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違憲是正統 香港憲法不在場

大律師吳靄儀撰文批評人大常委最近的釋法為「七違反」。文末她問:「常委會違反基本法的行為,特區有義務遵守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所作的行為必須遵守;違反基本法而作的行為又如何?」吳大狀說得隱晦,但政治觸覺敏銳的親共報章,馬上指摘吳意圖煽動法官,拒絕按釋法內容來判案,以「司法審查權」挑戰人大常委的釋法權。吳大狀把這個敏感問題拋給法官,政治姿態激昂。可是,她與同行每次反對釋法的黑衣靜默大遊行,反而欠了一點「激」的感覺。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求大律師與法官去做長毛,我關心的是:一位法官「不遵守(人大常委)違反基本法而作的行為」,最需要的不是長年的法律訓練及浸淫,因為這些訓練與浸淫,令他傾向按着本子做事,而單從條文着眼,吳的問題是無解的。要「不遵守」,相反是需要相當強大的政治意志與決斷,而支撐意志與決斷的,不是條文,是法的精神。港沒有創制故事 制憲想像法的精神主要不是講程序,而是講歷史記憶、共同體想像與道德倫理,簡言之就是創制的故事。美國人談獨立戰爭、內戰甚至20世紀公民運動革命,英國人則動輒談大憲章、英國內戰、光榮革命等等。這對香港特別成問題。香港沒有這些國家的制憲時刻,我們的法制,全因殖民的歷史,把英國普通法制度移植過來,是別人給予的,例如,殖民時期,我們的憲制文件還是英皇制誥、皇室訓令這種東西!《基本法》胚胎 逢六四陣痛香港的法治比英國幾百年在民主革命中成形的普通法歷史要短,但卻比殖民晚期才成形的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歷史要長,港人自治的想法,要到1980年才勉強成為社會共識。故此,民主化與法治是若即若離的,前者遲遲未有成果,後者有點老練成熟。香港前途問題爭議時,維持現狀派曾經認為,我們不需要民主改革,保持(英國人給我們的)法治便好了,港英可以擔此重任;後來《基本法》的制訂,遇上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恰好是香港人最覺得中央不具正當性的時刻,我們在風雨中擁抱着我們的法治,而新生的《基本法》在政治上顯得先天不足。本土政治呼號 「法」的缺席對香港「法治」的認同各取所需,有人因為恐共、戀殖,有人因為職業的光榮感、本土政治的投身,連親建制與共產黨也口口聲聲要保護香港法治。總而言之,一種孤立於政治體制及想像的「法治」觀念,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一種低度政治化的共識。今天仍有人認為,堅守法治,是為了令香港公平公正,營商有利,民主化可以慢慢來。於是,法背後,總缺少政治共同體的想像,甚至有人認為應該盡量與政治無關。近年的本土、自決、港獨派在基本法的鳥籠之外,提出人民主權,談到「法治」作為核心價值便是句號,很少談及法治的歷史精神與共同體想像。城邦派算是最講法的,但他們提出了問題,最後交出的答案卻不合大眾口味也不對題——「永續基本法」。在香港還缺乏法的精神時,中共卻在憲法精神上下了許多功夫。再橫蠻的人,也有一套說服自己的道理,就好像《大時代》裏的丁蟹,總是覺得自己對。既然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就有一套「法」的道理。不過,這套道理的起點很弔詭很諷刺,恰好是中共的違憲。不分左右,大陸憲法學家同意,「違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裏的一大主題,也是近20年來國內憲法學界的爭議點。毛年代起— 政策上馬才回頭制憲毛澤東年代搞的政治運動,違憲行為當然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各級政府隨意侵害公民基本權利及人身自由(甚至性命),毛主席把國家領導人鬥倒拉下台,就連憲法清楚規定的全國最高權力機關人大(規定每年開一次會),在文革期間也10年不開會。毛澤東死後,違憲也沒有停止,例如,1978至81年間,為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人大常委立了大量法律,但是,根據78年的憲法,人大常委根本沒有立法權,立法權在全國人大會議。許多經濟制度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土地拍賣等等,也是先上馬,之後才逐一加入憲法裏。因此,黨政機關不斷違憲,協助打造了中國式資本主義。這倒不是我這種反共港人的看法,而是連官方學者也承認的。有香港人可能還記得,多年前駐港中聯辦有一位名叫郝鐵川的官員(記得「國民教育科健腦論」嗎?),他來港前當法學教授時,便提出過著名的「論良性違憲」(1996年),因此在法學界名滿天下,也可能因此棄學從政,青雲直上。他認為,中央政府為了適應歷史發展,在沒有修憲前,便做出違憲的事實,但因為於國計民生有益,符合歷史發展,所以是良性的。這種奇談怪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中共由一個自命革命進行專政的黨,漸漸轉變成集中經濟建設且永不下台的執政黨,卻又要打扮成與主要西方國家類同。而且,「法治」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亦成為國家建設目標。可是,中共要如何面對過去甚至現在的違憲事情呢?中國要不要成立獨立於政府及執政黨的審查違憲機構(如美國等的各級法院、歐洲部分國家的憲法法院及憲法委員會)?中共史觀— 先保障黨的正當性郝鐵川這種「存在就是合理」的說法受到同行批評,例如童之偉、賀衛方等傾向規範主義的憲法學家,明確反對違憲有「良性」一說。自由派鼓吹中國建立憲政,以法律自身規範為原則建立法治,限制政府權力及保障個人權利。因此,他們大多支持獨立的司法審查,而親中共一方便要想辦法解釋,何以自由派的觀點不對,以及為什麼現在中國的憲法及政治制度是可取的,換言之就是中共的政治正當性問題。中共習於政治理論先行,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繼續以法之外的理由來為違法違憲行為辯護。因此,自由派憲法及法理學家指中共統治沒有憲政,中共甚至曾恐慌至要把「憲政」二字定為敏感詞查禁。結果,自己總是背着「違憲」的罵名,在憲政問題上失卻了話語權。故此,親官方的法理學家並沒有閒着。