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論壇意義何在?

儀式化的悼念活動應該有個完結,這或許道出六四事件廿七年後不少香港年輕人的心聲。但各大院校的學生代表並非如部分人將六四事件看成發生在中國而與香港人無關的悲劇,而是從香港本位出發反思六四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關係,如是他們希望做的(不論實際所做如何)不再是讓所有人凝聚在一起向當權者彰顯某個意志、决心、抗議或者表達某種情緒、心意,而是遍地開花地開辦論壇,以讓更多港人理性地反思六四,對六四在香港的影響有自覺的認知,從而更好地思考和實踐香港的民主前路。這種轉向的出現並不叫人驚訝。歷史上掌權者對無權無辜者的屠殺不計其數,但真正能觸動人的少之又少。並非人無情,皆因時間空間的距離而造成的疏離與陌生感;影像技術部分地克服了時空差異,卻難以彌合因時空差異而致的記憶和文化差異,這都讓感同身受般的移情變得困難。相比起一般的大屠殺,六四特殊之處有二:一是直接突顯自由對奴役的主題;二是直接形塑並繼續形塑當今現實。香港年輕人只要不放棄自由,又不願活在幻想中,便無理由忽略六四;但上一代過來人的那種情懷、創傷和百感交集的個人回憶注定難以傳遞給下一代人。儀式化的悼念固然有助於年輕人對自身歷史的瞭解和「政治啓蒙」,但要年輕人分享那種情懷和情緒的確陳義過高,年復一年堅持不懈的燭光悼念晚會被憤世嫉俗者認爲是「行禮如儀」、「消費六四」也不足爲奇。學生代表的方案是用理性討論來代替悼念活動,但我亦懷疑此一「討論」會否變成誇誇其談、因而是另一種「消費六四」。假若公開的討論無關悼念,也無關記憶與情感認同,而是關于恐懼、自利與敵意,是如本土派所講的通過六四來凸顯中共政權的殘暴,以維繫一種身份認同與團結一致,乃至要將當年香港市民的積極參與和之後的悼念活動詮釋爲單是爲自保而撑、爲自保而哀,甚或患有將自我崇高化的「集體精神病」(陳雲語),這樣的「討論」是否真的好過儀式化的悼念?集體的哀悼容易變得濫情,因而异化爲脫離現實的自我救贖;但對一段悲劇的理性討論何以不會異化爲言辭空洞、轉移視綫、脫離現實的自我肯定?悲劇的教育意義乃透過劇情、故事感化觀者,是動之以情而非曉之以理;哪怕由那悲劇而衍生出的各個故事精彩絕倫、意義重大,那也仍然是故事而非大道理,它的意義仍然在於通過陳述出來而在他人心中産生共鳴。因此,若遍地開花的「理性」、「反思」、「討論」不被質疑爲另類「消費六四」,則勢必要關乎圍繞六四歷史記憶的講述和分享,而非借題發揮以至改變議題(諸如六四證明中共之殘暴故此要中港區隔獨立建國云云)。在我看來,「六四本土化」同「建設民主中國」一樣都是具有內在矛盾的口號。六四本身是發生在北京的屠殺,而六四在香港所欲表達的便是「民主回歸」。捨去後者則六四同世上其他抗爭慘劇無異(因此港大學生會會長覺得要「有個完結」);捨去前者則明顯有違本土派「本土化」的目標。正如「建設民主中國」沒有主語亦沒有「中國」,本土化了的六四也沒了「六四」,亦未見得有幾「本土」(若從尊重前人的心路歷程幷認清香港人自身歷史的角度去想)。在現今脫離現實的香港國族想像興盛之時,有香港年輕人覺得悼念六四無意義並不太難理解。「八九六四」在香港,其吊詭之處在於,正是包含了民主要義的中國國族主義激發了香港市民的廣泛參與,這種參與的經驗在事後年復一年的公共悼念儀式中凝固爲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啓蒙並凝聚持續抗爭的力量,以至爲新一代的本土認同和政治實踐創下條件。換言之,中國的六四事件成了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當然,强調香港國族身份的人士會認爲那只是香港本土史的一章節,現在是時候、並且已經翻開新的一頁。然我很懷疑,若甩去「中國」這一背景和資源,亦即不把中國因素看成香港本土認同的內在構成,香港本土派是否具備足够的顔料去填塗這新的空白頁,以使其化爲現實而不是淪爲空想。