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昌:補選之後 出發之前

3.11補選投票日,反對派支持者的心情猶如坐過山車,由當初寄望四席全取,到投票當日的低投票率引發四席全輸的恐慌,結果九龍西姚松炎「意外」以2419票之差落敗,四席全取既是好夢難圓,分組點票的否決權更是無法重奪。 選後網上不論主流媒體或社交平台,都主力嘗試分析九西敗因,但少有着力探究鄭泳舜的勝算。這次補選是中共十九大習近平宣布要對港澳實施「全面管治權」之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又正值全國人大通過國家正副主席可無限期連任的修憲,究竟由北京到西環如何處理這一次補選應有細心檢視的必要。 我即管將選舉結果「倒果為因」:從建制派候選人三區得票可見,很可能反映中聯辦的部署其實一直都只是瞄準九西一席而已。當反對派時刻害怕低投票率影響選情,建制派在新界東和港島其實同為低投票率所累。在新東,2016年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自由黨、侯志強和李思嫣的票數總和是200,348票,而港島區2016年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的總票數則為147,837;兩區在今次補選的得票只及2016年換屆選舉的76%和86%。然而九西一枝獨秀,2016年蔣麗芸梁美芬共得102,286票,鄭泳舜今次的得票比之還增長了5%。建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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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潰敗錄

黃毓民在網台宣佈與黃洋達和陳雲正式切割,為香港網台界提供連綿不絕的話題。黃毓民已經宣佈退出政壇,表面上他與誰交友和誰分手未必有公共性,但且看中大學生會有關六四的聲明,字裏行間全是黃毓民和陳雲的行文套路,可見黃陳二人對自命本土的年輕人影響尤在,他們兩人以及各自的教徒及信眾的動向,對預測現時雖呈渙散狀態但仍極具潛力的所謂本土派的未來發展,仍有研究價值。何況在立法會內,有位自比1:69的唯一「本土」議員──熱血公民黨主席鄭松泰,身為選民授權的代議士,昔日選舉聯盟的人事問題如何影響他的政治取態,完全值得在公共層面討論。 鄭議員的確與其他69位議員與別不同。做議員的通常都是不斷發採訪通知,不斷開記者會或出席活動,希望得到傳媒報導增加曝光,讓公眾知道他們「有做野」。但鄭譯員堪稱神隱議員,據聞他極難被記者聯絡得上,正如立場新聞在「本土派」一系列訪問當中,已敍述過相約鄭松泰訪問是如何艱難。所以媒體要他開腔說明立場可不容易,雖則他已經在臉書分享陳雲在熱血時報的新節目,取態似乎十分明確。 去年選舉之前,鄭松泰曾在網台節目聲淚俱下,說著「沒有黃毓民香港已經一國一制咗好耐」,「沒有黃毓民我們什麼都不是」,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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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計劃的政治能量

還記得年初香港跌到只有三、四度的日子?那是有人上大帽山看結霜大罵警察攔路的日子,那是陶傑嘲諷寵壞了的港孩應學芬蘭學童在風雪中上學的日子,那是周浩鼎動員老人在戶外低溫為他新界東補選造勢的日子,那應該也是戴耀廷在構思雷動計劃的日子。那些日子我剛台灣觀選回來,以香港民進黨名義邀約戴耀廷教授訪談,目的是要他加持民進黨的本土非暴力抗爭路線,然而訪談前一日他發表雷動計劃的構思,於是訪談變成一場雷動計劃的研討。最初我已向他就雷動包納那些「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提議,我說傘後組織如雨後春荀,你要判斷新成立的組織是建制還是非建制,必然引起軒然大波,因此你必須要求參與雷動的政團或候選人簽署約章,內容包括:一、為阻止梁振英連任,必須由進入立法會第一日開始,用所有手段癱瘓議會,包括點人數導致大會流會及加入所有小組委員會,直至梁振英連任失敗為止;二、提出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梁振英是否曾經意圖下令開槍射殺參與雨傘運動的市民;三、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模式和路線。