近10年來,大約在胡溫當政中後期,他們趕上了外國理論時髦,嘗試提出自由主義以外的憲法理論,甚至發明了一門學科——「政治憲法學」。他們當中有港人較為熟悉的強世功(曾為中聯辦研究員),以及雨傘運動後開始評論香港的陳端洪,兩人皆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委員。最高「制憲權」 有搬龍門沒違憲強世功運用非成文憲法及所謂「現實政治的憲政生活」的概念,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歷史及憲政地位上先於成文憲法,以非成文憲法作為新中國的「根本法」(fundamental law),因此,只要符合這根本法便沒有所謂違憲。陳端洪則從「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入手,指「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第一根本法,領導人民的中共不止是制憲時刻的主權代表,而且是時刻代表人民,是制憲權的常在代表,進行政治決斷,維持人民集體的生存,推動國家民族發展。由於任何國家制度、成文憲法都是源自「制憲權」,所以,不能構想一種司法審查制度來審查比它高的主權代表。反過來,在「例外狀態」,即人民主權的生存與發展受到威脅時,它更要出場。中央一面不許違憲審查的司法機構及程序,另一面打壓提出自由主義式憲政訴求的法學家及平民。因此,這套政治憲法學除了是自說自話,為中共開脫,其主要功能是嘗試在文化民族主義之外,建立一種陳端洪所說的「憲法愛國主義」,即透過體會憲法的歷史及原則,凝聚對政治共同體的熱愛。從這套政治憲法學角度看,我們可以對中港政治關係有些新理解,例如,何以北京政府要在香港搞「熱愛基本法」這種活動與口號。更重要的是,這次人大常委主動解釋香港基本法,甚至染指修改或補充法律,北京固然視為主權常在代表的一次政治決斷。而且,這甚至是一場難得的實驗:主權代表要面對特區的憲法審查機構——最高及終審法院,香港屢屢鬧出的政治風波,特別是宣誓及「港獨」等問題,讓人大常委一顯身手,在普通法地區有變相修法、立法的演習機會。回到香港,當我們以「捍衛司法獨立」之名的時候,除了包含着一種恐共情緒外,是否要尋求法治背後的政治共同體的熱情?沒有創制的故事,沒有法的精神,我很難想像法官敢以「司法審查權」對抗中國主權代表。文﹕葉蔭聰編輯﹕何敏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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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

該如何評價取得6萬多票的梁天琦?單評價他的政治立場,很容易,他及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大致類同西方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當然是「香港民族」);要挑他論述的毛病也不難,蕭若元最近在《最新蕭析》中批評梁的本土定義前後矛盾、觀念不清,雖難免予人有黨爭之感,但批評得相當中肯。然而,政治與愛情相似,不太講邏輯與實證,最重感覺。而且,這些判定容易,卻可能忽略了其更深的政治歷史含意。雖然本民前去年剛成立時,已有反水貨踢行李箱的行動,但健忘的香港人注意本民前,大概是始於年初二的旺角騷亂。騷亂以及之後的「寧為玉碎」的修辭,梁天琦的「忠誠、團結、犧牲」豪語,有人說有法西斯味道,頗具爭議,但說他喚起共同體最後一戰的悲壯感,大概沒有錯。這種集體感覺也發酵出「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的二分,充滿「暴力革命」的想像。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接受、支持,甚至參與這種想像與行動。相反,由泛民政黨及社運團體領導的非暴力改良,漸漸失去市場。有些論者更乾脆直接採用清末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來理解當前香港。旺角騷亂偶發 非黃花崗起義不管香港如何本土化,政治論述似乎還是離不開大中華的現代歷史經驗感覺,此為一例。把旺角騷亂類比成清末的革命派起義,其實有點牽強。孫文一黨在清末無法如梁天琦般參政,况且,年初二騷亂與本民前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我們只知道,前者不是黃花崗起義,後者亦非同盟會。同時,究竟誰或是否有組織預先策劃,難有明確答案,觀乎騷亂參與者的行為,大概是偶發的。因此,即使認定泛民為康梁一類,「革命」帽子也不可以隨便扣在梁的頭上。按現時資料看,旺角騷亂比較像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騷動」(官方命名),與1920年代末由中共領導人發動的城市暴動、1956的雙十暴動、六七暴動等,都相差十萬八千里。突發騷亂在現代政治中,雖時有發生,但畢竟不是常規政治抗爭。既然是突發,訴求不清,策略及手段不統一,單純判斷一場騷亂為左或右,革命或改良,意義不大。突發騷亂在前現代的政治中,出現次數頻繁,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例如明清時期日漸增多的民變,另一個例子是歐洲在18世紀的農村騷亂,尤以食物騷亂(food riot)為重要類型。這些騷亂只有臨時的領頭人,沒有持久組織,只有零星小組織參與或點火。事件背後雖有一定政治經濟原因,但大致屬偶發的事件。旺角騷亂由小販擺賣而起,很有18世紀英法城市騷亂的特質,例如,突然冒起頭來的領導者,如黃台仰及梁天琦,以至一群本土派領袖,乘風而參選。事實上,騷亂當晚在與警察對峙之間,本民前甚至突兀地宣布梁天琦要為選舉而遊行。1966年的杜葉錫恩絕對沒有膽子及條件去乘騷亂的風潮。想起18世紀英國維爾克斯運動藝術家筆下的18世紀英國「激進派」人物維爾克斯(John Wilkes)。(網上圖片)這一切令我無法不想起18世紀的維爾克斯(John Wilkes)及其追隨者(Wilkites)。話說當年英國王室還不是虛君,國會也遠不是普選,英王喬治三世獨攬大權之餘,還滲透到國會,保皇派主導,打壓異見。維爾克斯推動改革當時腐敗不堪的英國國會,爭取言論出版自由。他屢次參選,又多次被英王把持的國會褫奪資格,英王甚至用誹謗罪要把他關進牢房。