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60萬本港婦女走出貧窮

1857年3月8日,一群工廠女工在美國聚集爭取權益,抗議紡織廠低薪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國際婦女節的起源。時至今日,160年過去了,在大家也普遍認同性別平等的香港,男女收入差距卻仍然嚴重,情?在基層人口中尤甚。2015年本港在職貧窮人士當中,女性的月入中位數僅為男性的六成,近四成的差距說明了什麼? 去年10月扶貧高峰會公布的《2015年香港貧窮情?報告》指出男性貧窮情況有輕微改善,但女性的貧窮率卻仍然上升。根據樂施會報告,目前本港每6名婦女就有一人活在貧窮線下,貧窮女性總數逾60萬。這群婦女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性別經濟不平等更見惡化。其實無論經濟好壞,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窮。 樂施會認為貧窮源於不公平。一個公義的社會應朝向「人本經濟」發展,不論男女、種族,都能平等地受惠於經濟發展;社會也不應單單追求利潤,而是按人的需要來發展經濟,讓最弱勢的一群獲得優先發展,從而創造一個更公平的世界,令人們能從事穩定的工作,獲得合理的回報。 社會上愈來愈多人認同兩性平等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幫助,能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經濟發展卻未能促使兩性平等。現時全球的經濟結構把財富聚集在一小撮人手上,全球八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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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稅務公義出發 跨出「人本經濟」第一步

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發表,近日社會政策建議討論紛呈,稅務問題也成為焦點。稅務是政府達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一環,而稅務透明問題近年也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與急劇惡化的貧富懸殊現象和企業避稅問題息息相關。樂施會上月中旬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前夕就發表了《99%人的經濟》研究報告,指出全球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極端不公平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跨國大企業利用各國之間企業所得稅率和徵稅原則的差異進行涉及數以億計資金的避稅行為。 稅務公義是本屆世界經濟論壇的焦點之一。當各國央行即使用盡一切銀根政策也難以改善貧苦大眾的生活質素時,要求跨國企業及富豪交足稅款的呼聲就愈發高漲。樂施會認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BEPS)的行動計劃是邁向「人本經濟」的重要一步;但要徹底打擊跨國企業及富豪的避稅行為,必須積極地提升稅務透明。 牽涉人權和道德的問題 「人本經濟」的意思,就是不再只是追求利潤,而是按人的需要來發展經濟,讓最弱勢的一群獲得優先發展,共創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跨國企業利用國與國之間所得稅率和徵稅原則的差異進行涉及數以億計資金的避稅和利潤轉移,囤積了巨額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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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現有退保支柱 發揮有效退休保障

政府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6月完結,社會各界就政府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方案仍然意見分歧,唯一共識是認同退休保障問題已迫在眉睫,不能再迴避。2014年香港的貧窮長者人口接近30萬人,貧窮率為30%,即每10名長者中便有3名貧窮長者。當人口不斷老化,但退休保障未能追上,長者貧窮問題只會愈見嚴重。世界銀行倡議五大退休保障支柱模式,是次諮詢主要聚焦香港尚未落實的第一支柱(公共退休金),即政府管理的強制性供款。香港雖然已落實其餘4條支柱,即社會保障(零支柱)、強積金(第二支柱)、自願性儲蓄(第三支柱)及公共服務和其他(第四支柱),但部分已出現制度漏洞,未能發揮應有的退休保障作用。對沖機制嚴重蠶食強積金權益強積金作為第二支柱,理應能為打工仔日後退休帶來保障。然而,現時法例卻容許僱主在解僱員工時,以僱主供款部分抵消須向僱員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下稱強積金對沖),這令最需要退休保障的低薪工人晚年失去依靠。根據現時法例,月入低於7100元不用就強積金供款。對基層工友來說,退休儲備可謂完全依靠僱主的供款,當中不少是外判工。然而,在外判合約制下,工友每隔2至3年便會面臨被遣散然後重新招聘的困境,僱主亦可不停進行強積金對沖,導致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分甚至所有原來應得的強積金。