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

我校幾年前改革重組通識課程,「哲學導論」被摒出通識的選修課,哲學系只得由原本每學期開六七班「哲學導論」,減為兩班,我也由那時開始再沒有教這一課了。其實我是不願的,因為我很喜歡教「哲學導論」;不過,由於系內教學人手分配的限制,我只得割愛。我喜歡教「哲學導論」,除了因為課程內容的編排特別自由(任何主要的哲學問題和哲學家都可以包括在內,只要保持導論的程度便成),還因為可以向完全不認識哲學的學生介紹這一學科引人入勝之處。我的往績不錯,幾乎每次都有學生因為修了我的「哲學導論」而決定主修哲學(也許有讀者會認為我是害了那些學生,我只能這樣回應:在美國,主修哲學不等於就業前景黯淡;有興趣的不妨一讀這篇短文,發表於財經雜誌 Forbes,時為2008年,美國經濟正陷於低潮:”SellingYour Philosophy Degree” )。對我來說,教學的滿足感主要來自學生讓我知道他們因我的教導而眼界開了、有新的了解、或是修正了從前過份簡單的看法。教「哲學導論」比較容易給我這種滿足感,因為教的內容不太深,學生聽懂的不少,但同時是他們聞所未聞的,令他們有較強烈的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有些人愛說的「受教了」,要表達的也許就是這種感覺)。教「哲學導論」時,我愛找機會問學生兩個問題,問答過程和我提供的答案和解釋,往往令一些學生流露出這種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那不是甚麼深奧的哲學問題,而且也不能完全當真,目的只是刺激學生思考和反省。那兩個問題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question?”)和「甚麼是最強的答案?」(”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answer?”);我先問第一個問題,討論一會和解釋「正確」答案後,才問第二個問題。通常會有一兩位學生提出有趣或機靈的答案,例如說最強的問題就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我必然會追問「為甚麼?」(”Why?”);無論提出答案的學生怎樣回答,我也會繼續問「為甚麼?」。如此這般追問幾次「為甚麼?」之後,我便會提供「正確」答案:最強的問題就是「為甚麼?」。學生聽到這個答案後,幾乎每次都會有人立刻問「為甚麼?」;我會先稱讚那位學生懂得活學活用,然後這樣解釋說:『「為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因為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直到對方不懂得回答為止。』然後,我會立刻臉帶笑容補充:『對於這個答案,你當然可以繼續問「為甚麼?」,不過,如果你這樣做,等於是用行動來說明我的答案是對的;因此,你現在可以閉嘴了(you can shut up now)。』其他學生的反應通常是哄堂大笑,而問「為甚麼?」的那位學生也就「識做」,笑而閉嘴了。第二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看情況」(”It depends”)。我的解釋是:『這是最強的答案,因為除非對方問你的是簡單的事實問題,否則,世界這麼複雜,回答「看情況」總是對的;甚至你對問題的答案完全沒有頭緒,答「看情況」仍然是對的!』。其實,這個「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的說法,有一個難題:對於「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如果答「看情況」,還可以追問「為甚麼?」嗎?如果可以,「看情況」這個答案看來便不那麼強了;如果不可以,「為甚麼?」這個問題便不是「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了。這個難題,從來沒有學生提出過,都是我點出後,他們才恍然大悟,然後再一次流露出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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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淪為屈穎妍

