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輝:追求有成本效益的公共理財

香港坐享財政盈餘超過13年之久,現財政儲備近1萬億元。這本是一件令眾人羨慕之事,但我們應為此而感到驕傲嗎?事實是,社會大多數人並未能共享豐厚的財政盈餘。與此同時,在過去20年,特區政府並未有很多具策略性及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這些盈餘並非是政府悉心計劃和政策實施的結果。事實上,前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其任期內的財政預算案一直都存有大幅度的偏差,若將這些預期外的盈餘善用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未嘗不可。但由於缺乏改變政策的決心和動力,香港錯失了很多健康快速發展的機遇。這些預期外財政盈餘,主要來自比預期理想的賣地收入及印花稅。這些超乎預期的收入導致房價更令人難以負擔;對許多人來說,自置物業更是望塵莫及。整個社會都在承擔財政盈餘的高昂代價。 更重要問題在政府如何運用資金 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2%至5%,但工資水平並沒有跟隨上升,這意味着財富不均的現象正在不斷拉大。若社會整體的生活質素是提高了,香港是不介意多幾個億萬富翁。政府對公共事業的開支,從1997年回歸前殖民地時期的16%,增至特區年代的20%(圖1)。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投入大量資金,社會福利開支佔公共事業的總開支比重從9%升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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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年金計劃的反思

最近政府提出一個公共年金計劃,向長者提供多一種退休保障選擇,即一次過存入一定保費後,保障逐月領取年金,直至終老。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可以投入保費金額為5萬至100萬元享受終身年金計劃,預計回報率為5%至7%,這與私人市場上已有的產品只有約3%相比十分優惠。更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不收取管理費用和退保費用,受益人可以享受到總保費達105%的身故保障。若投保人壽命超過82歲,那麼將獲得比預計回報率更高的收益。從預測壽命表來看,現在活到65歲的男女長者的預期壽命為85歲和87歲,可以預見將會有超過一半參與公共年金計劃人士可以享受到長壽帶來的額外回報。況且,即將到來的年長人群相比現在和之前的群體,經濟境況會好一些,一個零風險和高效益的退休保障計劃更適合這種類型的長者退休保障。 隨着香港老齡化速度加快,現今年齡在65歲或以上長者比例達14.5%,預計到2050年比例將升至30%,對長者的關懷和支持已成為社會和公共健康的重要挑戰。特區政府對全民退休保障一直有所保留,筆者是可以理解,一方面是財政的承擔,另一方面是資源有否達到成本效益。如果社會的目標是提供全面覆蓋長者的退休保障,我們不必堅持「政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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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整體的助人指數反思:為何被低估?

2014年年中,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發布了首次「香港助人指數」調查研究結果,當時發現本港居民熱中慈善捐款,78.8%的人都曾捐過款,但做義工的比例不高。兩年之後,本中心再次就此做出全港調研,隨機訪問了3016名本港居民,發現本地居民對助人行為的總體參與率由61.4%增長至80.4%。尤其是義工服務(包括由學校或公司組織的,或者慈善機構組織的)的參與率升幅最大,由39.1%升至8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參與義工服務的比率由2014年的19.2%上升至75.8%。 如此大幅度的增加或許令人驚訝。有趣的是, 當我們請受訪者分別對自己有多樂於助人以及香港人整體有多樂於助人給出分數時,兩次的調研結果都顯示受訪者普遍低估香港整體的助人水平。以7分為最高分,在2014年,受訪者對自己的助人水平評估為平均3.09分,而對香港整體的助人水平給出的是平均3.01分。2016年,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受訪者給自己的打分為平均5.51分,明顯高於給香港整體的打分4.01分。另外,我們的調研還發現,本地居民的社會信任度在兩年間沒有明顯變化。 「媒體現實」與「社會現實」 為何大家各自都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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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貧窮問題 看香港社會的利益共享

