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恩主心態膨脹…… 民族主義治國的分崩離析

2016年夏天,四年一度的奧運會不再激盪起香港人的國族自豪感,反而對毗鄰的強國更還以冷嘲熱諷。民情轉向,我確信,五星紅旗升起,沒有感動,卻教人惆悵陰影下的香港未來。我也認為,如今港人不論支持港獨與否,多少都對一個逃離專政陰影的香港萌生意念。尤其在年輕一輩中,香港本土身分認同如日中天,「中華國族」的水印早已淪為潮流中的厭惡物。2008年是不少研究公認的關鍵轉捩點。港大和中大的民調多年來一直追蹤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變化,數據不約而同反映港人「中國人」身分認同在2008年中達回歸以來的最高峰(港大2008年6月的民調: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有51.9%,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的受訪者有47.3%;中大2008年4月的民調: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受訪者有37.4%,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有51.5%)。香港人與「中國人」這個水印曾經交疊,最後卻又走上了殊途:其後的民調皆見「香港人」身分不斷攀升,「中國人」身分卻是崩盤式下跌。數據上反映2008年為國族和本土身分認同的關鍵轉折點是不爭的事實。惟更有意思的是我們應進一步探討,究竟在這「關鍵時刻」發生了什麼事?港人與「中國」訣別又所為何事?筆者認為,要更細緻和準確理解2008年這一「關鍵時刻」,就該把問題放回「中央/地方關係」和「中港互動」的大框架中作系統性分析。任何「突然」的轉折都有漫長的伏筆。因此以下兩個問題尤為重要:2008年以前中港衝突的燃料是如何積累?而2008年的導火線實為何事?下文試從宏觀的國家治理手段以及微觀的中港互動分析之。民族主義治國:一把雙刃劍從宏觀層面看,香港的國族和本土發展轉向並非神舟大地上的孤例,當中牽涉中國治國整體策略。故只要把問題置回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大圖像中,香港就變得不孤單。2008年,是中國自覺萬事俱備(中國模式發展的成功、經濟、技術、文化)、大國崛起的一年,也是民族主義情緒最高漲的一年。雖然具體地緣和社會因素大相逕庭,西藏卻是反映民族主義治國出現「副作用」的實例——不謀而合地又是2008年,西藏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嚴重的騷亂。在實質摒棄了馬烈主義下延續中共專政的合法性,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都成了黨和國的黏合劑和興奮劑。經濟發展成績亮麗,訴求就很順理成章希望延伸至其他層面的改革,但諸如政治改革(如08憲章是一例)都容易觸碰到黨國體制的統治基礎。「民族主義」的注射劑量就會更大,以「民族光榮、團結,慎防有心人乘虛而入分裂國家,阻礙民族復興」等為口號,壓制一切不利黨的聲音舉動。別小看這種民族主義思想,在大陸人心中可是一毋須質疑的常識。在「中華民族」光榮為首的國度中,強迫回教徒在齋戒月吃糭以示忠誠等匪夷所思的事都會發生。可是,民族主義治國係一把雙刃劍:大力鼓動之時,也反倒容易激發不同地方族群滋長自身的本土意識。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把08年西藏騷亂理解為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必然反彈:當權者希望在民族主義治國的過程中,既能讓民族主義可以為己所用,又能避免國內少數民族產生民族主義。這無疑是個難題,甚至是悖論。只要「中華民族」的概念得不到其他民族認同,被當局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只局限於政權的鳥籠單純地充當政權的武器,反會自然而然地為每個民族所用以凝聚本民族人民、調動本民族意志,甚至成為追求本民族獨立的動力。在香港人身分重構的問題上,不少學者已指出,回歸後的香港不能避免要經歷從國族意識到後國族意識的轉變:在尋找新的香港人身分時,要解決其本土性與國族身分的固有兩難困境。在不能再單以追求經濟發展為目標以維繫整個社群下,轉而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獨特文化身分(包括如何重新消化殖民地時期建立起的文化符號),同時迎接一個中國身分的國族回歸過程。學者也指出,「再國族化」實為一「本地人重構身分的契機」,而至今國族和(殖民現代性建構下的)本土文化身分之間,後者依舊扮演中軸角色。換言之,若然在香港大力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國族身分回歸過程中一旦稍遇問題,被當局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只局限於政權的鳥籠,反會成為港人重構本土身分的助力。恩主心態膨脹 邊陲摩擦點火器置回2008年具體時空,中國GDP「超英趕美」(2006年中國GDP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經濟逆環球潮流而上,更以世界動力火車頭而自豪。國家經濟登頂的同時,個人財富增加、因人民幣持續上漲又有了更強的海外購買力,中國更一躍成為太空大國,加上北京奧運在即,中國人整體自信指數飈升至頂點。在多年民族主義教育底下,官方層面的「中央天朝對邊陲附庸」的心態也蔓延至普通大陸民眾,讓後者也養成了天朝的恩主心態。民族主義最膨脹的瞬間,也是中國人面對歐美港台等地恩主心態最膨脹的時刻。部分人甚至「秉持一套高高在上的大中華居高臨下的心態」,把一切兩地的交往(交易買賣、旅遊等)都視作是「中國人拯救萬民」、是「對人家的恩情浩蕩」。這種令人厭惡的待人接物之道,為中國人在世界各地埋下了不少怨恨不滿。地理上位處天朝邊陲的地區更能體會這種中央對地方的恩主心態。以西藏為例,王力雄曾分享到:現代化的引入純粹是滿足統治西藏合法性的國際表演。這反而進一步破壞了西藏社會的生態。更甚是,「在鄧小平時代,隨着經濟交流增加和進藏交通條件改善,中國內地與西藏的接觸開始在民間層次展開,與藏人打交道的已經不限於漢人官員。而漢人老百姓不像官員那樣至少在表面不顯露歧視態度,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往往溢於言表……稍有點身分的漢人就更是表現待居高臨下。藏人對此愈來愈具對抗性,亦成為了民族主義滋生的土壤。」因此,王力雄總結道:「80年代本是中共佔領西藏以來最為『仁慈』的時期,結果卻是西藏動亂,民族矛盾激化,這使得中共最終得出『好心不得好報』的結論。」時空挪至21世紀,2006年青藏鐵路的竣工在大陸鋪天蓋地的民族主義式宣傳下,已成為「中原」多年來供養「落後的西藏」現代化的標誌。而2008年的西藏騷亂,又似曾相識。中港關係「恩情到恩主」把鏡頭轉回中港問題上。中央對港政策,一如以往,「中華民族共同體想像」是統一戰線上的老方法──從二戰後的冷戰博弈時期到準備1997年的回歸工程無不動用民族主義嗎啡。以批判地緣政治學分析之,兩地的地緣關係和想像不純粹是客觀地理條件(位置、資源、政權)的反映,其實為一論述建構的過程。簡言之,如何敘述中港的互動正正建構了兩地(人民)的關係理解。而隨着兩地資源(如經濟力量)、政治需要以及對自身於全球形勢的研判等改變,中港的互動模式也在變動中,對其之敘述和詮釋亦在變動中。而兩地的政權、媒體和人民都參與着這個中港關係的詮釋。簡單把中港關係敘述劃分為3個時期,可見當中微妙的變化:由講「恩情」到「關顧」到更赤裸裸的「恩主」心態。冷戰時期至1997回歸前後,統戰大多數港人並把其納入「中華民族」一分子是中共首要工作。在冷戰時期出於對美對國民黨的博弈:穩住香港這個世界窗口,有利接收國府在港資源,更高效地利用香港賺取外匯和獲得戰略資源,準備日後對港的全面接收。97前後的回歸工程,就更要確保安全穩妥地全面接收香港,民心歸向的工程必不可少。此時期的中港關係敘述強調「血脈相連的同胞恩情」。為了回歸工程而製作的《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特輯就充分反映了這段時期煽情肉麻式的恩情結連。當中,「三趟快車」(「供應港澳鮮活冷凍商品三趟快運貨物列車」的簡稱)和「東江水供港」是建構中港關係最核心的「材料」:無論大陸社會條件多惡劣,中港同胞血濃於水,定當同舟共濟。即使直到近年主理「三趟快車」的華潤也直認不諱對港措施是一交易亦是「大陸出口創匯的蓄水池」,以及香港學術界重新揭示東江水供港背後的功利、政治考慮以及引發香港自給供水的新想像,「大陸對港無償『特供』食物和食水」的中港關係植根於大陸民眾心中,甚至是部分港人心中。2003年,在SARS和廿三條陰霾底下,中港關係處於極低氣壓。中央隨後推出的自由行及CEPA政策,當時被理解為中央「關顧」香港的舉措,是一「惠港」政策。此時的權力關係和其敘述方式已有所改變:由權力較高的中央出手照顧地方,以政策扶持香港改善其低迷的經濟。自中國2001年入世後,其經濟力量拾級而上。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出台,上海要趕上擔當金融中心,亦首次把港澳納入規劃當中,確保中央統籌中港經濟,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旅遊、資訊等服務業,「確保香港可分享內地經濟增長的利益」。此時更見中港兩地的自信心對調:中國如日中天;香港社會開始出現「被邊緣化」的焦慮。如學者馬傑偉所言,微觀至市民也出現身分焦慮:昔日的「阿燦」淪為「港燦」。隨中國經濟起飛,中港互動的敘述亦不避諱地轉為「恩主」的關係。中港媒體共同推波助瀾,互惠或純粹貿易常規化的舉措皆被解讀為「中央送大禮」。中港矛盾燃料積累別小覷這種關係定型在兩地人心中建立起的影響力。伴隨着這種中港(權力)關係交往,反過來改變雙方互動模式,亦進一步重構兩地關係的想像,改變兩地市民微觀的生活互動體驗(具體生活節奏、城市空間、直覺的情感反應)。而媒體是中港關係非常有效的發酵平台。2008年的前後,網絡媒體早已盛行(Blog文化、各大討論區,Facebook其實也開始流行),那時候甚至可算是傳統主流媒體和網媒並駕齊驅的時日。透過對網民在各大討論區的經驗分享作細緻文本分析可見,自2003年起自由行的開通和香港經濟模式的改變(大力服務內地),兩地社會生活開始重疊,中港融合亦慢慢加速。