積金局統計數字顯示,2015年用作強積金對沖的總額高達33.5億元,比2014年增加了11.6%;4萬5000名僱員受對沖安排影響,每人平均被「沖走」7萬4000元。此外,抵消金額平均佔受影響僱員帳戶結餘的一半,有66%人的強積金,其僱主供款部分更百分百被「沖走」。綜援最後安全網 應取消衰仔紙強積金因對沖機制而失去了退休保障的功能,令基層工友年老後更容易被推到貧窮邊緣,退休後就更需要依賴其他支柱,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零支柱),當中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等。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4年有28萬個住戶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而每月入息低於每月平均綜援金額;但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在2014至2015年度,包括60歲或以上受助人的綜援住戶數目只有約15萬宗。綜援是貧窮長者最後的一個安全網,但從上述數字看,長者卻不太願意接受這個保障,相信主要原因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這個規定,令他們處於非常為難的局面有莫大的關係。現時,經濟上有困難的長者申請綜援,如與家人同住,便需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同住家人需一起接受經濟審查。如果長者與子女分開居住,成為獨立的家庭去申請綜援,申請時就需要其子女簽署「衰仔紙」,表明子女不會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並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後才可獲發綜援。「衰仔紙」的規定,令子女面對極大的道德壓力,負上「不孝」的惡名;而不少年老長者希望顧全面子,亦不願意子女簽署「衰仔紙」。最終令不少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不申請綜援,改為透過其他援助金額較低的資助如長生津或生果金去維持生活。由於相關援助金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部分長者因而被迫繼續工作,或以拾荒幫補生計,未能安享晚年。另一方面,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居家安老」,以解決長者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綜援制度限制所引伸的結果,卻有違「居家安老」的原則。目前與子女同住的貧窮長者不能獨立申領綜援,其家庭成員亦需接受經濟審查;不少長者迫於無奈之下,選擇搬出以便通過審查,因而失去家人照顧。雖然社會福利署表示,部分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就算與其他家人同住,仍可根據個別情况,獲酌情批准獨立申領綜援。但這類個案少之又少,2014至2015年度只有13宗,2015至2016年度(至2015年12月)更只有9宗,根本不足以應對問題。完善退保 由取消強積金對沖開始政府將會在明年首季向公眾提交退休保障諮詢報告,在此之前政府更應把握時間處理現行零支柱及第二支柱的問題,方能讓各界聚焦討論,以助建立穩固的退休保障支柱。財政司長公布自今年7月起政府在評審外判服務合約標書時,須將投標者建議的工資和工時納入評審準則,鼓勵外判商提升工資水平。樂施會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應進一步帶頭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保障合約及外判僱員的退休生活,向全港所有僱主樹立良好榜樣。另外,政府應取消「衰仔紙」的規定,申請綜援的長者只需要聲明自己沒有接受子女供養,便合乎申請資格。長遠而言,應容許有需要長者獨立申請綜援,避免長者因綜援申請資格所限而與子女「分居」,令合資格的長者一方面能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援,同時能獲得家人的居家照顧。只有全面檢討現行政策,方能達到居家安老、老有所依,令長者過更好的退休生活。文:曾迦慧(樂施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0日) 綜援 福利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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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開始

