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爆」到「支那」——互聯網激情世界如何影響政治

前言:新科技因素青年新政(青政)兩個港獨分子宣誓時用辱華的「支那」一詞,與網上的「支爆」同一思路。他們除了辱華,還加上「支那崩潰」,即一些反華學者鼓吹的「中國崩潰論」。中國正以「兩個100年」為目標,追求民族復興,天上是神舟11號上太空,地上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轉軚親華到中國官式訪問,扭轉南海局勢,紓解了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國的部分威脅。中國國勢冒升之際,港獨分子居然講「支爆」,又在政權機關以「支那」侮辱中國人。究竟如何理解這個巨大的認知落差?本文提供一個新科技元素的視角,將今天的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與古典民主的廣場大會作一跨時空的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青政兩個港獨分子明顯屬於極端分子:將政治意念推到極端,不理現實、有關理論及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只有自己的觀點是對的。這些港獨極端分子主觀上認為香港「民不聊生」、「暴政」、他們是「生於亂世」等論述,可能與新科技的互聯網有關。互聯網的激情世界互聯網如何影響人,有關研究還在初步階段,但已得的結論並不樂觀。互聯網好像資訊無限,但對於沒有具備獨立分析能力的用者,如何篩選有用及可靠的資訊,一點不容易。據一些研究發現,鮮有用者瀏覽搜尋網站第一頁以外的資訊,用者亦鮮有對證起碼另外一至兩個獨立的資訊來源,以查明信息真偽。由於資訊太多,用者極少有像閱讀實體書籍般有耐性及培養出縝密及比對的思維方式。當然,這不是說所有互聯網用者都如此膚淺;只是說,太多資訊而缺少篩選、整合的能力,對智性發展有害而無利。互聯網令人擔心的不止信息爆炸的問題,還有社交媒體的特質:它會促成偏見及極端思想。一般來說,社交媒體的內在特質在於感性的接觸,若這感性跨至其他範圍,理性分析便容易被犧牲:因為感性世界主要是建立於信任,而非理性分析。所以當謠言及偏見在社交媒體之內傳播,只會有理說不清,因為人們通常會選擇站在已經有信任的感性關係一邊。放在非實名登記網站的討論區,情况更加惡劣。道理十分簡單。第一是同質性,即物以類聚,出現偏聽而不自知。第二是螺旋效應,例子如「呃like」,就是為了獲取認同(感性世界的重要特質),加大信息的激情,使傳播具備更強的效果,以爭取同質圈成員的認同。兩者相加,社交媒體的虛擬世界往往脫離現實,但用者卻不自覺。他們已經習慣在感性世界中溝通,除了那些煽動家及本身有獨立分析而能冷靜看世情者外。支爆、「支爆」與支那支爆與「支爆」的分別不止是引號,而是深度的識見——非社交媒體傾向偏見或偏愛的情緒邏輯。這也解釋了青政兩個港獨分子用「支那」代替「中國」,他們亦不一定知道會引來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首先,正如上文所述,「支爆」的本意,即「中國崩潰論」,「支」代表的「支那」是貶詞,代表仇視性的國族立場。在79天佔領運動結束後,再加上 8.31政改失敗,部分激進分子認為傳統泛民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爭取民主路線不成,要改用「鬥爭無底線」的激烈手法;並且否定中共政權之外,更跨前一步連「中國」這個盛載中共政權的民族亦加以否定。這個雙否定完全建基於「中國崩潰」的前提,因為港獨才有機會在「雞蛋擲向高牆」的強弱對比下成功。當然,了解中國今天發展的人都不會認同「中國崩潰論」。中國研究圈子有所謂「章家敦的風險」,意思是說美籍華人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出版了一本專書預測中國崩潰,其人今天已經名譽掃地。因此,預測中國崩潰,會有「章家敦的風險」。最近亦有一名「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作類似預測,亦令人為他擔憂。道理十分簡單,若中國陷於崩潰邊緣,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便不需要花這麼大氣力「重返亞洲」、圍堵中國。不過,由於沈大偉一直是研究中國圈子內的「知華派」,他突然變成「反華派」,當然引人產生不必要的遐想了。當我們知道這個背景,便可以看到網上以「支爆」一詞傳播「中國崩潰論」,完全可以滿足港獨分子的情緒需要,而非客觀及理性分析的結果。因此,這些活在封閉的互聯網虛擬世界的人,習以為常的講「支爆」,已經成為他們激情世界不需實證支撐的信念。我們亦觀察到,在網上或網下的新聞及評論亦有用「支爆」,即表示對「中國崩潰」有存疑,或表示不同意對「支爆」的「支」的用詞,而加上引號。雖然兩者的分別只是一個引號,但代表情緒與理性分析的巨大差別。對於「支爆」用者,相信青政兩個港獨分子亦包括在內,從「支爆」到立法會宣誓的「支那」,那不是跳躍,而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何須道歉!古典民主與互聯網的虛擬世界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講過:「民主……當它長期下去會比貴族統治或君主制更血腥。記着,民主永不持久。它很快浪費、衰竭、謀殺自己。沒有一個民主不是以自殺告終。」亞當斯講的「民主」並非今天西方的代議政制,而是指雅典城邦為代表的古典民主——有投票權的公民在廣場大會投票的決策方式。這種廣場直接民主的投票方式一直到20世紀,都為西方知識及政治精英所詬病。首先我們舉18世紀末的美國政治精英為例。撰寫《聯邦人論文》(The Federalist Papers)的麥廸遜(James Madison)便認為古典民主政體不理想,因為雅典城邦地域細小,懷有政治目的及利益的黨派及煽動家容易將不良的激情傳播予大部分人。跟着我們舉20世紀中葉的例子。當時美國知識精英、哈佛大學教授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有感於報紙及電台受眾十分容易被煽動而進入狂熱狀態,因而詬病古典民主。他認為當時的報紙及電台的影響無遠弗屆的情况,與地域細小的城邦古典民主類似,容易被煽動家利用傳播謠言。比起熊彼得當時的報章及電台年代,今天社交媒體及網上討論區傳播謠言及偏見的速度及效率有過之無不及。當年,熊彼得已經表示古典民主不能反映政治現實,因為選民是「自己長遠利益的差勁裁判」。互聯網的虛擬世界具有古典民主的激情本質,其成員被煽動而不能判斷自己長遠利益所在。總結本文主要論點:新科技的網絡虛擬世界可能是港獨分子極端言行的最大元兇。港獨分子用「支那」侮辱我們中國人,除了漢奸及洋奴之外,大家動氣都是情理所在。不過,對這些在虛擬世界成長而情緒豐富、理智不足的「新人類」,與他們講道理是對牛彈琴——理性對激情根本是不同層次。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只有現實世界的制裁、打擊才會有用。今天已經幾可肯定,以前一些人鼓吹「港獨不足懼」、「港獨不用理會,其獨自敗」的論調已經證明失效。同時,我們應該有底氣,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對內地發展有信心。當然,香港亦不乏「章家敦」之流,唯恐中國不亂。「中國崩潰論」始於蘇聯解體,四分之一世紀以降,究竟是歐美西方國家自我糾錯能力強,還是一直被唱衰、被認為陷入崩潰邊緣的中國呢?從古典民主的激情本質及參與者是本身長遠利益的差勁裁判來看,港獨分子走向滅亡幾可肯定。不過,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是否一起「埋單」,便要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及決心!最後一提,不要忘記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已經清楚說過:不允許港獨分子進入政權機關及中小學校。如果還有港獨幫兇者顧左右而言他,繼續用不同飾言包庇港獨分子,中央政府最終介入,幾可肯定,因為這是向13億人的民族意志挑戰!道理十分簡單,沒有「一國」之主權,又何來「兩制」?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8日《明報》觀點版 宣誓風波 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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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確認書、大一統與分離主義宿命

本文參考北京大學教授李零近作《我們的中國》第一冊《茫茫禹迹》(2016)作為介紹中國大一統的內涵、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並推論香港分離主義的宿命。今天發生的立法會參選確認書事件,本文就算是借題發揮,亦有歷史文化深意。香港是商業社會,缺乏從大歷史及大趨勢看問題的土壤。缺乏這種角度而作出的努力及激情往往徒勞無功!參選確認書與分離主義宿命今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按條例要求立法會參選人須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以確認參選人資格。有人認為多此一舉,此事亦惹來司法覆核。選舉臨近,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無限放大,加以炒作,以收競選之效。這是選舉政治常態。選管會要求立法會參選人簽署確認書,表面的解釋是堅守「一國」的主權底線,更深層是歷史文化因素,表示選管會行政決定客觀上符合中國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從這個角度看,短期或許導致建制派選情失利、政府管治困難等狀况,但為了封殺分離主義,使之不能利用議會平台宣傳獨立主張,這是符合民族國家主權及統一的前提。李零,考古學家,但文章上天下地,中外古今,考古、歷史、地理、國際政治,讀之興趣盎然。筆者細讀《茫茫禹迹》,作點讀書報告,希望對香港政治形勢有點啟示。筆者並不是歷史決定論的信徒,但還是相信歷史造成的路徑依附。所謂「勢」,有結構改變的因素。若政治人物逆勢而行,必然事倍功半,或徒勞無功。