隨兩地人帶着迥異的中港(權力)關係想像互動愈見頻繁(例如,2007年內地訪港旅客達1,549萬多人次;2008達1690萬人次。人次之龐大,令人不容忽視),中港矛盾的燃料早已悄然積累。例如,在進一步擴大自由行前的2006年,港人已對大量內地人進入香港生活感到滋擾。2006年,偏向保守的親子王國論壇網友組織了港媽反內地孕婦的遊行,更主動找了傳統紙媒分享專題:「大陸孕婦迫爆產房香港媽媽血淚檔案」。不同論壇轉載,網友的回響包括:諷刺「This is the gift that大陸人give to香港人」、冷嘲是「背靠祖國」的結果、揶揄是「反客為主」、感慨「97前都冇寄人籬下嘅感覺」等。又如,2006、07年,年輕人進入大專院校,剛好碰上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推行如火如荼的時候,校園中的內地生開始愈來愈多,當年「NDS」這代號多少反映中港兩地人相處的負面經驗。這些例子只是2003至2008年間中港互動和摩擦的冰山一角。此時期積累的燃料足夠燃起熊熊大火。筆者最後想指出,愈見赤裸的恩主心態是2008年中港關係調頭的導火線。最關鍵的觸媒相信包括2008年8月6日在電視新聞畫面出現的一句:「香港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完蛋論」赤裸裸呈現了中央天朝對地方邊陲居高臨下的權力關係,一方面總結了中央對港以至中港市民間的恩主心態之成熟,另一方面這亦如決堤般觸發中港交往經驗中因恩主心態積壓下來的矛盾情緒(前線服務業的辛酸、內地人不守秩序、佔用資源等)。當時引起的輿論反響出奇地大,連其時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亦有所回應。「完蛋論」的符號分量,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當時網絡上其中一個留言:「冇我哋香港不斷被迫捐輸,你們四川完了」,正好具體反映「完蛋論」在2008年時空中的發酵效應之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對港恩主心態赤裸、汶川地震後港人捐輸後卻又揭發有豆腐渣工程等等,令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總結上文,把中港問題放置於更系統的中央地方關係框架作理解,有助細緻地梳理觸發中港矛盾的各個因素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整體的民族主義治國埋下了第一條伏線,配合高速經濟發展而滋生惹人厭的恩主心態;同時港人在尋找身分認同的路上正好碰上回歸國族身分的困惑、隨經濟下滑導致的自信心和方向感的失去、高速融合下又驚覺固有文化、生活、生態溶解等問題。兩地人民伴着如此迥異的地緣想像,經驗愈見頻繁的中港互動和融合,更加劇中港問題的累積和尖銳化。在權力關係(官方至民間)愈見赤裸之時,中港兩地在身分認同上的分歧也愈見鮮明。在最後一根稻草壓上去之際,中港關係以至香港人身分認同瞬即崩塌。是好是壞,沒人說得準。中港關係的變化猶如網絡世界,一日千里。在時局急速變幻的當下,重溯中港互動的各個歷史關鍵時刻,是繼續香港人身分建構的最好準備。本文只是拋磚引玉(雖然我確信),解構中港關係還待更多深入的研究。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專任導師文﹕蔡俊威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中港關係 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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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於海洋和陸地之間 金融中心的前世今生 ——從19世紀說起

這星期最具戲劇性的話題想必是政改在立法會表決的一刻,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實行歷史性的場外投票。而好戲在後頭,這些議員事後紛紛在鏡頭面前交足戲,為的是本地觀眾還是北方觀眾則不得而知。但更讓人注意的一幕,應該是場內投票的人立馬收到中聯辦的嘉許電話,因而沾沾自喜;場外投票的則急不及待地到中聯辦負荊請罪。這令人不禁聯想起梁振英當選後,一馬當先到中聯辦謝票的身影。有人批評,這種事事向北交代、時刻以大陸為基礎的行事模式,正不折不扣地摧毁一國兩制。在梁特政府銳意加速中港融合,高舉「內交」之時,不少人提出了奔向海洋的「外交」策略回應之。筆者在早前關於中港融合的文章,亦曾點出「以陸地為基礎的往內融合外,我們是否也更應該思考以海洋為基礎的結連和融合?」這一思考方向。若就此作進一步討論,必須先認識,一)要明白,陸地和海洋,其實映照的是某一時刻下的地緣政治格局。要思考出路,先要了解形勢,這必須回到具體的格局(context)中,而不能繼續停留在空洞的海洋口號中;二)從歷史觀之,香港的生命力所在,從來不是靠傾側於陸地或海洋的任何一方。坊間的一些見解,卻把陸地和海洋置於非你即我的二元對立面,這是對錯了焦。本文把鏡頭拉遠一點,閱讀百多年前19世紀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看看香港如何處身於陸地和海洋之間,促成了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學者Schenk曾指出,香港早於19世紀已具備國際商貿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觀其歷史,究其原因,是因為香港界乎於大陸和海洋之間的地緣政治獨特性。「鹹淡水交界」造就獨特格局19世紀,隨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以海洋秩序為基礎的新世界秩序逐漸形成。新興民族國家開闢了新的航道、通訊和貿易線,東至中國、印度、太平洋,衝擊着正步向衰落的古老大國的舊生態。而香港正正位處大陸和海洋之間,其開埠,亦正值新舊世界秩序碰撞的地緣政治時刻。她的發展,在於她成為了新的世界秩序、海洋秩序與舊有大陸秩序交往的關節點和樞紐。學者濱下武志點出了香港的八大腹地(從香港和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香港的直接性腹地,從廣東南部眺望華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帶;西南中國,從香港經貴州、雲南至四川;東南亞北部及大陸地區;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南海的廣闊海洋地區;台灣;日本、韓國、西伯利亞、俄羅斯、中國東北部地區),正是看到了香港的地緣政治格局﹕香港的生命力在於她成為了海洋和陸地(腹地間)最平衡和便捷的連接點,從來不只是擁抱舊或新的秩序,或單一腹地。這也說明了為何香港能成為19世紀、20世紀中全球有名的煤炭補給基地,年進口量以百萬噸計,是商船和軍艦的中途站。同理,要捕捉香港19世紀起的金融經濟變化,則要了解新海洋秩序和舊有陸地生態迅速交往間香港作為那平衡的角色。作為便捷的連接點,香港成為了移民和貿易的中途港,因而亦推動其成為金融的中途港。三者相互促進其事。19世紀中葉,曾經供養世界勞動力市場的非洲「奴隸貿易」中止,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促使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填補這個缺口。大量華工流入西印度的甘蔗園、東南亞的礦山、橡膠園,更遠至北美、澳紐和南非的礦山和鐵路建設。其時,英殖香港因其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物流和通訊之相對發達,造就了她成為各新舊、東西航運之樞紐,變成了移民的集散地。例如,當時由香港經太平洋至北美西部,比由歐洲前往更為便捷。相比後者需時超過100天,香港的航線只需一半時間。最快的「挑戰者號」更只花33天。當時大量華工到外邊闖天下,他們的生與死都在香港留下痕迹。開放匯兌 吸引國際加之,香港的信息流通快捷。1870年,電報系統已在港創立,並能發電報至西貢、新加坡、英國等地。全球網絡中的勞動力以至商品市場資訊都集中於此,使她成為接通世界各地網絡的其中一個中心點。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英國在華南的一個自由港,除免去課稅外,更是少有的各地貨幣皆能自由流通、兌換的平台。一般而言,一國的貨幣只能在一地通行。兩地若要貿易,換取的未必是即時方便本國所用之貨幣。而正因為香港的高度開放性和匯兌資訊之發達(其時除了英鎊、港元、美元、金和銀,甚至各種歐亞貨幣、日本銀元、墨西哥鷹洋等,都可在港通行和即時匯兌),吸引了世界各國利用她作商品貿易的集散地。20世紀初,銀價下滑。根據1902年香港總商會紀錄,其時世界90%的本位貨幣是金,相反中國是銀。當時以金匯兌本位制的歐美,皆擔心用銀元作交易。同樣作為遠東移民和商品中途港的新加坡亦於1906年轉為金匯兌本位制。相反,香港一直保持銀本位同時高度開放匯兌市場,這反而進一步造就港幣成為結賬機能最強的中介。在香港,無論使用金或銀,世界各國對華的貿易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使港幣/香港,發揮了連結以中國為中心的銀貨圈,與以歐美為中心、涉及亞洲殖民地結算制度的金貨圈之作用。因此,香港這小城,自家生產少,又非龐大的消費市場,但以她作轉口之國際貿易量卻大得驚人。如上文所說,移民流動和貿易在港的蓬勃,是相互促進其事,並因而推動資本在港匯集,加速金融活動的成熟。透過了解19世紀起全球網絡中的華僑經濟圈以及華僑匯款之情况,能更清楚移民、貿易和金融如何在港互相牽動,促成「19世紀的金融中心」。當時出外闖天下的華工都習慣匯款回母國,一要清還「被賣豬仔」時移民中介收取的費用(根據1857年英國的圭亞那、千里達契約案例,每名中國人收取手續費25英鎊);二是供養故鄉家庭;三是把餘錢用作生意投資買賣。不論是具生產目的還是非生產目的的華僑匯款,亦不論以何種形態匯款(郵匯、由回國者攜帶、由客頭匯款、在信局以現金、外幣或商品形式匯款、在外國銀行匯款等),香港都是必經之地。世上沒有白做的事。華工藉香港之便匯錢回國;同時,協助匯款的人和機構亦乘此之便,利用資金先在商品和各國貨幣皆高度流通的香港賺一筆(商品買賣,或/及匯兌差價)。