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命墮落,成就眾人的智劍

近日,「李天命」成為熱議,因為他曾狠批陳文敏,到近日又作打油詩諷刺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坦白說,我至今仍對那些網上言論是否出自李的手筆存疑,畢竟,創作那樣無聊的打抽詩來諷刺一個學生,太不像李的風格。可是,事情過了多天,也沒有看到任何澄清、否認等,那麼,就當是其本人所寫了。網上對李的反應,失望之情洋溢,也不泛口誅筆伐,有指其「冇料到」、「學術成就低」、「可以燒書」、「不用再看他的著作」等,還有酸溜溜的「你這算啥哲學」。但如果真的學懂了他教的思方學,以上的批評未免流於「不相干的謬誤」。李天命的最大成就,從來不是學術成就,這一點他自己在書中也暗示過。他的成就來自其文字言說的魅力,以之把批判思考用很通俗的例子和言辭表達出來,不像某些作者永遠在扮高探和狂抛專有名詞,令批判思考普及起來。我喜歡讀批判思考的著作,本地的和英文的也看過好幾本,大部分這類著作,作者都像講lecture,這本來不是問題,但顯然無法令專門知識普及,令普羅大眾覺得艱澀沉悶。唯讀李天命的著作,才不像聽講學,而是在聽一場精彩的演說,令人不知不覺間學懂一些批判思考。誠然,單靠這類書,你的思考提升有限(提升思考能力必須下苦功),但這類著作根本不是要彰顯學術成就,而是令學術普及於大眾。近年很多人熱捧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這本書,作者桑德爾就是做同樣的事。這本書沒有多大學術價值,卻令哲學辯論普及。當中的「火車兩難題」(將火車轉向會死少啲人),我在大學時從一個哲學課聽過,這個難題其實是用來駁斥「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令最多人得益便合符道德)的。這本書面世前,很少人聽過,但桑德爾將之包裝成一個是否正義的辯題,令到今日不少通識學生也知道這個故事,從而反思。這是桑德爾之功。另外,那本《相約星期二》,裏面說的其實也是陳腔濫調的人生道理,但因為包裝成故事,而不是「教仔式說教」,因而大受歡迎。李天命之功,也應作如是觀。當全香港還不知道甚麼是批判思考和邏輯時,其著作令很多人初步認識了這些知識(甚至令很多人以為自己就是邏輯專家)。所以,當近日不少人因為李天命的言行,狠批其「無料到」、「學術成就有限」,基本上是對錯了題,跟港大校委狠批人「無博士學位無料到」一樣——有博士學位也可以冇料到,近日李輝博士已作見證,by the way——是對錯了題。李天命在學術上的影響因子相信還及不上李輝,但其著作的影響力,以普及而非學術專科而言,肯定是李輝的二百萬倍以上。也有一些人,急急跟李天命劃清,指「從未看過李天命」、「從未崇拜過李天命」,甚至把思方學貶格為「捉字蝨」來自high,不免幼稚了點?十幾廿年前我非常敬重黃毓民,也看過不少陳雲的書,覺得他們厲害,如今?俱往矣!難道我又為看過他們的書、敬重過他們而自卑嗎?一個人多厲害,由始至終都不變,畢竟少數,也未必是好事,由少年輕狂變至顧累大局,這不是一種壞變化,由少年輕狂變至投共做奴才,才是。說到底,李天命狠批陳文敏和馮敬恩,沒錯,是令人費解,失望,甚至悲涼,但我們需要放棄他所教的普及思方學嗎?那無此必要,因為思方學就是檢驗陳述是對是錯的工具,語理分析並不是捉字蝨,那對揭穿語言偽術相當有用。如果,李天命真的為極權文過飾非,並不證明思方學失效,而只證明人格的墮落,而我們能掌握思方學的話,一定能戳破李天命的胡言亂語,因為,所有為政治服務的話語都一定有漏洞,經不起思方的考驗。李天命把思方比喻為「智劍」,今天李天命卻說出很不智的話。智劍不是生了銹,智劍只是工具,可落於歹人手上,或持劍者生了心魔,用在不當的地方。當邪魔外道橫行天下,李天命沒有揮動智劍;當良知學者和學生受盡壓迫,他卻突然劍及履及。但李天命早告訴大家,人人都可以鑄造這樣一把智劍,智劍不是屬於李天命的,而是可以屬於大家的。近日的「李天命反智現象」,可謂思方學的一次涅槃:李天命教授了多年的思方學,最後,他用自己的墮落,不管刻意還是假裝,來讓一眾「徒子徒孫」以其教授的思方學,用自己的智劍戳破他墮落的謬論,讓思方學道成肉身,成為更普及的工具,也算是另一種造福人群。所以,我不會抛掉他的書,更加不會忘記他書中有用的部分,我還會鼓勵他人看那些未變質的書,畢竟,他這麼多本著作中,沒有暗中滲入有毒的思想;但同時,我也不會忘記,一個曾經那樣少年輕狂、寫出如此有個性的文字的人,老了,也可能淪為權力的工具,以此警醒自己。畢竟,每個人也會老。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片取自嶺南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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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拍片道德的時代