劉遵義就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受到學生衝擊一事而撰寫的《拯救我們的下一代》,只能令人慨嘆,堂堂前中文大學校長兼有學術成就的經濟學家,竟然寫出屈穎妍 — 一位思想狹隘、毫無識見的建制派寫手 — 水平的無恥文章。劉遵義這樣寫:「我對於我們的一些年輕人當晚的行動深感失望,我對於他們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都覺得絕望。」這簡直是完美地呼應了屈穎妍兩個多月前對浸會大學學生衝擊校董會會議的質問:「如此無禮沒教養的大學生就是小島的下一代,能不心寒?」(《大學裏的黃衞兵》)劉遵義接著說:『上周二晚發生的事不應該在任何文明社會發生,更別說是在一個高等學府內。[…] 也讓人質疑,香港的納稅人的錢,是否應該繼續被用在驕縱這些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全無尊重和關切的「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身上?』這與屈穎妍說的又是如出一轍:「讓大眾難忘的是高等學府裏,竟發生連幼兒園也不會發生的事,就是一群用納稅人的錢培育出來的知識分子,竟連最基本的禮貌也不懂。」(《大學裏的黃衞兵》)對於香港民主進程的看法,劉屈二人可說是互為補充了。屈穎妍說:「這段日子,有一群人,一直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在香港進行大肆破壞,毀掉市容、推倒經濟、撕裂關係,最悲哀的,就是敗壞了道德,毀滅了核心價值。」(《屈穎妍致默行市民》) 劉遵義則說:「上周二晚上的事件在我看來,意味着並非所有香港人都已經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民主並不是比誰喊得大聲,或誰能對其他人的生活造成最大的干擾。」兩人話裏暗藏的結論大概是:香港目前還是沒有民主比較好。以上的比較已足夠了,我說劉遵義的文章無恥,是因為他應該並不真的與屈穎妍一般見識,而是故意抹黑衝擊會議的學生,集中於他們表面上看來是無禮的行為,而隻字不提他們行動的因由。劉遵義沒有提到的,是港大副校長物色委員會在全球招聘後,經過正常程序,早已一致推薦陳文敏教授出任副校長;劉遵義沒有提到的,是港大校務委員會對陳教授任命的質疑,全是政治考慮;劉遵義沒有提到的,是不少港大校友和一些資深的港大教授也站出來,對拖延陳文敏的任命表示質疑。學生的行動,是為了捍衛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是為了防止政治干預進一步蠶食香港仍然異於中國大陸的合理體制和價值。學生的行動是過於激進嗎?一點也不。他們只是叫囂和擾亂議會秩序,這就學生抗爭行動而言,已是十分溫和;如果連這樣的行動也可稱為「暴徒式」,那麼,劉遵義於六七十年代在加州柏克萊見證過的學生運動,是否應該形容為「恐怖活動」?噢,屈穎妍的確用「恐怖份子」來形容爭取民主的香港市民 (《屈穎妍致默行市民》),既然劉遵義已淪為屈穎妍,假如他再寫一篇文章,指衝擊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的學生是「恐怖份子」,我們是不應該感到驚奇的 — 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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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甚麼是「文化基因」?

練乙錚在《信報》剛發表的〈「文化基因論」:港陸源同體異關係緊張〉有嚴重的概念混淆,由於練先生讀者眾多,如不予釐清,恐怕謬種流傳,對香港不是好事。(1) 文化現象與文化差異練文以斑胸草雀求偶叫聲的科學研究為例,指出某些動物的「文化現象」可能「有生物基因基礎」;雖然作者提醒我們,要將這個研究結果「擴大到在人類社會裏做同樣的結論,還不足夠」,但他認為這個研究結果已足以說明「文化的生物基因說」是「不能一筆否定」的。So far so good. 可是,練文接著討論的問題是:有「中華文化」的生物基因嗎?「中華文化」自然是相對於其他文化,這樣一來,問題就由「文化現象是否有生物基因基礎?」變成了「文化差異是否有生物基因基礎?」;這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即使前者的答案為「是」,後者的答案也可以是「否」。其實,人類某些文化現象有生物基因基礎這個說法,在學術界已不是新聞,例如 ‘language genes’ 的研究,已有好一段日子了。假設人類真的有 language genes,那麼,語言這個文化現象便有生物基因基礎;然而,這並不表示不同的人類族群在語言上的差異(這是一種文化差異),也有生物基因基礎 — 即使有語言基因,也不大可能有漢語基因、英語基因、藏語基因等等。練文的註腳裏提到的一篇文章,引述了演化生物學家 Tecumseh Fitch 和斑胸草雀求偶叫聲研究者之一 Partha Mitra 的說話,也帶出了「文化現象」和「文化差異」的分別,Mitra 甚至明言人類各文化的差異 “aren’t genetic”:“We can think about both birdsong and human culture — especially language but including other aspects of human culture, like music, cuisine, dance styles, ritual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lothing styles, pottery decoration and a host of others — in similar terms,” [Fitch] said. These culturally-transmitted systems must all pass through the filter of biology.