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

劉曉波病情嚴重，危在旦夕，看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將會以在囚之身，死於中國。 劉曉波是歷來第三位在監禁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其他兩位，一是納粹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一是緬甸的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於1989年被緬甸軍政府軟禁，1991年獲頒和平獎。她今日不單已經獲釋，更加成為緬甸的民選領袖。改變劉曉波政治生命的也是1989年，因為他參加了北京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他於2010年獲頒和平獎，可是他看來已不可能與昂山素姬有相同的結局，而是更像死於納粹政權下的奧西茨基。 奧西茨基是魏瑪時代（1918－1933）德國一位記者和作家。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和平及民主之可貴，之後在德國各地不斷發表宣揚和平反戰思想的演說和文章，孤身抵抗當時洶湧澎湃的法西斯浪潮。 1931年奧西茨基在《世界舞台》雜誌上發表了針對希特勒的政論，希望喚醒國民對納粹主義和希特勒的警惕，文章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發表了德國可能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而重新組建空軍的報道。雖然他用

近年六四悼念，似乎都有爭議。不過，相對於前兩年有人聲聲「天打雷劈」、「另起爐灶」，今年六四悼念的異音，似乎只剩下幾位本土派中大學生。他們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連日來已引來不少討論。倒是資深評論人練乙錚先生在港大的一個討論會上，提出要重新理解六四的論述，以兼容所謂「統派」與「獨派」，值得進一步商議。 練先生認為泛民的六四論述高舉「愛國」及「民主」，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既有功勞也是合理，獨派不應抹煞。然而他也認為，這種理解卻不是唯一合理。因為，八九民運也可以看成並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而香港人當年參加的支援運動，其原動力既可以是「愛國」，但也許更是「恐懼中的掙扎」，動機是「求生自保的意識」。 練先生認為兩種詮釋雖然南轅北轍，但並不互相矛盾。他更向支聯會提出「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的新口號，把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之上，以便兼容各種立場的反共群體。由於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重新召喚「屠城恐懼」，以對冲「愛國」與「民主」意義的「六四修正主義」，是否一套真正新的論述，筆者提出幾點

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