文:曾迦慧這兩個月上市公司陸續推出年報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簡稱ESG)。企業的業績表現,固然是投資者的焦點所在,但近年亦有愈來愈多的投資者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並以此作為投資決定的準則。留意ESG的披露是投資風險管理的一部分,而相關資料涉及企業對勞資關係的重視、日常治理、產品安全等,這些都是影響企業整體表現及長遠利潤回報的因素,有可能對股價構成影響。另外,企業的政策和營運涉及社會資源和自然環境,監察企業在運作及決策過程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能夠保障貧窮人的權益,共同從企業發展中受惠。社會公眾能夠獲取企業在ESG方面的資料,這方符合公眾利益。然而,現時香港的上市公司並沒有被強制要求全面披露ESG資料,亦不受相關法例約束,純粹依靠上市公司自願披露,根本沒法令投資者及公眾獲取企業在ESG方面的資料,資訊不透明反而成為投資者是否能夠作出更具社會責任的決定的最大障礙。這絕非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曾被稱頌為「紐倫港」三城之一的香港,應該存在的狀况。逾半本地上市公司沒有披露那麼,到底香港上市公司在「自願披露」ESG 的要求下,表現如何?據彭博在今年4月公布的數據顯示,香港逾半上市公司仍未就ESG方面作出任何披露,有公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只有46.4%。當中以H股公司組別披露數目最高,達83%;相反,本地註冊或總部設於香港的公司組別,只有38%作出披露。綜觀全球的情况又如何﹖畢馬威(KPMG)於2013年對41個國家共4100間大型企業進行調查,橫跨美洲、歐洲、亞太區等地,發現以上3個地區的披露情况均超過七成,分別有76%(美洲)、73%(歐洲)和71%(亞太區)的大型企業會進行社會責任披露。以上數字反映,相對全球整體表現,本地上市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的匯報中,表現並不理想。對上市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抱持期望,非發展及扶貧機構一廂情願的追求,這同時是大部分機構投資者視之為重要的一環。事實上,亦有愈來愈多持份者相信,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並以此作為策略定位,有助加強其競爭力以至盈利能力。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好處根據樂施會剛發布的《機構投資者對規管上市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披露調查》,八成半機構投資者會考慮「環境、社會及管治」因素,更有接近六成受訪者被上述因素影響其投資決定。另外,超過七成機構投資者認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能夠提升公司商譽。自2006年至今,簽署了《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的資產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資金已由4萬億美元大幅上升至今年的59萬億美元,反映金融機構愈來愈關注投資對象能否妥善處理社會及環境議題。事實上,在消費者運動及傳媒關注下,所有企業都不得不面對其在創造營利的同時,須正視血汗工廠、童工、食物產品安全及產品供應鏈規格等問題。公司若能妥善管理此等風險,具高透明度,將有助加強競爭力,從而保衛商譽及吸引新資金。港交所應擔當更主導角色樂施會認為,港交所應在提倡社會責任上擔當更主導及積極的角色,推動本港企業社會責任至最高的國際水平。港交所在2013年推出《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指引》只要求上市公司自願性匯報,近月雖就《指引》作諮詢及檢討,然而建議進步有限,並沒有強制上市公司全面披露ESG的資料。當中只建議將「環境」的關鍵績效指標(KPIs)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有關「社會」、「海外直接投資」及「管治」等方面卻就不在規管之列。再者,有關指引所建議的匯報要求也落後於國際通用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要求。相比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4報告指引(下稱G4指引),港交所現時提出的方案只涵蓋6個環境層面及12個社會層面,分別佔 G4指引建議的50%及38.7%。在勞工和人權方面,合共只有5個層面,亦只及G4指引建議不足三成。港交所更沒有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供應鏈的人權及勞工狀况,明顯落後於世界的發展趨勢。促港交所訂時間表 為強制披露做準備國際上,成熟的金融市場,如倫敦及紐約交易所,以及新興市場的馬來西亞及印尼不僅有一套嚴謹的披露政策,並已把匯報制度由「不遵守就解釋」發展至「強制」。我們建議港交所需就「強制性」披露制度,訂立明確的時間表,並以國際的評估標準取代現行建議。為進一步增加透明度,港交所亦應改善披露易網站,建立獨立、介面清晰搜尋方便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資料庫,令公眾更易透過披露易網站查閱上市報告,並能從港交所資料庫中,了解及比較各上市公司披露之狀况。另一方面,若上市公司沒有遵守披露規定,港交所可考慮在網站內公開沒有披露報告的上市公司名單,並探討引入問責條款的可能性。披露「環境、社會及管治」資料是國際大趨勢。香港作為全球第五大證券市場,若港交所能有效監管並提供透明公開的披露渠道,投資者及公眾就能夠共同監察企業有否把社會及環境責任納入營運及決策過程中,得知它們在拓展業務時有否顧及在發展中國家供應鏈的影響。這可大大改善有關的人權環境的狀况,並提供更多平等機會予貧困及弱勢社群,達至企業及貧窮人雙贏的局面。作者是樂施會香港項目高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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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在哪兒?

