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鳴宇:大雪、小人物與命運:《暴雪將至》觀後感

犯罪電影通常有兩種敍事手法。第一種是偵探視角,敍事着重破案過程,常見於經典偵探小說的改編的電影作品,例如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裏經典的《巴斯克維爾的猎犬》和《四簽名》。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兩部已經不知被改編過多少遍的《尼羅河慘案》和《東方快車謀殺案》。第二種是罪犯視角。由於這種視角下敍事重點由破案過程轉為犯罪動機,可能的敍事內容也因而得更豐富,能給予演員更多表演機會。例如《亡命天涯》就講述了一個被陷害殺害妻子而被逼逃亡的外科醫生如何自證清白的故事。戲裏夏里遜福和湯美李鐘斯一幕又一幕的「雙雄對決」堪稱經典。另一個例子是2008上映的美劇《絶命毒師》。Bryan Lee Cranston演活了Walter White這個走頭無路的化學老師如何一步步成為大毒梟的心路歷程。這個角色也為他三次贏得艾美奬劇情類最佳男主角。 近年犯罪電影出現了第三種敍事手法,就是把敍事視角放回偵探一方,但在破案之外加入更多有關偵探人性的故事。比如說2014年評價極高的HBO電視劇《無間警探》,正如電視劇的英文劇名《True Detective》一樣。它既講述兩位警探破案的過程,但同時也一步步展現他們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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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鳴宇:國產電影試水科幻題材沒問題 但請不要學習《逆時營救》

不知道是否受到近幾年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和郝景芳先後獲得雨果奬的激勵,今年市場開始試水國產電影此前並不擅長拍攝科幻題材,比如陳正道的《記憶大師》和這篇文章將要討論的《逆時營救》。 科幻作品可以大致分為硬科幻和軟科幻兩個大類。 前者指作品在故事細節上盡可能追求科學細節和精確性,即便故事必然帶有想像的成份,這些想像至少也是有科學依據。一個例子是黑暗森林法則,這個術語因為劉慈欣的《三體》而廣為人知。黑暗森林法有兩條公理:1) 生存是文明的最根本需要; 2) 文明不斷增長和擴長,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在考慮「猜疑鏈」和「技術爆炸」兩個因素後,可以推斷出假如兩個宇宙文明相遇,只有至死方休的結局。這個法則是對物理學家費米1950年提出的所謂「費米悖論」(即假如沒有理由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為何一直無法探測到外星文明?)的一種有趣詮釋和邏輯推演。正是得益於黑暗森林法則在邏輯上的嚴謹,使《三體》成為中國硬科幻小說的經典之作。 至於所謂的軟科幻是相對於硬科幻而言,作品的 「科學性」並不是首要的考慮要求。在極端情況下, 「科學」 可以純粹只是一個故事元素,而無任何現實基礎。顯然,《逆時營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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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Aye》和漸露頭角的新加坡電影

說起新加坡,很多人立時聯想到其高效、廉潔又威權的政府。但提到新加坡文化,估計就不容易說出個所以然來了。這樣的印象和人民行動黨長久以來在「實用主義」治國理念下,不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思路有著直接關係。因此,新加坡雖然是東南亞的經濟中心,在缺乏文化輸出的情況下(試想林俊傑和孫燕姿假如沒有在位居華語音樂中心的台灣出道發唱片,今天的發展又會如何?),文化上的影響力亦遠比不上經濟成就。 音樂如此,電影情況也類似。當然我的判斷很可能是偏頗的,畢竟看過的新加坡電影數量非常有限。但就個人有限的觀影經驗來看,新加坡電影確實是比較「悶」,大多局限於探討文化認同(比如羅家英和米雪參演的《京劇小子》)、家庭倫理(比如《海南雞飯》)或針砭時弊(比如《小孩不笨》和《錢不夠用》)等幾類題材,既不是藝術電影,但商業元素又不夠,加上過於傾向描述本土風物的故事取向,沒有新加坡生活經歷的外地觀眾往往較難理解電影表達的內容(比如福建話+新加坡式英語口音的對白恐怕就讓好些觀眾感到不習慣),以上因素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新加坡電影的海外傳播。 正因為如此,看到《Pop Aye》時,可以用「驚豔」來形容。這部由新加坡新生代女導演陳敬音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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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蒼山下、荔枝碗

