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不清澳門全貌——寫於張德江南巡澳門後

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是繼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後,3年間訪問澳門的第三名北京領導人。回顧2014年12月習近平到訪是為了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2016年10月李克強則是主持中葡經貿論壇部長級會議。即使在2013年2月,同樣臨別秋波的時任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也是因着紀念澳門《基本法》頒布20周年而來。張德江這次卻選擇在無重大活動或事件之時南巡,表面看來的確是出師無名,但其實處處留下政治痕迹。 張德江對上一次訪問澳門已經是2004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主打泛珠江三角經貿合作。往後十幾年間,粵澳政府尤其藉橫琴開發加速兩地融合和換血,最近又適逢北京在兩會期間力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外界普遍揣測張德江卸任港澳工作協調組長及人大委員長前夕再訪澳門,將對相關的區域國策有所前後呼應。但結果不僅未有就此發表重大演說或作更具體指示,連最時興的「一帶一路」亦無多提。相比以往北京領導人訪澳每每側重經濟發展,張德江此行充滿着濃厚的政治宣示意味,其一舉手一投足都在彰顯管治威信,強化北京與特區之間懸殊的權力關係。 嚴謹的「劇本」 離地的連結 有別於過往,張德江沒有帶來「大禮」,也沒有走訪民宅、中學、地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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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和北京對港人入境限制採兩手策略?

澳門政府對港人採取入境限制措施的隨意性多年來為人詬病。未計算其他無辜被拒的一般市民,最近一個受害者是溫和泛民的立法會前議員馮檢基。去年12月31日,打算探望朋友的馮檢基甫抵?澳門即被扣留、遣返。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前,11月30日,北京剛好發出放寬大陸過去對泛民實施入境限制的消息,支聯會高層率先領回證件,暢遊廣州,對照起來尤其諷刺。 當北京對泛民開所謂綠燈,澳府卻一再宣稱依法辦事,引用《內部保安綱要法》第17條,濫用實行「警察預防措施」的權力,阻止被定性為「不受歡迎」或「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等的外地人入境。澳府肆意拒絕港人入境始於2008年。時任特首何厚鏵只剩一年任期,把握任內就23條立法勢在必行,當局亦開始高調阻撓香港大學生、支聯會高層和海外民運工作者等人士入境,及後大批泛民人士前往聲援「反23條」遊行亦相繼遭遣返。 當年,澳府首次亦幾乎是唯一一次在拒絕港人入境後說明「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履行本身的憲政責任,是特區的內部事務」。23條立法是當局明目張膽濫用內部保安法律的「強勁後盾」,往後分別有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大學教授、記者、社工、社運人士等,不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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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十月圍城」 借澳門「過橋」

中國總理李克強視察之行橫掃澳門48小時,離開前總結澳門政府「以人為本」、社會「民生改善」云云,可謂「離地」萬丈遠。無他的,總理出巡所到之處生人勿近,相比兩年前習近平大陣仗到訪,今次安保規格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李總連跑22場所謂公開活動,惟與真實民意相去甚遠,「多看、多走、多聽」純屬一廂情願。一齣「十月圍城」,配合無預警的封路、封橋、封車位、封公園、封大廈出入口,弄得全城風聲鶴唳。就連原來毫不抗拒中央的順民們也怨聲載道,民間甚至有呼聲希望總理「早走早着」。與此同時,被政府統戰的絕大多數傳媒則報道着「另一個世界」,猛力吹噓中央施予的各項惠澳政策。