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政治家、從政者與政客

政治有分政治家、從政者與政客。有人說政治家與政客之分別在於前者領導群眾走,後者被群眾領着走;但這不是唯一的分別。政治家有一套抱負、有視野和胸襟、更有決心和毅力。政治家不怕荊棘滿途,只會迎難而上;不成功只是時勢不與而已。百多年來,我們還沒有一位政治家出現。這可能是香港的政治形勢所然,但現在沒有,只能寄望將來有。從政者忠於政治,尊重政治。他有一套價值觀和處事原則,這套價值觀可能不為其支持者所完全認同,但他會堅持自己的信念,盡力而為。他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人,也可能樹敵無數,但他忠於自己,默默耕耘,不計回報,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政客是一些沒原則、沒核心價值、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者。他為的是選票而不是理想。他每天追逐民意,尋找掌聲;他會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但在有識之士眼中卻一文不值。這類人不幸地在香港遍地皆是。怎樣去分別從政者與政客?簡單而言,搞破壞的肯定不是從政者。舉個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需要國際社會的信心,我們成功在於法治和社會穩定,但偏偏有些人卻到處貶低香港,聲稱法官為政治操控。國際投資者認為香港法治下滑對香港全無好處,對這些人也全無好處;但為了要打垮政敵,這些人卻不擇手段。為的,只不過是滿足部分人的政治口味罷了。這便是政客的定義。[湯家驊]PNS_WEB_TC/20180810/s00202/text/15338395204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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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變了

梁家傑回應傳媒時慨嘆:「怎麼湯家驊變成了這樣?」百般無奈,令我想起一個故事。爸爸帶兒子出外郊遊,兒子問爸爸:「為什麼車道兩旁的樹跑得這麼快?」爸爸笑着說:「樹不懂得跑,只是我們乘坐的車跑得很快!」記得告訴先母我正考慮參政時,她皺着眉頭問我為何要放棄豐厚收入、舒適生活,硬要蹚這渾水?我回答:「媽,你看看四周,我們出身寒微,從家徒四壁到今天這一切,皆是社會給我們的。現在出一點力回報社會也不為過。」但到走的那一天,她還是未能諒解我。沒錯,從政從來不是為了討好某些人、贏點掌聲;更不是為了反對這個、推翻那個,甚或拖垮香港。希望做點實事,所以創黨時我堅持要以執政為目標。不能執政,也要有建設地影響執政才是從政的目標。也沒錯,時代是變了。從政初期曾經在議事廳批評一個建制派議員顛倒是非、指鹿為馬,他只是說:這是你的看法。時移世易,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不再只是建制派;不同的是,今天有些人每當理屈詞窮時,總會指着你喝罵:「你幫共產黨!」或「你投共!」甚或說一些更不堪入耳、詛咒你全家的污言穢語,彷彿這便證明了真理在他那邊。當法庭判決不合意時,這些人又高聲疾呼「法官被共產黨收買了」。我不否認我恥與這些只有立場,卻毫無價值觀的人為伍。在我心目中,今天功過誰屬,歷史自有公論。[湯家驊]PNS_WEB_TC/20180803/s00202/text/15332322880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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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回歸

每年到了這段時間必然有點起伏難平,難以言喻之感覺。對我這個土生土長的番書仔來說,回歸始終是一個重大改變。自小明白香港活在租借時空,難以堅持延續殖民地統治;但始終有一份無名恐懼感,不知回歸後會是怎樣。於是開始計劃離開香港。曾經想過移民新加坡,接受了李氏家族的律師樓邀請,到他們的辦公室視察一星期,仔細考慮應否答允成為他們的合伙人。但經過一星期的觀察,發覺新加坡無論在法治或司法系統上,均與香港有頗大距離。放棄香港跑到新加坡,似乎是一種退步。透過太太那邊親人的協助,我們整家取得美國居留證,接着也取得了居英權。有了這些「保險」,我願意留下來看看回歸後將會是怎樣,但那份猶豫始終揮之不去。當衛奕信港督邀請我擔任大法官時,我拒絕了;邀請我擔任法律專員,承諾三年後讓我當上律政司,我也拒絕了。但回歸後,我漸漸對特區前景有強烈改觀:自由多了,核心價值受憲法保障;民主進程是慢了,但始終與殖民地時代相比是一大躍進。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架構和司法體系中,阻礙中國人當家作主的玻璃天花頓時消失了;香港人可以當特首、可以當首席大法官,這改變怎能與殖民地時代相比?沒錯,回歸也帶來很多不如意事,民主進度過慢,政治爭拗過多,房屋問題難以解決,但這些均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必然現象。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英國及美國居留權。香港是我家,尚有何求?[湯家驊]PNS_WEB_TC/20180706/s00202/text/153081495043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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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年輕人