隨着特首選舉之日臨近,各參選人各出奇招、各抒己見,為未來的香港謀出路。對廣大香港市民而言,最關心的還是衣食住行的民生問題。據去年樂施會發布的《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11-2015年)》顯示,香港有超過18萬戶在職貧窮戶,貧窮人口超過115萬。伴隨着人口老齡化問題負效應的不斷加劇,在職家庭成員的供養壓力十分繁重。儘管近5年來,政府推出多項政策試圖緩解社會貧窮現象,2016年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但成功申請的人數遠遠低於預期,究竟是申請程序過於複雜,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沒有那麼多?政府在2016/17年度預算社會福利開銷達662億元,福利使用多了,究竟能否真正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抑或是製造更多社會受助人士?是否有深入探討福利開支的成本效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高昂的開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貧窮這一深層次的問題,也沒有看到香港基層百姓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那麼如何在經濟持續發展中,最大效用地均衡分配社會利益,實現資源和利益的共享,才是政府在民生問題上的首要關注點。 自由市場帶來富裕 也帶來分配不均 過去10年,香港經濟並沒有停止發展,人均GDP(本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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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自殺委員會報告 不是終結而是開始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會)感謝各界在這段時間對預防學生自殺的關注和討論。我們一直強調預防學童自殺的工作需要各界攜手合作,從一個全面的角度探討對策,締造互相關愛的環境支援學生的心理健康。委員會雖已於本月向政府提交了防止學生自殺終期報告,但絕非代表防止學生自殺工作的終結,而是一個新開始。委員會是因應在本年3月及4月期間所發生的多宗學生自殺事件而成立。在過去6個月,除21名委員外(包括資深的精神科醫生、臨牀心理學家、社工、校長、老師、青年工作者,還有不同政策局的相關政府官員),另外邀請37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加入5個工作小組,分別就精神健康、學校、家庭、媒體,以及青年/大專院校五方面進行聚焦討論,以防止悲劇重演為共同目標。「無明顯直接關係」不應誤讀為「無關係」委員會根據死因裁判庭、警方調查、學校提供的報告,以及家庭訪問等匯集資料,檢視過去3個學年累積的71宗中學、小學和大專學生自殺個案,作出分析。是次研究顯示,學生自殺行為是多方面的因素互相影響而成,包括學生的學習壓力、學校適應問題、家庭不和、人際關係問題、精神健康問題等。近乎所有個案研究都顯示,任何單一原因或壓力來源都不足以解釋一個人的自殺行為。正如國外和本地近期多份研究報告顯示,在社會、群組、家庭及個體等多層面、系統性地制訂和執行防止自殺策略,才能真正有效地降低自殺率。報告中提到學生自殺成因與教育制度「無明顯和直接關係」,是希望突顯問題的複雜性,但不應被簡化解讀或誤讀為「無關係」。需避免將自殺行為簡單化正常化我們理解社會上有強烈期望徹底檢討教育制度,亦認為有諸多理據可以論證現今的教育制度值得檢討;但基於實證和防止自殺的宗旨,我們無法將「檢討教育制度」與「防止學生自殺」之間劃上簡單的等號。如果我們不能接受自殺原因的複雜性,而單一認定教育系統的問題,忽略了其他和互相影響的原因,我們將錯過許多幫助學生和有效介入的機會。我們一直以來與社會各持份者溝通進行防止自殺工作時強調,我們需要避免將自殺行為簡單化、正常化、合理化,在生活困境與自殺行為之間建立刻板關係。因為一旦這種刻板觀念深入人心,將令更多人在面對困境時採取自毁/自殺行為,尤其青少年在心理發展期,其思維觀念更容易受到社會刻板觀念影響。