正當市民還是期望領些甜頭來降降心中怒火,靜觀以待中央贈何「大禮」可解棘手民生難題,北京卻還是反覆祭出所謂「一中心、一平台」的支持措施,即繼續推動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多項政策諸如支持澳門設立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每年舉辦世界旅遊經濟論壇,以及與絲路基金、中拉和中非產能合作基金、亞投行合作等等,澳門居中角色有限,經濟效益成疑,其他葡語國家得益甚至更大。李克強抬舉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無形的「跨洋大橋」。李總的話夠坦白!北京就是要借澳門「過橋」,藉此管道輸送銀彈,討好一眾葡語國家,以不斷擴張自家的國際話語權,轉個頭則美其名要「打破澳門賭業壟斷」、「推動經濟適度多元」。連串所謂的支持措施和地位確立,表面上是對「愛國愛澳」、「社會和諧」的獎勵,但於普羅市民而言,什麼中心與平台落到特區執行層面都只是空談(在澳門談休閒旅遊、談葡語發展,不被笑不入流才怪),即使已較貼地的單牌車進出橫琴、粵澳遊艇自由行政策,一律遠遠不及切身感受的房屋、交通、物價等問題來得重要。可以說,大眾對北京給予澳門的硬任務根本無感。李克強又稱讚澳門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熱土」,不外乎也是借澳門「過橋」暗貶香港是「焦土」的一貫說法。或許真的日有所思,李總口誤將「澳人治澳」說成「港人治港」。其實早在兩年前雨傘運動結束不久,習近平就已經至少兩次借澳門向香港放話,先在出席澳門回歸15周年典禮,談及維護中央權力、依法治港治澳時,特別強調「切勿左腳穿着右腳鞋,錯打錯處來」,說話衝着試圖以公民抗命推倒人大政改框架的港人而來;接見兩地特首時,又高度表揚崔世安「全面正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襯托被旁落的梁振英,暗示對香港特區管治的不耐煩。今次李克強訪澳,安保部署刻意大幅升級,同樣源於北京要借澳門向香港展示「拳頭的實力」,尤其對剛勝選立法會的自決派和本土派人士表明:北京要把一個地方完全壓下來乃輕而易舉,只有如澳門的「乖孩子」才有糖吃。澳門人角色何在?許多澳門人偏好捨難取易,寧願事無大小找中央出頭,也不願踏實督促特區施政,於是幻想總理駕臨然後天下自此太平。結果李總大戲匆匆落幕,除了剩下一肚「有家歸不得」的怨氣,只有一大堆「有得睇冇得食」的「離地大禮」。市民如夢初醒,任由如何巧立名目,澳門之於北京,就只是一道橋——向葡語國家招安的橋、向香港特區放話的橋。到頭來,澳門人角色何在?無奈就如李總到訪期間一樣,早被拒之門外。作者是澳門專欄作者、社會運動者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4日《明報》觀點版 澳門 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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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澳門的奧運:澳門人與奧運的咫尺天涯

時間回到2004年,奧運會事隔108年重返發源地希臘雅典,當年大會口號正是「歡迎回家」(Welcome Home)。那年我第一次追看奧運,從三更半夜的開幕式開始,每天盯著中國隊的獎牌進帳,最令人回味的莫過於中國女排反勝俄羅斯一圓20年金牌夢,還有「欄王」劉翔打破世績的衝線一刻,激情直至聖火熄滅、閉幕禮成,奧運旗幟轉交北京市長而暫告段落。奧運是情感釋放的窗口我承認,當年對奧運的投入和興奮,並不因為本身對體育運動的高度熱衷,更多的是源於國族主義(當年當然不知此為何物)的情感投射。奧運猶如潘朵拉的盒子,是情感釋放的窗口,或者是炫耀「我們國家很強大」的載體。尤其在緊接一屆的北京奧運,彼此以「中國人」的身份認定為號召,達到了其中一個歷史高潮。高唱義勇軍曲,揮舞五星紅旗,在運動場裡、觀眾席上、電視機前,一時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體育競技是有道德規範的另類戰爭,這類「戰爭」當然不再需要動刀動槍,況且始終強調「友誼第一」的道德尺度,但在建構「我者——他者」這種國族情緒方面仍是不遺餘力,「槍口一致對外」的意識某程度上與戰爭如出一轍。里約聖火不日點燃,在澳門一如既往未見社會廣泛議論,不知奧運在即或里約在何方之人更比比皆是。本地電視台全天候的直播或重溫,奧運的一舉一動與澳門人近在咫尺,觀眾焦點離不開平日能較常接觸、比賽規則也較易理解的大眾項目,例如田徑、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或是獎牌一般屬於中國隊囊中物的特定項目,例如跳水、體操、舉重、射擊等。可是,澳門人的奧運視角通通與澳門本身沒有直接關係,要不純粹欣賞看得懂、吸引眼球,或感興趣於自己玩過的項目,要不出於上面提過的情感投射,為了「隔一重」的中國人身份而緊張和吶喊。那麼,澳門人看奧運,怎麼似乎都不支持澳門隊呢?澳門被拒門外的殘酷事實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歷史現實,澳門根本不是國際奧委會的一員。