港獨分子對中國主權的挑戰,但面對中國大一統正在上升的勢,有着無奈的宿命。借用李零的說法,「有『大一統』,就有挑戰『大一統』」。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反抗精神,要讀小說才能深刻體會。例如《西遊記》的孫悟空,特能搗亂,最後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西天取經,「鞍前馬後,好像一條狗」。《水滸傳》的宋江殺人放火,最後還是被招安。港獨分子面對歷史宿命的反抗掙扎,可能被筆者美化,但最後是否「一條狗」,大家拭目以待。大一統、禹迹與九州什麼是「中國」?「中國」指天下之中。李零表示「天下」是天底下,千山萬水,很大很大,各民族、國家都生活在同一天下。但「中國」不是天下,「中國」是相對於包圍中國四邊的外國,如漢代西域36國就是西邊的國。在周秦,「大一統」是指覆蓋禹迹九州的中國統一。「禹迹」與「九州」是同一概念: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劃為九州。九州地理覆蓋活躍於黃河、長江中心流域華夏諸族。例如黃河流域,先是夏商周三代,後是戰國秦晉齊並列。長江流域,先是蜀楚吳,後是蜀楚越並列。李零指出禹迹或九州是一個有彈性的地理概念。夏商周或秦齊等國,它們的活動中心或範圍很不一樣,但都說自己住在禹迹,這點說明九州的大小和劃界並不重要。「大一統」何所指?李零認為「大」指國土大、疆域大,「一統」指制度統一、政令統一、文化統一。中國秦代大一統,三者齊備。自秦代大一統至清代約2000多年的「中華帝國」只是朝代更迭。李零表示中國第一次大一統是西周封建。西周武王克商,由夏至商,差不多歷史上準備了1000年(約數,下同),終結夏商周三代。第二次秦合戰國七雄領土為「天下」,是承繼周。由周至秦,又歷史上準備了800年,再加上漢朝後續的400年,總共1200年。李零亦補充一句:「而中國的大一統,嚴格講,是秦漢大一統。」李零意指秦漢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大一統才有真正意義。兩次大一統奠定了中國至今的版圖。李零以中國歷代行政單位數目來論證大一統的完成:漢朝平帝,人口近6000萬,縣、道、國、邑近1600個;清代,人口近4億,府、州、廳、縣約1700個;現代中國,人口13億,縣市約2300個,若減去東三省、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約500個縣市,大約還有1800個縣市,與漢代數字很接近。中國文明漩渦:大一統的發展基礎1905年孫中山的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1912年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改稱「五族共和」。李零的講法,孫中山後來才意識到「驅逐韃虜,則滿蒙去;滿蒙去,則回藏離。四裔不守,何以恢復中華?」「五族共和」並不純粹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下的發明創造,它是中國傳統的延續。元清兩個王朝都是多民族國家,現代中國亦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1935年胡煥庸在中國地圖上畫了一條線,從黑龍江璦琿到雲南騰衝,西北64%土地養4%人口,東南36%土地養96%人口。漢族主要住在東南,少數民族住在西北。這條線不止是人口密度,而且是生態環境的分界線。此線與年均400毫米降雨量脗合,西北畜牧,東南農業定居。今天,古時東南面的夷及越等少數民族已被「漢」化。李零的研究結論是「文明像漩渦」,「文明以定居農業為中心。旁邊轉悠的」。古人叫住在中國大陸四方邊疆的「夷狄」為「四裔」。「裔」是邊緣的意思。華夏在中間,地勢比較低平,也叫「中原諸夏」。中國民族特點是四裔趨中,被文明漩渦吸納。漢族統治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統治過漢族。他認為「漢族史和少數民族史一直糾纏在一起,打斷骨頭連着筋,少了哪一半都講不清」。他表示,少數民族其實不少,只是掉進文明漩渦,很多成為漢族;同時,他們也給漢族輸入新養分,使中華文明重振雄風。可以說,中國的漢族基本上是多族源的民族。李零根據族源姓氏線索,考證中國邊疆四裔與華夏諸族密切往來的脈絡。例如西周姜姓之戎的申戎勾結犬戎攻滅西周,周室東遷後的陜西留給秦。秦逐西戎,留居當地的戎,不是被滅,便是被同化。餘部遷入山西、河南,也被同化。又例如狄有兩大系統——赤狄和白狄。白狄是姬姓之狄,主要活動於山西滹沱河流域。春秋戰國的鮮虞、中山國屬於這一支。李零總結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見解十分精闢:「中國,小族變大族,小國變大國,任何一族,任何一國,都不能憑一族之力,一定要聯合其他部族……所有覆蓋大地域的國族,其實都是強族代表的符號,每個符號下面,成分都很複雜,沒有一個純而又純的種族。漢族也不例外。」這個多民族的文明漩渦在於它強大的文化感染力,也是大一統傳統凝聚力所在!國家「統一」和「獨立」是現代國家的前提。李零提醒我們,在近代中國這個前提得來不易:「民國,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所有志士仁人都是為了再做中國才投入革命。」香港位於中國大陸的南端邊陲,秦代受南海番禺管轄。香港在鴉片戰爭後割讓予英國,成為大英帝國與中國通商的前哨站。今天是中國的金融中心。香港特區地理上遠離中國大陸的中心,處於中國文明漩渦的最邊緣位置。文化上,中國自甲午戰爭敗於一直師從的日本。日本歷史學家溝口雄三所講的「西洋衝擊」便是中國民族恥辱的根源及民族復興面對的難題。在這還未完成的過程中,西方文化在這邊緣地區影響還佔主導地位,當然掩蓋「中國文明漩渦」及溝口雄三所講的「中國衝擊」(指中國崛起的深遠影響)的吸引力。香港分離主義分子的宿命總的來說,香港殖民地的歷史、地理及文化位置使不少香港人忘記了國家「統一」和「獨立」的前提,以為這些都是唾手可得。若從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來看,秦大一統3個內容——制度、政令及文化,香港特區的設計當然是過渡性。李零在總結「西周族姓考」上中下三章中特別提出要從歷史大勢看大一統。他表示:「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歷史常態……由分到合,不能倒過來講。」因為經歷西周大一統,「東周是禮崩樂壞」,歷史大勢便由分而合;中國百年恥辱終結於新中國成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30多年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點歷史趨勢明眼人一望而知。今天的中國「由分到合」,即從陷於國族存亡邊緣到國土完全統一的階段。這個歷史文化背景下,立法會參選人要確認不搞分裂,只是正常程序而已。就算有人說香港人有頑皮品性,這做法可能適得其反,又如何呢?中國經歷了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略,並沒有土崩瓦解,還有能力再次站起來,就是因為有大一統的歷史感、民族的危機感。中國崛起惹來超級大國的圍堵,在東南沿海製造事端。相對而言,香港的分離主義分子就算如何「熱血」、狂妄,擲磚頭、搞暴亂,都不會有《西遊記》「齊天大聖」的特能搗亂,只能是小事一樁,改變不了無奈的宿命!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日) 港獨 民族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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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與香港管治問題——皮凱提、福利資本主義到民粹主義

管治問題的分析本文認為英國脫歐的現象反映的管治問題,其本質與香港特區面對的管治問題同出一轍。在眾多影響英國脫歐因素之中,移民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亦有人認為全球化趨勢下,貧富差距擴大是結構性,尤其是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利益傾斜問題嚴重,所以民怨積累,人心思變。但實際上,管治的關鍵不單止梳理社會經濟的問題,誰來梳理、誰有力論述可能更為重要。香港管治問題,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責難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及貧窮問題,都是客觀實在的,但好像逐漸淡出。反而管治爭議集中於抹黑特首人格,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引發的反共及分離主義思潮。這些都是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變成泛政治鬥爭,並非屬於理性的政策倡議。究竟英國脫歐的推力與香港管治問題本質是否由結構性因素轉化為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呢?這是本文探索的目的。首先,本文透過介紹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著作,檢視21世紀全球一體化是否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可逆轉趨勢。跟着介紹福利資本主義改變結構性不公的顯例,作為例證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貧富差距並非不可解決的問題。最後,本文討論英國脫歐是否政客及媒體炒作造成的問題。皮凱提貧富結構論證是否一錢不值?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2014年英文版的《21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注意,並經常被引述為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論證。