這是一篇三不像文章,像遊記又不是遊記,有書評但不是書評,最後還加了點時事評論。靈感產生於筆者在大理旅遊的感受,聯想到的卻是最近成為澳門城中話題的荔枝碗船廠的去留。文章前後涉及到三個元素,兩個和大理有關,剩下一個事關澳門。最終希望討論的亦是都市生活的多樣性。 阿德 阿德的真名是翟國泓,重慶人,1981年出生。他是大理著名獨立書店「海豚阿德」的老闆。書店名字源自陳升1996年專輯《Summer》裏的同名歌曲,是一首有關一條喜歡在海裏自由遨遊的海豚的歌曲。陳升在歌詞裏寫道「我的世界沒有國界/出門不用帶行李/我的朋友有很多/都有可愛的臉……我把所有煩惱/留在地上/歌聲飄到天邊/如果說還缺少什麼/該是沒有人類愚昧」。阿德確實是位追求自由和夢想的人,否則就不會辭掉穩定的媒體工作,在實體書店沒落的今天,跑到大理開這麼一家有個性的書店。書店原來的地址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上,後來因為租金上升,只好結業,搬到大理床單廠藝術區內。我去的正是這間新店。 或許是因為中國經濟起飛,都市白領需要更多的精神生活,做文化變得有利可圖,過去十年很多中國地方政府都喜歡搞所謂的藝術區。只是和北京798或上海田字坊這些藝術園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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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成龍,再見傳奇?

對於很多70後、80後來說,可能或多或少在童年時都為成龍的武打動作電影著迷過。武打動作電影可能是華語電影裏最特殊的一種類型片,它不同於純粹的動作電影,講求所謂的「真功夫」,因此入門門檻頗高。競爭亦極其殘酷。原因是因為功夫雖然有門檻,但好歹可以練。那我會功夫,你又會功夫,為何出名是你?市場競爭下,武打電影於是也得講個人風格。個人風格一旦被市場認可幾乎就等於長期飯票,可以衣食無憂了。 多年下來,公認定義了武打動作電影的武打演員也就二人。李小龍毫無爭議是第一人,他把實戰格鬥技巧帶進了電影,不但使自己成為一代巨星,同時永遠的成為了世界性的文化符號。第二人即為成龍。由於李小龍的風格實在過於經典,模仿等於沒有出路。練京劇出身的成龍於是反其道而行,不強調實戰,將武打動作變成馬戲一樣的表演套路,輔以自己擅長的翻滾攀爬技巧,開拓出自己獨特的喜劇動作風格。在和唐季禮合作的兩部《警察故事》裏,這種「成龍式」喜劇動作風格到達了頂峰,至今我也認為是成龍最好看的兩部動作電影。其中1996年的《警察故事4》票房高達五千七百多萬,是成龍票房最高的港產片。這紀錄到2001年才被周星馳的《少林足球》打破。 而促使我去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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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預視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了?