文:樂施會基礎教育團隊项目經理 趙永柱 //相片:樂施會義務攝影師曾永楷開學了,莘莘學子又要為來年爭取好成績而努力,不少家長的生活亦忙碌起來,接送子女上學、參加興趣班,還要陪伴子女做家課、預備默書和測驗。但在內地,有幾千萬的孩子,父母長期不在身邊,上學的路縱使長途跋涉,同行的只有自己或其他同齡小孩,不論求學或是成長之路,都荊棘滿途。他們是被忽略的群體-留守在農村的「留守兒童」。「爸爸媽媽你在哪裏?我不管你們在哪裏,我都會時時刻刻想着你們,我希望你們早點回來,我們一家歡歡喜喜過新年。爸爸媽媽我永遠愛你們。」你的女兒宋銀娣 (畫給父母的圖畫寫道)[caption id="attachment_5586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銀娣畫給父母的圖畫,訴說自己的心聲。[/caption]銀娣在甘肅會寧縣罐峽小學念小五。跟她傾談,她總是認真而謹慎地回覆,跟爺爺聊天也一副恭敬的樣子,像個「小大人」。她的姊姊和弟弟都跟外出打工的父母住在城市,她自願留在嫲嫲和剛做完癌症手術的爺爺身邊,一年最多見到父母一次。祖父母雖然年老,但仍須為生計而忙於在田裡幹活,亦沒有太多閒暇關顧銀娣心中在想什麼,真正需要什麼。這個「小大人」更會肩負照顧祖父母的責任,並幫忙田裡的農活。銀娣也時常十分想念父母,每三兩天便致電他們,但有時在電話中,只能談談家常,銀娣長高了或是有心事,也很難跟父母說得明明白白。銀娣的處境,是眾多留守兒童的寫照。全國婦聯的資料顯示,按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有6,100多萬留守兒童,佔農村兒童近四成、全國兒童逾兩成。而根據早前發布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內地有近1,000萬留守兒童「一年到頭見不到爸媽」,即使在春節也無法團聚。另外,更有約880萬兒童每年只透過電話跟父母聯繫一至兩次。[caption id="attachment_55863" align="alignnone" width="333"] 銀娣疼惜年邁的爺爺嫲嫲,沒有跟父母去城市,留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別的孩子在她的年紀或許還是愛撒嬌的小寶貝,環境卻逼着她提早長大。[/caption]留守之困境由於長期與父母分隔兩地,與親人缺乏溝通交流,孩子們無法宣洩情感,可能變得比較自卑、孤僻甚至極端,在缺乏父母管教和培育的情況下,思想和價值觀亦容易出現偏差。同住的親人往往無暇或無力顧及孩子們的學習狀況,留守兒童亦較容易對學校的學習生活缺乏興趣,曠課及輟學率較高。很多留守兒童家庭,孩子的心理發展和教育就得全靠學校。農村老師除了灌溉知識,還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然而偏鄉學校老師和教學資源匱乏,教學手法也比較落後,無法照顧留守兒童的獨特需要,亦難以吸引及留住好的師資,導致住在大山中的貧困兒童很難享有跟城市一樣公平優質的義務教育,許多孩子也未能透過讀書而擺脫貧窮。每五個小孩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而又被忽略的群體,其生活及教育狀況令人擔憂,更衍生社會問題甚至悲劇。因此,支援貧困地區的留守兒童,應對其在學習、社交以至成長路上遇到的困難,以及提升農村學校的教學質素及學童的學習動力,已成為非常迫切的社會需要。[caption id="attachment_5586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農村學校老師流失率高,支教老師能補充偏鄉學校師資不足,長期支教更可發揮陪伴作用,成為「留守兒童」的大哥哥、大姐姐。[/caption]父母的兩難隨著內地城市化發展,中國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農村欠缺謀生機會,面對連耕地也不足夠的情況,為了生計,很多時雙親也要到城市打工,把孩子留在農村。目前,全國約有二億七千萬農民工,數字在不斷上升,可以想像「留守兒童」的人數亦只會持續增加。既然子女在農村常常與孤獨為伴,為何父母不把孩子留在身邊,一起在城市生活呢?除了勞動權益保障不足,打工者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戶籍屏障。