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變身先! 葉偉青「重機」創作談 文:袁兆昌

香港書展閉幕,回顧文化人與作家演講,讀者排隊求索簽名,豐收回家。場內外眾聲喧嘩,有村上春樹作品被「包膠」的,引發爭議,亦有各路人物陸續發表新作。數年前,書展彈起了《香港彈起》,掀起立體書風潮,今年一冊《香港重機》,用香港交通工具與街頭裝置繪出機械異想世界,手筆出自武俠小說作家喬靖夫御用畫家——葉偉青,同樣引起傳媒關注;更與人合作,在展場內推出創意玩具。出版社創造館老闆余兒說,這個玩具機械人在書展初期,帶來多少都已售清,急急補貨;《香港重機》更錄得高銷量,讀者有老有中有青有幼。常言書展是出版熱潮的觀測指標,且看這本《香港重機》如何彈起…… 《香港重機》來自今年3 月IG(Instagram)一場繪畫運動March of Robots,由世界各地畫家自發參與,每日一畫。葉偉青第一晚,只花了一小時多;完成第一張後,一畫就一個月:「飯後睡前,休息時間畫一畫。」這位全職畫家說得輕鬆,身上卻有諸多工作,所謂「飯後睡前」的意思就是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工作,是為人做事;在sketch book 寫寫畫畫,才算是自己的創作。 葉偉青入行二十載, 曾為謝立文旗下《黃巴士》做freelance ill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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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變藍絲之後,我們可以怎樣做

在地鐵車廂目睹一個家庭手執某免費報紙評論學民思潮成員被捕,父親是某泛民支持者,母親是讀報的人,一子一女站在旁橫著手機聽著耳機看屏幕邊看邊笑。母:這個人不是跟你吃過飯的嗎?父:吃過飯又如何?母:你不是支持他的嗎?父:(指住報紙)平時支持,今次不支持!今次不同!原來,所謂親近民主派的人,面對暴力事件,就會像藍絲一樣,用那種態度看待。犬儒、懦弱,通常就是那種讀了點書、深信民主帶來改變但最好不要付出代價的人。我有幸目睹的這個家庭,表面上是明白人,原來只是會拿免費報紙評論一宗自己不清楚的事件的、從黃絲變藍絲的藍絲。我們常把「盲從附和」的人,稱為藍絲。想不到與泛民過從甚密(吃過飯)的、似乎不是一般市民的、親近民主派的人,都因流血事件而不問情由地轉向了。只要有看過網上流傳的片段,從畫面所見,那個被捕的學生,的確是去調停的,他一直舉高雙手,請警察冷靜;今天,他竟然被捕了,令我即時想起那位九二八的大叔,如何隔在示威者與警察之間勸阻,警察又如何拍拍他的肩膀,要他回個頭來受警戲弄而反被告狀。誰令黃絲變藍絲?許多人以為,表明立場有助解決問題。這種廉價認同,自雨傘運動而生,人人以為黃藍分明就是各自正確,互相責備,動搖對方立場者勝。成功說服對方,就是勝利了嗎?情況並非如此。黃藍之間的分野,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小。你以為你是黃絲,想甚麼說甚麼就是正確的嗎?如果你沒有看過完整的事件,單單就暴力而分對錯,就成了我們常常取笑的藍絲。我眼前的這個家庭,孩子似是初中的年紀,還未感受到社會不公義,手機信號明顯穩當,看的是他們感到有趣的東西。父親未掌握當晚情況,未及時回應妻子的發問,急與被捕者切割,正是泛民今次的取態。泛民比誰更有條件、更多時間看通全局。他們與每個組織都有聯絡,某黨參選黨員甚至為疑似首謀就法律問題義助!要掌握全局,難道真的那麼困難嗎?另黨主席一句「為香港、為國家服務」難道是句空話嗎?難道妳沒責任幫國家看清楚香港在發生甚麼事嗎?