1974年成立的澳門奧委會,在1989年同時申請加入亞洲奧委會和國際奧委會,結果前者成功,並在翌年首度出戰北京亞運,但卻在1991年被後者拒之門外,澳門不獲批准參與緊接一屆的巴塞隆納奧運。國際奧委會的解釋,除了當地選手村床位不足這個牽強的理由,重點其實涉及當年全球政治局勢不明朗,蘇聯一夕解體後世界各地的分離運動有如雨後春筍,當年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拉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是外交官出身的西班牙人,正要處理在西班牙境內主張擁有主權的直布羅陀和加泰羅尼亞等的入奧挑戰,因而連帶其他所有申請一律受到嚴格限制。自此,澳門的入奧申請一直被延宕、擱置。直到1995年,國際奧委會索性修改章程,列明只有主權獨立國家才有成為會員的資格,從而避免一些地方以入奧作為爭取獨立的手段。因此,從以前屬於葡萄牙的殖民地,到1999年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葡屬澳門」或「中國澳門」的旗幟從未在奧運會場飄揚過(除了殘疾人士奧運會、特殊奧運會及聽障奧運會)。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澳門能否參賽再次成為話題,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高調表態支持澳門爭取入奧,但國際間不但無意為澳門打開缺口,甚至轉而質疑中國一國拆三隊(中國、中國香港和中華台北),進而在國際奧委會坐擁超過一票的優勢,澳門當年極其量只能以「中國的一部分」的身份,有機會首嚐在市內傳遞聖火的滋味。澳門入奧荊棘滿途,縱使已有多年參與亞運並得獎的經驗,本身自2005年也連續三年分別主辦東亞運動會、葡語系國家運動會和亞洲室內運動會,而過去更難得有少數運動員的成績達到世界前列水平,結果也只能無奈地與奧運擦身而過。即使國際奧委會出於要營造「世界大家庭」的友善氣氛,而特別邀請未有運動員達標參賽的國家和地區派員參與開閉幕式,持旗繞場一周,可惜澳門運動員就連「到此一遊」的機會也沒有。澳門運動員「無力」突圍幾年前,我赫然注意到奧運沒有澳門的緣由,也是間接從香港的奧運印象延伸思考。香港早於1951年成功申請入奧,直到1996年,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為香港取得史上首面金牌,她當年的一句「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傳頌至今。奧運場上香港運動員的身影從未消失過,至少從小看香港電視長大的澳門人能有所體會:香港人看奧運,絕無缺少支持香港隊的元素。或許因為在每次奧運掀起狂熱的國族浪潮底下,「小小」澳門的身份認定往往不成問題,沒有澳門的奧運激情不減,「小小」澳門能否入奧變得微不足道、無人在乎,甚至直觀以為澳門即使成功入奧,也不可能有運動員達標參賽。即使在運動員圈內,更多的是流露出遙不可及的無力感,一方面悲觀於澳門運動員有能力取得奧運入場券,另方面是對澳門能夠撼動國際體育決策毫無信心。以澳門的鐵人三項運動員許朗為例,就算她成功克服聽障、即使高踞世界前列,積分和排名早已符合參賽資格,但只要一天堅持代表澳門(2010年鄰近地區曾經提出協助轉籍,讓她有機會代表該地區出戰奧運,但還是遭到婉拒),也依然無緣奧運。許朗也坦言:「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我們沒辦法改變。澳門運動員惟有以實際成績去證明自己有條件加入奧運大家庭。」母雞與雞蛋 雞蛋與高牆澳門能否入奧,與澳門運動員能否達標參賽,像是母雞與雞蛋的問題。有人認為,不少澳門運動員連參與亞運也力有不逮,即使日後成功入奧也無濟於事。但也有人覺得,如果澳門成功入奧,運動員自然會更努力練習,爭取跨越擠身奧運的目標門檻。但歸根究底,還得要回到澳門本地體育發展方向這個癥結。澳門政府一直宣稱採取大眾體育和菁英體育雙軌並行的策略,透過建立大眾運動設施網絡的低收費模式,配合「運動易」會員積分獎勵計劃,鼓勵大眾強身健魄,期望藉以降低公共醫療負擔、提升城市競爭力,並以此作為發展菁英體育的基石。近年進一步建立菁英(全職)運動員合約制度,以及退役後報讀大學的每年12萬澳門幣(相當於將近50萬新台幣)資助計劃等。但實際操作上還是困難重重。最棘手的非土地資源短缺莫屬,對於這座面積只有31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可謂難以朝夕解開的死結。近10幾年來,大型賭場和酒店渡假村的過度開發更是雪上加霜。一般市民要找個寬廣地方騎個單車跑個步也極不容易,更遑論運動員對練習場地的恆常且密集的需求,根本無法得到滿足,籌備多年的運動員培訓中心更是落成無期。再者,澳門的青訓力弱也成了體育發展的一大障礙,熱愛運動的青少年大有人在,但社會對運動員作為職業這回事,仍普遍存有相對負面的價值判斷。社會看不到體育行業有任何前景和出路,家長最多把小孩的體育參與當成課餘興趣,有空玩玩而已,但當要放手讓子女投入專職訓練,甚至犧牲一點學業成績,則肯定免談,許多學校也斷不接受,體育潛能無法拾級而上。