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與歐盟潛在危機

英國公投結果,決定退出歐盟。英國內外為此結果大為驚惶失色。綜觀這兩星期英國市民反應,很多投下脫歐的人都表示後悔,想不到自己的一票真的使英國脫歐成真。公投前支持脫歐的政客所許下的承諾,也紛紛落空。至此支持脫歐的市民如夢初醒,才知就算英國所謂「脫歐自主」,根本解決不了外來人口入境問題;上繳歐盟的經費,也不會因脫歐而回放到國內福利。加上很多大財團已表示會遷離倫敦,於是很多人便致力發動第二次脫歐公投,希望再用公投使英國重回歐盟。但是次脫歐公投籌備已久,正反雙方都已盡量說明脫歐利害,市民理應已有足夠時間衡量輕重。再推公投,根本就是輸打贏要。所以英國政府與歐盟絕不容許英國在短期內再推行公投。英國瓦解危在旦夕公投過後,最有趣莫過於各地各國的反應。英國內部面對的是聯合王國瓦解危機。北愛爾蘭、蘇格蘭已表明,絕不會因這次公投而使兩地脫歐。所以兩地極有可能推動公投,希望藉此脫離英國,而保留兩地在歐盟的成員身分。雖然上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但今次蘇格蘭借脫歐危機而再推動獨立運動,實是高明之策。現在甚至有傳言,倫敦市民為了保留在歐盟,也希望爭取公投倫敦脫離英國獨立而留在歐盟。由此可見,英國瓦解問題危在旦夕,或許幾年後英國真的成為歷史,不復存在。雖然北愛爾蘭、蘇格蘭的盤算如此,但是否成功也要視乎歐盟決定。對於北愛爾蘭、蘇格蘭推動公投而留歐,歐盟似乎未有定論。但西班牙率先表明,一定反對北愛爾蘭、蘇格蘭以獨立身分加入歐盟,兩地必須與英國一起退出歐盟。明顯可見,西班牙不想北愛爾蘭、蘇格蘭在歐盟開下先例,因為萬一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公投成功獨立後,便可借北愛爾蘭、蘇格蘭之例,順利加入歐盟。觀乎歐盟整體對英國脫歐的態度,除了言辭表示可惜外,實質並無任何惋惜之舉。反而歐盟核心六國外交部長——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已要求英國要立即啟動脫歐申請程序,態度十分強硬。眾所周知,英國自19世紀一直對歐洲大陸國家採取「光榮孤立」,各自不相往來。就算英國在20世紀中後期加入歐盟,「光榮孤立」的想法仍然揮之不去。所以英國加入歐盟一方面想在單一市場獲利,但又不願授予歐盟更多權力,處理歐洲的公共事務。歐盟一直對此十分不滿,現在難得有此機會,誓必盡數取回英國在單一市場的利益。歐盟藉此向英國、其他成員國想發動脫歐公投的右翼政黨表明,歐盟絕不因為脫歐威脅而屈服,改變為右翼的排外路線。所以今次英國脫歐公投,非但不會使歐盟瓦解,反而會使歐盟更團結。把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雖然英國脫歐已成定局,但脫歐的談判仍有爭議之處,例如人口自由流動便是難題之一,因為已有相當多的英國公民在歐盟成員國內工作、生活。如果突然趕走這些英國公民,勢必影響成員國經濟。但如果要求這些英國公民入籍當地國家,也不是可行辦法,因為成員國必然只想工作人口入籍,但不希望退休的英國公民入籍。再者,如果英國與歐盟達成其他經濟協議,也會因而影響歐盟與瑞士這類非歐盟成員而有緊密合作國家的協定。所以英國脫歐,一次過把所有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至於如何解決,仍有待觀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歐盟為了維繫歐洲的和平理想,絕不會因為利益問題而輕言解體。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7月13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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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危機與歐盟改革

