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去留 歷史註腳

接近2016年的尾聲之際,卻又迎來了至少兩單國家領導人正式或實質上離職的新聞。其一是意大利的「靚仔總理」倫齊,因之前立下海口,謂如修憲公投不獲通過即行辭職,所以在該公投的確被擊敗後也只好黯然下台了。每當意大利在大家腦海中浮現時,總避免不了與其可謂是西方文明搖籃之一的羅馬帝國掛上鈎。這當然有一定的程度上的關係,起碼羅馬是現代意大利的首都。但其中還是有一些迷思的,如羅馬這城市國家(city-state)當年也不就一開始就是個帝國,而是如西方文明的另一更早搖籃雅典般,算是個共和國,由有財有勢的羅馬公民組成議院,選出五花八門的領導,還有任期的限制等,創造出一片燦爛的文明。試想,人類在2000多年前就已有了共和的政體,這還是很了不起的。不過羅馬即便是在最「民主」時期,也還是有其黑暗的一面。如奴隸制度在當時就極為盛行,羅馬的繁榮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剝削這些奴隸的辛勤勞動上。有幸當上羅馬公民者生活的確頗為愜意,否則就只有被享受勞動成果的份兒了。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厲害此外,羅馬偏好對外擴張,逐漸征服了整個歐洲以至很大部分的北非、西亞等。羅馬在其轄下的地區也的確搞了許多重要的基礎建設。歐洲好一些主幹道路,其實就是建立在羅馬人當年所建的鋪石棧道的基礎上。而且羅馬人建路時刻真是過山過水的,即無論地形如何,必要修上筆直的道路,哪怕需要攀過高聳的山脈或搭橋跨越湍急的河流。所以「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可也不是隨口說的,而是當年羅馬當局為求政令可以最快速度下達至其轄下的各個省份的一項措施。約20年前我初到羅馬時,有次約了一名當地朋友,他給我的地址是著名的阿比亞路(Via Appia)上的一個號碼。那時年輕氣盛的我心想那會有多難,竟從羅馬市中心開始漫步,也想順便瀏覽羅馬旖旎的風光。不料沿着阿比亞路愈走愈遠,卻也尚未抵達該地址,不得已下只好問一問便利店的服務員。不料服務員卻建議我搭的士,說即便乘車也得半小時左右。我心想哪有那麼誇張,不料他展開一幅意大利地圖,原來此阿比亞路可是可以從羅馬直通意大利的另一端的海岸,而我那地址是在離羅馬還不近的郊外!那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厲害!後來在著名的凱撒當上領導時,以軍事擴張為社會主奏的羅馬,逐漸走上獨裁專制之道,演變成為了羅馬帝國。後來分裂成東西兩個帝國(東羅馬帝國是以今日的土耳其伊斯坦堡為首都的)等千年紛爭的歷史,史書有載,在此不再贅敘。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其實現代的意大利嚴格上來說不是羅馬共和國或羅馬帝國的繼承國。在19世紀中葉時,整個意大利半島被劃分為好幾十個城邦、領地等,國王大公等多纍纍。當時有所謂的「建國三傑」,即加富爾(Cavour)、加里波底(Garibaldi)、馬志尼(Mazzini)等3名來自意大利不同地域的領袖,聯手打造一個統一的意大利,但也還是個王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因為之前被獨裁者墨索里尼硬是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結盟為軸心國而被美軍幾乎夷為平地,方才在廢墟中建立一個現代的共和國。為防意大利再次出現如墨索里尼般的獨裁者(惡名昭彰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其實就是由他所起源的),意大利的憲法對整個政體「綁手綁腳」。如在其參眾兩個議院的設計上就賦予完全平等的權力。任何議案都可有任何一院提出,也必須得到兩院的批准。這與一般其他現代民主國家主要以下議院或眾議院為政治主軸的做法大不相同。即便是在參議院權力很大的美國,有關財政的議案也只有眾議院可以提出,參議院只能批准而已。至於上議院許多時候幾乎淪為橡皮圖章的英聯邦國家,那就更不用說了。當然意大利如此擔心再出「強人」的政治體制安排,也阻擋不了之前民粹主義旺盛的富豪貝盧斯科尼(Berlusconi)三度當選總理,不過至少也制止了他任意集權的政治野心。剛辭職的總理倫齊,幾年前剛上台時不過30來歲,對意大利雖不能謂百廢待興,但至少停滯不前的經濟、高企的失業率等,看起來還是有改革的決心,但礙於國會裏其執政聯盟不強,而被既得利益者「阻手阻腳」,而且在多層地方政府的擠壓下,政令也很難「出羅馬」而落地實施。所以倫齊便以賭上自己總理寶座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方式來推動此項修改憲法的公投,力圖把眾議院的權力提升,而且精簡地方政府的編制。不過在公投舉行前的幾個月,整項議程好像莫名其妙地演變成國民對整個國家的現狀尤其是意大利在歐盟的參與是否滿意的一項指標。所以,當此項公投失敗後,世上輿論所關注的還不止是意大利的領袖更換,而是歐盟整體是否有所動搖,以至影響整個歐洲的穩定。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韓國總統朴槿惠也因所謂的「閨蜜干政」事件而被國會彈劾,雖尚未被正式去職,但也未能繼續處理政務,看來會一直維持此種狀態至其任期在明年正式結束。我在本報曾多次探討自己對現代韓國的機遇與挑戰的一些看法。在此事件發生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可能還是得要強調,韓國經過好幾十年的民主鬥爭後,也算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了。如此的領袖密友密切地在法律框架外參與政治的現象,其實當年在美國也有。列根總統時期,其夫人南茜常諮詢星象專家對列根即將做出的政治決定的「意見」,也曾惹人非議。在克林頓總統時期,大批左派所謂有進步思維者以及政治獻金給予者對「第一夫婦」的各項政治決定的影響,也早已不是新聞。但最為可貴的是,韓國的政治體制裏,即便在最新的國會選舉裏冒現了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心,在緊要的關頭還是得以掌握大是大非,做出攸關政治健全的集體決定。重要在政體健全全民參與總的來說,在現代民主國家裏,重要的是全民參與建立與實踐健全的政治體制。至於個別領袖的去留,雖然會對國家命運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也只應是歷史上的一個註腳點而已。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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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高企 劃時意義

