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回歸戰略現實 建新陸港關係

4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DQ)幾乎已成定局。其實早在人大釋法和梁頌恆、游蕙禎被DQ的時候,民間對此早已消化得七七八八,而且策劃的梁振英現已離任,所以民主派無計可施也不是沒有道理。 在此劣勢下,民主派所拋出的論點的理據卻非常薄弱——4名議員背後的確代表着12多萬市民的支持沒錯,但他們自己犯錯也是事實,與人無尤,令該理據難以站得住腳。 民主派的戰略邏輯 民主派之所以遭此重大挫折,歸根究柢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攻守的觀念。一直以來,民主派憑着其民意支持和「光環」,以及作為一個沒有執政壓力的反對派,令它全然不用顧及防守,而且能夠以極低成本,全力狙擊中央、港府及建制派。換言之,這不僅是一種只攻不守的戰術,更是一種「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al warfare)——建制與民主派即使是強弱懸殊,但民主派仍能以與建制不一樣的條件,與整個建制抗衡。很大程度上,激進派與港獨分子也是這種只攻不守戰術和「不對稱戰爭」的產物。 當然,可以盡情進攻而不用理會防守,可說是戰略家的夢想,可遇不可求。然而,民主派在長久享受着只攻不守和「不對稱戰爭」所帶來的戰略純利,並且慢慢視之為常態,甚至覺得是理所當然,卻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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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彌昌:不留痕迹的習旋風

習近平3天的訪港之旅,香港與外界都翹首以待,他與夫人彭麗媛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但相對於對習主席的關注,香港市民及市內慶祝回歸的氣氛卻異常淡薄,形成一個強烈反差;甚至就連這股被掀起的「習旋風」,在習近平離港後也迅速消散,不消幾天在民間幾乎已沒有留下多少痕迹,實在是始料不及。這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撇開市民對習近平在港講話的個人立場不談,習近平和彭麗媛在整個訪港行程中都非常親切親民,其一言一行都很能適應香港的社會氣氛,令港人充分認識到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幾乎已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然而,在這背後,市內除了建築物外牆的燈飾,以及街上的一些旗幟與標語外,基本上毫無慶祝回歸的氣氛,令人頓覺自己彷彿身處在一個平行時空。這就是未能有效觸動港人的明證,明顯是宣傳方針與手法出現了問題——這很可能也是回歸20年來人心未能「回歸」的重要關鍵之一。 被奪氣奪心的港人 誠然,對於這現象的一個比較簡單及可信的解釋,就是港人經歷了近年來的眾多政治風波,目前都被麻木感與無力感所籠罩,對於中央、特區政府及一國兩制已不再寄予任何厚望,因此大家都只在靜觀其變。這究竟是中央對港政策的成功抑或失敗,是否已成為香港的一種新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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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市民政治對香港政局的啟示

特首選舉後,筆者所寫的4篇評論,都圍繞着一種新型市民政治的崛起,以及它在香港的最新發展狀况,筆者希望以這篇作一個總結,探討新型政治對香港政局的啟示。 所謂的新型市民政治,是指隨着社會的變遷,出現了一批新型市民/選民,他們擁有較高的政治認知水平和抱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政治參與程度亦較高(不限於選舉),普遍對問題(issues)和候選人形象而非政策較感興趣,對政黨的依賴度亦較低。不能否認的是,這種市民政治亦帶有一定的民粹性。 政治模式與生態的高速進化 這種新型政治在香港迅速冒起,與2015至2017年密集連續的選舉年不無關係——頻密的選舉促使政治生態及模式高速進化,在剛結束的特首選舉中,大幅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這種新型政治的嶄新性和獨特性,以及它在曾俊華的競選工程中所產生的威力,在中央及林鄭月娥陣營需要以洪荒之力,才能贏得選舉中已表露無遺。只不過,曾俊華陣營一定程度也是這種新型政治的「受害者」——由於這種政治模式及相應的政治路線也實在太破格,中央及建制派根本全然不懂,因而亦無法信任,以致受到建制派的排斥,最後只能接通泛民。 全盤掌控反而激發模式突變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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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與管理型政府的極限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從一個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轉型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並且長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在「政府效率」方面名列前茅,可見特區政府作為一個管理型政府,其表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大家自然會冒出一個問號:既然政府效率這麼高,那為何香港發展近年來卻一直停滯不前呢?筆者希望從一國兩制的實際實踐和實况的角度,嘗試探討此問題。 管理型政府的局限 比起管理型政府,將「managerial state」翻譯為「經理型政府」可能更為貼切。顧名思義,「管理型政府」意味着這類型的政府,本質上只能充當「經理」角色和履行「經理」的功能。因此不難想像,今時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須至少面對兩種與其性質不合的「任務」,導致屢屢出現力有未逮甚至有心無力的情况: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 對於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數碼化和民智已開的市民政治,且不說特區政府的「經理們」一定應付不了,就連西方的成熟政黨也難以招架,顯然這中間存在着嚴重的「代差」問題。這對於仍相信「先經濟,後政治」的管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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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現象」與新型民粹政治的崛起

對於「曾俊華現象」,筆者認為對曾俊華的個人魅力和其團隊的公關及社交媒體策略的探討已相當充分;然而對於曾俊華的支持者和民意基礎的構成,坊間似乎除了能夠指出由「淺藍」到「淺黃」(甚至「深黃」)光譜組成,傾向中間和略為保守之外,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事實上,曾俊華的支持者屬中間卻又不是建制與泛民之間的中間路線,是保守卻又不是親北京親建制的保守主義,以中產為主卻又有跨階層基礎,基本上已超越了所有香港現有政治框架的解釋範圍。就在筆者如墮雲霧的時候,恰好讀了一本名為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這裏的「Somewhere」意指非精英、無法於海外定居或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書,不但能對「曾俊華現象」背後的民眾政治,得出一個較為具體有力的解釋,而且還發現這種民眾政治與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為象徵的新一輪西方民粹政治,存在着不少共通之處。 沒有被代表的大多數 說起民粹主義(populism),一直以來都是說的人多,但從來也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一般而言,民粹主義者除了傾向反精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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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河漢界:沒有中間派的5年

