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丕盛:聖誕最受忽視的人和信息

在大家所熟悉的聖誕故事中,耶穌的父親約瑟或許是最受忽視的人。?聖誕的主角當然是嬰孩耶穌,然而除了聖嬰以外,聖誕故事裡還有很多其他人物,例如,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耶穌的父親約瑟、在野地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給牧羊人報佳音的天使、在聖殿裡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的西面和女先知亞拿,從東方來尋訪聖嬰的博學智者、心裡不安想要殺害聖嬰的希律王、心裡同樣不安的耶路撒冷百姓、奉希律王命殺害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兩歲以下男孩的兵丁等。當然,聖誕故事還有那顆伯利恆的星和野地的羊群等。?當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向童女馬利亞預言她將要懷孕生子時,馬利亞即刻而正常的反應是:「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雖然童貞女生子不可思議,但馬利亞最終順服地說,「我是主的使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因著順服,馬利亞得以成全上帝大能的旨意,也因此成了順服的最重要表徵。?約瑟同樣也無法接受還沒有出嫁的馬利亞已經懷了孕,於是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在夢中同樣有主的使者向約瑟顯現,要他把從聖靈懷了孕的未婚妻馬利亞迎娶過來。試問,究竟哪一樣比較容易呢——是接受自己童貞女生子,抑或接受自己的未婚妻童貞女生子??聖誕的故事絕對不可能沒有約瑟。可惜的是,基督教藝術傳統顯然偏重聖嬰的母親,以致於馬利亞幾乎有如一個單親的媽媽。但事實上,耶穌的父親約瑟的角色一點不可少、一點也不輕,他給予馬利亞和嬰孩耶穌亟需的保護和安全。約瑟從夢中醒來,立即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馬利亞娶了過來。?然而,約瑟在聖經裡卻是沉默無言的,連一句話都沒有,雖然如此,我們必須相信他同樣會對主的使者這樣說,「我是主的僕人,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事實上,約瑟的順服並不小於馬利亞的順服。作為馬利亞背後的男人,約瑟的「退」與「隱」與馬利亞的謙卑與順服同樣重要,是同一銅幣的兩面,都是我們生命的楷模。?約瑟另一個最受人忽視的特點或許是他的年齡。雖沒有任何的歷史依據,基督教藝術傳統往往有意藉著約瑟的不在場,或甚至以一個額頭微禿、頭髮蒼白、年紀很大、甚至近乎老邁的約瑟來突出馬利亞的永恆童貞。英國藝評家 Waldemar Januszczak 就曾抱怨地指出,在17世紀意大利畫家Guido Reni的聖誕畫裡,馬利亞看似15歲,而約瑟則大約70歲。(Waldemar Januszczak, “Art: No Ordinary Joe” (Dec 21, 2003;http://www.waldemar.tv/2003/12/art-no-ordinary-joe/)?福音書的作者強調施洗約翰的父親和母親兩人「年紀老邁了」,聖殿裡的西面和亞拿同樣也年近古稀。(«路加福音» 1: 7,18,2: 26, 29, 36)如果耶穌的父親年紀真的很大、近乎老邁,福音書的作者怎會完全沒有提及呢?反倒還特意指出約瑟「把妻子娶過來;但是沒有和她同房,直到她生了兒子」。(«馬太福音» 1: 24b-25a)?既然沒有歷史的依據支持約瑟與馬利亞年齡不相稱的大差距,我們就應該依照當時的一般習俗,假定約瑟和馬利亞只是年青人,是一對年紀很輕的夫婦。?在這個聖誕節裡,我們不妨靜思聖誕故事中一個很可能是我們最忽略的革命性信息:上帝在祂的恩典裡,竟然信任一對年紀很輕的夫婦,讓他們參與祂的救贖大功,甚至把照顧人類救世主的大任完全交付他們。?千萬不要經常抱怨年青人不成熟或無能力。不要老以為青少年沒有能力做正確的決定,除非他們的行為表現出來他們確實沒有這個能力。別再把他們當成小學生來對待,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停止做小孩。?17歲的馬拉拉最近(12月10日)在瑞典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成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她年青的生命絕不是放任、過多、無定向的自由,而是順服地迎向、謙卑地接受生命對她的嚴格挑戰和要求。就讓21世紀為我們揭開一個新的年青人的時代吧!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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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廣泛和深層次的對話