例如,通過信局作匯款時,匯款人以當地的貨幣匯寄一定金額的中國元。信局不會立即匯寄,而是在收集了一定的金額後,透過香港﹕一是以最有利的匯率兌換;二是購入有利的、運往中國的商品或金銀,代替匯款;三是結合二者,作二重或多重外匯和商品匯兌,以賺取更多利潤。當時香港的米舖等商店就最能突顯商品、匯款、金銀交易和金融交易的結合。除了商品出入口買賣外,這些店舖以至信局兼任匯款業者,其網絡遍佈全球(中國的廈門、泉州、漳州、同安、安溪、金門、惠安、廣東及海南島各地;東南亞的馬尼拉、西貢、新加坡、棉蘭、巴達維亞、萬隆、仰光、曼谷、馬六甲,甚至北美)。它們收集了匯款後,投資在金銀市場或商品市場,購買大米、糖、鴉片或當地特產,然後在香港市場盡量以最高的市價賣出,扣起賺取所得的差額利潤,把匯款那部分匯往內地。移民流動 推動資本匯集由於商品和各種貨幣在港皆流通方便,匯率由匯款人寄出,到最終到達故鄉家人手裏,過程中已曾迅速多次轉化為貿易資金、金融資金等各種投資形態。這一方面完成了匯款機能,另一方面亦促使了利用匯款衍生的資本/商品期貨流轉等金融活動在港興起,使商品、外匯、金融市場(例如期貨市場,不必馬上和直接以商品實物作交易買賣;保險業市場等)相互促進發展。而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見有利可圖,皆積極利用華僑的金融網絡。據濱下武志的估算,20世紀初,單是東南亞的華僑就有400萬人,每年匯款額大約5700萬元。由此推想全球的華僑匯款網絡,其龐大可想而知。如上文闡釋,簡言之,移民網絡是貿易網絡,貿易網絡就是匯款網絡,三者互動並奠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單從金融經濟史的層面看,香港的發迹有其具體、特定的地緣政治時空。自19世紀之新世界、海洋秩序的興起,與舊世界、陸地大國的衰落平行地在香港交錯,界乎海洋和陸地之間的這一地緣政治特性恰恰是她的生命力所在。海洋和陸地之間一切的矛盾和弔詭之處,亦巧妙地兼融於此,同時成為這城成長的養份。其時,一方面,西方正積極往外擴張,以獲取更多資源(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資源、金銀等資本、領地)和市場(改善貿易逆差、消化本國過剩生產),中國是被衝着而來的其中一個對象。透過香港這金融商貿平台,鴉片等商品大量流入中國,也令白銀大量流出;弔詭地,另一方面,同樣透過香港,華僑的匯款成了平衡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的重要手段,同時大量的銀亦經香港流轉重新流入中國,平衡了國內的流通資金和貿易金融資金。兼顧陸與海─生命力所在如是觀之,香港自19世紀起就鋪墊了國際金融中心的一些基本伏線—在於她那「鹹淡水交界」的地理因素,也在於其時的環球政治格局。當然,這是歷史的場景,當下的香港問題亦有其當下的格局(context)。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要先具體實在地理解處境,凡事多點思考和研究。當下的香港,不能否認,確也理解,在中港融合的大力加速、港府傾側於內交的氣候下,反思向海洋方向的結連和融合是必然和必須的。但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奔向海洋,為的是什麼?如何?有什麼效果和後果?是陸地和海洋間非你即我的抉擇嗎?還是為了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平衡香港的處境?回望歷史,能否給予今人一些啟示?本文嘗試以香港金融中心的「發迹史」為引子,帶大家回望一下19世紀的香港如何在海洋和陸地之間自處。沿筆者曾提出的「世界的香港」這一思路而去,理所當然地,世界從來不只有陸地或海洋。香港的獨特地緣政治格局,正正是其位處兩個甚至幾個世界之間的關節點上。她的生命力以及出路所在,應是同時兼顧陸地和海洋,靈敏地遊走於二者之間而不完全向某一方傾斜,更不盲目地只擁抱一方(當然,現在的情况是幾乎完全傾側於大陸,做內地的單邊聯繫人)。總括而言,反思中港(融合)問題、思考香港出路,應當沒有無緣無故的陸地,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海洋。就此,若果社會多點深入的思考、具體的辯論、實質的研究當然是好事。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爬梳歷史,是認清自己前世今生和未來出路的基本。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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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融合的層域政治 :從「飲水思源」說起

這星期,香港社會茶餘飯後最關注的非「北水南調」莫屬。在牛氣冲天、水漲船高的一刻,如林行止所說,現實的動物因「財富效應」而「見錢開心」,深層次的政治問題都被暫時擱置一旁。在有人回到魚翅撈飯的時光裏,我們彷彿忘記了香港議程上的許多政治問題﹕三跑、政改、中港人口流動和區域整合(我並不想將其說成水貨客問題,如我曾說,水貨客只是個偽命題)、加強普教中等文化戰線工程。更完整地理解,這些議題都關乎中港關係,關乎中港間的融合和矛盾,關乎我們如何展望香港的未來發展。「大時代」,不單是香港股市令人驚愕的牛市,更需我們警惕的反而是,中港明目張膽地加速融合的大時代要來臨了。君看那大水淹城,就是最好的警示。淪為服務一國利益工具延續早前中港融合的討論,學者呂大樂教授曾多次嘗試喚起社會關注中港區域融合的問題。他的分析更多是以社會學角度出發,先從人口和社會、經濟流動來理解中港間趨向區域融合的事實。筆者嘗試以政治學的分析來補充之。筆者早前已指出,無疑,中港融合的早期發展可能更多的是因社會和經濟因素推動的、以自下而上的區域互動,但我們不能忽視區域融合中愈加重要和強烈的政治意涵。尤其時至今天可見,中港融合的模式已疊加至第三階段﹕1)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推動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區之間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和經濟融合;2)回歸後區域合作趨向制度化,但在2000年初,不論廣東或香港政府在區域融合上,還相對地有主動和自主性,着眼點還在兩地如何一起「造大個餅」,焦點還在「區域」上;3)尤其在2008年後,更明顯是當下,融合已從「區域」層次轉為以一國為本的國家規劃當中,中央更加大力度地主導了「中港」融合——最近可見,即使地方不甚認同融合的細節,也得不情不願地以國家為先而推行之。所以,若要了解中港關係並展望香港的城市規劃和發展,不能單從內部看本地城規體制的不足,更要置思考於更大的中港以至世界的地緣政治處境中,方能看到張力。簡言之,中港融合已淪為純粹中央一國利益的順手的一步棋,從中中央亦貫徹始終地「工具」香港至盡頭。引東江水建構恩主意涵說到中港關係的爭論,總離不開一個「水」字——近日最火的金融、資本,以至中港矛盾中內地人常掛在口邊的「斷你水糧」的東江水。兩種水,都對中港融合中的城市發展安全和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啟示。筆者嘗試以水為引子,從政治地理的角度看中港融合。近二十年,政治地理其中一個關注的議題是「層域政治」(又作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簡單而言,對這一概念其中一個理解是,用之以窺探國家(或一政治體)如何透過改造自然和城市空間,建立起不同大小層級尺度(scales)的「社會生態系統」(social ecology),繼而在這些範圍(scopes)內,操弄不同層域空間的運作邏輯,達至其政治以及資本累積的目的。當中,水資源的政治問題,是其中一個熱門的研究主題。例如,我們現今對香港水資源的理解是﹕我城是東江水資源系統中的一分子,其城市發展依賴東江供水。而學者李家翹有關東江水的研究,其中一個反思點正在此之上。第一,層域,是社會和政治的產物,香港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處於東江生態系統之中;相反,東江水資源系統是經政治計算而創造出來,繼而把香港納入這一層域當中。第二,層域政治涉及兩地或兩個政體之間的拉鋸博弈,是一有互動的張力。有政治智慧的任何一方都不願意輕易跌入對方操弄運作邏輯的系統之中。因此港英政府在二戰後,即使面對水荒問題,一方面接受了東江的供水,另一方面卻有意識地營建起城市獨立供水的體系(system/social ecology),避免了中共對香港過多的政治影響。第三,層域政治的思考,不能欠缺一地之地緣政治分析。隨地緣政治處境改變,層域力度可加可減,甚至是跨地域國界的。例如,大陸政權的東江水體系就跨越了領界,把當時的英殖民地香港都納入其中。為了抗衡之,港英同時又成功營建起獨立的本地供水生態體系。但隨着香港必須回歸中國這一事實的出現,中港之間的地緣政治處境又起了變化,港英是否要保有獨立供水能力不再重要,因此當年(1970年代末)曾領先全球的水資源技術和系統慢慢萎縮,本地的體系消失的同時,我們亦完全地被納入進自北面而來的層域和體系之中。第四,如第一點所說,地景(landscape)是社會政治產物,透過地理,講政治。層域政治,是政體用以構建與其他地方的關係之基礎。例如,現今因東江水越山來之後,就建構起中港之間「飲水要思源」以至帶恩主意涵的中港政治和文化關係。擁抱單一消弭自身體系當年,港英和倫敦政府從「水」思考得更多是在國際關係下面對紅色中國的城市政治和安全問題。筆者舉出此帶歷史維度的學術研究,並非要進入港獨的討論,反而希望把焦點放到城市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作進一步的思考。此乃這些研究對當今香港城市發展的意義所在。在瘋狂盲目地追求區域和城市間的融合時,往往講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城市空間有了更極端的功能分工。身處大區域中的各個城市,不再擁有自身平衡的、完善的城市生態系統。在區域間愈緊密地相互依賴的同時,於一個城市自身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安全角度而言,又是否健康?例如,現時依賴東江流域供水的城市,如東莞、深圳、惠州等隨城市發展均出現缺水、搶水的現象,加上氣候變化令河流水量不穩定,以至河水污染的問題。