假若香港與中國(大陸)、深圳河以南與深圳河以北從來是、並繼續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則難以想像割斷這種歷史聯繫會把香港和香港人帶往更美好的境地。必須承認,支聯會年復一年喊相同的口號,雖在凝聚力量達至團結方面有積極意義,卻又簡化了一個本身就是、並且日益變得複雜難纏的中國,以至「中國」成了一個空洞的、脫離現實的符號,這就不怪得有人認爲支聯會要將年輕一代培育成爲「大中華膠」(若從“「膠化」的角度去理解)。倒是部分本土派對地方性的强調和發掘開創出一條有別于國族主義的新路,並在邏輯上將神州大地原有的駁雜多元從中國國族主義的劫持中拯救出來,從而爲想像兩地共同的未來開放出新的可能。在六四問題上,學生代表關于「遍地開花」的想法其實有助于將六四的不同面向開放出來。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人在六四事件上都有屬于自己的記憶和認知;同維園大台「總指揮」相比,小論壇更有便于不同的故事被講述和聆聽,進而達至某種對事情更深入的理解和真正的升華,以及更堅實牢固的團結。問題在於,在現今日趨兩極化、非理性化的政治時局底下,深受本土主義影響、並在一系列激烈政治行動中抱團取暖的香港年輕人,在重申空洞主張之餘似乎業已失去耐心聆聽和相互理解的願望;在內地(以及香港),更多的六四記憶和叙事也在這個和諧盛世中國夢中歸于沉寂、失踪、以至最終在腦海裏消失。然而,爲著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我們甘願看著這些可以令人覺醒、進而重拾新的團結與希望的潜伏的記憶逐漸消失嗎? 六四 理性 儀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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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雨傘運動中的「八九民運」回憶

相比起「八九民運」之悲壯,雨傘運動是靜靜地結束的,然而有關這場運動的爭議卻在運動結束後持續發酵,特首梁振英更在隨後的施政報告中高調批「港獨」,有意地設定議題暗示雨傘運動同「港獨」思潮相關;而在施政報告前一日,梁振英在吳康民總結「佔中」的新書發佈會上強調「外部勢力」介入,又望各界「從不同角度總結「佔中」」。果然,運動結束不夠兩月,多本「批佔中」的書便出爐上架,對雨傘運動這段歷史敍述的話語爭奪由此展開。參與這場對雨傘運動歷史詮釋爭奪戰的除了中共和香港權貴,還有香港的本土右翼。他們視運動結束兩月後爆發的針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為雨傘抗爭精神的延續,似乎雨傘運動所凸顯的價值全在於不計物質利益的直接行動。弔詭地,「本土派」愈是強調自己為「雨傘革命」的真正繼承和發揚,就愈是應和梁振英施政報告上將雨傘運動同港獨的捆綁,愈是扼殺雨傘運動複雜多元的真實面貌。「六四」將至,有人提出本土的雨傘運動比非本土的「八九六四」更重要,本土右翼當可以製造雨傘運動/八九民運的對立來區分「本土」與「大中華膠」。但在我看來,恰恰是在雨傘運動當中無處不徘徊著「八九」的幽靈。在此我不是要對「八九六四」與雨傘運動的關係宏篇大論(也不是由我去論),只是趁著記憶仍未消退,將自己作為一個外來人在佔領區現場中的些小經歷寫出來,以作見證。一記得從廣州來到金種逗留駐守的時候正值林鄭要同學生展開那場「世紀對話」,佔領區現場熱鬧非凡。這段日子可能是整個「七十九日」當中討論氛圍最好、內容最豐富的時候,各處都是叫人應接不暇的藝術創作、講座、演說和討論……不時還有市民過來撐學生,為留守佔領者打氣,或是各盡所能地為佔領區提供各種支援。留下便不願離開,尤其是當你試圖以旁觀者的角度消化正在上演的一切、而這一切新事物(比如開放的討論、無私互助的氛圍、學生市民不斷綻放的創造力)又層出不窮的時候。