今天是928後的第8個星期日。928對我來說,似乎已經是很久的事了,或者說,這段時間太多事發生了,當中不少是完全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這段時間對我的一個明顯影響是累,不純粹是身體的,更是心靈的,心情的起伏大,也流了不少淚。88年年底我舉家到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半年後,就發生了六四事件,衝擊當然很大。25年後,想不到竟然會出現香港928畫面和北京64畫面相互重疊、交替的情形,當天晚上非常難過,腦海中不斷浮出一句話:They don’t deserve this! 是的,和平爭取民主的群眾,不應以催淚彈驅散,不能以武力鎮壓。928後的一個高潮是10月21日政府和學生之間的第一輪對話。對話的過程波折重重,10月2日晚上9時左右,學聯向政務司司長發出公開信,要求和政府就政改議題對話;晚上11時半特首和政務司司長會見傳媒,回應學聯公開信,特首委任政務司司長短期內與學生見面;第二天(10月3日),學聯宣布擱置與政務司司長對話,批評政府與警方縱容黑社會暴力襲擊佔領者人士。再隔一天(10月4日),學聯表示願意再次促成與政務司司長對話。10月9日,政務司司長表示,因應學聯及有關團體下午公布新一輪不合作運動,政府認為雙方對話的基礎被動搖,不可能有建設性的會面,因此決定暫不會面。10月16日,政府表示將透過中間人重啟與學聯對話,期望雙方能於下星期會面。10月18日,政務司司長表示對話即將在下週二落實進行。10月21日,政府與學聯就政改進行首輪會談。會後,學聯對政府的4點回應表示質疑,認為實質作用不大。就學聯認為政府沒有給予實際回應,政府表示失望。11月11日,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暫時政府與學聯雙方對話空間「並不存在」。儘管佔領運動已經接近8周,在最需要對話的整改議題和最需要對話的時刻,政府與學聯竟然只能勉強地進行一次對話。從上述波折重重的對話過程來看,雙方對話的基礎顯然極為薄弱,即使再有第二輪的對話,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實質的進展。與此相對,社會的撕裂極其嚴重。值得注意的是,撕裂不僅在於政府和佔領人士之間、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之間,也在於佔中和反佔中之間、警察和市民之間、年青一代和年長一代之間,當然也在職場、教會、甚至家庭裡等。網絡社交平台近幾個星期湧現的unfriend潮和退出潮反映了我們正在被非理性的憤怒和不寬容淹沒。在巨牆和雞蛋之間,我們又迅速地為自己築起了更多的牆,香港正迅速地往下沉。  現時香港社會的對立、衝突和撕裂是廣泛和深層次的,因此,社會需要的溝通和對話也應該是廣泛和深層次的。今天,幾乎我們周圍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受過去這兩個月所發生的事所影響。換句話說,不僅是政府和雙學三子需要對話,社會各個層次也都需要對話。因此,最近我有份參與發起的「公民社會聯合行動」就倡議「社會各界共同負起推動政制民主化責任,透過深化理性討論,好讓民主運動能持續發展」,同時成立«民間多方平台»,「舉行多場公民論壇及建立公共交流空間,讓公眾可以共同參與。」[1] 我們不能把政改對話的焦點只放在政府和雙學三子上,必須積極在民間各個階層推動互相聆聽、溝通、尊重和寬容的對話文化。一方面,政府的政改方案必須有充分的民意支持,才會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社會也需要透過充分的聆聽和積極的對話,形成成熟和理性的民意,否則,恐怕只有情緒化的民意和非理性的群眾霸權。?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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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But who cares?