每一日,香港公共交通上充斥各種欠缺公德的事情:剪指甲;唔戴耳筒睇動新聞、打機、聽歌;開大喇叭不斷聽Whatsapp的語音訊息;成個人挨住條柱做柱男柱女;明明好迫仲要死迫入嚟;明明中間好多位但因為你想易啲落車係要企喺要道阻住晒;衝門,見到有空位好似精子追卵子趕投胎咁衝過來;大聲喧嘩、談話;個小朋友可以著住鞋踩上個位到而家長覺得「小朋友係咁架啦」,或個小朋友在車上玩捉迷藏而家長視若無睹………….如果只將這些事情,影幅相,拍段片,就是新聞,做新聞真是很容易,而且每日都有好多新聞。我們社會每天都有這麼多缺德的事(又豈止公共交通上),點解近年只係攞讓座來放大,放大到可以有明報記者當新聞咁做,當「新聞」咁公審批鬥。要做,又可否做得有記者專業水平?問題根源呢?點解有啲人會咁做呢?可否做一個深入探討的專題?而唔係「直擊廢青不讓座」這些不是新聞的新聞。或者,這很符合香港人的口味,公德事情,黑白清晰,容易分辨,讓人有雄霸道德高地的快感,但對於政治道德崩壞、社會體制崩壞、香港禮崩樂壞這類要思考的大是大非,則以「我討厭政治」為由而視而不見。一個一個有如大時代的丁蟹,都愛口頭仁義道德,面對大是大非卻只會考慮自己利益,最後,甚麼都不敢做,龜縮收場。我數了這麼多香港人缺德事情,係咪代表香港人質素真係好低?我又不覺得,因為我沒有數出我見到讓座的例子,我沒有一一數出大部分正常乘客的舉動,因為正常,何必多此一舉?這之所以我們特別記得不正常的例子,也容易將之無限放大。再多幾十個人將這些不讓座相片、片段放上網,社會就不再出現這些缺德事情嗎?不會的,因為做着以上缺德事情的,很多時也跟教育、背景有關。當一份報紙影住「廢青」不讓座,我見到更多阿叔阿嬸剪指甲、開大喇叭聽粵曲、聽馬……有些人,是怎樣教養都是缺德的。對,我們希望社會更有公德,但,這種方法行嗎?未有手機拍片和網絡的時代,在公眾地方,見到一個人打尖,還惡人先告狀,想出手打人,這時出聲調停制止的,就是英雄。在有手機拍片和網絡的時代,在公眾地方,見到一個人打尖,還惡人先告狀,想出手打人,舉起手機拍片並放上網的,那個人就是英雄,因為他拍到那個被打尖的人畀人打到豬頭,從而讓全世界公審並起底打人者;分享片段和批鬥的,也成為英雄,因為社會有人畀人打到豬頭,而我們幫他申張正義啊!即使我們在現實看到這個情境時,只會龜縮。我們就是活於這種廉價英雄的時代吧!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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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當小童是人,才叫人心寒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一群專業教育工作者放棄腦袋,摒棄常識,跟足指引,拒打九九九以保校譽。連日來很多評論都說過了,但我認為,最心寒的,不是僵化的腦袋掩蓋了惻隱之心,而是那種經「理性」計算的證供。在一個特殊環境出現突發事件,一個人不一定那樣理性,或者準確點說,事發時他們認為「跟足指引」是一個「理性」決定,因為這個決定出於長久以來不斷潛移默化的錯誤價值觀——校譽比人命更重要,又或者,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接受指引的「理性蠢人」從來沒有將校譽和人命併起來比較的機會,於是在事出突然下,基於錯誤價值觀作出他們認為理性的決定。我這樣說當然不是為那些罪人開脫,這種事情仍然是不可原諒的,正如恐怖份子把小孩訓練成殺人工具,灌輸賤視生命的價值意識,小孩把人質殺死,仍然是不可原諒,只是當中的原因(變成殺人工具)比較可以理解。真正令我心寒的,是這群教育工作領導者,可以在庭上繼續為事件謊話連篇,用常人都覺得是無稽的理由嘗試開脫。事件發生在2013年,2015年審訊,在這一年多,這班作供的人,夾了多少次口供?大家為整件事想了多少個夜晚,才想出這樣妙絕的謊話?當中還要做大量工作,去令某些人不敢講出真相,至少不能亂說話(即不說話)。當我想到這群人聚在一起開會,商討如何掩飾事件,為女童的死開脫,以保校譽,那種情境,就我特別心寒。這群人有沒有當過女童是人?有沒有考慮其父母的感受?一切為的是什麼?當大家可以聚下來「理性討論」如何作供開脫,事件不是已經過了好一段日子嗎?那已不是上述的「突發事件」,但這群人仍然可以用這種心態去面對事件,絲毫不覺罪疚。這就是所謂的「工具理性」吧。理性只是為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以最有效達至目的為思考的理性,可以完全無視價值。納粹德國在商討如何把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以最有效率的方法處決,最後想出毒氣室這種「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商討過程中有沒有當過猶太人是人呢?我相信沒有,因為只有感覺不到這些人是人,才能想出如此有效的屠殺方式。德意志民族的高度理性,只為最有效地達到目的而服務,無視一切價值。這群教育專業人員,罪行當然比不上屠猶的納粹,但當中運用工具理性的思維,我認為是相似的。更可悲的是,過去十幾年,這種位於上層而價值倒錯的「理性」者,越來越普遍,遍佈各個位置。為甚麼會這樣?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但概括來看,我認為是香港越來越欠缺人文價值訓練所致。我們社會越來越趨向工具理性而埋沒價值,單看近年的狀元志元已可測到水溫。十個狀元七個都想讀醫,全個社會問的,是一個學科可以讓你將來賺多少錢,做這一行能不能儲夠錢買樓,便可以知道價值已慢慢變得沒有價值。香港長期以來輕視文科,完全側重理科,但更諷刺是,重視理科也不是重視理科的價值,而是理科的「價格」,即在市場(選科)值多少錢。一個社會的價值,由文學、藝術、歷史等學科傳承下去,但香港的人文價值已衰微,文學已是吊鹽水,中文科變了「實用中文」,大家只是希望用捷徑過關,文章傳頌的價值觀早已沒有人細味了。學藝術也只是為了入學的Profile,一切都是為功利目的而「理性」。其他沒有價格的人文科學更是無人問津。不必驚訝,類似的事件將會越來越多。這一個問題,無關赤化,是香港人以工具理性來自居精英帶來的必然結果,也是我討厭的其中一種「香港民族性」。原文載於作者網誌(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此例一開)「有朝一日,教授人事任命都要問過老梁的『特別顧問』了,個個教授都會爭著說政府沒有錯,大家就繼續飲有毒自來水,讓孩子變白癡吧。」全文:http://wp.me/p2VwFC-e1M#港大 #陳文敏 #梁振英 評台 Pentoy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uesday, July 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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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性是種遺傳病

