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清田:馬英九神話與悲劇給習近平的預警

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時,他媽媽說:「我把兒子獻給國家了。」她大概是說以後難得親子相聚,他工作艱巨,內內外外敵友雜沓,當選是獻身、背上十字架。當時我直覺「馬英九神話」開始破滅,為國民黨建制「陪葬」。30多年前馬英九美名滿台港,有一年我替台灣駐港代表黎昌意組織香港第一個時事評論員訪台團,第一次見識他(時任法務部長)的「現代感」,認定他是轉型期台灣所渴望的神話人物和形象,20多年內寫了10多篇文章,從中港台的人文框架敍述他的神話的一步步成真;台港朋友戲稱我是「馬迷」。他有一次對我說:「你這麼年輕!文章不像。」2008年他選總統,全台灣簡直如久旱逢甘露。我觀選回港,在《信報》一篇文中說「馬英九可能成為台灣董建華」。他母親那句話,我的聯想是:「他肯定看到國民黨和台灣的積重難返,但肯定看得太淺薄狹隘,不知身陷什麼險境,因他是『建制人』,感性理性都只能從封閉box的自己認知看問題。總統是新階段,他一生自許自律自重有成、謹慎周全,思慮、決策和用人必然陷入『我已把問題全部深思熟慮透了』的無限無形盲點,以至以無知為知/全知,一生的優點將變成一生的缺點;他愈無私從公、愈有作為會愈誤事;公認完美變完全不完美、零缺點變全缺點,終於自毁被毁」。6年前我只預見這些,但絕沒想到他的神話成為他的咒,在台灣政治毒龍潭中「無能」卻不能不「有為」,「有為」則不可能守身潔身,可能變「馬英九悲劇」。馬英九與董建華和董建華一樣,馬英九是古今中外一切建制可以出的最好的第二代、第三代——自小英俊聰明純良聽話爭氣、品學兼優、出於污泥而不染,性情溫和謙恭親切敦厚冰清玉潔、深諳人情世故、自守自律甚嚴,深切明白和服膺建制價值及理想、體悟創業與守業唯艱、巨細無遺全套「道、技」學足、辦事細心穩妥有交代,大公無私和無欲無求、超額遵從倫理和上下從屬關係、自覺奉行,按部就班接班有成,世代傳承不成問題,可以無縫接軌,「你辦事、我放心」。馬英九和董建華的極品「建制人」的另一面是「我為大局、成為『大我』、以我為大局」,之外沒世界、沒大局,思想感情和思維決策走不出他們(唯一)的世界,把自己的世界當作全世界、把自己的意識知識和規律標準本質化、普遍化;凡事唯心主觀強求完美純粹、一致和100%安全系數,忍受不了異質雜質紛擾。他們居第一把手的致命缺陷在深層潛意識——自命居其位是天命所歸、捨我其誰,政治、權益和美學上絕不願和人「分享主權」;分不清、不分清「我」與「大我」的界線,不能接受世界不(全)是「我」的,求混融「我、大我」的美感和道德感,成長和任事一直系統化全面自外於「他者」世界;給拋進另一個世界時仍以為活在原有的「大我/咱們世界」,主觀上不願、不能、不懂、不屑適應新世界;第一把手客觀上要面對幾個(獨立)世界,他們卻只能、只願按原有一套主觀認識和辦事,動用建制資源和權力抗衡客觀多元世界,給夾在幾個世界的「文化衝突」中強自己和他者所難,授受皆苦,累人累事、害人害己。馬英九和董建華面對陌生世界時的認識和反應、思維和決策,和200年來中國(日本)傳統社會面對西方時的主觀自矜保守拒變、變不了,如出一轍。「馬英九現象」和「633」支票由大學到初入政壇,馬英九成為國民黨和台灣政壇大染缸的奇葩,又因青年時在美國領導保釣運動,上街示威遊行如魚得水(官僚黨官多數手顫腳震),接觸大眾時授受雙方「有(交)感」,以「現代感」自由出入建制,引發社會的無限想像和寄望,媒介一哄而起「造神」。陸委會時,他開始享譽,招李登輝忌,把他放在最爛的法務部懲罰他。他把不利因素變有利因素——進監獄過夜「體驗」牢房環境,短期內提升整個法務部的形象;竭力公正抓賄選、反貪污清瀆職,實實在在滿足全台的想像和寄望,招來黨內高層罵他「動搖黨/國本」,下台、回政治大學教書。選台北市長簡直如全民等斯人出,他拒絕了200多次。1996年,李登輝當上直選總統,國民黨內齊聲哀嘆「以後外省人當不了總統」,我說你們還有一個馬英九,他一定可以替國民黨重奪政權,也只有他;但國民黨的建制自閉內耗已病入膏肓,改革來不及了,他無力回天。2008年,在陳水扁8年劣政後馬英九選總統,「馬英九現象」橫掃全台灣,全民「追星」,連帶國民黨也奪立法院四分之三議席,但競選方略大錯,我一邊觀戰一邊扼腕。他的優勢在於可以撫慰台灣20多年憲政轉型的撕裂的痛楚,只要順應思潮民情,「躺着選也會贏」,但他捨優勢、取弱項,和舊國民黨人一起學(經濟)政綱政策政績,以最粗劣民粹的「馬上好」口號,亂開633支票(經濟成長6%、人均GDP 3萬美元、失業率降至3%),導致4年施政錯向和埋下禍根,從此翻不了身。「拼經濟」「拼兩岸」當選當晚,我見他在總部外大台上高亢認真宣布,明天開始召集專家一起,3月內釐訂救經濟大計,一上任立刻推行,講得matter of fact。一如意料,他迷信專家精英、真的相信(台灣)經濟可以在3個月內找到方案,起死回生;但他這麼沒有基本經濟(學)常識和政治意識,則大出我意料。總統和市長的政治及管治小同大異,他的形象儲備捱不了多久;下降軌他又不懂因應、不改(自戀式)感覺良好,一個「完美悲劇」似避無可避。