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管治與民主

最近到南非旅遊,甫下飛機,便留意到新聞報道一般預期南非新一屆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會錄得五百億蘭特(相等三百五十億港元)赤字,引起社會憂慮新一屆政府會加稅。毋庸置疑,南非在整個非洲中算是最富裕、最安定的國家之一。非洲有不少民主國家,但他們的民主和自由不停被政治攻訐、軍權日大及貪污腐化所挑戰。相對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卻令人費解為何一個實行一黨專政、以法治國、打壓異己的「民主」國家,其國民卻竟然算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與只住在鐵皮屋的南非貧民相比,為何有這天淵之別?答案可能是,民主並不能改變一切,更不一定是改善民生的最佳保障。在民主制度下也可以選出一位如特朗普般不尊重基本核心價值的總統。同樣道理,在一個不民主的制度下,也可以出現一位人民所敬重的李光耀。但民主始終是唯一可確保錯誤的抉擇能得以透過定期選舉所糾正,或在某程度下取得適當制衡之制度。要在民主和民生之間作出取捨,確不是那麼容易。最理想當然是民主可以輔助民生,改善國民的生活質素。但假如兩者有衝突而要取其一的話,民生在一時之間可能比民主更重要;但長遠而言,要改善一個制度,民主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湯家驊]PNS_WEB_TC/20180309/s00202/text/152053200298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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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錯不在孩子

我們愛自己的孩子,是天理和親情的實證;但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兩代人的看法很多時也有天淵之別。在嚴慈之間我們有否需要有所取捨、如何面對,毋庸置疑,本身已是一門頗為複雜的學問。若然在這些問題上,再滲入一些政治考慮,那本來已是複雜的問題便變得更難解決了。大學生辱罵老師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社會上普遍有三種看法:第一種謂辱罵他人是一種言論自由,外界不應批評;第二種謂不要問年輕人行為對否,先要問為何他們有這種表現,意思是這是老師的錯、制度的錯、社會的錯;第三種謂為何社會這麼多不公義的事不處理,偏要責難年輕人?看了這些「回應」,真是哭笑不得。我們談的不是這些。把討論扯到那樣遠,放在政治顯微鏡下爭取政治本錢,只是顧左右而言他而已。問題核心只有一個:我們孩子的待人處事態度應是怎樣。不用說尊重他人是民主的最基本元素,是多元社會的基石,是最低的道德標準;我們談的只是一種最簡單的做人道理,社會倫常。如果我們認為今天年輕人的德育不及其他政治議題重要,這是一個不同價值觀互相比重的問題,也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今天有人認為政治高於道德,不用在兩者間取得平衡,這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從這角度看,確實錯不在孩子。[湯家驊]PNS_WEB_TC/20180202/s00202/text/151750904025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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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為何歪理總是更有說服力?

為何歪理總是更有說服力?不少人也曾問我這問題,為什麼冷冰冰的事實不為傳媒重視,反而那些與事實不符的指控卻總是受傳媒追捧?相信這問題需由傳媒解答,但我明白到,對於新世代來說,講事實說道理並不搶眼,矛盾對立才算是新聞,已是不爭現象。最近鬧得熱烘烘的僭建事件便是好例子。有人說新任律政司長鄭若驊簽了一份按揭文件,而文件內並沒有提及僭建物,因此涉及「行騙」之嫌。奇怪的是,提出這些嚴重指控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有法律背景的議員和資深大律師,究竟這指控有否事實根據?首先,按揭文件是銀行的文件,由銀行律師所準備,交由買家簽署。文件用意是列出買家需遵守的條款和責任,而並非買家向銀行陳述事實的文件。銀行當然不能「行騙」自己,所以單從按揭文件便硬說買家「欺騙」銀行,是一種缺乏事實認知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銀行從來不會單靠買家單方面提交的資料來批出按揭。銀行有自己的獨立律師及測量師檢視買賣物業的業權和實際狀態。買家在交易完畢前,很多時只與銀行一樣,曾視察物業一兩遍,銀行與買家同樣是需依賴賣家提供所有相關資料。銀行與買家既然互有獨立法律顧問,所以根本談不上銀行被「欺騙」的情况。既是如此,為何一些法律界人士仍言之鑿鑿地提出犯罪的指控?這當然有兩個可能性:一、便是這些人對法律認知不深;二、是這些人明知內裏,但因政治理由而故作虛假指控。事實是怎樣,只有他們才心知肚明。[湯家驊]PNS_WEB_TC/20180119/s00202/text/15162983779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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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尊重

