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散那到上帝的沉默

聖週或受難週在教會禮儀年是指復活節前的一週,即從聖枝主日(或棕枝主日,Palm Sunday)到聖週六(Holy Saturday)的一週。聖枝主日是記念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民眾夾道歡迎,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馬可福音》11: 9b, 10;《約翰福音》12: 13b)[1] 聖週六則是十架受難後的第二天,門徒四散逃跑了,耶穌在墳墓裡,墓外有兵丁把守。聖枝主日是歡呼歡慶的節日,耶穌以王者的姿態進耶路撒冷城。聖週六則是上帝的沉默,上帝的兒子安息在墳墓裡。 難道向沉默祈禱? 在聖週反思電影《沉默》(Silence)或會有不同的、更深的體會。《沉默》在網絡上掀起的討論熱潮或會令人感到意外。表面上看來,《沉默》不過是藉耶穌會的兩個葡萄牙神父和他們的老師講述17世紀日本天主教的教難故事,然而,在大師級導演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精湛演繹下,被壓迫、拷問和酷刑掏空的人性令人深感震撼,在長達161分鐘的電影完場後,不少觀眾陷入漫長的沉默和沉思。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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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沒有「暗票」

1194位選委明天(3月26日)將投票選出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影響選委最終抉擇的因素很多,除了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界別分組的清晰意向外,他們豐富而不同的社會背景、文化價值和社交網絡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抉擇。同樣地,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以至於他平日是否執著依據宗教信仰的價值觀生活和抉擇,也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的政治取向和抉擇。然而,任何人的生活和抉擇,包括基於宗教信仰的生活和抉擇,都應以「不妨礙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為原則,因為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必須尊重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也是《基本法》所保障的。 如果我是基督徒選委,我的宗教信仰在這次的特首選舉中可以有什麼意義呢?基督徒選委不僅是選舉委員會第三界別宗教界中的十位天主教選委和十位基督教選委而已,而是包括今屆選委會中的所有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1] 基督徒選委沒有特定的政治取向和政黨背景。一個有誠信的基督徒可以是建制,可以是泛民,可以是大中華膠,也可以是本土,因為基督宗教不是黨派,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我們因此必須謹慎,不要輕易在政治取向或抉擇中找尋信仰的認可、印證或必然關係。在政黨對立和政治取向衝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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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備受香港市民關注的龍和道暗角事件裁決後,隨即引來眾多網民和專欄作者的回應,兩極化的觀點再次反映出香港社會的嚴重撕裂。區域法庭判刑前夕,我既欣慰公義最終得以彰顯,又痛惜七警因一時衝動鑄成大錯,有可能因此被判入獄、喪失大好前程,竟夜輾轉難以入眠。 資深傳媒人盧永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就此借用以表達我的一些感想。[1] 基本上,我同意作者所說的,「無論執勤警察當時承受了多大的壓力,或者受到對方如何無理的挑釁,警察打人,就是打人,最後難免要承受刑責。」我完全同意這是一個別事件,香港警察絕不是黑警、不是黑社會。但正如一警員引述曾當警察的藝人王喜所說的:「自己當年受訓時,學堂教官早已教路,警察只要身穿制服,市民就會一視同仁,一個警察做錯就等於『全部警察都一樣做錯』」。[2] 警務人員不幸淪為一場政治運動的磨心。七警不僅自己是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的加害者,同時「都是這場運動的受害者」。在一場激烈衝突中,不少人都會瞬時情緒激動,甚至因一時衝動而動粗。因此前線執法的警務人員更應當加倍小心和克制,他們所需要的支持,絕不是「殺君馬者道旁兒」在旁搖旗吶喊、助長憤怒情緒。我同意暴力之風絕不可長,但用公權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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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不再有另一個 CY!