第一任總統時,受困於國民黨新舊人及多重派系內鬥、朝野黨爭和總統府與立法院的錯亂關係、各層行政部門官僚惡習劣行惰性,受制於個人「政治潔癖」和人事關係,初期「府、院」分工收放皆誤及後來micro-management愈搞愈糟,民生行政管治劣質化,加上一開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633大幅跳票,大中小危機無日無之,施政遠離預期。他簡單相信過去經濟不好是因李登輝和陳水扁阻礙兩岸關係(一如董建華一上任說英治阻中港融合,回歸後中港融合、香港不可能不好),為了「拼經濟」和為了歷史地位,他聽從蘇起,傾力打開兩岸關係,「拼經濟」等於「拼兩岸」,渾然不覺政策正走向反面。經濟沒增長捱罵,有增長、益權貴更捱罵。總是說別人不明白他蔣經國解嚴前後,台灣政治方向和能量已由黨外和在野黨主導,但國民黨(自以為)仍壟斷全面權力、自閉自恃,不知腳下整片流沙在蠕動,沒向外開放和吐舊納新、新陳代謝,喪失學習能力和反省能力(1990年代才恍然大悟「論述很重要」,一如董建華做了幾年才突然講「理念很重要」),營營役役於因循活力、按章重複、固化內耗,自外於時代和社會,被異己他者「反淘汰」。到馬英九時,國民黨已幾次內鬨分裂和幾次過了改革的臨界點,改革路路不通(只會要了改革者的命),只能回舊路(要年輕化,結果是像日本世襲,引入建制權貴二三代,實質不變,形式也變不了多少)。他競選時曾聲明總統不兼黨主席,後來不能不兼,形成黨國綑綁糾纏、變與不變皆誤的反覆惡性循環(前年打王金平失手重傷自己)。2012競選連任時,他靠金溥聰強橫操盤才吃力勝出。沒有連任壓力,他放手改革,但認知和思慮、策略和部署都不濟,用人重同質同親和同聲同氣;決策時單一(主觀)因素粗糙考慮,騰出空間給對手圍攻;政策空疏,孤軍長驅直入、沒並行的多元反饋和檢討、不察走向反面、無視後遺症,自暴處處缺口;被攻時只重複舊調論述。天災、行政和民生危機連環爆,愈爆愈慘烈;他次次只是找人頂罪,仍不自覺問題出在哪裏,總是說別人不明白他。兩岸經濟大開放的代價兩岸經濟大開放,台灣資金人才和產業外移,工商漁農業空洞化,只益上上層0.1%權貴,薪資10年停滯,貧富差距拉大;近三五年大陸資金和遊客湧台,「買起台灣」,擾動原有的房地產等物資的供需和價格均衡點,經濟關係變政治張力。不分藍緣都論述馬英九連任是因為兩岸關係打開局面、經濟利台,不知潛伏「圖利兩岸合謀權貴、貧富懸殊和以經迫政」危機,去年太陽花運動反服貿才發現。台港的反國民教育科、太陽花運動和佔中雨傘運動,兩地青年學生及公民社會的本土意識和後物質主義互相感染和對流。台灣青年生怕剛鬥贏一個國民黨建制利益權貴集團,又引來一個更龐大、更牢固的、台灣和大陸同一模式的「強強聯盟」。整個九合一選舉一個主軸是「新世代、公民社會,反權貴、贏回台灣」。來自制外「素人」柯文哲和民進黨順應新浪頭而上,本能上讓大眾覺得他視每個人是這地方的主人;馬英九和連戰一樣,純從經濟數字出發,對這些憂慮大不以為然。他們會努力「為大眾謀」(for the people),也接受政黨輪替執政(by the people),但潛意識中總是還不能視每個人是主人(of the people)。第一次選總統時,立委候選人跟馬英九合照的幾層樓高大看板滿街是。這次國民黨候選人一早和黨及馬英九割切,不用他的合照,網上沒人理他;民進黨反過來滿街掛對手跟馬英九合照的幾層高大看板,只一句「票投×××等於支持馬英九」,大奏奇效。大潰敗後他怎反省和總結、道不道歉、辭不辭黨主席、怎改組行政院等等一系列危機處理,首鼠兩端,止血療傷變多重自殘,令人不忍卒睹。中國神話膨脹期的警號20多年前到6年前一路順風順水,做什麼、不做什麼也對,是青年和婦女的「萬人迷」;6年來一路逆風逆水,做什麼、不做什麼也錯;全台灣個人、企業、政府、基建和天災人禍都算到他和政府頭上,民望最低剩9%。民間和媒介、反對黨和國民黨內外恣意揶揄他的能力,還開始質疑他的清廉品德和操守。之前有近身親信捲入貪瀆大案,近月直指他本人,暗指他是「陳水扁第二」。台灣面對由傳統到現代政經社會轉型、兩岸大小強弱懸殊、內部世代和上下階層爭鋒的三重「深層次矛盾與問題」迸發,總統不是「人」當的。台灣管治、法治和行政未上現代正軌,面對「革命黨本質建制和轉型、政經模式和黨產、產業政策和國營企業、官商共生關係」混成的膠着常態,他遠遠超負荷。兩任總統下來,是神是魔可能自己也講不清。馬英九悲劇有他個人問題,也有台灣和大陸及國民黨因素(如果任香港特首,或可避免)。中台同根生,很多共通的古今歷史債和中西雜沓「常態」;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和全國全民上上下下似正處於一個神話的膨脹期,國民黨和馬英九的今天或許是一個及時的預警。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共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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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中港人文差距:人擠人時,你視旁邊的人是人或是物?

