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哲暐:基本法教材淺陋低劣 教育局配得上教育之名嗎?

早前《明報》報道,教育局官方提供的教材「憲法與《基本法》」中,某些內容被批評為偏頗。我特意找那份教材來看,發現所謂的教材可謂淺陋低劣,教育局枉稱教育局。 「多角度」不能成為曲解藉口 在單元四「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簡報中,「活動二」類似通識科題目,論及示威自由,提供3項資料,繼而再提出問題供思考。資料一謂:「即使香港已成為示威之都,好像亂了很多……現在大家仍享有這種自由,是不少人在回歸前很難想像的。」資料二則表示:「遊行示威是表達訴求的一種手段,但不應是唯一的手段,捨有效的諮詢溝通機制不用,卻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最後資料三引述數字,指出近年愈來愈多示威者被檢控。 問題有二。問題一:「為什麼遊行示威好像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方答案:「遊行示威是港人使用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問題二引述資料二和資料三,問:「為什麼還要保障市民示威遊行的自由呢?」答:「示威遊行的自由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云云。 儘管3項資料看似代表了不同立場,但所謂「多角度」並不能成為曲解和膚淺的藉口。先談最不堪的資料二。假如你說街頭抗爭會影響營商,也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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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oes not snuff the faltering wick

今晚,我也在場,站在群眾背後。因為我想近距離看清楚支持曾俊華者的精神面貌,不想只從網上接收資訊。 確實,我有一刻「眾人皆醉」的感覺,但很快便自我壓抑,因為我知道這是不對的。不要把自己看得這麼高,我只是普通人一個。剩下的,就是唏噓和傷感。臨走前,我問一位也在場的記者朋友:「究竟我們的民主運動出了甚麼錯?」 這位「兩害取其輕」、阻止「CY2. 0」、帶來「休養生息」機會的「lesser evil」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守護香港、帶來希望和團結,以至「公民覺醒」的guardian angel。(甚至有人說他是「民主之父」了。)或許有部分輿論領袖仍然堅持想法,認為揀曾是「策略」、「揀lesser evil」、「揀敵人而不是揀隊友」。但今日在場的支持者,唔係咁諗。他們都是真心相信曾是可以為香港帶來新希望的領袖。有老婦呼籲身邊的人大聲一點叫「加油」;有人自發帶頭喊「香港要贏!票投一號!」、「薯片!當選!」而眾人歡喜和應。人人都帶著笑容,更有人雙眼發光,渴望親睹偶像一面。 不少民主派人士都改變立場了,「lesser evil」、「休養生息」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梁家傑說曾帶來了「團結和諧畫面」,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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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沉重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因為警察愚昧無知,給了香港人一次機會去認識世界歷史。 我想到有去過奧斯維辛集中營參觀的人,都會對日前警察的可恥言論感到深惡痛絕。 我與友人到訪當地時,剛好落雪了,寒氣刺骨。但看到展出的物品,更是由內凍出來,是心寒。看到一大堆死者的毛髮、一大堆小孩的鞋,除非心如鐵石,否則難以不動容。記得當時不斷在想:這就是人類最醜陋的一面。集中營所展示的,是人類的罪惡、現代官僚架構導致的平庸之惡,以及極端種族和民族主義如何泯滅人性。 以色列領事館和德國領事館分別發表聲明,批評警察的類比不當,德方甚至批評講者「對史實缺乏了解」,可謂嚴厲。跟朋友談起,方記得中三課程已經包含二戰,大屠殺的歷史也必然在其中。但很可惜,我們中學的歷史課程始終比較注重背誦,高中尚且會加上機械式的點評(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spects),而無教育學生建立史觀和史識,把歷史融入當下,理解世局。香港從來是不重視歷史的城市,而宗主國中國更是捏造和篡改歷史的能手。 但老實講,比起缺乏歷史教育,近來的世界大潮流更令我不安。歐陸的新納粹等,以及Trump團隊的「alternativ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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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意