CY 被逼放棄連任,香港即時進入 post CY 特首選舉。對許多人來說,ABC 似乎已經不具任何實質意義,因為現在任何一個特首跑馬仔都已經是ABC 啦。但這不過是對 ABC 的狹義的、表面的詮釋。正確地理解 ABC 的訴求,就必須明白ABC 應該是對事不對人,因為CY 不僅是一個人,更不只是那一個人。CY 代表了在現行制度下所產生的欽點特首,可以是一個只一味投西環所好、奉承中央意旨,無需為港人說話、不尊重香港民意、無視社會撕裂的政治猛獸。CY 缺認受性,是欽點的小圈子產物,僅以 689 低票當選,旋即往西環謝票。只要繼續欽點,這小圈子產生的特首,就容易淪為西環治港的延伸手臂,自然會毫不猶疑地支持破壞一國兩制的人大釋法,大力推動袋住先的政治正確方案,全然漠視市民依《基本法》要求真普選的合理訴求。CY 突然被 DQ,因為儘管執政了 4 年半,沒有人可以肯定 CY 是否有能力獲得至少 689 票,甚至得票是否會大幅度低於 689。中央臨陣換人,不過是希望一場抹妝塗粉、換湯不換藥後,下一個欽點的特首就可以 獲得高於689 票的遮羞布。所以,希望成為欽點的參選者急於向西環、向舉手機器大派定心丸,不惜當眾表白心跡,宣布自己不過是抹妝塗粉、換湯不換藥的 CY,是 CY 過往 4 年半的緊密合作伙伴,並積極肯定 CY 的鐵腕強權治港,為導致社會嚴重撕裂的 CY 打抱不平。一個 CY 被 DQ 了,另一個 Plan B CY 即刻上馬。試問,這樣的欽點特首怎麼會真心地為港人的利益、為香港的前景服務呢?固然, 現時的選舉制度很不理想,可以不斷地複製 CY,甚至產生比 CY 更可怖的特首。但不可忽略的是,現有的制度也提供了一個選舉委員會,可以逼使特首參選人必須慎重思考他們對香港的承諾和責任。在關鍵的時刻,當選舉委員會發揮其應有的監察和遴選作用時,它有可能影響這個 CY 的連任機會,也有可能阻止另一個 CY 的當選。這樣看來,在 post CY 特首選舉的過程中,ABC 仍深具意義。ABC 不僅是anyone but CY,更意味著不再容許有另一個 CY!NO, never again another CY!上一屆的選委給了 CY 689 票,同一批選委應該也會同樣謹慎地考慮是否給另一個 CY 的緊密合作伙伴多於 689 張票。這一屆的選委能不能繼續反映民意,給予所有特首候選人真正的壓力,逼使他們必須慎重對香港做出承諾和問責,為香港人選出Better Alternative,就要看昨天創新高投票率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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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雷動惹的禍?

上星期日立法會的選舉應該是回歸以來最重要的、也是香港人最為關注的選舉。這幾天社交群組和朋友間的話題總離開不了立法會選舉,無論是比較傾向建制的或是比較傾向非建制的圈子裡,總有人在話題中提及「雷動」。我初步的觀感是:1. 這次選舉和以往選舉的最明顯、最大的不同是,以往直至選舉前的一刻,大家都在思考哪一個候選人值得自己手中的神聖一票,但在這次的選舉中,十個朋友中大約有一、兩個採取策略性投票。不少人是在選舉前的最後一週或甚至一、兩天看到形勢非常嚴峻,而決定放棄尋找真命天子,進而採取策略性投票。2. 由於非建制陣營太碎片化,再加上在選舉論壇上彼此攻擊,非建制分薄選票、流失選票的情況嚴重。直至選舉前的一、兩個星期,選情分析大都對非建制陣營能否守住「雙保」相當不樂觀,即立法會的「三分之一關鍵少數否決權」,和「分組點票否決權」。9月2日下午,《民主動力》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滾動調查」結果公佈後,非建制陣營的形勢顯得更為嚴峻。當天傍晚和週六早上,多名候選人力挽狂瀾,突然陸續宣布棄選,為求保住非建制陣營的否決權。他們棄選的決定確實為星期日的選舉增添不少變數。3. 由於週末民調數據和棄選消息的衝擊,認真思考策略投票的人大幅激增,他們希望適當地運用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發揮關鍵性作用,讓徘徊邊緣的非建制候選人有機會當選。這些轉向策略投票的人當中,十之八九都沒有加入「雷動計劃」成為「策略選民」,遑論成為「雷霆救兵」了。更重要的是,策略投票的實際運用並不需要太複雜的知識或思考,選民只要先看自己的選區有多少議席,剔除了前面幾個「高或然率中選」以及後面幾個「低或然率中選」的候選人後,「邊緣名單」就呈現了。