在這屆行政長官選舉中,筆者除了對「有形之手」的赤裸裸干預、公然在大開歷史倒車也毫不掩飾的行徑感到痛心之外,另一令筆者失望透頂的就是中間派自毀長城,自我矮化為「建制中間派」。 劉千石、湯家驊、狄志遠等人不單比建制派還更快更早表態支持林鄭月娥競逐行政長官,而且更「不管三七廿一」,即使理念各異也盲撐林鄭,令支持者大失所望,以前累積下來的公信力亦一鋪清袋、蕩然無存。 中間派被棄如敝屣 他們的迅速歸邊亦令人更確信中間派無非只是一個劇本,在建制有難時作為「救火」及分薄對手票源之用;到了這次需要他們歸邊,即可毫不猶豫、毫不可惜地犧牲他們,犧牲他們長久建立起來的定位與形象,犧牲中間派原本在未來特區管治的一切可能性,簡直是棄如敝屣。 筆者可以斷言,如果林鄭上台,今後5年也不要奢望再有中間派護航,也不要期望未來會有建制中間派可以贏得市民信任,因為這些所謂中間派人士已沒有絲毫公信力,而且中間派所受到的待遇和最後下場,亦只會令新來者卻步。換言之,在社會已嚴重撕裂和兩極化的情況下,已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緩衝——這很可能會是香港未來5年的景況,特區政府亦可能將因此陷入無法管治的窘境。 然而,這並不代表中間共識政治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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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篡漢:延續強硬治港路線的真正代價

以前筆者在〈官渡與赤壁:兩場特首選舉〉(《明報》,2016年8月13日)一文中,指出2012年特首選舉的歷史意義,就如同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200年),是一場建制的內戰,是梁振英(曹操)與唐英年(袁紹)兩個利益集團和階級的鬥爭:唐英年代表的是在回歸以前一直掌握香港意識形態與經濟命脈的大財團利益與秩序,企圖染指政壇;而梁振英則是要終結香港傳統「政商霸權」的統治,同時主張加快陸港融合、以法治港。結果如易中天所說,寒族的曹操戰勝了士族代表袁紹 ,袁紹的「士族儒家」政治路線,為曹操的「寒族法家」路線所取代,改變了整個局面。 處理「梁振英問題」 而梁振英當選後的情況,亦跟曹操的遭遇相似:曹操打敗了士族階級,想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因而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這正是梁振英政權所面臨的困局:其施政團隊缺乏「士族」(唐營)支持和參與,出現了認受性不足和施政維艱的問題。而士族與曹操的對立,實質上也跟商界與梁振英的矛盾如出一轍。 另一方面,梁振英的勝利同時強化了強硬治港路線的發言權。強硬路線的增強,意味着「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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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與太陽‧香港

大家也聽過伊索寓言中北風與太陽的故事,儘管故事的確有點老套,卻正正擊中了這次特首選舉的核心──參選人的能力與所代表的路線之間的關係與重要性。 是路線問題非能力問題 在故事中,北風和太陽一開始在爭論誰比較有本事,所以起初的焦點是放在能力上面的,而北風其後也展現出不同程度的能力(風力),卻弄巧反拙,最後只好舉手投降。所以故事實際上所針對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方法論問題,或者放在香港政局,就是所謂的路線問題。 雖然在回歸初期,北京的治港方針大致上是以放任為主,可是一些人唯恐不及地大吹「北風」,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其本來目的是要讓港人「脫掉斗篷」。於是北風愈拚命地吹,港人就愈是用斗篷包緊自己,這不就是過猶不及、背道而馳嗎?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香港的北風與太陽故事,並沒有發展到後來的太陽部分──原本故事是北風眼見自己拚命地吹也徒勞無功,於是就放棄了,改由太陽去嘗試。不過在香港的版本裏,北風卻不肯放棄、不肯承認失敗,反而換上更強硬的治港路線、更強的北風,結果當然是不言自明,導致回歸近20年,在人心回歸方面毫無寸進,這個責任該由誰來負?現在又打算只換人不換路線,完全沒有好好反省過,這樣只會是故事的北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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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而治」與特區管治哲學

曾俊華在宣布參選特首時,指下屆政府應該要休養生息,是指須放下政治爭拗、停止內耗、推動民生發展,意思至為明顯不過。不過崇信「適度有為」的梁振英,對此卻不表贊同,表示「當我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時候,我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結果大家可以想像」。事實上,曾俊華自己並沒有提過「無為而治」,但梁振英自上任以來的「有為」施政與行徑,已一定程度反證了無為而治的可貴。筆者甚至認為,在現今的政治制度下,「無為而治」作為一種管治哲學,可能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讀者可能知道,筆者是研究「老子術」的,那是《老子》思想在策略方面的體現,但研究《老子》亦怎樣也離不開「老子政」和無為而治。最早把老子的無為學說看作是一種管治術或君王術的,當數曾學於老子的孔子,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自己不做什麼而使天下大治的人大概就只有舜吧?他做了什麼呢?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北向南臨朝罷了。儘管孔子的無為而治與老子的不盡相同,但其背後用意卻與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一樣,均指向「為」和怎樣「為」才能治理好天下。 無為:自然、無事、善為 既然無為而治並非什麼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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