後續有再好的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枉然。看來,這不是母雞與雞蛋的問題,更像是雞蛋與高牆的問題。不論安坐家中隔著電視螢幕,或者近年社會愈來愈能夠承受親自飛到主辦城市現場的消費力,都把澳門人與奧運的距離拉近至咫尺之間。然而,這種咫尺關係卻始終與澳門本身切割,那裡幾乎沒有一件事與澳門有關。回過頭看,不只大眾體育發展空間和程度有限,澳門的菁英體育發展更是寸步難行,奧運夢遙不可及。而當有運動員艱苦突圍符合資格,又因澳門不是國際奧委會一員的歷史遺緒,同樣無能為力、抱憾終生。一種這麼近又那麼遠的糾結,如同雞蛋仰望高牆的不忿,貫穿了澳門人看奧運的心情,也是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重要憑據。原文載於兩岸公評網2016年8月號論壇主題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1366 澳門 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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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有個非法產生的特首

香港朋友應該略知,澳門當年小圈子起草《基本法》,絕大多數內容是照抄香港的,但偏偏關於特首產生辦法的附件一,卻無「最終達至普選」字眼。澳門民主派堅持基本法「亦無禁止最終達至普選」,同時基於「特首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規定,而普選則屬選舉其中一種方式,因此有「澳門並未禁絕普選」的論調。但經歷香港「2017真普選」落空,白紙黑字的普選也能被扭曲為小圈子重重篩選下的「普選」,實令香港甚至澳門日後按照基本法實現「真普選」的路密佈陰霾。先姑勿論普不普選、民不民主,原來連在基本法框架內產生的特首也可以有非法之嫌,而澳門的「非法特首」居然不明不白地,存在了足足12年、兩屆半之久,特區權貴「開口埋口」的「基本法實踐」,其實兒戲得不可思議。「市政代表」不存在 選委會具法律瑕疵先看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最初規定特首由3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產生,分別是工商、金融(第一界別)100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第二界別)80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第三界別)80人;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第四界別)40人。2012年,澳門啟動第一次政制改革,結果換湯不換藥,民主進程原地踏步,特首選委僅增加100人,總共400名選委包括第一界別120人、第二界別115人、第三界別115人、第四界別50人。除了宗教界選委由各宗教團體直接「欽點」,第一至第三界別選委均僅由各自界別獲政府認可的社團的代表,以近乎等額投票形式間接選舉產生;第四界別的22名立法會議員選委由市民直選、社團間選和特首委任的3部分議員共同互選產生,12名人大代表為當然選委,16名政協選委則以舉手通過。雖然足見特首選委的代表性高度成疑,但各界別選委畢竟還是分別透過一套「遊戲規則」產生。而之所以出現「非法特首」,關鍵則在於第四界別的「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實質上根本並不存在,導致選委會的組成存在明顯法律瑕疵,製造了特首當選人本身的不合法性。澳門市政機構的存廢問題,首先要追溯至葡治時期。當時的市政廳有400年歷史,加上1989年建立含有民選成分的市政議會,作為類似港英的市政局的市政政權機構。但後來的港澳基本法規定,澳門的市政機構和香港的區域組織只屬「非政權性」,僅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並提供諮詢意見,不具行政、立法、財政等自主權。正當澳門各界商討如何改良職權以讓原市政機構順利過渡,特區政府卻在2002年1月1日不明不白地撤銷回歸後改名的臨時市政廳和市政議會,以純屬政府局級部門的民政總署取代,打破「立法會——市政議會」兩級議會制度,市民原來對市政議員的投票權也遭一併剝奪。澳門的「殺廳、殺會」與董建華年代的「殺局」有所雷同,均旨在掃除一切對行政主導不利的障礙,尤其是打擊當年民主派的政治機會。不過,由於香港早有「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的三級議會架構,解散市政局意味着砍掉中層市政機構,但特區仍按基本法保留18個區議會,作為「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雖然剷除直選過半的市政局,加上後繼區議會並無太大實權,港府一路飽受批評。