一群議員與黨員急與「暴徒」切割,沒有通盤考慮。我們不難理解,一根警棍,如何令人瘋狂:連交通警都以為在綠燈下橫過馬路的市民,都可以亂打的。只要當晚出現在旺角的人,就是「暴徒」。是特首給他們的這個權力,改變了這群人!站在警方立場看整件事,今次其實是安排佈防者的失誤:根據某報前線警員的心聲,指保安局已有人滲入社運圈,質疑當局為何不及早通風報訊,讓他們在年初一二晚有所準備。屯門良景反證了前線警員的說法:「管理員」完美的裡應外合,導致多名小販及市民遇襲受傷。只要看過《逃學威龍》,一般市民讀報,不難猜想「暴徒」中間有沒有卧底(到底是誰告訴他們磚頭分兩半更容易掌握和拋擲?至少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磚頭可以這麼分開的)。在這宗疑點重重的事件裡,決定切割,其實已是藍絲行為了。誰保證被捕的都不是無辜者?如果不查明「暴徒」身份就切割,或質疑「暴徒」身份,這與特首指責他們暴力,有何分別?泛民要問的,不是「暴徒」有多不對,而是要問,警察有過那麼多經驗,就連六七暴動都應付過去,今天面對零星巷戰,竟出動交通警去應付,這合理嗎?「暴徒」絕對值得你用防暴隊去應付的!人家擲垃圾桶擲卡板,在當年佔領主戰場上,你出動防暴隊,是你對「暴徒」應有的「尊重」。那夜的安排,連前線警員都有意見了,泛民為何不去問警方如何安排,反而否定「暴徒」行為?警員向投擲雜物的市民拔槍對峙,並向天開槍,是正確的做法嗎?向天開槍,已經越過底線了,泛民竟然沒有問?到底是誰默許警察可以亂打人?大年初二之後,黃絲不會再那麼痛恨黃絲,因為今次泛民做的,是在為安排欠周的警方護航,是為政府減低管治成本,是為大家都不喜歡的特首準備連任工程。泛民無能,市民則不能無動於衷;毋忘初衷,市民如果不打算上街,就請認真地了解事件真相,把今次事件的真相都轉貼在社交媒體,供每一個人(包括警察、官員、藍絲)參詳。禍事已生,每人都有責任。我們要所有人(包括中共)都相信一件事:特首這位置,只要換人,亂局可止。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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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兆昌:超凡學生:全卷完,請停筆

[caption id="attachment_25795" align="alignnone" width="308"] 《超凡學生:全卷完,請停筆》[/caption](原題為:香港書展參展作品《超凡學生:全卷完,請停筆》跋)我想寫得更好。這是我遲遲未為阿正故事作結的緣由。《超凡學生》獲獎已有十年;今天決定出版結局篇,就是說:我無法再寫得比現在的好。⊙ 有意思這本書每篇都以大約半小時完成,有一兩篇在旅途中用手機寫,全都曾在《文匯報》刊登過,是二○一○年應約每周連載而成。我從來沒想像過,阿正這種叛逆學生竟會在傳統左報出沒, 談社運, 談考試, 談犬儒, 幾近無所不談。我盡力呼應時局, 用較規矩的文字寫故事。我早已遠離少年書寫的年紀, 沒想到這麼一試, 竟找到合適的、更尖刻的語調, 這種寫法終於貼近我創作《超凡學生》的原意。我沒有在完成後立即出版, 只貼在 facebook 供朋友閱讀, 因為大部份內容, 我其實早在第一至四集寫過: 女班長、閱讀報告、我的志願、上課睡覺等, 怕有重複。相隔四年, 我再讀, 覺得它們之間又有不同, 而女班長的情節, 終於擺脫純愛, 有了身體接觸( 其實就只是牽牽手)。再讀,我發現自己竟寫過教師自殺, 還重溫自己寫作時讀過的一些書, 過程十分刺激。趁出版十周年,我編輯稿子,找來黃偉傑繪畫封面。在這幾天內,我邀請庫斯克與黃之鋒,看看這小說,幫忙推介。找庫斯克,因與他屬同代人。