因此,報告中綜述了影響學生自殺的多方面風險因素,檢視現有服務的不足,並提出有關建議,其中包括建議檢視教育制度的部分。具體而言,減少考試評核為主導的學習文化,以及增加教育的多元出路必定對我們的學生有利。我們相信一個更關心和扶持的教育和學習體系肯定有利學生增強精神健康,學校需要更多支援以騰出時間及空間去關愛他們的學生,以加強支援和保護學生及青少年免受自殺風險影響。基於聚焦討論結果,報告中亦反映當下學校老師工作繁忙,額外的培訓或學生輔導職責或令他們百上加斤。因此,報告建議在學校增加支援,例如提供額外人手,而教育局和各政策局與部門正積極考慮委員會的建議。同時,報告亦建議建立監測系統,以便定期監察及檢討各方案的成效,以幫助我們持續改善學校系統的自殺預防工作。最終目標是創建緊密支持網絡而報告亦強調,防止自殺不僅局限於教育環境,預防工作需要社區所有持份者的共同努力。報告中建議致力排除障礙及加強現有系統,以更全面方式應對學生自殺。從生態學角度來看,加強以學生為中心的措施,特別是來自政府、學校、家庭和媒體的集體努力,對於學生個人內在、人際關係和社會層面至關重要。而我們最終目標是創建一個緊密織成的支持網絡,從而結連滲透貫穿整個社區,可以幫助每個人都有足夠抗逆力對抗人生挫折,及營造一個關懷的社會文化,並提高對他人覺察、包容和接納:例如傳統與社交媒體(如facebook、Google及YouTube)已迅速響應呼籲,作出負責任的報道,大大有助減低自殺的模仿效應;家庭及青少年需要了解更多有關精神健康及求助方法的知識;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系統亦有需要填補不足之處。雖然委員會致力就預防學生自殺提出全面建議,鑑於議題所涉範圍廣泛而複雜,加上6個月的時間非常緊迫等因素,委員會需要克服的挑戰的確相當巨大。儘管如此,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強烈渴求,以及扶助莘莘學子的熱誠,為我們燃起了迎接挑戰的希望。縱然大家同樣都渴求希望尋找到解決學童自殺的靈丹妙藥,可惜任何複雜的問題都不會有簡單的解決辦法。然而,我們深信並強調,各種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單一措施,當一併推行,便足以產生強大的抗逆力和積極能量。通過合作 帶來改變這報告並不是社會上自殺問題的最後研究,但希望是一個新的開始,讓社會人士更意識到防止自殺工作的重要性與複雜性,了解預防自殺、人人有責。我們亦希望有關政府部門日後能夠根據委員會的建議,提出有力和到位的措施,不斷地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創造空間,提升學生和老師們的精神健康,並且作出定期的跟進,回應各界人士的關注。社會人士對報告的迴響和批評,因篇幅有限,未能逐一回應,你們的關心必定成為防止學生自殺的動力。我們在此多謝很多不同持份者不斷地辛勤工作,例如最近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舉行了一個精神健康的講座,有2000多名參加者,透過增加知識、減少標籤,家庭與學校共建一個有利學生健康成長的空間。我們有信心只要能一起肩負重任,牽頭推行各項措施,並持之以恆,必定可以更有力地防止自殺悲劇發生在我們珍愛的青少年身上,讓我們的學生活出豐盛滿足的人生。我們認真及真誠地希望通過與社會各界持份者的緊密合作,為現狀帶來改變,締造一個健康和充滿關愛的社會。作者是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主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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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扶貧數字——「闊度」改善 「深度」加劇

回應《2014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我們相信,多角度地分析不同的貧窮指標,將有助社會大眾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貧窮的真實面貌,為扶貧政策提供數據,讓將來的扶貧工作能更聚焦和有效。前文(〈拆解香港2014扶貧數字〉,刊10月15日《明報》)對2009年至2014年的貧窮率及貧窮人數變化進行了分解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發現雖然兩貧窮指標在這5年間均呈現下降,但同期內的人口老化、家庭住戶人數減少、總體人口增長這些人口結構的趨勢,其實對該兩貧窮指標的減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為了更深入地理解本地貧窮結構問題,除了解貧窮的「闊度」(即貧窮率及貧窮人數多寡)外,本文特別探討貧窮的「深度」(即貧窮差距(poverty gap)的大小)。