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情支點:曾俊華「懷璧其罪」?

這次特首選舉,正好碰上中國新國力新形勢,「一帶一路」穿越南海和歐亞大陸橋、走向全世界,所以不單是「一國兩制」的內部事,而是關乎中國全球全方位佈局的開局的事。香港這小格局關乎中國走出去這人類前所未有的大格局。新國力和大小格局的新形勢呼喚(三十年前那種)新思維。 達沃斯會上撐全球貿易、反保護主義,習近平講:「中國的大門對世界始終是打開的,不會關上;開着門,世界能夠進入中國,中國也才能走向世界。我們希望,各國的大門也對中國投資者公平敞開。」 香港百多年一直是中國和世界唯一未間斷、最穩定誠信可靠高效的大門,但中國對香港一如對西方,愛恨交纏、不斷反覆。中美關係新形勢和世界全球化逆流中,特首選舉的過程和結果,是中國給世界的一個信號和具體表現——中國要開門或關門、怎樣開怎樣關,要不要利用香港、怎樣利用香港。 二百多年來的中西歷史創傷,迄今中國仍未處理好觸及千百年靈魂深處的陰影,跳不出「悲情心魔」,以至不能抽離、客觀看待西方、現代和世界的事物與問題課題,對內對外動輒本能反應陷入狹隘的「華夷之辨、非我族類」盲點誤區,大大小小人與事屢屢搞亂「我與他者」關係,因而誤判誤決錯辦。 香港門百多年英人代建代管,四

詳情

誰能引反對派「來歸」?誰能守梁振英「作為」?

林鄭月娥2月3日的造勢大會,那場面是中國認定已歸順的小半個香港,欠的是另一小半的香港。曾俊華可以替中國把那欠的小半香港爭取部分過來,改變現狀;林鄭月娥不能,只能維持現狀。曾俊華比林鄭月娥應較能以較低代價促進「人心回歸」和有效管治,甚而守住「梁振英5年新猷」的戰術目標。 「兩個香港」 內耗不止 九七回歸是把中國帶進香港、把香港帶進中國,當時也有一個「初心」要把中國帶進現代世界。近半世紀來,中港之間的深廣文化差異與交流、融會與轉化,幾代中央領導反反覆覆軟與硬、鬆與緊交替,軟與鬆沒作用,緊與硬反作用,不久便試一輪新法,但都不得要領。2003年中央對港大變,放手姑且一試讓梁振英奇兵突圍,任由他在香港一路奔襲。 三四十多年,中央以各種方式無限投入各種資源,如今牢牢掌控了大半個香港,包括傳統左派和基層右派及商界,激發中產主流舊精英文教專業界泛民主派繼續企硬對峙,「兩個香港」互為否決,磨而不合、內枆不止。各方不斷反覆認識和思考如何調解和吸納另一小半香港,以求「全光譜回歸」和有效管治。雖然曾俊華的政綱可能和林鄭月娥的實質大同小異,廣泛民意明顯傾向他,寄望他為社會氣氛及民情紓紓困。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詳情

彭定康「貼地式離地」:「香港學」為中英及世界補課

彭定康來港加入反港獨、爭民主。一如他看英國脫歐,只從民意和政治形勢的攻防策略和得失利弊成敗而言,沒有觸及21世紀信息社會的政治思潮和virtual realism(虛擬「後真實」)的「新常態」,有點離題離地。港獨和英國脫歐源於現實問題,卻已超越現實,轉化為信息社會的「快閃」集體情緒心意志向感性幻想狂潮,他沒跟上。當香港和英國每天積壓的現實事件「氣化」為天上的氣流,席捲一切,他仍在地上踏步、觀察和分析,近乎一種「太貼地的離地」。20年前,在港督府一次閒談對話時,我對他說「香港問題」通「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有着多層根本共通,深刻廣遠的系統性意涵中英港卻都忽視;他和中方及每個香港人每天經歷的,是低層次的「現實政經社會事件」和高層次的中英「形而上情緒心意志向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流和轉化,每個接駁口和轉折點都可見幾十年和千百年的文化/文明差異,觸動個人和群族生活和生命中的存在意識、自我身分認同等神聖敏感部位。只有超越字面,進出對方深層和同理心理解,才能救港保港,以及避免中西方往下百年不必要的誤解誤會誤判。我說英人治港功能化用了不少人類學知識(推行法治和管治、治理新界、港大成立和五四在香港等),但百多年香港沒自覺化形成知識體系,將要失去香港時,卻不知「香港」為何物。中英港談香港成功因素和優勢都是表面皮毛。寫好「香港書」那次談話,我從兩方面定義「香港」。其一,就香港本身本位而言,香港在中國、中西關係及世界框架中,怎樣從中英恩怨情仇中成長與發展,無為而為、不可能而可能,成就了一個什麼社會和群族。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新的社會/群族/文化/文明的誕生,大量人類恆常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化於無形,或化危為機,轉化為動力。就香港本身、中西之間和世界而言,這個「香港」內容獨特而豐富,意義重大。其二是從中國本位、中西方關係及世界歷史長河看香港而言,香港堪稱古今中西異同人文基因的重組(DNA reconfiguration)與異變(mutation),以較低代價取得奇蹟般成就。香港在中國、中西方關係及世界歷史險灘中經歷的大量恆常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正正反反將來必出現於中國「走出去」、走向現代世界,以及西方看中國、中西關係及世界新秩序,成為歷史可貴的觀照與參照。