經過歐元、難民問題後,歐盟再次面對成員國脫離組織的問題。英國在6月23日舉行公投,決定是否繼續留在歐盟。之前的民調顯示,脫歐派一度壓倒留歐派,英國大有脫歐之勢。雖然自從支持留歐的工黨議員考克斯在街頭遭槍殺後,留歐派的支持度稍為超前脫歐派,但仍然勢均力敵。然而,理智一點考慮,英國一旦脫離歐盟,歐盟不再支持英國,投資者很大可能在英國削減投資,更遑論英鎊與歐元匯價問題,將為英國經濟帶來巨大打擊。所以筆者估計,英國選民還是會明智地選擇留在歐盟。脫歐難解英移民經濟問題今次英國脫歐派的理由,正是針對英國在移民、經濟問題無法完全自主,處處受制於歐盟的不合理政策。換言之,支持脫歐的人,都會覺得英國臣服於「歐盟霸權」,英國便淪為次等國家。很明顯,脫歐派的理由,不外乎是「國家主權至上」。這種「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正是阻礙歐盟整合的最大阻礙。一國政府要處理國內公共事務,它要有最大的主權當然無可厚非,否則不能處理這些事務,建立秩序。但國與國之間交流愈多,國際的公共事務也愈多。要處理這些公共事務,不是某國只憑一己意願,而漠視其他國家意願。所以眾多國家必然需要合作,授權合作組織,才是解決國際公共事務之道,以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既要以聯盟形式合作,但又不想授權,要維持自己國家主權至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縱使英國退出歐盟,也不見得英國內的移民、經濟問題便可以解決,因為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已達到密不可分的地步。英國也不可能不考慮歐盟的意願,而擅自處理歐洲移民與經濟問題。因為英國自作主張的後果,勢必引起其他成員國不滿,很大可能會引致歐盟實行經濟措施報復。所以英國實在沒有理由要退出歐盟。政治整合問題擺在枱面然而,今次英國脫歐危機,正式把歐盟的政治整合問題擺在枱面。其實數年前的歐元問題,已指向歐盟的政治整合。經濟學者佛利民(M. Friedman)在2000年與「歐元之父」蒙岱爾(R. Mundell)的辯論已表示,歐元穩定性問題,最終都會還原到政治問題。換言之,各國是否願授予歐洲中央銀行更多權力,建立超級經濟主權組織,處理各國發行歐元,以至債務問題。但佛利民已表示並不樂觀,因為各國並不願意交出更多主權,只會願意維持最低程度整合。事實也證明,歐元財政聯盟的處理希臘債務、歐元危機的方法,仍然極力回復危機前現狀,並無從制度上解決財政聯盟整合問題。雖然歐盟承諾,英國公投後仍留歐便會推動制度改革,但估計短期內成效有限。因為「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在大多歐盟成員國心中仍然難以消解,歐盟的不穩定狀態仍然繼續。然而,從長期發展看,歐盟改革會愈來愈好。因為這種不穩定狀態,必然生出更多方面的重大危機,從而迫使成員國進一步轉授歐盟更多權力,以克服危機。當然,讀者或者會認為,成員國也會選擇退出歐盟,使聯盟解體。但由於這個選擇代價太大,甚至有大戰發生的可能,所以成員國不大可能會這樣做。因此,歐盟的改革雖慢,但長遠仍然朝往建立穩定秩序方向發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23日) 英國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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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遺害與今日中國

文化大革命50年前爆發,歷時10年。由於這場運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度、範圍都是歷史罕見,因而也有歷史學家稱為「十年浩劫」。但現時香港竟有極左團體,慶祝文革發動周年紀念,高舉所謂毛澤東思想。這種做法疑似借紅打紅,啼笑皆非。但文革運動的遺害,不可忽視。回顧這場運動的起因,固然與中共內部權鬥有關,但同時也是中共建國運動思想發展的頂峰。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預言的歷史最後階段,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誓要鬥倒「萬惡資本家」、「資本家的走狗」不可。但這種所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想法,只是按鬥爭原則實行,集中批鬥對抗力量,根本就沒有考慮如何着手營造新秩序。從1949年建國以後,雖然各種政治運動都已把中國內的資本家鬥死,但共產主義社會卻未出現,於是鬥爭原則應用便由黨外部轉移至黨內,也即在黨內找所謂的敵人。典型例子便是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標籤為「蘇聯式修正主義」,破壞中國共產革命。