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不像香港的那麼絕望呢?

上文《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如此討厭保守黨?》提到,保守黨過往七年的執政劣跡斑斑,加上其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和 Theresa May 在競選期間的可笑口號,令年輕一代其實有很多可以絕望的理由。 那麼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不像香港的那麼絕望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看到了盼望,而他們看到了盼望,因為他們看到了改變的可能。 今次大選勝利是屬於年輕人的 這要由 Theresa May 在四月中宣佈大選時說起。當時民調顯示保守黨即將取得壓倒性勝利時(大選初期,保守黨曾大幅度領先工黨二十四個百分點),但最後保守黨不但沒有大勝而回,反而喪失議席,失落國會大多數的議席。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年輕人促成這次工黨的勝利。 在過往英國的大選中,年輕人的投票率向來遠低於年老的一群,以至某程度上,年輕一代的聲音往往在國會中得不到充份的代表 (under-represented)。去年的脫歐公投中,在絕大部分年輕人支持留歐的情況下,仍然得出 52:48 支持脫歐的結果,就是其中一個清楚的例子。 但這次的大選拉票期間,卻不斷有不少年輕人登記做選民的新聞。而在大選當日,不少鄰近大學的票站,更見到不少年輕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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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如此討厭保守黨?

英國大選暫時曲終人散,結果震撼全球。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雖然仍然維持國會第一大黨,但卻失落國會的大多數。最新的進展是 Theresa May 正和反同、反墮胎、否認全球暖化和支持死刑的北愛爾蘭的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筆者中譯,下同)磋商,希望能結成一個鬆散的 “Confidence and Supply” 聯盟(註一),以組成政府。 不少評論嘗試剖析保守黨為何輸掉選舉,和英國政局,包括即將展開的脫歐談判,將會如何發展,我卻對如何從今次大選窺探英國年輕一代,並從而對照香港的年輕一代,更感到興趣。 保守黨在英國年輕一代的心中,和香港那些無恥政客在香港年輕人心中的地位大約沒有多大的分別:保守黨執政七年以來(首五年和自由民主黨 (Liberal Democrats) 聯合執政)劣跡斑斑,「本應」令年輕人感到絕望,但現實上他們在現實中並不那麼絕望。為什麼呢? 本文嘗試先回答第一部分: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如此討厭保守黨? 保守黨的劣跡斑斑 要細數保守黨的劣跡,可能要另外寫好幾篇長文才能做到,但主要的也包括下列幾項: 首先,其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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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還懂得如何悼念六四嗎?

六四周年將至,民主派的政客又開始忙碌擺街站,印宣傳物品,辦燭光晚會,呼籲港人毋忘六四。 但另一邊廂,林鄭當選後的兩個月,同一班民主派政客卻先後莫名其妙地提出特赦七警等「大和解」主張。更甚者,他們甚至像當日白鴿在 2010 年政改時走進中聯辦一樣,走進候任特首辦和林鄭杯酒言歡。林鄭甚至曾應邀出席公民黨的籌款晚會。 雙方不但沒有劍拔弩張,相反,關係良好得似乎處於十年以來的高位。 看著民主派如此自相矛盾的行徑,我不禁想問他們一句:到底他們是否懂得如何悼念六四嗎? 六四對香港人的本土意義 正如我去年在《我不是中國人,我可以紀念六四嗎?http://wp.me/p8iPwg-6r9》一文中指出,若我們不將香港人的歷史和一廂情願的大中華情意結混為一談,我們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六四曾是不少香港人第一次不得不接受中共邪惡本質這個殘酷真相的覺醒時刻。經過了接近十年不切實際對「民主回歸」和鄧小平的幻想後,我們終於被逼丟棄這些幻想,明白「我們不是『回歸』一個正在改革開放和步向文明的『祖國』,而是將被一個視人命如草芥、殘暴得完全沒有底線、和所有文明和理智對著幹的的邪惡政權吞噬和『收返』」。 在這個角度下,紀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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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北京,從此有了一個操控民主派選委票的方法了