但數學家艾倫堡(Jordan Ellenberg)取笑道,儘管這全書厚達655頁(中文版685頁),讀者平均瀏覽至導言第26頁而已,其瀏覧比率(約4%)低於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時間簡史》的6.6%(Kindle計算的霍金指數)。皮凱提的論證是二次大戰後歐美國家的財富最頂10%(其實集中於最頂1%組別,因之有「1%對99%」的民粹口號)有上升趨勢,使貧富懸殊惡化,引致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希望幻滅。這個結論影響深遠,即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淪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這是對資本主義公正性致命的批判,引起經濟學家廣泛迴響自然不過。對皮凱提「資本論」評論此起彼落,首先重拳出擊是《金融時報》(2014年5月23日)的賈爾斯(Chris Giles)。他發現皮凱提的數據有錯誤之處及有不可解釋的試算表入帳問題。他表示,當重新整理之後,財富不均趨勢是1970年後的事。即是說,皮凱提的原始資料錯誤,結論當然錯。皮凱提的回應刊登於《金融時報》(5月29日):他同意財富不均資料比收入不均較沒有系統。但在回應美國的數據時,他表示柏克萊大學的賽斯(Emmanuel Saez)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楚克曼(Gabriel Zucman),兩位學者提供的簡報(2014年)介紹美國數據「更有系統……尤其最近的時期……並應當作為美國財富不均的參考資料」。事實有點愈辯愈明的味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雷諾斯(Alan Reynolds)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7月9日)直指皮凱提的數據「一錢不值」(worthless)!這個批評十分嚴厲,究竟雷諾斯為何這樣斗膽?他指出楚克曼、賽斯沒有考慮美國1980年代至2000年代有3項資產稅收改變。第一1981至1997年美國資產收入報稅的改變,第二1980至1988年企業資產報稅改為個人報稅,第三1997至2003年的減資產增值稅。這3項稅制改變增加高資產者(最頂0.1%至10%)報稅而減少中產階級的資產報稅(詳情請參閱網上原文)。既然皮凱提推崇楚克曼、賽斯更有系統的美國數據,但雷諾斯發現他們居然沒有考慮美國稅務改革的制度因素,因此,他的評價是皮凱提對21世紀資本主義變成世襲資本主義(財富結構因素)的推論是錯的。雷諾斯的批評是基於資料蒐集方法的錯誤;但對於一般人來說,中國俗語「富不過三代」的解釋更來得容易理解。這正如做過美國財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講法一樣,哪有什麼經濟定律可以有4%的年度實質回報!皮凱提核心理論,就是過去二三百年資本主義每年回報平均4%,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回報平均只有2%,而工人工資增長更低。薩默斯還舉證,「福布斯400」列出美國1982年的富豪榜,30年後的2012年只有少過十分之一富豪還是榜上有名(Democracy 2014年夏季)。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相信皮凱提基於財富統計資料作出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趨勢並沒有足夠證據。福利資本主義:結構被制度改變的顯例在筆者老本行的社會政策,研究貧窮問題或貧富差距是放在收入層次,而非財產,原因有二:一是方法上難於蒐集財富資料;二是若將收入分為市場收入及再分配後收入,則能將經濟結構與制度調整兩者結合,作出更為動態的分析。表1顯示英美、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形容詞——福利資本主義透過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這個社會資源再分配解釋了資本主義結構產生的貧富懸殊危機或矛盾被再分配制度化解,沒有造成社會及政治革命的原因。但是對於經濟競爭力薄弱的國家如希臘及葡萄牙,此等國家債台高築亦可以解釋為延續社會穩定的一個辦法。當然,這些社會政策研究曾經稱之為初步(rudimentary)福利國家能否支撐下去,是另一問題。葡萄牙在1990年代中期,其堅尼系數(0=絕對平等,1=絕對不平等,0.4是警戒線)是0.49,但經過再分配(稅收及轉移支付,各類現金援助如退休金及窮人的救助、家庭補貼、失業保障等褔利),大幅減少26.5%至0.36;2011年歐債危機初期,堅尼系數更高達0.54,但經過再分配之後,比1990年代的減幅更大,有36.9%,堅尼系數更減至0.341。希臘、英國與萄葡牙的再分配前後情况相若。美國是再分配力度較弱的國家:1980年代中期,其減幅只有15%;但是2011年數據反映再分配前(即市場收入)的堅尼系數是0.508,但經過國家的再分配,亦有23.4%減幅,堅尼系數還是低於0.4的警戒線(0.389)。北歐的丹麥與瑞典屬於同一類型的社會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其市場收入較平均,稅收及再分配力度亦大。例如瑞典在1980年代中期再分配前後堅尼系數分別是0.4及0.2,減幅50%;2011年巿場收入分配惡化,反映在堅尼系數是0.435,但再分配後亦只有0.273。若全球化是一個普遍現象,表1顯示它在部分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前後亦有一些不同的格局。第一,1980年代中期的市場收入(即分配前)比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從堅尼系數顯示貧富懸殊普遍是差了。但英、美及希臘、葡萄牙情况較丹麥及瑞典惡劣。第二,1980年代中期與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英國是2010年),從堅尼系數顯示的再分配效果,貧富差距亦普遍差了。但丹麥和瑞典貧富懸殊還是較低,在0.3以下;就算是英國、希臘及葡萄牙亦在0.3的中游。美國則近0.3上游,幾乎觸及0.4的警戒線。若從這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來看,討論「1%對99%」是指分配前的市場收入抑或經過政府干預後再分配的情况,是完全兩回事!如果全球一體化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表1顯示起碼在英國而言,再分配後的堅尼系數變化不大——1980年代中期是0.33,2010年是0.344,就算市場收入同期由0.44擴大至0.523。英國脫歐:客觀數據與民粹主義表2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有關移民實况與民間支持的跨國比較。《華爾街日報》作者Greg Ip(2016年6月29日)認為澳洲及加拿大非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高,但民眾對移民支持高;反而美國、德國及英國有差不多的非本地出生人口,分別是13.1%、12.8%及12.3%,而英國民眾對移民的淨支持率卻是-40個百分點,其餘兩國卻是正數(美國、德國分別是16個百分點及29個百分點)。因此,這不可以說與移民搶走本地人工作及拖低工資的客觀現實,反而是社會心理方面如國家身分認同及邊境管制問題。而較早前,英國廣播公司比較2015年歐盟部分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申請人數的跨國比較(2016年3月4日)。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接受移民的深度。以10萬本地人為基準,歐盟平均是260人。其餘部分國家:匈牙利1799、瑞典1667、德國587、法國114、英國60。上述兩組數據反映若移民問題是導致脫歐的主因,第一個國家不應是英國吧!看來,客觀事實如移民佔本地人比例不足以解釋本地民眾為什麼對移民有正面或負面的情緒。英國脫歐公投發生在6月23日。我們在6月21日還看到有傳媒大幅報道在英法隧道法國入口的加萊(Calais)的公路上,有300名非法移民準備偷上赴英的貨櫃車,因失敗而用粗話辱罵英國(f*** the UK)及擲石的煽動性新聞。英國脫歐是一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英國的政治領袖居然不承擔責任,可以說是隨隨便便交給人民,理論上是理性但事實上證明亦受周遭及短期發生事件影響情緒的民眾來投票。筆者不懷疑脫歐支持者亦有其理性考慮。《紐約時報》(2016年6月29日)的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稱事件為西方領導的失敗——不負責任的領袖用民粹方法,要求選民用簡單的答案(脫歐或留歐)解決複雜世界的問題。基於這些討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若對移民的態度是影響英國脫歐的主要因素,即是說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蓋過經濟利益等結構性因素?總結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脫離基本生活滿足的層次,這是我們要清醒認識的事實。因此,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時代,工人階級及窮人被嚴重剝削的情况不可能普遍發生在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今天貧窮是相對的,是關於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樣道理,貧富差距問題的客觀事實,經過再分配後已經大幅縮窄。究竟再分配的堅尼系數是0.2或0.4之間,哪一個點是民眾可以接受的?這是一個包括稅收分擔及政治勢力對比的政治判斷,以至基於現實限制下理想的追求。這些都不是純粹客觀事實的陳述。舉例說,基於主觀的政治判斷,我們想追求的榜樣是瑞典、英國抑或是自己的道路呢?說到這裏,問題便較為清楚了。管治問題優先應該是培養政治領袖的判斷、承擔及論述能力,以爭取更多民眾支持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路線及政策。在一個活躍的傳媒環境下,政治領袖要有論述能力,除了減少政策被誤導的機會外,最重要是讓大多數民眾相信政治領袖的承擔及道德感染力。這些能力都是任何政治領袖必須具備,比解決結構及制度改革的努力同樣重要。尤其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社交媒體年代,政治領袖更需要有能力反擊對手抹黑的操作。最後補充一句,這個道理誰都比我懂,但知易行難!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19日) 民粹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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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經濟民生有可為嗎? ——兼論溫和泛民的出路