不過,各個區議會至少仍被視為基層地區服務和政治人才培養的擂台,最近一屆更已取消所有委任議席。反觀澳門,只剩下立法會一級議會,嚴重窒礙地區民意的上傳下達,以及基層民主氣氛的塑造。地區「小政改」如箭在弦澳門當年「殺廳、殺會」,犯下憲政與法治的彌天大錯。市政機構不復存在,一來變相廢止基本法關於市政機構的第95條和第96條,造成政治體制重大缺陷;更重要的是,除了首屆特首乃依照北京人大決議產生,如前所述,往後2004年、2009年和2014年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產生的3屆特首(何厚鏵第二任,崔世安第一、第二任),選委會中「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的空缺竟然均在無法理依據下,自行從第四界別的其他代表填補。堂堂行政首長居然是非法產生,就連親北京學者和人士多年來也甚有微言,仍要猛力「保皇」的更是情何以堪。難怪澳門政府最近宣布將於今年下半年就重設市政機構進行公開諮詢,大有撥亂反正的味道,但其職權和組成方式如何、實權或虛權、民選或委任,還要拭目以待。這場地區層面的「小政改」已經如箭在弦。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日)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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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三位一體 集團式輸送民脂民膏

澳門街,是很難讀懂的一本書。民氣保守不在話下,地方小得只有「一條街」,人脈網絡和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社會爭議事要多荒誕有多荒誕,無不令「隔離埠」驚嘆:「同一件事喺香港發生仲得了?」近期,澳門全城沸沸揚揚,事緣政府透過澳門基金會向廣州的暨南大學捐款1億人民幣,聲稱要資助興建教學大樓和港澳生宿舍。但後來媒體陸續發現身為特首的崔世安,除了當然擔任基金會的信託委員會主席,竟也是暨大董事會副董事長。一人居然分飾三角,公帑左手交右手,高度涉嫌利益輸送,激起民間反對聲浪,民主派政團新澳門學社更醞釀遊行力促特首問責下台。捐款涉逾億 審批方收款方職位重疊事件得以迅速燃燒,源於暨大在未知會基金會的情况下,率先披露「好消息」,大陸和港澳傳媒及後引述報道。若無此陰差陽錯,相信澳門人至今仍蒙在鼓裏,大額公帑白白斷送而不自知。事實上,澳門基金會屬半官方機構,資金主要來源是澳門賭業毛收入(gross profit)的1.6%、政府撥款及其他捐贈或法定收入。基金會下設信託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和監事會,只要涉及50萬元以上撥款,均須交信託委員會集體審批,何况這次利益輸送牽涉超過1億之多。可是,作為審批方的委員會,除了最高負責人即崔世安本人,與作為收款方的暨大出現職位重疊,另外亦有馬有恆等至少3名委員身兼該校董事會成員,同樣存在利益衝突。隨着事件升溫,為「保皇」打頭陣的暨大澳門校友會,會長又是身兼審批方和收款方的馬有恆。而負責監察基金會財務運作的監事會,其中一員又是崔世安的親兄崔世昌。「崔世安透過崔世安捐款予崔世安」,不避嫌的情節令人側目。縱容制度缺陷 公共利益幾淪私人資本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加上基金會人事組成、撥款審批一向處於黑箱,因而被譏為「權貴小金庫」,也成了豢養親政府社團的重要財源。更甚的是,澳門立法會無權逐項審議公共開支,政府庫房形同「無掩雞籠」。2014年5月,政府強推高官離職保障法案,遭遇萬人示威的巨大壓力。崔世安極速撤案時的一句「我雖然肥,但我不會自肥」至今仍言猶在耳。這次涉嫌「左手捐款,右手入袋」,遺憾只是澳門政商利益糾纏不清的冰山一角,更反映政府根本無意汲取兩年前的沉痛教訓,繼續縱容制度的重大缺陷。於是澳門的公共利益,幾乎淪為政府、商界和建制派社團的私人資本,以各種形式輸送民脂民膏的集團式經營不動如山。因此,除了撤回單筆1億撥款,主要反對團體也明確提出特首問責下台,以及建立公開審議撥款的制度兩大訴求,期望確切做到正本清源。廉政制度,乃港人過去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眼見以「人情」行先的澳門每况愈下。這幾年來,覺得似曾相識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12日)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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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敢在人民大會堂上捍衛粵語?