進而再刪除「邊緣名單」中不符合自己政治價值取向的候選人,「邊緣名單」中可供考慮的候選人就只剩三、兩個。因為運用策略投票只求非建制候選人當選,對候選人的認識或對其政治素質的考量就不太重要了。4. 比較上週日選舉的結果和上週五的民調數據,從部分候選人在選舉當日的得票率的大幅度波動,我們可以得出,週末轉向策略投票的選民為數不少。(註一)從社交群組和朋友間的討論中,依我的觀察,在轉向策略投票的人中,大多沒有「雷動聲吶」的資訊,真正依照「雷動聲吶」資訊而做決定的人數似乎很少。但由於每一區的「邊緣名單」人數就只那三、兩個人,未有參考或依照「雷動聲吶」資訊而策略投票的選民,他們最終的選擇恰好與「雷動聲吶」的建議相符,這倒是不足為奇的。5. 選舉的結果公布後,社交網絡和傳媒罵聲滾滾沖著雷動而來,不少人認為雷動要為某些候選人的落選負上大部分或全部的責任。依我看來,雷動計劃對這次選舉的最實際影響在於成功地引入策略投票的概念,使之成為許多選民在這次投票中的實際考量,尤其在上週末民調數據和棄選消息發出後,許多選民認真地考慮轉向策略投票的可能。如果在這意義上(部分候選人在選舉當日的得票率因策略投票而大幅度波動)說「都是雷動惹的禍!」,不如說「都是策略投票惹的禍!」更為貼切。(註二)但如果由此要推出「部分候選人落選的主要原因在於「雷動聲吶」資訊或雷動最終發放給『雷霆救兵』的投票決定」 、或「運用策略投票的選民的投票決定主要是受了『雷動聲吶』資訊或雷動最終發放給『雷霆救兵』的投票決定的影響」,那恐怕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證據了。6. 策略投票在這次的選舉中,讓許多人在週末仍然有轉向的動因和選擇,並在「比例代表制」下成功地增加了非建制議席,這對建制來說當然可以是禍;但對非建制來說,這或許是要大大感謝策略投票的構思者和推動者才是!7.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次選舉中有三位原本在上週末民調佔先的非建制候選人幾乎落選,這顯示了策略投票有不穩定的變數。如果沒有適當的調節機制,策略投票也會惹禍,會有過猶不及的問題。然而,非建制候選人間的充分合作和信任,以及完善的策略投票數據的收集及發布,可以減少過量策略票在投票日的轉移,避免原本佔先的候選人不幸墮馬的風險。8. 下一屆立法會選舉會不會有雷動 II,我不知道,也不覺得這是重要的。然而,策略性投票的潘朵拉盒子既打開了,就收不回來。只要「比例代表制」還在,下一屆立法會的選舉肯定會有策略投票,而且規模會更大。問題是,經此一役後,非建制陣營是否會更成熟、更有效地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使用策略投票來增加勝算和議席?註一:比較選舉和之前民調的數據,涂謹申流失的支持票(12.23%)和棄選三人減少的支持票(4.4%),在週末轉向策略投票流向鄺俊宇(16.74%)和梁耀忠(3.89%),再加上民調公布後推高了投票率,而高投票率對非建制是有利的。註二:如果「是雷動惹的禍」,當然也「是策略投票惹的禍」;但如果「是策略投票惹的禍」,就未必都是「是雷動惹的禍」。換句話說,在沒有更多的問卷數據之前,「策略投票惹的禍」是更為貼切、負責任的說法。 雷動計劃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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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不然(縱然選舉結果不是我所期望的)

(編按:文章寫於2016年9月5日深夜,2016年立法會選舉開始點票當晚。)選舉結果公布後,總是滿地眼鏡碎片。明天(9月5日)凌晨恐怕也不例外。週五傍晚和週六早上多名候選人陸續宣布棄選、停止競選工作或取消街站宣傳,他們的決定為今天(9月4日)的選舉增添不少新變數。傳媒這兩天也不斷發表最新的民調數據和形勢分析。甚至有候選人揚言現時選情由「十萬火急」變成「千萬火急」。無論你傾向支持建制或非建制的候選人,或甚至所謂的獨立候選人,選舉的最終結果很有可能不是你所期望的,令你大失所望。然而,縱然今日(9月4日)選舉的結果不是我原先所期望的,我依然對香港前景抱持希望,不會完全絕望。為什麼呢?我欣喜看見許多年輕的候選人參選。正如練乙錚所說,「這些年輕候選人少有名氣,缺乏選舉經驗……何況這些年輕人還有各種各樣的自身缺點……但是,他們願承擔、肯付出、有想法、進步快,甚至比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更有膽色和分寸。」