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後的民主運動

三家大學的滾動民調,跨越「黃金交叉」,反對政改比支持者多1.8個百分點。面對不利的民意,建制派議員認為民調不可信,不該問「你支持定反對政府提出嘅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案」,而應問「你認為立法會應唔應該通過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建議方案」。後一種提問方式,正是由親建制組織團結香港基金,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的民調所設計的問題,根據這民調的最新數字,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的佔49.4%,認為不應該通過的則佔39.5%。兩種不同的提問方式,得出超過10個百分點的差距,反映了什麽問題?民調問題隱藏的政治邏輯兩種提問所隱含的政治取態,其實很不一樣。問支持政改方案與否,直接指向的是個人的意願喜好;而問立法會應否通過,則相對離身,也同時召喚策略性的考量。這其實反映了政改爭論的一種根本分歧:政權建制所代表的,是控制或管理欲望與訴求的邏輯,嘗試壓抑和抹殺民衆的真正意願,只提供在8.31決定框限下立會通過與否的間接選項;相反,三大滾動民調的問題,則相對尊重受訪者自身對政改的觀感和意見。自然,更尊重民眾意願的政改民調,應不只局限於支持或反對政改方案的選項,而是包含對功能團體及選委會的存廢、公民提名等更多的選擇。不過,政治爭持在很大程度上是議程設定之爭,這在是次的政改風雲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中港政權建制一直在做的,正是由上而下地訂定議程,劃下框框,由白皮書到8.31決定到深圳會面,嘗試收窄香港民眾的政治選項和預期,迫使港人接受由他們打造的「現實政治」,更重要的是令被統治者習慣在缺乏選項下作出選擇,並接受以此作為不可改變的事實。「阿媽選新抱」論、「主人與貓」論、「選擇太多有害」論,興許是嘗試為這政權建制推動的奴化邏輯「畫公仔畫出腸」的不同註脚。只有對立項的選擇都是陷阱真正危害命運自主、壓抑民主自由的敵人,是只容許你獲得非此即彼選項的政治力量。這些力量,包括來自政權建制,以及排外民粹,他們透過「現實政治」設定的議程,相互呼應,開出只能愛國或媚外、排外或賣港、勇武或和平等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然而,這些極端選項之外,難道真的不存在媚外的「愛國」、既不排外也不賣港、又勇武又和平的可能嗎?命運自主的根本含意,是每個人都能擁有不馴服的權利,可以依據意願,自由地作出選擇,包括自主地(而非由他人代為) 決定限制自身可擁有的選項,以避免花多眼亂。不幸的是,這些框限民眾選擇的政治力量,還包括來自學校、傳媒、商界等慣性的論述和操作,而觸及的範圍,則遍佈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種領域。例如,本地學生能擁有的是以英語上課的大學或不讀大學的選擇、民眾只能看「CCTVB」或不看免費電視、打工仔要麽接受加班不補水要麽離職。很多支持泛民的人,對於為何仍有超過四成的港人支持假普選感到奇怪。除了部分死硬建制民眾和為語言偽術蒙蔽者,其他支持假普選的人,也許已習慣於接受被框限的選擇,在假普選與無政改的兩種由上劃定的選項中選擇前者。