後政改時期,正如特首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頗為一致的講法,就是香港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當然,這是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主觀意願,客觀會否如此,則要視政治博弈的結果及社會沉澱的智慧或佔領運動形成的務實理性公共意志能否起作用。本文就是探討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呼應較早時呂大樂教授〈後政改的民主經濟劇情〉(《明報》2015年6月26日)一文,提到特區政府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他認為「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延續筆者〈後政改時移勢易下的兩個猜測〉(《信報》2015年6月26日)一文,關於激進的極右派什麼時候被邊緣化或衰落的問題的探討。 政府管治及後政改的政治博弈管治者,狹義的說法指政府是否有能力落實其統治意志。梁振英先生出選特首之前幾年,社會的公共議題是官商勾結及地產霸權。今天,這些議題已經不再是梁振英政府被攻擊的焦點所在;就算有批評認為今屆政府土地房屋政策落實力度不夠,他們亦承認政府在梁特首領導下,對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悉力以赴。另一經濟民生議題,就是扶貧政策,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已經推出了貧窮線,落實了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家庭津貼等重大政策。若這些經驗有示範作用,大樂兄提及的經濟民生議題要處理階級利益,政府並非完全無能為力的。因為經濟民生議題亦可以是跨階級及跨政治光譜的。但是,我們要具體分析什麼經濟民生議題。首先,若我們能夠將經濟民生細分的話,可能發覺「純粹」民生如扶貧會獲得較大社會支持。因為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反對經濟發展的論調亦有一定市場,如將環保、後現代主義等價值及發展方式與經濟發展對立。就算如此,某些民生政策還是可以建立社會共識的。其次,我們知道經濟民生議題其實很難分開(「自由行」及土地開發是經濟亦是民生),它們亦經常被滲入其他元素;例如土地發展除了環保元素外;亦可加入國族認同如港陸融合,將之複雜化。在眾多攙雜後,相關政策形成共識的機會便較為困難了。再三,支撐經濟民生政策如創新及科技局的組織架構與一般市民的生活距離太遠,這樣便造成反對派議員較大空間阻礙政府管治意志的落實,而不一定影響其民意支持。儘管如此,特區政府還是有兩個有利條件。第一,香港政府底子厚,財政儲備多,「應使」還是可以「無痛」的進行適度再分配。第二,由於第一條件存在,特區政府還可以與既得利益,不管建制派或泛民派做交易。因為政府對手亦不過是最大化他們本身及其代表的階級利益而已。况且,對於有社會共識或選民所贊成的經濟民生議題,議員亦不好反對。即是說,經濟民生議題還是有可為之處,視乎性質而定。大樂兄提出的特區政府與反對派的共生關係亦確實存在。即相當部分市民投票是策略性的,投票反對派其中一個目的是制衡政府。不過,我們還要再繼續觀察激進極右分子的動向及主流社會的反應。這類人主要活在自己狹小的自由意志世界,幻想自己是正義的化身,不顧言行的後果。今天這一小撮人亦繼續「勇武」,對象是疑似內地「大媽」在廣場跳舞的女士。就算是比例代表制有利激烈思想言行的候選人,務實的選民亦不一定再策略性的支持他們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應有分曉。總而言之,特區政府還是可以聚焦經濟民生問題。關鍵還是政府的政策論述能力。道理簡單,經濟民生議題的實事亦有虛的成分。例如新界「東北發展」亦可被刻意扭曲為利益輸送或本土議題如深圳富豪的後花園等。 特區政府管治與溫和泛民的空間泛民主派並非鐵板一塊,今次政改可惜之處是泛民主流政黨被學生及激進極右派「騎劫」,對一些中央政府政制發展框架之外的想法心存幻想,如希望透過挑戰中央主權的公民提名及子虛烏有的提名國際標準,爭取泛民主派候選人出閘,以致錯失普選良機。其實,若非泛民主派人士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體,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民主進程便不會步步設防;最後亦連「尾門」(即普選勝出的候選人要中央委任)亦要守護。以筆者愚見,這個「尾門」很大可能不用守;如大家參考台灣李登輝例子便清楚不過。這表示實際反共反華但狀似「愛國愛港」的獨立候選人或「泛民朋友」,在贏得大位及權力已穩後才搞港版顏色革命——藉與中央對抗事件,挑動街頭或廣場反共群眾,再配合外部勢力,營造解放軍鎮壓的國際杯葛中國的憲政危機。就算這個港版顏色革命的災難性危機,因泛民派放棄普選而暫時遠離我們而去。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泛民派會主動放棄政改議題,而讓特區政府聚焦經濟民生,做好政績工程。道理十分簡單,泛民主派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追求抽象的民主,實際是以民主反共的道德訴求,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並以此獲得選民支持。即是說,泛民主派的利益所在不是經濟民生實事,而是虛無縹緲的抽象民主理念。若泛民主派不放棄這個訴諸道德訴求的反共政治路線;其後果是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關係維持敵對狀態;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必然的。儘管如此,行政立法關係亦非事事敵我鬥爭,要你死我活,還有雙贏的合作及互有輸贏的競爭關係;視乎對每次議題演繹而定。現實一點,與泛民主派的關係上,還是在國體及政體議題如涉及中央政府的是以鬥爭為主。但是這種關係並不完全妨礙特區政府與部分泛民政黨、議員在個別經濟民生議題上合作及競爭。對於建制派,除了在國族及政體等議題是穩定的合作關係,但是彼此關係的試金石在於經濟民生議題。在這問題上,大樂兄的提醒是恰當的。可以說,特區政府與建制派及反對派的關係並非議會常態。然而在這非常態的處境亦有合作、競爭及鬥爭的不同面向。回顧是屆政府的經驗,如扶貧工作亦可有跨黨派及跨政治光譜的合作,土地房屋亦應作如是觀,起碼可在良性競爭的面向作互動。當然,筆者只是書生之見,「泛民朋友」亦否如評論認為已經「鬥紅了眼」,忘記還有朋友可做?從這個行政立法3種關係的角度,溫和中間泛民路線要思考不是在經濟民生的論述,而是如何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即民族、國體及政體認同的問題。具體來說,如何回應中國在貧窮落後的背景,跌跌撞撞的發展過程中一些西方及香港部分傳媒過分渲染的事件,如八九民運丶貪腐問題、威權體制等;是否有一套能夠說服自己,亦能說服中間溫和群眾的論述。 路線決定一切政改一役對溫和中間派的好處是敵我鬥爭、強硬不妥協政治路線已經證明失敗,繼續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可以概括的說,溫和泛民派的第三條路介乎(一)已證明不接受一國前提的政制框架,中央政府回應只會愈收愈緊的强硬反共鬥爭路線;(二)缺乏社會經濟基礎的激進極右派本土主義及革命的港獨路線,兩者之間。第三條路正面的說法是,不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為目標(如與「支聯會」劃清界線) ;可批評共產黨,但以建立溝通,爭取信任,成為可合作的對手;以建立「一國」前提下高度民主自治為執政目標。最近一些激進年輕分子零星的提出2047年原本不存在的「大限」問題。這個所謂2047年「大限」反映「狗尾未能搖動狗身」的客觀事實及「一國」決定「兩制」的極不對稱關係,以及民主回歸的中間溫和路線根本就不是什麼「原罪」,而是幾經磨練的政治智慧!不承認「一國」,才有「大限」。這一代年輕政治領袖歷練少,又不看書學習,又缺乏自知之明,才有一些愚蠢的狂言。後政改的政治博弈能否超越「佔領運動」的失敗經驗,即無視「一國」前提的空想、子虛烏有的所謂國際標準丶真普選,而回到《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普選框架,才不會徒勞無功,枉費一代人的努力。路線決定一切!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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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和平崛起之勢到美國立國經驗 ——回應陳健民