頭兩點是針對新思維和民主思路等叛離泛民的偽中立派,最後一點則是針對本土派,尤其是青年新政──當時青政一副大剌剌的模樣,說你家的雷動搞得掂泛民各山頭再來找我;我說戴教授你必須將簽署非暴力抗爭確認書作為加入雷動的條件(當然當時未有「確認書」這個名詞),那波就交回青政手上。結果戴耀廷當然沒有理會我,這自然衍生出後來黃洋達黃毓民支持度高而不被雷動,但鄭松泰及遊蕙禎卻有資格被雷動的爭拗。到後期,要泛民坐下來協商名單進行初選的意圖無法實現,戴耀廷開始組織聰明選民。他曾來到花生台星期一晚的節目《搏擊會》解說他的構思,我主持另一節目《匪類監察院》緊隨其後,我在他做完節目後,當面向他要求,雷動應該在7月提名期開始之前,夾硬將所有反對派(即他口中那非常迂腐及至十九的「非建制派」)已表態出選的候選人名單,給予公眾作電子公投。如此七一就有了重點,更有機會像兩年前電子公投佔中的普選方案一樣,成為全城焦點,而且呼籲市民迫使只懂叫選民投票時顧大局自己卻各自為政不顧大局的泛民各政團被逼顧大局,如此道出市民心聲又能叫市民充權的事,必定一呼百應。但戴耀廷很清楚的表明,經歷過佔中之後,他不想當大頭做這件事,更不想被人說他有意圖做一個造皇者;他只希望建立一個平台或一套方法,由群眾去實踐。結果戴耀廷的謹小慎微胸無大志,也無法避免同路人烙下「造皇者」的罪名。關於雷動計劃在執行上出現的技術問題,由梁啟智到Tam Daniel的分析,我接近百份之一百都認同,但要用結果去否定雷動計劃的本質,我認為那是等同因噎廢食,情形就似說着非暴力抗爭「冇用」,卻又提不出其他對抗西環配票的可行辦法。要看西環配票的進化程度,對比九龍東西四年前後的得票,應該使人最為易懂,因為這兩區的需要配票的單位完全相同:九西是蔣麗芸梁美芬、九東是工聯會民建聯加謝偉俊。先看九龍西。2012年蔣麗芸得47363票,梁美芬得34548,兩者相加總票數為81911票;2016年蔣麗芸得52541票,梁美芬得49745票,兩者相加總票數為102286票。兩人的總票數增加20375票,但兩人的票數差距由12815票大減至2796票。西環只要參照九龍東模式,四年後絕對可以配票配三席回來。九龍東的情況如何?2012年黃國健得40824票,陳鑑林得47415票,謝偉俊得38546票,總票數126785票。2016年黃國健有47318票,柯創盛有51516票,謝偉俊有47527票,總票數146361票。九東這邊保王票增長19576,但配票的結果更見均勻,最高與最低得票者由四年前相差8869票,減至4198票,而黃國健和謝偉俊今次只差209票。理論上投票人數增加,配票的難度理應相應增加,但九龍東西結果顯示,西環的配票反而更見平均。更值得留意的是,西環的契仔契女們,一旦入局,票源就會只增不減,是故梁美芬謝偉俊可以千秋不滅地當選,只怕容海恩何君堯也有同等待遇。這四年間九成九政改無從說起,遊戲規則不變,中聯辦也不見得會解散,如是者,港島繼續3:3,九東維持3:2,九西進而3:3,新西繼續悲劇地5:4,新東再沒奇蹟而化為4:5,如此保王派剛好過半,議會新加坡化大功告成──面對如斯局面,卻又絕對否定雷動同時不作他想,除非是為實現「焦土」的熱普城偽本土之流,否則我實在不明有此念頭的反對派中人是何等心態。尤其是有反對派中人,跟隨已解散的熱普城的語調,譏諷辱罵戴耀廷實行的是「掌心雷動計劃」。莫說參與及響應雷動的市民並非被推上旅遊巴運到票站,所謂雷動的「掌心」號碼,好歹也是由下而上決定的。人們當然可以抨擊雷動這一套機制太過「小圈子」或不夠公開,但怎樣說戴耀廷也白紙黑字寫出了一套規程按章辦事;話說回來那些罵雷動「小圈子」的,當初正是想冷處理雷動,如果早知有那麼多市民會跟雷動投票,豈有不「冧人」落雷動之理。何況配票建議人人可提,例如我為了在九西「掃黃」,我也叫人兩票劉小麗一票譚國僑,最後沒有人聽我說,而選民跟了雷動的建議配票給游蕙禎,我是否都要向戴耀廷問罪?說到底,雷動成為某些人口中的「好心做壞事」,只因市民信任戴耀廷的人格,只有是戴耀廷提出的配票策略才有公信力,所以熱普城罵他「戴妖」,從根本否定戴耀廷的人格,才可以徹底否定雷動的本質,這是謾罵以外的合理政治計算。最可笑的是有人還搬出比例代表制的「原意」,是維護某些少數群體在政制內的聲音,那些聲音卻雷動所追求的大局「雷」走了。先不說現行的比例代表制並非港人「自決」實行,也不談論多方意見要求過改變最大餘額法,任何對1995年立法局直選還有記憶的人,都知道九七後立法會選舉的比例代表制是為民建聯度身訂造,以免再次出現像民主黨當年一黨獨大橫掃地區直選議席,更鼓勵政黨林立避免反對派形成統一的反對黨。既然制度的設立者希望見到分化,作為反對派理應返其道而行尋求團結,偏偏泛民政黨這麼多年來卻似呼應中共所設定的步調行事。現在本土民主運動只剩下立法會過半這個比落實雙普選稍為可行的目標,上策當然是有一個團結所有反對派的單一反對黨,用黨的機制制定出選名單,但這就如要曼聯明年贏歐聯冠軍一樣不切實際,那中策就是各反對派候選人願意初選,但即使成事,最後也需要雷動配票,更不用說沒有初選而單靠雷動這下策。