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離棄「人心」的「回歸」

回首廿年,一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結論是——「人心未回歸」。所謂「人心未回歸」,大概是指香港的民眾迄今仍不願意認同中國。這種建基於國族認同的框架,並已逐漸成為公共論述的常識的說法,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繼續討論。然而,當中的兩個關鍵詞——「人心」與「回歸」——卻不妨拿來借題發揮,從一種更根本的視野盤點過去、思考未來。 「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其他動物最不同之處,是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還關注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循此思路,「人心未回歸」可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是人類的動物本能不斷膨脹,令「人性」無法回歸「宿主」;另一則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守護「人心」。 「反政治化」的葫蘆賣「經濟化」的藥 近年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最常見的污名,大概是「政治化」。任何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飲食、文化藝術,只要扣上「政治化」這詞,都很容易變得「可疑」,甚或需要敬而遠之。在公共討論中使用「政治化」批評或攻擊他人的,主要是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然而,在這些論述中,「政治化」具體是指什麼,卻並不了然。 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政治化」一般都帶負面的含意,經常與「搞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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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DQ及財委會之後的民主運動

緊接新一輪DQ,是立法會休會前財委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幾項據說是「與政治無關」的「民生」撥款,包括36億元教育經費,同時也惹來泛民之間的爭論,一些傳媒更稱之為「內訌」。大眾傳媒樂見矛盾紛爭,在苦悶而尋求hit rate的年代,自是不足為奇。然而,以爭取民主為志業的朋友,更重要的或許不是承認或否定由傳媒設定的議程,而是如何理解及處理不同判斷和路線之間的差異和分歧,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提出減少「內訌」、爭取團結就能解決。 要理解及回應泛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或可嘗試從理解「DQ立會議員究竟意味什麽」這問題出發。 DQ了什麼? 不少論者已指出,DQ一役,民主運動失去的,不僅是6個議席,以及隨之而來的少數派否決權,同時更是有關法治遊戲規則的改寫,也就是立法及司法制衡行政的力量進一步被削弱,而來自北京與西環的干預則更暢通無阻。這裏只補充一點,如果我們把DQ議員與過去幾年由上而下、自北往南的政治變化連在一起考察,亦可發現,這些新的政治局勢,也同時在改造公共輿論中的常識,調低人們的道德底線。 循此或許有助我們思考陳日君先生提出的疑問﹕為什麽釋法取消有十多萬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不會引起暴動?說香港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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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民主

七一將近,轉眼又20年。候任特首的組班工作,也接近尾聲。傳媒透露的消息,新政府高層主要來自資深政務官,另加留任的「梁粉」或「西環屬意的人」,意味着林鄭月娥的管治,將很難突破香港社會的困局。因為,過去廿年積累的經濟及政治兩極化矛盾,正是在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的「西環-政務官-西環」管治循環下生成的。 放下政改 主打教育? 循另一個角度觀察,林鄭政綱中忽視政改、主打教育,大概也顯示了她認知上的局限。當政府缺乏民主發展的願景和政策、學校缺乏民主制度和程序,能辦好教育嗎?如果重視理解、知識、倫理價值的教育工作做不好,又如何「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氣氛和共識」?投放50億元經常開支,又考慮把180億元的財政額外盈餘中「相當部分」撥入「研究基金」,資助大學研究,這些「花錢大計」,是否真正針對本地教育的根本問題?倘若整個社會都缺乏民主素養和行事習慣,由政府到學校都未能建立民主的制度和辦事程序,如何保證數以億計的金錢投入用得其所——改善學校教學的成效,解決香港教育長期積累的問題? 歸根究柢,教育是為了「讓學習發生」。讓學習真正發生,最好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前提是教育工作者必須理解每個學習者的需要、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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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委與宣誓風波中的現實vs.預示政治

前法官胡國興突然出選特首,立刻成為傳媒的焦點。公眾大概也清楚明白,胡官恐怕不會是特首的「真命天子」,其參選大抵也不會為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帶來多少實質的轉變。然而,他在傳媒面前相對直率的表現,一改特區政府高官在過去幾年愈來愈不堪的語言偽術,得到不少聽眾或觀眾的正面評價。這些正面評價所呈現的,其實主要是港人對只重權謀、機關算盡、弄虛玩假、不擇手段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所帶來的集體鬱悶的反彈,尤其是經歷了由兩名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點燃、政府建制超熱烈回應的宣誓虛火後——終於聽到公共人物帶點人氣的「新鮮」說話。這種對現實政治的厭惡,也是支撐最近的區議會與立法會選舉中「素人」參政及當選的重要力量。不僅在香港,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源自瑞典擴散歐洲的海盜黨等新興素人政治力量的興起,反映的大概也是各地民眾對只講求策略計算的現實政治的唾棄。