貧窮人數減 貧窮差距增貧窮差距是扶貧委員會所採用的另一項貧窮指標,以估算將貧窮住戶拉回至貧窮線所需的理論金額。表1羅列了2009年至2014年間,各個貧窮指標於政府政策(下稱政策,主要形式為恆常現金福利)介入前後的轉變。從表中數字可見,不論政策介入前後,雖然貧窮率和貧窮人數在這5年間都有減少,但同期貧窮差距卻擴大了,每月增加了2億5200多萬元。按年齡組別及家庭住戶人數劃分整體及貧窮人口的話,政策介入前和政策介入後清晰的呈現出:一、各人口組別均面對着貧窮率減低或改變不大,平均差距卻上升的情况。二、家庭人數愈少,每月平均貧窮差距(下稱平均差距)愈大。影響貧窮差距的因素現在探討政策介入前後,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2009年至2014年間每月貧窮差距的變化。對政策介入前6.13億元的升幅進行分解分析,結果顯示在貧窮人口結構維持不變的情况下,超過九成(93.8%)的升幅(5.75億元)來自各貧窮人口組別平均差距的轉變;相反地,假設所有貧窮人口組別的平均差距都沒有改變的話,剩餘的升幅(3800萬元)自然來自貧窮人口結構的轉變。當中,貧窮人口老化現象佔了當中的4700萬元、貧窮住户中家庭住戶數目減少的現象增加了平均差距的3500萬元,但因貧窮人數的減少收窄了4400萬元平均差距,2014年的整體平均差距比2009年有6.13億元的升幅(見表2)。政策介入後的比較,更加突顯出來自各貧窮人口組別平均差距對整體平均差距的影響,平均差距增加的效果是3.16億元,佔整體125%,因為貧窮人數減少,減少了9700多萬元(-38.5%),整體平均差距為2億5200萬元(見表2)。政策介入後各個因素所貢獻的貧窮差距都比政策介入前低,足證政策介入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平均差距的轉變是政策介入前後每月貧窮差距上升的主要因素,這是由於每一貧窮人口組別的平均差距在這5年間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尤以小家庭(1人和2人)的升幅最為顯著。總體來說,香港貧窮的「闊度」(即貧窮率及貧窮人數多寡)改善了,但貧窮的「深度」仍是一大挑戰。這正如某種滅火的情况,範圍縮小,但還未完全控制火場,一些地方火勢仍然猛烈,這也反映出香港存在一些結構性的貧窮群組。我們需要認清貧窮率和貧窮人數與貧窮差距有着不同走勢的事實,從而有效地梳理貧窮問題。政府要面對的貧窮形勢是嚴峻,但一些問題,也是形勢比人強,例如離婚人士增加。所以需要透過多方面的干預才可以有效改善貧窮人士生活素質。(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二,前文:拆解香港2014扶貧數字)文:葉兆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浩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助理)原文載於2015年10月30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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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香港2014扶貧數字

根據政府最新的貧窮情况報告,2014年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前是19.6%,人數132萬;政策介入後人數減少至96萬,貧窮率下降至14.3%。「政策介入」是指由政府發放的恆常現金福利(例如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表面看,政策介入令貧窮率下降5.3個百分點,但如果我們深入拆解貧窮人口的構成,會發現如果剔除人口結構改變因素,政府扶貧的效果甚至高於這個數值。人口結構因素 削弱扶貧政策成效本文章會用人口結構的改變,多角度地分析不同的貧窮指標,將有助社會大眾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貧窮真實的面貌,為扶貧政策提供數據,讓將來的扶貧工作能更聚焦和有效。2009至2014年間因為老年人口增加、離婚個案增加,和整體人口增加致令本港的人口年齡結構改變,家庭平均住戶人數減少。當我們使用統計數學的分解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發現這兩項人口因素都會令整體貧窮人數和比率有上升的壓力。參考表一可以見到,假設於2009至2014年間,本港的其他情况照常,但人口結構(即年齡結構和家庭住戶結構)維持不變,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應下降2.37%。