來自25間大專院校的1.3萬學生9月22日在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參與爭取真普選罷課集會,為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專學生罷課。前中文大學校長和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在這之前指大學生罷課不算是犧牲,只是做騷罷了,即便大學生都罷課了,也只是教授樂得有一天假期。But who cares? 這般的冷漠與不屑,出自一個現任行政會議成員之口,或多或少反映了政府對學生究竟有多關心。政府回應說,「尊重同學對民主理想的追求和執著,以及對香港未來的期望和承擔⋯⋯,政府深信本港政制能夠向前邁出重要一步,必定比原地踏步好。」[1] 公式化的回應,既得體又政治正確,但卻感受不到政府對學生一絲的關心。執筆之際,「佔中」仍未發生,但大家都清楚知道,「佔中」短時間內即將發生。「佔中」遲遲未發生,只因為「佔中」發起人和絕大多數的支持者都不希望「佔中」發生。「佔中」的弔詭性就在於「佔中」一旦發生,即意味著整個運動自去年一月迄今的努力完全失敗,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佔中」的弔詭性就在於,這一場數千甚至逾萬人的、連續數十小時的「盛宴」其實是有掙扎、有恐懼、有犧牲、有苦難的,這一杯「苦酒」沒有人想飲:「如果可能,求使這杯離開我。」然而,八月底人大常委會落重閘的決定,一夜間催生了「佔中」。But who cares?人大的決定使到港人突然驚覺,循序漸進的普選不過只是原地踏步,對「一國兩制」信心的淨值創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該項調查自1993年開始以來的最低記錄,而對中央政府的最新信任淨值是1997年2月以來的新低。[2] 政府缺乏認受性,無法有效管治,社會不斷撕裂。But who cares?深夜,面書的朋友上載了一封信,是一個年輕媽媽寫給才剛上中一的女兒。女兒告訴媽媽想罷課,媽媽嚇了一跳,這麼小的年紀,她真懂得罷課的意義嗎?忐忑不安的媽媽和女兒討論了好幾次,又持續對談了好幾天,每次女兒都會主動問︰「媽媽,我是否可以罷課?」究竟有誰願意聆聽中一學生所關心的?Does anybody really care?到了要交家長同意書給學校的那天,媽媽又再一次和女兒對話,很耐心地聆聽,又仔細反覆查問。女兒清晰的回答,終於讓媽媽知道,女兒所關心和所懂得的,比媽媽想像的還多。終於,媽媽深信,女兒「那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天主對她的恩賜。」於是,媽媽尊重女兒的選擇,給校長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然後,又給女兒寫一封信,對她說,「親愛的女兒,我在乎的,I care!」媽媽對女兒的尊重和信任,令我徹夜感動不已。從權力和政治的現實來看,我們大可冷漠和不屑地說,“But who cares?” 但只有在關懷和憐愛中,我們才願意聆聽和接觸,我們才會說,「我在乎的,I care!」這城市有許多聲音,有掙扎、懼怕、苦痛,也有喜悅、盼望、感恩。值得慶幸的是,這城市原來有很多同行者,他們說,「我們在乎的!We care!」…………………………………….註釋:[1] 〈萬人罷課集會破記錄〉,«明報»,2014年9月23日。[2] 「在九月上旬進行的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和信心指標都全面下跌,很多跌至多年來的低點。具體而言,巿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最新信任淨值分別是負7和負22個百分比,較三個月前大幅下跌12及14個百分比,分別是2003年6月及1997年2月以來的新低。⋯⋯對香港前途和一國兩制信心的淨值,就分別下跌11及20個百分比至負4及負19個百分比,前者是2003年4月以來的新低,後者更是調查自1993年開始以來的最低記錄。」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港大民研發放最新信任及信心指標的調查結果〉 (2014年9月23日,新聞公報),http://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1186.html)。 佔領 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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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承諾,就是「無戲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終於在8月31日全票通過有關香港政改法案,完成「政制發展五部曲」的第二部。中央政府一錘定音,敲定了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框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維持4個界別共1,200人,候選人數2至3人,個別候選人必須得到過半數提委提名。同時進一步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通過的有關「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的決定再縮窄為「按照⋯⋯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1] 除非人大日後再做修改,這個普選框架將適用於2017年及其後的特首普選。