提到澳門特首崔世安,香港朋友恐怕無法列舉其任內政績,大概也不知他在小圈子選舉裏只得380票。但每次翻看「笨忍吹屎晏展辭傷屍……」還是津津樂道,恥笑聲四起,網上觀看人次破百萬。不過低處未算低,最近兩會期間,有位仁兄居然敢在人民大會堂上以一口流利「普通話」曲線「捍衛粵語」,搖身成為港澳網絡紅人。他叫崔世昌,正是崔世安兄長,身居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等要職。對崔氏兄弟又愛又恨雖然崔世昌是土生土長的「老澳門」,但好歹來自三大重量級家族,是個典型地把「愛國愛澳」奉為聖旨的親北京人物,何以連照稿讀的幾分鐘普通話發言也搞成這樣田地?澳門坊間有句格言是「識人好過識字」,正因為地方小、人脈緊,攀附幾個達官貴人,往往比讀幾個專業吃香,於是環環相扣的利益關係築起了鞏固的社會格局。誇張點說,不止一口爛普通話,哪怕是個文盲,只要來自政商特權網絡,還是能被欽點登高堂去,名片上隨便幾個人大政協頭銜,或像崔世昌憑區區441票循所謂專業界間接選舉晉身議會,坐擁龐大資源。崔氏兄弟的「普通話」,除了表面是一樁笑料,更有一大深層意義——在財力凌駕能力的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於家族式裙帶管治的厭惡。但話說回來,人們對這對難兄難弟可是又愛又恨。畢竟他們還帶着愈來愈矜貴的「澳門味」,連被視為官方喉舌的《澳門日報》也刊登了採訪手記諷刺道:「他一開口,我就被他的『澳式普通話』嚇了一跳,只能說他的廣東話相當標準。」網民更封他倆為「本土之父」。類似「稱譽」也在兩年前澳區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出現過,本身是土生葡人的歐安利(Leonel Alberto Alves)全程粵語發言,再由另一委員即時傳譯,事後身邊幾位朋友大讚其有性格。人們對此等名流的「欣賞」,或多或少源於對他們在北京權力核心面前,以粵語或極為接近粵語的「普通話」示人這樣錯有錯着的畫面,再自我安慰說那算某程度的「文化反擊」。周邊粵普之爭頻仍 澳門卻似一片沉寂捍衛粵語的話題,近年三不五時就在廣州和香港燃燒。無他的,大北方主義不顧地方文化有多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凡能締造文化大一統,滿足當權者一己統治目的,則往往肆意威脅甚或扼殺其生存空間,但也一再激起在地反彈。2010年廣州亞運前夕,有市政協提案建議電視台原來的粵語頻道一律改成普通話廣播,觸發史無前例的撐粵語運動。2014年初,香港教育局網頁刊登文章直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也令隱藏多時的「普教中」議題迅速升溫,民間反對政府為「推普廢粵」鋪路的政治圖謀。正當周邊地區的粵普之爭頻仍,回望澳門卻似乎一片沉寂。與香港一樣,澳門同屬移民城市,可是由於人口基數少,幾十年來的新舊移民已達至人口稀釋效果。若觀察平日受訪的「澳門市民」,每每語帶廣東鄉音或直接操普通話,說得一口純正粵語的「老澳門」已買少見少。中小學潛移默化地灌輸普通話教學,部分學校大量聘請大陸教師,又強制學生在課堂甚至學校範圍內以普通話交談,徹底朝廣東省近年毁滅式語文教育的方向走,年輕人從小被迫數典忘祖。因此,在澳門要以行動捍衛粵語和正體字等本土元素更顯艱難。最近一次算是最近旁的在2014年初,由於臉書(facebook)用戶於澳門境內發布帖文時,地理定位一直被誤標為「Ao-Men」(澳門的普通話拼音),於是我和幾位朋友發起網上聯署,結果逾2000人響應,幾天內促使facebook把定位糾正為「Macau」(澳門一向對外所用的葡語譯音)。眼見澳門權貴再因「普通話」而矚目,在人民大會堂上「捍衛粵語」,除了勾起對權貴們乃不賢者而居高位的不屑,也如同澳門新媒體《愛瞞日報》不禁寄語道:「不要笑,他的普通話正正體現將留不久的一國兩制特色。下一代的澳門人,普通話可能會標準過北京……」這是再檢視所剩無幾的本土文化的機會。作者是澳門社會運動者、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學生原文載於2016年3月17日《明報》觀點版(圖片為網上截圖)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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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補選——香港本土意識正常化的里程碑