除了令人窒息的現實政治之外,如果不歸於虛無退隱,我們還可以有怎樣的政治參與方式?政治路線的真正分歧主流的政治論述,習慣把香港的政治力量分為建制、泛民及本土,分別對應保守、溫和、激進的立場取態。然而,這樣的分類不僅無助我們理解不同政治路線的真正分歧,甚至會掩蓋一些重要的問題。政權建制不一定保守。近年在「有權用盡」的鬥爭邏輯主導下,在位者於不少事項中的取態,往往十分激進,例如「史無前例」地為禁止議員再宣誓而提司法覆核,或製造流會同時發動群眾聲討港獨,其客觀效果是猛烈衝擊三權分立和程序公義。泛民也不全是溫和,例如民主黨在議員宣誓風波中,很快就決絕地與青政割席;與此同時,公民黨儘管不認同青政的政治理念立場,卻仍然為了保衛議會程序和議員權利,參與護送梁頌恆、游蕙禎進入會議廳,顯示其認真守護一些基本原則的激進。最後,被指激進的「本土」中的「民主自決派」,強調的主要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民族自決派」也可以為求參選、奪取議席,不惜妥協簽確認書、說違心話,與徹底的激進也拉不上什麼關係。要更準確地把握本地不同政治力量的真正分歧,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有別於「保守建制、溫和泛民、激進本土」的分類框架。穿越建制、泛民、本土等標籤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取態。其一是只重視策略權謀、利益計算的現實政治,其二是強調「當下就是願景、目的融合手段」的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現實政治真正針鋒相對的,並非是高揚道德、獨善其身的政治潔癖,也非「你正我反、你反我正」式的反對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而是追求終極目標與行動策略及過程應該完全一致的預示政治,或哈維爾所說的「活得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的「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高揚道德、獨善其身,與虛無退隱只是一步之遙,離政治所必須的公共性甚遠;「你正我反、你反我正」,只是跟着「敵人」的步伐起舞,無法開拓另類的議程,與「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政治踐行,也存在極大的差距。更麻煩的是,政治潔癖或反對政治,往往會不經意地支撐其所反對的政治力量:前者的沉默或與民眾切割,容易縱容現實政治的橫行無忌;後者的吵鬧或「逢對手必反」,容觀上呼應並鞏固了由「敵人」設定的議程,排除了開拓其他政治議題可能性。而當反對政治走向極端,擁抱「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或「朋友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等信條,其實也在投向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假設了目的與手段(或願景與過程)能夠截然分開,認為無法令目標實現的策略,不僅毫無意義,甚至被等同完全失敗。因此,當下的所有工作,甚至生存狀態,僅被視為一種工具性的手段。相反,預示政治追求的,是未來願景與當下工作和生活過程的一致,也就是你想達至的理想存活狀態、社群關係是什麼,現在就在各種局限中,透過不斷改進的社會實驗,盡量把它們實踐出來。因此,預示政治不認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因,並非建基於道德律令或政治潔廦,而是認為目的與手段根本無法分割。不想偏離目標,唯一的方法是盡量把它貫徹於當下的行動和生活;相反,強調目標可與手段分割的策略思考,往往容易令人迷失於過程當中,最終「手段」取代了「目標」,離原初的願景愈來愈遠。循這分類框架觀察近日香港的政治變化,或有助我們撥雲見日,捕捉真正的政治分歧。議員宣誓與特首選委的兩種政治議員宣誓風波中,青政選擇的宣誓方式及其後的回應,與特首和律政司長的司法覆核、建制派的製造流會、民主黨的割席類似,基本上都是一種建基於政治計算的策略,希望打擊對手或保護自身,以達至一些短期的目標(如宣傳港獨或阻止梁游宣誓就任),但與他們想走向的最終社會願景如何連繫,並不清楚。例如,青政選擇的宣誓方式真的能推進香港的「民族自決」嗎?或如何有助走近「民族自決」所許願的理想社會?司法覆核、製造流會、高調批鬥又怎樣促進政府和建制派所高舉中港融合、和諧社會?與青政劃清界線,是否可以保護議會中的程序公義?建立或鞏固民主的原則和價值?忽視釐清這些根本的問題,剩下的就只有現實政治的表演和策略,其產生的效果,不僅可能與這些政治力量所宣稱的長遠目標不一致,甚至適得其反。相對上述的現實政治,認真守護議會的程序公義的民主派議員,他們的取態更接近追求當下讓手段與目標一致的預示政治,也就是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不忘尊重程序公義。另一方面,這些議員大都在保衛民主程序的同時,繼續投入與各自認同的願景一致的工作,例如爭取全民退保、弱勢社群權利、抗拒「官商鄉黑」這些蘊含分配正義的訴求。與之對比,政府和建制政黨對於一些實際的社會問題,例如保障智障院友安全和生活尊嚴等重要事情,放軟手腳,卻樂於把時間精力資源,放在追擊立會議員宣誓的虛務。這也是預示政治與現實政治的一個重要分別。對特首選委策略的新理解引用現實政治和預示政治的分類,也可以對近日的民主派特首選委策略有一種新的理解。一些有心的朋友,包括黎恩灝和梁啓智,嘗試各自整理出5種參選選委的策略。然而,深入一點分析,這些策略其實都可以歸入現實政治或預示政治的框架。例如,在黎恩灝的分類中,除了第五項——拒絕參與選委和特首選舉的假民主遊戲外,其他4種策略,包括(1)參選選委提名泛民當特首候選人、(2)參選選委並要特首候選人承諾其倡議的政策、(3)參選選委成關鍵少數或「造王者」、(4)參選並在選舉過程中彰顯小圈子選舉的不公義,都只是缺乏緊扣願景、為達某種短期目標(例如踢走CY(梁振英)、宣傳理念)的手段;而梁啓智的5項分類中,除了「還票於民」——民主派選委依據民間公投結果投票——這一選項外,講原則(表態)、「ABC」(踢走CY)、寸土必爭(兩害取其輕)、阻頭阻勢(也是表態)等其他4項,基本仍是視參選選委為手段,以達至策略性的短期目標。換句話說,黎和梁各自列出的4項策略性參選,基本上沒有超出現實政治的考量;而黎的「拒絕參與」和梁的「還票於民」,則相對與預示政治親和。只要加上一些補充的條件,例如「拒絕參與」之後,把時間和精力投放於與願景緊扣的工作,或「還票於民」的同時也「還提名權於民」,亦即吳靄儀所提出的選委需承諾將提名任何獲得5萬個香港公民提名的人士作特首候選人,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預示政治的實踐。借用「現實政治vs.預示政治」的視野,可以讓我們看到宣誓風波和特首選戰中不同政治策略的根本分歧,而非糾纏於一些枝節或形式上的差異或類同,有助我們爭辯和校正民主運動的方向。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日) 預示政治 現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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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危機與悲觀氛圍下的民主運動