因此,倘若民主運動想爭取這些既非死硬建制也非被騙的民眾,除了拒絕只有極端選項的政改方案外,還需要同時在日常生活中,開放其他選擇的可能性,才有可能改變慣於接受由別人限定的對立選項的政治行為。在《蒙面騎士》一書中,墨西哥原住民薩帕塔運動的副司令馬科斯曾指出,「那些只有對立項的選擇都是陷阱」 (頁101至102) 。 因此,他們的政治實踐,首先是抗拒只有「對立項」的選擇,在被視為「別無可能」、「不切實際」的情况下,努力發掘新的選項。因為他們知道,政治就是從不可能中尋找可能的藝術。下一站,區選不論方案通過與否,圍繞假普選政改的爭論,都會暫告一段落。然而,政改爭論和雨傘運動所帶來的影響,卻很可能維持一段長時間。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在香港現有的政制安排下,區會政治受建制派主導,已在很大程度淪為蛇齋餅糭、通渠捉鼠等瑣碎事務,不容易跟高舉「命運自主」、「我要真普選」的雨傘訴求接合,除非我們能夠找到新的方法,創意而現實地把帶願景的民運與區會政治扣連。換句話說,也就是跳出參與瑣碎政治或不參與區選的對立選項,重設有關區選和區議會的議程,打開新的政治局面。過去的民主運動,主要是盡量找方法去滿足一般理解下的民眾生活訴求,希望藉此吸引地區選民的支持。不過,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令民運對社區民生議題理解過於狹隘,更在「路徑依賴」的慣性下,使「民生」工作逐漸變成例行公事,愈來愈離開原先的願景。例如,過去為民運提供了不少資源和人力的教協,一直以福利及超市吸引會員支持,但也在經年累月下養成或强化了不少教師會員被動消費的習慣,難以超越慣性接受選項的邏輯,從而影響民運的創新發展。「民生無小事」還是「小事扮民生」?民主運動的地區(選舉)工作,逐漸被政權建制派轉化為「民生無小事」的口號,意思其實是把民眾多元紛雜的日常生活,窄化為短期的物質實利訴求,再把這些化約了的蛇齋餅糭、通渠捉鼠等瑣碎事務,說成「並非小事」,效果是把地區(選舉) 政治降格為爭逐小利的角力。然而,「民生無小事」的另一種理解,是嘗試把百姓的日常生活與重大的價值願景結連,而非把短視狹隘的瑣碎事務化作為民生的全部。衣食住行、工作娛樂、生老病死,這些事項可大可小,可闊可窄。如果「衣」僅是為了蔽體或炫耀、「食」等同攝入養分卡路里、「住」但求有瓦遮頭、「行」只為快速到位,又如果工作全為收入、娛樂就是kill time、性愛生育純為延續後代、老病死無法獲得尊嚴,那麼百姓的日常生活早已支離破碎,恐怕難成「大事」。除非我們能夠在論述和實踐上,把衣食住行、工作娛樂、生老病死與港人(以至人類整體) 的多元價值、未來願景緊扣,否則「民生無小事」所最終走向的,恐怕只是「小事扮民生」。立會議決政改方案後,也是民主運動再出發之時。走向未來,或可從檢討過去開始,告別外加的窄化選項,拓闊政治的想像,扣連願景與行動。開展用創意和以願景帶動的政治,並不是要忽視民眾日常生活的訴求,相反,是希望把「民生小事」,往合理的社會願景方向提升,抗拒政權建制的短視窄化。如果爭取真普選的長遠目標,是為了打破官商壟斷、確保永續發展、保護民眾的不馴服權利,那麽以此願景來帶動的民運,也許仍要搞福利辦旅遊、派食物送用品,但做法將恐怕有點不一樣。需要思考的是:怎樣的生產、流通、消費方式才不會與願景相違?製作蛇齋餅糭,是否可以與本地小商舖或國際上信守永續原則的企業合作?通渠捉鼠,與都市設計、屋宇規劃無關?一天旅遊,能否加入認識我城的教育元素?選舉工程,何不讓音樂藝術創作添點色彩?超越對立選項,重奪未來議程,發掘日常生活的其他選擇,改造生產、流通、消費,恐怕是香港民主運動無法迥避的工作。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政改