我建議補課,進行一個跨文化、多科際全面深入探索、整理、反省的研究及書寫計劃,寫好中西古今脈絡中的「香港書」,配以推行及培訓活動。不單為香港,也為中英關係和中國「走出去」、與世界的關係。香港九七問題20多年來正為沒自覺化形成知識體系而付出代價,如再不補課、寫好「香港書」,將來中西方及世界可能要付出沉重代價。他說這些很重要,着我另一次再談。「香港」代表一個中國大方向20多年後今天,我講的、深愛的「香港」不斷破底線下沉解體,可能有一大段日子難見轉機。但我仍深信「香港」代表一個中國的大方向,一定再起。如今中國,不少頑疾一如當年孫中山身處、眼中的中國,他身處、眼中的「香港」仍是如今中國難以企及的、往後必須學習的(像孫中山「妄想」的、像鄧小平一度工具化看和造的香港)。現在我們要做、仍可以做的是以文字拯救「香港」,以文字為載體,把「香港」遷到文字中,讓「香港」活下去、流傳、復活。正面樂觀進取地看,20年又添很多「香港學」的內容和素材,以及迫切性。這次來港,彭定康一如以前在港時,說人類社會有其共通性,客觀道理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沒東西之分。那次他也是這樣講,我說人類社會有其共通性和普遍性,但也有差異性和獨特性。部落民族王朝國族和文化/文明的邊界卻主要以獨特性為基礎,各有配套的value systems, existential identity and transcendental worldview,天長地久。普遍性與獨特性的交流轉化從而彰顯共通性的過渡過程,是一個漫長曲折又反覆的歷史險灘。千萬年無數大大小小文化/文明在交流、衝突、融會、轉化、分合中興亡繼絕。西方似不知中國 如中國不知世界200年被迫開放天朝門戶以來,中國由上而下界定和主宰一切的思想和思維,被西方從生活和生存層面由下而上改造,人人和全國整體在生死存亡的恐懼與自尊在極端虛妄間瘋狂搖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救亡圖強,另一方面是文化改造轉型(個體化、自由、獨立、平等、民主、科學、理性,反對傳統的單元、唯心、權威、人治、封建、專制),救亡圖強靠文化改造轉型。但200年來救亡圖強壓倒文化改造轉型。鴉片戰爭後100年,毛澤東才結合馬克思列寧及中國傳統及國情重建「中國天朝」一統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和體制,如今「不存在」文化改造轉型這根本問題。近70年來中國對香港和對西方,一面倒單邊堅持、突出天朝一統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和體制,傾國之力軟硬虛實捍衛「祂」,以集體主義推行文化改造轉型(集體一統自由、獨立、民主、科學、法治),返祖(atavism)回傳統的單元、唯心、權威、人治、封建、專制,成為「中國模式」,推向全世界。「一帶一路」通往亞歐和世界,也通往(源於)5000年文化。中國一反魏源的《海國圖志》、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和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一脈相承的「引西學濟中國」百年大方向。中國崛起,西方似不知中國為何物,一如中國200多年迄今不知英國/西方/世界為何物。中國如今要東亞/英國/西方/世界來知(認識、適應、跟從、順從)中國,這是一個世界全不認識的中國(和世界)。中國因九七介入 卻不知香港為何物百多年香港在「引西學濟中國」這大方向和軌道上,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湍流與險灘,不知不覺中大幅度「無痛」文化改造轉型,實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現代化與現代性(個體化、自由、開放、公正、多元、資本主義、反人治封建),同時比中國更好連續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及庶民風俗民俗。中國因九七問題而全面介入香港,卻不知(不屑知)香港為何物,以不知為全知及全能全正確,初期在知識貧乏中「以我為主」操作「引西學濟中國」工程,一方面柔性、慢節奏改造香港,一方面接受世界的檢驗;但一直跟不上香港這亦中亦西、不中不西、反中反西的思想與思維、情緒及心志。香港人也出乎中國意料的堅持百多年的(類現代)體制、價值和生活方式。中國管治失效再失效,如今索性反轉「引西學濟中國」這大方向,全方位、全面多層次把香港轉轍到中國星球系統和軌道上,施展「中國模式」及其配套「中國性」改造香港。30多年來香港問題的中國統一陣線,團結面第一次擴大到英方敵營彭定康。一如任歐盟外事專員時到中共中央黨校演講,他這階段也落力配合演出。作者是香港學(Hongkongology)協會主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日)