說到最後如果你依然認為雷動計劃是隨便定候選人生死的危險武器,那就更應該繼續將這核武安放在戴耀廷手上,否則請至少提供另外三個人選,因為我再想不出另一個有號召力而在沒有實利一路受靶的情況下仍願與各方溝通為實踐經驗全無的計劃的赤純之人。如果香港民進黨在未來兩年組織壯大,可以在來屆區選大舉派人阻止保王派自動當選及如去年傘兵一般狙擊敵將,而又僥倖勝出一區半區,香港民進黨必定會將該區化為雷動區,組織當區選民配合雷動投票(其實輸了也可以做,只要我們沒派人選立法會)。如是者由區選到立法會選舉一氣呵成,雷動不再是投票日晚上八時公佈的投票指南,而是真正搶奪政權的非暴力革命過程。我謹請戴耀廷在我們打完阻止梁振英連任這場仗之後,立即開始搞十至二十次商討日D一D佢。區家麟說戴耀廷天真,朱凱迪固執,我倒覺得兩者是完整地共通:他們皆不顧嘲笑與辱罵,一步一步把自己所想堅持進行到底的人。有類似特質的人,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我找到另外有兩個──楊岳橋和鄺俊宇。這四人,錢不能收買,罵不倒又恐嚇不了,俾着我係共產黨,我也想不出任何方法可以中斷他們要繼續幹的事,所以我早前曾說,若然他們四個可以聯合起來,哪怕是搞港獨,甚至反攻大陸都可以成功。 雷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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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帶德國人去六四晚會

(編按:今年六四議論比去年熱烈,喚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反饋。轉貼文章前的一則,是游蕙禎「梅姐阿媽」論。網台評論人、新政黨負責人楊繼昌,撰文回應,先從個人經歷談起。)游蕙禎facebook截圖忘記了是七還是八年前,有一次為朋友接待一個德國人,正好是在六四那一天。我就讀的浸大,有歐洲研究系,分法文和德文兩個專科,就讀的同學需要額外多一年時間畢業,那一年就是要到法國或德國實習,因此總會認識到一些德法的朋友。在大學我有緣認識一些讀歐研的朋友,那年六四,一位以前讀德研的同學忽然有事,臨時要我代為照顧一位路過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十八九歲德國青年。我帶他去旺角廣東道的街市看紙紮舖和活雞檔,去油麻地果欄嘗試跟他解說香港的黑社會,再上金山郊野公園示範馬騮如何搶百佳膠袋。到了傍晚,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個集會,你自由活動吧。沒有親身經歷屠殺的德國人他問起原由,我話那是紀念北京天安門屠殺,而政治這回事,大部份人都不太有興趣,不能強迫你跟我去。他卻說他有興趣,而有點出奇地,我以為要為他解說一番,反而他主動對我說:六四對我們德國人很重要,正因為發生過六四,東德那邊才不敢在人群衝過柏林圍牆時開槍。就這樣我帶了他到維園,外國人好像不太耐熱,但也沒有嚷著要先走,一直留到晚會所有程序完結,之後還帶他到SOGO對面廿四小時的上海舖食粢飯豆漿。現在回想起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發現對當下的討論有重大意義──這位德國青年沒有因為晚會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認為他的參與已經妨礙了德國的民主進程或解決德國其他社會問題的進度,而且他反而認為一場離自身本土甚遠,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歷的屠殺,其實關係自身民族的興衰。曾幾何時,我以為悼念六四的文章已經不必再寫,因為再寫也無法超越兩篇宏文的高度──分別是李怡2009年的蘋果日報社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以及梁文道也是在六四廿周年所撰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李怡當日寫道:「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李怡與梁文道曾寫過什麼梁文道則說:「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毫不過時,文章當中已經超越時空回應今天諸多「本土派」的所謂論點。只是,當今的學生領袖直言,他們已經有近年各次本土抗爭運動,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再不需要出席一個「行禮如儀」的維園晚會,作為他們參與政治的出發點。好。我即管談談大家一起經歷的「政治啟蒙」。