深入的時事評論真的愈來愈難寫,原因並不在於無話可說。相反,在這資訊氾濫的年代,每天總有新鮮事發生,我們也容易對這些剛發生的事情表達點想法。然而,正是由於新鮮資訊的生產周期愈來愈短,於急促變動的社會中書寫,總會出現仍未有很好地消化新信息前,就得下筆的壓力;另一方面,置身社會的兩極分化、時間與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脈絡下,讀者也愈來愈不耐煩於仔細的閱讀,甚至傾向只追求簡化的立場和結論。相對主義的知識危機深度時評的書寫困難,反映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所指的「知識危機」。他在新書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2015)中分析,在政治愈趨兩極分化的當代社會環境中,人們愈來愈失去了判斷客觀事實的基礎,從根本上否定真確無誤的知識的存在,甚至最終懷疑知識的價值和作用。格羅斯堡不同意把當代社會的知識危機,全歸因於大眾和政客的愚昧無知,因為他觀察到,不少接受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的飽學之士,亦經常選擇性地接收或發放資訊,漠視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價值準則相異的「不方便證據」(inconvenient fact/evidence),出現了所謂的「亞馬遜效應」(the Amazon effect)——人們只接觸他們同意或願意接受的信息來源和知識。他也不同意資訊爆炸能完全解釋「知識危機」的出現,因為人們面對太多資訊而無所適從的情?,存在已久,但以往並沒有出現像今天一樣的對知識的質疑甚至貶抑;因此,問題不僅在於資訊的數量,更重要的是缺乏穩固的知識基礎,協助我們從眾多資訊來源中作出有根據的選擇。格羅斯堡認為,「知識危機」的產生,除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外,傳統上以守護和生產知識為任的大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媒體傾向把知識商品化,追求即食及易消化的語詞、聲音及影像,政治立場先行、各打五十式的「觀點平衡」,不僅不利於需要時間研究、分析、整理、閱讀和吸收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更由於其對知識的簡化處理,例如把最極端的醜聞,當作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常態,其不經意的後果,往往是令受眾習慣戴上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先行的眼鏡,徹底質疑所有知識的可信性,為反智鳴鑼開道。另一方面,面對愈來愈嚴重的管理主義壓力的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也參與了「知識危機」的建構,生產大量與民眾生活脫節的論文書籍;而不斷分化的知識派別,亦導致了公說公有理的混亂準則,無法建立能客觀判別知識好壞的權威。更重要的是,不論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學院的知識分子也傾向選擇性地接收和發放與他們立場相近的資訊或知識。悲觀主義的情感政治與「知識危機」緊密相關,或可以說在背後支撐及強化「知識危機」的文化環境,是當代社會悲觀主義的氾濫。經歷了「689」和「831」的蹂躪,再加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和廉署「換馬」事件,港人大抵對悲觀主義的集體情緒不會陌生。格羅斯堡進一步分析,構成當代集體悲觀情緒的元素,包括了對現實社會的多元文化和社群差異的無感,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犬儒態度 ;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進一步強化帶很重相對主義味道的「知識危機」。他又指出,當代的悲觀主義集體情緒,往往只容許兩種極端的情感政治選項:或是源自不容置疑的信念下產生的全知取態,或是植根於全然否定希望的犬儒退縮。這兩種情感狀態,不僅極端,而且還完全否定其對立項,希望滅之而後快。引伸出來的對政治實踐所產生的效果的判斷,是只容許全勝或全敗,也就是如果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就會被視為失敗,毫不接受政治上的勝利往往並不會一蹴而及,也不重視階段性的勝利能逐步開展出新的可能性。結果是,這種悲觀主義的情感,經常「擁抱失敗」,並視「失敗」只是因為己方缺乏權力或敵人太壞太賤。此外,構成當代悲觀主義的還包括一種無處不在、無始無終的焦慮感,這種視所有事情都處於危機狀態的焦慮感,往往伴隨?兩種極端甚至截然相反的情感表現:或是過度活躍的行動主義,或是抑鬱難動。而對焦慮的反彈或回應,則往往是暴烈地針對他人或社會的憤怒和報復,造成了當代愈演愈烈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對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港人來說,格羅斯堡的分析,是否也有點似曾相識?傘運後的香港,不少民眾變得犬儒冷漠,對世界的前景不存希望,失卻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如何超越和克服這種瀰漫於當代社會的悲觀主義情緒,走出「知識危機」,應是未來的民主運動的重要任務。而理解民眾的真實感覺或需求,細緻聆聽和分析他們的憤怒、驚恐、不安、焦慮、希祈與欲望,興許是任何以民為本的政治實踐的起點。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情緒的一種共同表現,是失敗主義的感觀和認知取態,也就是很容易全盤否定過去的努力,同時又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因此,要超越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主義,就必須尋找方法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嘗試認真而客觀地檢視歷史經驗,改變我們對過去的「失敗」的簡化判斷,並從中發掘各種有限的「階段性勝利」及其長遠後果,或許能有助我們告別悲觀、保留希望。例如,回顧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儘管革命者未能畢其功於一役,甚至很快出現了專制獨裁統治,但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卻成為了現代社會的常識,影響深遠;又例如回到較近的香港,不少人都認為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包括雨傘運動,最終也一事無成,因而宣布必須以各種新的綱領,重新出發。