“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human cultures,” said Mitra. “They’re different, but they’re all within certain constraints, so those differences aren’t genetic. But now compare with the chimp culture — there are key differences. The possibilities between those cultures are constrained by biology.” (Emphasis added)(2) 是 Memes 還是 Genes?練文筆鋒一轉,討論梁鶴年著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在這一節的結尾說「如果真有生物意義上的文化基因的話,則梁鶴年點出的中西文化基因差異,無疑可說是一家之言」,言下之意好像是梁鶴年的「文化基因論」正是練文之前談到的「文化的生物基因說」。可是,練文舉的梁說裏的「文化基因」例子,竟是「自由主義」和「對真理毫不含糊的執着」!這怎可能是生物意義上的文化基因?如果有「自由主義」的(生物意義上的)基因,會不會也有馬克思主義的基因、康德哲學的基因、香港城邦論的基因等等?梁鶴年說的「文化基因」,分明就是 memes,不是 genes。我手頭上沒有梁鶴年的那本書,但在網上找到他的一篇相關文章〈西方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文化基因(一):源頭〉,裏面舉了其他的「文化基因」例子(例如這句:「奥古斯丁的 “原罪” 與 “救贖” 理念從社會的文化基因演變成為經濟的文化基因」),令我更肯定他說的「文化基因」是 memes,不是生物意義上的基因。練文開始時說「文化之基因說,本來是一種類比」,到討論梁鶴年的「文化基因論」時,其實是拐了個大彎又回到這個類比,只是作者好像沒有察覺而已。讀得不小心的讀者,也可能會給作者帶著遊了個大花園也不知道。(3) 結語練文最後說同源的「中華文化」「衍化出異體的陸、港、台文化」,這點應該沒甚麼爭議,可是,接著那幾句,根據以上分析,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個說法已經不能單純看成是一種拾生物學牙慧而可有可無的類比,而是一種有不能輕易否定的生物遺傳實驗和基因理論為基礎的看法。」練乙錚說『對近日城中發生有關「文化基因」這個概念的一場筆戰,筆者不甚了了』,文章裏說得最對的,恐怕是這兩句。那「筆戰」討論的是「民族性」,不是「文化基因」;即使科學能證明人類某些文化現象有生物基因基礎,這跟證明有民族性這回事,還差十萬八千里。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Caroline Davis2010@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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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的眼淚

在網上看到惡搞創作《勁曲金歌》,第十位歌曲是「逆流淑儀」唱的《順流葉劉》(調寄徐小鳳名曲《順流逆流》),雖然只播了五句,但歌詞已經十分鬼馬:不知道下屆特首可會是葉劉只知道舊有掃把不襯我個頭振英冷酷眼光共李飛友善笑聲麒麟批踭嘗透剛聽完這首勁曲,電腦螢幕一轉,竟然看到「逆流淑儀」在鏡頭前哽咽發言!只見她先用手去抹眼,後來有人遞給她紙巾,她又再抹。其實呢,至少我就看不到她有甚麼眼淚 — 如果不是在誇張演戲,就一定是眼淚逆流;我不敢肯定,結論是:屬疑。不過,最耐人尋味的,還是她究竟為何而飲泣?是因為政改方案被否決了嗎?可是,她明明說了早知不夠票數通過;既然早知,心理上應該一早適應了,怎會那麼容易想起便激動?是因為她個人失去了投票的機會嗎?既然投了也不會夠票數通過,她投不投,也沒有實質影響;失去了這樣的投票的機會,有甚麼好傷心呢?也許她說的失去了投票的機會,指的是建制派那三十多位議員;她傷心的,不是政改方案被否決,而是政改方案以高票被否決,建制派敗得十分「肉酸」。如果這是她傷心的理由,那麼,她不但是忠心耿耿的建制派,而且同理心也異常的強。然而,最有可能、也最合人之常情的,是「逆流淑儀」乃為自己而傷心──她現在這樣跟大隊「蝦碌」,哪還有機會當特首?她在哽咽「露真情」之前說的,是「中央政府一定很失望,我自己都好難過」;最合理的解讀是:「中央政府一定對我很失望,我自己因此都好難過。」「逆流淑儀」大概是一廂情願了,六十幾歲人,你不如早早去享清福,不要再在這裏獻世了。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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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喉匠作曲家

