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苑姍、蔡玉萍:確立性別承認制度刻不容緩

終審法院在2013年裁定變性人W擁有婚權,並據此提及跨性別人士在其他法律範疇所面對的困難,促請港府正視。歷經數年,政府終在今年發表《性別承認法》諮詢文件,就應否及如何在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諮詢民間。多月來,不同持份者踴躍發表意見,當中有根據法理及學術研究的識見,也有摻雜了偏見與恐懼的謬論。我們認為,政府及立法的工作小組應嚴謹地檢視這些言論和意見,在法理、事實、和人道的基礎上,盡快確立性別承認制度,以改善跨性別人士的困境,及維持社會的良好運作。 消除跨性別人士的生活困難   不可單靠行政措施 我們雖樂見政府開展諮詢,但不得不對政府以「應否設立性別承認制度」為諮詢起點表示失望。設立性別承認制度本是政府的責任,一是為履行終審法院的裁決,二是為解決目前的制度缺陷。現時,跨性別人士須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即切除原有生殖器官並構建異性生殖器官)後才能向入境處申請更改其身分證上的性別,但這個重置的新性別在法律上卻未能獲得承認。這是因為目前法律沒有規定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必須承認某人身分證所標示的性別作為其法律性別;在一般情況下 ,法律性別是依據出世紙上的性別,但現時並無機制容許任何人修改其出世紙上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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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浩鼎及梁美芬議員商榷:請以事實作為討論同性婚姻的基礎

近日,因着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及立法會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討論,同性婚姻(同婚)議題再次引發大眾關注。當中,梁美芬及周浩鼎議員多次以「捍衛傳統家庭價值」、同婚「破壞婚姻制度」、「教壞細路」及「帶來社會混亂」等論調大力反對同婚。我們認為兩名議員的言論未能建基於客觀事實,並混淆了重要而基本的概念,故特此撰文與兩人商榷。 一夫一妻制並非傳統 兩名議員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婚姻乃基於「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傳統」家庭價值觀。但兩名議員奉若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實於1971年始在香港實行。婚姻的定義及組成均屬特定社會及歷史時空的產物,隨?社會環境變遷而改變。面對這些轉變,大眾不需產生不必要的恐慌,例如在中國古代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裏,奉行一夫多妻制,嫁娶均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現代婚姻講求兩性平等,建基於自由戀愛。每當社會修改或重新定義婚姻制度,必定引來反對;但歷史證明了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動盪,卻使社會成員享有更多自由與選擇,獲得建立親密關係的平等機會。 有論者謂,一夫一妻制也許並非傳統,但只有一男一女的結合方能生養後代、延續社會,因此異性戀結合必須是婚姻的必要條件。然而,這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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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總統」二字前要加上「女」字?