大量倫敦的低下層自命維爾克斯的追隨者,參與一連串騷亂,當時雖已有請願派傳單,喊出「沒有自由,沒有國王」及「維爾克斯與自由」等口號,但間中亦串插與保皇派群眾毆鬥,襲擊有財有勢者的府邸等騷亂行為。1768年,在聖佐治廣場(附近是關押維爾克斯的監獄),騷亂群眾遭軍隊開槍鎮壓,史稱「聖佐治大屠殺」(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用今天標準看維爾克斯,他既有激進派特質,也有點投機,他離經叛道個性,口才出眾,成了他的生存之道。1774年他當選倫敦市長,是維爾克斯運動的頂峰。但是,入了體制的他,愈來愈無法駕馭那些追隨者,特別是參與騷亂的平民。與18世紀大部分騷亂一樣,參與者的社會成分複雜,以工人及小商人居多;政治派別多樣,有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黨人(Whigs),也有他們的死對頭保守派托利黨人(Tories),更有大量非國教派教徒。這些人當中有激進,有保守,也有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者。難怪維氏甚至跟英王說,他自己不是維爾克斯主義者,而他則因為支持鎮壓反天主教的哥頓騷亂(Gordon riots)而被群眾捨棄。觀乎維氏的遭遇,梁天琦的政治路途並不如他的口號那樣簡單。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法18世紀城市騷亂是一個過渡階段。城市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當時還沒有現代政黨、沒有像樣的社運組織(有些簡單的小社團),群眾的政治界線不清,連有點紀律的遊行也不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以至19世紀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這個難以定性的「暴民」(mob)傳統的後續,非國教派的激進工人領袖把它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成為左翼政治的源頭。公民政治學步 左翼政治源頭如果我們把這段歷史生硬地普遍化成社會進化,旺角騷亂可以說是一種「反祖」現象,回到1966年九龍的彌敦道現場,甚至有點像18世紀英國騷亂與改革共生的街頭。香港自1990年代以來,由半調子形式民主、政黨政治及社會運動所構成的公民政治文化(或借用羅永生的「虛擬自由主義」來理解更好),好像有點無以為繼,面對北京專權在香港擴張,容易令不少本來便沒有多大公民社會認同與想像的人感到幻滅。近年網上流行歸咎泛民主派的無能,本土派更進一步製造「左膠」及「港豬」罪人。不過,宏觀一點看,這也是普遍的民主危機及民粹主義冒起的症候﹕西方國家極右民族主義政治明星雖不至於三分天下,亦穩佔角色;有人甚至把美國特朗普的冒起,亦歸為新自由主義殘害社會後,社會底層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港困於無法動搖的一國憲制然而,宏觀的大勢,不應用來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嚴格來說,香港不算是「反祖」,因為,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一度以為繁花似錦,妄想躋身民主地區之列。現在看來,我們勉強只是18世紀的英國階段,而且,香港反對派與維爾克斯相比,條件只有更差。維氏以「愛國者」之名,改革一個名不副實的憲制(「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其實是當時保守派罵他的話),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副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我以為,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並非任何改革之路無望,若無望,為何連本土派也趕着要參選?都說是抗命的年代,到底是個怎樣的年代?大概像晦暗、混亂的18世紀歐洲時期,是香港人重新學習公民政治的年代。我並不同意本土派對泛民的全盤否定,但現下的確是重新估量及重整公民文化的時期,沒有什麼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包括那「被賜予」的民主自由。回顧歷史,18世紀並不是必然革命的年代,因為,除了法國在1789年意外地發生了一場革命,它對岸的英國,以至不少歐洲國家的平民騷亂,並沒有導致革命,那是個漫長的社會及政治改革世紀。平民沒有現成的公民政治手段,也沒有革命武器,卻在喧鬧之中,一跌一碰下尋找出路。文﹕葉蔭聰編輯﹕馮少榮原文載於2016年3月6日《明報》副刊 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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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常規」

聽着爆料人馮敬恩同學複述校委會成員對陳文敏的負評,我感到有點似曾相識。容我事後孔明,借用法律用語:綜合各種「環境證供」,陳教授其實必定出局。親共報章今年一月率先大肆攻擊陳,指他縱容屬下搞「佔中」,不適合當副校;接着二月左右劉進圖、郭榮鏗均指聽到政圈中人談及政府高層向校委會成員施壓;而校委會面對物色委員會的唯一推薦,一反過去慣例,拖字訣,甚至弄出「等埋首副」這種笑料。精明的讀者早已「打定輸數」,部分校友及公眾的抗議,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公眾期待「爆料」,想知道究竟那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以什麼理由來否決。但是,既然結論已定,那些理由只是藉口,確證自己的猜測:北京及特區政府的確干預港大。說到底,讀者沒有從這些「爆料」讀出更多來龍去脈,接下來只是等待學生會否罷課抗議。但作為大學裏的教員,深感這些負評荒謬之餘,卻是「熟口熟面」,而且,我亦讀出更大卻更隱秘的大學政治「潛規則」。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問:投反對票的校委會成員為什麼認為他們口中的理由聽來合情合理?首先是「博士」學位,這早已被視為大學聘用教員的「常規」。