草案第2條第3項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於8月27日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指出,「根據這一規定,全體合資格選民將人人有權直接參與選舉行政長官,體現了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遺憾的是,除了引述«基本法»第2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草案和李飛完全迴避了«基本法»所賦予港人的「被選舉權」。正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所說,「人大決定所體現的是一種近乎『零風險』的普選模式。」[2] 英國廣播公司更直接指出,「中國於2017年將提名2至3位香港特首候選人 (China will nominate ‘2 to 3’ candidates for Hong Kong leadership in 2017)」[3] 問題是,如果只有這樣的普選才是中央所容許的,為甚麼不一早就說清楚呢?何必浪費這麼多社會資源和精力爭取呢?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說得好,這種普選框架根本在2007年或甚至回歸當年就可以實施了,為什麼還要等到2017年呢?[4]或許「佔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揭穿了「一國兩制」的本質其實仍是「一國一制」。爭取了30年的普選,原來只是原地踏步,最終發現自己「被普選」了!有「被」無患!換句話說,如果普選的實質就是這樣,港人過去30年來為香港爭取民主和普選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難怪54位學者於8月31日憤然聯署抗議:「北京背棄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強調的『民主治港』承諾,巧言令色地強迫港人接受指鹿為馬的假普選框架,我們對此感到極度失望憤慨。」[5]君無戲言!即便是君王也應守信,君王若言而無信,就沒有人會把他的話當真,也沒有人會真正當他是君主了。「君無戲言」的典故是,有一天,年幼的周成王姬誦和弟弟叔虞在宮中玩耍,將一片梧桐葉當作玉圭給了弟弟:「就用這個分封你做唐國諸侯。」周公知道這事後,請成王擇日封候。成王說:「這只是說著玩的。」周公卻很認真地說:「天子無戲言啊!」成王於是選擇吉日,封叔虞爲侯,史稱唐叔虞。[6] 試想,在香港今天要求中央落實「高度自治」的處境裡重新思想分封分權的「君無戲言」典故,不是很有意思嗎?在基督宗教哲學裡,甚至連上帝也不能背棄自己所應許的,不能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上帝自己說:「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絕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的旨意,達成我差它的目的。」[7] 許多人以為上帝既是全能大主宰,祂自然愛幹嘛就可以幹嘛,其實不然,因為「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否定自己」。[8] 上帝必須守約重信,人才可以抓住祂的應許,因為只有這樣的上帝才是信實可靠的主。中央政府當然可以不給香港普選,然而一旦承諾了,就必須言而有信、重諾守言。中央政府既然已經答應給港人「高度自治」,就必須「中央無戲言!」港人一直以來所爭取的,不是與中央對抗,更不是勾結外國勢力,而是要求中央政府信守«基本法»,履行對港人「一國兩制」的神聖承諾。框架公佈後,政府一直呼籲對談合作,只是棄信背諾之後,哪還有真心對談和合作的伙伴呢?……………………………….[1]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http://www.2017.gov.hk/filemanager/template/tc/doc/20140831a.pdf。[2] 陳弘毅:〈中央用「守前門」方案原因〉,«明報»,2014年9月1日,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40827/gb409480.htm。[3] “BBC Breaking News on Twitter,” 2014年8月31日, https://twitter.com/BBCBreaking/status/505994649316904960。[4] 〈中間派不亢不卑迎結果〉,«新報»,2014年8月31日,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Detail/Index/448673。[5] 〈54學者致市民書:北京棄諾 失望憤慨〉,«明報»,2014年8月31日,http://news2.mingpao.com/ins/54學者致市民書:北京棄諾%20失望憤慨%20%28全文%29/web_tc/article/20140831/s00001/1409483935568。[6] «呂氏春秋 • 重言»。另參,「那些人就紛紛聚集到王那裏,對王說:『王啊,當知道瑪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但以理書» 6: 15,和合本修訂版)[7] «以賽亞書» 55: 11,和合本修訂版。[8] «提摩太後書»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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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民不畏牢,奈何以牢懼之?