昨天參加了一個華人朋友的聚會,本來只是吃喝閒談,不過,主人家很有心,順便安排了一個小小的儀式,慶祝阿樂考入理想的大學。席間大家少不免談到了子女升讀大學和選科的問題,其中一位朋友的兒子大學畢業已幾年了,到現在還是自僱,收入不穩定,令她有點擔心。她的兒子主修音樂,現在靠作曲為生,主要是寫電影和電視的配樂,可以說是「斷件計」,而且很多時候只是負責一首曲的某部份,例如配器(orchestration)。其實他的情況已經很不錯,總算不斷有工作,收入足夠維生;他母親擔心的是長遠計,不知道他會否越做越成功,還是會突然沒有工作。無獨有偶,今天在網上看到著名作曲家 Philip Glass 接受 BBC 訪問的短片,他談到自己在四十一歲之前都無法靠作曲賺到足夠的金錢,為了維生,他當過水喉匠和計程車司機。其實 Glass 有能力做其他工作 — 他在芝加哥大學畢業,讀的是數學和哲學,然後才到茱莉亞音樂學院讀音樂;他選擇了當水喉匠和計程車司機,也許是因為這些工作對腦力的要求不高,他可以同時將精神放在音樂創作吧。Glass 當水喉匠那段時期,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藝術評論家 Robert Hughes 有一次要僱用水喉匠替他安裝洗碗碟機,請來的正是 Glass;那時 Glass 已薄有名氣,Hughes 知道水喉匠竟是 Philip Glass 時,才意識到這位作曲家的苦況,因而大感驚訝。當年 Glass 的音樂屬於前衛,曲高和寡;雖然他的風格大致沒變(聽慣了的一聽便知是 Glass 的作品),但接受他音樂的人已大增,請他作曲(包括電影配樂)和演奏他作品的人也比從前多很多倍,現在他可以說是已經名成利就了。Glass 雖然堅持作曲,卻同時面對現實,為了賺錢維生而當水喉匠和計程車司機。追求理想,也許已能給他很大的滿足感;然而,他在訪問裏說,當他終於能夠單靠作曲便可維生時,他感到十分快樂 — 肯定是比當水喉匠和計程車司機時快樂。阿樂也有理想,但他的興趣是經濟學和政治科學,還打算讀完大學入法律學院,因此,我大概不用擔心他會「乞食」。原文載於: 王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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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時尚

學術界亦有時尚,流行的可以是某一理論,可以是某一課題,可以是某一方法學,甚至可以是對某一學術人物的崇拜。雖然學術講究獨立思考,學術中人卻難免有隨波逐流者;其實,如果沒有這些隨波逐流的人,學術時尚便難以形成,或至少不會壯大。以我熟悉的英美哲學界為例,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便是一時之風尚,從現在的角度看,對於這麼簡單和獨斷的哲學會那麼流行,我們也許會覺得奇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現在已為絕大多數哲學家所摒棄,可是,當時搞哲學的,幾乎人人都是採用這種哲學分析方法。近年流行的,可以用所謂「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為例,雖然這沒有邏輯實證論和日常語言哲學那麼盛極一時,但跟風者亦眾;不知三五十年後的哲學家回看實驗哲學時,會不會又是搖頭歎息?(以上是就英美哲學整體而言,至於哲學的不同研究範圍,例如知識論和心靈哲學,也是有時尚的,但不必舉例子了。)我一向告誡自己不要追隨哲學時尚,因為我認為哲學研究是為了滿足興趣和尋求真相,如果是自己沒有興趣研究或不認為有助找到真相的,即使十分流行,也不應該追隨,否則便失去哲學研究的意義。當然,我知道這是個理想化的看法,自己只是在堅持理想;另一方面,對於一些朋友因為想盡快有 publications 而寫一些流行的題目或採用一些流行的方法論,我是明白他們的苦衷的。以上是從個人的角度看。近日讀了 Timothy Williamson 的一篇論文,題為 “How Did We Get from He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alytic Philosopohy”,討論的是分析哲學晚近的發展。Williamson 是牛津大學的哲學教授,也是近年英美哲學界的大紅人;他這篇文章的論述清晰而中肯,對於想認識分析哲學發展的人,這是不可不讀的文章。Williamson 也談到了哲學的時尚,然而,他不是從個人的角度看,而是從哲學史的角度看;他的看法頗有意思,讓我試譯如下:「哲學時尚的力量,已足以保證哲學史會展現出一些模式,即使展現的只是一群一群盲從的人隨波逐流。有些時尚,我們現在回看會覺得愚不可及,而當時一些異議者亦這樣看。然而,在所有學術研究中,時尚的力量都很大,就算在數學,也是如此 — 例如哪個研究的分支或哪個研究的方法最受同行尊重。