所以文革可說是中共的「自殺運動」,許多忠實的中共黨員也在這場鬥爭被鬥死。民間觀念與制度脫軌愈來愈嚴重經過「十年浩劫」,中共高層自此意識到,不能再用鬥爭原則處理經濟問題。於是中共便拋棄共產主義理想,轉至實用至上、唯利是圖的想法。50年後,雖然中國的社會、經濟有一定的進步,但文革的影響卻遺害無窮。當時流行「破四舊、立四新」主張,傳統文化幾近連根拔起,但卻不見得因而建立新文化秩序。民間因為缺乏傳統道德觀念制約,人的原始動物性便演變為劣根性,橫行無忌,例如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遠比其他國家遊客要多。但要數劣根性影響之大,莫過於現時中國的資本主義觀念。在很多中國商人眼中,就只有獲取最大利潤原則,其他道德問題根本不需考慮,因而毒食品、豆腐渣工程便比比皆是。雖然政府極力呼籲商人要按良心做生意,但毒食品、豆腐渣工程問題仍然有增無減。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的資本主義是更徹底的資本主義。當然,中共高層也意識到價值觀念崩潰問題,於是不時高調宣揚傳統儒學觀念。但政府有多了解傳統道德價值,又有多大決心在制度內推行這些傳統價值,大家有目共睹。雖然文革使中共明白「自殺運動」的恐怖,轉而接納資本主義,決心推行中國現代化,但不代表中國現代化運動走上正軌。一方面中共強調社會、經濟要現代化,但政治制度卻堅持維持在前現代的獨裁階段。換言之,中共只是把現代文化肢解為幾部分,只選了對自己專權有利的經濟現代化,對自己獨裁不利的自由民主政治部分則極力排斥。於是民間出現了現代化經濟制度、生活,與政治、法治觀念維持於前現代的古怪結合,也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間的觀念與制度脫軌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根本無法整合而建立穩定秩序,維權事件因而無日無之。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模式高增長的經濟制度還可以維持多久,已令人甚為擔憂。盲目崇拜權威想法仍揮之不去文革50年後,我們見到更多文革年代的照片。群眾瘋狂投入文革運動的程度與數量,絕不比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時代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三者的主張不一,但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通點,就是群眾把領袖人物神化崇拜。一小撮人神化政治人物,為害或許不大;然而一旦所有國民放棄理性反省是非對錯,預定領袖是人而神,做事永遠不會出錯, 事事順從領袖,則為禍深遠了。 或許今日中國民間已擺脫了把領袖神化的想法,但盲目崇拜權威的想法卻仍然揮之不去。這種「只問關係、不問是非」的思考方式,就肯定將會是國家的厄運。難保另一個文革不會在中國出現。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6月2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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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與救亡 保守與激進

旺角騷亂發生後,抗爭運動進入新階段。所謂新階段,就是指抗爭手段已加入一定的暴力成分,已不再如以前非武力方式的遊行、靜坐抗議。這種新階段的抗爭方式頗值得注意,因為它不單止是抗爭方式改變,同時抗爭主張也完全往另一方向發展。如何了解社會整合 決定抗爭方向抗爭之所以出現,當然要預設社會整合出現某些困難,因此我們才需要克服這些困難,便會用上抗爭手段。但至於我們如何了解社會整合困難,便決定抗爭的方向發展。如何處理這些困難,不外乎是變革與救亡兩種。支持前者的人認為,雖然社會的觀念、制度、生活方式有各種問題,但尚未完全崩潰,我們仍可以用溫和抗爭方式,推動社會變革以克服困難。支持救亡的人卻認為,整個社會發展已去到生死存亡的地步,不用進一步的抗爭方式,根本不能克服社會的困難。基於這兩種理解社會整合困難,抗爭也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也即溫和與激進。溫和與激進抗爭的演變歷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國現代史。