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包括美國主流在內的國際輿論對其選情、「選格」以至萬一當選後治理這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強國的手法,普遍上皆不以為然。投票日當晚開票局勢看來特朗普節節領先、希拉里大勢已去時,起碼我所聽到、看到、感受到的網上網下氛圍,以「如喪考妣」來形容也許太誇張,不過的確是極為負面的。不過這股對美國未來幾年會被作風獨特的特朗普領導的低迷情緒,維繫了不過一兩天吧,接着而來的,卻是雖非史無前例但絕對是翻天覆地的美元相對於世上許多主要貨幣匯率的大幅上升。如我老家的馬幣,其相對美元的匯率在短短幾天內竟跌到幾乎是近20年前哀鴻遍地的亞洲金融風暴的幅度,而其他大多東南亞國家的貨幣也普遍趨軟,引起當地民間與商界一片怨聲載道。逐利商家回流美國香港是個國際上知名的金融城市,港人對於金融與貨幣市場的運作最為熟悉,所以對此「迷你外匯海嘯」的成因應該也不難接受。就如我之前指出,特朗普如無意外,看來將會是一名「亞洲款」的抓要事、可商量、不干涉的美國新總統。對商機敏銳的美國(以至世上其他大經濟體)商界當然也嗅到了時機,便開始大量的把流竄在世界各地的美元「熱錢」回流至美國。試想,資本的「本性」肯定是逐利,尤其是追逐風險最小、回報最高的利益。美國這些年來一是自身經濟不景、發展緩慢,資本投資的回報率低;二是在主政白宮的、相對「進步」思維的民主黨主導下,共和黨之前親商的、不多做監管的政策被大幅度地逆轉,各種如更嚴格的環境保護、更優渥的勞工福利與更廣泛的醫療保險等「進步」政策大行其道,造成在美國本土的營商與投資成本高昂,所以美國資金大量外流,到所謂的「正崛起市場」去設法賺大錢、快錢。但世事是沒有兩面好的。「正崛起市場」國家與地區固然對經商、投資等活動的監管相比於美國是鬆散得多了,環境保護方面也通常「意思意思」就好了,勞工的待遇或權利當然絕無可能趕上美國,醫療保險等更是有就最好、沒就等死罷了。這一點對好一些打從心底裏商業道德或進步理念本來就不強、一心逐利的大資本家或基金管理者來說,可說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這些年來一窩蜂的往「正崛起市場」鑽。然而,顧名思義,這些國家與地區的社會經濟層次當然也還是相對落後的。譬如說美國的主流商業模式早已顯著地從生產製成品向提供服務的方向發展,許多時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搞科學技術的研究與創新,所以對於如專利、版權等智慧財產權的嚴謹保護極為重視。但在好一些「正崛起市場」裏,別說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了,即便只是意識的培養,也同樣不過是「意思意思」而已,形形色色的贋品或次標準但價格低廉的服務充斥了彼等的市面。美國商家如貿貿然地投資,把一些需受智慧財產權嚴格保護方有利可圖的生產或服務模式轉到這些「正崛起市場」,這無疑是送羊入虎口。另一方面,「正崛起市場」裏的貪污腐敗狀况更是「膾炙人口」,許多在美國等先進國家可正規快速辦理的事項,在好一些此類國家與地區裏卻需「有水過水」,「無水」也就只好「散水」,沒戲可唱了。所以許多在此投入大量資金的美國商家,在很多時候也只能「耍手擰頭」,一方面對「正崛起市場」裏的「花花世界」怪象深受經商成本由此提高之害又無可奈何,另一方面自身美國又不爭氣,經濟長期不景氣之餘政府卻還綁手綁腳地推出一大堆限制,如明明有大量蘊存的石油天然氣,足可供美國自給自足,其開採與運輸卻因要保護一些所謂稀有或瀕臨絕種的動植物而受到嚴格的限制或甚至禁止,多年以來也的確不知做出如何的商業決定取捨方為最佳。那當下可好了,親商的共和黨重新入主白宮,而且還是由一名大商家特朗普來當家,配合也由共和黨所控制的國會兩院,當可「大展拳腳」,把好一些在注重逐利的美國商家眼中認為是不合時宜、束手縛腳的監管、限制等加以削減或免除,真可謂「一天都光晒」了。再加上特朗普信誓旦旦地要重振美國的經濟,包括翻新、擴建美國各種因以前率先發展、當下反而相對落後的基礎設施,還要提名來自交通事業家族背景的美籍華裔趙小蘭再度入閣(之前在小布殊總統任內當過勞工部長)當運輸部長,要大事搞基建的決心昭然若揭。所以精打細算的美國商家在權衡利弊之下,決定回流祖家去參與特朗普的大建設,也還是可以理解的。而這股對美國再度親商、復興的強烈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美元近期以來的強勁勢頭。美元高企對香港的影響又如何呢?港幣與美元掛鈎,所以這也意味着港元幣值的提升。香港這些年來早已不再以工業生產為其經濟的主軸,更談不上出口原產品,而是以轉口貿易、金融服務、地產買賣等來維繫其經濟繁榮。所以高企的美元與受其牽連的港元一方面會對少數仍然在香港本地生產而依靠出口的廠家帶來壓力,但另一方面美元大量從本區域撤回,也為本地金融服務業帶來一些業務。所以總體來說對香港還不至於有着過於負面的影響。但對於尤其是東南亞好一些「正崛起市場」國家來說,與彼等各自貨幣相對高企的美元匯率,不但對彼等無論是原產品與製成品的出口價格造成影響,而且也對彼等常以美元為單位的外債造成更大的負擔。有了以前亞洲金融風暴的前車之鑑,這些發展中國度如再不各自認真地清理一下相對雜亂無度的門戶,以後更為嚴重的後果,也還是可以想像的。香港可助東南亞適應現代經濟在未來特朗普所領導下的美國,即將注重其國內的經濟與其他方面的發展,這也是無可厚非的。「正崛起市場」的國度,以後可能難再以低廉的成本與類似以前美國西部蠻荒般的營商環境來吸引尤其是美資的注入與停留。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所在,即(希望還)保有西方先進的法治體制,又對東方人的相對民族主義觀念濃厚的思維模式得心應手。所以在未來的好一段日子裏,香港其實可再次扮演橋樑的角色,協助東南亞周邊的一些經濟體更為適應現代經濟的需求,力求美、港與「正崛起市場」皆能各取所需、共存共榮。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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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即將迎來首位「亞洲款」總統?