郭榮鏗在上星期六(4/3)高調出來宣佈民主 300+ 將會保持一致,將所有票投予最高民望的一名候選人,換言之,「跟隨民意投票」。 先撇開這是否真正的民主 300+ 的共識,還是有人「假傳聖旨」,企圖製造錯誤的公眾期望,然後以所謂的「民意」脅逼不同意見的選委就範,「跟隨民意投票」似乎一直是一個大家揮之不去的迷思,彷彿若民主派選委不「跟隨民意投票」,就不配稱自己為民主派。 民意隨制度而改變 任何對選舉制度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民意是一個很瞹昧的概念 (an elusive concept)。當選舉制度有所變更,民意也會隨之搖擺。所以在單議席單票制(單單制)「勝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的制度下,民意通常都會集中在兩名主要的候選人身上,其他邊緣的小黨則似乎透明不存在一樣。相反,在(各種不同的)比例代表制下,較為激進的邊緣小黨也會有一定的民意支持。 這當然不是因為所有單單制的社會都較為保守,而是因為在單單制下,只能取得數個百分點的候選人根本沒有勝算,選民於是寧願選擇一個 “lesser evil”,以期能讓自己的選票發揮作用。這個時候,民意就會集中在兩名最有勝算的候選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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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是容海恩的 lesser evil 嗎?

林鄭最近大受西環小明力捧,令尊貴的容海恩議員深深不忿:明明我才是對黨忠心耿耿的「西環契女」,為什麼我的寵幸可以被林鄭你這個臨時接替 689 的港英餘孽搶得乾乾淨淨? 於是,容海恩決定報名參選特首。西環立即「龍顏大悅」,改為支持容海恩競逐下一任特首。就像葉劉之前被冷落一樣,林鄭也立即被打進冷宮,無人問津。 民主派的選委和評論員中間立即出現了一種聲音:在西環力捧之下,容海恩毫無疑問會得到西環的選委鐵票。而面對抗這個既無恥又只懂問「不如你話我知」的「西環契女」,惟有林鄭有能力可以和容海恩一戰。林鄭雖然同樣無恥,但好歹也做了三十年公務員,論能力應該遠在容海恩之上。在「兩害取其輕」的 lesser evil 原則下,民主派應該提名甚至投票給林鄭,讓她和容海恩一拼。 只有不踰越底線的 lesser evil 才有考慮的空間和價值 容海恩參選特首當然只是虛構的情節。但這個 lesser evil 的論述是否有點似曾相識呢?當你將容海恩和林鄭的名字換成林鄭和曾俊華,上述的論調正正就是過去數週不少自命民主派的選委和評論員的「薯粉」用以轟炸公眾的論調。在缺乏任何事實基礎下,他們一味力陳如何只有曾俊華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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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游說人支持曾俊華?

小圈子特首假選戰開始以來,曾俊華憑著亮麗的公關在四個主要的「候選人」中一馬當先。本來對於亮麗的公關能贏得港豬的歡心,我是毫不意外的,但當一些自命高瞻遠矚者都為他搖旗吶喊,就令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於是我嘗試理解不少自命民主派的「薯粉」的論調,就發現原來要支持曾俊華,其實並不困難。究竟「薯粉」們是如何游說別人支持這個北京任命了九年的前財政司司長呢? 原來我們只要「真・俊華」 首先,他們情詞逼切地極力描繪林鄭的十惡不赦和恐怖,包括說她是 689 2.0,包括說一旦上任就會強推廿三條及 831 框架的政改,或鞭撻她那些離地甚至侮辱上帝的言行等等。 然後,他們說,在這個極端的 evil 面前,他們惟有「被逼」接受 “lesser evil”。而放眼所有候選人,只有曾俊華有能力和林鄭爭奪特首寶座,只有他才可以成為對抗林鄭的 “lesser evil”。 當然「薯粉」從沒有解釋是誰逼我們接受 “lesser evil”,他們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只有曾俊華才有這個和林鄭一戰的能耐。彷彿只要他們說他是,他就是了。 但曾俊華也支持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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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主派不可以令胡官當選?