近日因為John Tsang潮流氣勢如虹,爆發了有關民意與民主之爭論。有人認為所謂民主派就是應該跟從民意做事,批評某些議員和黨派不支持John Tsang是違反民意、不民主,將被人民唾棄。有學者甚至明言,支持民主派跟民意行,民意高者不夠票就要幫,新民意比舊民意重要。 確實,民主派人士過往不停批評政府違背民意、與民為敵,民意成為了抗爭工具。久而久之,某些民主派人士以及支持者就把民意當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只要稍為思考一下,也知道民意與民主從古到今也不是等同之概念。 政治學入門:何謂民主?用最簡單粗疏的理解,民主是大多數決(majority rules),但同時要保護少數權利(minority rights),以及基本權利(inalienable rights)。民意只是大多數決的基礎,本身並不能構成完整的民主。可以想一些極端例子做思考實驗:如果新民意要求立刻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民主派是否應該跟從?如果新民意要求行政長官特赦七警,民主派是否應該支持? 必有論者批評:民意在自己一方便談民意,民意與己相違便不談,是搬龍門、嚴人寬己。不得不承認,某些人確是如此。但並不都是。支持民主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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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俊華,衝破了「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陣線

自2003年起,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乃香港的政治禁忌。建制派均不敢熱心支持,最多只會說甚麼「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這種交功課式言論。近一、兩年,個別人士藉打擊本土派(以至港獨)為名,開始較明目張膽提出要盡快立法。例如梁振英說立法有「現實意義」,梁愛詩又說可以「斬件式」立法,但總會被輿論斥責。十四年來,「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是民主派陣營及其支持者的某種共同陣線(起碼在有雙普選前反對)。但這條陣線,被曾俊華以懷柔公關徹底衝破了。 曾俊華公佈政綱,大篇幅表明會「盡力推行」立法。上一屆「小圈子選舉」時,唐英年只是重彈「憲制責任」這老調,說未急需立法。當時連梁振英也模棱兩可,說不需要談論是否會在任內立法。因此,在是否推行而言,曾絕對超越前人。 制度影響行為和思考。似乎有人巧妙地利用了「小圈子選舉」的遊戲規則和政治實況,引導輿論接納二十三條立法,並把此思想植根。確實,所有人都知道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者,不可能當選。而當前較有可能當選的,只有兩人。因此,民主派選委及其支持者的策略思考,無法避免要考慮「兩害取其輕」。曾俊華提出要為二十三條立法,心中必然知道會引發爭論。而在「兩害取其輕」的框架中,希望「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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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生自殺 再思香港教育