《國歌法》還沒有完成本地立法,便已捲起了風風雨雨。一些荒謬絕倫的例子不斷在各種媒體反覆流傳。例如管你坐在坐廁上或在吃飯中,電視機或手機播放出國歌,也要即時肅立以示尊重,否則要受牢獄之苦。這些上綱上線的說法竟然有人相信,甚至以此為反對本地立法的理由,令人不禁搖頭嘆息,我們的政治對立已到了瘋狂的地步。《國歌法》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國家的存在和既有憲制秩序。要做到這點,有多困難?所謂尊重不尊重,不需要任何法律條文,大家也能清楚明白。小時候看電影,到了播放英國國歌的環節,我們也會站起來。在國際賽事中,我們可能聽到他國的國歌,我們也不會報以噓聲。這是對他人或他國人民的最基本尊重。我們不覺得對他人展示這份尊重有何問題,為何現在要展示對自己國家的尊重卻會出現這麼大的問題?尊重他人是一種基本做人應有的態度,也是民主的最基本元素。你可以不認同他人的言行,但尊重他人是一種胸襟和包容的表現。同樣重要的,是不尊重他人可以解決問題嗎?相反,愈不尊重他人,愈難化解兩者間的矛盾和對立,愈難透過溝通和對話解決任何問題。更何况我們談的,是如何透過尊重維護我們核心價值的「一國兩制」中之「一國」?[湯家驊]PNS_WEB_TC/20171110/s00202/text/151025050376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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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事各有因莫怨人

習近平一句「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激起了一片政治驚濤駭浪。有民主派人士說這是「扭曲」了「一國兩制」精神、「違反」了《基本法》的憲制基礎;也有時事評論員高呼為何北京「漠視」香港人的感受,在這敏感課題上,「刺激」港人的情緒。平心而論,不知這些人有沒有停一停、想一想,當每天也有民間代表在特區高呼「獨立」、誓言爭取「民主自治」,當民主派前呼後擁地護送着侮辱國家民族、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用各種方法表揚港獨的人強闖議事廳時,北京會如何解讀這些言行?北京會否也認為這是「扭曲」了「一國兩制」精神、「違反」了《基本法》的憲制基礎?當時有沒有人問為何要在北京最敏感的議題上刺激領導層的情緒?不是說北京沒有錯,但民主派也不是全對;讀書時,老師教導我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連宗教信仰也是教人不要嚴人寬己,反應嚴己寬人,我們能做到嗎?政治是相對的、互動的,是有因果的。你每一言行均不能期望對方照單全收,毫無反應;互相拉扯,拳來腳往,只會同墮深淵。世上最令人敬佩的政治家,乃是一些有視野、富胸襟、重成果的人。有時實在想不通,為何香港山明水秀、人才輩出,卻偏是找不到能追上國際水平的政治人物。[湯家驊]PNS_WEB_TC/20171103/s00202/text/150964574443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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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討論與宣揚

今天香港是一個人云亦云、歪理當道的香港;一些基本的人權或核心價值也可以引來天翻地覆的爭議。最近便有港大法律教授引用同性婚姻和安樂死為例,力指為何這些課題可以在大學討論而「港獨」卻不能。有點令人目瞪口呆的是,這論點竟然也為剛訪港之國際級政客公開認同。《基本法》有哪一條條文禁止討論同性婚姻或安樂死?實在找不到。但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由序言至第一條便已開宗明義說明在憲法下,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部分,大家有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更重要的,是「一國兩制」本身與「港獨」兩者不能共存,鼓吹「港獨」便是要推翻「一國兩制」;鼓吹推翻「一國兩制」便是鼓吹反對國家統一、破壞領土完整,其政治層面之嚴重怎可與同性婚姻或安樂死相提並論?沒錯,《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九條確有談及言論自由因應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可透過法例限制,但這不等同所有限制必須以同一尺度處理。《公約》倡議的,是合適比重(proportionality);換言之,傷害愈大,限制愈嚴謹。同樣重要的,是討論與宣揚的分別。討論是雙向的、理性的反覆論證,互相交換意見;宣揚是單向的推動一種理念,務求更多人接納,以至奉行這種理念。討論某程度是學術性的,宣揚則是行動性的,分別是顯然易見。事實是,當一種行為超越了應有的平衡點時,行為便須受到法律限制。這是人與人之間生活在一起的基本要求,所以自由從來也不是絕對的。我有我對「港獨」的看法,但在這裏討論的並非「港獨」的對與錯,而是社會對宣揚「港獨」應有之態度。這是簡單的大道理,不需是大學教授也應該可以明瞭。[湯家驊]PNS_WEB_TC/20170929/s00202/text/150662157286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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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政治犯」:榮耀還是詛咒?