早在張藝謀的新作《長城》上映前兩個月,中國大陸知名的問答社交網站「知乎」上就有人提問「如何看待張藝謀的新電影《長城》」。當時有網友回答,考慮到影片選用了景甜做女主角,而景甜的演技在觀眾圈內是出了名差評。這幾乎使《長城》滿足了作為爛片的必要條件。這位網友後面還有一段更有意思的預測,即《長城》很可能像2002年的《英雄》一樣,開創一個新時代。最近《長城》終於上映,不幸地上面的預測至少中了一半。這果然是一部明星演員和荷里活標準特效包裝下的商業爛片。至於如何評價景甜片裏的演技,我想就不要在這裏浪費筆墨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網上搜索韓寒那篇標題為「愛的代價」的博文作為參考。這篇博文批評的是景甜2011年拍攝的《戰國》。當時還是大四學生,之前幾乎沒任何作品積累的景甜作為新人不但當了女主角,而且還有孫紅雷和吳鎮宇等資深演員人為其配戲。到了《長城》演員配置更是上升到國際標準。非但有麥迪文做對手戲,後面還有包括張涵予、劉德華、彭于晏、鹿晗、林更新等一眾影帝小鮮肉做背景。可能是因為配戲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些角色的出場時間甚至連3分鐘都沒有。只能說,如果景甜是憑演技當上女主角,估計沒有人會相信。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這位網友評論的下半段,則《長城》這部影片本身可堪玩味的事情就非常多了。影片投資方是美國傳奇影業(Legendary Entertainment),這家曾經出產過《蝙蝠俠:黑夜之神》系列、《潛行凶間》和《星際啟示錄》等廣受好評作品的電影公司,今年剛剛被王健林的萬達集團以35億美元收購。此前萬達集團已經於2012年收購了AMC院綫,這使萬達一下子成為掌管了世界第二大電影院綫的企業。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這部投資高達1.5億美元的大製作會由張藝謀作為導演。也不難理解為何電影在故事情節和編劇上有意的褒揚傳統中國在文化上和科技上相較於西方的優越性。誠然,張藝謀的大場景調度能力,在中國大陸的導演裏確實無人能出其右。而顯然《長城》的目標觀眾不可能僅限於中國市場,因此作為中國最知名的導演之一,同時也是那場可能是奧運史上最炫目開幕式的總指揮人,張藝謀的名氣無疑有助電影票房。問題是《長城》裏那生硬的文化說教似乎連中國觀眾也不太賣帳(豆瓣評分目前為5.4分)。明年2月在美國上映時,面對可能對中國文化毫無了解的美國觀眾,口碑會反彈嗎?不禁令人懷疑。或許《長城》作為一項文化現象,目前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可能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如果說14年前的《英雄》開創了中國的商業大片時代,那麼《長城》開創的是一種由中國資金投資和演員領銜,由國外演員和技術團隊提供協助支持,同時定位於全球市場的電影製作模式。換言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開始有企業有實力參與到全球流行文化系統的塑造體系之中。而這對以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為內核的荷里活電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值得觀察。原文載於《澳門日報》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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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看見一個「邊緣」的澳門——記「愈戰愈勇」本地導演作品放映及交流

11月23日,澳門永樂戲院上映了一場特別的電影放映會——三部澳門本土電影作品。它們分別是周鉅宏的《見光》,馬善的(Maxim Bessmertny)《三輪車伕》和孔慶輝的《撞牆》。毫無疑問,當晚的主角是孔慶輝。一來是因為他是澳門首位入圍競逐金馬奬「最佳劇情短片」的導演,風頭正勁,大家都想一看究竟。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除了《撞牆》外,另外兩部作品其實都是舊作,可能部份觀眾此前已觀看過(比如說《見光》去年就放映過)。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三部影片的故事內容。《見光》講述一對戀人因為一張六合彩票的原故,把潛藏已久的感情和家庭矛盾徹底引爆,金錢扭曲了每個人的人性,最終以男主角被誤殺而收場。《三輪車伕》則講述了一位三輪車伕(澳門特有的交通工具和職業,以盛載旅客觀光為生)一個奇妙晚上的經歷。他先是放工回家收到政府要求搬迁的信函,心情鬱悶下來到舊葡京賭場前想盡地一搏翻身,三輪車突然被一位趕著赴約的客人騎走。在追尋三輪車的過程中,三輪車伕捲入了這位奇怪客人的約會。種種跡象顯示這應當是宗不可告人的交易。然而當三輪車伕冒險搶奪怪客手上的公文包並回家打開後,才發現裡面其實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撞牆》的故事則更簡單,講述了一位中學數學教師因為在Facebook上發佈了一則尋母啟事而意外成為「網紅」後發生的一系列心理變化。三部影片可以說各有所長。《見光》的故事最完整,《三輪車伕》在場景調度上最流暢成熟,至於《撞牆》純粹就故事的趣味性而言,則最好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部在長度上均介於15-30分鐘左右,因此只是短片,而非標準的電影長度。這意味著在劇本的創作上故事可以省卻較為複雜的人物、背景和敘事結構,同時亦可以較少依賴對白或人物衝突來推動劇情。甚至只要有一個好玩新奇的想法作為中心就可以滿足短片的內容需要。《撞牆》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如果要評價一位導演的水準,我並不認為短片是理想的媒介。只能說三部影片均獲得過影視奬項或入圍過影展,說明三位導演顯然有拿出更好作品的潛力和能耐,讓人期待將來他們能拿出更成熟的長片給觀眾欣賞。不過話說回來,這次放映會確實有可堪玩味的地方。不知是巧合還是其他原因,三部影片不約而同選取了相似的拍攝對象——小人物或者說邊緣人。這些角色又恰好不約而同地面臨著人生難關。比如說《見光》的男主角背負著一身賭債,正等著中六合彩打救。《三輪車伕》的主人翁面對突如其來的逼遷而不知所措,以為搶走一個可能載有巨款的公文包就能脫離困境。《撞牆》裏的數學老師則分不清自己網上直播尋母到底是因為關心親人還是虛榮心作崇。也就是說影片呈現出的是一個「邊緣」的,相對於「主流」話語建構下的「澳門」。這個「澳門」不是那個被國家規劃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特區,也不是《北京遇上西雅圖2》或《非常盜2》等商業電影中那個金光閃閃的賭城。而是一個和生活在其中的小人物一樣面臨著一系挑戰的「澳門」。正是得益於這種非主流視角,過去十多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到底如何影響和改變了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的生活才得以被影片聚焦和反映。而當一個地方的文藝工作者開始關注自己所生所長之地的命運時,這毫無疑問,就是「本地性」的誔生。那麼這樣的創作動機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呢?在放映結束後的導演交流會裏我不禁拋出了這個疑問。而由三位導演回答來看,似乎只有周宏鉅直接承認自己確實想反映一些社會問題。那麼不妨把影片視為是他們緣於個人直覺和審美品味下無意識的對澳門急速變化的社會環境在「文本」上的反映,而三部影片開放的結局結構則可以解讀為他們對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目前還未有頭緒。但無論如何,影片中或隱或現的「本土性」,是這次放映會中最令人感到驚喜的地方。假以時日,如果三位導演能夠對澳門的「本土性」給出更深入的思考,並把它進一步指向這個時代的矛盾或人類社會普遍關心的命題,那麼澳門電影將能在華語電影,甚至世界電影史裏佔據一席之地。原文載於《澳門日報》 電影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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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地市場為什麼是獨一無二的?——《潮拜築地:魚味無窮》和日本的匠人精神