上年爆發學生自殺潮,全城關注,然而我們的關注總是比較短暫。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上星期六召開公聽會,討論有關事宜。特別趁此機會再度探討有關議題,望各界能繼續關注,並再思香港教育。 葉兆輝教授領導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於上年11月發表最終報告,指出教育制度與學生自殺「並無明顯和直接關係」。有議員認為報告避重就輕,也有幾名精神科醫生撰文批評報告立論粗疏。本人尊重葉教授,但對報告也有所質疑。報告所採用的資料,主要是教育局所提交的《兒童及青少年懷疑自殺身亡報告》和「兒童及青少年自殺資料表」,以及大專院校提供的自殺個案資料,並輔以相關部門提供的資料,報告繼而把資料歸類、量化。這些資料固然有用,但都是個案發生後由他人提供的。要自殺者現身說法,固然不可能,但不代表無法得到類似資料。某些學生曾經想過自殺,後來得以走出幽谷,研究人員絕對可以找到這些「過來人」,和他們做深入訪問,了解其心路歷程。如此所得之結果,應該更趨向全面、實質,有助探討如何應對。田北辰議員曾動議促請教育局專責委員會「透過焦點小組,了解學生對校園生活、學習情况、家人和朋輩關係的滿足度」,方向算是正確。葉教授自己也撰文謂報告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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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螢光小 猶懷照夜心

人大「釋法」(其實是僭建),民間反抗陣營一片愁緒。一方面知道因反港獨而支持「釋法」者其實不少;一方面又覺不少人繼續活在平行時空中,漠不關心。而事實上,似乎無什麼行動可以力挽狂瀾。11月6日香港眾志等帶領遊行人士往中聯辦,儘管佔領了電車路,也無力回天。無力感瀰漫,令人沮喪。facebook的「CUHK Secrets」有帖文一則,似乎由一名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所寫。他扣問系內教授:究竟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一役不是戰鬥之全部幾年以來,香港的新聞一天比一天荒謬,北京的手段也一天比一天赤裸。大局如此,多次反抗均無大成效,更有節節敗退之勢。人在風暴中,飛砂風中轉,只能每次都叫一句「香港已死」、「一國兩制玩完」。但假若我們把眼界放得長遠一點,以「打持久戰」、「鬥長命」的思維去看當下局面,或許能稍為安頓愁緒,也會重獲行動力(agency)。有同學在網上以捷克和匈牙利的經驗去分析香港。同學指出,在蘇共強大武裝的淫威下,捷、匈兩國人民確實難以動搖大帝國的體制。因此急切求勝,難有所為。既然如此,與其求急功,不如保力量,投入長期抗爭。同學所言,可謂當頭一棒。自有人提出「永續社運」是「散播失敗主義」以來,我們似乎都渴求一蹴而就。但其實與獨裁帝國爭持,從來都是持久之爭。當我們有此歷史感,就不會因一次行動或一役無功而還,而灰心喪志,覺得整場戰爭失敗了。每一役都全力打,但也知道一役不是戰鬥之全部。一日自身陣營未全毁,一日都未輸。兵力懸殊,久攻不下,可以如何?或許就應該反過來壯實自身,合縱連橫,發動反抗陣營的統戰行動。攻不倒敵人,就要守自身,同時向非敵非友者示好,把他們的心贏過來。中共要洗腦贏心,我們也要洗腦贏心。資源和力量當然不對等,但也應盡力而為。中共以利益維繫在港代理人的管治聯盟,我們就以道理、意志和策略去建立反抗戰線。因此,不要隨便罵人是「港豬」、不要視不關心者為沉默的幫兇,反而要視他們為潛在的同路人。縱使關鍵時刻他們未必會走在前線,但起碼願意在背後支援。「誰不反對你們,就是傾向你們」。陣營中有路線之爭屬常態,無謂強求統一思想,但要摒棄原教旨主義,盡量整合,在大事上集中火力。保住心中一盞燈要壯實自身陣營,首先當然要確保自身不要墮落,確保心中那燈火不會熄滅。梁美芬的故事,值得借鑑。梁9年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充滿正氣。當年《中大學生報》鬧出情色版風波,校方拒絕幫助學生,梁主動聯絡學生,提供法律援助,還說同學無錯,要保護學生;其也志向遠大,希望投身中國改革,認為中國不可以「人治」。但今日梁變成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她心中那曾經閃爍的燈火,早就熄了,連燈芯也不留。我們每天都要警惕自己:不要變成梁美芬。要保住心中一盞燈,方能到處點燈。有燈,就有人。清有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曾作詩兩句。傳後人在前頭增添兩句,使成一詩。詩曰:「莫道螢光小,猶懷照夜心。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謹把頭兩句送給所有反抗陣營的人和懷憂喪志者,願共勉。也把後兩句送給那群北方帝國大官、在港代理人,以及一眾建制派中人。如果不知徐駿後來為何被處死,可以查查看。至於處死徐的清帝國結局又如何,相信人盡皆知。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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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駁梁文輝君的中梵脆弱共識論