美國本屆總統選舉計票時,只見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節節領先代表民主黨的希拉里。美國傳統上多為自由派(自由派多與更為包容不同族群、允許前衛生活方式的民主黨掛鈎)的新聞從業員,好一些在報道新聞時(除了保守派的霍士頻道)的口氣態勢,也明顯的從興致勃勃(原先許多可能都心底裏為希拉里打氣)轉為警覺洋溢。而我當時腦海裏所閃過的第一個念頭,不是什麼特朗普當選總統對世界會帶來什麼影響云云,卻是「哇,看起來有人得要大屋搬小屋了!」我所指的是特朗普這個大富豪主要是一名地產商,想當然耳有無數面積偌大的莊園豪宅來居住,即便在紐約市中心的頂層公寓也有3層樓高,據聞還裝潢華麗、到處鑲金。但在就任總統後,特朗普卻需搬到相對窄小的、樓下總統辦公室兼樓上官邸的白宮去起居(除非他打破兩個世紀的美國傳統不如此做),不知算不算是「委屈」了他呢?這特朗普看起來的確是一名史無前例的總統當選人。這讓我想起當年克林頓(希拉里夫婿)當總統時,曾有美國黑人領袖公開說,克林頓雖然在血統上是白人,但他可謂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這話怎麼說呢?當然是指克林頓理解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在美國生活的難處,在任上曾做出多項有益於彼等的政策,如加強彼等的平權待遇等。至於在血統上至少一半是黑人的現任總統奧巴馬呢?奇怪的是,好像沒聽說過有哪幾名黑人領袖像對克林頓般的稱譽他。我想,最大的理由是雖然奧巴馬也努力推動了多項傳統上民主黨較關注的課題,如全民醫療保險、更為包容不同性取向等,但基本上他還是沒特別把自己當成傳統美國黑人來看待,而是力爭不分種族地為全體美國民眾做出貢獻。這一點差別可能與克、奧兩人的出身背景異同有關。雖然兩人皆基本上生於單親家庭,但克林頓是在充滿黑奴血淚史的美國南方較貧窮的阿肯色州長大,對美國黑人雖然被解放了近一個世紀、民權也算爭取到了但命運仍然坎坷有一定的深度體會。而奧巴馬雖也算是黑人,但家庭裏完全沒有黑奴經歷,父親是個肯尼亞貴族留學生,自己從小又在夏威夷、印尼等地長大,唯一有深入體驗黑人社區的時段,應該是成年後在芝加哥黑人區服務過的那幾年。所以,這兩名總統在族群課題方面的專注,也至少有程度上的不同。在奧巴馬任內,美國因如警察濫權而引發的種族暴動與衝突層出不窮,簡直已到了與也時有所聞的恐怖襲擊事件可相提並論了。特朗普表現與亞洲領袖不謀而合之所以較為詳盡的介紹克林頓的「雅號」,主要還是因為我也想大膽地為尚未正式上任總統的特朗普冠以美國「第一位『亞洲款』總統」的稱號。當然,我在此並非暗示亞洲人一定有個統一的「亞洲價值觀」,更不是說特朗普與亞洲有過什麼特殊或深厚的淵源從而崇尚此些「亞洲價值觀」。我只是在這些日子裏,包括在競選季節裏以及特朗普當選後觀察到,特朗普的好一些表現皆與一些典型的亞洲領袖的所作所為極為相似,或謂不謀而合。其一是特朗普看起來處事踏實,或是所謂的「實際」。特朗普向來從商,對於美國自約10年前的金融危機以來仍然一蹶不振的經濟自然有所理解。在總統競選季節裏,他那把口無遮攔的「大嘴巴」,最為「有識之士」所詬病,但卻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歡迎。這當然是因為他把後者擔心三餐飯碗隨時不保的心聲說出來,也承諾如當選後首要任務是竭盡所能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的「牛肉式」課題,如重建美國搖搖欲墜、「年事已高」的基礎設施等,而把如什麼「建設更為包容社會」等的相對「甜品式」的課題遠遠的往後排,甚至絕口不提。這與希拉里開口閉口的把「為更多族群爭取更多權益」往前排,反而經濟建設看起來是次要考量的政綱,形成強烈的對比。其實,這也是頗具諷刺性的,因為近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克林頓第一次當選總統時,他的著名口號就已是「別傻了,主要還是看經濟!」;不料,希拉里這次看的可能還是偏頗於社會課題了,讓特朗普得以獨佔「有能力搞好經濟」的鰲頭。當然,特朗普也有其「偏愛」的社會課題,如美國每况愈下的治安與隨時隨地皆可能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等。與希拉里面對此等課題時顯得相對閃閃縮縮、深怕得罪某些族群等有所不同,特朗普是直接責令一些族群要「管教」好彼等之間即便是極為少數的害群之馬,否則他就會動用公權來大刀闊斧式的徹底解決此等問題,如禁止某些族群踏足美國、監視彼等已在美國者;雖為人權團體所大力譴責,但在好一些憂心忡忡的美國選民的內心深處卻是頗為受落「一刀切」措施。其二是特朗普在大多事務裏,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上的,皆「有商有量」、可以交易。這當然與(還是得重複)他的商人本色有關,但在當下無論是美國國內外的亂世裏,這種着重解決問題的態度,還是比希拉里據說常把一些所謂原則掛在嘴邊的做法可能更為有效。最近的一個例子,可能就是特朗普大學與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的訴訟案,本來拉拉扯扯了好一段日子,甚至被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直指是政治迫害等;但在他當選總統後,雙方幾乎立即以幾千萬的款項和解,免得特朗普背着官司上任。當然,這種「有商有量」的處事態度,也還是利弊參半的。《華盛頓郵報》就報道了特朗普集團旗下在白宮附近的一間酒店,自他當選後就高朋滿座,訂房還要排期。而一些準房客或該酒店餐廳顧客竟也毫不諱言的說如光顧了未來總統的生意產業,說不定以後更能得其好感云云。這一點與特朗普當選後不肯為其產業設立所謂的「不過問式信託」(以免產生利益衝突),而是把生意下放予其子女去打理的非傳統做法,還是有些令人不安。很大機會走回輕度孤立主義老路其三是看起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會走回事不關己、不予多理的輕度孤立主義的老路上。美國自身資源豐富,其實只要放寬環境保護條例(看來特朗普政府也會如此做),連石油等戰略能源都能自給自足,所以是絕對有條件可以關起門來專注內部建設。這一來,美國輕者如常被批評的在海外對其他國家「指指點點」的「小動作」應會能少則少,重者如輕率地向一些如中東某些地區等的「問題熱點」出兵干涉等「大動作」應也能免則免。而大幅減少美國在世上各地的戰略參與,對一些區域性的相互廝殺來說當然只有慘不忍睹,但在大國之間博弈的層次,卻反而會更趨穩定。綜上所述,如無意外,看來特朗普將會是一名「亞洲款」的抓要事、可商量、不干涉的美國新總統。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1月22日) 美國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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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選舉 揑把冷汗

要來的終於也來了。特朗普上周爆冷當選美國下一屆總統,令美國國內外許多人在震驚之餘,起碼看起來第一個反應也還是憂心忡忡的。大家之所以震驚,當然是在美國這趟全國投票前夕,在各式各樣的報道裏,無論是專家學者、民意調查機構,以至一般老百姓等,幾已對特朗普的選情「蓋棺定論」,認為希拉里穩操勝券,幾乎可以「定定來」等候再度(如大家能接受希拉里與前總統克林頓除了是夫妻也是「政治連體嬰」這個理論的話)入主白宮。佛州選情 投下震撼彈美國總統選舉開票當晚,大約等於東亞地區的次日早上。當時我受邀參與一個選舉派對,只見這場合裏好一些美國人與當地人,對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結果極為關注,而電視上、社交媒體裏的選舉即時新聞也幾乎聚焦於佛州。希拉里與特朗普的得票差距在佛州拉鋸了好幾個小時。據一名對佛州政治有些了解的美國朋友說,這主要是因為先開票的(佛州人口最集中的)邁阿密(Miami)地區,一方面有許多當年逃避卡斯特羅共產政權遷居來美的古巴裔移民與其後代是中堅的共和黨支持者,而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來自全美各地的富裕階層選擇在陽光充沛的當地退休,而這些人一般較為崇尚向來與民主黨掛鈎的自由主義,所以邁阿密與其周遭地區的的兩黨票數幾乎不相上下。那麼要等到較晚開票的佛州西北部的所謂「鑊柄」(panhandle,因該地段狹長地打橫包含一小段墨西哥灣北部海岸)地區的結果方能一決雙方在佛州的勝負。而上述友人說,因為這「鑊柄」地區在政治社會組合方面與美國「深南」(Dixie)相似,所以近代以來多為傾向共和黨。佛羅里達州之所以對美國總統選舉舉足輕重,除了上述的共和、民主兩黨的選情在該州難分上下的原因外,至少也還有一個結構上以及一個心理上的原因。