一個大區域繼續只依賴單一的供水生態體系,這對各城市自身發展有多不安全不穩定不健康,情况可想而知。同理,在區域融合中,若香港盲目擁抱融合,走向單一,自我摧毁掉城市自身具備完善運作邏輯的各個生態體系,只存活在別人營建起的層域(scales)當中,香港城市發展和安全不但變得脆弱(一旦發生任何自然或經濟社會政治災害,香港不可能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亦遑論奢想要有更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更自主的我城發展想像。再更進一步,從政治層面看,如今在大國崛起下,一國主導了國家整體的發展藍圖,服務國家為先、阻我者亡的邏輯無可避免地進一步消弭香港自身的各種體系。這一種一國中心化的中港融合模式,將為中港關係的發展增添更多問題,為香港增添更多壞處。借香港的信譽走入世界以「水」作為理解中港關係論述的基礎,還涉及了資金這一種「水」。雖然「層域政治」更多是用以分析涉及地景和空間改造的政治問題。但借用這一概念,亦有助我們反思中港融合中,金融體制和基建的融合問題。當港人在「北水南調」的大時代中撈了一筆時,香港社會彷彿得到了水的滋潤,變得甚為「和諧」。同時,除了股市飈升得快,中港的金融體系融合(或更準確地說,中央營建的、服務北京利益的金融體系層域)可能行得更快。滬港通加大額度,深港通加速落實,進一步開放中港金融互通的投資體系,港交所增設專職內地事務的機制,甚至空穴中吹出的港深前海「共同金融市場」的風,這些都一一在數天內「通知」港人,並將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執行。而港人,繼續追魚翅撈飯夢,拍手叫好的居多。若以地緣政治的框架分析之,這次融合背後,北京貫徹始終地「工具」香港。從前,中共在冷戰圍堵中借香港暗渡陳倉,接通世界;如今,中共明目張膽繼續踏着香港,實質看着世界,實現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時評家陳景祥亦打趣形容了當下的瘋狂大時代是「國家給股市的特殊任務」。除了以「牛市」泡沫亢奮內地走下坡的經濟之說外,更重要的是,兩地金融體系融合有效加速北京借香港的信譽(credit)走入世界。早前已有學者指出,亞投行的建立,是因為中國單以自己的形象和信譽隻身在世界各地投資,碰得一臉灰(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在希臘、斯里蘭卡等地的投資並非如CCTV呈現的那般順利)。聯合別國一起,以集體名義投資,成為了她走向世界的折衷策略。當中,香港的角色是利用其完善的、有信譽的金融和法律體系,協助中國融資。更大膽的推想是,當中港金融「合作」愈趨成熟,成為新常態後,「上得牀來就會進一步掀被冚」。港滬交所之間會否進一步互換股權(透過港交所,掌握國際上其他的交易所)?重組粵海「撈水」典型這一推想,未能確實。但能確實的是,中港融合,為的從來都只是北面的利益,香港只是工具(幸運的時候,也只是從中拾到些許眼前利益的工具)。若想當年,「粵海重組」這一經典歷史,更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內地如何透過兩種水「工具」香港﹕1980年代,大批內地政府管有的企業在港設立「窗口」公司。它們走的是高負債經營、高速度發展的模式。至1990年代末,駐港中資企業達1856家,1997年底總資產達16,225億港元,淨資產1730億港元,其中共有72家上市公司,41家H股企業。這些中資平均負債率達89.3%。華資上市企業普遍低於40%。其中,粵海是當中大型集團的一例。高負債的泡沫發展後果不言而喻。至1998年,粵海最終資不抵債,欠上以億計的債項,面臨支付危機。當時是廣東省領導人之一的王岐山,負責操刀解決了這個泡沫難題。解決方法是,利用香港金融市場,重組粵海成為粵海投資,並注入唯一會生金蛋的鵝——價值22億美元以上的東深供水項目。值得留意的是,當年興建這一工程實由港英政府墊支。因此可以說,借香港的兩種「水」,廣東省可算是以零代價解決了其金融危機。如今,東江水繼續為粵海投資「撈水」。當下,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曾不諱言,猶如城市區域間以基建促進中港融合,「滬港通是一座長期開通的大橋,(其)設計初衷不是為大家提供一個發快財的機會,而是幫助中國早日實現國民財富的多元化國際配置,為大家提供財富長期保值增值的渠道。」這又為我們提供了什麼啟示?在大國崛起下,中港融合之勢似乎不可擋(筆者亦非認為完全隔絕的城市發展是出路),但關鍵是,我們是否對此有意識?尤其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在加速融合之時,香港的各種社會生態和體系,都將因北面而來的各種層域(scales)的力量極力淹至香港之故,而受到衝擊。在短利面前,我們又是否了解當中的政治意義?又是否懂得應對?或,更簡單的問,我們準備好迎接新常態嗎?不厭其煩也要說,從區域融合到中港融合,都是大課題。當下社會,不少持分者,日夜設想的是利用香港的機制服務中國,而非香港。因此,在這大時代中,思考香港未來、想像我城的城市發展,的確需要更多人參與其中。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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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加速「一國中心化」 區域融合港人了無思考

最近,香港社會熱議的話題離不開「暴力」。由反水貨客行動中部分激動分子的盲動和不負責任的暴力,到香港回歸以來算是經典的禮賓府疑似家暴事件,再到近日香港政府行使暴力,繞過制度監察而硬推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暴力背後多少反映了當前大大小小的中港問題。而現實是,港人不可能離家出走,那我們就更應該正視問題的核心﹕在軟的方面,有北京口中的「人心不回歸」的中港意識形態衝突;在較硬的方面,實是中港區域融合的問題。近年我們對前者有了較多的思考,惟我們對城市融合的問題卻嚴重缺乏社會討論和研究——在水貨客和自由行問題的討論,以至三跑爆發的「空域共管」問題上,輿論甚少觸及這一課題,皆可見一斑。一直以來,香港似乎忽略了對區域融合的深度思考,我們要不是流於空洞的政治口號,就是把問題簡化為經濟利益的考量。這以致它在實際地發生時,我們顯得手足無措,亦只能無奈地「硬食」急速融合帶來的上至中港關係等政治問題,中至城市規劃,下至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筆者並非要主張區域融合與否,現實是它「正在進行中」。更重要的是,在當下中國管治進入了習式新階段新模式,「加速一國中心化」已成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後的主旋律。這必然使意識形態鬥爭和區域融合問題變得更為嚴峻。香港如何走下一步,我們都該先了解當下的情况,而非依舊停留在淺水位,摸不着邊際地討論,對中港問題核心捉錯用神。忽略對城市發展的「實然」了解因此,要進一步思考中港關係,我們就得把討論的焦點從淺薄的水貨客爭議或三跑造價問題,拉回到真正的問題核心上﹕中港區域融合。為了打開這方面的討論,筆者嘗試拋磚引玉,從歷史和政治地理的角度分析之。下面三點,是進入中港區域融合討論的初步理解﹕其一,從歷史觀之,中港區域融合早於1980年代就已起動了,至今,只是融合方向和模式改變了。每每說到中港融合,大家很自然地跳到亦止於簡單的贊成或反對的「應然」立場表述,卻忽略了對城市發展的「實然」了解。兩地較為密切的經濟互動始於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香港繼續負責接定單、銷售市場網路和財務管理等工作,另一方面則把勞動密集型的製造工序大規模北移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所謂的「前舖後廠」格局。據香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於200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有63,000間公司在內地從事製造業,其中53,000間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而1990年代中期,一些後勤服務工作和行業,亦逐漸北移。而「香港往內地」的跨境消費活動亦達到高峰。時至今天,隨着中港人口流動成本的下降(出入境政策以至交通基建),以及內地人對香港市場出售之商品的殷切需求,中港互動更明顯地改變為「內地往香港」的跨境消費。分析近兩年訪港旅客的資料,2014 年內地旅客人數達4724萬人次,增長率為16%,當中不過夜的內地旅客的增長率更達19%,達到2817萬人次,佔內地旅客人數的六成。而以「一簽多行」入境的旅客有1485萬人次。這龐大的訪港人口絕非一個「旅客」問題這樣簡單,更現實的情况是珠三角地區,尤其深圳戶籍居民,已視香港為其「X小時生活圈」內的起居生活和日常消費空間的一部分。更進一步,隨內地物流網絡的發達,以及內地人對港貨的殷切需求,分佈全國的港貨店呈現了香港作為「全國性的日常消費」市場和城市空間。 簡言之,早期的區域融合是以「香港視珠三角為腹地(Hinterland)(勞動力資源)」為主;近期的情况則轉變為「內地視香港為腹地(安心的消費市場)」的局面。區域融合問題的政治因素其二,中港的區域融合由「自下而上」的市場主導,改變為「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範。惟這樣的制度化,卻又成為香港社會視線和控制範圍以外的對港約束。現有的理解把「前舖後廠」視為因內地生產成本低廉而導致的經濟、社會結果。然後,近年的水貨客和自由行問題亦多被放到類似的思維模式中:因香港被內地人視為其消費用之腹地,促使了一個體積細小的城市要面對一個龐大的鄰居的區域融合。惟在中港區域融合研究上,我們不能忽視融合模式漸轉變至制度化的問題。1998年,港粵間開始了半制度化的合作聯繫會議。2003年,CEPA的簽訂標誌着中港區域互動進入了制度化的階段。而2008年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亦在制度上公開地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廣東的城市規劃中。