近年來香港社會的撕裂,最令人憂心的,不是當中個別的激烈行動,而是越來越多的溫和人士和專業人士表達對政府的強烈不滿與不信任。社會的嚴重撕裂,我們能夠把責任都推給組織遊行或參與靜坐的市民嗎?說實話,我個人並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香港不是東方之珠嗎?過去幾十年香港社會不是一直在發展中嗎?為什麼市民今天會對東北發展大聲說「不!」呢?為什麼市民不再相信他們原來才是東北發展的受惠者呢?回歸僅17年,社會已經出現管治危機,政府有什麼責任呢?顯然,沒有認受性的政府是無法解決今日香港的管治危機,無力解決管治危機的政府必須謙虛地把權力回歸給人民。為什麼要發警告信予「毅行爭普選秘書處」負責人呢?為什麼要以冰冷的法律去對付一群和平示威和靜坐的組織者和留守者呢?[1]何必把一群非暴力的善良市民和學生逼向牆角呢?管治不是控制,我們必須「對那些抱持不同信念的人保持尊重與仁愛,避免激化矛盾,導致更深的撕裂。」[2]面對80萬的投票選民和逾50萬的遊行市民,如果大家聽到政府的唯一回應,就是「沒有法律效力」,如果大家看到政府的即刻行動,就是大事檢控,請告訴我,這政府的政治智慧是什麼?這政府所依恃的是什麼?要檢控七一遊行的組織者及遊行後留守遮打道的行動者?恐怕自願加入被檢控行列的人數會越來越多。可以只檢控組織者及留守者而不檢控前來自首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嗎?還有,這種罪名坐得了幾天牢?就算坐了,以現在的香港民情,恐怕把監牢都坐爆了,也關不住一半人。再說,就算把這些人都告上法庭了,又怎樣?難道香港從此就太平了?或者只是激發更多人上街及公民抗命!必須注意的是,法治是一把兩刃的刀,可以堅決捍衛港人在«基本法»下應有的權力和自由,也可以淪為政治工具,單靠警權治港。民不畏牢,奈何以牢懼之?人民與政府對抗,政府與人民對著幹,這絕非社稷之福。我不喜歡對抗。我不是遊行常客,更不是「得閒遊行當行街」一族。過去25年來,上街遊行只得4次,沒有一次可以從起點走到終點,嚴格來說,只是屬於「不被計算上數的」遊行人士。我對政治的興趣不大,而且厭惡電視所看到的今日議會的對抗文化。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希望看到的是,政府有聆聽民意的誠意,有和異見人士對話的勇氣,以及有化解管治危機的智慧和能力。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3] 作為一個家長,導演張堅庭展現了更高的政治智慧:「我希望梁特首由此(反叛女兒)而明白現在社會撕裂,年輕人的不滿,如果把香港縮小成梁特首的家庭單位,他家裏的問題,不正正就是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嗎?⋯⋯對香港時局,他應該以父親的卑微心態和社會溝通,如果他對養育成長的女兒尚且如此寬待,那麼對授權予他的香港社會,他更應以慈父的心好好溝通,以寬容態度對付異見,向中央爭取﹕讓他和香港人多點空間,好好處理家事。」[4]香港的父母官在哪裡呢? 註釋:[1] “You Salute The Rank, Not The Man” [短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UsY0fdjs8。[2] «關懷香港牧函» ,http://iquest.hk/?p=7954。[3] «馬太福音» 7: 9。[4] 張堅庭:〈特首女兒的難題〉,«明報»,2014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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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乘虛強勢干預 編輯自主存疑

«明報»職工協會7月2日向全體員工發信,強烈譴責«明報»編務董事呂家明,「約凌晨3時半,在編輯部要員不知情下,擅自下令叫停正進行的付印程序及作修改頭版頭條,『把原有大題「爭普選大遊行,人數10年新高」,改為副題,並刪去「爭普選」用字,改成「7.1大遊行,人數10年新高」,而原有副題「數百預演佔中,警展清場程序」,改為大題 「數百預演佔中,警員抬人清場」。』[1]編務董事呂家明昨日(7月3日)在«明報»撰文〈改版之夜〉,詳細解釋為什麼7月2日凌晨在「編輯部(的)⋯⋯編輯、記者都跑光了」後,自己擅自決定更改頭版頭條。[2]«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在昨日報導中認為:「呂家明為了將警方清場的最新消息趕及見報而改版,是正確的做法;至於改版機制則需要檢討,避免再有同類爭議發生。」近年來環繞«明報»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尤其是有關前總編輯劉進圖年初被撤換和和二月底遇襲,令市民擔憂編輯自主、言論自由陷入谷底。