?人擠人危急時,你本能上會視旁邊黑壓壓的陌生人是「人」或是「物」?9‧28時,10萬人自發上街擠向金鐘地金鐵站、馬路、天橋、行人路,像潮水中的水珠人貼人,每個人都本能上視旁邊的陌生人是「人」,讓出極稀少的空間,live and let live,形成那一刻生命共同體。專業訓練有素的武裝防暴隊列隊攻上來、催淚彈射過來,人群奔逃後撤四散,幾十碼外休整、叫口號、再慢慢圍攏起來、向前推進。四方八面幾條「戰線」,一波波攻攻防防、自發自成動態秩序;12小時、87顆催淚彈,示威者沒有一起人踩人死傷悲劇。是奇蹟,但也不全是偶然。一個後來坐下被捕的退休媒介朋友說﹕去示威區是「走出來做個自由人」,我說更貼切是「走出來做個人」——自視是一個「人」,也視「他者」是一個「人」,大家live and let live,在這個共同空間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形成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生命。八九六四到現在20多年,二三十次10萬至50萬人的示威遊行,常是人擠人,呼吸也困難,都沒人壓人、人踩人;最長時間是2003年七一「迫爆維園」那次,30多度毒太陽下,50萬人潮大部分在銅鑼灣各街道打蛇餅四五小時,自成秩序,連(當時)警察也很輕鬆清閒。?一剎那間 我是「生命」旁邊是「物」人踩人的死傷悲劇可能是那一剎那間,人只想到「我」、我是「生命」,旁邊是「物」、阻住我逃生的「物」,務必極速排除掉;人人視「他者」是「物」,人人被視為「物」,人人變「物」,拚命互相踐踏、逃亡。除了客觀環境(如場地建築斜坡濕滑等),或許就因這小小、微妙的「人文觀」(我與「他者」都是「人」、不是「物」,我與「他者」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了電光火石剎那間人的本能反應行為(人人給旁邊的「人」小小空間、少發點力極速推開旁邊的「物」)。死傷悲劇能不能化險為夷,或者就在這人人的一念之間。像排隊,人人有這麼一念共識默契,從本身做起,讓一讓、忍一忍,人人自發自成秩序,相信公正、有效,形成的體制(institution),取得群性社會(mass society)矛盾之間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沒有,就只能靠森林法則、原始野性和膂力(或三者組合);悲劇也不成為悲劇。但一念共識須是人人的、自願自發的,人人的一念之間共識是一種文化(「文化」定義﹕共通、共遵和共尊的意識與知識systems of assumptions),極難建立、建立後又極難改變,要不要和怎樣建立和改變是人類永遠完成不了的存在性課題(existential issues)。文字發明7000年以來,人類在混沌世界中突飛猛進,努力找尋和建構虛虛實實的自己,做「人」(個體與群體),但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自己做「人」卻把「他者」作為「物」,「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群性社會喪失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又抗拒改變;他者「非人」反抗,也要做「人」。人類文明就是一個「讓更多人成為『人』」的過程,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返折騰。西方先是原始宗教和哲學宗教,繼而封建皇朝、城邦和中世紀政教合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啟現代化和理性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興起。每個階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承諾讓更多人做「人」,但初見成效卻把「他者」作為「物」,各階段前後重疊漸變和新舊組合,重複「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以及他者「非人」的反抗。5000年高壓控制 自發秩序即生悲劇中國5000年到1919年才由天地人合一的類宗教的皇權皇朝,突變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nation-state),再由資本主義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30年的知識災難、科學災難、文化災難、政治災難、人文災難的false starts,都摸索不到現代化的本意旨趣、方針路向。開放改革撥亂反正,如今初見成效似又故態復萌,藉着開放改革學西方和現代的成效的物質條件,躍躍欲試偏離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人文觀」,要「走自己的路」,不講「西方中心論」和本位的「現代化」,從「人權」、香港和台灣開始否定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和「普世價值」。這次上海外灘慘劇,一個成因是民間自發大型活動,而非十一和春晚之類的官方活動。中國5000年是高壓或懷柔的控制式、規劃式社會國度,沒有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institution),沒有「有形之手」便生悲劇。不能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和正常國家和國民。