喜歡日本料理的人很少沒有聽過大名鼎鼎的築地市場。我承認就是因為貪食,被預告片裏的壽司片段吸引才走進影院看《潮拜築地:魚味無窮》(Tskiji Wonderland)。幸好有這次的誤打誤撞,否則就錯過了一部異常精彩的紀錄片。築地市場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的江戶時代。當時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為了獲取新鮮的海鮮供應,於是邀請日本各地漁民到德川幕府(後來的東京)交易。漁民往往會把剩餘的海鮮拿到日本橋進行交易。這個就是築地市場的源起。今天看到的築地市場建於1935年,至今也有過80年歷史。根據紀錄片和哈彿大學人類學教授Theodore C. Bestor的研究著作《Tsukiji: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裏提供的信息。築地市場有1600多個海鮮攤位,市場的商販以及周邊為他們服務的人口超過1萬人,再加上每天超過2萬的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買家。每天有超過3萬人在市場裏活動。根據Bestor的田野調查,他估算築地每天海鮮的交易量達到230萬公斤,而價值則高達190多萬美元。數字無疑相當的驚人。然而,築地的獨特之處還不在於其巨大的規模。而在於交易背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正因為如此,紀錄片在拍攝時刻意把那些令人垂涎的海鮮和美食的鏡頭減至最低,反而把敘述中心聚集在海鮮批發商這個群體上。要理解這樣做背後的原因,就必須先了解批發商在築地市場的工作性質。日本料理的一大特點是對食材品質有著極高的要求。以海鮮為例,供應種類和品質受自然環境和季節的影響非常大,因此價錢也會隨著供應量的變化而出現較大的波動。本身易腐品的性質又決定了它們不可能長時間保存,這就要求有專業的工作人員在短時間內就能判斷海鮮的品質,並決定它們的市場價格。進行上述這項重要的工作的人正正就是批發商,他們堪稱是海鮮專家。每天凌晨開始他們就到築地視察來貨的質量,然後再從拍賣商手上拍賣海鮮入貨,之後海鮮才能通過餐廳、超級市場、零售商等渠道被一般人所消費。簡單而言,批發商就是連通漁民到零售商之間的中間渠道,他們同時也是海鮮品質和合適市場價格最重要的保障者。是以紀錄片裏花了不少篇幅講述餐廳主廚和批發商之間的共生關係。好幾位壽司店的主廚表示如果缺乏批發商的幫助,自己根本無法做生意,他們太依賴批發商來判斷海鮮的品質。相反,批發商則反覆強調他們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最好,因為餐廳的生意好意味著自己的生意也會好,更重要的是他們不能辜負別人對自己的信任。這樣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往往是長時間建立起來,紀錄片裏有一家批發商已經到了第三代,仍然和一家餐廳的二代掌門人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而且因為這種強烈的信任關係,無形中逼使雙方都感到有付出最大努力做好自己工作的義務。因此通過這部紀錄片,我們可以很好的看到所謂的匠人精神是如何建立起來,又是如何不斷被強化而作為一種社會規範。最後,讓我們回到題目提出的問題「築地市場為何是獨一無二的?」,那是因為在背後支撐它的是日本在歷史的長河裏演化而成的「匠人精神」,這種「匠人精神」在日復一日的嚴謹中產生出的美感,令人無法不發自內心地給予尊敬。原文載於《澳門日報》 影評 電影 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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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刻意張揚的陰謀——紀錄片《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與威權國家的想像