他當上教師後寫了許多好文,並與志同道合者開節目講評時事, 在課堂外影響更多人, 是我一直想寫而終沒有寫出來的人物。至於黃之鋒, 正巧與我筆下的奇蹟同學有共通處, 都在初中階段參與社運;不同的是,之鋒是反國教科運動的發起人、學民思潮召集人,而奇蹟同學則隨大學學生報人參與運動, 後來當了官員。奇蹟同學是我十年前虛構出來的人物, 想不到香港真有初中生搞社會運動, 現實比小說更深刻,也更悲哀。因第四集已絕版,原出版社又轉營不再出版,我自第四集選出部份內容,安排這是阿正「在試卷上寫小說」, 編在書內供未讀過的讀者了解前因,供讀過第四集的讀者回味,書邊附有「杜甫很忙」(課本塗鴉,網上圖片)與趣味試題, 由於流傳時並無注明作者誰屬, 如有原作者讀到, 盼可與我聯絡。⊙ 沒意思我想談談這些年的現象,並簡述創作過程。如果覺得沒意思,可跳過去。唔。讀者或許忘記主角阿正其實仍在念書,忘記有個叫袁兆昌的人仍未寫完他要寫的故事。編輯約稿, 請我在校園版連載小說, 我就趁這機會,把阿正這個故事寫完。當時仍未有反國教運動, 黃之鋒仍未出現, 天星皇后保育運動卻已落幕,隨之而起的是保護菜園村、反高鐵運動。與此同時,《超凡同學》( 桃默著) 在我書寫的缺席期, 大放異彩, 學生大約不會知道《超凡學生》其實不是個超能力學生的故事。後來,在一個講座場合遇上桃默,他有關「創意」的說法我大致認同,只是他書名用《超凡同學》這等從沒停止過的撞衫行為, 恕我難以認同。其間, 有前輩傳話, 形容這書名可不是他的主意, 而是出版社的決定。把事情說成與自己無關, 而那本明明是自己的作品, 身為一個作家, 無辜得這麼沒意思,倒值得研究。側聞主理《超凡同學》出版的人物在出版界退下來了,功成身退。《超凡同學》成為新一輪潮流, 許多小學生都在讀。我請黃之鋒替我推介這部《超凡學生》結局篇時, 竟談起他的小學同學曾讀過《超凡同學》! 他也在這股潮流下, 讀過超能力學生的故事, 只覺得橋段似曾相識。沒想到出版界前輩與桃默運用「超凡」這二字, 比我更敢運用, 且用得更好, 我甘拜下風;這一課,我上了好幾年,想不到的都想通了─有人要趕上因你書名而起的學生潮流,你阻不了的,也無法阻擋,這,畢竟還是因我而起。我曾在網上責備《超凡同學》這書名的抄襲行徑。當時,我很惱怒。我倒沒想過出版人與作者是向我致敬, 如果當時我想到這一點, 事情會有趣得多。當下, 我想過, 好不好在封面寫「《超凡同學》致敬之作」, 開個玩笑。大家都活到這把年紀了, 如果不求突破自己, 而只生產故事, 創作還有甚麼意思?⊙ 不好意思這些年來,我少創作,多寫訪問與評論,間中寫詩。其間見識各路人物,思考社會議題, 上街遊行集會, 盼為我下一代爭取更好的環境, 盼社會維持公義, 能發聲的都試著發聲。我知道有不少讀者曾期待我的一些作品可續, 有曾問書店與出版社幾時續集, 不巧碰上我的寫作調整期, 真要向大家說句不好意思……在創作路上,我重新出發,找到我最有信心寫的東西,而少年書寫,或許仍會試試的。我會重編中一至中三阿正故事,三合一,結集為「初中篇」,成為故事上集。先出下集,一如阿正的「估你唔到」。在紛擾的環境中,能寫小說、寫詩,寫自己相信的事,自由可貴。這一兩年接連發生逮捕出版人與傳媒人的事件, 甚至有傳媒人被斬, 一度令人感到絕望。再不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會來不及的。趁現在,十周年,衝前去!跨步上!作者按:書將在7月20日出版,作者會在書展場內,歡迎敘舊或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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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兆昌:寫在太陽花學運退場前:記三三○台北、新竹所見所聞