結構方面當然是有關美國的整體總統競選機制。與其他現代化的真正民主國家或地區直接以選民所投票數高低來定總統選舉勝負(當然個別如法國等也有如無一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得票過半,那最高得票的兩名或幾名要進入第二輪一決高低)有所不同,美國嚴格上來說是採取間接式的總統選舉模式。在選舉總統時,美國每一州都有相等於其聯邦參眾議員數目的選舉人(electors)。選民在投票時理論上是先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選出總統(當下是獲得至少270張選舉人票者獲勝,而佛州即有29張)。當初美國憲法的制定者為何不搞總統直選呢?一說是為了維護小州的利益(如之前與希拉里在民主黨初選裏爭持不下的桑德斯參議員所代表的佛蒙特州、現任副總統拜登所曾代表的德拉瓦州,人口竟少至各只有一名聯邦眾議員),一說是為加上一個保護層來嚴防容易受到民粹情緒影響的選民選出(有些人說好像特朗普般)「不識大體」的人物當總統。而包括佛羅里達州在內的大多數州都採用所謂「贏家全得」(winner takes all)的選舉人投票模式,即在選民投票裏獲得最多票者攬括該州所有選舉人票。擁有獲勝票數十分之一的佛州,拿下其所有選舉人票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另一個令到佛州在近幾屆美國總統選舉裏舉足輕重的可是心理原因了。因為許多選民可能都還存在着2000年總統選舉中,當時的得克薩斯州州長小布殊與時任副總統戈爾在佛州為了選票高低的技術性問題而把選舉結果拉長了好幾個星期,直到後來美國最高法院一錘定音,小布殊方告獲勝。當時選票技術性問題所在的幾個佛州郡縣,大多是在該州中部,傳統上較為傾向民主黨,所以戈爾的團隊認為如能把該些選票判歸戈爾,那麼大有「中和」掉上述「鑊柄」區的共和黨票的可能性,可能得以在全佛州的選票總數中險勝,從而贏得佛州所有選舉人票,也以此超越270票而入主白宮。當然戈爾一派此舉最終未能得逞,不過在那過程中,美國民眾揑着一把冷汗在幾個星期裏看着佛州選舉官員把每一張選票在燈下高舉,然後兩黨代表爭論該票誰屬的「壯觀」場面,想必在許多選民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不欲在這次總統選舉裏重蹈覆轍。特朗普在佛州最終以微差票數險勝希拉里而摘下29張選舉人票,不但解除了大家對佛州的心理負擔,也為開票形勢投下了一枚震撼彈。只見各大傳媒的選舉即時報道多有「翻盤」的現象,起碼我就覺得,大家一改之前好像準備在論述希拉里如何在全美各地「收拾」特朗普的態勢,轉而認真地開始探討特朗普獲勝的幾乎勢不可當的機率。好一些國際知名電視台的主播與派駐在各主要「戰地州」(battleground state)的記者雖不能謂聲淚俱下,但語調明顯轉向哽咽傷感地報道特朗普一場又一場的勝利,甚至連一些傳統的民主黨州(包括克林頓老家阿肯色州、俄亥俄州等)都被特朗普一舉攻下。網上的輿情更是一片哀鴻遍地,一些網友還在做「垂死掙扎」,希望希拉里的選情得以峰迴路轉地「鹹魚翻生」:「西部的一些大票倉還沒正式計票!」、「加州!(近年來在總統選舉裏傾向民主黨的)加州的55張(全國最多)選舉人票應該可以挽救希拉里的劣勢!」另一些則直情高呼世界末日即將蒞臨(因為彼等把特朗普當作邪惡的象徵)。當然也有相對聲浪較弱的共和黨支持者在網上為特朗普勢如破竹的贏面在加油、喝彩,一時網上的輿情好不熱鬧!發揮民主真諦 效果見仁見智當然最終即便是人口最為龐大的加州,也還是救不了希拉里的選情。在東亞時間中午左右,一些國際大媒體即已正式作出預測,謂特朗普的選舉人票已然超過270張,會勝出本屆美國總統選舉,雖然在選民票數總數方面,特朗普所獲其實還是少過希拉里的。希拉里過後也依照傳統,致電給特朗普,恭賀他當選。雖然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看起來頗為兩極化,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選民得以真正在政見與舉止大相徑庭的候選人中做出選擇,也還是發揮民主的真諦的。至於彼等所做出的選擇效果如何,那就見仁見智了。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1月15日) 美國 特朗普 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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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陰影 望能揮去

近來兩起發生在世界不同角落、性質起碼在表面上也可謂截然不同(但實質上卻有共同點)的事件,卻也還是引起了我的關心。一起還讓我想起小時候,我那成長於印尼與新加坡的媽媽有時會不經意說出的悄悄話:「當年假如不是印尼排華,我嫁給你爸爸、搬到沙巴來的決心可能還不會那麼大!」我所指的,當然是印尼首都雅加達近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騷亂。據聞好一些當地宗教狂熱分子認為雅加達的華裔省長鍾萬學之前在競選演說中的一些說法涉嫌侮辱了彼等的宗教,所以便糾眾上街示威,爆發了警民衝突,也死傷了一些人。至於騷亂背後有無一些政治派系的鼓動或支援,企圖乘機撈取政治利益,那也還是見仁見智的。當地普通民眾,特別是華裔,雖不至人人自危,但據說也盡量閉門不出,或甚至暫時避居他地,等「風頭火勢」略為平息後再看如何。50年代排華 中文上最後一課印尼華人的心理之所以會有一個如此似乎難以抹去的陰影,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媽媽口中上述的印尼當年的不光彩排華歷史。我媽媽所指的,應該是上世紀50年代初的那一趟排華,當時的特定導火線是什麼也要勞煩歷史學家去研究了,不過結果就是有好一些土生土長的印尼華人遇害,而倖存者中,也有好一些選擇遷居到彼等除了書本上讀過其實也素昧平生的中國大陸去;或如我媽媽般,移居到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等鄰邦去。十幾年後,印尼發生政變時,當年勢力遍佈全國的印尼共產黨被指為罪魁禍首,也有不少華人因為被指與印共有關而被牽連殺害,可謂是另一輪的排華,又有許多當地華人被「排」出國外。此後蘇哈托掌權的30多年右派軍人政權裏,為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會被通過中文來在印尼宣揚,完全禁止所有形式的中文傳播,包括書刊、電影、教課等,甚至連商店也不准掛中文招牌。我有個表哥告訴我一個他當年親身經歷的小故事,情節像極了著名的法國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原文所指的是在德國佔領法國的阿爾薩斯省後,要所有學校改教德語,故事的小主人翁有一天像往常般上學時卻發覺課室擠滿了人,原來是最後一天得以法語授課,所以全鎮的人,包括一些文盲,都趕來上這「最後一課」了,課室外還有虎視眈眈的德軍,準備隨時封掉這學校。表哥當年經歷的據說也類似如此,只不過整個場景是從德法邊界搬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法國鎮民換上了印尼當地華人,「德軍」也相應的換上了熱帶制服。所以,印尼的中文教育有個30多年的斷層,許多時候我們與印尼華人交往時,都會對彼等雖然膚色與我們相似,但相互之間卻以印尼語來交談,感到至少「有趣」。直到蘇哈托下台後,印尼的中文教育以至各種中文的公開表達形式方才再次被允許通行。但坦白說站在中文教育一直得以不間斷地實施下去的馬來西亞角度來看,我覺得要再次激起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印尼華人對中文的掌握能力,可能為時已晚了。但即便是在中文被禁的蘇哈托年代,有至少兩個亮點還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蘇哈托當年禁的只是中文,而非華人風俗文化以至宗教信仰。印尼雖然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其穆斯林人口比例也是九成有多,但印尼嚴格上來說是一個沒有「國教」的世俗化國家,其社會運作是秉承着所謂「建國五大原則」,除了伊斯蘭教外,印度教、佛教、孔教、基督教等也是官方認可的正信宗教,可自由傳播、信仰,這一點也還是可圈可點的。許多印尼家庭的一個特點也是,夫婦以至子女可能各信不同的宗教,但也還是和諧的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其二是蘇哈托政權雖然一改之前印尼「國父」蘇卡諾與中國大陸的親密關係,一上台時對中國不甚友善,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也逐漸與中國重修舊好,印尼華商多年來也長期在中國有大量的投資,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蘇哈托在1998年下台之際,政局動盪,也有暴亂分子再次拿印尼華人來「開刀」,可謂是近年來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排華舉動,令人極為遺憾。