民主派選委在去年的選舉中大獲全勝,一舉奪得 325+ 的席位,令他們在選委會中的影響力大增。但影響力愈大,責任亦愈大。不少聲音於是開始討論如何「善用」這 325+ 票:一時間,「造王」、「堅持原則」、「選 lesser evil」等等聲音,就在過去數星期激盪不休。 在一片的爭論聲中,似乎沒有什麼人提出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民主派選委可以利用手上一票,令胡官當選:在坐視林鄭當選,或是助曾俊華一臂之力之外,我們是否能有這第三個可能性呢? 林鄭已有必勝的把握嗎? 以下的討論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北京或西環能控制的「鐵票」並不足 601 票。因為倘若北京已掌握 601 或以上的鐵票,任何的博奕均是徒勞,因為我們只能坐視北京或西環欽點它屬意的特首。 但從林鄭最近名符其實地出盡「奶」力宣揚她的必勝,我們就知道北京或西環其實並無必勝的把握。相反,從上屆的「唐梁之爭」中,我們應該可以安全地假設,選委中其實是「天下三分」:北京鐵票、游離的傳統工商建制票(游離工商票)和民主派。 胡官是一個 real choice 嗎? 若這個在 2012 的形勢在今年仍然大致準確,那麼民主派就有博奕的空間了。因為若「鐵票」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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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上帝叫我參選」狂言的延伸思考

繼一句「天堂留左位比我」後,和 689 一樣無恥的林鄭又有狂言,今次她則說「上帝叫我參選」。不少作者早已對此口誅筆伐,我就不拾人牙慧了。 我更感興趣的是,不少信徒對林鄭的狂言義憤填膺,怒斥為「妄稱神的名」,但他們會否其實也在犯同樣的信仰錯誤而不自知呢? 我有上帝的呼召嗎? 正如馬斯特指出,傳統華人教會一直有一套事事求問上帝的「呼召觀」。一些雞毛蒜皮之事,例如晚飯應否吃豆腐火腩飯,或許不用尋求呼召和印證,但一些重大人生決定,例如應否報考學校(尤其是神學院)、投考工作(例如特首)、和人共諧連理等等,一一都要尋求上帝的指引和引證。基本概念是,若沒有上帝的呼召,那麼我們就不應進那所學校、那間公司或那段愛情或婚姻。 背後的潛台詞,當然就是「上帝揀選我去(做某件事)」。某些受成功神學荼毒的信徒,甚至會認為上帝的「呼召」是「前路更為平坦順利」的代名詞。 在這角度下看,林鄭的「上帝叫我參選」,和一般信徒在教會分享「上帝叫我進神學院」,邏輯上其實並無二致。而林鄭若認為這代表她參選之路比其他人平坦,也可謂和這種成功神學的呼召觀一脈相承(註一)。事實上,正如馬斯特在同一篇文章也指出,若自稱天主教徒的林鄭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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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絕望之中尋找出路:談肥彭對港獨的回應