三月三十日清晨,我準備乘搭飛往台北的航班。地勤先生問我這個箱子那個箱子是什麼,我說:「都是書。」沒錯,我今次到台北是替香港作家朋友帶書。地勤送我面值新台幣五十元的悠遊卡(典型台灣好客作風),說些說慣了的叮嚀(像在歌唱)。早上九時許著陸,猜想稍後一如往常要捱港客陸客日本客交織起來的人龍,等候近一小時才過關。在洗手間行了個方便,施施然步出體溫檢查關卡,發現海關竟如此冷清……對啊!才九時許,這種夜行者飛航時間,得承認是有點瘋狂的。僅兩天兩夜的新竹行程早就預備好,可沒想過會碰上太陽花學運最高潮的一個日子。就在二二八紀念後的十數天後,發生了一場據聞原初只是快閃而弄假成真的佔領立法院事件,引發許多在香港耳熟能詳的社運話題。發展至三三○凱道集會這天,我著陸機場後,接機休息區沙發上坐著幾個在看直播NBA球賽的人,旁邊有幾個在翻報紙的伯伯。報紙……我想起了,我念念不忘的是幾年前包圍立法會、後來被傳媒與社運界簡化為「反高鐵」的運動。當年,我和朋友去包圍立法會,為的是要會內議員直面市民,要他們知道我們並非反對興建,而請議員延長時間,並尋找機會讓第二個更節省資源的、影響最少村民的路線方案出台。後來,所有包圍立法會的市民,都被傳媒描寫為暴民,與我現場所見的,完全是兩回事。今天,台灣民眾同樣因為一個未向市民清楚交代的方案,以涉嫌違法的方式拖延方案的推行,以身試法地表達意願,同樣被偉大傳媒掛上「暴民」之名。我在機場櫃位買了一張通行全台灣三天的電話卡,如常上網,繼續閱讀學生臉書、民間組織專頁,盡量不讀新聞報道,直接追讀發起運動的當事人、參與者與一些遠離運動的朋友臉書,得知事件發展狀況,同時又讀到一些陸生與香港學生的心聲。讀報紙是最快捷獲得異地信息的途徑,可是,這幾年許多場社會運動,港台兩地不少報章取態實在偏頗得難以置信,不少報道比小說更精彩。當下這種最不快捷的信息追尋是最貼近真實的,除非每個當事人有能力同時就單一事件寫成同一版本的假新聞吧。機場幾年前開始裝修,加了傳統建築元素,在我心目中,現在是全世界最美的機場了。這座機場曾叫中正國際機場,近年被「去中正化」後,在名字上,就只剩下地區定位(桃園),沒了歷史定位。後來,那個決策者因貪污案被送進監牢,從台灣最高權力的位置跌到階下囚,並出現了健康問題,智力似有衰退。政治最殘酷的在於,民眾在有生之年看到大家所選的領導,不出幾年,就自天堂滑到地獄,從讚美、咒罵到同情,陳水扁三個字,很沉重。台灣確實曾由這個老謀深算的人掌權。有人揚言,當今掌權的馬英九,兩年後會成為陳水扁的同窗,此話基於他涉及去年九月的政治事件。有人在時事評論節目中,多番建議馬英九現在最好逃跑……我們都知道,今天台北有那種氣氛,這個果,因決策者而起。民選議員把關不力。我們當年同樣質疑過代議政制體現的制度漏洞與不公義,同樣被簡化為「反高鐵」(其實我是反對興建路線的方案,尋求可節省成本的方法,如前述),今次「反服貿」所反的,並非服貿本身,而是反對貿易方案的審批過程之草率,反映制度失靈的部份。據我觀察,從學生發放的信息看來,對大陸的恐懼並不多,針對的絕非大陸,而是台灣民主制度的內部失靈、故障:民選議員無法再代表當下民意。立法院委員本是聽從民意的人物,這次事件卻只聽命於全島的民選領袖,正因民選領袖同時是黨團主席,而立委過半數議員都與民選領袖同黨。去年九月領袖用「黨紀」來免去黨員在政府的官職後,由於黨紀直接由領袖掌握,可直接執行,而民間投票意向則限在選舉年才執行,民意與黨紀有它們的時差,無法較量,出現了一批被譏為「奴才」的、「被綁架」的、沒有顧念民意的議員,在機器中行使他們早年被民眾委託的權力。又因行多黨制度,異黨立委成為國民黨立委的狩獵對象,手臂往往繞過那些參與學運的學生背後,施以陰謀論,評價學生一定有人指使,巴不得立即揪出「主謀」。我提著背包,用那張附贈的悠遊卡乘搭高鐵接駁客運,經過乳牛牧場、地產項目、農田與荒地,來到桃園高鐵站。