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平等的社會保障,令他們在醫療、養老、住房,以至子女的教育上,遇上很大的困難,或是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由於城市投放在農民工的資源有限,而父母二人往往都要工作,有些孩子更因為缺乏照顧,容易發生意外。把孩子留在家鄉成為「留守兒童」,或是跟父母到城市飄泊成為「流動兒童」,這是有子女的農民工都面對的一個兩難抉擇。[caption id="attachment_55865" align="alignnone" width="374"] 內地每五個小孩中便有一個留守兒童,不少貧困家庭的孩子甚至未學會說話便與父母分離,成長路荊棘滿途。[/caption]今個暑假,幾位來自香港的「樂施之友」(樂施會每月捐款人) 到甘肅考察留守兒童教育項目及回族農村生計發展項目,與受助村民會面、傾談,並探訪了銀娣所住的村落。大家對內地留守兒童的處境有更深入的認識,亦被銀娣爺爺嫲嫲的說話打動了。兩老說:「即使再苦再累也不能耽誤孩子的教育。」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我們希望結合家庭、學校及社區三方參與的綜合模式,為留守兒童提供恰當的照顧和教育,同時積極倡議社會及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來關愛留守兒童的發展,讓他們不再感到孤單和無助,能夠健康成長。(原文9月4日刊於am730,此乃增訂版。)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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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天不再需要人道工作者

每年今日,是世界人道主義日,紀念因人道工作而奉獻生命的人,並向不畏危險、繼續為拯救生命而奮鬥的人致敬。衷心希望,曠日彌久的衝突早日結束,平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和平的國度,我們不再需要人道工作者,亦再沒有人道工作者在工作中喪命,更沒有媽媽要為參與救援工作的子女而憂心……「兒子,無論您在哪裏,我都希望您會平安回來。」每次Abdullah Ampilan出差,耳邊都會傳來母親的叮嚀。他是樂施會的同事,經常要到局勢不穩及衝突地區工作,雖然他非常清楚人道工作有危險,但每次啟程前,他還是會着母親不要擔心。縱使他也曾經身陷險境,亦只會把那些經歷藏在心中,成了不能告訴媽媽的秘密。人道工作是危險的工作,單在2013年,全球有251宗事故,導致155名人道工作者死亡,另有171人受傷、134人被綁架。事故包括襲擊、爆炸、槍擊等,同時亦面對意外及患病風險。然而,能驅使Abdullah、其他同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道工作者,繼續在救援路上奮力前進的,除了是災區中無數堅韌勇敢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們切實地看到人道工作的存在需要及價值。近年,天災人禍頻生,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2013年統計,全球約有1.5億人因而受到影響。中東和非洲一些長期陷入內戰及衝突狀態的地區,大批民眾需要外界支援,其中敘利亞、南蘇丹、也門及伊拉克的情况已被聯合國列為人道危機中的最高級別。面對眾多的人道危機,人道工作者亦要因應不同事態、地區及災禍性質應對。每當有突如其來的天災,除了人命傷亡,水電、道路等基礎建設亦受破壞,救援機構工作人員須深入災區即時評估,調配救援物資以滿足災民基本生活需要。如何善後在回應衝突事件的時候,人道救援機構的任務則更為艱巨。由於當地人民長期處於動盪的生活環境,無日無之的暴力事件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代又一代的共同記憶。而且生計發展長期被扼殺,在這種複雜的處境下,人道工作者除了要盡力提供緊急救援服務,亦要令當地人重燃希望,逐漸重建生活,在開展項目時亦要加倍隨機應變,因地制宜。我從事人道工作多年,有一段經歷,令我有非常深刻的領會,亦令我反思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背景的人道工作者,他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1994年,蘇丹處於內戰狀態,糧食短缺,樂施會在當地開展人道救援工作,我亦參與其中,將緊急物資帶入該國。