陳健民教授於日前的《明報》觀點版,回應本人質疑他與陳家洛同將香港的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中國崩潰論的文章(見3月23日〈中國崩潰論或是和平轉型?——覆王卓祺〉)。陳教授否認他採取「中國崩潰論」的說法,因為中國出現劇變,不一定「蘇東波」式的崩潰。本文就着陳教授的回應討論中國和平崛起之勢及美國立國的一段被事後美化的經驗。從習近平到蔣經國特首梁振英日前在禮賓府新春聚會中直指陳健民與陳家洛兩人希望國家出現「大變」(指陳健民)或「五星紅旗升不起」(指陳家洛)。陳健民教授在回應拙文及接受傳媒訪問都不承認用中國崩潰一詞。事實上,特首梁振英用「大變」,本人原文用中國崩潰論放在文章標題,但在文中亦分出兩位陳姓學者的不同說法。而他在覆拙文中,認為他指的大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因為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政府帶動丶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他甚至舉台灣蔣經國例子,「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當然,陳教授列舉的例子不可能完全不會發生。但社會科學的精神是基於事實的推論。筆者是建基於陳教授「10年大變」的時間才判斷其為「虛無飄緲」的中國崩潰論。若沒有這個時間因素,本人不會排除任何政權,包括當今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垮台的一天。君不見立國千年的歐洲威尼斯不是在拿破崙大軍壓境而滅亡。近代強如蘇聯,可以幾乎一夕之間解體。問題在於「10年大變」這個虛無縹緲的希望,而放棄行前一步的政制改革,令人感覺奇怪。為何「10年大變」這個時間因素這樣重要呢?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兩年多已經展示出一整套施政治國藍圖,並且強調對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並於去年推出「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君不見英、法、德、意亦不顧美國反對,選擇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所謂時移世易,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和平崛起之勢,勢不可擋。在這個背景之下,陳教授所言,「10年大變」是否虛無縹緲的幻想呢!習近平所言的道路自信,即否定陳教授所希望的和平變革。當然,如果中共政權不得民心,不思進取,或黨內鬥爭不已,不可排除黨內分裂。不過,自薄熙來及周永康事件後,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可以挑戰共產黨或黨內分裂的力量。陳教授亦提醒我們,中國並未有制度化的政治領袖產生辦法。這一點你錯了。中國執政黨在鄧小平年代至今已經實踐出一套選賢與能的制度。首先是領導人的年齡(如副省部級官員是60歲,正省部級65歲)及中共最高層領導,即總書記及國務院總理,有只可做兩屆的任期限制以防止終身制出現獨裁統治。第二是選賢與能的績效體制選拔人才。舉例說,習近平就是從最基層一步一步升上總書記。大家試想,管一個縣約100萬人口,一個省可以達到1億人,或是中央的部委,都是複雜透頂的工作。從這些實際治理經驗磨練出來的人才,與台灣柯文哲式,靠商業營銷加上互聯網大數據的選舉政治的一次過表演,便可以擔當大任是另一種政治制度。你認為哪一個方法可以甄選出真正的治國人才呢?中國實踐出來的一套,用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宋魯鄭的說法,是一黨領導、定期換人不換黨,即換的人是透過全國績效選拔、長期培養的中國政治模式。你要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政治精英,放棄這套人才甄選方法,而學習蔣經國的和平演變,是否不切實際的想法呢?講到蔣經國,最近看到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大作,十分值得參考。汪暉在其〈當代中國歷史巨變的台灣問題——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談起〉一文指出,蔣經國及台灣走民主化道路是基於國際冷戰格局中美關係的轉變——1971年台灣國民政府喪失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遜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這一系列國際外交關係的變化使國民黨要從內部重新建立它統治的合法性。強人如蔣經國亦不敵美國冷戰的新佈局,迫於形勢改變治國策略。用俗語的說法,逆水行舟,便看到順勢與逆勢的分別。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而「兩個一百年」,第一個百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也就是2021年,第二個百年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也就是2049年。在習近平的2013年十八大報告中更具體闡明:中國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夢的「兩個一百年」到美國立國的跌跌撞撞經驗陳教授的文章亦談及另外一個可能導致中國崩潰的重要問題,就是官員貪腐。在這一點之上,大家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但陳教授似乎沒有留意到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後的一系列反貪措施,例如推行各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制訂官員責任終身制、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等。還有,筆者亦據聞以前中共紀委反貪班子大部分人手用於防貪,現在便依照香港做法,大部分人手用於執法工作。這樣,在人事編制不變下,打擊貪腐分子的力度便大大加強。中國歷代朝代衰敗都是官員貪腐為其重要因素。習近平等所謂「紅二代」政治精英哪會有不知道及有所警惕之理。如何將政府權力關在籠子裏是一個政治及管治的重中之重,是習近平「四個全面」之中「依法治國」及「從嚴治黨」的最後兩個「全面」;亦可以說官員貪腐是實現中國夢的兩個二百年的不能迴避的攔路虎,不能不除!最近閱讀牛津大學政治學者芬納(Samuel Finer)的巨著——《統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一書,其中一章談及美國立國一段歷史。講到美國立國,不少人都不期然想起《聯邦人文件》(The Federalist Papers), 因為它一直被稱為政治科學的偉大經典作品。但據芬納引述學者約翰‧羅什(John P. Roche)的批評,《聯邦人文件》的作者是「靈感十足的宣傳鼓動家,回顧性整齊的天才」,而美國立國設計的選舉團選舉總統「僅僅是為了應急而臨時成立的,只是後來才被賦予很高的理論內涵」。他並否定美國憲法「憲政主義典範」和「體系建構天才之作」的觀點。羅什認為美國憲法是「迫於當時情况的壓力而臨時拼湊的結果」。芬納亦講及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立法機構。他說當時「幾乎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都憎恨州立法機構的專制。這些立法機構任意沒收人們的財產,瘋狂發行紙幣,隨意廢除債務……」。早在1776年,後來任第二任美國總統的約翰‧亞當斯就稱其為「民主的暴政」。就是由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1776年至1787年)立法機構的「暴政」,參與費城立憲的代表決定「任何新政府都應該在不違背民主原則的情况下,盡可能不受民眾的直接影響」。芬納認為這些參與會議的代表對直接選舉的民主制沒有信心,除了參考當時州議會的經驗外,他們普遍還認定直接民主是希臘城邦覆亡的禍根;因此,間接選舉「就是代議政府和共和制,不同於由民眾直接選舉的民主制」。筆者不厭其詳介紹美國立國的一段歷史,目的只是說明社會的發展總是跌跌撞撞,從經驗中學習。外國經驗是重要,但還是參考而已。美國經驗的「水分」更說明歷史智慧是實事求是,不要照搬人家不一定合乎國情,並且可能是事後加工的所謂國際經驗。總結陳健民教授在他回覆拙文中,最後指正筆者「想像簡單」。他並引述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日撰文,從「知華派」變成「反華派」,加入中國崩潰論的行列。沈大偉的文章在我寫作的時候已經看過。我的結論是其論據薄弱,不值得引用。我們做學問,還是要實事求是,不要被人家所謂名氣嚇倒。最近國家總理李克強講過,既要謀勢,又要做活;做活便可以謀大勢,但要有眼光、耐力及勇氣。看來,陳教授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勢亦搞不清,未明大勢之下「做活」變成做死,悲矣!更可悲的是,他推崇的子虛烏有的所謂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原來是當代美國冷戰戰略的推銷手段,以維繫美國霸權而已。他是否甘心情願做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馬前卒呢!重溫美國立國一段跌跌撞撞歷史,有一點真正而沒有後來加的「水分」的歷史智慧才是重要的。中國和平崛起之路並不平坦,但觀乎美國推銷「選舉民主」作為冷戰推翻敵對國家的經驗,論述是何等重要!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班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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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 ——中國崩潰論