不過,正如不少人指出,法律界根本極少「法律博士」,陳教授曾在歐洲人權委員會長期任職,又是名譽資深大律師,按常理,這些名銜要比什麼「博士學位」更罕有。可是,在大學裏,「常規」往往比常理重要。第二,研究及出版「不足」。這也是近十數年大學的「常規」,其指標是學術論文數目,被「搜尋過」次數(應是「被引用」吧),在相關領域裏是不是重要的發表人。一位網上專欄作者很用心地做過查證,陳教授的論文數目超過一百篇,被引用的次數更不是據說的「四次」而已。不過,「多少」其實沒有確定標準,如果是一位更細心的建制派委員,其實可以進一步質疑他所投的期刊排名不高(也是根據引用次數來計算的),學術界都知道,那些排名很高的英美期刊根本不會有多少香港法律研究的文章。 這些「常規」並非合理若從大學內部遊戲規則看,這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自認用「對」了常規,只是他們完全用錯了地方。首先,正如葉建源等指出,校委會一般要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專業推薦。此外,如果他們在討論聘用一位助理教授,或者是考核助理教授是否能升等級獲得終身合約,那些有關學歷與研究表現的常規是勉強用得上的。但他們好像忘記了,現在是考量負責大學人事的副校長任命。正如陳文敏回應說,他的學歷及學術水平早已獲物色委員會確認,其實,準確來說,多年前獲聘教授及任命為院長時,便早已確認了。作為大學教師,我期望公眾不單要為陳教授感到不平,也應透過那幾位校委會成員的拙劣表現,讀出現今香港大學管治大學教職員的「常規」,而且要明白,這些「常規」並不是那麼合理。陳教授在爭議聲及鎂光燈下被無理否決了副校一職後,起碼還有教席,但是,有更多比陳教授年輕的學者,被類似的常規不獲續聘,或乾脆便排在學術殿堂之外,無人理會。有許多人為陳教授呼冤,但很少知道那些年輕學者的遭遇,也不會有人為他們爆料,外界連政治猜測也沒有機會。 「非人話」評核當然,你可能會說,平常大學人事聘任及評核問題,無關政治。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工作者,我們相信,政治在日常最不為人所察的地方發生,像陳文敏這種路人皆見的大爭議,的確是「百年難見」。其實,如果有心人當初連物色委員會也「搞定」,陳文敏的名字根本連在校委會中出現的機會也沒有!一般市民對日常大學運作的認識,只能透過貌似中性及專業的語言、論述及概念範疇,得出一些平淡結論,上不了新聞版面。例如,一位大學教師不獲續聘,只是她的出版文章的量及質未達標,投稿的期刊impact factor太低,未達「世界級領導地位」(world leading)或「國際性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等等,這些不太像人話的用語,都是各間大學、研資局(RGC)及研究評審(RAE)習用的。那些校委成員的理由,其實只是這些「非人話」的低級版本,類似香港親共報章用英國人發明的RAE成績來批陳文敏領導無方。這些關卡看似中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愈是年輕,愈是花時間在本地思想、學術及政治活動的學者,愈難跨過去,也愈容易讓有心人殺於無形。若加上不在英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則更添一份危險。事實上,這種評核已成為大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不少人曾遭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照肺」,叫我們按遊戲規則辦事,多寫英文論文,少寫中文文章,多投些稿給那些排名很高但沒有多少人看的期刊,比給《明報》寫稿有益得多。我有一位朋友,在本地大學拿博士學位,比起一眾相近學術背景的同代人,她算是幸運,獲某本地頂級大學聘用。她教研俱佳,在香港政治研究中算是出色,既有專書及期刊文章,也編過好幾本文集,在本地學術圈也頗獲好評。她曾是個社會及政治活躍分子,但為了飯碗也算是頗為低調,努力工作以求達標。然而,經過六年終身軌(tenure-track)合約後,經評核後不獲續聘,因為大學需要更有「世界級領導地位」的名牌大學博士及教授。當然,新獲聘的人大概不會是研究「香港政治」—— 一個國際學術圈不怎麼看得起的領域。 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北京政府伸手進大學高層,我不會感到太驚訝,連有民主選舉的印度也如是。在穆迪(Narendra Modi)當總理後,先後爆出他干預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把擔任校長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趕走;之後,又涉嫌把自己的親信兼不入流演員安插進印度電影及電視學院(FTII),擔任學校的董事長,學生因此進行了一百天的罷課抗議。然而,要理解香港大學政治的特殊性,用「染紅」來解釋只觸及冰山一角。在媒體及公眾雷達偵測不到的大學角落,其實每天都透過英美主導、貌似專業中性的評核及人事體制,規訓、擠壓、殘害及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北京或香港的政治怪手,也樂見本地大學繼續作為英美學術殖民地,在這方面,他們倒並不那麼在意「去殖民化」的。文__葉蔭聰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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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群眾造反的時代