然而,這判斷忘記了今天爭取民主的社會力量之所以能夠「重新出發」,實有賴於過去的民主運動所爭取到的「階段性勝利」成果的保障,包括2003年成功阻止23條立法,為迄今的公民抗爭保留了更大的空間;以至獲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的「成功」,其實也建基於被描述為「失敗」的雨傘運動的「祝福」——體現於依據「命運自主」精神建立的「傘後」群體所組織的社區播映會,以至雨傘運動對演藝界的影響。脫下失敗主義的短視眼鏡,以長遠的角度回顧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悲觀情感與「知識危機」以外的其他可能性。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Grossberg, Lawrence(2015),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the U.S. Left(A Polemic)(www.academia.edu/13048909/We_all_want_to_change_the_world_The_paradox_of_the_U.S._left_A_polemic)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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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道德經濟學

過去,連繫一些涉及不同時間、地點、人脈的事情,需要點想象力或創意。然而,近年要把「九唔搭八」的事拉在一起,卻比較容易,因為多了一個「萬能key」——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例如,政府高層不斷迴避的「去國立化」與大地產商眼中的「旺角小事」,表面上南轅北轍,但民眾不難發現﹕這些不都是在689政權治下發生的嗎?表面上互不相關的事,其實共享同一個源頭。然而,這個源頭除了表面上的政府管治問題外,還蘊含一種「深層次矛盾」,也就是發展主義與道德經濟之間的矛盾。上層所不知道的民眾「道德經濟」建制派和高官嘗試為689、特區政府和自身開脫責任,認為社會問題成因複雜,因此僅歸咎政府,並不公平,甚至感到「唔順氣」。如果這種開脫不僅是轉移視線的「語言偽術」,還或多或少反映建制派和高官的真實想法或情感,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想法或情感所呈現的,除了是無法明白政府應負的責任外,還包括毫不了解狹義的經濟以外的民眾情感動力。英國已故歷史學者湯普森(E.P. Thompson)在《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共有的習慣》(Customs in Common)指出,英格蘭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等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或湯普森所稱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例如,在糧食失收的年代,民眾會透過集體行動,迫使商人無法運送穀物往外地倒賣;又或闖進入商店「強買」麵包,放下未瘋狂提價前的錢幣數值,以作「交換」;以至把想發災難財的投機商人的麵粉銷毁,而非據為己有。這些並不以極大化個人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抗爭行動,依據的是民眾對怎樣才是一種合符傳統道德的交易,以至為社群認可的人倫關係的堅持。他們所反對的,基本上是政商上層過分的貪得無厭,破壞社群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湯普森提出的道德經濟學的視野,並不是重置「道德」於「經濟」之中,而是把在特定的社群脈絡下產生的廣義經濟活動,也就是生產、交換、流通、消費,視之為一種道德操作,依據的往往是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風俗習慣。脫離了這些「共有的傳統」,經濟活動也難以想象,更遑論運轉。同理,社群內的道德習俗,甚至社群本身,必須依靠物質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才得以生成維繫。換句話說,「道德」與「經濟」從來都難以分割,而廣義的經濟活動,只能在特定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內順利運作,逾越了民眾的道德底線,就會出現各種反叛抗爭,像上述18世紀英格蘭民眾為守護其共有的傳統而衍生的「騷動」。「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根源政府不斷迴避解釋「去國立化」的因由,大概是仍未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只是個別康文署官員的自把自為,也許不致墮入目前如此被動的困境。事實上,除了在劇團場刊刪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國立」兩字外,不少官方或資助機構也被發現類似的做法,包括香港的其他話劇團、中文大學、運輸及房屋局,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而這次事件之所以發酵,大概是在過去幾年689治下,經歷了反國教、8‧31、港視發牌、高鐵撥款、TSA等風波,民眾愈來愈感覺有關當局的做法,已逾越了他們共有的道德底線,包括認為在藝術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和資助過程中,不應引入政治審查的條件。同理,「旺角小事」的觸發點,源於民眾不滿政府「趕絕小販」。儘管支持政府和建制的輿論極力否認「旺角小事」與小販有關,辯稱「政府有關機構人員並沒有取締小販」,但只要回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取締」甚或「趕絕」小販之說,並非僅僅是民眾的主觀感受。自1936年市政局成立以來,香港政府對小販的取態和政策,完全可以用「取締」或「趕絕」來形容,例如首任市政局主席R.R. Todd認為,小販不僅「阻街」,更對公眾健康構成危害,甚至會誘使警察貪污。然而,對Todd來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小販構成了對商舖的「不公平」競爭。到了工業高速增長的年代,幫助廠家獲得充足而便宜的勞工,成為政府取締小販的新動因,於是我們可以在1963年市政局的小販報告書看到這樣一段說話﹕「無限制地發放小販牌照不符合公眾利益,不應鼓勵有手有腳的人作小販,因為他們受僱於工業將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更為有利。」之後政府便陸續停發新的小販牌照;而當第三產業逐漸興旺、中產文化泛現,讀到下面的1983年房委會的赤裸宣言,也不至令人過於驚訝﹕「禁止流動小販於屋邨擺賣,一方面可消除小販與商舖租戶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為住戶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以上自然均是港英殖民政權的「業績」,但並非與特區政府完全無關。