上星期六,台灣選民以一人一票的形式,選出了自己的領導人。上星期六,台灣選民也寫下了另一頁歷史——689萬的台灣選民把選票投給了一位女性,使民進黨的蔡英文成為了第一位華人女性首領。據估計,全球共有22位女性領袖,佔全球196位領袖的11%。包括蔡英文在內,亞洲目前只有孟加拉、南韓及台灣是由女性領導(如包括緬甸的昂山素姬則有4人)。正因為全球的政治領導權力一直由男性壟斷,我們順理成章認為總統必定是男性。因此當一位男性當選總統,很少傳媒會在「總統」前加上個「男」字以資識別。當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時,傳媒沒有大字標題「台灣選出了男總統」。「女」被加在總統兩字前,因她是例外,有異於我們習慣的性別認知。蔡英文當選 不止是政治裝飾蔡英文的當選因此在性別平等及女性地位上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我說象徵意義是因為在很多地方,即使產生了一位女性領袖,也未必真的反映了男女平等或女性地位有改善。印度在2007至2012年也產生了首位女性總統(Pratibha Devisingh Patil),但印度的女性地位怎樣大家心中有數。有時,女性領袖只是一種裝飾(token),以選出一位女性來證明制度上沒有性別歧視,但實在的體制沒有改變,亦沒有增加女性參政的空間。有時候女性領袖也未必會特別關注性別議題,或特別積極爭取性別平等。英國著名的女性首相戴卓爾夫人就被批任內沒有為女性爭取任何權益。但蔡英文的當選,似乎不止是一個政治裝飾。有別於其他亞洲的女性領導人只是繼承家族的政治遺產或是追隨男性親屬如父親的從政路,蔡英文並沒有龐大的家族政治後台。她的當選更可能反映了台灣社會女性地位在體制上受到的具體保障,及民間及建制上女性參政空間的大幅增加。台灣政府在過去20年在性別平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台灣民間婦女運動的倡議及努力,促使台灣政府於2005年開始推動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政策,讓政府各層級的組織及人員也開始重視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台灣1997年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1999年增訂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罪章,確立法律條文中加入「性侵害」與「性自主」之概念;2002年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2008年改為《性別工作平等法》);2004年頒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是全世界第一個這樣類型的法律;2005年通過《性騷擾防治法》,引入「性騷擾」概念。設參政保障限額 打破男性壟斷在政治上,為了鼓勵女性參政及抗衡現行政治體制中的男性壟斷對女性參政造成的負面影響,民進黨在1996年為黨內女性代表設置保障名額,要求至少四分之一的公職提名人為女性。2000年後,國民黨也引入相似的女性參政名額保障制度。2005年,台灣修憲,要求女性委員佔立法院總席次的15%。據台灣政治學者黃長玲估計,這保障制度設立後,台灣的女性參政比例由2004年的21.3%,上升至2012年,即上一次大選的33.6%。雖然很多人對為女性參政設立保障限額有保留,但台灣及很多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設立女性參政保障限額及在體制上保障女性的平等,是唯一可以打破千百年的男性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月22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性別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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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還是選美? 區選的性別主義

女參選人,靚又死,唔靚又死!這是我的區議會選後感。或許雨傘運動的影響,今次選舉特別多年輕候選人,而其中更有女候選人甚為突出。在一個政治上仍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多了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參政實在是非常之值得鼓勵的事,但觀今次區選女候選人的遭遇,令人感慨女性參政比男性要面對更大的壓力。她們的外表及身體常常成為了選舉的焦點及批評攻擊的對象。美麗的女候選人如果贏了,會被認為是因為她們 「年輕貌美」(工聯會黃國健對陳穎欣擊敗馮檢基的總結)。如果漂亮的女候選人落敗,選民會被批「視力有問題」,儼然參選人的外貌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對手亦會揶揄她們不能「恃靚行兇」,彷彿擁有美麗的外表是一種原罪。總而言之,在選舉中,外表突出的女候選人很難擺脫「花瓶」的性別定型。在傳媒及選民聚焦在她們的外表的同時,她們要忍受被男性情慾化,而她們的理想、政綱、經驗及努力往往在對她們外表的「八卦」中被淹沒了。 外表成攻擊嘲笑對象但在一個充滿性別主義的社會,外表不突出的女候選人也不見得會有好日子過。反對她們的選民往往會以她們的外表作為攻擊及嘲笑的對象。競爭對手也會以批評她們的外表作為選舉策略。這在外國也時有發生。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多次嘲笑競爭對手卡莉.菲奧麗娜(Carly Fiorina)醜陋。因現代選舉愈來愈倚賴傳媒及社交媒體的宣傳,參選人的曝光率大增下,他/她們的外貌成為討論話題不足為怪,男參選人的外表也會被拿來作為話題。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突出外表就曾成為熱話。但縱使如此,選舉議題很少會持續地圍繞男候選人的外表,他們也很少會因擁有吸引的外貌而被定型為「只係得個樣的花瓶」。外表不突出的男參選人,其外貌也很少會成為攻擊對象。這就是性別主義的體現——對男女參選人持有雙重標準,把傳統對女性的偏見帶入選舉中發酵放大!無論女性如何努力,彷彿她們仍只能被她們的身體所界定。據估計,香港女性民選區議員的比率由2007年起就在約20%的低水平徘徊。由19世紀起,已有西方國家給予女性平等的參選及投票權利。而香港的舊主——英國在1918年通過法例讓女性可被選入議會;1928年給予女性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香港從有代議政制以來,在法例上男女就有平等的被選及選舉權利。 女議員比率低 只是紙上平權但觀乎民選女區議員比率近10年的停滯不前及徘徊在低水平(我不提在各級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比率都仍大大低於男性),似乎這些權利只是紙上的平權(nominal right),一日選舉過程中的性別主義(sexism)沒有改善及消失,一日我們也難望法例上給予女性的政治平權會變成實質的平權(substantive right)。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1日)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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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萍:撕裂了什麼?