近年香港進入一個「群眾自發」的時代。雨傘運動期間,有人憎厭大台,要求解散糾察,說要讓群眾自發自救,類似想法,可能早已藏在「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近日退聯風波,吳志森問,退出學聯,然後呢?推動退聯的學生及一眾本土派拒絕回答,甚至認為是打壓群眾的托辭。其實,他們不需要誅心論,把森哥的「然後呢?」提問視為指摘,相反可以認真對待,不管什麼派也可以去問﹕「群眾自發」是否及如何改變世界?談起「群眾自發」,我想起上個世紀60年代的革命風潮。直至今天,歐洲一些有毛派傾向的左翼,仍然對東西兩場革命念茲在茲﹕西方是法國的1968年學生革命,即「五月風暴」,而東方則是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前者算是沒有大台的起義,後者本來是毛主席發動,可是最後產生形形式式的造反派,大台失控,甚至倒轉過來要把造反者全面撲殺。後文革時代的大部分香港人,習慣把文革的一切,用作負面標籤,認為文革只是毛為了剷除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權鬥,至於造反派,也只視為被洗腦的棋子。這種立場與姿態,其實與四人幫倒台後中共的歷史決議完全一致——錯誤的十年,或後來說的十年浩劫與動亂。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藍絲帶也好,黃絲帶也好,都曾指摘對方是紅衛兵,指控對方搞批鬥;我記得,曾蔭權說過民主的極端就是文革,惹來坊間嘩然,不過,輿論不是要為文革平反,而是認為文革太邪惡,不應與民主沾上邊。我想,不少香港所謂意見領袖,一定覺得西方毛派吃飽了沒事幹,終日浪漫化這場醜陋不堪的運動,還大談群眾政治與革命。被埋沒的文革造反派這種對文革的共同印象及共識,掩蓋了不少複雜而離經叛道的歷史與政治。例如,毛澤東於1966年下半年鼓動大量被打壓多時的「黑五類」群眾,變身造反派紅衛兵,後來有一些更被冠以極左派紅衛兵之名。他們自1967年開始如脫韁野馬,除了衝擊黨政機關、保皇派紅衛兵外,展開大規模派性鬥爭,奪權之餘,有人甚至要脫離中央鬧獨立(如湖南的省無聯),弄得毛澤東最後要動用軍隊來鎮壓,有好幾個地方還發生過屠殺造反派,僥倖不死的多被投進監獄多年。這些群眾造反歷史,都壓在香港主流文革記憶之下,鮮為人知。最近得一高人指點,才知道當年一位1973年逃亡來香港的造反派紅衛兵,筆名虞雪,寫下一篇名為〈理性的黃昏〉的文章,以自己文革造反經驗,反思社會主義理論及革命問題,曾震撼七十年代香港激進青年的心靈。我讀大學時,學生團體的老鬼介紹我讀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王希哲等的〈李一哲大字報〉等等。過去十多年,大陸禁書在本地成行成市,多本專論造反派的歷史書也在港出版,例如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可是,這些都不在主流視野之中。我最近才注意到,去年台灣出版了一本關於文革造反派的書——《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這本書的特色有二;首先,作者是南韓學者白承旭,在云云著名的中國及西方文革學者之中,他算是異數。第二,文革相關的著作通常是歷史書,甚至不少是黨史考據及回憶錄,可是,這本書卻帶着濃厚的理論與哲學關懷,這反而有點當年造反派的理論文章味道。白承旭在歷史敘述之後,於第五章及結論,突然大談巴迪烏(Alain Badiou)與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相當抽象層次談現代政治的困境,以及探尋「政治主體」與「結構」的關係,坦白說,我還是頭一次讀到這樣的文革著作。探尋文革理論實踐矛盾陳伯達是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也是毛澤東的秘書之一,曾是最權威的毛澤東思想理論家,他亦參與撰寫文革開始的兩份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及〈文革十六條〉,界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鬥爭原則與方向。作者選擇了陳伯達這位人物作為中心,嘗試避免把文革化約為毛澤東個人陰謀,同時,他也反對毛派過於浪漫化的論述,相反,他要在陳伯達身上探尋文革理論與實踐中的種種矛盾,或他說的政治困境。根據近年出版的陳伯達及他的秘書的回憶,以及與他關係密切的「黨內秀才」王力的記述,他是被迫當上文革小組組長的。但是,白承旭努力論證及描繪,陳伯達是一位認真對待及發展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家,他真心思考,如何不讓黨來包辦政治運動與革命。所以,陳在文革初期反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派工作組主導文革,讓群眾在鬥倒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運動中自我教育。他甚至提出「巴黎公社」原則,要求群眾透過選舉、監督及輪換領導,亦曾努力制止紅衛兵運動各種暴力與混亂。更複雜的是,他又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思考如何既搞群眾運動,又讓社會主義建設繼續。最後,他失敗了,他既目睹造反派在1967年初上海奪權後漸漸失控,而他自己也愈來愈摸不透的毛澤東的心思,亦受到江青、張春橋及康生等人的批鬥。他被夾在中間,最後於1970年被打成「唯生產力論」者,以至後來被羅織為「叛徒」等罪名入獄。文革之後,他又被鄧小平打為四人幫一伙送上審判台,繼續牢獄生涯,要到80年代末才出獄。換言之,白承旭把陳伯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與造反派的興起及沒落連繫上來,再連結上文革的理論與實踐困境。此書篇幅不算長,但內容豐富,在歷史敘述及理論探討上有許多爭議之處。我能想像,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會質疑他的選題,不同意陳伯達有如此高的相對自主性。而理論部分,也許亦有人質疑文革的極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特性,是否可以作為思考現代政治的普遍問題。我在這裏無法亦沒有能力一一細表,我只想提出一個也許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解放的政治主體,或所謂「革命群眾」,是否及如何可以改變結構的支配?換一個社會主義的說法,就是「革命」與「過渡」之間的困難。就着這個問題,白承旭其實沒有現成答案,他只是要我們從文革的失敗中汲取教訓,重新提出問題。他說﹕「若群眾未能把自己打造成政治主體,並未具有變革結構的獨特展望,那麼,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都不可能實現了。