我乘搭曾在台灣引起爭議的高鐵,從桃園到新竹僅花十分鐘──我所享受的速度感,是踐踏無數人的家園後的快感。這種必然的共業,加諸遊客身上。手機在播放的是三月二十九日的時評節目,國民黨立委被學者問到他們早前「根據什麼法去審查服貿」時,視頻下的回應是「秒殺」。這幾年的服貿公聽會,在台灣舉行過許多場;據曾多次參與的學者與民間團體所言,政府根本無法回應他們的提問。專攻法律的學者說:「假如有影響評估,大可告訴我們,到底是打算做、正在做、快要做完,可是無人能回答這種簡單提問。」即是說,在民主制度裡,立法好歹也向人交代工作階段;若答不出來,即代表根本沒有做評估。評估大有可能是「利多於弊」?又或者經分析後,力陳利弊,然後由立委遊說,由民眾參考、判斷。可惜,一直以來的「利多於弊」並沒有評估報告作為理據,總統只像競選廣告一樣不斷「跳針」。在立法院上,大多數委員同時是黨員,黨主席同時行使了他兩種(民選領袖與黨主席)權力,要他的黨員在立院上以防反對黨再次阻撓,在短至半分鐘的時間內通過服貿。這個黨在議會既佔大多數,理應更有資源(社會精英)協助他們,向民間解釋方案如何,如前述,根據曾多次出席方案公聽會的學者所述,會上根本無人可回答他的發問:一,方案依什麼法來審批;二,影響評估在哪。我想,「反高鐵」不也一樣嗎?香港代議政制的民選成份,仍有一大部份只懂唱和、不辨是非的議員掌管立法過程。民間希望先知道方案優缺,政府依法審議,訴求卑微、合理。新竹高鐵站曾參展第八屆威尼斯雙年展,它與傳統火車站連貫起來,走在小天橋,就像走在一隻鳥的翅膀上。高鐵站附近的建築物,也像我在那些談建築的書裡看到的,每座都具參賽水平。六家車站與日本車站一致,窄軌火車車廂一如日本電車,長座椅是絨布沙發。網絡十分流暢,我在手機同時打開視頻程式與臉書,一邊繼續重溫台灣本地時事評論節目,一邊刷新臉書信息,兩種信息同時灌進眼裡、耳裡,讀到有既得利益者、預算自己在服貿通過後賺過十億的老闆一篇逾萬字的文章,在臉書分享了上千次。自火車站走到住處,穿上黑衣。時近兩點。相約我伴在火車站等候,路過小店看到電視新聞在報道凱道實況,人潮正在湧進去。過了馬路,對面就是火車站。有個阿伯站在我左側,問我:「你也去台北嗎?」打量他的裝束,就像香港一般愛賭馬的那種伯伯。奇怪他怎麼知道我要去台北。「對啊。」這兩個字,沒揭穿我的香港身份。「我打算去看看。」他這麼輕描淡寫,一個人,一個跨肩掛著的小包,身上沒穿黑衣……啊!是因為我穿了黑衣,才被問及。「新竹多人去嗎?」我問。「奇怪呢,這裡的人不大熱衷。」語帶可惜。「可是他們(學生領袖)明明是從新竹來的……」伯伯想了想,明白了我的意思,仰頭說:「啊!對啊!就是了。」綠燈亮起,更遠的歷史就不多說了。沒跟他說再見,自顧自地找我伴。找到了,相認了,買了到台北的客運票。排隊的全是學生,都穿黑衣。伯伯沒看見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視野。沿途繼續看時評節目,年紀輕輕的大學生,與大人辯論一點也不輸,他們在談的是大人未做什麼、做錯什麼,我像在上課,聽著學生如何遊說節目嘉賓那些國民黨立委,簽署一份由學生草擬的承諾書,不亢不卑,把道理說完,等立委回應。雙方已不是第一次交手,台灣這麼多電視台,就有一個這樣的電視台連續四小時播放的辯論節目。眼見學生面對無數次挑釁,都回應得恰到好處,並立即扳回優勢。隨身這台手機成為我重要的教材。與此同時,臉書不斷更新的是凱道現況。在三二三、三二四佔領行政院學生與市民被暴力鎮壓的影片與照片曝光,行政院長說只「拍肩」勸導,有人製作了多種幽默的圖片反諷,有學者被毆打的片段隨之在臉書上更新,有媒體呼籲民間報料,越來越多滿地鮮血的照片,開始令人顫抖:到底學生與市民那夜是怎麼過的?政府倒也幽默,終於找出學生攻擊警察的片段:有學生用一張棉被攻擊警察。 (他們好像召開了記者會發佈片段?) 這可不是我編的笑話。我們在台北轉運站下車,沿路幾乎都是黑衣人,有的手持太陽花。