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想劉曉波 念奧西茨基

劉曉波病情嚴重,危在旦夕,看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將會以在囚之身,死於中國。 劉曉波是歷來第三位在監禁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其他兩位,一是納粹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一是緬甸的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於1989年被緬甸軍政府軟禁,1991年獲頒和平獎。她今日不單已經獲釋,更加成為緬甸的民選領袖。改變劉曉波政治生命的也是1989年,因為他參加了北京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他於2010年獲頒和平獎,可是他看來已不可能與昂山素姬有相同的結局,而是更像死於納粹政權下的奧西茨基。 奧西茨基是魏瑪時代(1918-1933)德國一位記者和作家。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和平及民主之可貴,之後在德國各地不斷發表宣揚和平反戰思想的演說和文章,孤身抵抗當時洶湧澎湃的法西斯浪潮。 1931年奧西茨基在《世界舞台》雜誌上發表了針對希特勒的政論,希望喚醒國民對納粹主義和希特勒的警惕,文章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發表了德國可能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而重新組建空軍的報道。雖然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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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評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近年六四悼念,似乎都有爭議。不過,相對於前兩年有人聲聲「天打雷劈」、「另起爐灶」,今年六四悼念的異音,似乎只剩下幾位本土派中大學生。他們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連日來已引來不少討論。倒是資深評論人練乙錚先生在港大的一個討論會上,提出要重新理解六四的論述,以兼容所謂「統派」與「獨派」,值得進一步商議。 練先生認為泛民的六四論述高舉「愛國」及「民主」,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既有功勞也是合理,獨派不應抹煞。然而他也認為,這種理解卻不是唯一合理。因為,八九民運也可以看成並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而香港人當年參加的支援運動,其原動力既可以是「愛國」,但也許更是「恐懼中的掙扎」,動機是「求生自保的意識」。 練先生認為兩種詮釋雖然南轅北轍,但並不互相矛盾。他更向支聯會提出「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的新口號,把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之上,以便兼容各種立場的反共群體。由於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重新召喚「屠城恐懼」,以對冲「愛國」與「民主」意義的「六四修正主義」,是否一套真正新的論述,筆者提出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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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無罪 造反有理?

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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