這個現象,不純粹是由於所有的人類集體事業都難免有這樣的毛病。學術時尚之出現,是因為在某一學科受訓練的人尊重某些同行的判斷,而這些判斷關乎甚麼研究是優質或有成果的、甚麼研究是值得仿效或跟進的。[…] 就算時間和精力花在壞主意和行不通的計劃上,那也是值得的,因為我們可以從中探索這些主意和計劃的限制,從而得到教訓。」原文載於: 王偉雄Photo by dakine kane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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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神》裏的虛幻與真情

大學的人文學中心(Humanities Center)今年的主題是「飲食與文化」,除了演講和展覽,還有電影系列。負責的同事在閒談間問我可不可以推薦一部與飲食有關的亞洲電影,我首先提議伊丹十三的《蒲公英》,但同事說這電影去年在另一個系列已放映過,不想太快重複;我隨即想到的只有李安的《飲食男女》和周星馳的《食神》,正猶疑間,同事因為我提議《蒲公英》的緣故,補充說「系列裏的確暫時還沒有喜劇」,我便順理成章提議了《食神》。電影放映那天,我還負責了開場前的簡介,略述這部電影的背景、周星馳的喜劇風格、和中國飲食的一些特點;看完電影後還有討論,我也有參與。這已是我第三次看這部電影,竟仍然看得十分開心,也許是因為上一次看已是十年八年前的事吧。由於已對劇情十分熟悉,這次看時便不只是一味在笑,多思考了一點,留意到一些從前忽略了的地方。我現在的看法是,《食神》裏最值得思考的是「表與裏」和「真與假」的對比 — 人生的虛幻,往往在於重表忘裏、以假為真;表面的和虛假的一朝幻化,才發覺,當初以為有的,其實從來都是無。電影開始了不久,觀眾便知道史提芬周的「食神」是假的;他不但廚藝並不高超,搞出來的所有東西都只是虛有其表。然後是唐牛,表面憨直,似乎只是一心想向史提芬周學藝,其實是卑鄙小人,伺機摧毀史提芬周的飲食王國,取而代之。相貌醜陋的火雞本來是美人,後來也還原美貌,她的醜陋只是暫時的;此外,火雞醜陋的相貌,相對於她善良的內心,也是表裏的對比。「中國廚藝訓練學院」只是個虛假的名稱,其實是少林寺的廚房,但這個質樸無華的廚房,卻是練就上乘廚藝的地方。最後的食神大賽,也是假的比賽,表面上是唐牛贏了,但他甚麼實質的獎品也得不到,倒是心口穿了個大窿,名副其實給人「看穿」了;真正的贏家是史提芬周,到此刻,他做出了不只是有表面、還具內涵的食物(黯然銷魂飯),結果成為貨真價實的食神。一個擺脫了虛幻的人,也許便能更新,改造自我。史提芬周失去一切之後,好像是變了,可是,那變化只是表面的 — 他不過是窮途潦倒,沒有以前的風光和排場,骨子裏卻仍是那個見錢開眼的史提芬周。醬爆瀨尿牛丸令他在金錢上翻生,卻沒有令他在人格上更新。直到他以為火雞為他擋了一槍而死,終於感受到火雞的真情,傷心欲絕,整個人隨即從根本上改變,成為一個性情和氣質都跟以前截然不同的人。諷刺的是,火雞的真情卻是基於史提芬周那虛假的「食神」形像;也許是因為這樣,所以她唱那首《情與義》示愛時,是可笑的。到後來史提芬周在少林寺低聲唱同一首歌時,卻是嚴肅感人的 — 這時,史提芬周不但情真,而且已成為火雞值得愛的人。然而,電影結束時仍有一個懸念:史提芬周表達真情時,是以為火雞已死去,到她再見火雞時,她已回復美貌;假如火雞仍然貌醜,史提芬周重遇她時,真的會愛她嗎?(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電影,現在才來寫影評,是遲了;但不寫不快,寫出來做個記錄也好。)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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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可畏

人年紀大了,思想容易僵化,不必等到七老八十,中年以後,便難免有此傾向。這與教育程度和學識沒有一定關係,有些很有學問的人,亦有老來思想僵化的毛病,除了基本的立場和看法紋風不動,接受新穎事物和創新見解(即使與自己的看法沒有抵觸)的能力亦大大減弱。如果思想僵化了,大多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內堆疊,雖然仍可以有知識的增長,卻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善,甚至連範圍的廣闊也沒有。思想上的根本改變,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而改變亦不一定是好事,但我說的是改善,不只是改變。思想僵化了,便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沒有改變,當然就沒有改善了。有些人未到中年,思想便已僵化,然而,年青人的思想事實上比較有彈性,只要思想未僵化,遇上適當的刺激,便有機會來個翻雲覆雨的大改變;就算沒有大改變,也較容易擴闊自己的知識範圍和視野。