熟悉中國現代史的讀者也不會反對,「變革與救亡」是晚清至中共建國這段歷史的主題。我們從自強運動、晚清改革、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至大部分中國人接受最激進、主張「暴力革命」的共產主義建國等歷史事件可見,每一次相對溫和的變革失敗,救亡意識便會愈來愈強,由此產生下一次更激進的抗爭。原因很簡單,因為群眾要求的目的不能短時間內達到。群眾的挫敗感非常大,但救亡心態也因而加強。於是群眾會認為,以往的相對溫和的抗爭方式根本無用,反而要選擇更激進的方式,才可克服眼前困難。然而,抗爭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大多會變成非常怪異的局面。但凡以前所謂的激進抗爭者,提出一些不夠激進的方式抗爭,這些人一概會被標籤為保守勢力。另一方面,雖然新一輪的抗爭者態度比之前的人更激進,但抗爭成果仍然有限,因為抗爭的內容或多或少都是依循前人經驗。所以抗爭者一方會怪罪於所謂的保守勢力阻礙抗爭,另一方面他們會尋求抗爭手段突破。有這種思維的人,很容易便接受「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類似於近期本土派「抗爭無底線」的說法。「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邏輯問題先不論是否會爭取到一般市民同情這種想法,這裏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支持「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一定要解答。「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意思是指,為了實現目的,必然使用任何手段,不理好壞。但要實現良好目標,都必要用上壞手段的話,所謂好目的必然有壞成分在內,這個目標好極有限。我們都會承認,抗爭的目標是想修改以往香港的價值觀念、制度,朝往尊重市民權利、實行民主制度之方向發展,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們會理解這些是良好目標。但要實行侵害人權、無理殺人之類的手段,怎可能會產生上述所說的良好目標?良好目標必然包含壞手段,但良好成分又不受影響,當中的邏輯關係如何可能?當然,所謂從事革命的精英分子便會說,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類想法自蘇聯共產黨從事革命開始,已流傳甚廣。蘇共用很多說法,想證明自己做得對。他們大概會說:由於社會已受「萬惡資本家」操控,又有很多「資本家走狗」,社會充斥「愚昧的群眾」,可謂「現行反革命」;「愚昧的群眾」唯有服從於黨「革命精英」領導的「暴力革命」,社會才能進步。大概只有要求暴力革命的人,才會接受「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所謂激進抗爭。當大部分人都認同社會救亡的目的,激進抗爭無可厚非,打倒保守態度也正常不過。抗爭手段當然可以突破,但不等於可以毫無原則、底線。不是為了實現理想,就可以隨便犧牲他人權利。否則,接受「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與極權組織所謂革命精英根本無分別。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2月2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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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憤動亂 整合崩潰