這次「平日不在編輯部執行職務」的編務董事呂家明,在「總編輯、晚間當值的執行總編輯及助理執行總編輯」完全不知情下強勢更改頭版頭條,自然引起公眾關注,«明報»公信力又再次受重創。詳細閱讀呂家明〈改版之夜〉一文後,筆者有下列觀察和分析:一、呂家明在文中坦承他一開始就不喜歡頭版頭條題目,「覺得用字易令人誤解」,同時對於「遊行新聞圖片的處理⋯⋯有點意見」,並且早在遊行當天「午間,已跟副總編輯劉頌陽表明,我[呂家明]覺得重點在預演佔中的發展。」二、7月2日凌晨,首席執行總編輯鍾天祥,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和助理執行總編輯陳錦強商量,「幾經琢磨,他們得出了『爭普選大遊行 人數10年新高』這大題目。⋯⋯這時大約接近凌晨3時了。」呂家明只好接受編輯部的決定,「雖然我[呂家明]覺得仍可更好,但既是他們3位都同意,我就由他們發排付印。」三、副總編輯劉頌陽雖然早知道「警方3時開始抬人」,但仍沒有做出任何改動頭版頭條題目的決定,可見劉頌陽或編輯部不認為警方一開始抬人,報章就立刻要改頭版頭條題目。四、「凌晨3時20分」,編輯和記者都離開辦公室了,這意味著編輯部當天該做的事都做了,就在這時刻,呂家明從印刷部跑回編輯部,顯示只是呂家明自己似乎仍心有不甘。五、值得注意的是,呂家明單憑劉頌陽電話中的「警方3時開始抬人」就決定改版,可是自始至終他並沒有直接和現場記者聯繫。令人詫異的是,頭版改版這麼重大的事,豈可心中早有定稿,不必與前線記者詳細溝通?六、一個至要關鍵在於,到底呂家明是否事先有向編輯部清楚提出,只要警方開始抬人清場,無論是否有衝突或肢體碰撞,頭版頭條題目就得即刻改動?要怎樣改動?有什麼基本原則?七、呂家明似乎一早已經決定留守大本營,但他為什麼不事先就清楚向編輯部同事清楚說明底線?為什麼在重要關頭「一個新聞老兵」的做法竟會讓人感到是乘虛而入?八、呂家明聽說「警方3時開始抬人」,他的即刻反應是,「我說,那得改版」。「平日不在編輯部執行職務」的編務董事如是強勢干預,«明報»還是編輯自主嗎?九、就呂家明強勢干預改版,總編輯張健波的回應是,「呂家明為了將警方清場的最新消息趕及見報而改版,是正確的做法;至於改版機制則需要檢討,避免再有同類爭議發生。」「預演佔中」如是如此重大事件,編輯部不可能沒有事先討論,更可況呂家明早在午間已清楚表明他個人覺得重點在「預演佔中」的發展。總編輯張健波有責任向公眾清楚交待編輯部就「預演佔中」的討論結果,不能事後只是一句了事,確有息事寧人之嫌疑。傳媒為社會公器,如果編輯部對事前完全可以預料到的事件(如,凌晨警方開始抬人)都不能有清晰的決定,而在重要關頭竟給人一個遭乘虛而入,強勢干預的擔憂,試問,傳媒的公信力何在?如何可以真正有效地反映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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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盛:那維繫我們的,比那分裂我們的更大

回歸17年前夕,香港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和挑戰。6月10日,北京中央政府經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6月20日,在國家級的黑客暴力襲擊下,「佔領中環」開始為期十天的民間全民投票,首日投票人數超過40萬,三天後逾70萬。6月27日,約1800名法律界人士與法律學生在33℃高溫下,參與回歸後第三次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抗議白皮書破壞「一國兩制」,遊行人數創新高,較2005年人大釋法遊行多出約一倍。6月19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放「港人最新信任及信心指標」調查結果,在6月6日至12日隨機抽樣調查中,有41%港人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的為34%,「各項港人信任和信心指標大致保持平穩,只有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明顯下跌至負8個百分比。」[1] 另一個在6月24日發放的「特首及政府民望數字」民研調查顯示,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及改善民生的滿意淨值明顯轉差」,「巿民不滿特區政府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比率,現時為38%,是1997年以來的最差」。[2]自1992年來的跨年代追蹤民研調查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在97回歸後曾經穩步上升,在2007年10月更達最高峰59%。