立法會新東補選塵埃落定,泛民大團結令楊岳橋以萬票之差如願勝選,守住地區直選泛民過半的「關鍵一席」。單純站在阻擋建制派趁機「搶灘」的立場,這當然是最好的結局。不過與此同時,梁天琦在本土派精銳盡出下,也取得66,524票、得票率15.38%的亮麗成績。本土意識的地位經此一役得以正常化,放眼香港民主政治長遠發展,這應該是更好的段落。大年初一晚旺角衝突,數十青年被濫訴暴動罪,成了這場補選趨向熱絡的轉捩點。以黃毓民為首的力量全面進場,加上互聯網發動大批政治素人投身助選,足以說明原來寂寂無聞的「90後」大學生,為何能在選戰倒數短短17天內(以梁天琦於大年初四獲准保釋外出翌日起計),成功累積空前巨大的本土聲勢,最終橫掃6萬多高票。時間回到四五年前,當時在香港倡議本土政治綱領,應該沒幾個不被當瘋子,或被看扁根本不可能成氣候。但是經歷一系列港中矛盾,2011年「雙非」嬰兒和奶粉荒爭議、針對大陸自由行在港劣行的「驅蝗行動」持續升溫,高舉港英龍獅旗、直接衝擊中聯辦,成為抗議新常態。梁振英上台即採取敵我管治思維也起煽風點火之效,加上後來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連串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以至旺角衝突,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生活全方位,陸續強化早已建構對香港政府甚至整個中國的不信任關係。十年八載 政治光譜迅速擴大本土思潮突圍而出,其實與當年激進泛民冒起一樣,起初均受盡千夫所指。2008年黃毓民晉身議會,從向特首「掟蕉」抗議生果金設入息審查,又不時衝至官員席前掃枱搶文件,以粗口諧音指罵官員。後來發起「五區公投」,首次觸動北京對香港自決議題的敏感神經。到提出「全民制憲,重新立約」議案,主張由港人重寫《基本法》,實現真正的「港人自治」。近年又以拉布、試圖搶佔主席台的方式,阻撓政府通過惡法等等。上述的議會抗爭手段,一開始無不遭受各方譴責和切割,但結果卻一再令泛民被迫有樣學樣,部分以「抗赤化」和「港人優先」作為政治口號,甚至跨黨派自組溫和本土團體,一些學運團體和大學學生會也逐漸正視本土主張,在六四晚會上焚燒基本法,進而揚言推動「港人公投自決運動」,迎接2047年「50年不變」的大限。連黃毓民一開始諷刺梁振英在小圈子選舉只得689票的稱號——「689」,如今也是人人掛在嘴邊。不過十年八載,本土派被他們口中的「港共政權」激化催生,部分泛民中人又被本土派推得更前,香港的政治光譜迅速擴大,於是言語上、行為上、思想上的激烈抗爭愈來愈為港人所接受。料立選時將進一步主流化梁天琦與許多晚近覺醒的「90後」,都是在中學熱論「掟蕉」的一代。走到今天,由「廢青」到「暴徒」,官方及建制派的屢次污名,卻意外地鞏固和擴散了年輕世代的身分認同,以及對抗爭圖騰愈加引以為傲。這場補選,超過6萬人明確表態支持「暴徒」,由「泛民——建制」二分天下,走向本土派崛起的三足鼎立。曾幾何時飽受非議的本土意識得以正常化,預期在半年後的立法會全面改選時,將進一步呈現主流化趨勢,不但打了梁振英政府狠狠一巴掌,也為香港政治發展帶來更大空間、更多可能。正如楊岳橋勝選後所言:「他們是有質素的香港新一代」,這是最值得同為「90後」從中感到欣喜的現象。作者是澳門社會運動者、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學生原文載於2016年3月9日《明報》觀點版(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GB/sdk.js#xfbml=1&version=v2.5”;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評台 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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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隔岸觀旺角之火