不過民主化後的印尼,起碼當局就認為過去長時期的歧視也屬印尼公民的當地華人極為不公也不智。印尼在那時毅然修改憲法,廢除土著與非土著(多為當地華人)的區分,所有國民一律受到平等的待遇,一時引起國際上紛紛豎起拇指讚好。但無可否認的也是,印尼民間裏也還是有一股為數不大但根深柢固也極易被煽動起來的仍然分彼我的情緒。所以在這最新的一系列騷亂裏,對於再次排華的恐懼,也還是事出有因的。印尼的排華,其實也如世上許多其他擁有多數與少數族裔的地區極為相似,即在經濟或政治上動盪不安時,少數族裔每被當成「外人」來看,成為名副其實的代罪羔羊,極有可能會受到各種大大小小的打壓。我最近所關注到的另一件事,也與此有關。英國幾個月前的公投裏,以微差票數決定脫歐,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在歐盟的難民分配框架下,英國需接收許多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再加上英國近年來經濟不振,也體現在被一些英國人看成是工作被待遇要求較低的(歐盟)東歐工人們「搶去」,所以毅然與歐盟一刀兩斷有關。那公投結果出來了,與政府原先的留歐立場不符,所以時任首相卡梅倫也下台了。脫歐又生波折 少數族裔堪憂正當新任英國首相文翠珊早前信誓旦旦的要在明年3月正式啟動脫歐的磋商程序之際,英國高等法院卻宣布,如此之舉必先由國會通過。這一來就如西諺所云,把一隻「士巴那」(扳手器)拋入運作中的機器裏,又會造成程序上的糾結,甚至暫停。因為如正式脫歐需英國國會通過,那麼之前的脫歐與否辯論肯定死灰復燃。來自倫敦大都會的議員們,當然希望英國的金融體系繼續與歐陸接軌,以更順暢的維繫倫敦的經濟繁榮。彼等應會與不想放棄歐盟各項津貼的選區、來自蘇格蘭的議員們聯手,對壘代表英國其他經濟逐漸沒落的城鎮的議員們。在這最新的英國脫歐留歐擂台上,只希望少數族裔的命運,別再次被「擺上台」來,也就不錯了。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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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心態 區域普遍

每當我們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而終日悶悶不樂甚或怨氣冲天時,常有長輩會「美言」一句,什麼「人生是很『化』的,有時要看開一點!」的確,有時大國,尤其是超級大國,需要以更大的「平常心」來處理他們肩膀上因為自尋(其煩?)或因國力使然所扛着的國際事務,當然還有應對一些相對中小國家「善變」的態度。之前討論過在東南亞以至更廣闊的國際形勢下,泰國近百多年來在其外交與戰略態勢上必須小心謹慎地維持平衡。而這其實也是多個世紀以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必須務實地拿揑與眾大國之間的關係的其中一個典範。無他,東南亞地處東西方貿易與交通要道,長期以來吸引了各大世界勢力的關注與興趣;如何在列強的逐鹿之間維持國家的相對獨立性而又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遂成為東南亞多國時刻必須警惕的事項。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最近選擇中國作為他東南亞之外第一個出訪的國家,以及在華時發表了一些聽似菲律賓從此要緊靠中國(至少經濟上如此)的言論——令人也即時聯想到這是否意味着菲律賓從此要從多年來與美國堅決的盟友關係「轉軚」——也還是不足為奇的。類似的例子在本區域也還算是多不勝數的。五六年前的緬甸,之前多年來與中國在政經關係上極為緊密,但在軍人政權宣布願與明顯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的反對派妥協之際,也暫停了如密松水電站建設等與中國合作大型項目,一時之間也曾引起緬甸在外交上是否也自此「轉軚」的疑問。但在緬甸反對派業已正式上台執政的今天,其國務資政、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同樣也極為高調地官訪中國,所聚焦的,也還是經濟方面的合作。再看東南亞的鄰近區域東北亞吧。韓國在近20多年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可謂一日千里,不但在經濟合作上愈趨緊密,在如日本一些方面不肯承認二戰侵略歷史事實面前,也頗為同仇敵愾。但在韓國持續地需要生活在來自北邊的核子與導彈威脅陰影下的國家安全現實考量下,韓國當局也決定要讓駐韓美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雖然如此勢必(也已)引起中國對其戰略利益是否會因而受損的關注。杜特爾特作為無甚差別東南亞各國領袖多年來在對外交往方面所盡力推動的,當然是彼等的各自最佳國家利益,即便這只是短暫的利益,因為長期的預測坦白說在許多時候都是極為困難得以明朗的。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當下在本區域內外的各種形式的對弈,看似極為真實,也考驗各國的應對能力,但這的確只是當下的狀况。如果我們把時段稍微拉長一點來看的話,自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華的近半個世紀以來,中美之間其實享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極為緊密的關係。在這緊密關係的大框架下,中國專注於她一飛冲天的經濟發展,今天業已躍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則得以相對無後顧之憂地在與前蘇聯的冷戰中獲取勝利。只是在近年,中國勢不可當的全方位崛起,起碼從美方的角度來看是有威脅到美國長期以來在本區域以至全世界的領導地位的憂心,中美關係裏一些較為緊張的部分才會受到更大的關注與突顯。即便如此,中美之間貿易額也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兩國之間也正努力不懈地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所以,國與國之間的友誼或敵意,看起來都需要很「努力」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但利益,尤其是國家利益,卻還是相對長久的。菲律賓杜特爾特總統這些月以來的外交辭令與舉措,也許是說得「急」了些,也更為「色彩斑斕」了些,但基本上其實與東南亞其他各國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無甚差別,雖然後者可能是選用了較為沉默,至少是沒如此「色彩斑斕」地表達出來而已。東南亞國家軍購早分散投資在過去的好一些年裏,眼看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與美國經濟的持續不振,東南亞多國都已穩定而低調地竭力提高彼等與中國的貿易量,也努力吸引中國到來投資。當然,這都是在不過度傷害彼等與美國長期以來緊密的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如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貿易量,不但已是東南亞國家裏最大,也比中國與俄羅斯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貿易量多。所以,如果杜特爾特把他的政權的優先作為放在重振菲律賓的國民經濟以及推動更多的急需而又短缺的基礎設施的話,而如他也認為在當下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是最實際的得以幫助到菲律賓從事這些事項的外國勢力的話,那麼他的「緊靠中國」之舉,其實與東南亞其他許多國家的做法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其他國家可能選擇略為低調,把精力專注於把中國的投資拉到彼等的各自國度來落地、落實。即便是從戰略角度來觀察,菲律賓風聞會考量向中國購買武器之舉也並不出奇。東南亞好一些也算是多年來與美國軍事合作緊密的國家,其實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從彼等傳統上只有幾個意識形態相似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家「分散投資」開去了。