如果特區政府真的不想取締或趕絕小販,為何於政權轉移期間,不反對當時的市政局收回流動小販牌照的措施?又如何解釋1997年之後,政府曾計劃回收所有熟食小販的牌照?又為何會增加小販管理隊的人手,掃蕩無牌小販?或怎樣解讀政府最近提出的以「外國美食車」取代本地小販的「木頭車」?以至剛通過的由民政總署、食環署、地政總署、警務處及屋宇署推出的《二○一五年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對「阻街」的店舖定額罰款1500元,當中受影響店舖,自然不是付得起貴租的商場連鎖店,而是像小販一樣「阻街」的街坊小舖。在政府的政策法令禁制和涉嫌黑幫的介入(如年初屯門良景邨小販衝突)下,「取締」如「趕絕」小商販,在1997年後特區政府統治下,似乎並沒有終止。去得太盡 條氣唔順「去國立化」與「趕絕小販」並不完全是新事物,類似的問題時有發生。今天之所以引發民眾的巨大反彈,與當下的社會脈絡和政治氛圍自然有關。能夠吸引眾多民眾參與聲討,反映的恐怕是政商上層在政治經濟領域已愈來愈「過晒火位」,破壞本地民眾、特別是底層社群賴以維生和活得有尊嚴的「共有傳統」或道德價值。這並不是「前現代與現代文化的衝突」,而是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資本欲望及追求整潔秩序的中產文化,與底層民眾的道德經濟的深刻矛盾。守護道德經濟的民眾之所以抗爭騷動,主要是「條氣唔順」,而「條氣唔順」的根源,則是官商權貴與中產文化對底層社群的共有價值底線的逾越破壞。在發展主義已佔主導多年的香港,民眾抗爭的方向,與百多二百年前的英格蘭民眾所針對的仍有點類似。例如獲得不少居民支持的青衣長發廣場街市小商販罷市,觸發點也是不滿領展「去得太盡」——外判加租、引入連鎖壟斷、破壞小商戶和居民的生活基礎;又例如平素溫文、少介入公共政治的藝團劇社,也甘願冒不獲資助的風險,揭露政治審查的現實,大概也是感覺政府的做法,已逾越了可接受的道德經濟底線。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3月2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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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匱乏的社會鼓吹希望意味什麼?——評教育局對學生自殺的回應

面對學生接連自殺的壓力,教育局於3月10日召開會議,與部分教育團體商討對策。會後局長強調,需鼓勵學生的「正面思維」,提高其「抗逆能力」,使他們「對未來有希望」。因循矛盾的5項措施教育局提出的5項措施,包括(1)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分析學生自殺成因;(2)舉辦到校講座及(3)5場分區研討會,為教師、家長提供預防及應對學生自殺危機的資訊;(4)於教育局內成立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等組成的團隊,並(5)印製識別有情緒問題學生的「資訊小錦囊」。這些其實都並不是什麼新的舉措。類似的講座、研討會過去亦間有舉行,依據的大概也是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製作的資訊,包括前教育署於1997年出版並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的「預防及處理學童自殺問題輔導教材套」、2005年教育局編輯的《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和2011年發布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和善後》。而這些「支援」工作,建基的正是以往的「研究分析」,包括對學生自殺成因的一些既有結論,例如認為他們「抗逆能力」、「正面思維」不足。有點矛盾的是,如果這些過去存在的結論和向學校和教師發放的處理學生自殺問題資訊真的有效,大概也不會出現今天的危機。而如果教育局真的期望能夠從建議中的專責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找出過去的結論所忽略的問題,那麼在新的研究結果仍未得出之前,就急忙推出其他4項以往沿用(或因循?)的措施,除了告訴公眾「當局很重視問題,並正在做點什麼外」,又如何有助解決師生家長面對的困難和危機?在希望匱乏年代 「正面思維」未必正面學生自殺的成因自然複雜,每個案例也不會盡然相同。要避免簡化及一概而論,開放、仔細和系統的研究,自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然而,當局在全面的研究還未開展之前,就定下了促進學生「正面思維」、增強其「抗逆能力」、鼓勵他們「對未來有希望」的主調,這是很值得商榷的。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通識科中的學生獨立專題探究,結論先於研究的情况比比皆是,窒礙了真正探究的開展。不幸的是,負責制訂政策的教育局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促進「正面思維」、增強「抗逆能力」、鼓勵「對未來有希望」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那麼「學生自殺成因」大概也呼之欲出——不就是學生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和「對未來沒有希望」?那麼當局還期待專責委員會做出怎樣的自殺成因分析?真正的探究應是開放的,有時甚至需要質疑並修正研究的前設。學生真的是因為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對未來沒有希望」而傾向自殺?還是因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中,難以承受鋪天蓋地的「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的忠告?或被反複鼓勵須對未來有希望而帶來巨大的壓力?人類學者Ghassan Hage指出,當代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3種「希望的匱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是希望的分配不均,對於無權缺錢沒資源乏機會的社群,例如愈來愈多的本地青少年,「希望」變得愈來愈奢侈;第二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動」才值得鼓勵,「向下流動」、「向左流動」、「向右流動」完全在想像之外,更遑論與「向上流動」平起平坐;第三是欲望的不斷延後,例如「等考入大學/找到好工/買了房子/換了豪宅/兒女長大並考入大學/找到好工/買了房子/換了豪宅後……才……」,也就是製造一種永遠推遲實現,或等同無法達至的「希望」。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下,鼓勵或要求我們的學生「對未來有希望」,倡導「正面思維」,究竟意味什麼?