詳情

當科學被國族主體騎劫

彭泓基喜見中國領先世界的自然科學技術科研成果,因而引發「中國人」的光榮感和愛國豪情,並對朋友(港大理科同學)的「不做中國人、要香港人」大不以為然;朋友則認為「科學成就」和「做不做(是不是)中國人/愛國」沒必然邏輯關係。從形式邏輯而言,可以(愈)低生活、經濟和科學水平(愈)「想做中國人/愛國」(例如200年的幾次國難),時窮節乃現,中外古今常見,所以兩組變數沒有必然邏輯關係。但現實世界裏,各國莫不致力提高生活、經濟和科學、體育等等的水平,國人也因而倍增歸屬感、主人翁身分和認同感(北京奧運時港人的「中國人」身分),可見兩組變數蘊含豐富密切關係。彭泓基的問題,不在將兩者串聯掛鈎(雖混淆「中國人」與「華人」),而是單邊單方向看「科學成就」,忽略了「科學成就」和「國族身分/愛國」的可能負面關係。這不是小問題,而是極具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的大問題。「科學成就」與「國族身分/愛國」互為因果及不當強化,六七十年來造成幾波災劫。全國全民從單方片面的樂觀肯定膜拜出發,一路走向歷史錯誤的一邊。中國走出文革黑洞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三五年間,曾有反思三四十年為什麼多災難、之間又似有某種相關性和邏輯關係,找到這條線路脈胳,幡然驚醒,如今卻已渾忘一切。當被單邊片面化 科學便死亡「科學」是現代化的主要驅動引擎。「科學」的知識解放的威力來自「正反一體又動態分合轉化交換」(parallel anti-thesis,PAT)的理性思維。科學以理性思維進入、剖析及分合事物的總體性(holism),讓正面與反面辯證互動、互變和交換,從中掌握短暫客觀規律,取得特定的、有條件的科學/科技成果。本質上和過程中,事物的正面與反面並行共生、理論和生活現象上下對流、量變及質變轉化,正中生反、反中生正。當科學的正反一體被單邊片面化,只剩下正面(如今的科學膜拜)或反面(清末拆電線桿),當科學的階段性短暫威力和成果被終極化、絕對化,科學便死亡。當正反二元轉化、威力無邊的科學被單元、封閉的集體組織和力量(如黨政軍國,以至毒梟)騎劫,失卻正反共生的自省自制,科學就是災劫。類似的「單邊思維、正或反片面連鎖上升,疊加效應拉動全局大升大跌、觸垮全局」的決策失誤,不單限於科學,而是遍及於企業經營、經濟和金融的決策方式,但只有金融場內較易被辨識。金融的市場化較高、博弈遊戲較完整和計量明確,較易被發現;科學到社會團體政治組織的實例不易被確定。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德國和日本,可能是二元科學被單元國族主體騎劫的最大災難。普魯士/德國的「走自己的路」,日本的明治維新「大政奉還」、「洋體和魂」及蘇聯的「蘇維埃革命共產國際」,都是「理性/科學/科技」與「神話/宗教性/真理信仰」及「黨國民族封閉式單元權力體制」的三結合,互為資源、互相奧援。日本和德國把理性/科學/科技純作為工具,用於國際弱肉強食的戰爭和博弈,喪失理性/科學本身的正反共生和平等對等互動互制的二元性和二律背反,只能單邊單方向無限機械運行,不能自制自省,甚而終至異化失控、毁己毁人。當年德國和日本的科學家夙夜匪懈、忘我忘命奉獻聰明才智,政經精英、社會和上中下各層官民和大眾對一波波科學/科研和經濟成就歡欣鼓舞,國族和自我身分認同和自豪感如海嘯淹沒一切。戰後Habermas反思德國的錯誤,認為德國的「理性」其實只是工具理性,欠開放給各階層正反二元自由、充分的溝通,他發展出「溝通理性」理論。日本「傳統人文思維與世界觀」與「現代社會結構與組織力」按日本國情結合,沒學到西方的現代科學的內在正反二元自制及自我否定,不但迄今沒反省認錯,可能還不知百多年發生了什麼事。同一種「單邊思維、正或反片面連鎖上升,疊加效應拉動全局大升大跌、觸垮全局」的決策思維模式,中國大躍進和文革已上演一次。30年間,幾代本土和海外歸來的科學人才忘我無私埋頭苦幹奮戰,掌握和發展出大量、先進的科學/科技,一面崇尚、迷信、膜拜科學/科技,凡事講科學、理性、唯物主義,卻一面反科學,由上而下政治掛帥指揮、不尊重事實和數據、沒由下而上反饋、黑白機械二分唯正面或唯反面、全民唯心主觀一哄而起無限直線延伸、弄虛作假(大躍進是反自然科學,文革是反社會科學)。提高「中國人」認同 需正反並行思維他們是默默的、悲慘的受害者,也是被動/半主動/自動的協害者。現在中國似有條件正開始醞釀另一波類似勢頭,而且是「走出去」、國內外合成一個世界舞台。「真.愛國」需要正反一體並行共生思維,讓正面與反面並行共生互動,從正面與反面充實、激活愛國。當科學與愛國單邊思維只看正面沒看負面,當兩者結合,只會誤國、誤世界和誤人類。百多年來香港夾在中外古今深淺層次矛盾問題課題主題中,不知不覺經歷和處理了現代人文思維與世界觀、社會結構與組織、群己關係及運作,並且化毒素為養料,能中國所不能,生成現代世俗的個體性及理性正反共生、平等對等互動轉化交易的二元性,應用於生活與生存的政經社會管治結構與運作。三四十年來香港人前仆後繼守護這來之不易的現代性人文命脈。要提高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需要正反一體並行共生思維,讓正面與反面並行共生互動,從正面與反面充實、激活「中國人」內涵。單方片面適得其反。中國現代化 考驗香港和中國1970年代港大中大學界的國粹派與社會派的鬥爭,國粹派多是理工科,不但陷入文革「五人幫」的政治與哲學黑洞,也掉進「科學陷阱」,對於中國的科學科技成就,只有片面的正面和肯定,絕沒、不容異議反對否定質疑。當年中國的科學科技,由科學科技內部到「科學科技與社會及政治」的關係,都陷入一種「(機械)科學主義」的片面思維中,唯心、主觀、反科學,個人和群體組織都給捲進陷阱裏,但國粹派絕沒、不容質疑,只單方向正面吹捧成績、放縱想像和隨意誇張放大,並把成績轉帳到族群文化和身分認同標準。彭泓基的〈「中國人」與「香港人」的對話〉(9月27日《明報》)似在重播一個比較自制但基本模式不變的新版本。中國的現代化,百多年來香港常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現在是另一次「機會」考驗香港和考驗中國。原文載於2016年10月8日《明報》觀點版