《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是我在新加坡獨立電影院the Projector觀看的第一部影片。這是一部講述1987年新加坡「光譜行動」的紀錄片。在解釋為何這部紀錄片會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這起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在1987年,22名新加坡公民被新加坡內部安全局逮捕,理由是懷疑他們陰謀以共產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前流亡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會主席Tan Wah Piow被認為是事件背後的主謀,而天主教會工作人員Vincent Cheng則被認為是Tan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這22名新加坡公民遭受到諸如暴力毆打、剝奪睡眠和困禁在冰凍的房間等折磨。在願意認罪的情況下,他們還被要求在電視上公開承認。部份人其後獲得釋放,但也有一部份比如Vincent Cheng遭到三年囚禁,並在釋放後的五年內被禁止和天主教會以任何方式進行聯繫。而由於長期而來,新加坡社會只接受到政府對事件單方面的宣傳,大多數人並不清楚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導演Jason Soon的目的就是希望紀錄片能夠提供非政府的,以當事人為中心的敘事視角,從而重新審視事件對於今天新加坡社會的意義。從視覺上而言,紀錄片的處理方式異常平實。由於大多數時間裏都是六名願意公開接受訪問的當事人在講述回憶,這使紀錄片更像是一次集體採訪,主線反而顯得不清晰。只有在影片最後大約十分鐘的時間裏,才插入新加坡政府當年對事件的回應,使兩套對立的敘事有了些許交鋒。也許因為敘事實在過於平鋪直敘,讓人更感興趣的反而是拍攝的過程。於是在影片完結後的互動環節,我直接問導演Jason在拍攝過程中有否受到新加坡政府方面的壓力。Jason的回答是沒有。這個回答和他今年接受“The Online Citizen”網站訪問時一樣。他還表示對於影片居然被當局容許放映感到驚奇。至於原因到底為何,恐怕我們這些局外人不會可能知道。無論如何,作為一名以威權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人來說,這次紀錄片的放映對我觸動頗深。雖然早就從教材裏知道當今比較政治學研究已指出威權國家其實是一個內部包含了很多差異極大的子類別的概念。比如說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的Barbara Geddes就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她那篇發表於1999年題目為“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把威權國家分為「軍政」、「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三個類別,並指出三者有着不同的內部運作邏輯的論文早已是公認的經典。然而,書本歸書本,親身感受還是不一樣。即便把比較的範圍縮小,只比較新加坡和中國,差異仍然明顯。光是本文這樣的紀錄片,就令人難以想像可能在中國公開放映。新加坡雖然也有言論審查,但是並沒有類似中國網絡防火牆的東西。事實上只有少數的網站被屏蔽,Facebook仍然可以自由使用,某程度上社交媒體更成為監督政府的工具。當然,如果你像余澎杉一樣在上面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那毫無疑問檢察院在等著你。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社會確實變得比以前自由。無論是the Projector的誕生還是《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的公開放映都是其中的例證。看來2011年國會選舉在阿裕尼集選區的失利確實促使人民行動黨更主動的回應社會輿論。目前來看,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比較政治研究裏公認的最成功的威權國家更像是走在兩條不一樣的路徑上。有趣是後者亦一直視前者為管治上的學習對象。不禁令人想像這兩個國家未來是會殊歸同途,還是各走各路?(新加坡電影觀察之二) 電影 新加坡 紀錄片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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