(註一) 正如吳靄儀所說,“This is the voice of the future. Ignore it at your peril.” (註二)即便日後當權者增加政治打壓的力度,甚至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並以此為威脅,我不相信新一代年輕人求變的意志和動力會因此而削弱。我相信中央政府最終會明白,逼使年輕人在體制外激烈抗爭的手法是不智的、代價是高昂的。生於斯、長於斯,年輕人為香港的政治文化帶來了嶄新的、極為重要的身分建構問題和本土意識。他們嘗試努力建構自己的港人身分。他們熱愛香港這塊土地、珍惜這塊土地上每一個共同的記憶、拒絕把香港化為一個予取予求的地方。他們因此更清楚意識到守護香港是每一個香港人的責任;監察政府、為香港發聲更是每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立法會不應該是投票機器,高效率的通過政府提交的議案。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會在結果和期望的差距中輕言放棄。有道是「百年樹人」,有價值的東西往往需要相當的時間去爭取,更何況香港要爭取的,是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和自由,而且是向中央政府爭取。如果深信自己為香港所爭取的是有價值的、正確的,這一屆選舉做不好的,下一屆可以做得更好;這一屆選舉爭取不到的,下一屆還可以繼續再爭取。畢竟時間是屬於年輕人的。香港要有希望,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就必須意識到政治是一種溝通與合作的藝術:虛心聆聽、真誠對話、建設性協商、退一步思考、為他者創造寬敞的空間。只有透過真摯的聆聽、對話和協商,香港才可以走出社會深層次的對立和持續的撕裂,新一屆的立法會才可以為香港作出長遠的貢獻。我相信立法會不應該一言堂,應有更多非建制的聲音。我相信非建制要有足夠的議席,才可以有拉布以外的實質選擇。我相信要有更寬容的議會,香港的撕裂才得以縫補、悲情才可扭轉、港獨思潮才能緩和。我當然期盼我所支持的候選人可以順利獲得足夠的票數進入立法會。我希望非建制議員最終可以保住立法會三分之一的關鍵議席。即或不然,我不會讓選舉的結果影響我為香港努力的長遠目標。縱然選舉結果不是我原先所期望的,我依然會一如既往地繼續爭取,有如許多真誠投身於香港未來的年輕人那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路,總是要一步步向前踏出的!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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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人性的善

新界東補選的結果符合我的期望:楊岳橋勝出,梁天琦取得至少一成的票數。無論是周浩鼎或是梁天琦勝出,我相信暴力指數一定會上升。我絕不認為單方面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強行制止在議會中佔少數的泛民議員的反對聲音和拉布行為,是解決立法會極具爭議性議題的應有態度和有效方法。議會的抗爭空間如果大幅度的減少,市民的憤怒和街頭抗爭的暴力肯定會加劇,這樣一來,為理想而願意付出一切代價的無底線抗爭只有以暴易暴,甚至殃及無辜也在所不惜。於是,雞蛋與高牆演變成磚頭火頭與鐵壁銅牆。楊岳橋的勝出,顯然有助避免暴力在短期間內迅速升級。我絕對不贊成暴力,無法認同梁天琦的無底線抗爭。既是如此,為什麼梁天琦取得超過一成半的支持竟然會符合我的期望呢?無他,因為我清楚意識到本土勢力己經崛起的事實,它在市民當中,尤其在年輕人中,已經取得一定的、強力的支持。然而,在梁天琦因素下,楊岳橋依然以超過一萬張選票的差額力壓周浩鼎,而梁天琦自己,一個政府和建制口中的暴徒,大年初二前還是寂寂無名的小卒,竟然也取得近六萬七千票的支持。面對這樣的補選結果數字,周浩鼎顯然無話可說,他今天早上在商台節目中只有承認特首與市民之間的互信不足,本土勢力得到市民的一定支持。如果原本支持梁天琦的票,基於各種策略性的考慮轉而支持楊岳橋,以致於梁天琦的票大幅減少,那麼本土勢力的重要性在這次補選中就很可能受忽視,其崛起的事實不幸地就會被漠視。果真如是,後果當然堪慮。