而當「抗逆能力」成為個體必須肩負的責任時,又將產生怎樣的不經意效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快樂」和「完美」當代一些精神分析學者指出,現代人壓力的主要來源,並非是面對逆境和失敗而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而是「有機會成功」或「得到快樂」的許諾所帶來的焦慮,尤其在希望匱乏的社會條件下。因為,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逆境和失敗是難以避免,甚至對未來不抱太大的希望——包括不切實際、好高騖遠的期待,那麼活於當下、面對逆境的朋友,並不必然會產生焦慮、陷入絕望,也可以隨遇而安、坦然自處。相反,當面對逆境時被教導必須「對未來有希望」、「正向思維」,認為只要不斷努力,就「有機會成功」,就能夠得到「快樂」,但碰上的現實卻是:每年只有20%中學畢業生能獲大學取錄,絕大部分大學畢業生難以置業,家長教師學生齊反對但當局仍保留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民運爭取了30多年學生民眾佔領抗議70多天也無法改變8.31決定,個體總會久不久遭遇莫名的沮喪或憂傷——特別是在這個荒謬的年代。這樣的反差,大抵才是焦慮和壓力的來源,尤其是當獲得「成功」和「快樂」成為了個體的一種責任。循這思路,對學生自殺成因的分析探究,不一定先驗地接受如下的假設:自殺源於學生碰到了(也許是無可避免、個體無法完全左右的)「失敗」或「逆境」,在缺乏「抗逆能力」的質素下走上不歸路。亦可開放地檢視另一相反的猜想:催逼學生走上輕生之路的,正是那種不容忍任何「負面」情緒的「正面思維」,以及其所支撐的自我與人生規劃,在希望匱乏的社會條件下,為個體帶來生命中難以承受的「希望」、「快樂」和「完美」等責任。近年一些著名大學的學生自殺數字的上升,或可為上述的猜想提供初步的證據。例如,台灣的《天下雜誌》報道,美國的賓州大學(U. Penn)、杜蘭(Tulane)大學、康乃爾(Cornell)大學、紐約大學(NYU)都時有學生自殺,而「過去10年,MIT(麻省理工學院)平均每10萬名學生中,有10.2人自殺。而光看過去5年,每10萬人就有12.5人自殺,幾乎是全美大學平均的一倍」(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7903)。雜誌又引述賓州大學的一名學生的說話:「沒人願意在別人面前顯露自己掙扎的窘况,尤其看到大家的表現都很優秀,只能努力掩飾,裝作一切都很好,而不願誠實面對自己的心態,正是造成自己焦慮和憂鬱的源頭。」(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0229)重思「自我」倡導「正面思維」、「抗逆能力」,不容許「負面」情緒,認為只要努力,總能克服困難、尋取希望、獲得快樂,建基的除了是認為不應把個人的成敗苦樂歸咎於社會環境,而應完全由個體肩負的習見外,還包括存在一種完整而獨立的「自我」的假設。然而,當代的精神分析指出,完整獨立的「自我」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鏡像(或別人眼中)的「完美」倒影,或是由語言世界建構的「文明」個體,又或是四分五裂、難以捉摸的欲望載體。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所謂「自我」,其實更多只是在回應他人的要求和期望,或是按照各種「文明」話語——例如「正向思維」、「生涯規劃」、「自我發展」——而不斷變身;而無以名之的「自我」,卻往往會像《寂寞難耐》歌詞般「總是平白無故的難過起來」,又或出現周星馳在《功夫》所說的「我癲起上嚟,連我自己都驚」的狀况。因此,嘗試追求完整而獨立的「自我」發展,除了注定緣木求魚,更同時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一種源自追逐那永遠無法達至的「完整連貫」的「自我」所帶來的壓力。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下,仍被無時無刻提醒缺乏愉快樂觀心境完全是個人心理素質的問題,或被鼓勵遭遇逆境時要「加把勁」、「迎難」則必須「而上」,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不僅容易疲憊,產生焦慮憂鬱也絕不令人驚訝。這並不表示我們在分析學生自殺成因時,需要完全排拒「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等假設。一個真正開放的研究,應容納不同的猜想,包括引入新的視角,嘗試看看廣大社會對不同情緒的容納與接受,減輕點無法完全由個體主觀意志控制的情感、身體和行動結果而背負的責任重擔,是否也有助回應學生以生命向我們發出的提問。參考資料和延伸閱讀:.Ahmed, Sara(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Zournazi, Mary(2002):” ‘On the Side of Life’——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Hope——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p.122-171.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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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創傷與情感政治

928前夕,本地幾份報章網媒,不約而同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回顧一年前的雨傘運動;一些大專院校、學生組織和傘下團體,也舉辦了多場研討會,反思得失、探索前路。與過去的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的檢討不太一樣,今年對傘運的回顧,突出了一個新的主題,也就是被稱為「社運創傷」的現象。「社運創傷」 新的焦點所謂「社運創傷」,流行的論述並沒有給出很清楚的定義,大概是指在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因經歷「背叛」、誤解、分裂,以至曾遭遇語言或物質暴力而受到傷害,或因理想未能達至、佔領區的新生活和社群關係無法繼續維持而導致的失落,從而產生種種「說不出口的鬱結」,變得沮喪無力,或暴躁易怒,又或心如止水、不問世事等「運動後遺症」。過去香港的民運或社運,都有高低起伏,自然導致時而亢奮、時而沮喪,但鮮見引用「社運創傷」來描述參與者的情感狀態。「社運創傷」於傘運佔領後之所以流行,除了受助於日益普及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的社會背景以外,大概跟互聯網的普及以及隨之而加劇的語言暴力及網上欺凌有關,與傘運的規模龐大和歷時較久或許也有點關係。當數以萬計政治取態不盡相同的參與者在「不要大台和討論」下共處兩個多月,處理矛盾分歧的方法容易變得簡單粗暴。無論如何,這議題或論述的出現,反映了在傘運的過程當中,不少參與者確實經受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傷害,從而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焦點。