上海和香港百多年來同是西方侵入中國的國恥傷口,但上海租界只是行政、關稅和治外法權較不同,政經社及文化一直和全中國融為一體,香港則自成一完整體系及社會,如今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排隊,而大陸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這是百年計的香港和上海、中國和香港人文差距。歷史的反諷是﹕香港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卻被中國判為不正常國民(或「不(似)是國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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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中港台無小事 中國與世界有大事

星期天,台灣學生將和社會大眾一起,由立法院和行政院到總統府,大串連,給馬英九博士、江宜樺和金溥聰上一課:民主體制和國會應怎樣運行和操作;建制內當權執政領導層精英怎樣think(and see)out of the box,建制外無權精英怎樣(逼建制內精英一起)回應社會和時代的新思潮和形勢;建制內外怎樣對流和轉化,怎樣成為「同道中人」一起探索未知和未來、一起接受這「歷史共業」的考驗,過程中怎樣維持equilibrium, justice and normalcy;一個社會/國族怎樣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怎樣各施各法、同心同德「長治久安」……「太陽花」多麼像「野百合」、紅玫瑰和白茉莉,建制外無權精英多麼像百年前五四和二十五年前的六四,但又多麼不像,完全不像。 (一)給台灣讓利的槓桿作用馬英九隔了那麼多天發言,發言因循陳腐,可見他仍活在十多年前的世界,出不來、不願出來,認為是外面世界(全)不對,是外面要改正、不是他要改變,可以不理;但又很困擾,不明白為什麼台灣三四十年新舊勢力權威對決、全民分裂、血淚交加建立的民主體制、選舉和國會,完成的政黨輪替歷史轉型,一下子全砸了,天塌下來了?他是國民黨建制的民主派,服膺普世價值觀,救了國民黨,二二八正式作官方懇切道歉,受深藍斥罵,但他也脫離醞釀已久的台灣新現實。類似埃及、泰國和土耳其,台灣新成的民主體制,有了結構和人員後,正在test run。這是再經歷一次歷史挑戰和考驗;這個新階段形式和過程、問題和議題、風險和回報不同,但同是「質變」,人文課題和主題重複、檢驗、否定和修訂前一階段成果。台灣這次更大的不同是,以前是台灣內部問題(大背景一如韓國有美國因素),現在加入一個天地人合一、無邊仁德、永遠正確絕對、無限自我正義的「中國因素」。開放改革三十年,中國以「舉國體制」的「經濟運動」代替一九四九年後三十年的「政治運動」,以「唯經濟」發展硬道理粗放片面活化集體主義和實用主義、權威和專制,建造一個「以我為主」的龐大「經濟叢林」代替「政治叢林」,節節勝利,向香港和台灣及世界擴張,但正正是「給台灣讓利」的「服務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給了台灣學生一個發動全社會的缺口,成為運動的leverage,由經濟到政治體制、社會與群族的生存和福祉,全面自我審視。 (二)中國因素就是問題所在台灣幾百學生突擊、佔據和癱瘓立法院,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萬人圍立法院,一個最強烈深遠的信息是:對香港和台灣,中國正發揮其「大體積、大數量、大規模」的無限優勢和威力,按「中國標準」重整重構香港和台灣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中國」的思維和行動怎樣對台灣和香港,除非突然一反「不自覺、不自制」的五千年傳統,能夠自覺和自制,也將慣性怎樣對國際和世界。學生攻入台灣立法院,客觀上是介入起主軸作用的「中國因素」;以台灣的新生政經體制、社會及群族的「現代性」,抗衡中國大陸天地人合一、無邊仁德、永遠正確絕對、無限自我正義的政經體制、社會及群族的「傳統性」。由香港和台灣到國際及世界,單只十四億人一統一體一言一路的中國因素,就是問題所在;中國則視單只十四億人一統一體一言一路正是中國優勢所在、核心利益所在。一統十四億人上承連綿不斷五千年文明,走出自己世界,走出去,這就是二十一、二十二世紀世界運作的主軸和變化的動力,人類從未見過類似問題、課題和主題。歷史在考驗,中國還有沒有唯物主義客觀精神和學習能力:歷史在考驗,世界能不能及時了解及感認「中國」的思維和行動,能不能適切回應十四億人一起走出去,一如介入台灣和香港那樣介入世界。 (三)中國否認問題諉過他人隨着兩岸官方半正式接觸和「中華民國」稱號在大陸的公開解禁,習近平似亟亟於在台灣問題上比江澤民和胡錦濤「走多一步」,放下更多、換回更多空間;不論「捨」多少,一統十四億人也肯定「得」更多更根本、更深遠的。相應地,佔據立法院內外的台灣學生和整個社會也動起來,回應歷史大潮流、新形勢。習近平、馬英九和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大陸和台灣,一起更緊密面對一個人類共同的問題、課題和主題——怎樣從多重「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的混沌中建立「群己關係」(嚴復語),按各種維度、坐標及標準re-configurate成為虛虛實實的政經體制、社會及國族、文化,它們之間如何守護和變與不變,如何分配、交換和重新整合,如何促進進步和福祉,如何使大家心服、接受。這是人類永恆的問題、課題和主題,但東西方和傳統到現代各歷史階段的主客觀處境和形態、各人各地本和之間的選擇、代價和回報都大不同,千變萬化卻又有迹可尋。