詳情

「港獨」問題:結果視乎過程多於因素

一個地方、一群人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以至形成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及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一個幾個階段翻來覆去、短則幾十年、長則千百年的事。不論長短、不論多少階段,這是一個內外歷史偶然與必然、個人與群體、主觀人為與客觀自然的多層疊加、轉化和質變的過程,靜態因素和動態過程交織對流。歷史悲鬧劇,常產生於全面、絕對的自信and/or全面、絕對的不信邪。現代世界起於文藝復興,由個人和群體的解放及重組而成的新「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到「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到「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客觀上的結構轉型和需要,以及主觀上的要求與認同。這個歷史大變遷起於西方、回溯千年,擴散全球。過程中,人類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人的主觀能動與客觀自然環境,對立與融會、交流與互補、轉化與質變。靜態因素包括(1)四周和內部的世界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2)內部地理政經社會歷史因素及條件,正反雙方的主觀能動、異質和同質的差異,(3)外來直接間接、有關係或沒關係者的壓力或助力。(4)是動態過程,包括內外正反各方對整個問題的認識及取態、在這三層面的軟硬進退互動過程。四層面中,最重要的可能是(3)與(4);動態「過程」把靜態「因素」的慣性打破(反向亦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反向亦然),化「無」為「有」(反向亦然)。現代中國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是二百年來在西方這「外來現代化」的壓力一下、中外「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才產生的。現在香港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問題,主要也是中國壓力下、中港(與世界)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催生的。百多年來「幾個香港」百多年香港是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交流、衝突與融會中的交接點、中轉站和變壓器,以自己的方式、走有別中國大陸的路,把中外古今的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香港向世界開放、和世界接軌,順應現代化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華洋冒險家難民移民在自由秩序中求生存、競爭和格鬥,私字當頭、無意間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較少代價換回較高政經社會及文化成效,能中國所不能;在在都是歷史的罕見例外、香港新生一個「類現代」新社會和文化,有本身獨特「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特色特性,與中國的政經人文體制與質素差距千百年計,並從香港的「類現代性」構思香港、中國和世界。香港內部地理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混雜,同質性弱、差異大,有一定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但實體性低,水平和完整性不足,難以鑄煉成民族和國家。百多年來,直至今天,香港各階段有「幾個香港」、「幾個中國」和「幾個世界」。大多數港人是華人、自認中國人,但各階段「中國人」的虛虛實實內涵定義大不同。「香港人」名詞、意識和身分認同是國共內戰後49年中共建制立極前後才出現,六七暴動是第一個分水嶺,「香港人」成為主流詞彙,七八十年代隨着經濟起飛及轉型、影視報刊流行曲大眾媒體及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而廣傳、鞏固和提升,七、八十年代達到第一個高峰。「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和自我認同高漲不足十年,爆發九七前途問題,「香港人」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創出新高峰。過渡期間,中國全盤計劃、全面推行「非實體化」和「去實體化」香港,傾國之力把「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壓下去、把「中國人」拔上來。二三十年來,「香港人」和「中國人」意識和身分認同的比例拉近,但祇是量的對比。2003年以來,兩種意識和身分認同量的對比變化不大,但質量密度大增。近六七年,小部分「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打破禁忌,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趨向「民族和國家」。中國角度 香港最多是工具可能除了孫中山,中國幾朝掌權者從來沒有、不可能準確認識和肯定百多年香港。從今天中國的角度看,香港除了歷史國恥、就是人慾洋毒橫流藏污納垢的化外之地,最多只是工具,此外「不是東西」。港人珍之重之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對中國官民是侵犯官威、僭越主權、損自尊、傷感情,都是數典忘宗、反中亂港、犯賤餘孽,「馬照跑、舞照跳」是任由港人墮落,但港人幾十年不是全部完全聽話,不斷自由放任、添煩添亂,必須換心換腦、全面改造,才算回歸。回歸後初期,中國把唯心主觀、知識貧乏的「利用香港、改造香港」大計交由「港人」董建華「治港」,自以為十足「港事港辦」、認認真真落實「一國兩制」,卻危機無日無之,難以有效管治。中國和董建華及曾蔭權,不但讀不懂「香港書」,而且是顛倒坐標、錯置標準,對倒讀「香港書」,把香港先進作落後,把中國的落後作為先進。中國治港勞苦難成,不是自我撥亂反正,而是擴大面積、加大力度、增加資源系統化細緻強推錯誤模式。2003年後中央改變對港策略,組建龐大「第二治港隊伍」、直接協理香港管治事務和選舉,要港人「交心」。開放改革取得階段性奇效,中國更看不到香港百多年攢取的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新世代官僚忘其所以、看到「香港」的按內地的認知和標準扭曲和否定。「基本法」中對港人的政制承諾不斷跳票,2014治港白皮書如金鋼罩重新包裝「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自由自治和法治廉政受重創。中港互走極端 對抗升級如今中國對港按五千年天朝傳統與「具中國特色」民族主義、蘇俄專政體制和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的三結合,完全照搬中國內地一套政經社會民族國家概念和決策思維,單方單向單邊片面強推;但香港百多年個體主義和自由多元開放,不是全面封閉式社會,壓力仍會激發若干反作用。中港陷入各方互走極端和對抗升級的漩渦中。三四十年來「反中亂港」的泛民,多數在「中國人」心理禁區中抗爭,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二代,少數捅破心理禁區,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奔向「公民/文明民族」(civil nation),冀保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歷史上,涉及統獨問題,動態過程往往比靜態因素更關鍵;不少個案是靜態因素俱備,但正反各方處理問題的過程比較理性寬容,可以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沒有走到質變的決裂點,可以把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找到各方可接受的新「均衡、公義、正常」(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臻於雙贏多贏。反之,靜態因素不足,但因處理不當,幾番互動後「弄假成真」,成敗都幾敗俱傷。香港可能正是這樣。吸納方為上策「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是現代世界的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中國如為反香港「民族/自決/獨立」而反「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不但為香港「民族/自決/獨立」壓力/助力,更是逆五百年世界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而行,也叛離二百年無數志士仁人(包括一些中共黨員)初衷。處理香港「本土/民族/自決/港獨」問題,上上之策是中國把香港百多年來積攢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吸納入中國,既保存香港又滋養中國。這樣中國跟香港回歸現代,是中國對香港、對中國和對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生存的必由之路。香港恍惚正處於大躍進至文革那樣錯誤方向上、十多年二十年的歷史轉折彎路,醞釀又一個歷史悲鬧劇。往下怎樣,視乎中港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中國主權大權,享完全決定權、也負完全責任。文﹕洪清田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港獨