日前翻閱《明報》,見有人討論中梵問題,精神為之一振。然慢慢細閱,便覺心驚。作者梁文輝君不但對中梵爭論中某些要點拿揑有誤,而且邏輯紊亂(文章刊《明報》10月20日、10月21日)。今特撰文反駁。從無主教罷免權之爭梁君謂,在主教任命問題上,「最重要的還是任命之後的罷免權力。單看中國大陸解放以後關押一大批神職人員的事情,假如雙方能在罷免的條件上達成共識,便可以避免將事情看成是對神職人員的壓迫」。讀了這句數次,始終無法理解。主教任命之爭,從來都在任命權誰屬。主教是不能罷免的。主教職乃「聖秩」,一旦獲教宗任命為主教,則永遠是主教。教區主教可以辭去教區職務,但辭任教區主教者仍然是主教。除非在極特殊情况下,教宗方會容許其「還俗」,免去鐸職。例如巴拉圭前主教盧戈(Fernando Lugo)2005年時因參選總統,向教廷申請還俗,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不准。直至盧戈當選,教宗方批准。假若有人非法自選自聖,會處以「自科絕罰」,逐出教會。「絕罰」與所謂「罷免」,別如天淵。梁君說「罷免權」,似乎是以為主教就像行政首長,可以隨時上任卸任。此乃昧於教會法規。所以關鍵仍要回到任命權上。按教會法典,主教任命權只屬於教宗。在越南,越共政府確實能參與遴選主教人選之過程,然而任命與否仍由教宗決定,其他人或政權均不得染指。梁君引用前教宗庇護十二世之通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暗示當時教宗也似乎為某種自選自聖「預留天窗」。這是誤讀。通諭指出,在特殊情况下,且宗座也明確表示批准後,則某些群體可以參與遴選(selection)主教人選(episcopal candidate)之過程。然而這裏所說的是「遴選」,而不是「任命」(appointment)和「祝聖」(consecration)。教會有罪行 不等於不能宣講道理梁君力數天主教會1000多年來之種種罪行,繼而由此論證,今日有教會中人如陳日君樞機以「人權」和「宗教自由」之名反對當下教廷對中國之談判策略,是提出「虛偽的命題」。如此邏輯,正是魯迅先生所批評的「臭蟲論」:你也如此壞,那麼我壞又有何問題?對於教會罪行,本人可能比梁君知之更詳,不少無法辯護。但要以此來嘲諷教會中願意挺身為義者,是於理不合。教會由人組成,自然會犯罪,然而不等於便不能繼續宣講正道。教會假若有人宣講人權,卻又侵犯人權,則是犯者的錯,而不是人權的錯。用講道理者未能實行道理去證立道理不能實行或不能講,屬邏輯謬誤。言行合一當然重要,然而道理之為道理,本身就是合理的,不會因宣講者墮落而變成非道理。按梁君邏輯,同樣可說:所有人都有犯過錯,那麼憑什麼勸勉他人不要犯錯?那很好,全世界的學校都不用教任何道德倫理了,皆因世界無完人,自然無人可以教。魯迅先生數十年前的批評,適用至今。打壓宗教自由 不是文化衝突當下中梵談判之爭,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宗教自由問題,即獨裁專制政體本質上不能容許宗教群體自由活動和宣教。論者談中梵,往往喜歡拉到「禮儀之爭」和教案上。教案當然涉及帝國主義、涉及政治,然而文化優越思維與誤解始終為先;又,「禮儀之爭」乃道明會士不理解祭祖之意義,導致衝突,乃文化問題。然而當下中梵問題,並非文化衝突。可能梁君長居法國,不知現時中國人如何西化。黨國體制打壓教會、拘禁神職人員、拆十字架,又毆打教徒,皆因政權要「維穩」,而非文化誤解。梁君批評教會的《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並非宣揚對信仰的絕對自由,而是以消極的方式反對強迫人民接受信仰」。本人才疏,不理解何謂「對信仰的絕對自由」,但既然梁君對「信仰自由」如此着緊,何不評斷一下當今中共治下,可有「對信仰的絕對自由」?當然,「信仰自由」與「宗教自由」是有別的,「信仰」是內心誠信(belief),「宗教」則是外顯活動(practice)。或許梁君是認為中共其實容許人民自由信仰,只是不准實行而已?無論如何,請也不要再把政權打壓宗教自由講成「文化衝突」,免混淆視聽。本人當然也「希望中梵關係得到正確處理」。然而要「正確」,就要講清道理、認清事實,不能蒙混過關。陳樞機說:「有人悲觀,有人樂觀,無可厚非,但負責任的人該在事實基礎上建立樂觀或悲觀。」就是如此。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7日) 中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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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以外無民主?