台灣和香港內內外外進入問題,在光明與黑暗的掩映混沌中跌跌撞撞,大悲大喜;中國拒絕進入問題,否認問題,「不存在『中國問題』,有問題的是美國、歐洲和世界,不是中國」,「不能以開放改革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不能以現在否定過去」。最大體積、最大能量和動力的「中國因素」,最無知無覺。 (四)台港一人一實體仍在摸索台灣和香港都在混沌狀態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本位重整重構政經、社會和文化;由商貿經濟、管治政治、施行行政,諸事紛紛擾擾,問題不少,但仍可以吃百年老本,大問題的可能是水不揚波的中國大陸/內地。香港由百多年前、台灣由幾十年前開始,到現在的IT個體化全球化時代,略為實現「個體化」,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建立建制和參與公共事務,學習現代程序和價值,漸漸形成新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群族,先行先試融入國際和世界。現在台港一人一實體,都在「後現代」混沌狀態中摸索,由下而上自發自由自主參與重整重構,縱橫交錯激烈討論辯論。中國大陸/內地正一人一言一調一統,由上而下發號司令,「舉國體制」總體規劃,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訊息一如五六十年代統購統銷,仍用集權主義專制方式分配利益,不靠「體制、程序」,以「集權主義專制」作為價值觀身分認同。但新現實正由下而上一人一實體化,上下避不了「群己關係」在各層的re-configurate,跟四五十年前台灣、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很多相似。中國大陸/內地完全不認為目前路線大政方針政策有什麼問題,「制度自信」(不這樣才是「邪路」),台港初時有人提醒(現在沒人吃飽沒事幹、撐着肚皮「指手劃腳、說三話四」),一如開放改革二三十年台港警示,按台港和國際經驗,發展經濟必須一開始同步(雖力度不同)注重環保及貪污問題,中國大陸/內地本身「單一」黨政憲政及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令環保及貪污比外面更嚴重,應早為之謀。中國不信邪,「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標準、方式和節奏辦事,說「先發展、後治理」是科學自然規律和必經之路,甚至說「港台歐美有些人不願見中國發展起來,別有用心」。「舉國體制」總體規劃反覆驗證,必然正確、不會錯,沒問題,出問題必然是他者外因;統一調配和指令下,單一方向單一目標單一動作原則原理單一說詞,全民一哄而起,政策聖旨掩飾私心劣行醜態,弄虛作假都假神聖之名,初見成效卻後遺症深重。現在積重難返,沒水喝,沒空氣呼吸,沒白雲藍天。往下幾十年是各層「群己關係」的混沌虛實re-configuration的政治、管治、法治、管理的問題、課題和主題。中國內部有其千百年難處,一下子難從內部「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各層改革和現代化,香港和台灣開始明擺着的免費學堂。不論中國大陸/內地多麼多人多麼忽視輕視錯視鄙視蔑視,客觀上都在參照台灣和香港的正反面。 (五)以「量增」膨脹淹沒台灣台灣一個和大陸「服務貿易協議」的壓力由個人及群組利益,直透決策體制和決策程序、價值觀和身分認同,四層裂痕共振,一體不可分。幾百學生突擊佔據立法院,幾日間萬計學生及公民組織內內外外聚集,警察三度奪門失敗,國會癱瘓。學生要求馬英九到立法院協商、把「服務貿易協議」退回給中國、立法通過兩岸協商監督條例,在在搖撼國民黨政府,可能波及年底「七合一」和兩年後總統選舉和兩岸政策。一個FTA(自由貿易協議)是一個整體,但內裏一百幾十個項目,對內部有一百幾十種不同得失影響,局部個人利益匯成群組利益,分歧對立,必然質疑、挑戰和衝擊決策體制和決策程序,失者可能上街,得者不上街。自由貿易協議簽後,常長久爭持才得內部國會批准(美國和韓國間要等韓國五年,韓農曾來香港跪拜示威)。執政者的任務和天職就是熟識民意民情,秉公無私梳理原由根據和疏導民情、形成多重矛盾之間的「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均衡、公義、正常),否則必然被質疑、挑戰和衝擊價值觀、四是身分認同。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雙方只計項目的數量,每項不限數量,大陸可以以十四億人的「量增」膨脹「淹沒」台灣,台灣總體「利大於弊」只是表象;由服務貿易到其他,大陸也可以這樣「淹沒」台灣,「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些恐懼不單是個別人或行業的利益,而是總體的生存,觸發台灣人「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四層面共振,交叉感染、累積和重疊,過了一個臨界點又一個臨界點。學生做了時代先鋒,佔據有利陣地,帶動社會,宣稱守護「台灣生命共同體」(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代「人民」發言。 (六)馬英九擺脫不了「知障」馬英九和董建華一樣,都面對他們認識和能力之外的mission impossible,又都活在自己的權力精英世界及建制主義文化(establishmentarianism)中,突顯一黨專政、權力建制和成功企業一旦自成世界,慣了「以我為主」,要開放和面對新現實轉型,即使最優秀人才也可能學不好基本功,多努力也常跌跌撞撞,出人意表。