但由於人口老化令貧窮率增加了0.42%,家庭住戶結構減少增加了0.24%,造成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在這5年間「實際上」只下降了1.71個百分點。如果用貧窮人數來做比較,也會有同樣的結果。如表二顯示,政策介入後,貧窮人數從2009年到2014年減少了81,400人。如果我們同樣以分解分析來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况下,單是人口老化就已經令到貧窮人數增加了27,900人,單身或小住戶人數家庭的增加令到貧窮人數增加了15,600人,總體人數從6,533,200到6,753,000的增加亦都令到貧窮人數增加了32,900人。如果扣除這3方面因素的作用,2009年到2014年的貧窮人數在政策介入後應該減少157,800人,但是因為以上3個人口結構因素的變化趨勢,抵消了接近一半本來應有的效果(見表二)。人口老化及住戶人數的影響會出現以上的分析結果,都是因為本港貧窮率與人口年齡和住戶人數都有很大的關係。在人口年齡方面,老年貧窮率 (65歲以上)及整體貧窮率分別是30.1%和14.3%。在住戶人數方面,單身或者小住戶人數家庭的貧窮率都比大住戶人數家庭的貧窮率高:政策介入後,2014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率為16.4%,2人住戶為22.6%,3人和4人住戶則分別為13.2%及11.4%。而根據2011年全港人口普查的結果,本港的單人住戶裏大約29.5%為獨居長者。這些顯示老齡化、離婚、結婚困難都可能對本港的貧窮問題造成影響。政府一方面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協助有需要的長者、獨居人士、單親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嘗試推出政策、服務,協助年輕人組建家庭,協助在職人士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老年貧窮率較高的情况與本港貧窮線的界定方法有一定關係。目前的貧窮線以收入為主要指標,但長者裏存在不少資產富有、收入貧窮的情况。根據政府的數據,在29萬貧窮長者中,83.4%(245,100)居於非綜援住戶,其中143,400名長者沒有經濟需要,也有一半居於自置物業。怎樣的衡量指標可以更精準地篩選出有需要的長者,有效地投放資源去改善有真正需要人士的生活,實在需要小心地處理。總結來看,在可見的將來,人口老化、家庭住戶人數減少等情况將會日趨嚴重。現時政府扶貧的工作雖見初效,恆常現金資助無助面對長遠的挑戰。扶貧的工作的而且確要迎難而上(uphill battle),扶貧工作也是今屆特首政策的重中之重。扶貧策略需具針對性,並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減少對立面,需要時作出妥協,齊心營造社區為本及利他的環境,改善經濟環境,投入更多資源,壯大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為整個社會不斷上游,為全香港市民創造有質素及文明的生活。(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一)本文原載於明報觀點版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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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 燃亮生命

9月10日為一年一度的世界預防自殺日。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將今年的主題確定為「伸出援手 燃亮生命」。本中心根據死因庭提供的數據,估測2014年香港每10萬人中約12.3人死於自殺。為使自殺率數據更具有國際可比性,我們將該數據按國際人口的年齡結構進行標準化,得出標準化的自殺率為每10萬人中8.6。對比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全球標準化自殺率水平每10萬人11.4,可以見到香港已連續4年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香港的標準化自殺率不僅低於亞洲區的發達國家如日本(18.5)、韓國(28.9),也低於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12.1)、澳洲(10.6),但高於英國(6.2)。港人自殺率持續逾10年呈跌勢若將香港與自身做比較,如附圖顯示,自2003年以來,香港自殺率已持續超過10年呈下降趨勢。