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我認為後生之可畏處,正在於他們的思想仍然富有彈性,能創新,能改善,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見解,這些都是來者勝於今的本錢。我很喜歡跟年青人交往,感受他們的朝氣和生命力,讓他們的不同見解衝擊我那些可能已開始僵化的看法,希望能藉此保持思想的彈性,從而有機會改善。因此,對我來說,在大學教書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跟大量的年青人有思想交流。雖然我是老師,他們是學生,但我從來不會在思想上「欺壓」他們,不會只要他們聽我說的;我會盡量理解他們的想法,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我也可能會受到衝擊而重新思考自己的見解。其實,就算只是我在臉書上認識的年青人,便至少有幾位是十分可畏的後生,各有所長,二十來歲已識見過人,回想自己同年紀時,真是大大不如。跟這樣的年青人交流,自然能刺激思考,我還不時直接從他們學習到新的東西,不亦樂乎? 原文載於: 王偉雄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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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

對我有點認識的朋友都知道,我年青時曾經是基督徒,而且是基要派的;也知道我現在的立場是反宗教,寫文章批評某些宗教信念和教徒行為時下筆辛辣、毫不留情。然而,他們未必知道的,是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 — 對不同的宗教我會有不同的看法;當然,有些宗教我根本認識不深,不會隨便批評。我最痛恨的、批評得最狠的,只是那些力圖將自己的宗教觀念和價值(例如反演化論和反同性戀)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個別教徒和宗教團體。雖然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也同意宗教有其正面的功用,更明白一些人的確需要宗教的慰藉,可是,我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宗教,整體而言會美好一點(甚至美好得多)。這不只是我的一個信念,而是我經過長時間觀察和思考所得出的結論;不過,若要論証,恐怕要寫一篇至少數千字的長文了。以後有興致時也許會寫這樣的一篇文章,今天我想多講幾句的,反而是一種我非常不認同的反宗教態度。我稱這種態度為「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有這種反宗教態度的人,往往高舉「科學至上」旗幟,因為自己的科學知識而有一種優越感,並以為自己是由於擁有科學知識而反對宗教,認為宗教信徒只是無知或愚蠢(或兩者皆是)才相信宗教。這種人從科學知識得到優越感,並透過反宗教進一步加強這種優越感,而這加強了的知識優越感又令他們更熱衷於反對宗教。他們的反宗教態度,最後便可能淪為一種獨斷論(dogmatism),跟他們取笑的宗教獨斷論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事實上,不少宗教信徒既非無知,也不愚蠢,有些甚至是頂尖的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或其他學科的學者。他們之所以有宗教信仰,是由於各種因素,不能一概而論,沒有一個簡單的解釋;他們的宗教信念即使是錯的,也不表示他們是無知或愚蠢。我不知道有多少反宗教的人有這種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但我至少領教過一位。這位仁兄一向擺出「科學至上」的姿態,有一次我跟他談到宗教,提到 Alvin Plantinga 的 modal ontological argument;我說這論證相當有趣和精密,值得思考一下,誰知這位仁兄連約略知道這論證內容的興趣也沒有,立刻嗤之以鼻,然後「聲大大」說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十分可笑的論證。姑不論傳統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否可笑,我可以肯定地說,Plantinga 的 modal 版本即使仍然是無效的論證,卻一點也不可笑。這位仁兄表現出的,已近乎是獨斷論;另一方面, Plantinga 的學識和思考力,以我的判斷,比他高出不可以道里計。因此,雖然我也是反宗教的,也不同意 Plantinga 的立場,但我覺得可笑的,是這位有科學知識優越感的仁兄,而不是 Plantinga。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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