去年突襲王金平時,馬英九有理和正義,近乎徇眾要求,可以大快人心,卻笨拙透頂,倒砍自己一刀;這次又是不知深淺,粗暴勞役有憲政正當性的立法院決策體制及其多數優勢,拙劣偷襲,違反去年四黨共識(把「服務貿易」「逐條審議」,等同拉布),不顧決策程序正義。這次他似又一次脫離台灣社會及政經現實,簡單、機械解讀民意的「五五波」(只計百分比、不考慮雙方的主導力、能量和能動性),以為反對聲浪不大,可以強闖。他是國民黨精英、權威主義及建制主義文化(establishmentarianism)中最開明正派民主理性和人道者,但也不失本色,擺脫不了出身「知障」,不知台灣人愈來愈感到「台灣」整體生存受威脅。他執政六年的快速大幅開放大陸政策和融合過程,實惠只益少數大戶,受傷的是中下層、中小戶和青年學生,貧富更懸殊、長期更依賴,在價值觀和身分認同層面的自主自由下降,他似完全不感到(一如董建華不知香港人感受)。 (七)不應只從統一小局看台灣歷史的進程是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訊息由極少數人向更多人的擴散,一階段一階段讓一階層一階層更多人分享和參與。現代化和現代性以人的解放開始,以自由個體(the individual)為基礎自由re-configurate成各種實體性(entity),促進內內外外的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財富、文化訊息虛虛實實的自由流通與溝通,增進文明及福祉。FTA(自由貿易協議)是自由主義在經濟體的自由經濟,自由民主最基本根本的基本根本(fundamental of fundamentals),旨在拆除各地人為壁壘藩籬及保護主義,增加資源運作的效益。自由除了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都以各種實體性(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為單位,個人從屬於集體;自由流通和自由競爭必然是內內外外的re-configurate,也必然包括汰弱存強、新陣代謝,難免波及一些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自由流通與溝通」與「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可能兩難全,個人及群族不得不抉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中世紀的政教合一體制及秩序的解體後,歐洲各國發展出自己的語言、宗教、藝術、科學、哲學、經濟、政治、社會、國家,並以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殖民者與帝國主義向全球擴散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日本明治維新時放下身段和自大尊嚴,採「洋體」改造「家庭、企業、社會、國族、文化」,藉以守護和強化「和魂」(以機械化物質滋養傳統「文化魂」的「半現代化」大成功後終貽禍天下)。中國二百年來在西方威迫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千年變局,兩難間下不了抉擇,反反覆覆,勞苦難成「自折騰」。百多年香港、幾十年台灣的內內外外政經貿易自由化,在世界大風浪全暴露衝擊,分個人、多元多方多向,拼搏從被動中力爭主動;中國以十四億人一統「舉國體制」加入香港及台灣與世界,既以「大體積、大數量」主導大勢,也受香港和台灣與現代世界的考驗,暴露五千年「大體積、大數量」的無限弱點劣質。百多年來台灣香港給中國大陸/內地的警示:第一,中國必須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本位建構「體制、程序、價值觀身分認同」,以之處理利益分配及「群己關係」,愈早先建愈穩妥;第二,香港和台灣是中國學習和練習的中介台;第三,中國應付不了香港台灣,應付不了中國的未來;第四,中國不能、不應只從「統一」小局看台灣,必須從「往下一二世紀中國人文轉型及與世界關係」大局看台灣。上天真的很眷顧今天這世界,由台灣和香港到給中國大陸/內地,這時當權執政者(仍)不會輸、輸得起的時候,台灣學生和香港佔中者替中國大陸/內地練習(類)現代政治管治法治行政。文 × 洪清田編輯 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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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中港敵敵友友的被團結 寫在沈旭暉婚禮之後

{世紀編按:著名時事評論員洪清田,一連兩天為本版撰文,從國際時事評論員、年輕學者沈旭暉的婚禮談起,以「香港學」角度觀測多種思潮、路向與坐標。今天,先從「群己關係」談起……}百多年來香港與中國內地的一大差別,是被迫以不同的取向和路線走向現代世界,從而形成不同的政經體制、生活方式、社會和群族。自由港開埠以來,香港即以「個體」(個人為單位的獨立自主自由自保自決自負責)為基礎,引用英式「群己關係」(嚴復語)的社會體制和程序,形成內部多元自由社會與(類)現代法治群體,和世界接軌,聯繫東西方。中國二百年來的千年變局,自覺與不自覺糾纏於集體主義的「救國」和個體解放的「救民」之間,迄今乃在「單一制」與「多元社會」兩者之間摸索「長治久安」的現代體制和程序。多少代時代先行者和社會精英與大眾次第醒覺,亡我投身歷史洪流,各師各法、上下求索;對對錯錯,都是把個人命運緊密融入國家命運,甘苦榮辱與共。鴉片戰爭後的民族醒覺,亦即全民的分分合合。五四運動趁中國的半無政府狀態自由放任,左中右各派深入探討「救國」和「救民」之間的異同,歷史逼中國人只可以以集體主義無限犧牲先「救國」。