所謂的合作,實是趨向融合。進而,2010年4月,國務院批准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定》。粵港的區域融合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當下的粵港空域共管就是由此暗地裏而起。至2011年,中國「十二五規劃」以及《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等涉及內地城市規劃的報告,明確地把香港納入中央的未來規劃指示中,定明了香港的角色及城市發展方向,以配合和服務內地。一向被理解為香港內部事務的土地和城市規劃,進一步被赤裸裸放進「一國」的中央規劃之中,不再以香港本地社會利益為依歸,反以內地的規劃大圖像為先。難怪惹來港人對「被規劃、被融合」的嚴厲批判。當我們要正面區域融合的問題,不能忽視這已不純粹是一經濟和社會因素導致的融合過程。其趨向制度化的現象,更反映政治因素之大。港人欠缺主導流於「被融合」其三,在中港政治格局下,現時所謂的區域融合,實際上是淪為中央規劃,這有別於西方當下的區域化經驗。大都市區域的例子在國際上俯拾皆是,例如「大倫敦」、「大溫哥華區」等。而自1990年代,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區域融合發展更成為了研究的新寵。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區域被認為是21世紀城市發展的新形態。而西方各國在這一區域化發展上,趨向把管治權由中央分權至地方政府。這種「多中心(polycentric)」和「多層級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格局意味着政策的制訂與決策是由各個層級政府和參與者分擔,而不是由國家政府獨自決定。然而,粵港的區域融合,反而意味着中央更高度的介入。珠三角並非一個行政概念的區域,而是由多個不同級別的行政單位組成的一個經濟區。至2003年,這包括了2個副省級城市(廣州和深圳),7個地級市(珠海、佛山、江門、中山、東莞、惠州和肇慶)、9個縣級市(增城、從化、台山、開平、鶴山、恩平、惠陽、高要和四會)和2個縣(惠東和博羅)。而香港和和澳門這兩個更高層級(省級行政區——中國最高級別的行政區)、直屬中央政府管轄的特別行政區,亦被包括在大珠三角區內。從這種跨境區域融合的經驗所見,中央往往介入並主導了政策的制訂。以《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為例,把香港納入其中的珠三角區域發展,是由中央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導規劃並制定。香港特區政府只能「積極配合」——《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和《粵港合作框架協定》等皆為中央劃定的融合藍圖下的「跟進工作」。換言之,所謂的2020年粵港空域共管,是中央早已預備烹調的主菜,三跑只是前菜一小碟。於此,港人欠缺知情權亦無甚主導、控制權。若往後的「合作」過程不能擺脫這種局面,融合也只是流於「被融合」。如何規劃香港未來城市發展總結此文,在中港的地緣政治大格局中,要了解並掌握中港問題,除了要認識意識形態戰線上的硝煙外,中港區域融合這一課題亦非常關鍵。惟偏偏香港社會對此無甚研究和討論,而制度化的一國中心化城市融合卻已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說到底,我們皆沒有、未敢、未能,甚或從未想過要真正好好地想像和規劃香港的未來城市發展。值得深思的不是水貨客問題,也不是三跑造價的問題,而是中港間急速的區域融合問題。而更切實地操作,我們該如何回到區域融合這課題上,去回應政府的「城市發展大計」(如三跑問題)?又,基於中港政治關係的特殊,西方的區域融合經驗雖未能搬字過紙到香港來,但現有的學術研究,如何有助我們看得更清楚?又如何揭示融合這規劃技術和經濟議題背後的政治意涵?再回到現實場景中,當下的融合過程中面對的具體問題是什麼?中港應否更進一步融合?而現實地說,是否可以完全避免融合?區域融合將對香港現時的政治以至城市空間帶來怎樣的衝擊?而香港的城市規劃是否有考慮到區域融合這因素?在中港融合中,誰主導了融合過程?香港能否有「更以香港為本位」的區域城市發展想像和部署?我們要主動面對這城市發展趨勢,抑或被動為上?香港社會又有否足夠的心理準備接受香港成為珠三角區域城市空間和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又甚至,我們是否預備接受香港的空間被共管?總而言之,若我們把水貨客或三跑等問題的討論焦點繼續停留在旅遊事務或經濟效益問題上,依然無視區域融合問題的話,也不過無補於事。誠然,區域融合這個香港社會未有深入討論的大課題,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城市規劃、政治地理、公共政策、社會學等),亦涉及專業的規劃知識和對城市未來想像的「實然」和「應然」討論。歸根究柢,反思區域融合,目的是為香港尋找更好的出路。於香港而言,區域融合的意義是什麼?而更進一步,如何突破既有的區域融合想像,為我城尋找更多可能性?繼續沿「世界的香港」這思路去,以陸地為基礎的往內融合外,我們是否也更應該思考以海洋為基礎的結連和融合?在區域融合這個大課題上,此文也只能嘗試打開這方面討論的。思考這課題,更加需要更多人深而廣地討論。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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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威:後佔中時代的中港關係

佔領運動到了後期,焦點似乎有點被模糊了。警察再一次被利用以解決政治問題,致令全城熱論的話題由政改爭議轉為警民衝突。最沾沾自喜的,自然就是梁特政權。在此種情勢下,經一番震盪後的香港愈見紛亂,有人便愈得北京信任。自與學生對話後,政權就開始轉守為攻,反客為主了。在政改問題上,她不必再留有餘地,盡情輕蔑這個全球矚目的政治運動。眼看運動內部的(被)崩解,她連三分忌諱也省掉。更重要的是,就在焦點被模糊了的片刻,中港關係其實已進入後佔中的冰河時期,中央對港勢將出現更雷厲風行的政策,屆時一片肅殺。其實,北京對香港是又愛又恨又怕。愛在香港是大陸發展和救命的工具,恨在香港人心從未回歸,怕在香港社會的政治能量和意識會北進動搖中共的政權。而現在,北京心底裏覺得香港人「養唔熟」,因此她更渴望加速全面「接收」香港。中共甚至不介意使出最徹底的一招:奪取(回)香港,必先摧毁(舊日的)香港。 意識形態爭奪戰歸根究柢,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第一步,在可見的未來,中央對港將擴大和加強這戰線的鬥爭,並進入長期戰的狀態。而中共在文化戰線上一直以來的戰略指示(「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亦會推至極致。《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曾發表題為〈佔中還在憋壞招添堵香港〉的文章,認為「『反佔路』其實只是鬥爭的序曲,『反佔中』則是一場以10年為時間單位的持久戰爭。」警方的清場行動被視之只為治標,而治本的方法實為意識形態的爭奪戰(鞏固北京為本的一套中港關係認識,搶奪香港公民社會既有的植根西方的價值觀的詮釋),當中包括「要求香港全民惡補,重新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公民,國家主權、安全、發展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市民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這可體現於幾個方面: 教育落手 奪主導權第一,北京將在教育上動手,搶奪重新詮釋、挪用香港(包括歷史和核心價值)的主導權。意識形態戰線上,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是具威脅性的導彈,反過來亦可成為她最有力的武器。知識和資訊,能改變人民對社會、世界以至政治和中港關係的認知。在教育一環上,政權在明在暗皆會毫不留情地把香港的一套知識體系「鬥下來」。要做到這一點,北京將進一步整治香港的學校教育和公民教育。這方面其實已有動靜,例如,新高中課程中的通識科,被批評為令學生思想泛政治化、推動佔中的「元兇」。部分親中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已蠢蠢欲動,提出修訂甚至刪減通識課程的建議,並主張加入更多「讓學生更認識一國兩制的教材」和「認識中國的史料」。甚至,教育局亦要在「critical thinking」一詞(「批判性思考」)上,加入去政治化的譯法(「明辨性思考」)。其實,更關鍵的戰場在大專教育和學術界——知識生產的重地。早於數年前,學者練乙錚已提出了這方面的關注,當時卻引起了一陣爭論。但不能否認,這的確是中共已雙腿插進的戰場。在教員方面,更多的大陸學者「入主」香港的大專院校,直接削弱以香港為本位的知識的生產力(不否認,亦有以香港為本的大陸學者)。香港社會大陸化的現象,其實在更早階段就在學術界發生,而作為意識形態溫牀、自恃有學術自由保護罩的大專教育被收編整頓已見具體。早有聞說,海歸的大陸學者須是教員的首選,並配合大量「研究基金」,養住了這班人。相反,本地學者的生存空間愈見萎縮。最近,內地官方學者甚至直斥香港大專教育泛政治化,這意味着北京要壓抑「政治一面的香港」的知識生產。練乙錚曾指出的黨委治校現象,是否離香港學術界不遠矣?我們再望望身旁的澳門,或可參詳參詳。扼殺本地知識生產還依靠環環相扣的生態鏈。在學生方面,根據教資會的資料,在本港大專院校推行國際化的政策下,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可招收核准教資會資助學額的20%之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及海外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在研究院課程方面更是沒有限制。過去3個學年,則有近八成的研究生來自內地(常有爭論,大陸化的問題只是因為本地生報讀人數銳減,本地研究院因而才多收了內地生。