我借了個帳篷過夜,翌日朝早周圍遊蕩,拿了物資站提供的食物充饑,閱讀學生張貼的作品,呼吸著這個海港清新、自由的空氣。後來在政總對出的地方碰到一位戴黑超的中年阿姐,她正用蹩腳的普通話同一位來自深圳的阿伯交談,我好奇,便停下步伐加入討論。講了什麼已記不清,只知這位深圳阿伯在中資機構供職,默默支持港人爭取民主。至於那位阿姐,後來同她單獨傾,才知道她在此駐守良久。她曾是《明報》記者,八九年北京學運爆發後曾到北京採訪。她有聲有色地同我講述當年她在北京的情景,告訴我她見到穿制服的武警/軍人拿著武器巡邏好緊張,被問到身份時假扮過路客,以避免不確定的麻煩;她又說她一家人年年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她不自覺地將這場發生在家門口的佔領運動與八九民運聯繫在一起,即便無任何類似比較分析的討論。很顯然,「八九六四」的記憶通過年復一年的重提而內化到她的意識深處,成為她看待事情和參與行動的不言自明的價值標準和範例。在她心目中,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及隨後在香港從未中斷的悼念儀式,已成了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定位自己的不易標杆。這位黑超女俠精神爽朗,時常穿梭於三個佔領區支援學生,同不同的人傾計交談。她知我從廣州過來,但又熟香港,便沒了那種要啟蒙愚昧者、告知他們真相的心態。她倒是反過來請教我有關「本土派」和左右翼的問題。她說她不太明年輕人熱衷「本土」是什麼回事,又問我「點解毓民會變成咁?」我大概交流了我的看法,過程中發現她講出「離地」這一詞匯的頻率頗高,心想好在「本土派」那一套未完全上腦,否則我不是「共諜」,至少也是「鬼國匪民」、「強國人」,也就不會有這樣真誠的交談了。後來在金鐘佔領區某個泛民政黨駐紮處提供的座椅坐下休息,在我旁邊分別是一位同樣路過坐下的師奶和一位來自法國的女碩士生。那位師奶好健談,知我從廣州過來,便開始用教師教學生的口吻為我上堂,向我灌輸大道理。我問她八九年的情況,她告訴我當年這裏也是擠滿人,水泄不通。當我將當年150萬人上街的事實轉述給那位法國學生聽,她嚇一跳,懷疑我是不是報錯數。不是的。1989年5月28日,這座城市有三分一的人上街聲援發生在大陸的民主運動。二在佔領區同我提及「八九六四」經歷的還有一位日本阿伯。那是在某個下午,我坐在海富天橋底下夏愨道的石壆位打發時間,有個十分興奮的男子走過來,大概要跨過去,見到我又同我打招呼。他的興奮我大概可以理解,因為當初我第一次踏足「夏愨村」亦感受到一種解放了的欣快;但隨其興奮而來的滔滔不絕我便唯有耐心聆聽了。他用不太通順的粵語大聲講述八九年他在中國的經歷。他說當年他在廣州,目睹學生在馬路遊行。他告訴我參與遊行的有學生有報社員工,主要都是外地人,也有些香港人,本地人則掛住搵食;又說廣州人粗魯,不像香港人那麼文明有禮。他講得聲色兼備,表情豐富,似舊時的說書人。當這位日本阿伯問我是哪里人,我的回答嚇了他一跳,他好嚴肅地問我是不是共產黨派來的,後來又尷尬地為他之前有關廣州人的見解say sorry。由於大聲而有劇場感,坐在周邊的人聽到笑了。其實我要感謝這位如此開懷坦白的日本人才對。有誰還能告訴我八九年除了北京和香港外內地各大城市的一些狀況?活在一個只有遺忘權和搵食權的政權下,有哪些經歷者還會刻意地記住那兩個月內發生在身邊的微妙變化(或按官方的講法,那些「風波」)?如今世上恐怕只有香港人才會/能把八九民運的記憶通過悼念活動的公共儀式凝固化為集體回憶,並不斷通過這種集體回憶來達至某種團結,去凝聚繼續抗爭的力量。毫不誇張地講,雨傘運動中每一位頂住政府暴力和輿論壓力參與佔領行動的香港人身上都多少繼承著源於八九民運的共和精神和源於「六四」慘劇的道德意識,這一客觀的既成事實不會因他/她在意識上多麼「本土」和反「大中華膠」而有任何改變。為何要用低級的民族主義和空洞的「反共」話語去消耗廿幾年來積累下來的寶貴的道德政治資源呢?