近日陶傑與梁文道為「民族性」大戰,將坊間多年的論戰浮面。頗為奇怪,這個世界有沒有「民族性」,民族性是不是一種玄談,需要爭論嗎?第一次接觸民族性這回事,是初中讀「差不多先生」這課書,「中國人就係咩都差唔多,得過且過」,這句話,是中學老師說的,現在回想,腦裏還浮現他的樣子。到今天,當學生答錯問題,推說「都係差唔多啫」,我總要說差不多先生把醫生和牛醫當成差不多的故事。然後,就是初中讀的「阿Q正傳」。「阿Q精神」不是用來諷刺中華民族的性格嗎?只有阿Q精神的民族,才會想到用「場外點票」這種標題嘛。繼而,就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所以,自小已不斷聽「民族劣根性」這個說法。如果說陶傑發明了「民族性」的說法,大家只是製造神話,民族性的說法存在已久,陶傑只是套用了現代科學的DNA來增潤文筆。民族性這個話題,相當宏大。本文只能掃描式探討幾個問題。一. 民族性是什麼?民族性當然就是一個民族的典型特質。例如,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民族性,歷來都很重,比起很多其他地區都誇張。大陸實施一孩政策後,多少女孩被抛到河中,多少孤女被賣掉,大家也可翻查出來,這都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積累的民族性。即使香港,早前就有男子因為老婆連生五個女孩,竟然要自殺。又例如,中華文化有極強的「長幼有序」觀念,故較難令民主實踐,因為民主就是反過來削掉上位的權威。這些特質是跟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而文化背景又跟地理、生存條件有關,而這些元素又會催生了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然後促成相應的歷史,歷史又反過來影響文化,完全是個相當複雜的互動,這還沒有計算幸運的元素。當我們偶爾聽到,香港人覺得「日本人怎樣」、「英國人怎樣」,同樣也是一種民族性觀點。民族性根本不是用來針對中華民族的。二. 民族性有多準確一如大部分社會科學般,有七成準確,已很厲害。我們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準確來與之相比,因為自然科學是非思考的固定規律,但人會思考和進步,人也有不服從主流社會規律的自由意志。所以,談及民族性時,當然不是說100%,但這應是社會科學的常識,不能每次在日常使用民族性一詞都要提一句「有例外」。三. 民族性為什麼變成爭議?筆者推斷,是源於近數十年興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很強的批判力,但往往被人用來取巧。例如當我們說一個民族有某民族性時,套用第二點,其實是指一個概括的典型,而非毫無差異、永恆不變的定律,當中必涉例外。但部分論者喜愛以20%的例外,來推翻80%的典型,令這些論者立於不敗之地,成為真正的「左膠」(我一向避免用標籤,免礙討論,但這裏用得準確)。舉個例說,所有教科書都會告訴你,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時,會生暗瘡,但「左膠」學生會指着一個沒有生暗瘡的同學,反駁老師:「你講大話,你這套理論站不住腳」。同樣,當你教學生,青少年在青春期愛跟風,人有我有,希望追名牌,「左膠」也可以找十個八個沒有這種特徵的同學,控告你「建構」,根本沒有這回事。說明「左膠」更有力的例子,是有統計指出「男生較精於數理,女生較精於語文」,惹來「歧視」投訴。首先,這種投訴假定了「語文比數理低級」,本身就是「歧視」;二來,報告從沒說過女生一定讀不好數理。如果這種統計換了其他課題,如醫學數據,如「男性患癌後較易康復,女性則較難」,則沒有人敢說這是「歧視」。四. 「左膠」的罪是什麼?套用第三點,以例外來駁斥典型,最終這種駁斥成為平庸和罪惡的遁辭。當任何人提出民族性問題,大可說「這是建構的玄談」、「你在定型」甚至「你在歧視」來遮醜。我曾經也被文化研究的理論深深吸引。但讀書越多,越發現這個世界不會靠一套理論解答所有問題。所以我選擇多讀不同書籍,以免變成「左膠」。五. 民族性的積極意義民族性最大的意義,是讓我時刻提醒自己保持警覺,不要陷入這種民族的劣根性而不能自拔。等於,我出生南方,是「江南瘴癘地」,便要注重清熱去濕;如果我生於非洲窮國,便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傳染病;如果我到印度旅行,要注意水源清潔。如果,我知道新沙士在這個社會長期爆發,我只好每天戴口罩,使用酒精搓手液,即使我偶爾也會忘記,露出了一點民族性,但長久的警惕,能讓我盡快糾正過來。說到底,民族性的說法能否成為積極意義,得看胸襟。六. 民族性能否改變上文已暗示,民族性當然可以改變。大部分提出民族性批判的人,目的都是希望當中的民族劣根性能被糾正。陶傑常使用DNA、基因來說明民族性,被批評為把民族性當作「與生俱來」的特質,無可改變。