補選的結果符合我的期望,因為只有如實地反映本土現實,香港社會和政府才有可能不得不面對本土的存在和影響,儘管未必認同他們的理念,但卻不應該繼續漠視他們的存在,甚至扭曲他們的訴求。熱愛香港、關注香港前景,但卻持不同政見的中間溫和派各界人士,必須儘早尋求協商與合作,探討如何避免社會更進一步兩極化。他們必須積極勸喻政府尊重民意並面對現實,即刻揚棄強硬和高壓路線,高度重視本土意識和核心價值,容許公義和真相在一個獨立、公正、客觀、全面和有公信力的程序中彰顯。補選的結果既有助於避免暴力指數在短期內暴升,又凸顯了本土崛起這一無可迴避的事實,還有可能為社會帶來對話和修補的轉機,這些都是我所樂意看到的。楊岳橋勝出後謙虛地指出,「這次補選,好些選民以大局為重,希望守住議事規則這道險峰,而非因公民黨或者‘楊岳橋’而投我一票。」[1]但依我看來,這次補選中確實有不少選票是基於楊岳橋這個人,甚至梁天琦這個人,在選舉過程和辯論中的純真和真誠而投給他們的。「暴徒律師」、「暴徒」等簡單而惡意的標籤和抹黑,顯然無法說服獨立思考的成熟選民!雖然兩人各自的參選理念和傑出表現都很重要,但真正令他們突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卻是他們那毫不矯作的直率和善良,堅拒以標籤或抹黑對方取分。楊岳橋在勝選後表示,「我一直認為,縱然路線不同,抗爭路上,同是雞蛋的我們,從來不應你死我活、劃地為牢。過去各方或未找到大家的定位,我會嘗試做這道橋樑,打開溝通。」 [2]事實上,一直以來,包括在競選時,他已經在言行上實踐橋樑和溝通的信念。昨天晚上入夜後,楊岳橋和梁天琦在將軍澳相遇和握手,兩人臉上流露的真誠和互相珍惜,真難令人相信他們彼此是競爭對手,而且很可能會互相分薄票源。儘管有不少人在選舉前擔憂楊岳橋會被梁天琦鎅票,但楊岳橋卻不認同,也從未曾在選舉中告急。儘管不認同梁天琦的無底線抗爭理念,楊岳橋在競選中只是不斷地以理性和尊重態度去說服對方。在大年初一深夜的旺角騷亂後,楊岳橋更毫不猶疑地第一時間去幫助被捕人士,並因此被指涉嫌選舉舞弊,又被投訴涉嫌違反大律師公會守則,甚至被冠以「暴徒律師」稱號。但他毫不後悔,持守專業精神,作為一個補選候選人,他竟然宣稱這不是自己的第一身分,因為他看到的不是政治考量或自己的利益,而是被捕者的無助和需要:「我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亦是一位執業大律師,之後才是一名公民黨執委與新東補選候選人。當下香港,一個年輕人被拉被鎖後那種徬徨無助,你見過嗎?那些在報案室苦候的家長眼神,你見過嗎?我不認同一個人的行為,不等如我能漠視他的法律權利被侵犯,因為我相信法治,有無罪,應由證據、法官、陪審團定奪。」 [3]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一篇評論美國選舉參選人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從政者是否訴求人性的善,這是評價他們的一個方法。」(One way to judge politicians is by whether they appeal to our better natures.)[4]我相信有不少人投楊岳橋一票,是因他們確實在他身上看到他對人性的善的訴求。在一個撕裂不斷擴大、謊言不斷被奉為真理的權鬥文化中,我們確實意識到 「時勢真惡。⋯⋯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 [5][1] 楊岳橋,〈革新,就是轉機〉(臉書),2016年2月29日;http://on.fb.me/1RgZaXa。[2] 楊岳橋,〈革新,就是轉機〉。[3] 楊岳橋(臉書),2016年2月29日; http://on.fb.me/1SdU8Q1。[4] 「Time to fire Trump,」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7th,2016; http://econ.st/1LlZyH5.[5] «阿摩司書»5: 13b-14。 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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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義和暴力中得釋放