當時,樂施會與合作伙伴、長期在非洲工作的非政府組織Agency for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CORD)共同開展項目,在朱巴市派發應急食糧。ACORD工作人員告訴我,面對衝突過後堆積如山的屍體,在資源匱乏的情况下如何善後:他們用拖拉機將被武裝分子殺害的平民屍體埋葬,這些拖拉機本來是用來運送應急糧食予當地人的。這做法可能令人難以接受,但試想像在硝煙瀰漫的蘇丹,盡快處理屍體以免出現其他次生災害,令當地人面對更大的危機,是當時極之重要的工作。只有非常熟悉當地環境、了解受助人口分佈及特徵的當地機構,方能在極短時間調動資源,並找到最需要緊急援助的平民身在何方。在局勢極之不穩定的地區,當地人道工作者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我記得,那次把應急糧食運往蘇丹朱巴,抵達當地的聯合國辦事處時,周遭的人告訴我,由於局勢極為嚴峻,幾乎所有來自海外的人道工作者已經撤離。我想,我們可能是當時最後一批留在當地的海外救援人員。走到街上,滿目瘡痍,我卻瞥見不少人在營營役役、馬不停蹄地在救助災民。他們原來是蘇丹當地的人道工作者。這一幕,至今歷歷在目,亦突顯本地救援組織在重大人道危機中的獨特性,以及其不能取代的角色。而身為國際人道機構的我們,我們要問自己「當地人需要什麼」,而不是時刻記着「我們要為當地人帶來什麼」。災難發生了,我們沒有能力逆轉,但我們能夠陪伴災禍中的人群渡過難關,在許可的情况下,與合作伙伴一起開展切合當地人需要的發展項目,作為救援項目的延續,加強當地社區的自救能力。國際救援機構可以運用豐富的國際救援經驗和專業標準,推動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更有效地發揮其在地優勢,透過彼此互相配合及補足,作出實質的支援。同時,我們亦要尊重當地人的選擇,令平民在災禍中得到具尊嚴的生活和應有的權利。南蘇丹自2011年獨立後,內戰、人道危機不斷,至今已導致150萬平民被迫離開家園,和平之路遙遙無期。1990年代我曾踏足的朱巴,今日亦已成為南蘇丹的首都。建設和平是貫穿項目運作的原則,去年開始,樂施會就如何協助南蘇丹的各派系與政府間達成和談作出了新嘗試,希望能為當地帶來永久的和平。我們亦正積極進行倡議工作,呼籲各國領袖及國際社會盡快解決多個人道危機。(篇幅所限,本文經編輯刪改)作者簡介﹕現職香港樂施會國際項目總監,香港長大,在英國和古巴接受高等教育,從事發展及救援工作多年,特別關注環境、貧窮及跨國社會議題。[文/陳美玲]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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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迦慧:改善「學習架構」 讓非華語學生能學好中文

[caption id="attachment_2433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Afsa(右)[/caption]「我的偶像是林峯,我的夢想是做中文老師。」看着15歲的巴基斯坦裔少女Afsa,用中文書寫出她的志願,又有誰想到她念小學時,簡單連想向老師說「想上洗手間」,也得要同學幫忙翻譯。Afsa在香港出生,但她沒有在港念幼稚園。2004年,Afsa入讀香港的中文小學,第一次正式學習中文,可惜當時她就讀的學校沒有為少數族裔學生提供中文學習支援,除英文科外,各科均以中文授課,令她無法追上課程的進度,最終亦無奈地要重讀小一。到小五時,她幸得一位華籍同學相助,中文亦因而「大躍進」,並從此愛上了中文,更立志當中文老師,希望可以幫助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Afsa的故事,反映許多在港的少數族裔學生的處境。他們雖孜孜不倦學習中文,但因中文課程未能照顧他們的語言學習需要,以致在中文及其他學科的學業成績未及本地學生,更影響他們尋找收入較高的工作。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少數族裔的住戶貧窮率為23.9%,比全港整體高出3.5%。今年《施政報告》公布在2014/15學年開始實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下稱「學習架構」)。