本文從中國崛起的勢及背後尋找的道,評論泛民學者支撐其否決政改方案「袋住先」的背後理論——中國崩潰論,並從傳統文化荀子人性惡的道解釋民主政體,即傳統治理思維,道勢之後的術,指方法(例如制度及權術)的層次本質的缺陷。 「五星紅旗升不起」的「溫和」民主派較早前「佔中」發起人之一的學者陳健民承認香港沒有革命的條件,但仍然堅持不應接受中央「8‧31」決定的憲政框架,拒絕俗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但是,其立論似乎基於虛無縹緲的假設,就是中國共產政權會隨時垮台。他這樣說:「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基於這個前設,他認為:「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希望。」(《明報》2015年3月4日)陳健民並不孤獨。另外一位泛民學者,同時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陳家洛較早時與另一作者的對談(2015年1月18日)更加坦白。他談及要求學生要有被感召的勇氣:「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看來,陳博士應該有感染力。他「對談」刊登的同一天,出席香港電台《城市論壇》支持「港獨」的港大《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作出一個頗為大膽的假設,中共政權隨時會倒台,香港是有機會獨立的。1992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在上任之後,隨即推出變相直選的「新九組」(一人一票選舉9個組別功能團體議員),便是假設北京「天安門事件」、蘇聯及東歐政權「變天」後,中國亦會崩潰的最原始版「香港的中國崩潰論」。彭定康此舉造成香港政制沒有「直通車」,遺害至今。兩位陳姓學者可算是泛民主派的中堅分子,陳健民的言論一向亦算溫和。然而其政治判斷居然建基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其實其無助感十分強!儘管如此,無助無奈並不掩蓋其立場毫不溫和的本質。當然這是一個消極的取態:香港既然沒有革命的條件,但大陸有,我等着你垮台,然後我便有西方標準的民主了。這種消極對抗,實質準備好中國崩潰的政治取態不單止所謂「溫和」的學者、「港獨」的大學生,甚至整個泛民主派亦沆瀣一氣。不然不能更全面解釋這個派別的人物事事站在道德高地而忽視政治現實的需要。最新的例子是全部27位泛民議員聯署承諾書,表示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他們是否亦以為中國會隨時崩潰,中國共產黨已經陷入重重結構性危機,已經沒有政治認受性?因此,也有「睇你如何玩完」的中國崩潰論心態。看來,香港問題發展到今天,無論是民生或政制,都歸結到中國的「問題」上,逃避不了。本來筆者還想再慢慢研究;形勢比人強,沒法不回應! 「中國世紀」到新型大國關係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認為2015年以國民生產總值(GDP)購買力平價計算,便進入「中國世紀」。這個講法是沿用19世紀是「英國世紀」,20世紀是「美國世紀」的傳統大國霸權的觀念。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實有高估中國國力之嫌。况且,中國人均GDP還遠遠差於美國。當然,以綜合國力而言,中國與美國已經慢慢形成兩極的大國關係,即中美兩國國力差距縮小,而雙方又拉大與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這個「中國世紀」的講法,中國官方並不認許。不過,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崩潰論已經鮮有人提出;若有的話,亦非主流,並冒着「章家敦的風險」。章氏(Gordon Chang)2001年出版了一本預計中國崩潰的書;但他的預言多次落空。陳健民「10年之變」的預測是否另一個笑話,我們等着瞧!中國民族復興勢頭良好,但問題不少。例如對環境的污染、官員的貪腐、人民權力的保障都有改善的空間。而整體的綜合國力而言,中國在軍事、文化及政治(包括國際關係)遠遠遜於美國。但是,筆者同意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李世默的講法,中國政府的治理是一個績效(meritocracy)為基礎的體系,有優於西方民主政體之處。問題是這個以黨國一體推動社會經濟改革的體制,若權力不受合理制約,出現腐敗是有結構性因素。這可說是中國改革弔詭之處。今天習近平主席提出「四個全面」的講法,其中「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就是針對這個結構性因素。官員貪污腐化從來是中國歷代皇朝更替的重要成因。中國可否走出這個困境,我們拭目以待!不過,對中國的發展應可看高一線。道理在於政權的主事者是否有憂患意識及自我改革的勇氣及魄力。幾年前當內地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台灣方面社會及媒體大肆渲染。今天又如何呢?事物還是有一個發展過程。今天西方社會較為文明,實在是有經濟及社會發展基礎支撐。中國在經濟改革短短36年,已經在綜合國力令美國不能不重新思考其全球戰略,有「重返亞洲」的新冷戰部署。中國的對應是「一帶一路」,以雙贏共享帶動沿途60多個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這是一個不帶霸權侵略的概念,顯示中國在民族復興之道,不與美國爭霸的新型大國關係。在這個大局之下,中國崩潰論基礎何在呢? 尋找中國優秀文化接軌的政體設計太陽之下無新事。今天香港發生的「佔中」及一部分人追求西方選舉民主機制,不過是人類探索符合當地實情政體的另一個實驗。不過,由於歷史發展的因素,西方一套價值觀被普遍接受;這亦涉及一個文化及意識形態霸權,即國家民族軟實力的問題。民主政體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決策形式。但自有人類文化開始,這種政體壽命不長。例如希臘雅典的典型直接民主是250年。今天美國以國會直選的共和政體亦不過200多年。根據當代政治學大師Samuel Huntington的講法,民主化亦有幾個浪(waves),即有進有退。究其原因是民主政體本質是「從眾不從賢」。因此,這種政體的生存依靠偽裝為民主,實質是少數人的精英政權。筆者亦曾介紹過兩位美國學者Martin Gilens及Benjamin Page的實證研究,證實美國並非一個民主國家,而是少數人的寡頭政權(oligarchy)。不過,就算是寡頭政權,民主政治就是政府透過選舉輪流執政。這設計是造成民粹政治的核心因素,而結果是超載政府。美國推銷的當代民主模式實際上是「選主」(王紹光語),更深層的思考是西方文明基礎的自由,但如何管好個體自由而能夠與整理社會、國家利益產生一個均衡的道德(如不會過分強調私利、逃避責任)及實際操作上可持續的政體(不會產生超載政府),更為重要。最近筆者從古兆申兄的著作認識先秦儒家荀子的國富篇等章節,發覺其性惡論實有現實的政治及社會意義。荀子將人性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全人類共通,亦與動物相同的生物性需要,是人之所求的欲。這個部分的人性堯舜與桀跖均同。不同的一部分是後天的性,可通過教化而決定君子小人之別。荀子開出的藥方是「養欲」,而做法是以禮制欲,規範人類行為。這是儒家遺留給人類的優秀文化。荀子的性惡論與英國的霍布斯(Hobbes)描述人類「自然狀態」「所有人對所有人」背後的性惡論一樣。但儒家的「修齊治平」藥方與霍布斯的社會契約有所不同。若加上荀子弟子韓非子的法家國家治理觀念,不一定要禮失求諸野。明顯地,荀子的性惡論比當代西方推銷的民主背後的個人自由及理性假設更能反映人類的本性。民主的個體如何克服個人,即選民以選票與政客交換利益的私欲,是一個不能不回答的哲學、政治、社會及文化現實的問題。從這一點立論,回歸香港的政改或民主選舉的決定;可以說愈遲落實普選,來自北方的支持會愈少。因為在中國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如何在「道」的層次講出一套合乎中國國情的政體設計,實有需要;但是以選票交換私欲的選舉政治吸引力應該不大。 總結無論從現實的勢及道德層次的道兩個角度,中國崩潰論實在薄弱!不過,它卻在某些圈子內起着蠱惑人心的作用。當然,沒有任何政權永恆不變。中國歷史朝代興替亦是常規。執政者永遠都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這才是正道。總的來說,中國崩潰論可以休矣!若以消極取態,以「五星紅旗升不起」為希望的依託對民主作出抉擇,並自我正義;恕我直言,這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而已。作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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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從來沒有絕對的學術自由 ——「陳文敏事件」的思考

若把公元前雅典民主政體人民法庭審判哲人蘇格拉底界定為干預學術自由,以至當今最大民主國家的美國,當學者的言行與當時社會、國家或宗教發生相左,學術自由便有可能被重新界定。本文首先簡單介紹西方社會近代學術自由的源起及一些被干預事例,再引述另外3個著名案例,說明每當學術自由被外界認為是觸動社會某些底線,便有可能引起爭議,而遭重新界定。這個再界定過程可以說是論證從來沒有絕對的學術自由。西方近代學術自由的源起及一些被干預事例根據美國波士頓學者Philip Altbach的界定,學術自由指教授免受外界控制而擁有教學及研究範圍的自由。19世紀初,德國開始出現研究型大學,首都柏林1809年成立的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由於政府資助,教授不受教會約束,可以從事自由教學及研究,即被稱為「洪堡模式」的學術自由。這模式亦被界定為狹義的學術自由,即不包括教授可引伸其言論及研究介入政治及社會事務之中,而被認為是難以捉摸的廣義學術自由定義。值得一提,可能由於教授及學生都享有被釋放的研究及學習自由,洪堡大學培養了不少影響力深遠的校友,如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俾斯麥(1815-1898)。這例子亦說明學術自由的功能,就是對人類文明、思想解放及科學創新都有重大貢獻。明顯地,學術自由是西方的概念,亦有它的政治及社會背景。例如開創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其實應被稱示威教徒)的馬丁‧路德(1483-1546)作為神學教授,由於對基督教義的理解與天主教會有所不同,而被禁止在大學教授;直至新教抬頭,一些德國大學才容許他從事學術工作。