香港人「六四」悼念傳統的寶貴之處,一來憑藉集體回憶為香港公民社會注入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二來在神州大地面臨普遍失憶的危機底下,香港人通過悼念儀式呼喚那逝去的亡靈和那偉大的時刻,使之重新在場。雨傘運動可謂「八九六四」的幽靈重新在場的時刻。況且,既然是幽靈,它便有普世性。問題在於,我們是通過無窮無盡的「本土化」以縮窄其範圍,使其服務於本土,甚或將之邊緣化,使其可有可無;還是從本土再出發,嘗試逐步逐步地發掘其普世性,以致最終回流返北京?不論從現實政治還是從歷史文化角度,我都看不出這裏存在選擇。在中共的勢力足以影響全世界之時,「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不一定表示愛國,正如我關心美國政治社會的狀況不一定表明我對這個民主自由帝國有什麼特別的感情(當然,若要做一個世界公民,也不能無情)。只是,若果僅僅停留在口號而缺乏更深入的討論反思和行動實踐,被批唱K和消費「六四」,也不足為奇。但指出其局限同否定是兩回事。站穩本土,北望神州,我們非如此不可。三我不能忘記曾經有個日本人,在雨傘運動現場大聲地通過講述他個人經歷而將一些發生在迥異於現實時空裏的事情帶到現實,分享給身邊的人。這位阿伯做了佔領者在佔領區所做相同的事情,只是他僅僅通過「吹水」便敞開了一個異質的空間。在我看來,一些不是現實的現實可以變得更加現實,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勇武地去思考,去打破一個又一個加諸自身的「意底牢結」(ideology),去聯結一些因為某些「意底牢結」(比如「一國兩制」、「城邦自治」)而看上去毫不相干的要素。我也不會忘記多位同我有過認真對話的香港「老古董」,他們因為見得多,而又未完全遺忘,所以無完全被「命運自決」、「i love HK」等漂亮口號衝昏頭腦,以致喪失面對「他者」的能力。他們對「八九民運」的公共回憶讓業已過去的歷史不斷在場,也讓一個個歷史性的自我不斷在場。而這種在場本身足以刺破那些欲推倒重來、重新建構的神話。雨傘運動固然受本土主義的影響,但若不考慮到其跨世代參與的特徵,忽略多重歷史記憶對行動者的形塑,便不能把握這場運動的含混多元,關於這次運動的歷史敍述就被某種單一的意識形態騎劫。而我的經歷告訴我,至少在我短暫逗留的那段黃金日子裏,雨傘運動包容差異,尊重過去,交流意見;佔領者目標的一致不需要建基於意見的統一或爭議的消除。在那歲月里,他們向著過去與未來開放,他們心中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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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的政治:統戰、推普和穗港兩地的粵語保育

文:添池(90後廣州人,大學生,鐘意胡思亂想。)2010年6月至8月,廣州市民因不滿市政協一份旨在將廣州電視臺頻道的主要播音從粵語改為普通話的提案而發起捍衛粵語運動,部分年輕人數次走上街頭「撐粵語」。雖然事件隨著官方的壓制和官員多次出來解話重申政府無意廢粵而告一段落,「推普廢粵」之爭並無因此而終結;人們對「廢粵」的擔憂有增無減,每一次地方政府關於語言政策的規定及相關傳聞都能在穗港兩地激起漣漪,近一年來香港關於「普教中」的爭議更引起不少港人對「推普廢粵」的恐慌。然而「推普廢粵」之說是否為廣東官員所講的「偽命題」?在廣州,以粵語為載體的本土文化的蹤影隨處可見,當地政府也一直重視嶺南文化和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這是否意味著市民對粵語被廢除的焦慮是杞人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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