旺角小販擺賣一事,由執法人員不停驅趕小販,演變至所謂的「暴亂」。政府小事化大的例子,莫過於此。在太平已久的香港,突然出現這些亂事,未免會令一般安坐家中、只收看電視直播的市民大驚失色。與其他國家暴動對比,或者與香港六七暴動相比,今次的亂事其實離暴動尚有一大段距離。然而今次亂事已顯示,香港的政治困局已轉入另一階段。這一個階段我們可以從兩種特性解釋。香港政治困局轉入另一階段第一種特性就是民怨沸騰,已達臨界點。原本驅趕小販只是小事一樁,但警察使用的人手多得嚇人,甚至舉旗警告、使用胡椒噴霧、出動防暴警察,最後甚至有警員開槍示警。眾所皆知,香港人一向都是求財不求氣,一見勢色不對便會走。但今次警方這樣做,非但不能趕走市民,反而聚集更多人前來旺角。及後面對警察追打,示威者不甘示弱,隨手拿地磚、玻璃瓶還擊。這些反應,都是以前的示威從未出現。讀者或會認為當中有人策劃這些反擊,筆者也不會反對;但策劃的人數會多達幾百人,似乎不大可能。可以使幾百人參加是次亂事,足以說明民憤有多大。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下次可以是更芝麻綠豆的小事,化為更糟的大亂事。第二種特性指涉群眾心態改變。香港長期以來的示威活動,相當和平,以至2014年的公民抗命運動,參與者大多能堅持非暴力抗爭,爭取普選。但無奈中共堅持違反承諾,拒絕香港普選。群眾挫敗感非常強烈,會認為所謂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已無用,與政府理性對話之路已盡。或有人會心灰意冷,但也有人認為,只有暴力抗爭才是出路。這種群眾心態往暴力方向的改變,只會愈演愈烈。警方與群眾在下一次亂事的暴力程度,會以今次旺角亂事為基準。由此雙方一次比一次暴力,形成惡性循環。歸根究柢,政府官員完全漠視民意,才是民憤之源。從港大校委會主席任命、各項「大白象」工程超支撥款,以至今次驅趕小販之事,政府一意孤行,完全不理會市民反對意見,甚至認為,有反對意見就等於阻礙香港進步。其實有反對、批評意見正常不過,因為所有政策總有缺點,能修改錯誤絕對是好事。但政府已不會理性思考,反而以敵我二分來看待反對聲音,其自大之程度令人咋舌。政府官員當然不傻,自然明白推行逆民意的政策,後果會有多嚴重。香港政府當然知道這些衝突後果,但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都不擇手段推行逆民意政策。這只有一個解釋:政府完全不把市民放在眼內,也不怕市民作反,反正有什麼事,政府不問情由,以違反法律為由,派警察捉人、鎮壓。或者有讀者認為,香港政府可能會在今次事件重新檢討政策,會有改善,一如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在社會政策都大有改善。但按現在的形勢,整個政府根本缺乏政治理想,只知權鬥爭利,不可能有什麼改善。再者在政府官員的這種心態下,警隊近幾年的執法不公、使用過分武力的表現,未如人意,更遑論有部分警員知法犯法,警隊形象一落千丈。眼見政府帶頭不遵守既定的合理法則,反而不斷叫人要守法,然後警察過分使用武力,胡亂拉人,請問正常的普羅市民會有何反應?以後一個小小的火頭,都可以引致民憤爆炸,屆時便真的會有暴動。前現代與現代文化的衝突筆者當然不希望見到會有暴動出現,但事與願違,香港正往這個方向走。正如筆者一直強調,香港社會的困局,都是前現代與現代文化衝突的結果:中共只想發揮香港的現代經濟功能,政治制度則維持半獨裁半民主現狀,近來甚至要往前現代的專制統治方向拉。這正與香港人已接受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價值觀念衝突,互相拉扯。這些拉扯的具體表現便是不同層次的社會衝突。新的社會秩序非但不能整合,原有的社會生活秩序只會漸漸崩潰。要解決問題,就只有把政制完全現代化,也即民主化,使價值觀念與制度一致發展,而不是倒過來,要求香港市民放棄現代進步的價值觀念,倒退回前現代的保守觀念。就算中共想維持香港這種半獨裁半民主現狀,都不是這樣再幫香港人選一個完全漠視民情、只知權鬥爭利的特首。長此下去,香港的經濟功能也因為民憤問題而消解。所以如果中共政府可以理智一點的話,給香港政制進一步民主化是利多於害。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2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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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問題