上星期難得有半天空閒時間,找來一套名為《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Down fall)的德國電影看。故事描述希特拉的私人秘書榮格(Junge)與希特拉生命中最後日子共同生活的經歷。榮格廿二歲那年開始追隨希特拉,出任他的私人秘書,至第三帝國倒下,她才廿五歲。榮格一直為希特拉的雄才偉略所迷,聽到希特拉身邊將領聲稱集中營「只是教育和訓練人的地方,不曾拘柙任何人」亦欣然接受。電影開始時有一段與榮格的真人訪問。到了訪問尾段,她眼泛淚光地說:「當時我很年輕,但這不是藉口;我相信我應該嘗試尋找真相。」年輕人亟需獨立思考能力才不致誤信他人而走上歧途。崇高的政治理念或英雄主義容易令年輕人着迷,而往往忘卻了一些根本的道理和做人的意義。梁天琦可能是一個好例子,我與他多次在電台、電視台共同辯論。我認為他確是一位有理想、具辯才的年輕人,但一旦走上了歪路,悔之晚矣。代表他的大律師聲稱他比哪一代的人「更有承擔」!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也盛讚說「沒有梁天琦,也許沒有今天的楊岳橋」!東北案判刑時,楊岳橋更說為暴力而入獄的人「有案底令人生變得更精彩」!我同意不應輕易譴責年輕人;誰敢說年輕時我們沒犯過錯?但公開高度「讚賞」犯錯是幫助年輕人還是害了他們?平心而論,公開侮辱自己國家民族,對社會有何貢獻?用釘書機自殘,誣陷他人,對社會有何貢獻?欺凌女性,強搶手機,對社會有何貢獻?帶領群眾發動街頭暴力,破壞社會安寧,對社會有何貢獻?這算是「有承擔」?正如榮格所說,年輕不是藉口;無知也不是藉口,有崇高政治理想更不是藉口。慈母多敗兒,我們實在太多慈母了![湯家驊]PNS_WEB_TC/20180601/s00202/text/152779014806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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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民粹的下一站……

自古希臘以來,不少政治學者皆認為,民主的下一站便是階級鬥爭。傳統而言,一般人認為民主是人民有依據的抉擇(informed decision),而民粹則是政客以煽情的手法推動民意,走向極端。民粹主義者依賴大多數人的簡單取向,多數由個人利益出發,與不同階層的持份者提出控訴,展開鬥爭。民粹主義不一定由政客推動;有些人可能沒有政治目的,但卻希望民意能幫助他們達到某一假想結果,不知不覺間便造就了民粹主義抬頭。最近所謂土地大辯論便是最好不過的例子。我不相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有任何政治目的,但他把香港「權貴」與劏房住客推往對立面,不難令人聯想到打倒「富人」專利這口號,正是一般民粹主義者的操作模式。翻查資料:香港經註冊的高爾夫球場運動員超過一萬三千人(相比網球協會只得三千註冊會員),沒有註冊的愛好者更肯定數以萬計。我們每年最少有四十項國際賽事,絕大部分皆在粉嶺高爾夫球場舉行。由此可見,高球運動在香港絕不是一種只有富貴少數人參與的運動。從另一角度看,香港到一九九六年止,填海面積共六千公頃;特別在港島,很多人均生活在填海土地上。與新加坡相比,後者自一九六五年起,填海佔總面積百分之廿二,是最大的土地來源。今天填海技術早已突飛猛進,要徹底解決香港房屋問題,除了填海,別無他法。那為何沒有人討論這課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難辭其咎,重大如房屋土地問題,怎可恍若事不關己地拋出來,讓社會作毫無方向性地「辯論」?政府是社會的領導者,在重大議題上應負起領導地位,怎可容許階級鬥爭的計時炸彈隨時爆發?[湯家驊]PNS_WEB_TC/20180525/s00202/text/152718621246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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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仇國能解決問題嗎?