抗日勝利後,最傳統和最先進的集體主義權威主義都變質,專政專制肆虐,只准黨政國族統一的「集體獨立自由」、不准每個人多元的「個體獨立自由」。六七十年來,個體解放、私產和個人的自主自由自保自決自負責在大陸屢次成為「原罪」遭慘痛清洗,迄今不知何時才能正式開展「救民」工程,以「個體」為單位建構民主自由法治的現代體制和程序。 從沈旭暉「場刊」式的紀念冊談起沈旭暉來自最少三代的知識分子家庭,上一二代有些是內地和香港積極投身歷史的洪流,為中國找出路,在香港是偏向「左」的「小眾」(這點和曾鈺成有點相似),他卻自然而然成為香港的「主流」。在多種救國救民的途徑中,他的上一二代選擇某種左翼思想和路線,獻身集體主義力量,乘着五四運動的西化/現代化風潮參與主導革命歷史,緊跟中國國運的起起伏伏和轉轉折折,他卻是典型的「個性人」。上一二代如今可能由西化/現代化轉向復興主義和民族主義,回歸民族文化自主的身分認同和中國定位,他自少鑽研獨特的「常識洞見」,靠自己本事在各種矛盾思想、立場和群族間通行無阻,出入如自家人,倒像一個「世界公民」。他「無痛」成就今天香港社會的主流中堅,可能蘊含對香港的運作、中國的崛起和世界新秩序的啟示。這個婚禮的場面似是他的初試展示。婚禮分教堂、酒會和宴會,「場刊」式的紀念冊詳列全部親來和沒親來的賓客戚友,由他和上二代串連起來,老中青、左中右、現代及前現代和後現代及超現代、親中親英親世界的敵敵友友「被團結在一起」,匯成一場政經文教界的獨特盛事,大家之間又意外又自然。全場每個環節的創意設計,都在呼應他的出身和成長歷程,顯示一個幾代文化精英的家庭,怎樣漂浮過近百年來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在各種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風浪中,各方志士仁人的求索與際遇,敵我師友敵友間怎樣軟硬分合取捨。這晚的景象,折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突衝和融通的歷史恩怨情仇,以及中國千年變局的人文課題和各種救國救民的路線。 國民黨政府當年如何忘其所以鴉片戰爭後,洪秀全以集體主義傳統帝制反集體主義傳統帝制,孫中山反帝制則是用較現代的民主憲政、自由社會與法治秩序,要把與世界接軌的香港引入內地。五千年傳統帝制崩潰後,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專制極權碎片化,中原和東南西北幾代軍閥割據混戰,以萬民為芻狗。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後,國共內戰及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主要分為三股思潮和勢力:國民黨(美國支持下)的右派執政建制勢力、蘇聯支持下的中共左派革命勢力、滿清餘孽的(右派)復辟勢力。抗日勝利後,滿清餘孽退出政治舞台,但傳統文化的集體主義與權威主義、專制與極權歷久彌新,餘氣不斷借屍還魂。新派知識分子分為奉行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憲政的(支持國民黨)右派,以及支持中共、奉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左派。在蘇聯撮合下,國民黨和中共合作,抗日時邊抗日邊內鬥,抗日勝利後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政府1945年抗日勝利後忘其所以,治國無方,因掌權分肥而迅速加劇腐敗崩潰,高壓粗暴對付知識分子。中共看透中國二百年變局的千年根源,以馬克思理論結合中國傳統及實際,化理論為行動,善用知識分子,幾翻苦戰和內外慘烈分合後1949年奪取政權,蔣介石被趕往台灣。「資本主義」右派知識分子灰頭土臉逃亡到台灣,高壓下矢志不移苦撐民主自由憲政,一部分匯聚成無名無分的「黨外」,把現代意識擴散到本省和外省年輕一代,之後再和台灣本土勢力和左派勢力結合,組成「民進黨」,逼國民黨解除戒嚴令,恢復憲政,21世紀第一年通過選舉奪取政權,實現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權力轉移的政黨輪替。幾代台灣(右派和左派)知識分子吐氣揚眉。20年來全台灣政經、社會及文化結構轉型,以「個體」為單位重新組合各種「集體/群族」。 史無前例的集體主義中國大陸1949前後吸引香港、東亞和歐美一批批文教科技體育藝術知識分子回去,和內地的知識分子一起一波波積極投入政治、經濟和科技、文教運動和建設,無私奉獻,也一波波受清算和改造,無私犧牲。集體主義史無前例全面、立體、無限強制貫徹和執行,鄙夷香港和台灣講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主權人權,「個人/個體」如巫術中的妖魔鬼怪,給打落十八層地獄。毛澤東的主觀客觀的辨識和判斷和「混沌虛實」的比例分寸拿揑,由長征開始如有神助(或妖異附身),近乎「天地人感應」,1945年後「吃」蔣介石,不單「吃」蔣,其實是「吃透」中國二百年變局和千年根源,也因這種「天地人感應」1949後(和劉少奇鄧小平) 「吃」高崗和彭德懷,(和林彪周恩來) 「吃」劉少奇和鄧小平,(和周恩來) 「吃」林彪,還要「吃」周恩來……在他一人一元領導和黨政軍「單一制」下,人人競相攀比積極,忘我無私為人類帶來超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共產主義新社會。由公私合營、反右到大躍進、文革,「集體人」無限膨脹和凌駕一切、「個體人」身心、思想、感情和利益、福祉不斷不必要的受摧殘。文革到了十年,以宮廷政變清除「四人幫」和撥亂反正,說文革是「禍國殃民」,全國全民一下子開放改革急轉彎,不搞集體主義「政治運動」,代之以「經濟運動」,粗放追趕失去的三四十年。 