但很簡單的道理,當本地學者不再被重視,因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種種原因,其向上流動被截斷,即本地知識界的生態鏈斷裂。難道我們不需正視這個問題根源嗎?)。尤以人文學科可見,愈來愈少研究項目以香港為本。這意味着作為學術研究基地的本港大學,不再以培訓立根香港的知識界為其使命。現在坊間常說北京輸掉了一整代香港年輕人的信任。但其實,若然我們失去了以香港為坐標的知識生產(包括歷史的書寫),我們就失去了詮釋香港的自主性,斷送了香港主體意識的建構,那我們香港真的會輸掉了世世代代。 統戰滲透 製造對立第二,北京將透過大量統戰和滲透工作,在鬥爭上製造更多對立面。自佔中意念被提出後,就有不少高度組織的人群加入反佔中的劇本,在政治上渾一趟水。從歷史可見,當愈來愈多沒有信念的人群被肆意鼓動、利用,將會加速社會的撕裂和崩壞。在後佔中的時代,北京勢將進一步「拉一派,打一派」,更多對立的群組會被組織起來。可想而知,當年輕一代如此「反動」,北京必定會在青年人口中透過推廣青年事務而大力統戰,以圖建立起順應北京的新一代。除了統戰外,加速建立新的一代還依靠更緊密的人口融合政策。除了以往常關注的植入大量「選民」的討論外,我們不能忽視北京在專業人口上的滲透工作。無可否認,的確有不少留居香港的內地人會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但回望中共對港的謀略,絕不能排除中共一直在港實施的滲透工作。中共善於滲透,冷戰時的香港就已出了有名的「曾昭科案」。五○年代,曾昭科在警隊中甚受重用,他是第一批被選拔到英國蘇格蘭場接受特訓的華人。短短11年就躍升至助理警司的他,更曾任職政治部(香港的秘密情報局),亦曾被選為當時港督葛量洪的貼身保鑣。這樣的一個精英,最後被發現是潛伏於警察內部及英國駐港軍部的間諜,專責為中國政府蒐集殖民地和英國軍方的機密情報。如今,透過留學留居香港的政策,以北京政權利益為依歸的人將進一步大量地植入香港的教育、法律、金融、醫療等各個專業範疇,繼而甚至在港參政。 營造自我審查本能第三,亦是令筆者感到最憂心的一個現象,人心惶惶的自我審查風氣將在香港滋生。除了教育,意識形態鬥爭另一狠絕之處就是在社會中營造起自我約束的本能反應。在佔領運動期間,香港已開始上演一幕幕「表示效忠」的戲碼。不論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包括富豪商賈在內的不同社會賢達皆要為政治表態。在可見的將來,「效忠」文化甚至把過往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團隊推向政治,成為效忠黨的機器。在佔領運動期間,不少紀律部隊和公務員團體發聲明支持政府,這已隱隱透露出這個令人不安的發展方向,這可能成為一個缺口,讓北京乘勢政治化整部官僚機器。更嚴重的現象是,不少香港人開始懼怕因「錯誤的」政治表態而被秋後算帳。這病毒最先在公眾人物一層滋生,繼而蔓延至香港的專業人士,更已開始在普羅大眾中醞釀起來。人們怕被封殺,怕被以言入罪(廣義的入罪不限於違法,更重要在於被大陸標籤),甚至有市民怕個人資料被上傳內地、被列入黑名單而猶豫是否需要就警察暴力襲擊平民一事而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控訴。這現象是否似曾相識?我們香港人每每看到內地人面對不公卻不敢怒又不敢言而感到納悶。這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底下而形成的本能反應,內地人說句話、表個態皆處處擔心「老大哥在看着你」。這一種擔心,自然得很地流露,表明了這種自我審查的心態已深深植入體內。如今,這種徹頭徹尾流行於極權社會和恐怖主義國度的社會現象在香港逐步上演,而北京定必進一步使之蔓延。我們必須深思,若然香港連這一步也與內地「接軌」,後佔中時代的香港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境地? 中共已扯下「尊重」的面紗譚惠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曾說,香港的自治權只是較內地民族自治區稍高。對於西藏問題有深度研究的專家王力雄亦曾在訪問中以中共在藏推行自治的經驗分享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兩制從來只是過渡的權宜之計,骨子裏並不涉及對一地人民的(主權)尊重。到中共有信心和把握並已完全控制住西藏之時,已不可能回到兩制的狀况。不安在於,自今年七一遊行起,中共官員和官媒開始以漠視、輕蔑,甚至決絕的口脗回應香港社會的聲音。連從前的「尊重香港同胞表達意見的自由」、「聆聽訴求」等客套話也省得講。如今,中共已扯下了「尊重」的面紗。一個大國的崛起,她仇視一切擋路者。也為了崛起,她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更甚是,一個做夢也帶着屈辱而崛起的大國,心理最不平衡。從內地網絡上的一些貼文可見,內地人對佔領運動之大規模爆發的其中一個睇法是「某些不爽中國發展的國際勢力和香港的本土買辦勢力的共謀」。而當北京也不介意宣告《中英聯合聲明》早已失效之時,我們更要深思後佔中時期的中港關係該如何是好。在北京眼中(又愛又恨地),擋路的是香港既有的「一制」。如上文所說,令人不安在於北京勢將在意識形態戰場上,以不同方式徹底剷除、鬥垮香港既有的制度、文化、知識、價值觀——英國「洗腦贏心」工程建立起的政治文化。港人最怕香港禮樂崩壞。就如有人的5000萬孽帳還未解決,就已率先在解決香港的廉潔精神。林鄭更在立法會上搬出「基本法沒有定明何謂『財產』」來為其狡辯。一切既有的制度彷彿蕩然無存。 倘失反抗意識 不用再談民主就着後佔中的分析,筆者不是要主張鎖城的、排外的本土主義,而是希望諸位深思:政治,不單存在於政制。佔領運動爭取的是政制的民主,最後不論成功與否,我們必然進入後佔中的時代,這也必然輪到北京出牌。而她要鬥爭的戰場,從不局限在政制上,最徹底的戰場其實是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央對港的戰線涵蓋各層面。若我們只狹隘地關顧某一點,即使有了民主,但在其他戰線上失守,一切也是徒勞。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國給了波多黎各民主和自治,但在經濟、教育、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閹割了波人,後者的命運自此不再自主;加泰隆尼亞雖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遠遠優於西班牙,但在佛朗哥年代,斷其自主供水的能力,再強的地方也難談真正的自主;台灣為何會鬧起反服貿風波?不就是怕中台先在經濟層面走得太近,然後難離難捨;乖乖的澳門,經濟生態全毁,北京已肆無忌憚地直接在前台管治之。在後佔中的處境下,北京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將鬥得激烈。若我們失去自主、反抗的能力和意識,就不用再談民主了。文__蔡俊威(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編輯/ 方曉盈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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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威:佔中之後訪談系列:曾鈺成 大時代裏的憂鬱

小思老師早年所編的《香港的憂鬱》記下了20至40年代文人對香港的遭遇和性格的描寫:「許多人要寫香港,總忘不了稱許她華麗的都市面貌,但同時也不忘挖她的瘡疤,這真是香港的憂鬱。」不少人說,這貫徹至今,映照著當下的香港。如今香港的憂鬱,是進退失據。這次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甫踏進他的辦公室,招呼未打、梳化未坐好,曾主席就洋洋灑灑地講述他最近就政改的睇法,能看出他在渴求通過政改一事上的積極。然而,筆者與他對談至近黃昏,從字裡行間卻又隱隱感覺到他的無力感。巨輪運轉,因因果果,人在當中其實可掌握的又有多少?以下專訪的各部分似是天南地北──從曾鈺成對政改、對中港關係的睇法到他前半生的故事,卻又相互映照。 曾鈺成:這次政改是未來中港關係的關節點為了力陳通過政改的迫切性,曾鈺成可以去到幾盡?他說,在關鍵時刻,他會不惜投票再辭職,甚至,他在考慮「即使我投埋都唔夠票,我諗緊我都應該投,表示我都叫盡過一分力。」為何這刻會覺得政改通過不了,後果會如此深遠?他認為,這不單關乎2017有否普選,亦會進一步拖垮香港管治,更重要的是會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儘管中央官員都係一再重申,強調無論17年是否成功普選行政長官,中央都會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但係個現實,而家過左17年之後,一國兩制呢樣野對我地國家,到底嗰個價值或者重要性,係高左定低左呢?咁即係我地都有理由去問,一代一代新的國家領導人,到底對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否仲係咁大呢?如果當中國領導人覺得咁鬼煩──你搞呢個一國兩制製造的麻煩係多過一國兩制對於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的好處的話,咁點解佢要咁麻煩黎到幫你搞一國兩制呢係咪?」無疑,北京這種工具思維是貫徹始終的。「一國兩制要成功,最重要的責任在北京嗰度、中央政府嗰度,但另一方面,香港人自己都要,即如果你珍惜一國兩制,你都要去諗,我地點樣做啲野,使到一國兩制係能夠讓北京見到,係好值得維持落去的。」曾生提出了他沿用上屆8分1的入閘門檻,並認為到時能讓一眾候選人先在提委會層面作第一輪公開競選。他認為,關鍵在於入閘到出閘不是黑箱作業,而是公開面對公眾亦面向中央。於其眼中,這是一個進步,亦算是相對公平的做法。「我唔覺得泛民佢地之所以咁唔願意接受呢個方案(人大框架)係因為佢地入唔到閘。而係,大多數都係希望真係有個公平的,而佢可以攞出黎話,同佢一貫支持民主、支持普選的理念係一致的(方案)。」他看得更現實的一點是,他認為目前各政黨皆未能推舉有能力當選的黨員。「呢個係好現實的問題。泛民好多人,過往或私下亦都表示過佢地睇唔到2017年有邊個泛民派的人有機會選到行政長官。