台灣總統選舉由民進黨蔡英文勝出,成為下屆總統。一如預期,國民黨執政8年,政績乏善足陳。不過最為台灣民眾反感之一點,莫過於國民黨的中台政策過分親中,甚至有卑躬屈膝之嫌。尤其藝人周子瑜所謂「台獨」事件的威力,足以與當年陳水扁總統選舉兩顆子彈媲美。當全台灣罵聲四起之時,國民黨才施施然發表聲明,內容也未夠強硬捍衛台灣地位。結果大部分台灣民眾自然票投民進黨,其意義非常清楚,就是向北京這種恃勢嚇人的態度說「不」。說「不」過後,中國民間與官方的反應頗為有趣。例如有外國媒體訪問一些華人,如何判斷今次台灣選舉。他們的答案不外乎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和和氣氣」、「始終都要統一」、「何必分離祖國」之類的用語。官方的反應就一如既往,不斷強調以前中台訂立的「九二共識」,要求台灣不可違反;甚至有解放軍軍官聲稱,一旦台獨出現,中共便要武力統一。雖然蔡英文勝出後便立即召開國際記者招待會,表明不統不獨之意,但中國民間、官方似乎都無視蔡英文的說法,只是不斷自說自話。由此可見,大一統意識在大部分華人心中都根深柢固,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當然,大一統也是中共處理領土問題的最高原則。兩個層面看大一統「最高原則」所謂大一統蘊含兩個意思:一、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而「最高原則」之意,是指任何情况絕不讓步,稍有讓步便必然是違反原則。然而,這個最高原則是否真的理所當然,卻大有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看。第一層是實際運作層面。綜觀最近10多年中國外交,雖然中共多次在釣魚台、南沙群島等爭議之地表現強硬,但有些時候也違反這條最高原則。例如2005年中俄兩國在東北領土問題達成之協議,中國最後放棄部分黑瞎子島主權,讓予俄國。當然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如何權衡利害,放棄部分領土未必是壞事。所以在這個反例可見,大一統原則並非鐵板一塊。如果有其他理由,可以迫使最高原則讓步,那麼已不是最高原則了。第二層則是理論層面。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支持大一統的理念?如果是因為兩個地方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語言便要統一,這個理由難以成立。德國與奧地利便是一例。兩國都是德語區,但絕不會因此而統一。倒過來說,不同文化、語言的民族,也可以為了某些好處而統一於某套制度之內,例如美國、澳洲。所以大一統與否,絕非按同一文化、語言根源而成立,只能依統一的利害、好壞而考慮。台灣維持不統不獨 是最合理做法把大一統想法放在台灣,我們要考慮的,並不是什麼中國血統、中華文化源流,而是統一之後對華人整體帶來的利害。所謂利害,是指基本人權保障、社會正義等方面衡量,這些都是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簡單而言,就是直指健全民主制度能否建立。事實上,中台兩地能統一的條件非但不強,而且離成熟愈來愈遠,因為兩地人民的價值觀念、制度以至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尤其是台灣的民主選舉,由開放黨禁後種種的黑金政治,已過渡到今日的良性兩黨輪替。其他華人地區,望塵莫及。勉強要統一台灣,只是要消滅台灣現有的良好政治功能,值得憂慮之事極多。例如以往中共想以香港「一國兩制」為模範,籠絡台灣民心,藉此保證台灣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不變。但不用50年,中共不斷干預,香港制度、生活方式已有大改變,甚至已出現信心危機。香港問題對華人社會民主自由化運動,當然並非有利之事,反而有害於整個運動。中共不斷強調大一統,只是把中台的政治問題理解為民族問題,刻意忽略政治制度現代化問題。在歷史上出現大一統帝國的例子,無一不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往往只是強調民族光榮之類好大喜功之事,這些是殘餘的前現代政治理念。正如上文所言,現代政治關心的是權利、社會正義的制度問題,絕不會是民族光榮問題。中共強調大一統,只是政治領域內現代與前現代文化的衝突。就算最後勉強成功統一,兩地的社會也不會出現新整合,只會瓦解。所以目前台灣維持不統不獨,仍然是對中台雙方最合理的做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29日)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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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之總理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成為《時代》雜誌2015年風雲人物,內頁報道的標題為「自由世界之總理」(Chancellor of the Free World)。