但是,於此同時,若沒有機器和批判去控制它奔馳向不可預測的非理性疆界、極端暴力的世界,那其政治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文革還在中國進行中作者在書首說,文革在中國還在進行中。我經常不禁思考,文革是否反諷地以一個右翼的面目在21世紀的香港進行呢?50年前的中共舵手發動了全國解放群眾,結局是反過來全面扼殺及否定他們;50年後的中共有意無意迫出了香港彈丸之地的自發本土群眾,結局會是什麼?任何預測也許都是徒勞,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準備,批判地面對自發的群眾政治,以及它帶來的種種不可預測的非理性?如何應對暴力?還是我們可以滿足於犬儒主義,不妨讓子彈亂飛一會?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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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雨傘革命 香港民變

佔領運動持續了快兩個月,官民之間毫無半點和解迹象,就連對這事件的命名也沒有共識。民間初時對命名也眾說紛紜,畢竟它不是佔中三子最初構想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而是半意外地佔領金鐘而生,繼續叫「佔中」嗎?有點名不符實。初時西方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可謂神來之筆,雖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大家享受一股清新的革命精神,為那一把擋催淚彈的雨傘而自豪。但叫不了幾天,有些比我老成持重得多的學者公知,擔心「革命」太沉重,反對「革命」一詞,於是漸漸又成了「雨傘運動」或「佔領運動」。至於官府,不論是北京還是特區,不單對雨傘很敏感,也極少用「運動」一詞;可能因為它帶有廣義的變革氣息,讓自己絲毫不動的立場、姿態及面貌顯得很難看。特區政府有時會用「佔中」二字,剪去運動,省去後面的名詞,也故意混淆一個事實:佔的是金鐘、銅鑼灣與旺角,中環並沒有被佔。有時政府又稱為「佔領行動」,同樣避開「運動」,少了一點人氣與動感。警方則乾脆稱為「非法霸佔路面」或「堵路」,只強調是違法行為。至於北京政府,基本上跟港府一起叫「佔中」,但有時忍不住政治掛帥的本能,曾試過稱之為「動亂」,喚起人們八九六四記憶,又大談「顏色革命」,強調外國勢力云云。無論「運動」或「革命」,都有點西化,我倒想到一個舊中國的用詞——「民變」。「民變」顯然是昔日統治者的用法,泛指民眾造反鬧事,有貶義。不過,也不失其反抗政治的意涵,因為它總伴隨着昏君無道、酷吏苛索、民不聊生等等而用。事實上,自明清兩朝開始,發生在城市裏的民變日漸增加,包括糧食暴動、工人罷工、生員事變、反對地方官員、抗稅等等。前陣子在書架上看到巫仁恕的《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筆者多年前在台灣讀書時有幸上過巫老師的課。此時此刻,禁不住發揮一下我有限的歷史想像,理解今天的香港。城市民變增加始於明代巫仁恕指出,中國城市化快速增長並不始於明清,而是宋代,可是,城市民變的急劇增加卻是明代中期(萬曆)至清初(乾隆)年間開始,大約是16至18世紀期間的二三百年。此前民變多是「落草為寇」的農民起義,但明中葉開始,城市成為民眾政治舞台,民變參與者的類型與行動模式也增加,士農工商皆有機會在城市中發起集體行動;同時,各類會社、行會及幫派,透過廟會、小說戲曲、公開揭帖(類似大字報)、各類出版物等等激化民意,聚集民眾。然而,他們通常不會像農民起義那樣,由地方性抗爭演變成全面造反,佔據山頭,立地稱王。參與者只求改變政策,打倒不聽民意的官員,而不是要推翻朝廷,皇上永遠是英明的。用現代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自我設限(self-limiting)。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民變」真的是很準確的概念,用來描述香港的佔領運動,畢竟這詞用在當下,有點時空錯亂。可是,當稱香港佔領為民變時,又會看到不少有趣的特徵。這場運動具有爭取西方政治權利平等的訴求,行動上有許多近年全球激進運動的特性,佔馬路、衝擊警察防線、設路障等等。但是,不論策略是好是壞,性質上始終是地方性的抗爭,亦有地方味道。群眾自己發明一套港式非暴力抗爭:舉手、舉傘、且戰且走、散完又聚等等;有不明來歷的人乘機「反左膠」,不許唱歌、放電影、嬉戲;至於旺角的關公與耶穌祭壇,更具昔日的廟會與民變匯流的特色。一面是不按牌理之餘,另一面是運動自我設限。試舉兩個例子,10月1日金紫荊廣場國慶升旗,外圍有長毛在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竟然有同是來示威的佔領者想上前阻止,覺得這口號「太激」了;最近學聯要求上京跟領導人對話,來個21世紀公車上書,本以為不少激進人士會反對,可是,好像沒有多少,而聽到的支持聲音卻更多,甚至有人稱他們有勇氣。如果硬要用西方觀念來理解中國歷史,巫仁恕研究的明清城市民變屬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史,而最後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等城市民變方式,引發了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是為現代中國政治開始。巫仁恕在書的〈餘論〉部分,也指出他研究的民變,無論是性質與形式,與清末的民變有其延續性。換言之,自我設限的民變,經過19世紀,城市民變成為全國性的民變,造成革命性的後果。原因除了是列強威脅、西學來華、接合世界貿易、發達的傳播媒體工具等等激化之外,巫仁恕認為,最重要的是清政府這個外來政權以「剿」來應對民變(與明朝以「撫」為主不同);在盛世之時,「剿」可以打造國家權威與認同,剷除離心者,但在衰敗之時,卻令城裏漢人感到上層滿人對他們進行種族壓迫。晚清的孫文,腦裏是西洋民權革命,雙手卻與秘密會社歃血為盟,高舉種族革命,正是看中了民變性質轉化的歷史趨勢。歷史意義可能在於含糊從這個角度看,我稱香港佔領運動為民變,正是要指出,它一方面自我設限,另一方面卻具有難以估計的革命潛力,因此,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可能正是它的含糊性格。今天中共暫時容忍這場運動,但竭力進行區隔,相當成功,不讓它感染中國大陸,就是要讓這場運動停留在明清之際的民變性質,不會擴散至更大範圍以至全國。事實上,中共在六四鎮壓之後,成功地既「剿」且「撫」,讓各地衝突停留在明清民變的水平,成為千千萬萬的「群體事件」。如果巫仁恕所描繪的民變是所謂「歷史潮流」,如今當權的就是要逆流而上。至於順流的人,即使中間有挫折,其實也不用太懼怕或氣餒,歷史並沒有在此終結。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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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為金錢去遊行為何不對? 回到道德實踐﹕介紹錢永祥《動情的理性》