後來的洪堡大學由國家資助,才免於天主教教義的約束。20世紀初的納粹德國,猶太人及政治異見者被大學開除教席。美國戰後的冷戰時期,一些被懷疑是共產黨分子或同路人亦受牽連,在當局的壓力下被大學開除教席者為數不少。今時今日的英國亦發生干預學術自由的事情。事緣不少青年受到伊斯蘭國(ISIS)的影響,前赴中東加入「聖戰」的恐怖活動。基於這個理由,英國內政部提出的「反恐法案」中加入大學老師具有法律責任防止學生被恐怖主義等極端思想吸引,以及要求校方事先要向有關當局提交訪問學者講座的資料。這被某些評論認為學者要兼任反恐間諜任務的事件還在發展之中,在今年2月3日有500名英國大學教授在《衛報》聯署「大學及學院聯合會」的反對聲明。我們等着瞧究竟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碰撞之中,誰有權界定什麼是或不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被重新界定的3個著名案例以下介紹另外3個著名案例,說明學術自由受到的不同制約,以筆者理解為「重新界定」為非學術自由範圍。1. 蘇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審判根據兩位美國學者(I.F.Stone及Doug Linder)的研究,蘇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審判而最終被判死罪,與他的兩位短暫推翻雅典民主政體的前學生有關。其中一位Critias於公元前404年至403年期間執政,被稱為「三十暴君」(The Thirty Tyrants)首領犯下的血腥暴行——5000名婦女、兒童、奴隸被放逐及1500名民主人士被處決。「三十暴君」的血腥統治使雅典人對蘇格拉底反對民主的言論有一個新的演繹——它再不是無害的;它會為年輕人帶來危險、腐敗思想及危及當時稱為城邦的政權安全。蘇格拉底並沒有由於「三十暴君」犯下的暴行而停止宣揚他反對他認為是暴民政治的民主政體的言論,並引致史家稱為「蘇格拉底化」的一批青年人於公元前401年發動一次不成功的革命。基於這個事件,詩人Meletus向法庭指控蘇格拉底冒犯雅典的神及宣揚腐化青年人的思想。蘇格拉底的學術自由被界定為危害政體安全的問題。2.哲學家羅素的教席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當代著名數學家及哲學家。1940年美國紐約市立學院邀請羅素為該院的哲學教授,但隨即受到當地聖公宗教會領袖反對,指他叛經離道,不適合在大學任教。後來事件為紐約郡最高法院審理,證據是羅素4本通俗非哲學的書;結果是紐約市高等教育局敗訴,邀請任命被迫撤回。不過,這法院審理結果並未影響羅素的學術地位,他年底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並列出撤回教席邀請為其履歷的一部分,並將自己的遭遇與蘇格拉底作比較。美國為聯邦政體,紐約郡法院這一層次以社會道德重新界定羅素的學術言論,並未為他帶來任何傷害。3.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Urofsky v. Gilmore(2000年)事緣美國維珍尼亞州6名州立大學教員反對州議會通過規定不准州僱員利用工作用電腦閱覽明顯的色情資訊。該6位研究網上色情項目的教員認為州的新規定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但是維州律政司代表認為該規定無關網上審查,而是適當利用納稅人的稅收;若非如此,該州納稅人便會被迫資助州政府的電腦,在州政府的工作時間,任由州僱員從網上下載色情資料。聯邦第四巡迴法院判決指示,除非事前獲得批准,州僱員不應閱覽色情網站,因為他們作為州僱員而從事的研究並非被保護的言論形式。其後,美國公民自由聯合會代表僱員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但並不成功。這案例清楚說明行政制度的權力亦高於學術自由。從案例思考「陳文敏事件」上述3個著名法律案例說明自古雅典至今天美國的民主政體,學術自由的界定從來是具爭議的。蘇格拉底案例說明當學術言論影響政權安全,即國家安全,它再不是學術自由的範疇了。羅素的案例絕不影響他當時在其他大學的聘任,但亦已說明學術自由受到宗教教義、社會道德規範的制約。維州大學僱員的研究權利受到州規定的影響;就算有學者基於該案例而高呼「學術自由已死」(The demise of academic freedom),亦改變不了美國行政制度對學術自由的制約,再界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受到親內地報章的猛烈抨擊,主要集中他任院長期間領導研究的能力及指他包庇屬下教授從事政治活動。與3個案例比較,陳文敏教授應該是涉及廣義的學術自由活動;而這界定從來是難以捉摸,缺乏公認的標準,而與他本人教研的狹義學術自由無關。他的「學術」活動應當被批評者界定為涉及國家安全的範圍,與蘇格拉底處境有雷同之處。據報他晉升副校長有被干預之嫌;但至今還只是捕風捉影,沒有證人及證據。事實是香港大學是政府公帑資助,政府有責任保證公帑用得其所。不過,我們亦可以觀察到,政府與資助大學的關係並非直接的行政上下從屬關係,而是涉及一個制度程序問題。直至目前為止,陳文敏的處境比羅素表面上還更優勝,他沒有解約的問題,亦沒有如維州州僱員學者,有限制性的學術自由。日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星島日報》2015年2月17日),學術自由並非「做什麼都可以」的免死金牌。她認為如果任何人在大學內利用教師職權去鼓勵年輕人做一些違法行為,不論他的出發點如何高尚,都是不應該。她形容的情况如蘇格拉底腐化青年人的指控。理論歸理論,「陳文敏事件」之中涉嫌干預大學自主的被告,看來不是陳教授,而是特區政府。這真是有理說不清,何等諷刺。亦可以說,反映學術自由實質是不同制度權力爭奪的過程;香港公權得到的制約遠遠多於美國,對嗎?即是說,香港自回歸以來,學術自由不是問題,而且在一些事件中不斷擴展。不過,這個學術自由與其他社會利益需要的爭奪戰中,過分倒向一面,起碼親內地報章如是觀,並不健康。就算目前相關學者一方以學術自由之名,介入政治事務,尤其涉及國家安全。這一定不是一個持續均衡的狀態。合理的推測,這不均衡狀態被糾正過來應該是時間問題,也是常理所在。蘇格拉底及其他兩個美國案例都說明學術自由從來不是絕對的,它經常基於改變的政治及社會情勢,而被重新界定。香港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干預學術自由是避之唯恐不及;若有什麼差錯,閃失的是相關官員而非有關學者。看來,學術自由是被好好利用作為免死金牌從事政治活動而已。這是否濫用學術自由,還是用好學術自由,自有公論之外,蘇格拉底的案例亦發人深省。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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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特區政府還有多少公權? ——由特首的言論自由講起

「公權收聲」聽來刺耳基於維護弱勢社群,對公權的監察、制約是合理及必須的。但近年香港私權無限膨脹,公權大幅弱化的背景下,若只許自己有言論自由,對有公職的所謂公權者堆砌種種理由,要求人家自我克制。這種濫用私權,以致「官不聊生」的現象原來不獨香港這個稱譽為最自由的經濟體出現,大中華地區自譽為「民主玫瑰」的台灣(見2月1日《亞洲週刊》介紹李鴻源的專輯)也一樣有。台灣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指出,電視談話節目名嘴罵人成了常態,每天就是竭盡所能要修理官員,罵久了,電視台觀眾就信以為真。因此,筆者聽到基於某人有公權力,便應自我制約,即是「叫你收聲、我講晒」,聽來刺耳。在今天這個傳媒無限發達的年代,尤其人手一部智能手機隨時可以做公民記者,香港特區的「陽光政府」還剩多少公權呢?看來香港正朝着台灣模式發展,有其本身內耗機制,造成私權濫用、公權弱化的非文明社會現象。本文探討這個公權弱化問題,一切還是從特首開始。特首要大學校長打救才有言論自由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便立即招來批評,說道擁有公權力的人,不能這樣,那樣才對。只有他們說了算,有公權力的人便不可以針對歪理講清講楚。幸好,貴為香港大學校長的「老外」馬斐森出來說,特首和學生同樣有言論自由。特首還是比不上學生,要大學校長打救,才有言論自由。筆者無意冒犯理應擁有制度權力的特區之首,但事實上在香港這個如斯開放自由的社會,特首的言論自由要大學校長打救是否笑話一宗?制約公權所為何事?西方政治重視制約公權。這與英國於1225年的大憲章所伸延的傳統有關,即封建貴族以大憲章來制約英國國王的絕對權力;而承傳這傳統的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影響美國立國的憲政模式。不過,這些都是舶來品。中國傳統是講求從賢不從眾。中國人為政之道是回應天意及民心,或者以德配天,舉賢任能;而非重制約,致有牟宗三中國政治傳統強治道弱政道的講法。最近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出了一本新書,筆者亦曾介紹過。他有見不少民主政體未能做到有效管治,才「痛改前非」(筆者語)修訂他較早前預計自由民主政體是歷史終結的預測。今天的福山認為良好管治有三大元素:有效政府、法治及民主問責制。福山認為缺乏有效政府而發展民主,會產生管治失效。台北捷運到澳洲高鐵的超慢速最近,馬英九以「台灣民主為傲」。《亞洲週刊》的邱立本卻諷刺「台灣民主玫瑰」「展現大家艶羨的美麗」之外,還帶有「意外的刺痛」——連接台北至桃園的捷運,全長50多公里,卻建了快20年,到今天還未知何時通車。台灣民主政體的速度不是例外。筆者過去1年多經常考驗朋友的智慧。我的問題是,2013年初澳洲出了一份顧問報告,分4期興建由墨爾本至布里斯班全程1700多公里的高鐵,估計什麼時間完成?內地的朋友是3至5年,香港是10至15年。在我揭開謎底之前,先講一講香港特區公權弱化的情况。香港特區公權弱化的事例一切由特首梁振英開始。他被某些人稱為「狼英」,又叫做「689」;在香港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是貶意。就算他的女兒齊昕因為承受精神壓力而做出自殘行為,他有能力保護嗎?特首身分外亦是常人一個,就算是為了保護女兒,做事被認為「蹩腳」,是否禍及妻兒。中國人亦講有理讓三分。但濫用公器的傳媒、名嘴的嘴臉真是令人搖頭嘆息。維持社會的法律與秩序,最重要是警隊。