自殺率的下降與多方面原因有關,其中包括近年來政府及社會各方面嘗試開展新的外展工作,主動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並與社區各持份者保持溝通,共同商討、執行預防自殺的策略。 另外,一些特別針對老弱長者的探訪關懷行動和對弱勢年輕社群的師友計劃,都能夠對一些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切合和適當的關懷。此外,自2003年以來,香港發表的有關自殺預防的實證研究亦逐年增加,顯示出知識積累有助於改善實踐。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死因庭共錄得2014年發生的15歲以下少年自殺個案5宗,比前兩年略有增加。本中心檢閱這些個案的死亡調查文件,發現這些少年在事前都受到情緒困擾,但他們的困擾或自殺意念鮮有被親友了解到。該情况顯示部分青少年及其家長、教師的表達溝通不夠順暢。對青少年的家庭支援、社會支援需要側重改善服務對象及其親友的表達溝通及解難技巧。青少年少求助 多在網絡平台表困擾本中心曾在2013年做過一次電話調查,隨機訪問1010名12至29歲的本港青少年,發現其中30.9%的人(即313人)在受訪之前的4個星期裏持續受到情緒困擾。這313人中,有28%的人(即89人)沒有向任何人求助。但在這部分未求助的人士中,71.9%(即64人)都曾在網上平台表達其困擾。這組數據顯示,從網絡平台入手,可以大大增加機會接觸到這部分隱蔽的有需要人士。社會福利署最近幾年資助了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及青協3間NGO開展「網上青年外展工作」。除網上接觸之外,這些志願機構還針對年輕人的生活習慣設計服務內容,以吸引他們長期接受服務。改善社會資源分配 有助預防自殺香港自殺率下降得來不易,要繼續保持社會各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本中心近期在國際期刊《社會科學與醫學》(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發表一篇研究,指出本港按街段地區(large street block)分佈的自殺率與該區域的社會經濟指標正相關,而且該種相關在青壯年人群中更為顯著。聚居較多低收入家庭、較多勞工階層,以及較多未婚或離異的成年人的街段地區,自殺率會較高。此研究顯示改善社會資源的分配,協助青年向上流動,將有助於預防自殺。以年輕人為例,並非所有年輕人都適應目前的考試制度,而我們的社會又需要具有各種不同技巧的人士,因此入讀大學不應該成為決定年輕人未來的唯一門檻。如政府可以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商界願意聘用更多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將會有助於增加青年的社會流動性,給基層家庭帶來希望。上星期,一位中年男士和兩位小童的兇殺和自殺的個案, 正反映出當個人遇到失業、 離婚,子女身體和學業問題不順等情况,那種無助、無望及被困的感覺,增加了自殺的風險。很可惜事主沒有尋求協助,現在的支援系統也未能提早察覺,實令人感到傷心。願死者安息,願生者好好地生活,相信這是對死者最好的紀念。為了防止這類悲劇的發生,我們呼籲有需要人士勇敢出聲,尋找幫助並非弱者的表現,而是積極尋求出路的有承擔的行為。我們周邊有很多團體和有心人士都很願意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方法總比困難多,不需要輕易放棄。預防自殺不應止步於拯救生命,更應協助有需要的人士找到解決困難的新途徑,幫他們燃亮希望與信心,亦令社會的整體福祉不斷改善。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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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拿掉了那3杯拿鐵咖啡? ——拿鐵指標(Latte Index)的啟示與反思