或者用一個這樣的比喻:當我知道我的家人全都在中年時患上糖尿病,我知道自己的DNA出了問題,會令我很易得到糖尿病,於是我很年輕時便注意飲食和運動,希望延緩甚至阻止糖尿病病發。所以,即使那真是「與生俱來」,也有積極意義。何況以今日科技,基因病變也可及早發覺,很快也會得到治療。對抗民族性,是困難的無疑,用包容、「不是人人這樣」來否定民族性,很容易;大方承認並加以對抗、糾正,當然很困難(近月感受很深,因為孩子的關係,我經常要很有技巧地與老人家那種差不多先生、毫不科學、愛縱容的民族性周旋)。曾有人告之,我被視為「左膠」,聽後真的笑得人仰馬翻。究其原因,因為我曾經寸過本土。今天,我寫了一篇左膠很不喜歡的文章,但由於我已屬「左膠」,即已被視為「本土的敵人」(邏輯:你寸過本土,你是左膠,左膠必定是本土的敵人,這種思維其實也很符合民族性),我不能稱為左膠又不能稱為法西斯,不左不右,以中國人愛道德批判的民族性來說(詳見「廿三年後看丁蟹」一文),應怎麼辦呢?不打緊,中華文化的水土已為你提供大量批判辭彙,例如「左右逢源」、「西瓜靠大邊」等,不愁沒得罵。長久以來,我就是這樣提醒自己,中國人是很愛labelling的,你要活得沒這群人可憐,便先要認識自己的遺傳病,並時刻提醒注重腦部營養和思考運動,摒除民族性的影響,做一個忠於自己獨立思考的人!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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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年後看丁蟹:不就是藍絲

廿三年後,《大時代》仍可掀起全港熱潮,新聞橫跨各大版面,兩個月來不斷見報,連丁孝蟹都「翻叮上碟」,據說做了四五十個訪問。香港電視史上還有沒有第二套劇可以如此?稱之為神劇中之神劇,實在當之無愧。《大時代》首播時,筆者只是個中學生,由第三十集開始看,單是最後十一集,已覺得此劇非同小可。97重播時跟大學宿友晚晚追看,看得如癡如醉。23年後,《大時代》在這個年份重播,太合時了,因為你可把劇情直接套用到過去幾年的香港時局,完全突顯其荒謬。這一點前文已提,不贅。今晚是《大時代》大結局。整套劇的重心人物,當然就是丁蟹,因為故事的主線和枝節都是由丁蟹的性格發展出來。23年後重看這個人,多了很多想法。先要了解丁蟹的性格。丁蟹是個非常重視道德教化的人,他崇尚的道德人格包括:孝道:百行以孝為先,所以丁蟹最重視這種道德品格,他認為不孝者,多成功也是枉然,所以常把「孝順」二字放在嘴邊。他侍母至孝,連第一個孩子也取名「孝蟹」,才輪到「益利旺」,正是沒有孝道,有利也沒用。他整治龍成邦時,也說龍紀文孝順,決定放過她,把龍成邦整得很慘後,因為這個孝順女兒,也就「寬恕」了他。用情專一:丁蟹用情極度專一,對玲姐的專情令他引以自豪。他經常說「我哋兩個經歷咗咁多考驗」,換言之,即使玲姐「變過心」,他仍願意深愛她,以證明自己經得起考驗,自己如何專於感情。他因坐牢和玲姐一別十四年,十四年後仍然深愛這個女人,簡直是現代楊過。到玲姐死了,他還可以說「傻女,你鍾意進新,你早啲同我講」,他認為自己為愛其實可以犧牲,成人之美。另外,他整治濟哥時,也表露敬重有情義的人。濟哥因為華姐失蹤,跪地低聲求丁蟹放人,丁蟹幾乎熱淚盈眶,覺得這個大毒梟有情有義,便「寬恕」了他,更說「得閒飲茶」。對朋友有義:這一點,他說過很多遍了。例如,他農曆年大清早便要到方進新屋企拜年,卻摸門釘;方進新被他打殘入院,他去探病還搣橙給他吃;他跟賤婆婆去拜祭方進新,還說「只有我這個朋友來探你」,他如何重視「友情」,簡直畫公仔畫出腸了。恩怨分明:丁蟹是個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人。大仇必報,所以即使中槍重傷離開了台灣,康復後還敢回來找濟哥報仇。當大仇得報,他便嚷着要報大恩,而玲姐就是他的「恩人」。有正義感:方家遭黑社會搞,丁蟹在獄中看到相關新聞,激動大叫「爛仔所為,仲係人嚟嘅」,表示他對欺負弱者的行為看不過眼。另外,當他知道要在庭上捅出方敏的事,非常激動,雖然最終也在庭上說了,但說了幾句便過不到自己的良心,拒絕再盤問。當知道方敏跳樓自殺,竟忍不住流下男兒女,說人家「打感動」。可見他頗有正義感。輕利重義:丁蟹認為,所有發達的人都是見利忘義之輩,所以方進新是「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股票。玲姐是見錢開眼所以愛上方進新。他認為仗義每多屠狗輩,所以黑社會也有好人,比有錢人更有道義。懂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丁蟹也會自我反省。首先,他在擂台上打死人,還到人家屋企跪地道歉;他打到方進新腦殘,表示歉疚,還去醫院探病;他在台灣打到大頭癱瘓,出獄後第一時間去探望他,可見他很「自省自責」。深信善惡有報:「人善人欺天不欺」這句座右銘已說明這一點。他認為做事要對得住天地良心,如龍成邦、周濟生,惡貫滿盈,必須有報應,於是由他自己替天行道。中庸之道:他認為凡事不應做盡,所以,對付方家,他認為「使唔使咁盡呀」;當他轉運買乜中乜時,他認為「太旺唔掂嘅,要輸返啲」。重視家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種精神,最能體現在丁蟹身上。無論兒子如何喪盡天良,他都可以不當一回事。他自己殺了人,闖了大禍,永遠希望兒子用盡方法擺平。試想,如果丁蟹有一個黃絲兒子,必定會大義滅親,報警拉了這個殺人兇手。如果將以上道德人格結合,丁蟹這個人,就是孝順、有情、有義、有正義感、恩怨分明、重視家庭、輕利、能自省、深信善惡有報和懂得中庸之道,這個人,已接近中國文化裏的完人。但為什麼丁蟹最終卻是人見人怕呢?因為這些道德人格,只是口頭上的教條,是用以批判別人,以之律人,而非律己。丁蟹雙重標準,對他人用一套最嚴格的標準,對自己是另一套最寬鬆的標準,今日的用語就是「龍門任搬」。