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年代毛澤東集詩人與書法家、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哲學家、軍事家、戰略家、權謀家於一身,不但敢想敢幹,而且真能建功立業,引中外無數知識分子競折腰。文革後他的「個人神化偶像集體道德權威」稍為「去魅」,鄧小平的實用主義開放改革石破天驚。「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人人私字當頭、向錢看、錢權交易,集體擁抱鄙視、蔑視、忽視了十年的美國、日本和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和作風,堅守單一制權力結構、局部開放私產空間,加強抑制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主權人權。舊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走下神壇,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配套的思想、價值和規則也不要,中國思想和理想陷入真空。八九六四和「蘇東坡」後,中國一方面不顧內部保守力量阻擾,以全面深化經濟轉軌換取政治權力的鞏固,另一方面順應保守力量的期望,大力發掘中國文化以抗衡西方的和平演變。專業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科的研究人員和知識分子幾十萬,乞靈於傳統,亂抓文化道德內容和論述,妖魔鬼怪沉渣泛起。十多二十年來,香港親中共和中國的組織及知識分子喜見中國崛起,但每天不乏令他們憂心忡忡內政外交新聞。問題常又回到最基本、根本的個體與集體的「群己關係」。香港和中國大陸走的兩條現代化路,各有豐厚的內容,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應用意義,可供合併觀照和比較研究,但香港和中國內地都不見動靜。香港從自由港開埠到四五十年代,成為一波一波不滿或不容於內地的人的避難所,一直都是中國內地歷史轉型中幾種敵敵友友的勢力和社會思潮的「次戰場」,效忠滿清皇朝、效忠中華民國和效忠蘇維埃政權、效忠「(傳統)山河文化中國」或「(未來)民主中國」的幾種「中國人」共存、合作或格鬥。1949年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從世界革命和國際關係出發,放生殖民地香港在資本主義世界,以便「長期利用」;香港成為國民黨和中共繼續鬥爭的場地,一方面是「內戰」在香港繼續,文鬥也武鬥,另一方面是東西方冷戰因韓戰波及香港。南下香港的右派多是蘇浙滬工商金融和各地知識分子精英,以及粵閩農民和各省的兵將,不少仍以正統正朔自居。戰後至1950年代湧港的內地人員及資金,利用香港的英式工商及管治體制和世界網絡,成為世界工廠。 「殖民地濟虛假繁榮」如何被塑造親北京的傳統「左派」斥當時的香港為「殖民地濟虛假繁榮」(按:「殖民地濟」為「資本主義世界殖民地經濟」簡稱)。他們被組織安排在香港像內地解放前的「蘇區」那樣自成一個「社會中的社會」,有自己的工商機構、學校、診所、戲院、書局和百貨公司,過着半資本主義和半社會主義的生活,自命自許為新社會精英和時代進步分子,以實際言行批判香港和宣傳內地,潛移默化改變香港各界的思想感情。1950年代國共雙方幾次大規模暴力格鬥。國共雙方在香港爭持間,流落香港、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也加入戰圍,但只限於文鬥。在美元支持下,「第三勢力」宣揚「真正」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以現代社會的基本人文觀念與價值為「未來中國」定位定性,(意外)以極少的資源培育一股回應時代、改變社會的有生力量,取得最廣泛、長久的成效,基本上介定往下五六十年香港社會和知識界的政治人文思潮、組織和方向。英治下香港社會相對多元開放自由,較有法治秩序,各方敵友在大陸或台灣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但在香港各有空間,比較文明地文鬥武鬥,客觀上是中國人學習怎樣由多樣多元的「個體」建構成容納異己及他者共存的「集體」。他們立場和目的南轅北轍,互為異己和互為他者,各師各法摸索中國怎樣走向世界,客觀上是「同道中人」,以較低代價一起面對和處理個人在現代多元社會的定位,以及中國古文明和社會的明天和再生。1967年受香港親北京組織受中國文革波及,結合香港社會勞工問題,發生「反英抗暴」暴動,香港左派全體總動員,從平時不自矜的道德高地降落污穢不堪的人間,和整個社會對抗,要為香港大掃除。青年和知識分子像內戰鬥國民黨時,被組織爭相上街,要改天換地,拯救香港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英人香港政府借助香港幾十年由內地逃港的中立「恐共」市民和知識分子、親台「右派」、工商界、街坊、鄉事等保守勢力,揭櫫守護資本主義世界的私利和自由,鎮壓了六七年左派暴動。作者簡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碩士,武漢大學博士(經濟思想)。六十年代組織文社,自此行動、觀察、思考及寫作,參與改變香港,也為香港所改變。過去三十年和餘生立志於「香港學」,將「香港」放進千百年中西文化中觀照。迄今發表「香港學」四五百萬字, 時人時事時局瞬息上下千百年,百轉千迴,都是童年世界的呼喚。(二之一,明天續)[文/洪清田 編輯/袁兆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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