民建聯呢,我亦都睇唔到,不過而家講又早得濟,會唔會通過左方案,跟住過3、5個月,有個高大威猛的加入民建聯,然後就領軍出黎選呢?邊個知呀?但你今日見到呢個、眼見的民建聯,已經坐晒喺度嗰啲人,我睇唔到邊個有咁嘅雄心、野心、意願去選,或者佢有咁嘅自信,覺得出黎選,佢係有機會(當選)。我暫時睇唔到。」提委會出閘門檻之所以收得這麼緊,中央其中一個說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排除中央認為有損一國兩制的人跑出。但現實是,如若有人入閘後,他/她是深得民心,卻不得北京心的話,該如何是好?曾生引述了他跟一位絕對代表北京睇法的中央官員的討論:「如果有一個泛民的代表人物,係民望好高,其他嗰啲建制派會出嚟的都未及得佢,咁提名委員會都會受到好大的壓力,要提佢架喎。當時呢位中央官員話:『我地接受呢個現實』,佢咁講架喎,佢都知道如果你唔提佢的話呢,成個選舉係會失去公信力。」他續說:「如果有一個人真係民望好高好高,北京衡量過之後覺得絕對唔能夠俾呢個人出閘,冒住喪失嗰個提名委員會的公信力,甚至喪失成個選舉的公信力的代價,都要扑低佢。(北京)一定有理由。而到時北京咪要付出代價,香港亦要付出代價,成個制度都要付出代價。」  香港的憂鬱:進退失據曾鈺成現在跑出來高調地勸喻各方,目的是希望在中央底線內最大化「中央認為有得傾,泛民認為值得傾」的討論空間。他所陳述的方案,可以說是簡單的套路而已。惟現實的香港政治是有處境,有因果糾纏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中港之間,或更細緻地說,中央和泛民之間沒有互信基礎,因而導致進退失據的局面。中央拋出比民間任何提議還要保守的方案,其考慮的因素可以是很全面和深入的──但這是我們港人不得而知的,故港人可能只感到「不明不白」。曾生指出:「12年喺十八大政治報告裏面第一次出現(香港問題扣連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回歸咗15年,12年的時候先至講呢句說話,我覺得肯定係事出有因……係有一個實際的危機喺度……我當時一睇到就明顯地係中央對香港有左唔同的睇法。」香港傳媒曾多番追問中央官員「國家安全」具體針對何人何事,卻從未換來有意義的答案。同樣,曾生亦只能以希臘神話打趣,叫我們相信北京的判斷:「你都知我鍾意嗰啲希臘神話,我地呢啲喺個戰場上面、地面上面拼搏嘅人,我地睇唔到天上發生咩事,睇唔到地底發生咩嘢,我地點樣識得站喺佢地的角度嚟分析啫……起碼有一個中央官員同我咁講到,但你應該信呀,(北京)都唔係亂咁做決定,我地都好多人──唔同層次的人聽晒各方面的意見,睇晒各種情況,然後做個決定。咁你都信吓我地呀?」但曾生亦前事不忘,認為民主黨為何堅決不再如10年那般跟中央談判,是因為當時接受了方案後,後面還有一些沒有兌現的承諾。中港互信幾近崩潰。「呢個唔係單方面(的問題),北京信香港人唔夠,香港人信北京亦都唔夠。難係難喺呢度。」而在佔中問題上,他認為:「我覺得從一開始通過用佔中呢啲辦法嚟到希望逼到一個協議出嚟係唔會成功。因為你通過呢啲辦法係建立唔到互信,你係會使到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嗰個程度惡化。」曾生更搬出了太陽和北風的故事,反映了現時局面裡各方的進退失據:「你越吹得行,嗰個人就越將件大褸攬得實啲。兩面都一樣,即係北京個風落嚟越吹得行,香港人就越多啲嘢要攬實。香港人越吹得行,北京就覺得越多啲嘢要攬實。大家都要攬實自己啲嘢,咪越攬越實囉。」到了這刻,或許北京對港政策上,她也感到進退失據。「坦白講,如果基本法係今日寫呢,未必寫普選兩個字落去架。但冇得揀,寫左落去就係寫左落去。時間表都俾埋啦,點有得返番轉頭呀?所以我話呢個呢,你話去到今日,中央會唔會有被逼的感覺呢,我唔敢講,我覺得或者有,但係冇法子,冇得收返架喎。」曾鈺成認為,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背景、理念(曾的說法是如果有)、能力、作風,對形成今天香港的局面起了不能忽略的作用。但如何修補這個幾近不能修補的互信問題?曾生認為雙方也有責任踏出一步。於中央而言,「你唔能夠淨係空口講句說話,你點樣都要有啲實質嘅嘢定到出嚟,使到大家都真正相信係會咁樣發展呢?……我認為中央同泛民建立一個長期、正常的溝通的途徑係落實一國兩制所必需而且可能……必需:泛民講到底,無論你點樣想打壓佢,佢都係代表到香港相當多的市民支持。你唔能夠否定呢樣。你香港要行一國兩制,如果一啲政治人物、政黨佢係代表到香港相當多的市民,你將佢打壓,或者當佢無到,點行個一國兩制呢?即係你去打壓佢就等於打壓佢啲支持者咋喎,咁唔得喎。」進而,他對泛民和北京各打50大板。泛民完全否定中央真心給香港人民主,抑或中央部分人士把泛民打為反中亂港的顛覆活動分子,皆是不要得的心態:「(泛民)都係想一國兩制成功架嘛,中央亦都係……當日鄧小平定咗呢個一國兩制方針,跟住成個中共嘅領導去設計去維護佢。佢地都係想佢成功架嘛,但係就好似江澤民咁樣講法,我希望你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你有你搞,你唔好嚟搞我,係咁樣架嘛。咁即係大家有個共同的基礎喺度的。」  曾鈺成的憂鬱:時不與我1968年,曾鈺成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緊接更在港大做了一年Math Demonstrator。教授們都稱讚他是個做學術難得的人才。他有能力到美國升學,卻偏逢美國反越戰運動,負笈海外的念頭被逼擱置。1969年,他放棄了「做數學家」,到了培僑中學去──當時任教於「左校」並非高尚的職業。他回想,這是他人生一個關鍵的轉捩點。自信是「fast learner」的他,沒有想過委身於教育,最後更被安排擔任校長一職;曾明言協助創立民建聯後,不會從政,卻被推為創黨主席,從此踏上政治的路。惟民建聯創黨至今仍恪守黨的路線,專心於議會和「基層的參與」,未曾晉身香港核心管治事務的參與。他承認,人生unexpected的事太多了。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呢?筆者在曾生身上找到的是後者,而更多的是,機會和人往往擦身而過。曾鈺成曾私下跟黨友打趣說若要選特首「好有信心贏」。上屆特首選舉,他曾經摩拳擦掌,準備「出征」。到最後,他還是沒有接到帥印。一年前,曾鈺成就已向中央力陳寬鬆方案的好處。最後,中央拍板了一個比民建聯方案還要保守的框架。似乎,大家的脈搏並不一致。到現時的局面,曾生積極游說各方,但他自己也未能肯定一切,他的「好意」亦仍停留在「希望」的層面:希望中央胸懷更廣地接納泛民提議;希望泛民相信中央。問及他2017年是否有意參選,他斬釘截鐵的說他「老了」。如果人生回帶10年,他又「有沒有機呢?」,他帶點唏噓的說:「世事往往係咁架,客觀環境令你覺得你可能有機會去嘗試嘅時候,你自己嘅主觀條件就過咗時啦。你10年前係咩呢?10年前我要出嚟選(他停頓了半秒)都無人支持啦,係咪?講緊10年前我啱啱下台添啦。」進一步追問他如果時勢需要,他是否會義不容辭參選特首?他反而跟筆者分享了一個可圈可點的小故事:「(他又停頓了半秒)我後生嗰陣呢,無諗住從政,但諗住我就有條件做個數學家嘅。因為我讀書嗰陣數學都OK嘅。咁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啦,無繼續去讀書。喺我大概50歲之前啦,每聽到我啲師弟呀,或者我啲學生呀,有啲咩學術成就呢,我就會好似有啲嘢喺度『哽住哽住』,即係覺得有啲,哎呀,如果我行佢條路,可能我個成就唔會低過佢。但到呢10年8年呢,睇化咗啦。於是自己有個開解,呢個叫做阿Q精神,我話可能咁仲好。因為你讀書嗰陣,成績好唔等於你研究一定做得好架喎。係咪?如果我以為自己好叻,然後跟住真係去,跟住發覺唔得,我亦都真係有啲朋友係咁喎。讀書嗰陣唔錯,但出嚟真係要做研究,就一事無成,咁就鬱鬱而終嘅係真係有架喎。咁呀分分鐘,真係可能呢啲叫做幻想破滅,以為自己係天才,誰知做到發覺原來不外如是。係咪?咁就真係好慘啦,嗰陣就會好失落啦。咁而家反而俾我一啲咁嘅遐想嘅空間,到我死嗰日我都會覺得,哎呀我其實係好有天份,當日如果我做咗呢,分分鐘我係第二個愛因斯坦都有之呀。仲可以咁樣發吓夢呀嘛。」 後記跟曾生這次對談,發現他語言的藝術之處:很多時候,他總愛留白,為人留下遐想。進入了下一個場景,卻又勾起你對他上一番說話的聯想。人物專訪中,這是挑戰,又是浪漫之處。於中港問題上,留白可以是大家喘息、摸索可能的天地,也可以是如今港人感到惶惑,乃香港問題進退失據的根源之一。 反思曾鈺成整個專訪,值得深思的地方很多。其中,或許礙於身分,曾生未能跳出中國思考香港的框框。其中一例,說到香港被邊緣化問題。這是老調子,每當中港關係變幻時,這套「中港單邊想像」的論述又會跑到台前去。大家不能忽視的是,在國際輿論上,香港被邊緣化卻不是主調,相反,把香港置於世界處境下作思考,香港從來是重要的一點,對其該何去何從的想像亦更大。哪個是事實?這除了是意識形態問題,亦是心態問題。筆者認為,港人無疑要了解「香港被邊緣化」的論述,但絕不代表我們要以它作為開展香港想像和中港關係的立足點。 我們都回不去了「我們回不去了。」是張愛玲《半生緣》中讓人震撼的一句。時勢、人和事,不能回帶,很多客觀和主觀因素往往擦身而過。有人慨嘆30年「民主回歸」是徒勞的泡影;有人會說這些年月不是空白,其實歷史也有「推演過」。就這次對談,曾鈺成顯露一貫的瀟灑,但,或許是筆者主觀感覺,言談間總掩蓋不了他那份唏噓和憂鬱。想做的一些事和抉擇,往往受制於時勢和身分(他曾說他總是很呀Q地回想自己以前走過的路,為沒有作出的選擇留下一些讓人有美好遐想的懸念──算是一種慰藉?)超時的專訪結束,臨別時,筆者為耽誤曾生回培僑而深感抱歉之際,他邊瀟灑地踏出辦公室,邊拋下一句說話:「好有趣的是,有時一件事幹發生,佢在歷史上造成的後果,係你估計唔到的,好長遠好深遠的後果。」他是在點評中港問題,而這又是否他為自己下的註腳? 一個拳手的經驗筆者是做人物專訪的初哥,首次上場,本以為可摩拳擦掌,惟甫一上場卻被曾主席的節奏牽著走,但總算見識過他思辯之快和靈巧。電影《激戰》中,程輝教導徒弟道:「一個拳手,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節奏。能夠令對方跌進你的節奏,他就逼着跟你走。能夠打出你自己的組合就屬於你的節奏。能夠打出多變的節奏,就是一個好拳手。」靈巧,係處理任何事情的關鍵,在日常待人接物如是,在香港問題上亦如是。任何比賽都不單純是力量的比拼。但要進一步聯想的是,目前的局,是誰的節奏?是怎樣的組合?而我們的節奏和組合又是怎樣的呢?在訪問中,筆者未能打出自己的節奏。惟看得宏觀點(或呀Q點),時代中的憂鬱是,大家都進退失據,香港也好,中央也好。但我們要問前因後果,方可在緊接的將來打出屬於我們節奏的組合。【答】曾鈺成培僑中學前校長、現任校監,民建聯創黨主席,1997年進入香港臨時立法會,此後至今一直是立會議員。2003年50萬人上街後,辭去黨主席,其後一直是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員,2008年起連續兩屆當選立法會主席,最近公開表示為支持通過政改投票已做好下台準備,除辭去主席職務並將辭任議員。【問】蔡俊威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今年夏天,一連五星期共寫了逾萬字的「再思中港」系列,回到歷史及地緣政治中去探討中港關係的可能性,主張中港應擺脫舊有意識形態對立,建構有世界面向的香港主體論述。文×蔡俊威攝影×盧翊銘編輯 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左派 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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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威:地緣政治挑戰與中央對港政策