肥彭重臨香江,發表了多場演說。其中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午餐會,他就指港獨削弱了民主力量,也失去了在雨傘運動中建立了的道德高地。這是一個悲劇。坦白說,這番說話出自肥彭的口,其實令我有點驚訝。守規矩的肥彭還不是成了「千古罪人」這是因為當肥彭還是香港總督時,他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政績,就是推行所謂的「新九組」政改方案。這個方案是肥彭和一班幕僚在殫精竭慮仔細研究《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後,尋找出來的一個既合符這兩份「神聖文件」(sacred texts),又能盡量擴闊香港民主空間的方案。當然後來我們知道,在這兩份神聖文件之外,兩國外長另有一些私下書信來往,進一步收窄肥彭可以迴旋的空間。但一來肥彭當時並不知情,二來即使如此,書信不能凌駕雙方的正式協議,而「新九組」方案仍然合符英中雙方的正式協議。但這個精心設計出來的方案換來北京怎樣的反應呢?北京不但不欣賞,反而狠批肥彭像是一頭衝進精緻瓷器 (china) 店搗亂的蠻牛,是「三違反」的「千古罪人」。最後北京決定令「直通車」脫軌,「另起爐灶」。「新九組」方案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嗎?沒有。這個方案聰明嗎?當然聰明,簡直充分體現了英國人在看似沒有縫隙的法律條文中間如何仍能遊刃有餘的功架。肥彭很守規矩,肥彭很懂得怎樣在規矩的空間中發揮他的聰明,他也懂得如何在談判中佔據道德高地,一直強調自己遵守兩國協議。但最後結果怎樣?最後還不是成為北京眼中的千古罪人?最後還不是被指是令「直通車」脫軌的罪魁禍首?肥彭應該比任何人皆清楚,和北京談規矩、講文明,甚至道德高地,根本只是對牛彈琴,毫無意義。要是合約一方食言就破碎肥彭似乎暗示《英中聯合聲明》賦予港人爭取民主的權利,而北京粗暴干預,是它撕毀盟約,因此雨傘運動爭取民主就可以佔據道德高地。相反,港獨則是港人撕毀《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領土完整的條文,這會令我們喪失我們本來有的道德高地。對此我有兩個回應。首先,我必須指出,正如其名字說明,《中英聯合聲明》的雙方是英國和中國。香港人在過程中從未被諮詢,更遑論取得我們的同意。撕毀一份我們從未曾同意的聯合聲明,為什麼會有失落道德高地的問題呢?但我也可以接受,如果北京履行它在《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關於香港的承諾,維護香港的「兩制」,以香港人「閒事莫理」的性格,大半都會接受這個「河水不犯井水」的五十年不變的安排,不會挑戰北京的「一國」主權。但正如過去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北京從來無意遵守它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英國的承諾,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所以如今先撕毀盟約的,就不是港人,而是北京。正如一份合約必須雙方共同履行承諾一樣,若其中一方食言,另一方就有權終止合約,甚至追討賠償。這是討論港獨運動在香港抬頭的處境。我們不能將時空由 1997 年直接跳到 2016 年,然後問,為什麼港人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下的承諾,分裂領土完整。我們也不能將二十年來包括雨傘運動在內的民主訴求放在一邊,然後質問港人為何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甚至指責我們失落道德高地。港獨正是因為北京撕毀承諾的後果。港獨其實就是香港人清楚告訴北京,因為北京在《中英聯合聲明》這份合約上毀約,現在港人決定行使其權利,終止雙方關係,和北京「一刀就這麼兩斷」。結語:只是在絕望之中尋找出路我沒有水晶球,我的確不知道港獨是否如肥彭所言「沒有可能」。但我相信任何同情以至支持港獨的人從沒低估過港獨的困難。相反,我們是「明知不可而為之」,因為雖然昔日我們不少人曾幻想可以乖乖的做一個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但這個幻想早已破滅。二十年來,我們經歷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然後,對一切的絕望。從今日開始,我們就要在絕望中再站起來,尋找我們的出路。三十多年前我們在懵懂中被拱手相讓於一個邪惡的共產政權,三十多年後我們覺醒了,我們決定走自己的路。這是真正體現香港人民當家作主的選擇,這不但不是削弱民主力量,相反,這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前路雖陡峭艱險,但這是我們惟一可以走下去的路。港獨雖然困難,但我們願意在絕望中尋找出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作者 Facebook 一國兩制 港獨 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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