暴力是必須譴責的,也必須制止!昨天凌晨我們看到了令人心痛的暴力,不但嚴重破壞公共秩序,而且禍及無辜的市民、採訪的記者和執法者。任何暴力,無論是來自滋事者或執法者,都必須得到公正的、客觀的和有公信力的裁決和制裁,不應該是只基於群眾的公審或當權者的定性。昨天凌晨的嚴重衝突有如地震一樣,發生前一天(大年初一),幾乎沒有人會預料到香港即將爆發這麼嚴重的警民衝突,但發生後大家又似乎不會感到太意外,因為我們都清楚知道,社會正處在政治板塊大力碰撞的地震區,能量累積到一個時刻總是會爆發的。有如地震一樣,爆發後仍有餘震。已爆發的,只是冰山一角;看得到的衝突,只是大問題的一小部分而已。長期累積的民怨深,宣洩的時間必然也長。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香港社會的政治基因為什麼在回歸後迅速發生突變?為甚麼香港會從一個被譏諷為「政治冷感」的城市變成一個被責難為「泛政治化」的城市?是什麼把香港的大年初一變得這麼暴力?香港應該怎樣才可以避免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群眾情緒有如野火,必須疏導,否則一發不可收拾。執法者不但有責任控制群眾,而且有更大的責任和智慧疏導群眾的情緒。絕大多數在場的群眾是無辜的、看熱鬧的和富同情心的,他們的熾熱情緒極為容易在混亂和喧擾中被撩起,讓有心的滋事者有機可乘。群眾的聚集往往給予有心的滋事者一個大好機會,但同時也考驗政府的管治智慧和能力。執法者必須以智取勝,而不是以武力鎮服,這樣才能讓有心的滋事者無法得逞。當事件演發為嚴重衝突後,事後攝像鏡頭中的無數槍枝、盾牌、噴霧、磚頭、火把等,以及它們背後所展示的武力、暴力、憤怒和衝撞等,無論放大多少倍,都無濟於事。這些醜陋和陰暗的影像,往往只是被用以支持某些選擇性的責難和譴責,以及日後必須使用更多、更強的武力和抗爭的藉口。在暴力影像的催化下,社會只有更趨兩極化。暴力的無限循環和升級,似乎無可避免,直至其中一方最終屈服,抑或大家在廢墟中都流著淚說,「夠了!我們的社會無法再承受這麼沉重的仇恨!」香港社會漸趨失序。大家心中明白,現在當然不是最壞的、無法管治的時刻,更壞的還未出現。別說十年這麼長久,即使是五年後,香港也很有可能不再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香港,正如今天的香港已經不是我們五年前所認識的香港,令我們不禁深深感到慨嘆和傷感。弔詭的是,佔領期間長達79天的數十萬人示威,一輛汽車也沒有焚燒,一塊商店玻璃也沒有敲碎。絕大部分參與抗爭的市民是和平和理性的,這是香港在國際建立的美好形象,肯定也是港人可以引以為傲的。果真如是,為什麼我們竟然無法對前景樂觀呢?因為我們知道,不少市民在佔領後陸續放棄和平和理性的進路,有如紅海分開那樣,他們正迅速地向兩極靠攏。當和平、理性的非暴力訴求無法得到應有的正面回應時,一片滋生暴力的土壤就形成了。當一個社會如果無法創造聆聽、對話、尋求共識的條件時,這個社會只有不斷分化、繼續撕裂,各用各的方法去達致各自的目的。電影《十年》引用了先知阿摩司的話作為結束:「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阿摩司書》5: 13b-14)我們不妨把這句話視為對整個香港社會,而不是僅僅對個人的一個勸戒:整個社會必須「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換句話說,香港的希望不在於最終哪一方贏、哪一方輸;而在於整個社會是否願意真正謙卑和寬容,學習共同尋求「共存活」的「共善」。今天(2月10日)是基督教會傳統的聖灰節(Lent),是信徒在上帝面前認罪、懺悔的神聖日子。在上帝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沾沾自喜,自以為義;沒有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是善,卻將與自己為敵的都視為惡。作為香港市民,或許我們可以在這一天在上帝面前為香港認真認罪、懺悔,求上帝讓我們從驕傲、自義、撕裂和暴力中得到祂的恩典和釋放。在認罪、懺悔中,讓我們都學習謙卑和寬容、聆聽和對話:以仁愛寬容消弭紛爭,以謙卑憐憫擁抱公義,以聆聽對話建立共識。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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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太久 只爭朝夕