[3] 回歸初期,由於中央政府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儘管經歷各種逆境,港人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會落實«基本法»所賦予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2001年8月至2005年2月,以及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期間,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甚至高於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差距於2003年12月達18個百分點,那一年香港正飽受沙士、經濟低迷和«基本法»第23條爭拗的衝擊。[4]但這一切似乎都已成為過去。«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6月26日的專欄中感嘆地指出,「香港呈現了老中青都感到北京的『管』、港府的『治』俱不得其法,憂慮長此下去,必會把香港弄垮。」[5]同一天的«明報»社論更為悲觀,開門見山在第一段指出,「香港問題歷經30多年,近期社會氛圍之詭異極為罕見,因為包括官方和民間都認定本港將發生衝擊社會穩定的重大事件,亂局會演變至怎樣的程度,根本無法預測;但是,明知道香港安危面對嚴峻挑戰,卻沒有任何一方、任何人挺身而出,嘗試扭轉情勢,而是等待觀看硬碰後的結果。」[6]誠然,在一切都政治化的今天,社會很容易被分化、撕裂,甚至對立。在標籤效應和傳媒渲染下,狹窄的政治觀似乎只有兩極化的選擇:要麼支持,要不然反對。政治的角力很容易變成寸土必爭的零和遊戲,但最終卻可能演成兩敗俱傷的雙輸局面。33位基督教會的牧師和信徒於6月13日聯署發表了一份《關懷香港牧函》。[7] 他們不僅來自不同宗派背景,更代表了很闊的、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當中「有支持佔中的,有反對佔中的,有同情佔中的,有質疑佔中的,也有對佔中持中立意見的。」聯署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他們對政改方案已經有什麼共識,而在於儘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有顯著差異、甚至矛盾」,他們卻願意「聚在一起,透過聆聽、對話,甚至坦誠諍言,建立互信,在共同價值的基礎上,承認分歧卻彼此尊重,恩慈相待,保持合一。」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夠容許他們之間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改立場把他們(以及教會)撕裂和對立起來。聯署代表著一個信仰宣言:「那維繫我們的,比那分裂我們的更大」(That which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divides us)。香港今天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和挑戰,然而,撕裂和對立並非是必然的。關鍵或許在於,儘管政治立場有顯著的差異、甚至矛盾,香港人是否仍然可以有維繫和團結整個社會的力量,並且大家願意把焦點和能量置放在其上?在政治紛爭之外,香港社會是否還有更重要的核心價值和原則?如果我們不容許我們之間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改立場把我們(以至於整個社會)撕裂和對立起來,我們必須問:這維繫和團結我們社會的重要資源是什麼?註釋:[1] 〈港大民研發放最新信任及信心指標的調查結果〉,2014年6月19日新聞公報[2] 〈港大民研今日發放特首及政府民望數字〉[3] 〈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按次計算(19/6/2014)〉[4] 〈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及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按次計算 (19/6/2014)〉[5] 林行止:〈木馬藏龍匿虎?疑心搗港不寧!〉,«信報»,2014年6月26日[6] 〈山雨欲來風滿樓 治亂走向臨界點〉,«明報»社論,2014年6月26日。[7] 《關懷香港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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