有人向我問路,我說我也是隨黑衣人走。路旁有個學生向民眾解說,他們不是反服貿,而是在尋求程序上的透明、公義,這其實也是馬英九參選時的承諾。我光顧了賣麥芽糖的小販,圓餅有點像太陽花。我和伴走到公園路,人潮中有點不知所以,遠看不見東門,路很寬,人太多,有些已坐在巴士站的簷上,巴士站電子板仍亮著車號班次,可在抵達狀況一欄,全都閃著「延誤」。糾察叫大家坐在路面,讓出一條通路。相隔幾百米的人群如何傳訊?糾察把信息當作口號,人群齊聲叫唤,把信息這麼傳開幾公里,馬路就這麼開了。不斷有人舉牌,有個橫幅印了官員的臉,旁邊有他曾說過捍衛民主自由的話 (在台灣這叫打臉),以昨是指出他的今非。有嬸嬸寫了個「我養狗,不養狗官」,創意驚人,也有人叫馬英九下台,但現場和應的人不多。許多年輕的爸爸媽媽帶著孩子來,為他們戴上頭巾,孩子手執太陽花,走著、走著。有市民自發製作太陽花紙品工藝,大家都排隊領取。有三個穿上機械人道具服裝,派發頭帶。集會現場電訊繁忙,接收不良。我們自三時坐到五時許,大家安靜地坐著,仰看糾察走來走去,有時在扶著要離場的老者,走長長的路,有時唤著同伴協助他們向靜坐的人派發物資。他們都十分健碩,聲線卻早唤得沙啞。猶豫了許久,擔心交通問題,還是動身回新竹。沿途看到吉野家在大門貼便條說食材缺貨暫停營業,是人潮帶動了生意。轉運站,回新竹的人太多,要打三個蛇餅才可上車。真想跟新竹伯伯說,自新竹到台北的黑衣人也不少。回到香港,我每晚臨睡前花四小時跟進每天上載的時評節目,有時在廁所亮著手機看,有時在床上看到一半睡著,翌日追回另一半。學生看法、深藍傳媒一一都看。台灣總是香港的鏡子。四月十日,如無意外,佔領立法院學生退場。我們記住今天,台灣這群大學生「暴民」在早已失焦的傳媒評價與定調之間,給我們上的這一課。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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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兆昌:我是歌手:王菲曾是我的閃卡

今天看到《我是歌手》這種台式綜藝節目引進大陸後的效應,參與的香港歌手漸多,引起討論的多是香港 80 至 90 年代的歌,引起香港討論流行音樂的熱潮。有人諷刺地說,好像每人都成了樂評人,音樂越來越便宜,世界越來越簡單。我想起初中階段如何受盡日本、台灣、歐美等音樂風格洗禮,耳朵全都浸在當年興起的流行曲式裡,今天卻似重複著。容我先從王菲說起……王靖雯(王菲)推出她赴美留學歸來後第一張專輯《Coming home》(1992),離香港主權移交的日子尚有五載,街頭報攤仍公然販賣盜版漫畫如《龍珠》,明星閃卡與潮流雜誌《YES!》大行其道。我早在高小階段,曾在電台聽過王靖雯的歌;畢業升中那年,王靖雯忽然消失了,那時,我還未知道什麼是經理人聽歌只聽內容,沒怎麼理會新聞八卦,並不知道她經理人原來看淡香港唱片市場,沒再為王靖雯經營音樂事業;她一如半途出家、出國進修那種明星,似要淡出香港樂壇。(圖:維基百科)那年,我在上水石湖墟一座兩層高的國貨公司旁的唱片小店買這張 CD ,封面是王靖雯坐在開往北京的火車車廂裏,右手擱在窗框外。那時的我,當然知道王靖雯老家在北京,一度令我聯想她要引退香港回老家,不再唱歌。許多人認為那時流行的四大天王,只有一個是懂得唱歌,其餘三個賣的是外表與舞藝,與此同時,台灣小旋風林志穎風行亞洲,硬闖香港,迷倒了我初中時很喜歡的那個女生,並征服了永不梳洗的男生,就連《男兒當入樽》的流川楓,都是那種髮型。那年,髮型以中間分界者眾,像我這種天然鬈髮的男生的存在,就連商場自動門也探測不到。拿著 Discman 聽著王靖雯的《Coming home》那種失落感使我文青起來,整個課室的同學都在談論黎明有多高,我則在書桌抽屜下偷偷地點算王靖雯閃卡,每天擔心她又會消失,好好珍惜與她相處的日子,並默唸閃卡背面的歌詞,如在禱告一樣抵抗我痛恨的所有課堂;或者說,每一課於我而言,也是王靖雯課。