電影《十年》確是近年來港產電影的奇蹟。《十年》自去年12月17日上映後,第一個月共460場的票房收入累積達323.7萬元,連續三周高踞香港十大票房之列。[1]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於2016年1月17日的「第二十二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中推薦七部電影,《十年》是其中之一,[2]美國CNN電台於2016年1月21日以〈《十年》:黯淡的香港遠象帶來票房驚喜〉為題報導,訪問其中三位導演,[3]《環球時報》更於2016年1月22日以整篇社評點名猛烈抨擊《十年》。[4]有人覺得《十年》的立場不中立,五個故事不夠全面。然而,電影不是學術研討,既便是學術文章,也往往有其取向和預設。更重要的是,一般觀眾對電影的期待,是導演藉著電影所要傳遞的訊息。有人覺得《十年》的劇情過於誇張,質疑其真實性。然而,有什麼比得上這兩年激變的香港社會現實更為誇張和荒謬呢?如果《十年》有續集,或者説,如果《十年》不是在2015年初而是在一年後的今天才開始籌劃和拍攝的話,我相信或許會有關於〈司法覆核〉、〈院校自主〉、〈越境執法〉和〈被失蹤〉等故事的出現。然而,如果有人在一、兩年前就編寫出市民對相關事件深感憂慮的故事,恐怕也會即刻引來「過於誇張和失實」的激烈批評。對於股市和匯市來説,一個週末往往已經太長久,因為根本無法預知在週末內會發生什麼事情,也難以預測某一事件對於一、兩天後的股市匯市會有什麼衝擊。政治其實和股市匯市一樣,一個週末尚且太長,何況十年?無論是今天或是五年後,沒有人可以有把握準確地預測香港十年後的真相。《十年》或許不是研究香港2025年的最適當材料,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導演不是預言家。與其說《十年》是一部預言,不如說它是一部寓言。這不是質疑電影與十年後的香港實況的關係,而是説,《十年》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的預言性,不在於十年後的香港是否與電影所描述的相符,而在於《十年》真實地反映了今天許多香港市民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並他們對下兩屆的特首和政府(2017年和2022年)完全失去信心。後佔領的香港固然是一個撕裂、分化、對抗的社會。然而,不是很多人意識到後佔領的香港亦是一個焦慮、迷失的社會,就如《冬蟬》的男主角那樣,日復一日地重覆保育工作,深層的無力感最終使到他自己也迷失了,把自己製成標本,步向自毀。《冬蟬》導演黃飛鵬慨嘆地問,「當保育意識走到盡頭,我們還能保護什麼?」[5]資深影評人舒琪曾表示很少香港電影能夠提起他的興趣,但他對電影«十年»卻給予極高的評價:「毋容置疑地,這將是今年最重要 —— 如果不是最好 —— 的香港製作電影。 誰說香港(電影)沒希望?」[6] 他更指出,「我想不出在過去的五至十年裡,有哪一部香港電影可以如斯不斷叫我聯想起我的生活及所思所想。許多人都說五部影片的結論太灰太悲觀,實則是香港的現實根本就沒有給希望過我們(也許除了去年的雨傘運動)。電影只是拒絕說謊。」[7]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陳志華亦認為《十年》「是切切實實呼應着時代,是今年最值得討論的香港電影。」[8]我的朋友當中,有人看《十年》時落淚,有人表示要多看一次,有人在小組中討論,有人籌辦放映會讓觀眾參與討論,有人撰文發表感想。一部電影竟然能夠引起觀眾這麼大的迴響,這不就是電影的魅力和拍攝的目的嗎?這不也是《十年》為什麼會招惹《環球時報》社評強烈譴責的原因嗎?但這同時顯示《十年》的更深層價值和意義:就是有人明白香港人,説出了他們面對香港前面十年心底處的不安、擔憂、焦慮、掙扎和忿怒,觀眾在《十年》中看到自己的影像,聽到屬於自己的聲音,找到屬於自己的感受。有人批評《十年》既負面又灰暗,而且未有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十年》所呈現的未來,無疑非常沉重,但絕對不灰,因為《十年》的五個年輕導演拒絕認命、絕不放棄。[9]《十年》發起人及短片《本地蛋》導演伍嘉良解釋說,五個導演的「諗法好似,同意香港宜家好唔掂,要搵出路,大環境未必(即時)有改變,但人的選擇,當前面對的掙扎同困局,卻可改變未來。」[10]《十年》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勇敢的嘗試,面對香港現時的困境,導演們拒絕在無力感和無奈感中沈溺,他們毅然選擇面對政治現實,積極關心香港未來,認清擺在前面的選擇。