學聯主席張倩盈在立法會公聽會上說:「我一聽到國歌就想嘔!」聽了這話我呆了半天,國家做錯了什麼事,對她作了怎樣的傷害?怎麼一位大學生對國家有這樣深的仇恨?這幾天我不斷反覆自問,為何這幾年有些人,特別是年輕人會這般的憎恨中國?活在香港的他們受過什麼苦難,忍受了何種傷害,被剝奪了什麼東西?思前想後,只有兩個字:政改。似乎沒有人想過,政改失敗是因為兩個最大持分者不能尋求共識。國家堅持根據憲法辦事,爭取民主者卻堅持要在《基本法》框架外尋求民主。但有不同意見,便可轉眼間視對方為十惡不赦的仇人嗎?很多人說他們被壓迫,但我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有什麼巨大改變。與廿年前殖民地時代相比,我覺得我更多了自由,核心價值多了一重憲法上和法律上的保障。沒錯,於民主發展的期望上,我們需要有某程度的調節,但我們今天有的民主,是殖民地時代沒有的。今天的有限度民主,只要放眼將來,暫時應該是可以接受的;至少不應轉化成一種仇恨的心態。除了政治分歧,我們的其他自由、所有核心價值、經濟發展的機緣,就算你不認為比殖民地時代更好,也難以說有重大倒退。沒錯,在曾蔭權的無為之治下,房屋供應出現了很大問題;但這是國家的錯、「一國兩制」的錯嗎?如非,那麼這股無名的仇恨從何而來?最重要的是,這些年輕人不相信中國,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願意在特區土壤上生活。這樣的社會如何維繫下去?很想對這位張同學說,不用擔心,你最不願意生活在「一國兩制」下,你可能很快便能如願以償了。[湯家驊]PNS_WEB_TC/20180518/s00202/text/152658021555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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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是我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之一。回歸前沒有法律保障,但回歸後學術自由有《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保障。保障學術自由的目的是保護及推廣學術研究,增長知識。何謂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是指客觀、專業和理性地探討一些重要課題,透過事實、數據作分析探討,作反覆、正反辯論,從邏輯推理,尋找一些嶄新、有見地及有助其他學術發展的理論。發表學術研究也有一定準則;一般而言,真正的學者會於具權威性的刊物或場合中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真正的學者不會輕易被其他人利用作為鼓吹某一政治目的之工具;也不會出席一些具政治目的之論壇或公開場合發表他們的學術研究。真正的學者可以分清什麼是學術研究的分享和發表場合,什麼是帶政治目的之宣傳和推廣;這界線是相當清楚,亦容易分辨的。除非是他自己亦有此政治傾向或目的。這幾年來,最令我們這群渴望着在「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下爭取普選的人感到沮喪和無奈的,是每天看到我們的核心價值如民主法治、言論和學術自由,不斷被濫用、蠶食、污染,令「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和爭取民主之目標愈來愈遙不可及。把一些崇高的核心價值如學術自由拖拉至骯髒混濁的政治染缸裏,何苦呢?最令人痛心的是,我們都是受害者,而不斷濫用核心價值的人卻完全得不到什麼好處。這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自殺式行為,這又何苦呢?[湯家驊]PNS_WEB_TC/20180413/s00202/text/152355556703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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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言論自由

人大常委會動用《基本法》第十八條把全國性法律《國歌法》放進《基本法》附件三,即時成為特區法律一部分。為了要確保這全國性法律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特區政府提出透過本地立法把適用於「一國兩制」的條文在港實施。有議員板起面孔,一本正經地在電視機前說,擔心《國歌法》影響「言論自由」。《國歌法》要求的,是尊重及防止貶損或侮辱國歌,這與言論自由有啥關係?很多人也會接受在民事上,言論自由止於損害他人名譽,因此接受有關誹謗的法律;也有很多人接受法治的重要性,所以也接受損害法律和法官尊嚴的言行需受法律限制;那為什麼放進了政治層面,卻認為「言論自由」是了無邊界的?損害他人的尊嚴、侮辱他人的言行,也算「言論自由」嗎?對不起,我不是談法律,我是談一般道德標準,一般是非黑白。若論普世價值,《國際人權公約》有關言論自由的第十九條清楚界定言論自由可經法律限制,界線劃於「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如果你看看英文版本,「風化」是指道德(morals),即是說全世界也公認損害他人尊嚴有違道德,不屬言論自由範圍之內,為什麼唯獨在香港,這限制卻不存在?恕我直言,不要說我是律師,但抱打不平、疾惡如仇是我的本性。我看不過一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言行;我看不過把一些崇高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等濫用為一種侵犯或侮辱他人尊嚴的藉口和工具。你憎恨厭惡自己國家,那便直認罷了,說啥「擔心」「言論自由」受損?[湯家驊]PNS_WEB_TC/20180406/s00202/text/152295165071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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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訪京

建立民主思路的目標是要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普選。但我們明白到,要全面落實《基本法》有關普選的條文,首先要確保「一國兩制」不但可成功落實,更可穩定延續,甚至超越2047年。因此我們堅信在特區爭取普選的第一步是說服中央政府,「一國兩制」不但可全面落實,更在實際操作下可令特區繁榮穩定、長治久安。這目標必須建基於兩地互信和了解。無論在「一國兩制」或民主理念方面,清楚了解各方立場,藉以尋找一個合適平衡點,才有機會成功落實普選。在這過程中,互訪和對話是必要的。因此民主思路在2016年曾訪問北京,2017年曾訪問台灣,今年藉着中央換屆,也算是一個適合訪京的時候。這次訪京目標有三:一、推介講解民主思路最近完成的《「一國兩制」指數研究報告》,希望令北京政府更深入了解特區民情和政治形勢;二、希望能與新一批負責特區事務的新任官員建立關係,打開對話之門;三、帶領香港政治及行政學院的一眾學員,給予他們與官員溝通對話之機會。這些工作有人形容是水滴石穿,也有人說恐怕是徒勞無功。但我們深信積極爭取對話,總比香港一些只顧呼天搶地、怨天尤人、故步自封的人更有機會爭取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也許這些人的目標根本不在落實「一國兩制」或全面普選;也許他們追求的只是戀棧席位、只保朝夕。無論如何,我們選擇了這條路,便會一直走下去。正如司徒華所說「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湯家驊]PNS_WEB_TC/20180330/s00202/text/152234704236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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