筆者最近有機會到墨爾本走了一趟,在不同的院校商討和發展一些共同有興趣的研究項目,澳洲在人口政策和解決貧窮問題上,都有不少值得本地參考的經驗。另一方面,咖啡在此城市的消耗量很大,而且唾手可得,到處都有不同類型的銷售點。在大學校園不同的角落,都可以找到一些年輕人所經營的咖啡車,反而大型的咖啡連鎖店在墨爾本不是那麼普遍,也體驗當地營商環境的多元化和給予年輕人不同類型的機會。根據筆者的理解,這種經營咖啡車的生意有可觀的收入。這裏的拿鐵咖啡(Latte)是十分高水平的, 套用一句廣告口號「可能是世界最好的」。一杯拿鐵咖啡賣4元澳幣,而澳洲的最低工資為時薪17元澳幣。在香港,一杯拿鐵咖啡要價30元港幣,而最低工資卻是時薪32元港幣。如果我們建立一個「拿鐵指標」(Latte Index),測量1小時的最低時薪可以買多少杯拿鐵咖啡,我們會發現澳洲人可以買4杯,而香港人只能買1杯,而且兩地拿鐵咖啡的價值是差不多,那麼誰人拿掉了那3杯拿鐵咖啡?為什麼香港的工人時薪那麼低?是僱主要賺取最大利潤,抑或是租金昂貴,或兩者皆有份,還有其他因素?無論如何,最後是香港的工人賠上代價。利潤為何那麼不對稱的分薄了?雖然澳洲的入息稅相對香港為高,但澳洲人的一般購買能力高出香港人許多。澳洲各主要城市的生活費也不少,但整體澳洲勞動工人仍然比香港勞工多出許多可支配的收入(disposable income)。根據Demographia調查公司的最新調查指出,香港的房價中位數是其家戶所得中位數的17倍,這是該公司所調查過的房價負擔能力比值最糟的紀錄。一般而言,負擔能力比值在3或以下被視為可負擔的範圍,澳洲的比值是6.4,就足以令人擔心。相較之下,香港的生活質素在過往10幾年已被高房價和相對低工資所侵蝕。香港是高收入國家及地區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區。堅尼系數可用來測量財富的差異,其數值從0到1,0代表完全平等,表示社會中每個人擁有相同的收入,1代表完全不平等,表示社會中某個人擁有所有的收入。香港2013年的堅尼系數是0.537,這與非洲某些最貧窮的國家類似。香港政府已提供了多項生活津貼來協助貧困人士,例如:免費教育、容易取得的健康照護、便宜的公屋,在調整這些生活津貼後,堅尼系數便降至0.48,是相當大幅的下降,這些措施確實可幫助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應付日常生活所需,但遺憾的是,並無法進一步促進香港人的生活質素。過去30年來的住戶空間沒有增加,全港約半數的住屋都小於500呎。但是就本地生產總值而言,香港的表現勝過許多西方國家,而我們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在過去10年內卻只有小於20%的增加,同時,樓價卻增長了200%,這已超出許多人的能力範圍所及。聯合國將會在今年9月份發表引導未來15年的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將減少貧富差異訂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要點之一,這些目標支持的政策諸如促進更平等的機會、勞工權益、健全的勞動市場制度,以及能處理多數高收入國家中勞動收入比重落差問題的最低工資政策,他們也會呼籲訂定以再分配所得為目標的政策,例如累進稅率政策、所得重分配的社會政策,尤其是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政策。這些議題也正是本地政府要面對和回應的。 香港的最低工資實在太低香港的稅制簡單,稅率偏低,而且稅基狹窄,只有40%的勞動人口需要繳交薪俸稅,而60%的稅收來自於最頂端5%人口的薪俸稅,以利得稅來說,只有10%註冊的公司需要繳交,超過80%的稅收來自於最頂端5%公司的利得稅,因此政府應該要穩定並擴大稅基。然而,一般勞工並未因他們的工作或提供的服務得到合理的工資。從「拿鐵指標」可以得知,香港的最低工資實在太低,勞工的生活無法達到合理的水平,當然,這並非全是僱主的責任,整體的本地成本結構深受高房價的影響。其實政府已提供一些低收入群組公屋的福利,若沒有這項政策,許多人的生活將會十分困頓,很多住在私人住宅單位的居民常常要付出高於50%的收入在租金上,生活質素大受影響。本地勞動力儘管有內地的經濟發展和工作機會,但仍未為香港勞工帶來經濟利益,私人住宅和商業地產的高房租加劇了貧富差異,增加創意產業創業的困難,也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重建香港成為快樂城市政府和商界應設法解決低收入勞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靜靜地為香港的發展而付出,卻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及感謝。為了改善香港勞工的「拿鐵指標」,不是降低拿鐵咖啡的價格,就是要提高最低工資,或者兩者都應該做。企業的社會責任已變成香港公司的一種時尚和流行,但他們如果真的想實踐社會責任,就應該降低商品價格並提升基本工資水平。在一個貧富差異懸殊的城市中,無論是富有或是貧窮的居民都不會感到快樂。為什麼墨爾本被稱為全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我們應該要更懂得反思,做我們所應該做的,以每個人自己的方式去影響這個社會。重建香港成為一個適合生活和工作的快樂城市。作者是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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