拍攝《十年》的目的就是要「畀香港人睇,好關心香港將來,呢個先係重點。」[11]十年太久,只爭朝夕。我們當然可以什麼也不做地只做觀眾,靜觀前面十年香港如何改變。《十年》以「為時已/未晚」作為結語,把時間焦點轉向現在,把觀眾化為行動者,十年後的真相由自己現在決定。「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阿摩司書》5 :14)《十年》因此可以是面對香港未來的新起點。在沒有特定的解決方案下,《十年》邀請觀眾勇敢地面對和思考香港的未來,並做出應有的犧牲和選擇。在沒有特定政治正確的故事下,《十年》為新本土電影掀開序幕,把香港的故事繼續講下去。《十年》應該有續集,等待每一個香港人去講述;另一不同角度的《十年》,有待每一個香港人去創造。[12]有人聆聽、有人回應、有人對話,故事才可以延伸,延伸下去才會有意義。【 註釋 】[1] 〈獨立電影《十年》滿月勁收324萬 連續3周高踞十大票房〉,《蘋果日報》,2016年1月20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60120/54669009。[2] 得獎理由撮要中指出,「年輕創作者勇氣與創意的展現。五個獨立的未來想像,或有荒謬諷刺,或有虛幻迷離,或有貼近生活,卻不約而同反映當下社會的焦慮與恐懼。這既是預言,也是寓言,旨在絕望過後留一線希望之光,勉勵香港人為時未晚。」(〈第二十二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理由撮要〉,2016年1月18日;http://www.filmcritics.org.hk/學會大獎/得獎理由/第二十二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理由撮要)[3] JamesGriffiths, “‘Ten Years’: Dark vision of Hong Kong’s future proves surprise boxoffice hit”;January 21,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01/20/asia/hong-kong-ten-years-future/.[4] 〈社評:《十年》嚇唬香港社會,內地管不了〉,《環球時報》,2016年1月22日〉;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6-01/8425632.html。[5] 〈【十年】獨立電影放映〉,2015年11月6日;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47433602073105.1073741840.538948349588297&type=3。[6] 〈【十年】獨立電影放映〉,2015年11月6日。[7] 舒琪,〈《十年》〉,2016年1月10日;http://ktoyhk.blogspot.hk/2016/01/20160110_52.html 。[8] 陳志華,〈《十年》:想像香港崩壞時〉,2015年12月19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19-culture-column-chanchiwa/。[9] 歐文傑的《方言》是五部短片中相對不太沉重的,但卻是最有可能在現實中發生的。雖然導演以比較輕鬆的敘事手法演繹,但廣東話日漸衰微對小市民生活的影響,如是緊貼民生,怎會不沉重?[10] 〈熱爆《十年》掀撲飛潮 導演:還看今天為時未晚〉,《蘋果日報》,2015年12月27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51227/54578926。[11] 〈香港十年預言:「本地」成禁詞 粵語靠邊站〉,《東方報業集團網站》,2015年12月20日;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1220/bkn-20151220195601456-1220_00822_001.html。[12] 伊仁,〈為時未晚 《十年》為新本土電影運動掀序幕〉,《輔仁媒體 • 爾雅集》,2016年1月14日;http://style.vjmedia.com.hk/2016/01/14/13644。 影評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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