專輯裡的一首《容易受傷的女人》令王靖雯不回京,留港發展,獲獎無數,我也正式踏上追星之路,在預告有她出現的電視節目錄影前,站在電視台門外守候;排隊參加電視台歌唱比賽,盼能更接近她的世界,可惜沒幾句就被叮走。就在我每年新春陪伴祖父母回鄉住在祖屋的那些日子裡,東莞茶山小鎮每年響起的十數首精選歌曲,都有《容易受傷的女人》、《執迷不悟》等。複印得誠意可嘉卻走色的彩色海報,會貼在翻錄卡式錄音帶的小店外,與譚詠麟、張學友、鄧麗君等歌手頭像並列。小店就在我祖屋樓下,附近有座公園,公園裡有一間開始轉營為卡拉 OK 的食店,不少同鄉都在台上點唱,以不同腔調唱著香港歌,唱得興起還會模仿那些歌手,做些台風來。不出數年,王靖雯不再王靖雯了,用本名王菲出唱片,放棄了《Coming home》長長黑髮的清純形象,染了一頭古怪顏色的頭髮。後來才知道,她的形象和唱調都參考了歐美歌手(如 Björk 、Tori Amos)。《胡思亂想》(1994)帶她走進另一個音樂世界,還在稍後的唱片專輯《Di-Dar》(1995)裡自己作曲作詞(例如竇唯編曲的《出路》)。1994年連同精選一共推出五張唱片,那年流行的 Unplugged 風,都有納入,又為維珍航空唱廣告歌《回憶是紅色天空》(梁榮駿曲,陳少琪詞),紅得發紫的王菲,卻總是表現得不大在乎自己在香港的音樂事業。那時,我還未知道她曾被經理人「拋棄」的經歷,也許當年她對香港樂壇也有看法?回顧看似百家爭鳴的 80 至 90 年代,只有林子祥那種改編古典樂、俄國音樂等歌曲才突顯香港創意(以《數字人生》為顯例),而張國榮、梅艷芳、譚詠麟年代,以至張學友等音樂班底都以改編日本歌曲為主,單調沉悶;林憶蓮的中國風(《夢了、瘋了、倦了》,1991)、杜德偉 RAP 風(《影子舞》,1990)、蘇永康爵士風(《有人喜歡藍》,1996),僅屬偶一為之的異類。假如說王菲在90年代與當年樂壇唱反調,並不誇張;王菲的唱片公司卻引進歐美風,《冷戰》(1993)改編 Tori Amos 僅用鋼琴與弦樂,沒敲一下電子鍵盤,已算是香港樂壇一大「突破」……今天當紅的香港歌手,在《我是歌手》翻唱別人的歌,要在以億計觀眾的眼裡、耳裡走紅,並不困難,回顧香港歌手(在形象上)各自的脈絡──劉德華演變自張國榮(早年唱腔模仿痕跡甚為明顯),陳奕迅演變自張學友、譚詠麟,何韻詩演變自梅艷芳,容祖兒演變自陳慧嫻……有人說,王靖雯是鄧麗君系,早期確有痕跡,可是,王菲,卻自歐美風蛻變,當年乍聽似是亂唱亂叫的《Di-Dar》(王菲曲詞),今天在香港或會被稱為「獨立音樂」了,王菲卻早已在紅館唱了幾遍。香港歌手演繹的成就,遠遠超出他們自己的音樂成就;多次引退、隱居的王菲,則早把香港引人入勝的、青春期的那種反叛釋放出來,在主流裡偶然唱自己想唱的歌,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王菲在我初中升上高中的階段與竇唯走在一起,生了孩子,粉絲如我並沒有傷心,因為,我知道,她在哪裡都在做自己。她的故鄉並非香港,卻從不以故鄉言說什麼;故鄉胡同於她而言,是個尋常的家,隨時歡迎自己 coming home 。香港,是她歌唱的起點;這個起點,在香港無人踏足過,只因它曾被看淡,只因它很不「香港」,偏又只有在香港才會發生:她會被印在閃卡上,又會被印在大陸複印的海報上……再看《我是歌手》呈現的文化香港,並非我們承認的、最愛的文化香港;王菲的,才是我成長的、見證的、珍惜的文化香港。別怪我懷念我成長的那個年代。 音樂 我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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