最近社會有人為特區制訂了一張名單,聲稱有超過一百人成為香港「政治犯」。這些人大部分乃因佔中事件被檢控,但也有其他因暴力罪行,例如擁存爆炸品等而「榮登」「政治犯」之列。也有法律學者引述歐洲委員會議會對「政治犯」之定義總結特區的確存在不少「政治犯」。該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理直氣壯地說,假如爭取民主的人犯了罪,當局應該「寬容」處理,不應作出任何起訴。但事與願違,爭取民主者不但被起訴,更被判監,因此特區正進入了「威權」時代。 恕我愚昧,有些「邏輯」實在令我想不通。假如佔中是公民抗命,那麼抗命者理應願意接受法律制裁,此亦是其公開明言之初衷,那為何法律要制裁時,他們又說要「寬容」處理,甚至不應提出起訴?假若起訴了,錯的竟在於當局,而非違法者。這還不算,這「邏輯」的潛台詞是「違法達義」是免死金牌,不服從這金牌者,哪怕你是法官,也便是政治傀儡、北京走狗。任何人犯法也要受到制裁,唯獨抗爭者不應受到制裁,因為法律面前抗爭者比一般市民應是更「平等」。 這些「邏輯」實在令我義憤填膺。有什麼證據和理由要把法官拖下水?究竟公民抗命者是有犯罪還是沒有犯罪?有犯罪才算公民抗命,如果沒犯罪,怎可說是公民抗命?「政治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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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我們的明天便是這樣

司徒華患了癌症,他們說:「你癌症上腦了!」袁國強有腸患,他們說:「希望你有腸癌!」蔡若蓮的長子去世了,他們說:「恭喜!」什麼時候我們的年輕人變得這樣惡毒,充滿着這麼多仇恨?有人解說,他們不一定是民主派,但事實是一向勇於搶佔道德最高地,絲毫不會放過任何機會譴責他人的民主派領袖,每遇上這些事件卻哼也不哼一聲;便是避無可避,迫不得已要批評,也總是要多加一句:「噢!大家要想想背後有什麼原因!」意思是說,怎樣的無良,如何的令人齒冷,也是社會的錯、別人的錯,值得原諒。抱歉,有些事情錯的便是錯。大家談的不是政治,只是一些基本倫常道德、做人的基本素質,所以不要拿政治來開脫。又有人解說,因為對方邪惡,因為對方做盡壞事。抱歉,這也不是理由;他人犯罪與你何干?為何你也要犯罪?正正是因為對方做得不對,所以你才更要表現你的人格、你的氣量、你的風骨。政治不應是鬥骯髒、鬥狠毒、鬥沒人性;政治是要顯示自己的價值觀乃值得他人認同和敬重。又有人解說,年輕人只是一時氣憤。抱歉,這更不是理由。今天你詛咒他人,落井下石,他朝得勢,當真由你當家作主時,那還得了?民主暴政便是由此而來。也不能說這是「言論自由」,胡適說得好:「包容是自由的基礎,有包容大家才可以享受自由。」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因為自由只會是他們做錯事的擋箭牌。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我要寫這篇文章,我嫌他們詛咒我還不夠嗎?我還沒有受夠侮辱嗎?我只可以說,著名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說過:「邪惡要獲得勝利,只需好人袖手旁觀。」正正是沉默而袖手旁觀的人實在太多了,再不站起來發聲,我們的明天便是這樣。[湯家驊]PNS_WEB_TC/20170915/s00202/text/150541195306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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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教育與政治

近日有議員發起簽名運動,要求罷免一位法律系教授;見文之日,已遠超五萬簽名。事件令我想起與某一位港大法律系學生的對話。他是一位英國回流學生,在港大推行多年的「事業師徒制」(Mentorship Program)下被推薦為我的「徒弟」。他在我和另一位同學面前抱怨,法律系教授有強烈政治傾向,只着重解說他認同的派別,卻不時貶低或奚落其他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皺着眉跟我說:「我以為大學教育是給予學生平衡的資料和知識,讓學生自己去選擇對錯喜惡。怎麼香港的教授是這樣?」我無言以對。過了不久,他告訴我他要退學,轉到倫敦修讀法律去了;亦因如此,我們可能流失了一位能獨立思考的年輕人才。不是說學生不宜談政治,只是覺得教育與政治不應互相侵染。道理很簡單,不是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不會強推某一宗教,否則這與美國拿着飛機大炮,四處強迫他人奉行美式民主有什麼分別?在一個文明多元社會中,培育年輕人應以擴闊他們的視野和知識為主軸。我們不要忘記,在無障礙下接觸不同信息和資料,令每個人能作出自由選擇,不但是一重要核心價值,亦是基本人權要求。莘莘學子如一張白紙,我們不應在他們心智未成熟前便妄自為他們塗上一己喜歡的顏色。這不是教育,這是剝奪他們自由選擇之行為。我絕對不是在批評這些教授的政見。我與很多人一樣也是心向民主;但這樣得來的民主並非正途。老師對學生應該是循循善誘,而非以填鴨式強行製造自己信奉的政治理念支持者;更不應在校園裏塑造一種唯我獨尊的政治氣氛,令持有不同政見的學生噤若寒蟬,盡量避免公開自己對政治的看法。我難以怪責這位放棄香港大學法律系的「徒弟」,只是想不到我們的社會竟然淪落至此;對立撕裂竟源自堂堂學府,實在令人萬般無奈及痛心![湯家驊]PNS_WEB_TC/20170908/s00202/text/150480765304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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