不同立場、不同位置、不同介入程度、不同性別的參與者,是否經受創傷,自然因人而異;當中曾身體受損,或情感受創者,傷害遺下的影響,也可深可淺。「創傷」主要源自暴力,包括肉體上和精神上的。一些曾受警察扑頭打手、胡椒噴面的佔領者,與一些受到網上語言暴力攻擊的參與者,創傷的性質並不一樣,後續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根據一般的心理學推斷,前者容易對警察焦慮害怕或厭惡憤怒,以至滋生以暴易暴的報復心態;後者則或會變得小心翼翼、避免再受攻擊;更嚴重者是自我形象低落,對他人失去信任。自然,真正的影響,還有待研究觀察。一場運動 兩種創傷最近有機會閱讀和聆聽一些曾於傘運中受到傷害的朋友的想法。9月3日於理工大學舉辦的一個傘運研討會中,最後一場是幾位積極參與的女生講述她們經受的語言暴力的傷害。網上的攻擊並非側重於她們的政治立場或行動策略,而是集中於評頭論足、私人品行,以謾罵貶 抑她們的人格、否定她們的存在價值。這種網絡欺凌不僅針對議題的內容,嘗試界定什麽觀點值得討論,什麽觀點必須壓制;更同時在意於消滅被攻擊者的主體,徹底否定他們在公共領域的發言資格,甚至不把他們當作為人。正如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Verso,2004)指出,這是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嘗試令受攻擊者不敢發聲,或難言真話,產生效果是:取消任何認真的公共爭論,剩下的只是「自己友」之間的交流。與這些站於社運前線的女生所受到的傷害不盡相同,一些站於與警察對峙前線的「勇武派」,他們經受的較少是私生活的攻擊,而更在意的傷害,往往並不只是身體的痛苦,而是「不被理解」的苦悶。例如一位接受《端傳媒》訪問的留守了旺角74天的少年,他念茲在茲的是以身犯險、保護學生的驕傲,看不起的是中產世界的虛偽,憤憤不平的是備受來自「和理非」陣營的批評,或是他稱之為的「背叛」,背叛他們以「血、汗、淚換來的戰果」——70多天的佔領生活。儘管站在對峙的前排,也常感到十分恐懼難受,但「被警察打的痛不算什麼」,更難受的被罵作「內鬼」,或被否定其於傘運中的貢獻和作用。這種不被理解的感受,卻弔詭地與上述幾位位置不同的「社運女生」有着某種共鳴——受攻擊創傷之後,令「社運女生」更難受的,是同伴們的出謀獻策——建議應如何應對,不致落人口實。這種種善意提點,總讓她們感覺自己「並不聰明」,甚至內疚自責。兩種性別、兩種立場、兩種創傷,產生了兩種面對和處理創傷的不同態度。「社運女生」最終選擇直面身心的創傷,反思自身的不足與局限,公開承認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接受了在現代社會中個體容易受到他人傷害的事實;「勇武」者則更願意瀟灑訴說不介意「被警察打的痛」,怨恨運動中他人的「背叛」,但卻不太願意承認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怎樣勇武的個體也變得脆弱無力。學習如何與脆弱創傷共處在暴力面前,我們容易成為共犯,又或因脆弱而受到傷害,以至失去重要之物。承認個體的脆弱性,可為武力解決問題以外的政治提供倫理的基礎;否認個體的脆弱性,强調勇武之能,或只要不失時機就可控制大局,反而容易為戰爭機器的開動添油加火,因此「以武制暴」能否讓人避免創傷,並非毫無疑問。Butler 提醒我們,無論如何勇武的個體,在集體的生活當中,都變得脆弱,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無法不依賴他人而存活,也同時暴露於他人的影響或干預之下;甚至被認為是私人的身體,亦帶有公共性,不斷會經受他人的觸碰、目光和評說,由此可能帶來傷害。換句話說,在集體群居的社會之內,無論如何勇敢善戰的個體,總難以完全避免他人的影響和暴力的打擊。學習坦然與個體的脆弱、創傷與失落共處,並不一定是無力失敗的表現,也可以是重建一種非暴力的集體共處倫理和責任的起點,避開自戀自憐的憂鬱沮喪,轉往關注他人的共同創傷,思考如何讓他人免受我所經歷的痛苦和傷害,而非像政經權貴一樣,築建高牆鐵馬,自顧躲進高度保護的領地,自絕於民眾而活,放棄基本的社群倫理責任。建基於接受個人的脆弱性的前提下所建立的社群聯繫,是一種嘗試避免暴力和戰爭的倫理。這種非暴力的倫理,可使個體的恐懼、焦慮和憤怒不致變成殺戮。承認自身的脆弱,容易受他人的暴力傷害,也等同放棄一呼百諾、領導群雄、算無遺策、永不犯錯的幻覺光環,這同時意味着放下個體所無法完全肩負的運動責任的重擔。「社運創傷」並不屬於個人病理學的範疇,因為個人的行為並非全由自身所能決定,而同時是受特定的社會條件約制下展開的。換句話說,個體在集體行動中的決定和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正負後果,如果脫離了具體的社會條件和氛圍,是無法得以理解的。因此,參與社運的每個個體,都不需要負上整個運動失敗的責任,自然也不應誇佔整個運動的成果,如果我們真的能判別成敗的話。相反,Butler建議,個體應承擔的是另一種責任,一種有份參與或造成現有的社會條件的責任。「永遠損失」與「徹底轉型」Butler另一點重要的提醒,是創傷往往意味着失去了對自己十分重要之物﹕或受人尊敬的身分,或身體的一部分,或留戀佔領區的社群關係。然而,創傷也同時揭示失去了重要之物後,也是一個重新理解自己的機會。例如,失去至親者或都會問:「沒有你,我是誰?」學習與創傷共處,代表接受了個人的一種可能是永遠的損失,從而也必須接受了一次徹底的轉型。其中一位「社運女生」說,由被封為「女神」到被罵為「公廁」,最大的得着是「重新面對自己」;「勇武」的旺角少年在瀟灑訴說如何面對警察暴力造成的痛之餘,也流露站在衝突前線時的恐懼和難受。如果有一天,我們可讓這些同遭他人暴力傷害的朋友,放下在傳媒面前必須表現堅強的形象,又或卸下在警察面前的勇武裝備,談談自身的驚怕脆弱,交流創傷對自己造成的影響,是否有助我們學習如何與脆弱創傷共處?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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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港大校委會莫名其妙的「等埋首副」決定,激發起守護大學自主的運動。自從2003年7月1日反23條遊行之後,香港此起彼落的社會運動,大多數旨在保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公共空間,例如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反高鐵、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又或是抵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干預,特別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弔詭的是,這些被主流媒體、建制輿論評為愈來愈激進,甚至類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社會運動,目標其實並不在於破舊立新,而是帶有強烈的保守過去的文化價值、行事方式的訴求。「革命」否定的是過去,指向的是未來。