詳情

科技創新經濟的中西人文省察

有別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幾次G20(20國集團)峰會以金融財政為主軸,杭州G20峰會中國主家主導,回到更根本的經濟發展,為世界經濟把脈診症,開出根治的「中國方案」。「中國方案」涵蓋貨幣、財政及結構各層政策的綜合調配,以及各國差異中的開放、寬容與聯動協作。中國把主場安排在最具人文底蘊的千年「世界古都」杭州,把新一輪經濟增長動能追溯到科技創新的源頭,以之為峰會主線主題。「中國方案」不單是經濟發展,而是經濟發展、科技人文、歷史社會三者的有機聯繫。習近平呼籲G20做「行動隊」,也不是只在經濟層面而言,而是放眼當今全球人類的科技人文、歷史社會。中西之別:個體的角色500年來的現代世界,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互為資源條件、互為因果。其間的過程漫長複雜曲折崎嶇反覆無由無方,夾雜無數人文和概念系統之間的斷層(rifts)和大挪移(shifts),突破既有生活、體制和意念層面系統。幾千年中西方一大分野,是西方比較由事實出發,通過理論與實踐的反覆曲折互變互證互濟,把這個「由社會現狀到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變化過程化為方法學(methodology),一步步開展、開放終點和前進。中國則5000年前三皇五帝時一早到位,臻於至善。歷史就在「向後向上望」、重複傳統,唯心保守「現狀」,萬變不變,不變亦變,萬變不離其宗,不事等而下之的技節末學程序概念步驟,不尊重事實、不屑向事實求證。把「社會現狀、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變化過程轉化為方法學的過程中,另一個幾千年中西之別是個體(the individual)的角色。西方較着重個體和個體性(individuality),個體與個別局部(parts)有其實體性(獨立自主自由),組成總體(the whole)。總體有新實體性時,同時保持個體與個別局部的某些獨立自主自由。沒有個體 就不會有現代化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不單是現代社會的生產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的源頭,而且是核心人文元素和脈絡,包括人文思維(多元思維決策、正反並存互動、自制及開放適應)、人文理念(社會、政經的結構和運作,群己關係、規律及標準)和人文意義(道德價值、存在意識和身分認同)。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穩固、變遷和轉捩、發展,以家庭、部落、宗族、社會、教會、王廷、國家、民族、企業、文化、文明這些集體組織為主體主軸。它們任何斷層和大挪移式變遷,都必然初起於個人,以個人為突破口。集體不可能一起集體反集體;反集體必然率先起於個別的人的異質異議。只有當一個人下決心、豁出去,一個人也跳出來,才可以觸發更多人一起「反」集體組織之道而行,一起創新突破、上新台階和軌道。沒有個體、個體性、個體化,就不會有現代化和現代性轉型。西方開創、主導現代世界,離不開文藝復興回歸地中海與古希臘文明的個體與個體性。東方的傳統主義和集體主義中,不是完全欠缺這些先決條件,但個人/個體的生存環境和運作環境,中西方大不同,現代化和現代性轉型也千差萬別。西方較有個體,較多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有較大的自由度和空間,可以在生活實踐中多元多角度試對試錯。有些會冒險犯難,突破社會現狀的慣性行動、體制和意念,跨越人文系統之間的斷層和大挪移,創出新天地。新生事物由集體採用,轉化為實用實利產品和器具。個體的創新並且觸發、推動與改造體制和意念系統,一方面促進個體、個體化、個體性及個體主義空間,一方面重構個體與集體的新關係與秩序,取得社會深淺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之間的新均衡、公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在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的未知及變與不變中,個體與集體形成良性分際與良性循環。一人集體主義形成的無邊封閉體人類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個體與集體互容,給他者對方空間、給未知和結論空間和新可能,取長補短,矛盾各自互相調節和適應,理好正反新舊交替、變與不變。中國幾乎完全沒個體,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迄今仍是邪惡概念。日常官民共通的輕便慣用語是「總體利益」和「大局為重」。千萬年的中國是一個由原始多元文化演化而成的複式單元單核心混沌holism集體,由天子一人上承於天,人兼神職下擁萬民,天地人合一。迄今沒有分際(differentiation)為個體與個別局部,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現實只有(一人)集體和集體界定的真實與義理,一切臻於完整完備完美,一切由(一人)集體決定、判斷和檢驗,人人只需重複信奉和行動,不必、不容多元多角度審視及試對試錯,更不容突破社會現狀的慣性行動、體制和意念。一人集體主義(uni-collectivism)形成的無邊封閉體裏,人兼神職的天子/領袖就是大自然、客觀性和真理,以集體力量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幾千年中國人繞着一個鋪天蓋地的封閉圈轉,萬變不變,不變亦變,萬變不離其宗。5000年帝制和人文命脈到1911年才斷裂。百年來中國單方向片面集體主義化200年來幾乎亡國亡族亡文,億萬人投入救亡,「集體主體性」是救亡的目標,也是救亡的方法,仍沒補植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五四運動揭櫫的現代、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知識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國族、自由科學民主法治主權人權都以個體為基礎,但百年來中國主流都單方向片面「集體主義化」,變成集體主義的知識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國族、自由科學民主法治主權人權。以集體主體為目的和以集體主體為方法的救亡,成功了不啻等於「返祖」(atavism)回歸集體主義單元體制和意念原狀。30多年的開放改革,大方向上是順應世界潮流和客觀規律。古今中外新舊內外人文元素恰到好處結合,中國從文革的死裏逃生,煥發新生命力,創出經濟奇蹟後正「大踏步/大躍進」走向世界。但「救亡成功」只是現代化的上集,下集是個體的新生及個體與集體的新關係。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幾次放眼這層面,但反反覆覆,迄今未把下集列入課題議程。10多年來似借新生實力發展「沒有個體的集體」國族,彷彿開始走向西方中世紀。人類從來未見一個13億人的「沒有個體的集體」國族,世界各國開始恐懼和憂慮。香港可能是中國歷史轉化的曙光上天眷顧,幸與不幸,百多年香港,成功移植西方的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拿來主義」學到一丁點這個「由社會現狀到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方法學,比較處理好個體與集體在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的未知的變與不變。眼下,香港正如中世紀的異議異端者,可能是中國歷史的轉化的一絲曙光。習近平開出的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增長動能和源頭的「中國方案」,必須放在中國與西方及各國(以至全球、人類)的科技人文、歷史社會中省察,講出一個頭緒來。這才能取信天下,這才是話語權。這也是擺在那裏百多年的香港角色。中國應感念上天賜予這個令中國苦惱的香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2日)