可以肯定,回顧今年歐洲以至世界大事,她在處理各大危機確有貢獻,這個標題一點都不會過譽。沉着應付歐元危機按時代雜誌的說法,默克爾今年處理了兩個大危機。第一個是歐元危機。雖然整個危機由2007年開始,歷時至今已有8年,但卻未完全解決。特別是希臘債務違約問題非常困擾,涉及歐元能否穩定發展。直到今年年初,希臘的經濟危機迫使希臘政府想違約,甚至意欲公投退出歐元區。一國的經濟問題,已惡化到整個歐元區的成員國之間能否再合作下去。當然歐元成員國、歐洲中央銀行也有心理準備,希臘會隨時退出歐元區。但任由希臘退出歐元區,雖然暫時可以紓緩經濟壓力,但對歐洲整合卻是大倒退。面對希臘政府、民間的眾多責難,默克爾都沉着應付。一方面她表示尊重希臘公投,但另一方面堅持希臘政府遵守借貸協定,並返回談判桌上處理。最終默克爾成功令希臘接受借貸協定,維護歐元區的整合穩定性。也因為這件事,歐元成員國的人做了一個新字——「Merkeling」,以描述默克爾這種處理事件的耐性。難民危機 領袖風範表現無遺另一個危機便是敘利亞難民潮。到今年9月,敘利亞難民數量突然大幅增加,由以往每月幾千人增加至數萬人。難民從海陸兩路進入歐盟地區後,便徒步走到奧地利、德國、丹麥等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面對龐大的難民,大家才發現,原來歐盟並沒有統一的難民政策。而且難民來自伊斯蘭國家,很多成員國都有反伊斯蘭的極右組織,所以很多政府都不願接收難民。德國當然也不例外,國內極右組織PEGIDA、LEGIDA已成形,貿然收容大量難民,必然會助長極右勢力。但默克爾基於人道原則,毫不猶豫宣布未來會收容80萬難民(但後來面對黨內反對壓力,她承諾大幅減少接收難民數目)。當然其中也有經濟利害計算,而且民意可能有極大的反彈,但默克爾仍然敢於面對。在危機之中,把保護基本人道的立場放在首位,真正實踐歐洲長期尊重的普世價值,默克爾的領袖風範表現無遺。回顧默克爾從政的日子,由從東德出生的人,經過多年努力後成為第一個德國聯邦女總理,確是不容易。但正因她的背景,德國人也不乏懷疑。例如逝世不久的前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電視的清談節目便曾明確問道,雖然默克爾登上總理之位,究竟來自東德的她,是否真的明白、關心歐洲發展?但從今年默克爾處理兩大危機的手法,已足以否定這些懷疑。歐洲各國仍能維持聯盟,默克爾功不可沒。雖然默克爾今年處理兩大危機的成果獲得肯定,但兩大危機尚未徹底解決。如果讀者有留意歐洲經濟新聞,不難發現希臘還債問題仍不時出現。只是因為難民、恐襲問題暫時蓋過了歐元問題而已。雖然難民問題暫時告一段落,但一大群伊斯蘭文化的外來人,如何能與歐洲社會整合,卻是未來的難題之一。雖然很多德國政治領袖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停強調社會整合,但他們具體的整合方案卻尚欠奉。再者,他們理解的整合問題,只是地區文化問題,也即西方與伊斯蘭文化,而非歷史階段、現代與前現代的文化問題。加上法國恐襲事件已明顯說明,歐洲過去二三十年的文化政策頗失敗,因為歐洲也成為輸出恐怖分子的來源地之一。所以未來歐洲文化究竟如何整合、如何幫助伊斯蘭現代化,將會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能否推進政治聯盟 拭目以待正如哲學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說,歐盟要解決上述的問題,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要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由此在成員國內實行更統一的政策,建立有更長遠而穩定意義的歐盟,不再是各自為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心態處理公共事務。默克爾在未來的政治生涯,能否把歐盟再往政治聯盟推進一步,拭目以待。作者是旅德學者文:瑋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1日) 德國 歐盟 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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