以守護既有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行事程序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與「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扯上關係?在行為形式以外尋找出路或換另一種提問的方式:旨在保衛港大過去慣常的委任副校長程序的行動,如何被轉化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革」?如果「社會秩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接受的處事程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那麼港大校委會突然提出的「等埋首副」要求,為什麼沒有被批評為激進、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性質或對錯時,已愈來愈習慣只看令事件發生的行為形式,而非行動所針對之議題內容和價值取向,更忽略行為所置身的社會脈絡。我姑且稱這為「行為形式主義」。以行為和形式取代內容與價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論斷是非對錯,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呈現的方式包括:公關妝扮的流行、「打好份工」的姿態、象徵式的公眾諮詢、儀式化的示威遊行等等。爭取特定訴求、守護文化價值的行動,被置換成破壞公眾秩序的論述,通常是透過對特定事件的「正反」鋪陳,然後各打五十,最後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理由,把事件的具體內容及價值判斷擱下,然後轉向談行動的形式,並於脫離社會脈絡的情况下,高舉「溫和理性」的普世原則(儘管往往又反對「普世價值」),批評「衝擊」的行動形式「暴力」,而實質在「客觀中立」的外衣下,仍然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在這置換焦點的過程中,部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傳統民運的「和理非非」路線,與上述的偽裝「政治中立」的論述暗合之外,部分新社運也過於在意媒體的角色,不惜調校言論和行為,希望能吸引傳媒的目光。而近年「城邦本土派」的論述,更為「行為形式主義」提供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勇武」詞彙,例如「以武制暴」等概念,焦點仍然集中於行動的形式,以空洞的語言,取代了對事件的社會脈絡和具體內容的分析。在當代香港,由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溫和示威不受媒體關注,學生民眾祈望以較激烈畫面吸引傳媒鏡頭,發出異議聲音,自是很可以理解;但在「CCTVB」獨大(是約六成市民的新聞資訊來源)、主流報章歸邊的媒體生態下,「激烈畫面」往往被編輯成對學生民眾不利的報道,使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經常陷於兩難的局面:要麽不被注視,要麽備受扭曲。如何面對及走出這兩難的困境,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超越行為形式主義,回到事情的具體內容和歷史/社會脈絡,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守護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近年湧現的社會運動,多指向守護過去,少談未來的願景和方向?主要原因,自然是政權建制對舊有社區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盡情破壞」,惹起了民間的反彈。另一方面,這亦跟由政權建制、「城邦本土派」、「溫和泛民」所共同鼓吹或參與鞏固的「現實政治」論述有關。在已成為統治共識(hegemony)的「現實政治」論主導下,談未來願景被認為「離地」,「光復」街道保衛本土則相對「實際」。然而,保守舊物,不也是為了當下與未來更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留下些有價值的遺產?如果我們對將來沒有祈盼,「光復」與「保衛」還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缺乏對未來理想生活的想像和願景,守護過去就變得無的放矢,失去方向。隨着雨傘佔領的結束,愈來愈多青年朋友,清楚地提出討論香港未來願景的重要性。例如方志恒等年輕學者提出的革新香港、永續自治呼召,又或是更年輕的黄之鋒所倡議的公投修憲(〈民主運動 下一步〉,《明報》,8月2日),都嘗試建立一套走向未來的綱領,追求一種有別於「民主回歸」和「城邦本土」的香港前途論述。儘管方與黃的想法還有待深化完善,部分分析立論亦可以商榷,但他們勇於直面未來、敢於談論願景,以至提出香港前途的新的想像,顯然是下一波民運無法迴避之路。要系統及深入地討論方與黃所提出的綱領和開列的課題,是需要點時間及做點功課的,這裏只就探討方向上,提出兩點初步的補充,期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人加入討論,發展出對香港前途更具體的分析和更豐富的想像。方與黃有關香港未來的想像和政治行動綱領,其實都建基於一種對香港過去的判斷。方的《香港革新論》較直接表述了他對香港殖民歷史的回顧和分析,黃之鋒對「民主回歸」失敗的檢討,也立足於他對1980年代迄今的政治發展的檢視;而他對港人主體性的呼召,也隱含了對香港過去確實沒有孕育出主體意識的一種歷史判斷。如果說方對港英殖民時代的「自治共同體」的論斷稍嫌簡化,那麼黃的文章所欠缺的,則是對殖民經驗的系統分析。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另一個有待補充的討論方面,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全面檢視,尤其是回顧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走向,以及分析中港關係的歷史脈絡和當代發展動態,從中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方與黄的出發點是對香港本土和主體性的關懷,但由於中港兩地的緊密歷史連繫,以及當代中共政權對香港無遠弗屆的影響,要想像香港的未來,恐怕無法忽略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脈絡。面對社會運動的兩難困局,尋找一種能結合內容與形式、切合置身的社會脈絡的行動方式,借用熟悉的文化資源以創造主流媒體難以簡單歸類的陌生顛覆效果,也許是值得一試的出路;而要徹底抗衡行為形式主義,發展新的香港前途的論述,我們則需要把香港置放於殖民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分析檢視過去,想像思考未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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