詳情

從「堅離地」政改到「離地」政治

高官坐巴士「落區」,宣傳政改,但卻不敢下車面對民眾,被譏諷為「堅離地」,似乎預示了語言偽術、公關政治的破產,以至於中央官員在深圳會面時進一步撕破面紗,赤裸地表露8.31政制改革袋一世的真實面貌,為政改三人組叫泛民港人不要心存「幻想」背書。高官「堅離地」,卻呼籲他人不要「幻想」,自然很有點自相矛盾,但卻揭示出當代香港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一個根本面貌。港式的「現實政治」,就是指僅以短期可見的利益作為行動和決策的原則,完全不必考慮倫理道德、價值願景。筆者過去曾指出,中港政權建制的「別無可能」、「面對現實」論,與排外本土所高舉的「現實政治」觀,其實是在互相強化,嘗試消滅任何不願墮入俗套的政治想像和實踐。而中港政權樂於誇大「港獨」、廣泛報道「光復」/「反蝗」行動,客觀上也強化了建基於「中港矛盾」的「現實政治」議程,一方面轉移政權不願或無力解決特權橫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則助長排外本土在香港的影響。而民主運動內部的一些論述和實踐,包括強調「妥協」和選舉工程的慣性操作,也或多或少呼應甚至強化了上述兩種「現實政治」。在當代香港,「現實政治」盡佔上風,嘗試扣連理想願景的政治,則缺乏生長的土壤,原因有很多,包括殖民歷史的遺產、不民主欠開放的政治制度安排、社會/經濟/文化資源的兩極分化,這些都會壓抑民眾的政治想像和願景,強化俯首認命的心態。這裏想補充另一個原因,就是論述上的障礙。近年流行的有關「離地」的討論,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離地」是港式「現實政治」的重要組成概念,意指不切實際,遠離民眾的利益和關注。要判斷一種政治主張或行動是否「離地」,必須假設判斷者能夠明確不誤地掌握民眾真正關心的事情、利益和興趣。然而,批評他人「離地」者,究竟是建基於什麼經驗或觀察,以至於有信心作出斷言?「離地」是如何煉成的——以區選為例以區選為例,佔領運動後出現的一些雨傘組織,正秣馬厲兵,計劃參選,希望藉此延續雨傘民主運動。然而,這些新興力量對區議會和選舉工程的想像,以至對未來政治發展願景的思考,似乎未完全擺脫舊有民主運動的框框,仍帶點港式「現實政治」的味道。例如,當討論並計劃選舉工程時,不少「傘兵」都會以泛民甚至建制派慣用的方式作為參照,由蛇齋餅糉到街站洗樓,以至派傳單掛海報的形式,都大同小異,缺乏創新的想像和大膽的嘗試,未能(或不敢?)提出清晰的願景和與之相應的計劃和行動。自然,區議會的局限和缺乏資源,在很大程度影響了雨傘一代的視野和行動,但對過去的民主運動的遺產缺乏反思和整理,也明顯是主要的阻礙。一些曾落區設街站、派傳單的傘下一代,從與街坊接觸中,往往很快就能總結出地區人士關注的是短期可見的物質利益,又或狹窄單一的生活訴求,例如重視利潤與收入的多寡,或便宜包吃的一天旅遊。落區時「唔講呢啲」,就是「離地」,不僅無法獲得街坊支持,甚至連跟他們初始溝通的機會也將失去。然而,這結論所建基的,是一種慣有的閱讀方式,就是把表象的背後條件,變得理所當然,甚至覺得只能如是,結果自然無法看到另類解讀的可能性。地區街坊當下或許真的想要蛇齋餅糉,但這是小市民的天生短視,還是缺乏選擇、被管治出來的習性?倘是後者,又是什麽原因令他們缺乏選擇,甚至由此而調校自身對區議會(及其他體制)的期望和訴求?地區民眾真的只滿足於久不久吃一次免費午餐或拿些日用贈品?他們不想要新鮮空氣、鮮花草地、普及而優質的醫療服務、有尊嚴地終老、子女真正愉快地學習、於工作生活中受到公平的對待、有選擇和競爭的街市和商場、減少超長的工作時間……?正如《少林足球》中的「肉類分割技術員」,又何嘗不想成為一位舞蹈家?故此,在區選中提出環保低碳、平等公義、尊嚴自由,其實並沒有遠離地區民眾的真正利益和關注。