又是看似不顯眼的導火線——無牌小販擺檔,意外觸發香港九七後最激烈的警民衝突。當晚全武行現場,正是澳門人平日的熱門去處,行街睇戲篤魚蛋,瞬間演化成掟磚開槍燒雜物。眾人不敢相信眼前畫面,第一反應是問香港「做乜咁亂」。總之暴力就係唔啱?旺角黑夜暫告段落,多數澳門人隔岸觀火,當中更多的是對示威者破口咒罵,拜年時節可謂火頭四伏。怎樣的資訊,種下怎樣的思想,他們一天到晚滑的是被淨化過的手機朋友圈,看的是新聞台「暴徒暴徒無限loop」,實無怪乎。基於歷史因素,澳門人對政治一向三緘其口。雨傘運動期間,此「禁忌」終有機會端上枱面,「藍絲」、「黃絲」當時各自歸邊,大氣電波鮮有爭論民主普選。但就結果論,雨傘運動確以失敗告終,而當年多數人停留在「警察——示威者」的二元思維,亦顯然未能對政治思辨產生延續和深化效果。這類框架看似有助複雜話題簡單化,或方便評論人同政客各打五十大板,惟同時複製了無意義的對立。旺角衝突後,主流媒體一貫推波助瀾,大眾又再陷於其中,重彈雨傘老調,網絡流傳警察圍毆群眾或群眾追打警察的大量照片影片。有罵「黑警死全家」,有罵「把暴徒殺光」。警察開槍說是保護同袍,群眾掟磚說是對抗暴政。公說公有理,永遠不會有結論,更不可能分出勝負。事實是,雙方都有使用武力。但相較微觀警民之間的直接衝突,放大一點看,當權者和社會更應質問所謂暴力的根源為何——徹頭徹尾的制度問題,否則所謂暴亂,沒有最亂只有更亂。可以笑的話不會哭,有誰天生愛好暴力?多數澳門人、部分香港人的一句「總之暴力就係唔啱」似乎不無道理包冇死,但譴責背後卻往往無補於事。澳門早就亂過隔岸澳門,除了譴責譴責再譴責,還有譏諷和說教,對自家作為「半個解放區」和諧洋溢自鳴得意,老一輩喜歡告誡切勿「好學唔學學香港」。不過,若要講亂,澳門早就亂過,而且一直未有消失,只是暫且埋藏於膨脹的賭業之中,間歇性發作。人們或許善忘,香港九七前後,即將過渡的澳門已因各方勢力搶奪「尾啖湯」而腥風血雨,街頭追斬、縱火燒車、掃射巴士,連司警一哥座駕也遭遇炸彈襲擊。九九後經濟蕭條局面亦未見好轉,早於2000年7月2日已首次爆發由特區政府定性為「騷亂」的警民衝突,逾百失業工人上街,中途擅改路線欲闖市中心新馬路,其後向防暴警投擲石頭和竹竿,警方不單以水炮車驅散,還發射8枚催淚彈,是1966年「12.3」暴動以來的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零星衝突往後時有發生,2007年的五一遊行,更有便衣警員在天橋底、人群中突然向天連開5槍,事件震驚中外,成了抗爭史上的集體記憶。不少澳門人聽見旺角年夜的兩槍,難免餘悸猶存,心有戚戚焉。舉凡澳門兩例,是為了說明這些過去,許多人都記得,只是更多的選擇迴避、遺忘,或者找些藉口輕輕帶過,諸如說服自己當時工人衝擊是因為沒工開沒飯吃因此比較值得寬恕云云。而當面對強權壓迫,不論是經濟或政治上的,又無法於體制內解決,其實並無哪裏的人先天比較溫馴,可以說懂得反抗是人的天性。他朝君體也許相同我看旺角衝突,有感澳門的幸運和可悲。幸運的是,澳門一路所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財富,幾乎都是從天而降;可悲的是,當我們厭惡人家為爭論要用茄子還是馬鈴薯作配菜,而所謂添煩添亂之際,自己原來還停留在研究吃飯還是吃糞的階段。說好聽點是糊塗是福,說難聽點是自欺欺人。香港出事,澳門豈能獨善其身?觀乎北京和特區的態度,他朝君體也許相同啊!縱使政治劣勢可能無法逆轉,但願也能先知先覺,即使一天政權手起刀落,「港豬」、「澳豬」還是死得明白,坦然承受難堪的「共孽」。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19日) 澳門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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