只要事情不關乎自己利益,不符自己信念的,就滿口道德,無限上綱,肆意批判,但一涉及自身利益,就用最低的道德標準,一切以自身利益和喜惡作最大考慮。這之所以,丁蟹令人覺得其虛偽得瘋狂。例如:丁蟹的兒子用盡手段幫他洗脫罪名,就十分正確,所以當他大罵兒子對方家太盡,給兒子勸了幾句,想到自己的處境時,態度便一百八十度轉變,覺得事情合理起來,甚麼人善人欺的口頭道德全抛開了。他說「唔好咁盡」,但當他發現滔滔追擊,便要玩到最盡,將集團股價壓至一毫子。丁蟹口頭上討厭欺負弱者,但當自己的兒子迫人家女兒上床,還把人家滅門,做到咁盡,他由始至終一聲不吭——因為方家累他終身監禁。「唔好咁盡」是口頭叫人做的,不要欺負弱者是對人說的,只要自己利益受損,便有咁盡得咁盡,有咁弱欺咁弱。他雖然深愛玲姐,但為求脫罪,在庭上卻說玲姐利用他的感情。他有仇報仇,但當方展博為父而憎恨他,他認為是不當的,是他是非不分。丁蟹對朋友有義,但其實他根本沒有朋友。劇中他只有方進新一個朋友,而且是因為賤婆婆的關係才被迫成為朋友。一個對人有情有義的人,竟然沒有朋友?人家炒股就是「利字擺中間」,丁蟹自己炒股發大達,卻是上天對他的補償。丁蟹絕非大奸大惡之徒,反而滿口仁義;他看聖經又看道德經,口裏常吐出一些耳熟能詳的道德教條,但所有教條都是口頭上的,卻沒有「知行合一」,姑且稱之為「口頭道德」。這些教條在封建社會被中國皇帝挪用來管治人民,大部分是將儒家思想的「思想」抽空,餘下有利專制統治的儒家教條、口號,甚至代替法律,在小農社會用以判案、排解糾紛。所以,丁蟹像很多中國人,滿口大道理,可是,即使是未變成強國的中國,也不見得國民的行為如何實踐了這些高尚人格,到今天的強國,更不消說,早已是道德淪喪於滿口道德中,跟丁蟹一模一樣,仁義禮智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都是書上寫的,口裏說的,借之對他人大肆作道德審判,有時更借之來達到個人目的,自己的行為卻可失禮卑污得無可救藥。口頭道德,正是以之律人而非律己。丁蟹為何如此接近中共?因為他集合了中國的口頭道德文化及專權性格。丁蟹有極強烈的控制欲,這裏不用多花筆墨。兩者結合,便成大禍,毛澤東不就是利用中國人這種口頭道德文化嗎?對待其他人,道德界線便推到最高,佔據道德喜瑪拉雅山,令人人皆有罪,以便加害討伐。但對於自己的黨,一切不道德都是別有國情,都是無可奈何不能不如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藍絲其實也是這副德性。他們都是滿口大道理,但在現實上就只會針對人家的小錯,例如講粗口、在車上吃麵包、不讓座等小問題,但對於政商勾結、利益輸送、政體腐敗等更大的罪惡,他們可以像丁蟹對兒子惡行一般,不吭一聲,視若無睹。平時他們可以滿口仁義道德,說要保護婦孺,不應「大蝦細」,但看見學生遭警察亂棍毆打,他們會直呼「打得好」、「抵死」。他們一邊說凡事不可太盡,但對於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用催淚彈兼用警棍狂毆,他們不會覺得做事太盡,反而是抵死。維園阿伯一邊粗口橫飛,就一邊狂罵人講粗口;那些超理性中產藍絲說政客都是騙子,自己卻虛報地址幫仔女入讀名校;那些藍絲公眾人物,一邊用歪理踐踏言論自由,一邊說自己在捍衛言論自由。某些人一邊罵人炒高樓價,但同時炒IPHONE,炒鈔票,最後也是以炒樓為最終目標。還有一些,一邊叫你愛國,一邊擁有外國國籍;一邊叫你接受愛國教育,卻把子女全送去外國。藍絲看見天災人禍死人多了,像丁蟹悲慟大哭,但看見中央拉人打人殺人屠城,不單不吭一聲,還加入「自辯」,大叫「這件事的重點不是有沒有屠城,而是屠城後的經濟發達,是浪子回頭金不換」。這就是藍絲。像丁蟹一樣,所有道德教條能成為正確的前設,是他們的自身利益不受影響,不符合這個前設,任何合乎道德之事可變不道德,不道德的也可變成合乎道德。在現實中,道德問題往往不是黑白分明,更多時涉及道德兩難,兩害需取其輕,往往令道德教條流於理想口號。但不是說道德教化不重要,而是在道德兩難中,用處不大。兩難中要作最好的決定,涉及理性思考,苦思一個結果比較不壞的決定。所以,道德教條在封建中國是用來管治農民的,農民思想簡單,教育程度不高,教條式道德成為最有效的「法治」工具。舊社會遇上什麼糾紛,不是往衙門送,而是大夥兒到祠堂進行道德審判。中國文化有着這樣的背景,長久流着道德審判的血,卻摒棄理性思考。結果,要以理性作判斷時,要用思考解決兩難處境時,就立即惹來大量標籤式的道德審判,莫說藍絲,即使是黃絲,也是「左膠」、「法西斯」滿天飛。恩怨分明,是非曲直,不是單靠口頭道德成事,還要靠理性。像丁蟹,像藍絲,沒有理性支撐的道德教條,只變成恩怨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不少人一直靠口頭道德去判斷一切,但只要事情一複雜起來,口頭道德派不上用場,行為便失去了依據,又拒絕思考,仍然以口頭道德代替理據去反駁,令這些人變成更不道德。可以說,像丁蟹般,中國人說得太多太多道德,卻嚴重欠缺對道德的理性思考和反思。中國的帝皇之術,就是向民眾灌輸一堆口頭道德,卻抑制理性思考,結果得到的不是道德高尚的民族,而只是以道德教條鋪砌一的條地獄大道,就像丁蟹般是一個用道德教條製造的惡魔。這個地獄,在文革時代,就已出現過一次。最後一個問題:丁蟹這個情況夠壞嗎?筆者認為他還不算最壞,因為角色設定中,他並沒有「愛國」的元素,所以他害的只是一家。如果,丁蟹的口頭道德加專權性格再結合滿口民族主義,他害的,可以是一整代人。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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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是一種「專業」嗎?