「香港,該何去何從?」這似乎是今夏縈繞在很多人腦海中的問題,而如今,這一提問又注定刻鑄在2014年香港歷史中——香港已走到臨界點上:一方面香港公民社會為維護「兩制」蓄勢待發;另一方面,中央收緊對港政策並進入「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的新階段。惟就在政治列車一往直前地加速之時,我們已經梳理好香港問題,可以整裝上路了麼?近年由中國天朝主義到大中華、城邦自治、進步本土左翼等的討論其實已豐富了我們對香港問題、中港關係的理解。惟即使如此,學者呂大樂卻認為中港多年來並未有真正進入「一國兩制」的問題。大家繼續輪迴於「各說各話,各走各路」的困局。由最近佔中到北京對港展開一系列兇悍的輿論攻勢,再到香港社會的強烈反應可見,情况漸趨極端,雙方皆「殺得眼紅」。其中一個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大家各自把自己的討論和理解立馬置於以意識形態立場先行的框架中延展,忽略了香港問題原有的特性:香港問題絕非簡單的香港內部問題,其核心從來都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問題,包含歷史、中國和世界的因素。以最近的討論為例,議題普遍聚焦於本地層面(例如白皮書如何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香港如何被打壓、佔中和政改在本地的具體情况等),筆者並非認為這些討論不重要,反而想要指出,在開展香港問題的討論時,我們不應跳過「地緣政治」這一關節點。作為介乎中西意識形態世界之間的一個熱點,香港長期身陷地緣政治角力的漩渦。若不掌握香港問題的高度敏感和複雜性,將導致我們繼續長期誤讀中港關係,亦不能全面理解香港現時的局面,那就遑論要當下決定香港的前路。 東西方鬥爭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要準確理解今日陷於困局的中港關係,就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深入剖析。下面3點,是理解的基礎所在﹕其一,大陸由始至終在其國際政治策略盤算中「工具」香港。於中共而言,香港問題係跟中共二戰後將要建立的政權,以及其與世界的關係扣連起來的。白皮書作者之一強世功2004至07年被派到香港作調研後寫成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正好反映大陸官方對香港這最核心和基本的理解。從中共準備建政開始,香港就只不過「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來講……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頁83)時至今日,中共看香港問題時,香港、香港人以及內部社會問題從不重要,血濃於水等的情意結也不過是空話。她凝視的是世界,着眼的永遠是大陸的利益(從打開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獲取外匯和先進技術,到情報收放、財金功能等)。強世功毫不諱言:「處理香港問題並不是處理發生在香港的問題」(頁155)。 因此可想而知,「一國兩制」從離不開現用原則的策略盤算。 中國對外鬥爭的一部分其二,因香港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處境,她雖名義上回歸,中共卻從來都是以冷戰的敵我思維思考中港關係——不曾是內部矛盾,皆因意識形態上親西方的香港不曾被信任為「自己人」。在其眼中,香港是「意識形態鬥爭前沿」——中國接通世界的窗口,卻也是外在世界影響中國的缺口,1989年後中共更確定這一點。自91年江澤民主政開始,中央的對港政策實質上是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政策,是中國對外鬥爭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中共不單純要儀式上的主權移交,更要確保能全方位統戰和接管香港——「中心任務在參與」——「政治的參與」(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經濟的參與」(中資要盡快控制香港社經每一環節)、「外交的參與」(爭取國際支持中國立場)、「基層的參與」(組織和鞏固基層群眾。這跟民建聯及工聯會密切相關)、「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惟回歸經歷了反23條、反國教等「敗仗」,香港人心未回歸使中共更着實地視香港的一制(英國在港建立起的一套意識形態)為鬥爭的關節點——於其眼中,「佔中」代表的是西方意識形態脅迫中央——無奈在於普遍港人關心的純粹只是香港自身社會福祉而已。而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更進一步挑動大陸的神經,英美駐港領事等「小八國聯軍」在香港「落區」就足以使底氣不足的北京氣急敗壞。從這形勢看,中央對「兩制」的容忍快要到頂,同時促使她加快一國中心化過程。對香港,她絕不放手;在香港問題上,也將絕不手軟。 打擊香港 實則凝視外部勢力其三,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策略把香港也拉扯進其當下的地緣政治盤算中。面對意識形態真空,民族主義被調動為中共治國合法性的填充物。大陸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強調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不斷被外敵入侵——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從中培育民族情緒的養料以鞏固內部政權﹕透過跟其他國家發生摩擦,製造被欺負的危機感,以調動人民站到和政權一致的立場上。因此,於中共而言,美國全面重返亞洲是危也是機。在這場博弈中,作為對外鬥爭前沿的香港自然首當其衝。中央打擊香港,但實質凝視的卻是外部勢力——白皮書以多國語言公布,信息接收對象實為外邊世界的各個勢力,強調「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外國/外部勢力不得干預中國內政」,以聲明她在香港擁有絕對的領域性。這跟大陸與周邊國家就屬性不穩定的(邊界上的)領土劍拔弩張的姿態別無兩樣。同時間,在民族主義治國框架中,外向的香港被理解為與中央關係最若即若離的一個城市。是故,習近平口中振振有詞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跟白皮書中要投射的影像是一致的,以嘗試把香港拉回到中共治港的合法性根源。中共明白「中華民族」其實是很弱的概念。在《環球時報》〈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一文中亦流露出北京的虛怯:一旦「鬥爭的前沿」革起命來,中國其他地方亦有可能跟隨思潮。地方主義一旦抬頭,中共管治合法性來源的民族主義招牌將被砸壞。因此,她對香港公民社會任何動員行動皆(刻意)捕風捉影。明顯的迹象是,大陸罕有地把反東北包圍立法會事件如西藏騷亂般在中央電視不斷輪播,顯示香港問題(包括佔中)跟分離主義問題無異。而當習近平主理的國安委全面接收周永康系統的政法委後,香港事務將順理成章全面升級為國家安全問題,對港政策只會愈來愈緊。總結此文,中港關係實是一複雜的地緣政治的歷史、社會結果。香港問題之所以複雜敏感,在於這3個因素東鳴西應、相互纏繞,令問題癥結更難分難解。以這3點為基礎,往後幾星期,於此「再思中國與香港:地緣政治的視野」系列的討論中,將逐一探討以下幾個問題﹕進一步爬梳剔抉,敵我的中港關係到底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敵我」心結又如何進一步惡化?再進一步,中共面對兩地差異時是如何自處的?宏觀地回顧中共歷史,她為何總是沉不住氣?而問題癥結是什麼?此外,現今民族主義治國底下,毒瘤處處,又該如何為中港關係把脈? 香港屬於中國英國還是世界?歸根究柢,本系列文章的最終目的,是為中港關係的未來尋找一個出路。當中,我們不能迴避香港主體性的問題。在整個地緣政治角力的漩渦中,香港長久以來都是被各方(不論中國或英美)拉扯和工具化,並沒有其角色。這是香港(人)當下仍在面對的身分焦慮問題的源頭。若然要在這漩渦中找回自己,那香港的主體性又是什麼?香港(人)如何講自己的一套論述?其內涵又是什麼?而其實,最根本問題是,香港該是屬於中國、英國(西方),還是世界的?筆者將陸續分享,指出香港的未來,應是既非(強世功等學者眼中的)中國的香港,也非西方(英美)的香港,而是能自信地立足世界,能融合中西、有其主體性的香港。在這躁動的夏天,我們更需要冷靜沉澱和反思,方可真正進入問題根源,理順中港關係,然後抖擻上路。(五之一)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文×蔡俊威編輯 葉雨舟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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