏的立論,顯然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佔中的本質及其運作的機制,這些微妙的設定與規則,使佔中不單不會被單一派騎劫,反而是和平演變的良土。佔中最高的精神和原則,就是通過商討深化討論、通過公民授權凝聚共識。這些過程本身有一定的門檻,佔中參與者需花數個小時時間與其他人討論,即使是既有立場的人亦嘗試說服其他人,才能達成共識。這個設定非一般「湊人」的政治動員,難以由單一派別的陣營動員操控。商討日(三)得出3個公民提名的方案,並不是激進派動員的結果,而是一大批市民在慎重考慮下覺得現階段應對中央篩選的最好策略。公民授權的設定,亦使佔中的領導者不任意詮釋群眾達成的共識,反而在每次重大決定前,都需要得到群眾的授權和共識。622公投,是在人大對香港日後所謂「普選」的原則一錘定音、在政府拋出政改方案前,最有機會聚合民間力量,向中央施壓的機會。沒有一次有力的施壓,沒有顯示香港人的決心,香港只會走向假普選之路,出現更多紛爭。佔中可有多次公民授權的過程,市民絕對緊貼當時的形勢,來決定佔中的方向。佔中沒有一開始便發動全面的街頭抗爭,背後就是為了令政改運動能在協商商討的氣氛下達成共識,順利促進香港的民主化。它的決策制度,都是為了可以在和平的抗爭下爭取到最適合香港的普選制。今日有言論呼籲市民不要再支持佔中及公投,客觀效果只會幫了中共打散香港人凝聚力量的機會。失去了這平台,圓滿結局的願望就更難實現了。撰稿: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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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泛民有不團結的理由嗎?

政治運動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認清你的對手,否則拳腳無眼,一下子打傷了隊友,也傷了自己陣營的元氣,讓對手有機可乘。共產黨最擅長搞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將問題轉化為民間鬥民間,然後放生了共產黨。上星期,溫和派開始向泛民議員招手,爭取支持真普聯以外的另一方案;而民主黨亦宣布將於6月22日的民間公投後停止參與真普聯的會議。在這場與中央博弈的運動中,民主派的實力本身就已經不多,再來一兩次分裂的震盪,恐怕會再次重演2010年政改的慘痛經歷。在資源與人力缺少的情況下,無論是佔領中環或泛民主派,靠的都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如果市民的力量不能凝聚,以為能以精英式的談判可以爭取到真普選,實在是一廂情願,過分樂觀。公民社會聚焦力量的前提,就是泛民主派給予市民足夠信心,令市民覺得他參與政治動員是有意義、有效果的。現時某些泛民犯下的錯誤,就是將政改運動理解成黨派之間的爭辯角力,卻看不見這些爭拗對民間的影響。市民的願景很簡單:就是爭取一個真普選,要選出心目中的候選人擔任特首,要特首有認受性去進行有效管治。將各方案貼上溫和及激進的標籤,只會令市民覺得泛民間不團結,亦會覺得隨時也會有數個泛民議員跟中央談判,通過違反市民意願的方案。泛民不能給予市民信心,市民就會對政治動員產生疑惑,反過頭來令政黨毫無籌碼在手,輸掉與中央的博弈。泛民議員於議會中掌握了否決權,但唯有是所有泛民議員都站在同一陣線、同一立場,才能抓緊這關鍵的權力。622民間公投的精神,在於市民的授權,而政黨與議員的基礎,同樣在於市民的授權,因此經過民間公投後,泛民政黨絕對不能輸打贏要,而要如實落實民意的授權,做好代議士的角色。各黨派於商討日(三)前共同推動真普聯三軌制方案,而這方案亦順利進入622公投的程序,除非有「溫和派」議員承認之前讓市民看到的「團結」只是一場戲,否則我們看不到政黨有不支持、不推動公投的理由。撰文: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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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政賢:溫和與激進的假二元

過去一個星期的政改,環繞於「溫和派」與「激進派」的路線分歧上。佔中商討日(三)選出3個含有公民提名的方案進入6‧22的全民投票,被香港2020的陳方安生指並非有真正選擇,她亦呼籲溫和派要考慮是否繼續跟激進派合作。如此的路線紛爭,只會令政改路途更加艱巨,市民面對泛民互相討伐的狀態,亦難以有信心相信,這些代議士是真的會按民意依靠來跟中央博弈。在選擇為溫和與激進路線站邊之前,有數個問題需要思考的:1. 何為溫和、何為激進?政治光譜的分佈,從來都不是固定的。政改諮詢一開始的時候,有人建議提委會只加數百個提委,是為保守;湯家驊方案,相比下又進步一點;梁愛詩提出了全票制,就成了最保守的一個;各政黨綑綁真普聯方案後,出現18學者、陳太方案,結果但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成了「激進、不理現實」的方案。相比於民建聯、工聯會的方案,陳太方案也是非常「激進」的,那麼又是否調整一下方案,變得「溫和」一點呢?2. 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普選制度?因此,「溫和」或「激進」的標籤對於政改的討論,是沒有太多的好處,只會引來更多無謂的紛爭。重點是,香港人現時需要一個怎樣的普選制度?支持公民提名的團體,認為這制度有效打破現時官商勾結、小圈子分配大多數人利益的僵局。《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第一,只有改革了政治制度,香港的中產和基層才可受惠。那麼,陳太和湯家驊方案除了用「有得同中央傾下」作賣點外,有沒有認真向市民解釋一下他們的方案會帶來什麼的政治效果呢?如果他們的制度是不能解決香港現時的困局的話,那市民又有什麼理由要接受呢?3. 為何「溫和」方案可繞過市民授權?政改連繫香港前途,在這極為重要的議題上,沒有任何政治精英或黨派應該繞過市民授權去決定採納什麼方案。佔中商討日和全民投票的設定,就是為了令「市民授權」得以彰顯,令市民可以參與其中。陳太和湯家驊經過什麼人的授權,去貶低公民提名,去捧高自己的「溫和方案」呢?對商討日結果不滿,就應該用行動顯示自己的立場亦有市民支持,作聯署也好、自己組織一次全民投票也好,而不是在沒有民意基礎上胡亂批評吧。批評要有道理,討論需要有基礎才能進行。現時你一言我一句,根本就沒有促進到泛民之間的互動,市民亦無法參與討論的過程,最後得益的,只會是無意落實普選的中央而已。撰文:民陣召集人楊政賢(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載於明報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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