傘運與六四的莫大關連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有兩個非常接近開槍鎮壓的關口。第一次是九二八當晚,第二次是十月二日群眾包圍特首辦,而警方已將橡膠子彈運往現場,形勢促使中大、港大兩位校長到現場呼籲學生及群眾冷靜。最後,林鄭陪同梁振英見記者,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局勢才逐漸緩和。梁振英想不想開槍殺香港人?以他未當政之時已想出動防暴隊,我百分之一兆肯定他會竭盡所能實現這個宏願。但我們也很清楚,開槍殺人這個決定權,不會在他手上;他必須請示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甚至習近平本人。有什麼理由會令到習近平與一眾中央領導拒絕簽下開槍殺人的批文?第一,當然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抗爭。吃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一個垃圾桶也沒有起火,一塊商戶的櫥窗玻璃也沒有打破,那有開槍「平暴」的藉口。而另一言之成理的原因,就是六四的教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沒有指揮大軍殺敵千萬的經驗,不會像鄧小平一樣,認為殺千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不了。「再次開槍殺學生」這個歷史責任,看來是因為前車可鑑,所以習近平還是不敢擔起。另一方面,在九二八發射催淚彈後,甚至熱血公民謠傳警察已經開槍之後,在場的市民不單沒有退縮,而且有更多市民趕至灣仔地鐵站口,試圖突破防線湧向金鐘支援。十月二日晚,我其中一個whatsapp群組在討論金鐘現場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對話:「情況不尋常,男的來,女的回去。」「有細路的都回去。」「已準備出橡膠子彈,射中唔死都可能殘廢。」「能呼籲撤退嗎?」「無人會肯撤。唯有像當年木樨地一樣,為學生頂得多少就多少。」一說木樨地這個例子,我們這一輩八十後都很清楚當中含義。八九六四凌晨,天安門不是死傷最慘烈的地方,群眾為阻擋從長安街殺入廣場的屠城部隊,在木樨地堵截,為學生爭取時間撤離,所以木樨地那裏尤其死傷枕藉。2001年,我有位朋友到北京,經過木樨地,在街角的牆上,還能夠親手觸摸到那些子彈孔。說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結論,北京不敢下令開槍鎮壓雨傘運動,市民冒死上街支援佔領現場的同學,令當今自詡本土的年青人享有一番「屬於自己的抗爭經歷」作為政治啟蒙,這全是拜八九六四的亡魂所賜。否則,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年青人當日面對的是開槍鎮壓的畫面,那番體會就不再是政治啟蒙,而是給同伴收屍的經驗,或是背著滿身鮮血的同伴,跑去律敦治醫院的經驗,和嘗試將同伴的腸臟塞回腹腔的經驗。如果經歷過這些,還有多少人會在家歎著冷氣,上facebook悠閒地講「勇武」?如果真的無可救藥現在有人講「蝗蟲」,講「地獄鬼國」,講「支那人」無可救藥,但偏偏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中國人良心的頂峰。當年大陸許多人不計成敗,全力支持學生,不計個人可能付上自由和生命的代價,結果遭到無情的鎮壓。我們還未知道幾多人像李旺陽一樣,只為嘗試挺直腰骨,而在黑獄中坐穿牢底,寂寂無聞。正正是因為良心沒有回報,還換來更痛苦的餘生,一般人旁觀李旺陽等六四英魂的苦難,心智稍有不堅者,就很容易搖到鐘擺的另一端:反正這是賞惡罰善的瘋狂世界,就把心一橫做衣冠禽獸好了──所以才逐漸演變成無廉恥、無底線、無原則的「強國支那」,來香港搶奶粉搶資源,構成本土派口中壓逼香港族群的生存空間、威脅「香港人」生存的大敵。但無獨有偶,雨傘運動過後,本土和勇武的興起,其實和「強國支那」的演化如出一轍。在所謂「勇武本土」口中,和平抗爭得不到即時的「回報」,竟然就等同於講良心就一定會「蝕底」,所以不擇手段也好,無底線抗爭也好,贏得不要臉也好過沒有任何「成果」。用最自利的態度看待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抱這些想法的人,其實與他們誓不兩立的「強國支那」,血管內根本流著相同的DNA。「本土思潮」比亞視還要過氣更令人疑惑的,就是過去某些令人的尊敬的評論家,例如李怡先生和練乙錚先生,似是出於維護年青人的心態,將「本土、港獨和勇武」三者加以綑綁,講成一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思潮。