立法會選舉過後,坊間有各種分析和議論。在網上,有人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此話值得深思。選舉不是民主的全部長久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都以選舉為中心。爭取民主就是爭取擴大人民選舉權,並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及區議會全體議員為最終目標。當下立法會有地區直選部分,區議會大部分議席都由直選產生,因此兩級議會的選舉便成為實行部分民主的場域。確實,選舉與現代民主緊緊扣連,人民通過選票授權予執政者和議員,選舉同時能反映某程度的民意。一般判斷某國是否符合基本民主原則,會看看該國的政府首長(政治權力中心)是否由自由而公平的選舉(free and fair elections)產生。因此我們經常聚焦在普選行政長官上,實不難理解。然而民主從來不應該直接等同選舉,選舉也不是民主的全部,頂多是「民主的工具」(馬嶽教授語)而已。美國政治學者John Medearis在Why Democracy Is Oppositional一書中指出,民主是「struggling from inception against aspects of a social world that have already taken shape and that frequently resist popular management」,民主行動就是要「continually struggles to maintain egalitarian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world」。簡單而言,即民主是要擺脫各種不公宰制和異化。而由於異化的制度老是常出現、此起彼落,因此民主是長期的反抗與對立(perennially oppositional)。我們可以「在地」一點去理解:你每天上班都要超時工作,窒礙健康家庭生活,卻從來得不到合理補償,老闆也不受合理法律制約;由於市道不好,「你份工大把人想做」,結果敢怒不敢言、默默承受。如此工作制度,是異化的,與民主相距甚遠。因此,以改善工人福祉為目標的工人運動,也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更進一步說,選舉制度也可以異化:假設某國的選舉制度成為了金權遊戲,那麼也是不民主的,人要起而與金權對立,把選舉民主化。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可謂一語中的。在民主政治中 英雄不應是孤單的香港很多人唯一參與政治的時刻,就是投票。我是教徒,發現不少神父從來不會叫人參與政治行動,甚至有意無意叫人避開政治。唯獨到了選舉期,便會叫人盡公民責任投票,似乎投票就是公民的唯一責任。選舉固然重要,但肯定不是唯一重要的。這種「選舉為重」之思維,令不少人投下神聖一票後,便把所有政治責任「外判」給當選人:我投了票給你,凡事都由你去處理吧,我回歸「日常生活」;繼而再衍生出「票王」和「造神」思維,把希望都放在某些代議士身上,路過時說一句「靠晒你」。如果我們希望選舉(推舉?)一個英雄甚至王出來後,該王振臂一呼,天下便大定,那我們想要的其實是共主政治、強人政治,甚至教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民主應該是人民自主,應該有「我」在其中。我們有自己的生活,非人人能全職參政,因此需要領袖、需要有人代表「我」。但領袖與「我」應該是時有互動的,而不是今次選了出來後便下次選舉再見。加上香港的議會有功能界別和分組點票等,結構上是殘缺的;如果你寄望選了新議員後便能改變社會,未免是昧於現實。假若無民間力量支持,議員再英明神武、骨骼精奇,進了議會後仍難有所作為。議會與街頭應該是連接的,「選舉」與「運動」不應是截然二分的。朱凱廸當選後,有朋友說是「十年磨一劍」。此說很有武俠色彩,卻無意中否定了朱過去10年運動生涯本身的意義,令人以為運動是為選舉鋪路。其實劍早已出鞘,一直在揮,今天只是開闢了新戰場,繼續揮下去。要每時每刻都關心政治,是強人所難;在生活層面(例如社區、業主委員會等)推動參與、自主等,亦難一蹴而就。但最起碼要有基本自覺,適當時候要有所行動,間中與自己所選的代議士和同伴合作,共同推動某種理想政治和政治理想。或許我們真的需要英雄,但在民主政治或民主化過程中,英雄不應該是孤單的。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4日) 選舉 民主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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