廣告狂人訪問了創作Snickers抽水神器的創作人。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客戶其實好buy 條蹺,不過(客戶方的)legal開頭唔approve,因有可能畀人告,又有可能有版權issue(講句嘢都有版權XD),又怕廣告訊息 — 因為肚餓講錯嘢太武斷⋯⋯為咗回應佢呢個concern,我哋同客以及legal 就一齊坐低諗,最後諗到喺slogan『十做九錯 全因肚餓』後面加問號同嘆號,咁先有得出街。客戶同我哋一齊傾返嚟,真係好多謝佢哋!」這段話又我想起一件往事。我曾在一家小規模的廣告公司當過廣告撰稿員(Copywriter)。公司有一個「大客」,發鈔銀行之一,一般將大廣告交給4A公司做,這家小公司就專接銀行所謂below the line的工作,或更準確說,將「豬頭骨」交給這家公司,即4A懶得做的Jobs。其中一件豬頭骨,是設計派給客戶的利是封。銀行希望在利是封上印兩個表示「富有」的字,於是大夥兒建議用「富足」二字,大家同意,向銀行建議。撇除大家的學歷背景,用客觀的抽離態度想想:你懂不懂「富足」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我認為,任何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應能理解這兩個字,上至日儲三千的劉公子,中至地鐵雙雌狒,下至劍僑護老院的老人家,也應該懂得「富足」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如果你是用華語的(包括廣東話和國語),連這兩個字都不懂解,實屬極少數。我想我不是主觀。但銀行的姐姐仔回覆:「這兩個字深咗啲喎,有冇啲淺啲架。」我們希望改用「旺財」,淺白,誰都明白,也盡顯廣告創作的專業!但老細認為,大家已夠「旺財」了,何必出賣自己的身份呢?最後,大家創下自己在廣告文案裏的高峰,改用這兩隻字:富貴。冚家富貴!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意念很出色,只是想知道,今天廣告還有沒有「專業」這回事?廣告理應是一種專業,但它不像會計師、醫生、工程師、律師那種專業,普通人不能在會計、醫學、工程學和法律上隨口吹水發表偉論,但任何客戶都可在廣告上發表其意見,而且言必偉論,貌必專家。在客戶至上的商業世界,他們付了錢,按他們的「偉論」來做,理所當然,而且他不聽你的「專業」意見,不會計錯盤數、死人、塌樓或坐監。再加上,今天這又投訴那又投訴的文化——你玩男女GAG,左膠投訴你物化;你玩中國文化,右膠罵你賣港。做創作多難,很明白。如果這是一個有質素的社會,客戶的反意見應能令廣告界進步甚至汰弱留強,可是當整個世界都走向集體反智時,太多太多的反智客戶愛以自己的「偉論」來壓倒廣告的專業,既有權力的快感,又沒有甚麼損失。從前,香港很好玩。但今天,香港還有什麼好玩?在一個反智的社會,越make sense,越碰釘。難得有Snickers這樣的客,是值得讚揚的。今天,就去買幾條Snickers回來。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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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權利,請尊重,講完

今早,看新聞,高永文出來跟傳媒交代:有兩個接觸過新沙士病人的南韓人,拒絕合作,不配合檢查和隔離。高更說,會尋求國際機構如世衛協助。即係咁,我還記得,眼前這位高官,不久之前,十分傲慢跟一個老伯說:「(一堆廢話),講完。」然後,拂袖而去。我想,這兩個南韓人接到特區政府的電話,也可能很傲慢地說:「No Way, Kong Yuen!」我又記得,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公開跟市民解釋為何暗角七警可以在認人時不合作,說:「請尊重他們作為一個疑犯的不合作權利。」我想,人家不是香港居民,不是豬,南韓人是出名示威勇武的民族,為什麼要配合你?我們是要尊重這兩個南韓人不合作的權利。我還記得,去年有九名記者被拒入境菲律賓,特區政府包括狼英說,非常重視並會跟進,但當黃之鋒被馬來西亞拒絕入境,特區政府卻說「尊重別國決定」。如果我是那兩個南韓人,今天叫我留下檢查的是英美等文明政府,我樂意合作,但看特區政府這幾年的德性,我當然鄙視兼發揚「不合作權利,請尊重,講完」的「特區精神」。最令人發笑時,高官還要尋求國際機構的協助。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國際標準嗎?國際組織關你箇屁事!我們有我們的國情,國際的公共衛生標準並不適用嘛!我不是無良,也不是抽水,我都不想有疫症爆發,我都好痛恨那些播毒的自私人,但當你回心一想,一切不過是因果吧,怪得人嗎?當一個政府接二連三說過以上的話,事事龍門任搬,天天叫你「尊重」,就是你不再尊重這個政權的開始。政治不關你事?政治會找上你的,更可能向你索取沉重的代價。原文載於: 葉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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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屈:警察不做不錯,一做就一定錯