詳情

曾鈺成曾俊華合體互補 困局解鈴?

彭定康初到港,一項重點工程是拉攏曾鈺成支持他的政改方案。我說不可能,彭一定失敗,曾性格和intellectuality獨特而強韌宛如中世紀的虔誠教徒,自小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對抗香港一制,自命中國和自己領先香港(和西方)一百幾十年,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完成「一國兩制」的歷史和民族新使命(包括自行理解、界定和踐行民主自由)。曾鈺成或是一國兩制最大得益者之一我的估計準確了20多年,近幾年竟愈來愈好像錯得離譜。他像脫了殼,變了另一個人(而又更顯內核「自我」),真真切切認識和認同香港一制,微處宏處以香港政經現實現象細節觀照中國和比較東西方,選擇性選邊站在另一個「歷史正確的一邊」。30多年後,彭定康超越他們的想像完成任務。或許是中國幾線策略的操作,給曾鈺成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使一個根正苗紅的政治人物穿越爭議風眼折服香港異議反對者。他以數學家本性(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簡潔快捷解題證明),選擇性出入「反中亂港」的群體和理念,超越中國和他自己的想像,最大限度完成了使命(距歷史的客觀所需還很遠)。「八九六四」後,他帶頭創辦民主建港聯盟;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和《基本法》草擬的政治帳層積,「民主」兩字成為笑柄,左派/親中要「民主建港」簡直超乎自己和敵友的本能想像。他誇海口「不難不做、不難不必我做」(大意);輸了選舉全都是港人的錯。選舉時被逼問「中港矛盾時站哪邊」,民建聯的全港街板宣稱「中港矛盾時,站在香港一邊」(大意),幾十年來不但做不到,而是充當「打港」急先鋒。三四十年的中港「現代開放多元自由法治vs.超傳統超現代專制權威人治、中vs.西」的互為反向的拉扯中,他領軍發言定音,以自己的高智方式與方法為「民主、自由、香港、政治、中國」等基本概念下定義,自行其是,指異議者「被誤導」,或索性抹掉對立觀點說「不存在XYZ問題」,自得其樂。近年來不知怎的,他在建制中一士諤諤,在中國和中方在港主體主流總路線下,偏離若干嚴正主調,另闢旁支蹊徑,走自己的路,層層真誠進入問題,屢次靠近香港核心價值和百多年政經社會人文常識,概念和理念(甚至立場)煥然一新。「自我風騷」超越一貫的自信傲氣,竟流露林語堂說中國人沒有的幽默感,還附送英式自嘲。由五六十年代到現在,他歷經的六七十年來中國和中共思潮政潮組織起伏,近期的文章不乏直筆曲筆反思,隱隱約約出入百多年香港與中國及英國的反覆敵友關係,漂浮於5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衝突、融會與轉化。700萬港人和大陸13億人都成為他矛盾統一的思考素材資料,他可能是「一國兩制」最大得益者之一。這大概是人生新階段、新境界,20年後他又可以講一次「不難不必找我」,做年輕馬克思嚮往的獨立思想自由人。這或許是工作需要,但他肯也要懂和信才做得好。香港似沒第二個人可以了。「現代常識」的香港重新界定中國曾鈺成在枝節縫隙中轉向香港的政治和管治「現代常識」——每個個體自立自由自主,社會以個體為基礎組織,以按中立體制和程序運作,公權力受公開透明監察,公私權益分際,多元共同擁有香港,動態公平競爭和發揮,公正由下而上參與政經社會公共事務及決策,分別和集體接受結果。這個常識,中港差異現於每個字、名詞、概念和虛實軟硬的組成部分(人、個人、集體/個體、自立自由自主法治、社會、國族、公權力……),物理與非物質結構與程序的差異可追溯到千百年文化DNA系統。由最微宏虛實軟硬的公與私的人與事,中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兩個香港。百多年來,這個「現代常識」的香港的存在、結構和運作,處處重新界定中國。中國5000年自成一種天地人合一的「一人集體主義」人本道德主義文化生命,自矜自傲,各朝連綿光榮偉大正確。香港以最低代價、最順遂過渡千年變局,外來孽種異質現代性,中國200年和幾十年各階段時而要做、做不到,時而做不到、不屑做,時而做不到、誑言「勝利完成」,時而要超越、掉進懸崖險灘。九七問題上,中國超現實主觀意志對港的「應然=自然=必然」使命是:(a)完全、徹底收回香港;(b)割切英國、人心回歸;(c)換上認祖歸宗的新舊自己人代替,配合中國發展。中國完全不知這些「天經地義、光明正大、歷史大勢所趨」是什麼、和現代世界有多大異同正反對錯、會觸動什麼文化DNA。中國上中下官員不是摸着石頭過河(這太窩囊),而是隱藏、抑制大躍進和文革的唯心盲動冒進蠻幹,要港人自動自覺無聲恭敬馴服。港人在中港100多年差異和五六十年中共治國的陰影下,竭力恣意按中國「一國兩制」承諾和現代社會先進標準要求中國,守護香港、企硬抗爭。中港矛盾是13億人的千年變局三四十年中港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不單是曾鈺成一人的問題,而是13億人200年來共同面對的千年變局——怎樣改造和復興傳統「體用魂」、走出去,個人和群族成為世界受尊重的一員。這不單中國攸關,而是香港、台灣和海外華裔和全球70億人跟着一二百年的問題、課題和主題。香港的特異功能造就曾鈺成。他一人示範中國和中方在港內部人需要怎樣反省和撥亂反正、可以怎樣反省和撥亂反正、到什麼程度,為「香港問題、課題與主題」(以至「中國問題、課題與主題」和「中國與世界問題、課題與主題」)提供丁點啟示警示,但也只是丁點零碎,而且不斷反覆。他和曾俊華合演「最佳拍檔」後,隔幾天又跟大正統大勢宣稱選舉主任禁梁天琦選決定正確,(被)收放自如(已失今年來的風趣)。雙曾互補 可紓解失控困局曾俊華和曾鈺成中學都是教會學校,但一個天主教修士學校,一個基督教聖公會學校;一個像六七十年代正常家庭避政治如避細菌,一個六七十年代的例外家庭傳播政治;一個去美國讀書工作,一個一直在香港北望神州、歡欣鼓舞。二三十年後,可能在2017年特首選舉上生命交匯。曾鈺成大半生另有一套超傳統超現代的唯物史觀和理想社會、六七十年後才開竅認識的「現代常識」,曾俊華中學開始自然而然浸融其中。中國要香港在「一帶一路」發揮人文優勢,曾俊華的優勢可補曾鈺成的不足;但曾俊華的認識和感悟自覺性和深廣厚的系統性,不知那優勢的脈絡在中外各國文化差異中是什麼一回事、會遇上什麼問題、怎樣發揮優勢。曾鈺成雖也不大能從中外政經社會歷史人文全景大觀認識香港和「一帶一路」,但有哲學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底子,敏感度較高,可以補曾俊華的不足。「雙曾」互補,距歷史的客觀所需還很遠,卻是目前香港最可以的一個有效着力點,不能撥亂反正也可以紓解中港官民不顧前因後果、各行即時其是的失控困局。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9日)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曾鈺成 曾俊華