然而,在佔領運動期間,示威者在特首辦外,設置路障阻止警員換班,斷絕食物、食水供應。更有甚者,示威者竟然要檢查救護車才能放行。公權弱化亦成平常事。1月初禽流感爆發,政府要用打鼓嶺檢查站批銷本地活雞;由於當地村民反對而放棄,最終亦只得用「車對車、雞籠不落地」的妥協方法解決。當然,政府尊重民意,公權弱化是否問題見仁見智了。香港憲制實情是三權分立。特區政府每年要向立法會提交財政預算。這是行政立法制衡的設計。今天的「拉布」否決政治有制無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透露,上年度財委會批出的工程項目撥款只有36億,不及2012/13年900億的5%;因「拉布」而延誤工程造價增加25億。去年財政預算立法會70位議員一共提出六七千條問題。據筆者所知,政策局的同事要全情投入準備「尊貴議員」「有智慧的」審問。審問一點不差;好像李鴻源的講法,「質詢時想盡辦法要羞辱官員,想盡辦法要找你麻煩,不然就好像對他的選民無法交代」。因此,我那些謹謹慎慎、任勞任怨的同事便要花兩三個月準備六七千條「line to take」。「官不聊生」形容這種苦况亦不為過。香港司法獨立是清楚不過。特區政府不可能影響法官判案,但卻要承受它判決的影響。一直以來,香港的法官對保障集會、遊行權利看得十分重,要求警方作出最大克制。舉例說,「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於去年6月涉嫌衝擊立法會大樓,法官判強行企圖進入立法會大樓罪不成立,非法集結罪成立,判罰款5000元。這有何阻嚇;當然我們要依法治港!不要說特區政府公權缺位,被妖魔化的中央政府在香港亦是馴服的羔羊。吳恭劭、利建潤侮辱國旗、區旗案便是一例。首先是上訴庭裁定國旗與區旗條例牴觸《基本法》而撤銷定罪。後來港府向終審法院上訴,最後裁定兩罪成立,但只各自簽2000元及守行為1年。阻嚇力如何?中央政府在其擁有全面管治權的特區內亦是公權缺位!信奉自由不應受任何限制的網民的反應是燒國旗、區旗”so what”!澳洲高鐵建設速度答案澳洲高鐵建設速度答案是2065年,52年。當然,我們不能說,要52年才規劃建成一條只有1700多公里的高鐵全然是民主的問題,還有諸如分段興建及估計人流等考慮。但當其效率與中國高鐵比較——2004年作長遠規劃,2008年已建成第一條,2014年底已有16,000公里高鐵。中國速度與台北桃園捷運差距太大。澳洲例子只是說明,民主政體要義是一切事情都按程序辦事,決策緩慢是制度及結構性。還有各種環評及利益團體各自演繹「不在我後花園綜合症」,只顧個別及局部利益的劣質政治多的是。不是說民主不好,但民主變成民粹,公權弱化的失衡如何糾正呢?香港還未完全步入全面民主階段,私權膨脹、公權弱化已彰彰明甚。問題一切由特首的言論自由開始,他若對歪理沉默,歪理會變成「真理」。香港不再是一個公權有效制約無理刁民,不是指一般文明守法市民的社會了。燒國旗、區旗”so what”!有何對策?其一,公權是眾數,公民社會亦是眾數。要細分兩者,不宜兩極化,要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贏格局。其二,公權依附制度才有權力,權力要制約,但亦要有效使用。西方政治重程序、制度,中國傳統政治重治道,人的關係及律己。如何平衡才是為政之正道,做人之中道。特首行使言論自由是治道。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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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特區政府還有多少公權? ——由特首的言論自由講起

「公權收聲」聽來刺耳基於維護弱勢社群,對公權的監察、制約是合理及必須的。但近年香港私權無限膨脹,公權大幅弱化的背景下,若只許自己有言論自由,對有公職的所謂公權者堆砌種種理由,要求人家自我克制。這種濫用私權,以致「官不聊生」的現象原來不獨香港這個稱譽為最自由的經濟體出現,大中華地區自譽為「民主玫瑰」的台灣(見2月1日《亞洲週刊》介紹李鴻源的專輯)也一樣有。台灣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指出,電視談話節目名嘴罵人成了常態,每天就是竭盡所能要修理官員,罵久了,電視台觀眾就信以為真。因此,筆者聽到基於某人有公權力,便應自我制約,即是「叫你收聲、我講晒」,聽來刺耳。在今天這個傳媒無限發達的年代,尤其人手一部智能手機隨時可以做公民記者,香港特區的「陽光政府」還剩多少公權呢?看來香港正朝着台灣模式發展,有其本身內耗機制,造成私權濫用、公權弱化的非文明社會現象。本文探討這個公權弱化問題,一切還是從特首開始。特首要大學校長打救才有言論自由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便立即招來批評,說道擁有公權力的人,不能這樣,那樣才對。只有他們說了算,有公權力的人便不可以針對歪理講清講楚。幸好,貴為香港大學校長的「老外」馬斐森出來說,特首和學生同樣有言論自由。特首還是比不上學生,要大學校長打救,才有言論自由。筆者無意冒犯理應擁有制度權力的特區之首,但事實上在香港這個如斯開放自由的社會,特首的言論自由要大學校長打救是否笑話一宗?制約公權所為何事?西方政治重視制約公權。這與英國於1225年的大憲章所伸延的傳統有關,即封建貴族以大憲章來制約英國國王的絕對權力;而承傳這傳統的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影響美國立國的憲政模式。不過,這些都是舶來品。中國傳統是講求從賢不從眾。中國人為政之道是回應天意及民心,或者以德配天,舉賢任能;而非重制約,致有牟宗三中國政治傳統強治道弱政道的講法。最近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出了一本新書,筆者亦曾介紹過。他有見不少民主政體未能做到有效管治,才「痛改前非」(筆者語)修訂他較早前預計自由民主政體是歷史終結的預測。今天的福山認為良好管治有三大元素:有效政府、法治及民主問責制。福山認為缺乏有效政府而發展民主,會產生管治失效。台北捷運到澳洲高鐵的超慢速最近,馬英九以「台灣民主為傲」。《亞洲週刊》的邱立本卻諷刺「台灣民主玫瑰」「展現大家艶羨的美麗」之外,還帶有「意外的刺痛」——連接台北至桃園的捷運,全長50多公里,卻建了快20年,到今天還未知何時通車。台灣民主政體的速度不是例外。筆者過去1年多經常考驗朋友的智慧。我的問題是,2013年初澳洲出了一份顧問報告,分4期興建由墨爾本至布里斯班全程1700多公里的高鐵,估計什麼時間完成?內地的朋友是3至5年,香港是10至15年。在我揭開謎底之前,先講一講香港特區公權弱化的情况。香港特區公權弱化的事例一切由特首梁振英開始。他被某些人稱為「狼英」,又叫做「689」;在香港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是貶意。就算他的女兒齊昕因為承受精神壓力而做出自殘行為,他有能力保護嗎?特首身分外亦是常人一個,就算是為了保護女兒,做事被認為「蹩腳」,是否禍及妻兒。中國人亦講有理讓三分。但濫用公器的傳媒、名嘴的嘴臉真是令人搖頭嘆息。維持社會的法律與秩序,最重要是警隊。然而,在佔領運動期間,示威者在特首辦外,設置路障阻止警員換班,斷絕食物、食水供應。更有甚者,示威者竟然要檢查救護車才能放行。公權弱化亦成平常事。1月初禽流感爆發,政府要用打鼓嶺檢查站批銷本地活雞;由於當地村民反對而放棄,最終亦只得用「車對車、雞籠不落地」的妥協方法解決。當然,政府尊重民意,公權弱化是否問題見仁見智了。香港憲制實情是三權分立。特區政府每年要向立法會提交財政預算。這是行政立法制衡的設計。今天的「拉布」否決政治有制無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透露,上年度財委會批出的工程項目撥款只有36億,不及2012/13年900億的5%;因「拉布」而延誤工程造價增加25億。去年財政預算立法會70位議員一共提出六七千條問題。據筆者所知,政策局的同事要全情投入準備「尊貴議員」「有智慧的」審問。審問一點不差;好像李鴻源的講法,「質詢時想盡辦法要羞辱官員,想盡辦法要找你麻煩,不然就好像對他的選民無法交代」。因此,我那些謹謹慎慎、任勞任怨的同事便要花兩三個月準備六七千條「line to take」。「官不聊生」形容這種苦况亦不為過。香港司法獨立是清楚不過。特區政府不可能影響法官判案,但卻要承受它判決的影響。一直以來,香港的法官對保障集會、遊行權利看得十分重,要求警方作出最大克制。舉例說,「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於去年6月涉嫌衝擊立法會大樓,法官判強行企圖進入立法會大樓罪不成立,非法集結罪成立,判罰款5000元。這有何阻嚇;當然我們要依法治港!不要說特區政府公權缺位,被妖魔化的中央政府在香港亦是馴服的羔羊。吳恭劭、利建潤侮辱國旗、區旗案便是一例。首先是上訴庭裁定國旗與區旗條例牴觸《基本法》而撤銷定罪。後來港府向終審法院上訴,最後裁定兩罪成立,但只各自簽2000元及守行為1年。阻嚇力如何?中央政府在其擁有全面管治權的特區內亦是公權缺位!信奉自由不應受任何限制的網民的反應是燒國旗、區旗”so what”!澳洲高鐵建設速度答案澳洲高鐵建設速度答案是2065年,52年。當然,我們不能說,要52年才規劃建成一條只有1700多公里的高鐵全然是民主的問題,還有諸如分段興建及估計人流等考慮。但當其效率與中國高鐵比較——2004年作長遠規劃,2008年已建成第一條,2014年底已有16,000公里高鐵。中國速度與台北桃園捷運差距太大。澳洲例子只是說明,民主政體要義是一切事情都按程序辦事,決策緩慢是制度及結構性。還有各種環評及利益團體各自演繹「不在我後花園綜合症」,只顧個別及局部利益的劣質政治多的是。不是說民主不好,但民主變成民粹,公權弱化的失衡如何糾正呢?香港還未完全步入全面民主階段,私權膨脹、公權弱化已彰彰明甚。問題一切由特首的言論自由開始,他若對歪理沉默,歪理會變成「真理」。香港不再是一個公權有效制約無理刁民,不是指一般文明守法市民的社會了。燒國旗、區旗”so what”!有何對策?其一,公權是眾數,公民社會亦是眾數。要細分兩者,不宜兩極化,要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贏格局。其二,公權依附制度才有權力,權力要制約,但亦要有效使用。西方政治重程序、制度,中國傳統政治重治道,人的關係及律己。如何平衡才是為政之正道,做人之中道。特首行使言論自由是治道。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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