是日,一個小弟很敬佩的專欄作家「老屈」(大陸演員兼作家徐靜蕾的外號就是「老徐」,我覺得屈小姐的才華和美貌均與之匹配,加個「老」字,很性感,並無貶意)的文章洗了版。老屈文筆好,又寫過自傳「怪獸家長」(惜未能拜讀),即使老屈寫的說話如何,大家也不可以網絡欺凌她——正如那個乜西總會,公開學生的片段作政治用途,也是你們網絡欺凌的問題。看事不能一面倒。老屈的文章其實也有不少至理明言。例如她說:「…警方早前拘捕的三十歲自閉智障男子因有不在場證據,獲警撤銷暫緩控罪,在被捕三日後無條件釋放。事件經過政客發酵、傳媒炒作,成為新一哥上任後第一顆要拆的彈,結果,事件在警方的公開道歉中,暫時落幕。錯就要認,打要企定,我絕對贊同,政客要的是鎂光燈,他窮追猛打判你濫捕、說你欺凌弱小,誓要投訴到底,無可厚非。」事實上,警察擁有隨時拘捕人的權力,一時拉錯人,並在落口供時引導一個智障人士認罪,最後人都放了,實在是小事一樁,當然可以落幕。反之,學生在私人活動中唱了句粗口罵警察,沒有犯法,但事件經過政棍發酵、傳媒炒作,成為全港藍絲追打多月的新聞,至今仍無法落幕,實屬無可厚非。須知道,講粗口比殺人和拉錯人嚴重百倍,老屈必然贊同,社會應該天天追打維園阿伯爆粗,但如果有一日維園阿伯被屈非禮,小事而已,大家應噤若寒蟬。藍絲,要的也是鎂光燈嘛!所以他們窮追猛打,一邊講粗口罵你講粗口,說你不配做老師做大學生,誓要投訴到底,大搞集會,要人丟失工作或學位,也是無可厚非。反之,一向支持香港警察執法的藍絲,在差人拉錯一個智障人士並誘導作供後,沒有人讉責是正常,但沒有人出來集會支持這次警方執法,圍堵智障人士宿舍,迫事主一家因其智力欠佳而麻煩了警方而向警方道歉,就令人太失望了。可是,專欄作家不是神,總有出錯的時候。例如她說:「此案亦反映警隊制度的滴水不漏,找到新證據,該男子的控罪立即獲撤銷,那正正體現完善的機制保障了無辜者,對比美國不時出現那些坐了幾十年冤獄才獲洗脫罪名的新聞,我們應該慶幸,在小島蒙冤的人,頂多受苦七十二小時。」小弟不明白,當警方找到新證據後,如果被錯控的男子不立即獲撤銷控罪,那應如何?拉錯人放人這種常識如何是種滴水不漏的制度?假設警方拉錯了老屈,控告她強姦,轉頭有證據證明她無辜,難道繼續將老屈告上法庭,或讓你坐足三年才放你?難道這就是老屈天天追求的美好明天?至於說到美國冤獄,所謂「不時出現」其實有幾「不時」呢?但這還是其次,更重要是,那些人為什麼坐了幾十年冤獄才獲洗脫罪名?就是因為未有人發現新證據啊。試想,那些坐了幾十年冤獄最終能洗脫罪名的,難道都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清白便放人嗎?還是他們無端端從監獄跑了出來當局又不追究,或監獄長心情好放他們出來?再者,如果美國政客或傳媒找到警方犯錯或當事人被屈的證據,將之「發酵」、「炒作」,有沒有可能不立即釋放?我們應該慶幸,在小島蒙冤的人,頂多受苦七十二小時——傻啦,我們應該慶幸,事主入住宿舍,有清晰的出入記錄和錄影,有很多人證,很容易找到不在場證據,不然,這個在小島蒙冤的智障人士,很可能要受終生監禁之苦,又怎會是七十二小時呢?沒有證據就放人只是常識,將之提升到「滴水不漏」的系統,老屈這次未免失手了。但最令小弟不滿的,還不是這一點,小弟最憤怒的,就是如此愛國的老屈,竟然開口埋口就引用美國作例子,仿佛對其案例如數家珍。我們最愛的中國,本來就是最好的例子,以證明香港制度如何先進。為顯愛國之心,小弟認為老屈應該這樣改寫:「對比中國經常出現那些坐了幾十年冤獄甚至坐到死果日仍不獲洗脫罪名的新聞;對於那些無證無據便捉一個人回來監禁幾年、即使家屬投訴傳媒有證據在手都不能將之『發酵』、『炒作』、真相永不見天日的新聞;對於中國多於繁星的冤獄卻配備滴水不漏的打壓言論制度;對於一如智障人士般屬弱勢的盲人陳光誠、失聰的李旺陽被監禁被自殺,我們應該慶幸,在小島蒙冤的人,頂多受苦七十二小時。」老屈又說:「警察不是神,總有出錯的時候,政客為了政治利益、黃絲帶為了抓緊抹黑機會,當然會聚焦在那個錯處,然後如獲至寶地猛攻狂插……警方調查十九天,翻看八百小時閉路電視片段,綜合街坊口供鎖定疑犯……聚精會神看八百小時的CCTV,不是說笑的活兒,就算「飛帶」快看,也起碼要用四百小時,如果真的要「濫捕」,探員何必捱這些苦?第一天就把所有穿紅衣黑褲的抓回來屈打成招算了。這案件在太多非專業的外人指指點點下,匆匆蓋棺,連最高層都道歉了,誰還敢再踩地雷續查案?執法者原本一心為老翁雪冤,廢寢忘餐查案,只因中間出錯了,就把所有努力推翻,還被亂扣濫捕帽子,以後,還會有警察敢做事嗎?」沒錯,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出錯的時候,出錯了,便應受到嘉許、鼓勵、或讚頌,這才是滴水不漏的制度。可是人類文明不知為什麼沒有發展出這種制度,世界還不是這樣運作。所以,老屈的邏輯在今日的世界就不太通行。警察看八百小時片段,莫說閉路電視,即使看的是AV,也足以導致二次無能。可是,警察是受薪的,受薪要查案是他們的責任,看了八百小時錄影,放工後可以有錢去吃大餐、過澳門、上東莞,又有甚麼問題呢?因為受薪,更是受納稅人的薪,做錯事給人批評,要問責,也是無可厚非。試想,如果共產黨出重酬,聘請一些文人每天在報章抹黑黃絲,每天寫八百字,一年就寫了292000字了,如果這個人寫錯了一篇文章,誤變成撐黃絲,共產黨震怒了,說你是「打着紅旗反紅旗」,這個文人會否和共產黨說:「寫三十萬字,不是說笑的話兒。要一個受過大學教育還曾經教過大學的我,寫三十萬只適合智障人士看的文章,就算HEA寫,也不是說笑的活兒。我原本一心為主人你出力(受薪這個當然不好意思提),廢寢忘餐地寫,只因中間出錯了,就把所有努力推翻,還被亂扣反紅旗的帽子,以後,還會有文踎敢做事嗎?」這個文人夠膽不夠膽這樣頂撞?你不說還可,一說,恐怕共產黨學金正恩,把你放在高射炮前面行刑吧!難道這個文人又會覺得共產黨的震怒是抓緊抹黑機會?最後,老屈說:「不做就不會錯,如果探員不去看那八百小時CCTV,就不會拉錯人,就不會成批鬥對象,就不會令一哥難堪……如果,如果大家甚麼都不做,就甚麼亂子也不會出,警隊就可明哲保身。」小弟最不明白這一點:「如果探員不去看那八百小時CCTV,就不會拉錯人。」那麼,老屈是否暗示「看完八百小時CCTV就會拉錯人」呢?老屈是否指出,警察本就無能智障,不查還可,一查便醜態百出?是否暗示「你們那麼無能不如唔好做事了,反正你班智障不做不錯,一做就一定錯」呢?小弟一向支持警方執法,對於老屈這樣抵毀警方,實在不敢苟同。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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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啟示:丁蟹與中共何以類同