首先,若然真正愛惜年青人,何以鼓勵他們為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無恥之極的梁振英,而受到傷害,甚至犠牲性命?再者,莫說「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化石,港府無法維護港人的自主和尊嚴,港人對之失望頂透,大概也只與當年德國人對威瑪共和的失望相去不遠。部份德國人開始相信問題不是來自德國人本身,而選擇相信某個人所說,是因為「外來的」猶太人。身為飽學之士,歷盡世情,應知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以暴力排外與自私自利為綱的所謂「本土思潮」,已比亞視還要過氣,與「新」或「年青」絲亳沾不上邊。他們不僅沒有循循善誘,使年青人了解希特拉是如何興起,還為不斷製造似是而非的觀點,方便他們如鸚鵡學舌地指摘別人悼念六四,難道為了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就是散播混亂、自相矛盾的價值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位我尊敬的網絡作家譚棨禧先生所言,「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生而為人,後有家,再有國,楊照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如何做人、如何處世,應該就是那些前輩所應負上的指導責任。不需人幫忙的教主、皇上和國師?現在的勇武本土派,至今從沒有回應過一個問題:假設全香港人都要建國,香港人應不應該接受別國人民的援助?如果只得香港人孤軍奮戰,這些勇武本土派,尤其他們當中的幾位「教主」、「皇上」、「國師」,又做好了多少犠牲的決心和準備?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援手,你是否也應該在別人困頓的時候扶持一把?這就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先不談當今香港人當中,會否出現一兩個勇者,能夠像丁子霖教授一般堅毅,王維林先生一般勇武,像胡佳、譚作人和浦志強一般,隨時準備好要付上失去自由、骨肉分離的代價,你不過一年當中只花一兩個小時到維園點點燭光,讀讀他們的新聞,給他們一個like,精神上支持他們繼續與共產黨鬥,如何會對香港的「建國大業」構成致命的打擊?莫說要策略地令到中共後庭失火、國內大亂,現在勇武本土派在網上到處樹敵,以攻擊六四悼念者和其他政見不同人士為樂,又如何團結全港與之一起「建國」?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偏偏香港歷史上最團結的日子,正正是1989年的4、5、6月。根據浸大前輩許澤流老師的憶述,當年同學們到樂富的文具舖,購買大量紙筆用作書寫大字報,老闆一箱一箱的抬出來,堅拒收錢。同學為了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每日收集所有報章,運到啟德機場,在離境大堂到處尋找準備返回大陸的旅客,託他們把消息帶到大陸。每次同學抱著報紙前往啟德機場,的士司機接載往返,也是堅持分文不收。香港人就是曾經團結到這種地步,是一場正正式式的全民運動,而香港當年不過500萬人,卻幾乎可以改寫當時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以至是全世界的命運。香港人曾經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若我們再次擁有這種力量,自是無所不能、無堅不摧,要建國,當非難事。但偏偏終日在鍵盤上剔剔搭搭聒噪,嚷著要建國的人,卻只不斷叫香港人和年輕一代,遺忘這種力量,遺忘香港的偉大。究竟誰是賣港賊?說到底,悼念六四就是彰顯香港自由的價值,今日已經有人要聲討我們去維園悼念六四,他朝這些人真的建立了「香港國」,又豈會忍得住不用比中共更兇暴的手段,打壓我們這些到維園悼念的人?今年的六四,已不是意識形態不同或學術論爭,當中也沒有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因為已是香港價值生死存亡的一戰。「六四,維園見」不單是過去式的悼念,而是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的最後一戰。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六四 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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