詳情

台灣的「一帶一路」:蔡英文,另一個馬英九?

1996年台灣第一次直選總統,大陸在台灣南北射飛彈;李登輝當選,國民黨天塌地陷,上上下下篤定「以後外省人當不了總統了。」我在現場說:「你們還有一個馬英九,(只有)他會把總統拿回來。不是他能力高,而是台灣這個歷史階段和社會情狀需要他。他個人形象、性情和品德可以給政治突變中失魂落魄的所有台灣人亟需的一點慰藉;但也救不了國民黨,他之後沒人,難自我更生」。2000年,李登輝掌權十多年內,利用老大國民黨內部在「集體play god」的組織和文化掩護下各自私心內鬥內燃、拉一派打一派,玩殘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再先捧後摔幹將宋楚瑜、撩他與「阿斗」連戰分票,把政權交給「外人」陳水扁。投票前一晚現場,我指着地上說:「明天變天」,一個香港記者朋友拍了下來。2008年馬英九「躺着選也贏」、拿回總統那晚,我在現場看他高亢叫喊「高興一天就好了」,明天開始他會和智囊規劃怎樣救經濟爛攤子。那語氣好像真可以在候任幾個月內找到妙方,上任即刻救起經濟、扭轉劣勢。他真的相信自己的選舉承諾「633」(經濟增長率6%,失業率低於3%,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可以任內達到。回港我一篇文章說「馬英九會是另一個董建華。」之前十多年我和他們兩人幾次接觸、觀察和思考,不斷強化這個觀感認知,看到同一種「中國文化家長式封閉權力建制可以產出的最好人才,優點也是缺點、缺點也是優點,優點與缺點有機一體」。他們自成世界、自自然「以我為主」,但不為自己、無我,出不了「無我」、不願出自己的世界、卻以為自己出了、匯通天地人和,將心比心、無限寬容;總是不明白別人為什麼總說他們不兼聽,不明白別人為什麼不明白他們。這也正正是現代所見中國文化的五千年通病。1997前,有一次我對彭定康講這種(我認為的)董建華的中國文化特色,他很奇怪,說「他是受西方教育的,為什麼還這樣?」我說:「你們有多少年千百文明累積?我們有五千年文明的連續不間斷累積沉澱昇華,五四運動以來要清理未清理,毛澤東不信邪要大清理反而中了邪、走火入魔。香港開埠後較少受影響,但九七後『港人治港』,多數交給董建華,那時香港會受這種五千年文化影響」。彭定康談到九七政制的中英爭拗時,說他要和中國建立working relations、有分歧互相妥協和交換條件,中國就是不肯,「中國人很不理性」。我說:「你們有你們的理性,我們有我們的理性,中西文化差別很大。還有人本主義∕人文觀念(humanism∕humanities)和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民族國家(nation-state)、私人、公共、群眾、幸福、光榮、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行政、管治、等等現代基本普世概念,中西都是worlds apart,看似差之毫釐、實則距之千里,而且中西方都不太警覺這些差異,可能要等到矛盾爆發才從事件中得知——甚或事件爆發仍無知無覺。百多年香港大致跟西方這些概念和國際標準,往下中國必會用中國的概念、定義和標準改造香港和台灣——其實現在已開始。」我說﹕「甚而中國走出去、會自覺不自覺把『中國概念、定義和標準』施之國際——除了這些未清理、未轉型的五千年文明,中國沒有其他模式和範式的世界觀和人文觀念體系、思維方式和決策方式。中西方可能要經一二百年的文化交流、衝突、融會和轉化,才能找到世界的新『均衡、公正、常態』(Equilibrium、Justice、Normalcy),不知這過程會怎樣。香港是人類文化交流、衝突、融會和轉化過程中以最低代價和成本意外取得最大成果的歷史奇迹,但中英和香港都不覺,香港應把本身的經歷和經驗自覺化、整理好。」後來彭定康的《東與西》,指涉這些中西、東西文化比較,但浮光掠影、不深入。改造自己和民進黨 能國民黨所不能2012年,蔡英文在陳水扁玩殘民進黨和台灣後臨危受(李登輝)命,跟馬英九一樣扮演「非典黨員」救黨的角色,民進黨略為起死回生,我錯估她會贏。在金溥聰操盤下,馬英九連任成功。蔡英文輸那晚,我在現場看她說叫大家「繼續走最後一里路」。之後,她默默改造自己和民進黨,竟能國民黨所不能,認識到民進黨與新生民間力量的距離,適度、有限放下「黨本位」,在九合一選舉時頂住黨內各山頭的革命同志壓力、力主讓路給無黨派柯文哲,與新生民間力量成為伙伴,以「主角式配角、被動式主動」橫空開闢一個「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空間,水到渠成反轉綠藍,台灣變了「綠大於藍」。2016年,最後一里路似走完了,有點反高潮;我會在現場。十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她,那次我在台灣一個會議有一節講話,她擔任評論人。我常把她和馬英九歸類為同一種「中上產優渥政商家世一直按預設進階順利上位的精英建制知識分子人才,優點也是缺點、缺點也是優點,優點與缺點有機一體。」台灣走完的最後一里路,只是低層次的實體現代化;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層面還有很遠的現代路,頭上還懸着一個中國。這是台灣的「一帶一路」,馬英九黨國和兩岸內內外外窮於應付(甚而沒正確、準確認識),她行嗎?他面對黨與國分崩離折派系私心的內燃、兩岸「對新時代的認識和回應、對新社會的感受和想法、對新體制的渴望和推動」的南轅北轍。她面對同一個台灣,二戰世代、戰後世代和八九十新世代這三代思潮洪流、權與利縱橫撞擊;提出的五種新興產業緩不濟急,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可能先日本化、然後南韓化,回升不是她四至八年內的事。她會不會是另一個馬英九?過去六十年,台灣與大陸各自大翻身;面對類似的大歷史「拷驗」,但主觀意願、取向和能動性,以至客觀形勢大不同,結果天差地別。庶民大眾與掌權執政的政黨建制精英層境遇如反反覆覆於冰火二重天,但兩地的冰火二重天不可而日而語,相隔如天國/地獄與人間。往下六十年,中台兩個世界靠不靠攏,怎樣靠、怎樣不靠攏,不論靠不靠攏,都是「台灣paradigm」和「中國paradigm」的交流、衝突和融會、轉化。三四十年台灣不可逆轉由一個常態轉為另一常態,往下幾十年是台灣和大陸之間一個(不知什麼)常態轉為另一個(不知什麼)常態。習近平怕中共變蘇共,應絕對想也不會想中共變今天國民黨。今天中共一方面順二戰後國民黨方向走,一面反六、七十年代開始的國民黨走。我想,如果中共朝今天國民黨方向變,世界多美好,如不是,世界多恐怖。香港媒介偏向中國大陸,多誤以為上次她輸的主因(這次仍面對)是兩岸關係。其實她的選戰和執政關鍵在她個人、台灣內部和民進黨內部,面對的難題和柯文哲面對的性質相類近,都是怎樣領導、管治一個多元自由開放、資訊化和「後現代、後(反)發展」階段(卻又不能不面對現實生活)的「類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領域的「體用魂」三層交纏夾擊;水深火熱中,理念遠景先要突圍、突圍實戰操作不是她(和馬英九)的強項,也可能有違初衷素願。兩岸關係大概不必突圍實戰操作,她可以繼續「空」下去,「空」才能混沌虛實交融和轉化激活,但台灣內部、政府機器和民進黨內部不能不實實在在恰到好處有所作為。她和馬英九面對的台灣,需要「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更需要超人般的「智能」(Intelligence)和「智慧」(Wisdom)。「知識」是Box裏已有、現成專業體系內的規律常識常態,「智能」是Box和Outside the Box對流和轉化的「超知識」,超越已有、現成的「知識」,感悟專業體系內的「知識」與之外現實世界的對流轉化關係,幾乎是在新創新「知識」的規律常識常態。「智慧」是「知識」和「智能」的歷史累積沉澱昇華。當「知識」、「智能」和「智慧」發生互斥矛盾時,他們可以用課室和書本、黨組織和政府機構的現成模式和範式、世界觀和人文觀念體系、思維方式和決策方式,但很可能昧於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本質、社會政經景况及情緒與人文內涵,把組織和「知識」放大、等同現實世界,陷入佛家講的「知障」,以不知為知、為全知;責備求全,實際操作不願取捨交換和剛柔失調而動彈不得或手足無措;出問題只會是現實世界的錯,必是外因、不會是自己and/or自己組織的錯。馬英九似極董建華總統選舉是庶民大眾當一天上帝,決定最高領導是誰,把四年全民權力托付給他/她。領袖的民氣民望不是他/她的,而是大眾的心意、期許與想像的投射。歷史和社會仍離不開精英,但現代的精英、大眾及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大不同。東方的現代化轉型是一個「一帶一路」的歷史西進,內內外外拷驗精英與大眾的「知識」、「智能」和「智慧」。馬英九似極董建華,蔡英文是不是另一個馬英九未知,習近平肯定不是蔣經國。習近平更像「超級董建華」——不在現代Box「知識」內,遨遊於Box外五千年中國文化的無邊「智慧」。台灣(和世界)像香港,背負中國十萬平方公里及十四億人的五千年文化包袱,鄧小平、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歷史使命都是要把香港、台灣(和世界)背上身,但方法大不同。原文載於2016年1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台灣 蔡英文