執筆之時,香港人正在等待人大常委為政改發落,時間上緊接着八月十七日的「保普選,反佔中」遊行。從下而上支持「袋住先」的建制聲音,配合由上而下的北大人旨意。一百四十萬的簽名,數以十萬計的遊行出席者,固然矚目,但更哄動的是遊行人士的「質素」。媒體報道有人遊行後收錢,有人事前或事後吃大餐,亦有人不知道「佔中」是什麼,更有人不知遊行目的,只是同鄉會叫大家到此一遊;因此,有人在維園拍照出發後,馬上坐地鐵回家,便不足為奇了。我不想再複述這些了,我反而想問一個很少人深究的問題﹕為什麼為錢而遊行是不對呢?理由當然不止於他們支持北京及特區政府,因為,假如泛民的遊行裏有人亦如是,我相信也會招來非議。問題也不在於金錢本身,因為,商業社會裏收受金錢而幹某件事,只要不犯法,一般也沒有爭議。問題的關鍵是,金錢的動機與公眾集會裏表達意見這兩回事,在道德上是不能並存的,因為,就着公共事務表達意見,參與社會行動,應該是基於及反映個人自身的意志、情感、思想,而理想的公民個體應該是獨立、自主與真誠的。而金錢則是一個外在獨立個體以外的物質誘因。  爭取民主包含理想人格預設為什麼我要花時間在這個好像不值深究的問題上呢?因為我想說明,在捍衛自由與爭取民主的口號背後,其實有理想人格的預設,即使我們自己不察覺。政治爭論不只關於制度設計、利益矛盾,也包括怎樣理解人之所以為人。有人為了錢而來表達意見,或不明所以地被動員而來,那麼,他就不是獨立、自主與真誠的個人了,有違的是某種公德。而理想人格的預設,同時,亦蘊含了道德秩序及社會想像。許多人看着八一七遊行,嗟嘆做人不該這樣,香港社會不該這樣。 自由主義在文化價值的主張這些大概便是錢永祥教授的新著《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其中的關懷了。錢老師是當代華人社會裏重要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特別之處在於,他嘗試發展自由主義關於社會、文化及價值的全面主張,而不把它囿限在限制政府權力及基本權利的原則討論上。例如,他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的理據,是個人的價值主體身分,即任何有道德價值的行動及結果,都必須來自個人的自主選擇與認定。因此,一位不明所以,只為了物質利益的遊行人士,他的自主選擇與認定是不存在的,或起碼不清楚的,到底他是否真心相信自己的口號以及舉起的標語?他可能沒有壞心腸,但他事先確認了人大常委還未公布的「普選框架」,以及認為特區政府還未提出來的方案要「袋住先」,都變得沒有道德價值了,因為,這並不是他個人自主選擇與認定的。 關懷「敵人」所站的政治位置再看一下親北京人士的言行,便更能理解道德秩序是什麼。政協及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是個有趣例子,每次記者訪問他,他總是為中央的立場與想法解畫。也許因為他曾是我老師,所以我比較細心聆聽他的說話,但我始終分不開他自己的立場與想法,與中央是否有分別。有時,他的語氣好像告訴我們,根本不需要分辨,亦無關重要。有時,他口中的中央想法,便會變成無法也不應改變的現實。劉教授雖然受過深厚的美式教育,當年是芝加哥大學的高材生,但在他身上體現的,明顯不是以個人基礎的現代政治道德秩序,相反像古代中國皇朝的秩序,臣子以儒家經典及價值詮釋聖意,向百姓教化。而這種姿態,在一眾港區人大政協身上都看到。寫到這裏,我希望讀者不要以為,道德意識是為了評判別人,追求自我道德成就,成為聖人。錢老師這本文集的導論裏,便質疑這種道德意識,相反,他強調關懷個人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傷害與痛苦。可惜,正如他自己所言,傷害與痛苦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道德意識具體內容是什麼,他還沒有充分展開。但是,他在文集裏開出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討論,例如個人與他者的關係、平等的價值、自由主義與演化論、道德進步等等。沿着錢老師的關懷,我們可以去問,該如何理解建制派中人的人性預設、道德秩序及社會想像,他們實際上面對什麼痛苦,以至變成站在這樣的政治位置,而持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又該如何回應他們眼中的不道德處境? 面對敵人 做什麼都「對」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複雜,可能要日後再探討了。比較容易的是審視一下追求民主自由的泛民人士,究竟有什麼痛苦,又該如何面對及減輕。其中一個直接的觀察是失落,愈熱切追求者,愈失落。面對政治權利不平等,以及伴隨的社經不公義,不少人熱切爭取及期盼普選,建立一個起碼公平的制度,之前是遙遙無期,現在則是終可一人一票,但還是極可能是騙局一場。政治失落加上焦慮悲觀情緒,令部分人把敵人視作萬惡之源,而自己的存在及一言一行的道德價值,完全因為是敵人的對立面而得到確立;只要我們跟敵人衝突,我是什麼、我做什麼都是對的。久而久之,忘記了自己的道德意識,甚至自己棄守道德原則。香港有一位議員說﹕我扔一個水杯,只要扔的是梁振英,是港共,那一定是對的。我去廣東道抗議大陸遊客,我為新加坡政府計劃把隨街便溺者抓去勞改及施以笞刑而喝彩,因為這都是反蝗,反蝗不是歧視,是反抗中共人口殖民的一部分,所以也必然是對的!我們似乎漸漸忘記,我們想實現的是什麼社會,體現的是什麼道德價值,想彰顯的是什麼人性。 道德實踐成就抵抗力量在政治失落之時,道德意識更重要,否則只會價值虛無。