馬來西亞這些年來曾購買過法國甚至俄羅斯製造的軍備,而不止是購買自傳統上的美國與英國。越南近月來不也考慮從其以前越戰時的死對頭美國那兒開拓新的軍備來源嗎?因此,菲律賓就算如被報道般決定從中國採購軍備,那其實與本區域各國多年來的軍備採購來源多元化的做法,也還是頗為一致的。在軍購的決定上,武器的威力與是否能與現有系統高度融合以便戰爭時期得以順利應用當然極為重要,但價格與採購條件在許多時候也不遑多讓。這後幾點對於好一些有其他各項龐大發展開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還是未能加以忽略的。東南亞以外的觀察對於菲律賓近月來的「外交大轉軚」,從之前阿基諾三世總統的明顯親美到當下杜特爾特的與美國若即若離,一般感到極為驚訝與困擾。但如大家把視野放長、放遠一點,可能就會發覺本區域多國其實歷年來都必須如此小心平衡列強的利益與存在,好像冲浪者般要順着水勢、浪頭小心往前挪動。當各項利益的乾坤有所轉移時,可能又會有不同的態勢了。即便是搞國際關係這重塊頭,有時也還是要有一定的「平常心」的。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1月1日) 菲律賓 杜特爾特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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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泰君 奈何兩難

泰王普密蓬周前去世,泰國看來舉國悲傷不已,軍人政府更是宣布一整年的哀悼活動。上網一看,連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好一些國民,都紛紛對泰王的仙遊,好像表達出多於對鄰國君主駕崩的禮節性致意的傷感。我想,箇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普密蓬業已在位70年,橫跨了好幾代人。雖然泰王是鄰國的君主,而且泰國雖然內部軍人政變迭起,但在近代史裏泰國嚴守中立(有時甚至是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借道」於日本皇軍侵略馬來亞般的「積極」中立),沒有顯著的對外侵略歷史(與接壤的鄰國時有邊界衝突不在話下),再加上泰國的服務業是舉世著名地溫柔體貼好客等,所以連鄰近國家與地區的國民,皆把普密蓬看成是泰國的象徵,對於他的逝去極為傷痛。我雖然也有在包括本報的各國傳媒裏分別撰寫或受訪於一些關於普密蓬去世對區域局勢影響的文章和節目,但都力求(就如泰國在外交層次的通常舉措般)從中立的角度去如是做,而沒有太多的表達出對普密蓬去世的內心感受。坦白說,這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我自己的內心其實近年來對普密蓬的想法與評價,其實至今(即便是在泰王身後大家依據亞洲傳統價值觀應該還是其言必善之際)還是有所掙扎的。在一方面,對於普密蓬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竭力發展泰國農業,改善泰國尤其是鄉區的民生的努力,我當然還是如國際上公認般的豎起拇指讚好的。但在另幾方面,我確實還是對牽涉到普密蓬的一些泰國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感到憂心忡忡的。其一是泰國的看起來好像是時有疑問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制度。君主立憲制度的起源,公推是在約1000年前的英國,當時的英王約翰在被一些貴族,一說是在被「擁簇」自願下、一說是在「挾持」被迫下,簽署了與(當時主要還是由貴族而非平民代表所操縱的)國會分權的所謂《大憲章》(Magna Carta)。從此英王的治國權力,一改以前君主專制(absolute monarchy)時期國君一言得以定奪生死的絕對權威,而在過後的1000多年裏,逐漸淪為只是成為國家與國民象徵的虛君,實際政治權力則主要掌握在民選的政府手裏。而在英國所謂西敏寺(Westminster,為英國國會在倫敦的所在地)的政治制度下,首相是由在國會裏佔大多數席位的政黨所推舉出來,再由英王正式邀請組織新一屆的政府。唯有在沒有政黨在國會裏佔了過半席位,而又未能拉攏其他政黨合湊以致議席過半來組織政府時,英王方得以其判斷來決定邀請哪一名國會領袖(一般也還是國會裏最多席位政黨的領袖)來組織新政府。在平時政治安排上無大事爭議的日子裏,英王的最大政治角色只限於「勸告、鼓勵與警告」(to advise, to encourage and to warn)當屆的政府而已。軍人常被鼓勵發動政變隨着英國在近幾百年來的海外殖民地擴張活動,英國的這種雖不能謂完全民主(有世襲的君主與貴族,我總還覺得有更為民主化的改善空間)但也算是實質上的民主制度,也紛紛的「被」嘗試在尤其是其前殖民地上扎根,效果好壞則見仁見智。泰國雖然不曾真正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但如上期所述般,泰國的整體政治體制的現代建設還是與英國息息相關的,甚至連樞密院(privy council)這麼英式(雖然澳洲、加拿大等英王仍為名義上的君主的前殖民地國度也有類似安排,但不如英國般的「日常」運作)的王室諮詢機構,在泰國也被沿用了過去。而在約90年前,在軍人的「堅持」下,時任的泰王也「被君主立憲」了。然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泰國主要源於軍人「熱中」干預民主政治運作的動盪政治局勢裏,普密蓬身為立憲君主的角色,多多少少還是有所爭議的。最激進的說法,當然是每當普密蓬基於各種為了國家或其他利益而對時任的民選政府不滿時,軍頭們常會被「勸告」或「鼓勵」發動政變,把民選政府的領袖推下台去,由軍頭們自行上台執政,短期者一年幾個月,長期的則持續好幾年後方才逐步「還政於民」。至少10年前廣受選民支持、據說威望「震君」的前首相他信在出訪時被軍頭拉下台來從此流亡海外的這起政變裏,如此的說法無論在泰國內部私下或國際的流傳,就更為繪聲繪影了。這樣的說法如果屬實,那麼泰國雖然沒有,看來也不會恢復到君主親政的年代,但這些年來的民主化倒退現象,也就有了極為基本的原因了。另一個較為溫和的,也幾乎讓大家得以歷歷在目的說法,是起碼普密蓬還是「容許」軍頭們不時奪政的「霸道」行為。一方面軍頭們發動政變時常會強烈暗示獲得普密蓬的「默許」,以鼓動軍官們支持政變,也爭取一些重量級非軍人政治領袖的附和。另一方面,一般政變幾天後,國內局勢業已在軍頭們的掌握之中後,彼等定會到王宮裏去覲見普密蓬。泰王在佔了泰國人口大多數的佛教徒心目中,幾乎有着「活佛」的崇高地位,所以即便正式上只是一位立憲君主,但普密蓬的言行還是得以影響泰國的民心、民意。然而,大家在電視上所見到的,一般是軍頭們跪着雙手合十地趨近端坐着或立正着的普密蓬,而他在短暫地訓了一番話後,也就的確「確認」了該場政變,軍頭們過後得以歡天喜地公告世界泰王也「欽許」了他們的軍事政權。在當年所謂的紅衫軍與黃衫軍大事對壘時,普密蓬好像有訓斥紅黃兩派的政治領袖,但一方面這訓斥的底線坦白說可想而知不也是警告說如不好好收拾政治殘局,軍人可以「出手」嗎?另一方面,黃衫軍的終極精神領袖為誰、幕後為彼等「壯膽」的為誰等,可能也還是不言而喻的。在其他許多方面都頗為西化、接受西方理念而又有西方愛好的普密蓬,沒有利用他在泰國平民心目中的高尚地位來推動泰國的民主深化,這一點我還是感到極為遺憾。瀆君罪箝制言論 未見去神化我對牽涉到普密蓬以至未來泰王的一些泰國內部政治與社會現象感到憂心忡忡的另一相關聯的原因,還是泰國是有着所謂褻瀆君主罪(lèse majesté)的,即任何人發表被(當然是有關當局)認為是有辱泰王或泰國王室的言論,是可以被治上刑事罪的。尤其在當今的軍人政權下,這條罪名被變本加厲的拿來箝制反對派的改革聲音,有被幾乎「莫須有」地定罪者,甚至被判上好幾十年的監禁。同樣地,普密蓬多年來即便有着無上的民望,但也沒在其自身的「去神化」這方面有任何顯著的努力。在當今世界民主潮流倒退的大環境下,一些鄰近國家或地區,甚至也極有可能會以泰國的褻瀆君主罪為典範,無限上綱地來合理化各自的明顯是要箝制言論與媒體自由、違反現代「以人為本」的人權維護的各項法令與措施。如果彼等的類似行動得逞,那就的確是(至少是)區域性的人權大倒退而不勝唏噓了。所以,我還是只能祝福普密蓬一路走好。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0月25日) 泰國 泰王駕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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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失君 平衡永續?