詳情

陳文敏 李嘉誠 習近平 共同面對的中國

陳文敏專業有成,李嘉誠事業有成,都是國際級,而又出入中西、貫通中國與世界,幫中國走出去;在「愛國愛港」隨意定義寬鬆時,他們都是「愛國愛港」人士,如今卻似乎是面對「專業事業」與「愛國愛港」兩難全。中國(最低限度有些突然自由人和某一種民粹思緒)似倒退回五十年代,重犯歷史錯誤,輕視、鄙視、蔑視香港企業(和專業)。現代世界,專業與企業各有知識體系和實體性,自成內在規律和生命力。只有服膺、奉行專業規律和市場規律,專業與企業才能生存和履行社會與歷史功能及職務。中國(和東亞儒家文化圈)故土重遷、故步自封,歷史上重農(穩定不變)、抑商(流動趨利)及反牧(機動掠奪)。皇朝頂層和上層知識分子及中下層農民庶民及地下社會,黑白一道,久不久就一起清洗坐大的商貿金融富豪。近現代從西方引入的各種專業(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教育、建築、新聞)也一直不能按各自知識體系和內在規律發展和形成實體性和生命力,運作空間備受唯上唯權干預。專業和市場要由權力(上上下下各層)控制和指揮,公器私用。二百年來,中國的專業與企業都只是大一統單元權力體的工具奴婢,由封建家天下王朝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都一樣。香港位處大中原南荒邊緣,「拿來主義」引入英國的專業與商業、管治與行政,形成「港式中體西用」的「配套社會運作模式」(multi-institution total working system),與現代世界接軌。專業與企業、管治與行政各有知識體系和實體性,在各自獨立空間裏自成內在規律和生命力,理性、自由、獨立運作,分擔政府和社會責任,有效履行社會職責和自負成敗後果。百多年來香港領先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也備受肯定和學習,如今中國似為香港加多一重「原罪」,各專業逐一收編and/or攻堅(律師和教育)。陳文敏和李嘉誠的專業和事業的成功,按專業標準和企業市場規律決策辦事,如今竟犯忌,突然被指摘、懷疑和重新評價,陳文敏甚而被打入另冊。這次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可見,香港和港大百多年學得層層配套體制,自動有效運作,行使公權力的校委竟無視天下昭昭,連續恣意玩弄「小學雞」低劣手段,以「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之名踐踏大學自主自治和學術自由,為「前現代」唯心主觀大一統單元封閉專制權力體服務,自命主子、實為奴才,自命名士、實則鄉愿,再躲在「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裏,倒打一耙,斥守護者以身抵抗時破壞「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守密、私隱」等等現代文明核心價值和行為標準。他們傷害的,不單只港大、而是香港(和中國),不單只他人、也是他們自己(和後代)。早幾年,誰也不會想到,陳文敏和李嘉誠也要受中國(不知來自哪層級)的新任性的冰火二重天。這兩件事,顛覆了港人和世界一直對中國黨政軍經商金社文無限權力封閉體的慣常認知和絕對假定﹕重要決策、行動和訊息都是原於最高層的有機(organic)整全體(holistic entity),一言一調層層傳達,昭示萬馬齊奔的大方向,任何人的言行都是官方集體意志,沒有誰可以有「個人意見/自由」跑單幫。中國傳統上真真假假是這樣一種牢固封閉極權專制國度,天子生死予奪、號令天下;最低限度,普天之下當權者、知識分子和百姓都這想像和信奉。如今不大同。正如環球時報常說的「問題複雜、輿論多元」,中國複雜、多元、游離得多。開放改革後,不單是頂層的「絕對自由人」(馬克思語)一人有自由,各層裨官胥吏雜役縱橫策士術士也都會享有一陣子自由自主(像文革初期),在緊跟大方向積極搖旗吶喊下,塞進私貨、風光於一時。 陽奉陰違 自保自肥現在的中國似回到五千年不變的封閉權力體,頂層一人「絕對自由任性」加上中下各層的「多人自由任性」有機結合、分工統一。頂層需要上中下各層執行,維持權力和倫理的總體完整;中下各層需要頂層的最高指示,操作時可以自主創新創匯,有時順、有時逆,裹脅騎劫、陽奉陰違,藉言論自由跑跑單幫,自保自肥。現代化一條主線,是農牧社會集體主義式單元封閉絕對權力體在內因外因作用下,人治、隨意權力不再應付得了現實世界新變局,被迫and/or自願開放化、多元化、轉型,建立以個人實體性及自由、理性及程序為基礎的新國家、政經、社會、秩序、體制、文化及身分認同。中外古今建制封閉權力體走向末路,有兩條相反、相因相成的路線。一是漸進、靜態的自萎自縮自腐(像如今國民黨),一是動態的瘋狂自毁毁人(像德國和日本發起世界大戰)。毛澤東建國有望時便深思遠慮、關注將來黨政軍官僚體制和人員會「做官當老爺」,脫離客觀現實、自萎自縮自腐自敗。他找黃炎培談歷史朝代興衰律,自言找到了民主作為解藥,但後來卻發動文革,創人類先河以「大民主」打砸自己的江山,走向瘋狂自毁毁人。他只知其一(防靜態變質、自萎自腐),不知其二(封閉權力體也可以毁於動態瘋狂),為了防自萎自腐而瘋狂自毁。毛澤東(被)自命是萬物生命的來源的太陽,最革命又最封建傳統,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給比下去。他把幾代青年下放,再走一回革命來路,再烙一次社會現實的印記,重鑄繼續革命的本能反應、意志和志氣。習近平可能是最符合毛澤東的跨代傳承辯證法設計;由青少年到中原及沿海從政,他似最心繫:1.文革宣揚的民粹理想和夢想,2.權力的極至虛實顯隱破立集中,3.普羅大眾民生精神民情,4.黨政軍組織建設及反貪腐,5.文化復興及走出去佔世界一席位。這五者互為表裏核心,形成他「大陸文化」的政治和管治思維模式及作風——傳承最革命又最封建的傳統命脈,封閉權力體千百年不變,加上不少毛澤東的浪漫和狠勁、少點鄧小平的務實。過去三十年,開放改革的「權力(稍)開放、利益(稍)開放」、堅持單元權力一統封閉的「中國模式」,取得舉世驚駭的經濟奇蹟。如今中國,似回到中國皇朝封閉權力體的老大難問題——頂層頒旨給上中下各層自由自主落實,頂層和各層各有各的封閉性和主觀任性,同樣無視客觀規律和「他者」存在,「以我為主、以我為客觀規律、以我為現實、以我為標準」,各層自行其事,是無權亦是無限權,局部「去盡」而欠通盤考量、調節和自制,具體作法荒腔走板卻停不了,愈走愈遠,結果一步步脫離客觀現實,自外(自絕)於時代、社會和世界,無人可回天。過了臨界點,乾隆皇帝也嘆「雖九五之尊也無能為力」。 搖「公」字旗掩私心陳文敏和李嘉誠事件,可能見證中國正開始重蹈封閉權力體這個千年不變老大難問題——頂層一聲令下,任由上中下層(世代交替和少壯派)四方八面開打,競相走極端激烈,搖「公」字旗掩私心,遇盜殺盜、遇佛殺佛,無人節制,集體次第失控。針對陳文敏和李嘉誠是官意與不是官意、官到什麼層級,當權者和受害人誰也說不清。這兩件事的細節,令人懷疑命令來源的層級,進而懷疑中國如今怎樣了、黨政軍經商金社文無限權力封閉體處於什麼狀態,是故意軟硬兼施、分工合作抑或山頭派林立、拉大旗護身各行其是「搵食」?抑或各種可能都可以並存的混合、混亂、混沌狀態?這對香港和台灣、中國內部、美國和世界意味着什麼?由2003年五十萬人反董建華和反23條立法到白皮書及政改、佔中與反佔中、張曉明和陳佐洱發言,中國對香港強壓升級,一波波一如暴力救市的高任性、欠章法。香港是多元開放社會,中國封閉式權力體的霹靂手段入港如泥牛入海,愈加大力度愈大反效果,管治和中港關係不堪問。中國幾十年對港,錯不單是一個事件或一個政策,而是像大躍進和文革的方向性失誤,更根本是文化DNA層面的唯心主觀「以我為主、以我為客觀規律、以我為現實、以我為標準」,無視、蔑視香港這個「他者」的存在及其客觀性和客觀規律。香港百年「普通法」如水處弱勢,傾國「大陸法」久攻不行;中國之前是扭曲政治管治,現在是侵蝕專業和企業,似到了一個轉捩點,最強橫暴虐和最虛軟脆弱並起、爭持。或者中港關係已屆最壞(破壞肆虐)與最好(差不多見底轉勢,否極泰來,撥亂反正)的臨界點。有時候,我總覺得習近平面對這個中國,內內外外不改不成、改更不成、不成也得改、改卻不知怎改,景况很值得同情,如果他可以用新思維、換新角度看香港看到香港的「真價值」,各種「問題」可能立地變成「答案」,他可以超越鄧小平,從香港國恥中收回成本,供中國一二百年之用;他、香港和中國及世界都可以好過一點。文:洪清田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星期日生活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