我們可能敵不過強大中國的銀彈,頂不住政治壓力,建立不了自由民主的政體,甚至持我們觀點的人不代表社會大多數。但只要我們還在生活裏體現道德意識,便已是一股強大的抵抗力量了。我們相信良心、思想及言論自由,認為人有實驗各種生命可能的自由,所以,我們除了上街,也會培養子女及學生獨立思考,約束權威對個體的干預及權力支配;我們相信人可以進行社會合作,便該促進理性的主體,以進行平等開放的社會交往及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毋須用犬儒主義,四處妒恨敵人,來遮掩我們的挫折感及痛苦。人大常委可以框限香港的選舉制度,但他們無法完全扼殺人對理想及美好生活的自主追求。香港過去是虛擬自由主義(如今這幻術已撕破了),之所以是虛擬,部分是因為我們很少去想,自由及民主背後的個人與社會理想是什麼,在我們生活裏如何實踐。走出虛擬的其中一途,正是回到道德實踐。文×葉蔭聰編輯 譚詠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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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新中國的弄潮兒

查建英2011年出版了她的英文文集Tide Players,我一直疑惑中文版什麼時候會出來,想不到要到今年年初才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弄潮兒》。我第一篇認真閱讀的查建英作品,應該是若干年前在網上讀到的〈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State),原文是英文,我先讀了幾段中譯,便去找《紐約客》(New Yorker)的原版來讀,如今再讀她修訂過的中文版。 1.〈國家的敵人〉——哥哥查建國大概沒有人比她更能寫查建國了,不止因為她跟他是同父異母的兄妹。1999年,查建國因組織獨立政黨而被中共判監九年。這事我早已知道,大陸打壓異見者頻繁,讓人有點麻木,我本也沒有心思特別深入了解他,而且,該年剛好也遇上法輪功事件,故此印象更模糊。查建英的文字功力,體現在把哥哥的血肉寫出來,讓讀者如我並不停留在簡單的反專制者的立場與印象,亦非簡單的同情,而是對人性、歷史的感嘆、困惑與深思。查建英沒有簡單地站在「雞蛋」位置,控訴中共這道「高牆」,她也沒有把查建國寫成英雄、民主鬥士或智者,而比較像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 。他的舉動不止撼動不了統治機器,在新聞封鎖下,全國知道他為了民主自由而坐牢的人寥寥可數,但自己卻孤零零地身陷囹圄,甚至連他的生母也完全不同情不支持他,作為妹妹的作者也感到困惑。查建國在崛起的資本主義中國裏放棄舒適安全位置,與同道者一起犯了中共的大禁,連坐牢時有保外就醫的機會他也斷然拒絕,這顆雞蛋何解偏要擲向高牆?她在文末形容哥哥猶如北極,連北極的冰川也融化了,但查建國的腦袋以至他處世的方式,比北極更頑固與停滯。可是,沒有北極,地球大概不會有四季。 2.〈國家的僕人〉——作家王蒙書中另一篇跟〈國家的敵人〉相對的,是〈國家的僕人〉,也是全書佳作之一,寫一位我久違了的中國作家王蒙。大學時約略讀過他的小說,我知道,八九年前他當過文化部長,之後雖然辭官,但在作協裏是資深的國家級幹部與作家,偶爾也看到自由派的人對這個體制中人冷嘲熱諷 。查建英這位政治自由派氣息濃厚的海歸精英,卻在每一段王蒙被罵為出賣靈魂給共產黨的故事中,都好像為他作一些辯解或註釋,呈現出一個複雜「王蒙」。他對體制的「忠誠」,來自解放初年的愛國者情操,也有受過反右文革之苦的傷痕,亦見八九前的新啟蒙希望身影。高行健是他當文化部長時放行出國的;八九後他是以「請病假」為由,唯一拒絕探望負責鎮壓的「共和國衛士」的中央級部長;他跟別人筆戰時意氣用事地說過劉曉波的壞話,被自由派斥為「落井下石」;他在法蘭克福書展中唱好中國文壇,被自己的同胞批為媚共;文革時他避難於新疆,對維吾爾人滿懷深情,但2009年的新疆騷亂,他卻不發一語。這一切不合事宜、政治不正確的位置,讓大部分人只能把他歸類中共的「僕人」,而他的複雜性,有心人能大概體會,卻難以全心同情,而要說清楚,更恐怕連他自己也無能為力,凡此種種,查建英都曲寫出來了。 3. 北大改革者——張維迎不過,查建英的人物特寫的優點,同樣是她的缺點。她對人物的複雜性的體悟及耐心,有時會讓她少了一點讀者期望的批判稜角。當她寫查建國與王蒙時,也許因為是熟人,這較不成問題,但是,當她寫到2002至2004年間主導北大改革的張維迎時,也許她跟張的背景,以至政治經濟信念接近,所以,對這位嘗試把英美大學新體制移入北大的經濟自由派海歸,查的同情心似乎多了一點,而對這些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及管理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少了一點歷史與批判的認識。張維迎去國留學及成為海歸前,出身於八十年代趙紫陽智囊機構體改所,曾主導中國經改,以至政治改革;十多年過後,出洋留學後再變身進入北大,嘗試改造百年老校,那是一段失敗歷史的延續與小變奏。如果能更準確捕捉這段因緣際會,文章一定更有深度;當然,查建英運用她出色的文筆,把張維迎在改革失敗後回到自己書齋的一段,寫出了大學體制的局限,也在讀者心目中泛起不少歷史的想像,也應記一功。 筆下呈現複雜的中國我喜歡查建英的文章,可是一直說不出所以然,我勉強想到一個與我身處景况有關的原因:她筆下的人物夠複雜,正如我理解的中國。而這種複雜感覺,與香港本地日益流行的簡化版中國形成強烈對比。無論是「強國/強國人」論的簡化,還是「中國模式」或「中國崛起」論,都令我納悶。 新中國精英,續在大潮裏浮沉由九十年代開始,我一直間歇性地去中國大陸做田野考察,我的碩士及博士論文也是寫中國農民及工人的,近年也有研究大學生及民間團體。透過他們的生活世界,我認識日常及草根中國種種,包括階級構成、地方意識、權力關係等等。查建英筆下的中國卻有點跟我的相反,她寫一群「弄潮兒」,大城市裏的知識人與企業家,他們的精英位置,與我研究的相對草根群體,如何在新時代裏「活着」的生存狀態,形成強烈對比。查建英筆下的人物,都有點改變世界創造歷史的英雄味道。就如大海的弄潮兒,新中國的弄潮兒,即使自覺呼風喚雨,畢竟也是在大潮裏浮沉不定。文 × 葉蔭聰編輯 趙希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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