在延臥病榻數年後,泰王普密蓬上周終於駕崩了。普密蓬為王70年,乃當代在位最長的君主,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登基,經歷了整個冷戰的開始至結束,以及泰國近代動盪的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歷史。泰國舉國上下對普密蓬的逝世悲慟不已,據說會有一整年的國殤來悼念國王。泰國在東南亞裏是有着一個既特殊又典範、乍看起來相互矛盾的地位。特殊的其中一點是,泰國在技術上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沒有遭受過東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泰國是個由古至今皆大名鼎鼎的魚米之鄉,引來千古各路殖民主義者競折腰,當然不在話下。所以在以前君主專制的年代,泰王是親政的,而要當上個「稱職」的泰王,在外交上可是要八面玲瓏的。如在暹羅(泰國舊稱)以東有法屬印度支那,就如當時法國人從越南把殖民的魔爪逐漸伸向柬埔寨和老撾般,他們會對暹羅這塊大肥肉不予食指大動嗎?而英國人在暹羅以西(緬甸)與以南(馬來亞)皆有大片的殖民地,如果把這片既富饒又「骾頸」的國土也一塊吞併下來的話,不也造就了連綿遠東的大英帝國勢力範圍嗎?所以,當時的泰王們,如著名的朱拉隆功、蒙固等,時時刻刻都要抱着警惕與平衡各方勢力的手腕來治國。相比之下,與泰國在北邊接壤的中國,雖然在更遠的歷史長河裏與泰國時有衝突,但當時要應對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既已自顧不暇,所以對泰國還算不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威脅。但相對於法國明槍明刀的掠奪式殖民手段,英國人在嘗試達到殖民目的時也還是很有微妙的一套。就如當時彼等逐步蠶食馬來亞各邦般,假如強硬的手法不奏效的話,就會暫時放軟身段,先要求通商貿易,然後就是派出顧問或所謂的參政司(resident)到各小邦裏「坐鎮」,名義上是為各邦君主提供諮詢,實際上就掌握了該地的主要政務,如國防、安全、外交、財政等,只留下在國政上相對較不重要的文化習俗等由君主掌管。再來就是教育,把無可否認頗為優秀的英式教育制度引進各邦,也把精英子弟們弄到英國去寄宿學習,自小就培養一批批的「尖頭鰻」(gentleman),長大視事後造就習慣了英式作風,當然也就親英了。惟英國人的這套潛移默化的殖民手段,走遍全世界(包括在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無比複雜的印度)幾乎無敵手,在泰國卻可謂碰上了顆軟釘子。一方面當年歷任的泰王即便在那個資訊相對封閉的年代都已意識到自由貿易對泰國經濟的正面效應,所以對於開放通商口岸等,也很樂意配合,尤其是得以把泰國的各種原產品借助英國人當年在全球航運上絕對的領先地位而得以銷售到全世界去,又何樂而不為呢?另一方面這些泰王們都「很會做人」,「意思意思」地接受了一堆英國的顧問、參政司不等,不讓英國人有堂而皇之的藉口來干政,卻反而利用英國的專家顧問們來促進泰國的整體社會與經濟的現代化。如泰國軍隊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應歸功於英國人的諮詢與訓練。直到當代,每當泰國有大型的官方儀式時,常會看到(當時還健在的)泰王就如英王般,會戴上如英國禦林軍的高聳毛絨帽來檢閱儀仗隊。而如英王般,泰王也有一個樞密院來輔助他處理即便是有限的政務。英國當年對泰國的深刻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借力打力 手段圓滑當年的這些泰王們的平衡列強、借力打力以促進泰國自身利益的手段是的確非常圓滑的。試想,你是英國人的話,本來對泰國還狼子野心,但泰王對你說白了,你不幫他把現代化的軍隊建設起來,還有最好也順便幫他改革陳腐的制度以改善民生來作為後盾,否則他又如何得以抵禦法國人在東邊的蠢蠢欲動,從而維護與保障你在緬甸與馬來亞的殖民利益所在不至於與法國的殖民利益直接對上或甚至幹上了呢?在某種程度上,你甚至不由自主地成為泰國強軍建國的主要助推器,你說絕不絕?而當年的泰國也不完全是一邊倒地靠向英方的。泰國平衡列強以求自保的手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氣焰高漲,在發動針對美國的珍珠港奇襲的同時,也南進東南亞各地,尤其是英屬的馬來亞。而當時的泰國竟不顧英國明顯的利益而倒過來與日本方面達至(起碼從馬來亞的角度來看)一極為不光彩的協議,讓日軍在泰國登陸而後「借道」泰南的克拉地峽(近月來盛傳會開闢一條運河的狹窄地帶)入侵理應屬於泰國盟友英國的馬來亞,據說換取日軍不侵犯、佔領泰國的條件。所以,在東南亞其他各地在二戰期間飽受戰火蹂躪之際,泰國卻是有驚無險的度過那段3年又8個月的艱苦日子。到普密蓬在戰後登位時,泰國已然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泰王雖然廣受國民敬仰,但正式上是不具有太多政治權力的。普密蓬出生於美國,在瑞士受教育,對尤其是爵士樂頗為愛好,即便登位後,不但自己曾經「夾band」,還時與世界一些著名的爵士樂手一起下場表演,當年官訪馬來西亞時也不忘與電台樂隊一起和音,所以在國際上的形象還是頗為正面開明的。在國內,他重視農業的發展,常親自下鄉,動用王室自身的基金來推動各項利民的農業計劃,所以也的確廣受泰國民眾的愛戴。當然,泰國現代的歷史與軍人的干政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幾乎每隔幾年,泰國的軍頭們以彼等想必無限的智慧主動的認為民選的政府不符合他們眼中的泰國或其國民的利益時,都會毫不猶豫的發動政變,建立一個軍事政權來統治好幾年甚至十幾年,方才逐漸還政於民,過後又再周而復始,好像樂此不疲。而軍頭們也每以獲得泰王(至少是事後)的首肯為奠定彼等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軍頭們在政變後跪着覲見泰王乞求恩准的鏡頭,也同樣的讓世人頗為稱奇。政變迭起 經濟依然向上至於泰國可謂也是東南亞典範的一點,就是即便在上述的政變迭起的看似社會與政治動盪的大前提下,泰國經濟仍然跌跌撞撞的往上攀爬,是東南亞其中一個排前的經濟體,曾為所謂「亞洲四小虎」之一。只望在普密蓬仙遊之後的泰國,無論國內外的政經局勢得以繼續的被平衡下去,為東南亞的繁榮與穩定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0月18日) 泰國 泰王駕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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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社會 警惕不息