言語就是政治。佔中20多天以來,每天新聞鋪天蓋地,各方人馬踴躍發表評論,當中有幾個用語和觀點不斷被反覆論述,包括:1) 佔中撕裂香港;2) 佔領運動的學生被操控;3) 透過既定體制下的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以佔領爭取改變就是非理性。這些觀點驟眼看很有道理。首先關於「佔中撕裂香港」的觀點,在這次佔領運動中,我們的確看到香港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達至冰點、不同世代如父母與子女就佔中有不同意見、前線傳媒工作者發公開信批評管理層自我審查、前線警員與示威群眾的衝突等等。「撕裂」一詞包含對事件的因果判斷,當使用此詞語時,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把上述的表象都諉過於佔領運動,直指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的始作俑者。事實上,佔領運動頂多是一個藥引(trigger),把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引爆暴露,絕非造成這些矛盾的成因(causal factors)。更貼切的說法是,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導致的結果。用「撕裂」一詞形容佔領運動之於香港社會的影響實是倒果為因,混淆藥引與成因。香港政府不是因佔領運動而失去施政合法性(legitimacy),早在董建華年代,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因着扭曲的選舉制度已無日無之地在議會及街頭受到挑戰。社會學家呂大樂在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就是因為當時很多社會人士已驚覺世代間出現鴻溝:八九十後對戰後嬰兒一代所建立及擁抱的中環價值的質疑、對日益不平等的社會的批判、對四不象的政治制度的失望早已存在,佔領運動只是令到社會上的「大人」不能再對年輕人的不滿視而不見;太陽真的又升起了,但在這個太陽下,大人們已經不能再裝聾作啞了。前線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管理層的緊張關係早在六四後已開始出現,到2012年李旺陽事件,《南華早報》員工質疑總編輯自我審查、至今年《明報》員工成立工會與管理層對質,及至今次無綫電視百多位編採人員發公開信指摘管理層偏離新聞自由的原則,佔領運動只是一面鏡子,把某些媒體管理層的自甘淪落清清楚楚地呈現在公眾眼前,再一次敲響了新聞自由可能轉瞬失去的警鐘。說參與佔領的學生被操控,就更令人摸不着頭腦。佔領運動開始已20多天,一直呈膠着狀態,就正正因大部分的參與民眾是自發的上街,不聽命於任何一個組職或領袖,因此令佔中發起人及學聯學民都不敢為退場定下條件,或作任何重大決定,深怕會被參加佔領的學生及市民指摘是「騎劫運動」。至於泛民,他們在這次運動的位置一直就很邊緣,倘說他們有本事操控佔領的學生及市民,實在是欠缺說服力。如果在這次運動中真有群眾被操控,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佔中人士,媒體不是一次又一次揭發反佔中人士很多時連自己要反對什麼也不甚了了嗎? 再相信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或者因為這次佔領運動是由學生主導,很多評論都是基於對年輕人的偏見來論斷這次運動,例如會把佔領運動看成是情緒發泄或一時衝動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決定。但觀乎學聯代表與政府官員的會面,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學生的沉着、理性及冷靜。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在正常情况下,透過既定體制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的決定,但問題是當這些體制程序已愈來愈不正常,當學生市民眼見香港社會一直引以為傲的體制及程序,如廉潔的政府、持平的媒體、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正被快速的蠶食(如政府強推23條及國民教育、媒體編輯在光天化日被斬、廉署的醜聞一波接一波),再相信這個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不止一次聽見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及市民說他們走上街頭實是因為退無可退,我相信退無可退的意思是,市民不能再對一個不理性及被扭曲的制度再存有幻想及期望。在這意義上,佔領運動對希望改變建制的市民學生而言可是一種理性的策略。但街頭運動有一天是必須要結束的。因此當政府與學生的對話已走出了一小步,我希望雙方可繼續對話及談判,希望政府官員拿出領導人應有的魄力、 勇氣及智慧,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現時的危機,不要輸掉了香港,不要輸掉了我們年輕的一代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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