根據近日教育局逐步公布新措施的詳情,我們認為就算新架構實行後,仍會有不少少數族裔學童未能得到足夠的中文學習支援。樂施會參考了美國、加拿大、澳洲多年實行第二語言政策的經驗,分析「學習架構」裏4點顯著的不足之處。 「學習架構」沒提供公平起跑線教育心理學家指出,0至5歲是小童語言學習的黃金時期,若幼童能愈早接受語文培訓,效果就愈好。英語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等)的第二語文學習政策,亦因此以幼稚園為起點。但剛公布的「學習架構」,只為在香港就讀小學至中學的非華語學生釐定各個中文學習階段的預期表現,卻不包括最重要的學前階段,有欠妥善。不少如Asfa的少數族裔學生,學校幾乎是他們唯一接觸到中文的地方,若他們於小一才開始全面學習中文,意味着已比華籍學生遲了6年起步,明顯令少數族裔學生輸在起跑線上。 中文學不好 其他科目也學不到少數族裔學生除了面對學習中文的挑戰外,他們同時需要面對以中文來學習其他科目的困難。如他們看不懂以中文編寫的科目課文,便會直接影響學習其他科目的能力。其實,要用中文學習好任何一個學科,都需要把握好一套中文的詞彙,可見中國語文教育和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教育,兩者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教育政策上是互為影響的。可是,「學習架構」只支援中文科的學習,而沒有配合教導學生以中文來學習其他科目。在美國和加拿大,學校除了為「英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學生提供密集英文支援班外,也會輔助他們以英文學習其他科目,例如:提供特別剪裁的課本、運用不同教學方法,以減輕學生同時理解英文和學習新學科知識的雙重壓力,使他們能更直接汲取知識。 應開設「中文沉浸獨立班」美國、加拿大、澳洲會為非以英語作為母語的學生,按年歲或語文程度編配一起上課,讓教師可按學生的程度,更好地照顧他們學習的需要,計劃學習的進度,又因學生的語文程度相若,學生會更有信心講說英文和放膽發問,令學習事半功倍,成效有目共睹。為推行「學習架構」,政府亦表示會增加撥款至約2億元,給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安排密集學習模式,這是值得嘉許。吸收美加澳的經驗,我們認為,教育局應進一步規定接受津貼的學校,必須為非華語學生設立「中文沉浸獨立班」,讓少數族裔學生能在與其中文程度相配合的環境中學習,以幫助非華語學生鞏固中文基礎。立法會數字顯示,在2013/14年度,全港633間錄取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校中,75%取錄10名以下的非華語學生。而根據新推出的架構,該批學校可向教育局申請津貼,若申請成功,每年可獲約5萬元的撥款,來提供課後中文支援。但這金額實在難以提供有系統和全面的中文學習,「學習架構」似乎未能幫助就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學好中文講寫 融入本地文化在香港,中文除了是入學和入職的要求外,更是一套溝通工具,一套思維方式。Afsa對中文及廣東話的掌握,使她能欣賞林峯唱的歌。香港豐富的本土文化,以中文為經,以廣東話為緯,不能掌握中文書寫及口語就難以真正融入香港社會。要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共融社會,政府便需給予少數族裔學童平等的中文學習機會,使以香港為家的不同族裔人士,都可以中文為共通語言,相互對話、彼此認識。樂施會歡迎政府開始改變對少數族裔的中文學習政策,並認為這有助香港成為更共融的社會。但「學習架構」仍欠周全,未能處理上文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政府應把學習架構和其相關的支援伸延到幼稚園階段;訂立以中文學習其他科目的措施和撥調資源;在全港錄取非華語學生學校,全面推行「學習架構」;當局亦宜參考海外經驗,開設「中文沉浸獨立班」。還有4個月,新學年便會開始,教育局迄今仍未公布實施細節和教學配套。我們希望政府回應以上的訴求,不但幫助Afsa達成她的心願,亦讓其他少數族裔小孩在學習中文時,不需像Afsa般經歷這麼多困難。作者是樂施會香港項目部高級經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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