香港有個聞名世界的廉政公署,40多年來在反貪防腐方面的各項成就有目共睹。多名高官涉貪或利益衝突被成功檢控與定罪,在令人刮目相看之餘也成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反腐工作的典範與指標,也還是很令人欽佩的。在馬來西亞,以前有個反貪污局,後來改名為反貪污委員會,在相關方面應該也很努力,但大馬民眾對其印象卻也還是很刻板的,大多認為它所謂「只抓小魚,不敢動大魚」,沒有太大幅度地去「打」大家公認的一些「大老虎」。大馬反貪朝野嘩然惟近月來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的一些國際大報皆陸續發掘、報道有關大馬的一個稱作「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的類主權基金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資金流動課題,甚至牽涉到大馬政壇及高層。有關報道,在月前也在很大程度上幾乎獲得證實,因為美國司法部啟動民事程序(應是為了躍過較為繁複以及舉證更為嚴格的刑事程序)來尋求凍結流經美國的牽涉到「一馬公司」的資金與所引伸開來的各項包括房產、影業公司、藝術品等資產。大馬反貪會據聞多日來也在調查相關的事迹,並也有與美方合作,但基於大馬的政治現實,也未能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這一點,大馬民眾也還是看在眼裏的,不過也只能耍手搖頭而已。但有時即便是所謂的「小魚」,那「食量」可能也還是很大的。較早時,大馬反貪會在我老家沙巴就幹了一起很大的行動,在沙巴州水務局長與副局長的家裏,搜出了好幾千萬馬幣的現金,頓時引起沙巴以至整個大馬甚至國外的朝野嘩然。好像電影裏的情節般,這些贓款現金被紮成一捆捆、一疊疊,竟就收藏在家裏電視機下邊的櫥櫃抽屜裏,那大剌剌、華綠綠的照片在熒幕上「秀」出來、報紙上登出來,也還是很令人目瞪口呆的。而且那還只是現金,其他據說上好幾億的資金還存在彼等開在大馬國內外銀行的戶口裏,陸續被當局予以凍結。當然還有各款的名車,也被「繳獲」。這項貪污案件,也牽連了好幾十家正被調查中的工程承包與諮詢公司,主要都與該兩名主要嫌疑人有千絲萬縷的親屬或利益關係。據說,這是大馬反貪會有史以來所辦理的涉及款項數目最大宗的「現行」貪污案(不「現行」的,如前述的「一馬公司」的系列涉款比這多上好幾十倍的令人不安事件,另當別論)。當然,這裏「現行」的定義,應該不是說賄賂者在移交款項於被賄賂者之際被執法當局當場破獲,而只是指被賄賂者一次過被搜出的最大筆款項。這起案件雖然不關我事,但身為沙巴人,也曾在政府體制裏服務過,我還是覺得很遺憾、很羞恥的。我太太在沙巴的建築行業裏工作多年,當我們談起這起案件時,她說在一些公家的會議上其實也常見到其中一名嫌疑者官員,其不常發言,看起來只像是名默默耕耘的官員。而這幾天記者朋友們訪問這幾名涉案官員的鄰居時,大家也幾乎異口同聲的說彼等平時舉止頗為低調,不大事張揚。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不可貌相」了。以上所說的涉案官員被形容為「作風低調」,我不禁在想,不也從彼等家裏尋獲幾部名車嗎?大馬官員不比香港官員,即便級別頗高了也沒有高聳入雲、令人生羨的正式薪金。「高薪養廉」的概念還沒正式滲入公務員以及政務官的薪酬體制裏。所以,在理應收入不是特別高的高官家裏停着幾部明顯屬於彼等或彼等得以使用的車,那在鄰居們的眼中,難道不會生疑嗎?我想,在這方面最貼切的解釋,可能還不是在一般發達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用典型邏輯即可理解的。要解釋這一「收入不高高官家裏擺着名車鄰居卻不生疑」的現象,應該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念與另一個社會學的理念的交叉運作來看起。高官與名車現象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就是所謂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這就是在尤其是一些天然資源豐厚但整體社會經濟仍屬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裏,本來這些豐厚的資源應該造就該地相比於一些資源匱乏的不毛之地更為快速的發展。如亞非拉等大洲皆有好一些如礦產、農產品等豐厚的大小國家,但彼等的國民生產總值或平均以至整體收入等卻未見增加。這主要是因為豐厚的天然資源,恰恰造就無論是當官的或私人界的許多經濟領域參與者都受不住強烈的誘惑——輕者在資源各種生產過程中上下其手,重者則官商勾結,力圖壟斷某一或各種資源的萃取。如此一來,即便是有再豐厚的資源,在官商們以五花八門的手段來「尋租」(rent-seeking,主要指不事真正的生產與公平的分配資源,而是以行政或其他手段來佔據資源的生產途徑,從而抽取高昂的「租金」)之下,國家或地區的健全發展,以至平民百姓的福祉,也就被如此犧牲掉了。所以,有了豐厚的資源,對這些地方來說,不但不是福分,反而可算是詛咒呢。在這樣的畸形經濟發展下,正式收入不高的高官擁有名車,在百姓的眼中看來,也還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大家都「預」了當官的肯定都有大筆的「額外」收入,那麼有幾部名車,也算不上有什麼大不了,還算是「低調」了。另外一個相連的社會學概念,可能還是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與地區,許多平民百姓即便是教育程度不低,但在沒有經過真正的啟蒙運動的洗禮下,內心裏還是抱有很大程度的封建理念,至少是半封建理念的。就如在以前的封建時代裏,當封建領袖在城堡的大廳裏,或城市的大廣場上風風光光的上演一套排場龐大的典禮時,周邊的農民們雖然平時的生計在封建領袖的壓榨底下已然極為辛苦了,但在高喊民族主義或其他響亮口號的封建領袖的「感應」下,目睹領袖高高在上的威風彪彪,不但不忿忿不平,反而很可能感到頗為欣慰——得以擁有如此「上流」的領袖,真乃本地之光啊!有了如此的甚至不自覺的崇尚領袖的封建或半封建理念的作祟,那當高官的有幾部名車,那當然是理所當然的啊。那資源詛咒加上封建主義的醞釀,無形中也造就了一些高官們的為所欲為了。目前香港有廉政公署反腐把關,再加上市民們普遍的反貪醒覺,當然會讓許多人對貪污這社會毒瘤掉以輕心。只希望鄰近國家與地區的如上述般的巨型貪污事件被爆發出來時,大家也會有所警惕。一個廉潔的社會不是必然,而是需要各方不停的排除誘惑、努力維持的。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1日《明報》觀點版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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