《大時代》已播了六集,劇情進入另一階段。23年前的劇集,深宵重播,竟然掀起社會熱話。我輩曾幾何時見過,各大報章雜誌連續多日以一套深宵劇為題材熱炒?話題更橫跨政治、娛樂、財經和副刊,更有雜誌以秋官松哥四十年恩怨為封面故事,吹水濫炒,難怪有傳媒稱之為「神劇之王」。社交網絡令社會有一同追劇的快感,當然是個重要因素,但要在網絡炒起,也要劇集夠「神」才可。《大時代》神在何處呢?那並不單是劇情夠瘋狂夠盡,主角性格夠鮮明便可解釋。筆者認為,《大時代》能成為經典中的經典,因為其重心人物「丁蟹」深深勾畫了中共式獨裁的典型,再配合今天的時勢,突顯了其不朽。凡是經典,總要令你一看再看;要超越經典,更要令人在不同時候看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少時看《紅樓夢》,那是一部愛情小說;中年時再看,那是一部政治小說;老年再看,會變成一部細味人生的作品。筆者看了三次半《大時代》,1992年首播,在中後段才插入追看,只覺好看但沒有感想;1997年重播,筆者正值大學時期,一集都沒有錯過,深深感覺其劇力萬鈞;七八年前無聊翻看VCD版,仍只覺得是編導演均無敵;但今天再看,就完全感受到丁蟹背後的中共影子。這並不是說韋家輝有預言能力,或丁蟹藍本就是中共,因為創作是非常複雜的事情。只是看了首六集,你會發現丁蟹言行和過去幾年中共的行為驚人地相似。(筆者在文末附上多日在FACEBOOK寫出來的比較,以及加上一兩個網民版本,以資參考)為何如此呢?任何偉大的故事創作,都以人物性格推動劇情。而傳世的作品,其主角性格都能深深劇畫出性格典型。這些典型性格無論在任何時代,都能導致類似的結果和劇情。例如,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和《1984》,就反映作者對共產黨特質有最深刻了解,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能挪用當中情節去看今日的獨裁者。又如金庸的作品,《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堪稱高峰,兩部作品同樣風格相反,但當中的角色原型,完全可以套入今日的社會,故常被引用。這些作品,都彷彿成了「預言劇」,實是文學創作的瑰寶。可以說,像《大時代》這類作品,不單純是借題發揮式的「抽水」、影射,而是真正對人性有極深刻了解而寫出超越時代的所謂預言劇。那其實並非預言,而是準確掌握某種性格原型,由此而推動出來的情節和結局,在什麼時代都相似。廿三年後的今天重溫此劇,單是首六集,已發現丁蟹的言行完全可以套入近年與中共有關的事件中,全因丁蟹完全「掌握」了中共式極權的思維模式。1992年首播,大家只覺得劇集「影射」;1997年重播,當時香港與中共仍處於蜜月期,大部分不熟悉中共史的香港人根本無法掌握中共的真正嘴臉。到2015年再重播時,已是中共接管香港達18年之久,中共種種真面目已表露無遺,再看《大時代》,便發現丁蟹之行為邏輯,早就在現實中以不同形式實踐了。歷史舞台不斷變化,但人性,很不幸,千古以來的變化還是很少。別以為丁蟹是個誇張得不可能的角色,只要你努力學習中共的言行,你,也可成為丁蟹。比較:丁蟹與共蟹(任何套入中共式獨裁思維模式者,可以是梁振英,可以是建制派,可以是任何滿口愛國歪理的小髙民)丁蟹/共蟹:狂躁、暴力、神經質、有控制狂的「精神病患者」,極度自卑也極度自大,鍾意用武力控制一切,間有苦口婆心之時。他做什麼都有道理和一定正確,你做什麼只要不順其意便是錯,龍門任搬。[大時代01]丁蟹:方進新不斷問丁蟹「我點得罪你呀」,丁蟹不斷講「你心知肚明」。共蟹:說不出你有什麼問題,便硬塞一句「你心知肚明」、「你別有用心」,便當判了罪。丁蟹:你係咪神經錯亂呀?屋企父慈子孝,你咁都要走咗去。共蟹:你係咪神經錯亂呀?國家咁興旺,放咁多自由行落嚟,你哋唔感恩,仲要話搞獨立?[大時代02]玲姐(HK):我唔鍾意你架,你畀我走啦。丁蟹:好啦好啦,我投降啦……我哋結婚啦!共蟹:好啦好啦,我投降啦……我哋融合啦!丁蟹:睇嘢唔好睇一面,龍成邦維持黑白兩道,冇咗佢,暴動都似。共蟹:睇嘢唔好睇一面,共蟹維持社會安定,冇咗佢,暴動都似。(改寫自網絡)[大時代03]丁蟹:方進新你搶我女朋友,我哋三十幾年朋友,你竟然搶我女朋友,阿玲自古以嚟已經係我丁蟹不可分割嘅一部份,你知唔知?[大時代04]方進新太好人,明知丁蟹癲都走去保釋佢,以為同佢三十年朋友,三十年都對佢咁好,要顧情義,點知畀丁蟹打到腦殘。香港人太好人,明知共蟹癲都走去親共,以為血濃於水,三十年不斷接濟上面親戚同捐錢,要顧同胞情義,點知畀共蟹打到殘廢!丁蟹:丁蟹追住方進新,係咁打係咁打,打到佢無路可逃,只能下意識舉起張摺櫈防衛。丁蟹:「啊,你搵摺櫈打我。」跟住一拳打到方進新腦殘。共蟹:共蟹追住香港,係咁打係咁打,打壓晒佢原本有嘅核心價值,打到佢無路可逃,只能下意識舉起支旗表示捍衛自治。共蟹:「啊,你想武裝革命推翻政權搞港獨自己做皇帝。」跟住一錘定音要打到香港殘廢![大時代05]玲姐對住丁蟹,講道理講唔到,打又唔夠佢打,你點憎佢佢都當你好有感覺,迫你愛佢。港人對住共蟹,也一樣。[大時代06]丁蟹打死方進生前,情緒激動,蠻不講理,但卻同方進生講:「明明可以坐低好好傾,你死都唔傾。」共蟹次次都一錘定音,兇神惡煞,開動國家機器大肆抹黑,封死對話可能,但佢總會同你講:「政改明明可以坐低好好傾,你哋班人死都唔同我傾。」[未播映,但忘記了第幾集]丁蟹:我有殺人,但係呢單案嘅重點唔係我有冇殺人,而係浪子回頭金不換!共蟹:政改方案係篩選造馬,但係呢個方案嘅重點唔係政改有冇篩選造馬,而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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