參選區議會(甚至立法會),自然不能完全為街坊解決他們心底裏被現實政治所壓抑的「在地」多元訴求,但也不是完全無法可施。除了蛇齋餅糉外,每個區議會每年有上千萬的經費,還有那一億元的社區建設撥款,可做不少有意義的事情;更者,提供蛇齋餅糉,也可以用更創新並跟命運自主理念緊扣的方式推動,例如由扎根社區的商舖和小販生產,以低碳和尊重底層民眾的形式分配(如引入社區貨幣),抗拒採用消費主義的原則和心態進行消費。不過,在目前為建制派把持的區議會,議程變得愈來愈瑣碎短視,選區的狹小,也不容易鼓勵候選人提出帶宏觀願景的政綱,這使得蛇齋餅糉等短視選舉容易生根,以致提出任何與此不太一樣的想法或行動,都會被批評為「離地」,扼殺於萌芽階段。然而,民眾身處的「現實」,是由掌握資源卻「堅離地」的政權建制所打造的。當民眾以至「傘兵」泛民都接受由政權建制打造的「現實」,調整甚至放下「想成舞蹈家」等多元訴求,並以此為準則,判斷政治行動是否務實,「離地」論於焉得以煉成。「離地」打造的現實與改變現實的「離地」政制改革就是遊戲規則和政治文化的轉換,因此政改爭論的核心,並不僅在於選舉方法的具體設計,而更根本的是改變社會的運作方式、民眾的願景與訴求。循這角度,贊成或反對 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歸根究柢是兩種願景和政治文化的爭持﹕北京和本地政權希望打造由上而下的管治文化,透過威嚇要求港人無條件地臣服,並嘗試以物質利益收買順民,令民眾甘心認命;民主運動則努力抗拒語言偽術、威迫利誘,追求命運自主,建立開放透明、由下而上的決策機制,改變「別無可能」的「現實」。因此政改之爭,表面上是真假普選的兩種制度安排之間的選擇,實質是兩種願景和政治文化的對決,一方想把香港打造(或強化)為狹隘單一的經濟城市、市民變作被飼養的非政治動物;另一方則尋求多元自主的政治文化,透過積極建立和參與平等、開放的公共討論和決策過程,希望在溫飽之外同時追求公平、正義等超越動物本能的價值。願景和文化指向的,都不是短期可見的效果,而是非爭朝夕的長遠關顧。如果政改爭論是兩種願景和政治文化的對決,那麼假普選方案通過與否,雙方的爭持必然仍會繼續。因此,如何釐清命運自主的願景和建立相關的政治文化,以抗拒被改造成極權統治下的臣服順民,恐怕是香港民主運動無法迴避的長期任務,這同時意味着要超越過去民主運動的範式﹕從強調短視物質利益的現實政治,走向以想像和願景(vision)推動及扣連行動的創意政治;從向政權或代議士提出訴求、等待賜予的被動政冶,轉往敢於追求自治、掌控命運的主體政冶。被誤認為「離地」的創意政治和主體政冶,正是針對中港政權的現實政治與被動政冶的真正(甚或是唯一)的務實選擇,倘「傘兵」和泛民的區選新一代,仍然採用後一種政治理念和原則,對「離地」論述不作徹底的反思及清理,就算贏得席位,也將輸掉遊戲規則和政治文化轉換中的角力,用民間智慧的話來說,是「贏粒糖、輸間廠」,很可能令雨傘運動所開發的新政治能量,被現實政治吸收轉化,無法產生以願景推動的真正政治改革。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選舉 雨傘運動

詳情

我要真區選

佔領結束後,百花齊放,傘落社區,深耕細作,自然不及去年底兩個多月的轟轟烈烈,傳媒於是轉向保留了胡椒噴霧、警民衝突畫面的「光復行動」。在這個媒體影像主導現實的年代,傳媒報道的轉向,在某程度上產生了「反蝗排外」延續了雨傘運動的印象,並不特別令人驚訝,但卻明顯很教不少為真普選打拼的「傘下一代」失望,以至於在社會運動圈及網上世界,也經常能看到這樣的一種觀點:說強調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理性等普世價值的社會力量(或泛「左翼」),已無法與高舉排外的右翼政治抗衡。後雨傘運動的政治判斷這種帶點失敗主義味道的論調,建基的是這樣一種判斷效果的準則:缺乏即時可見「成效」的工作,等同「離地」,完全不能改變社會現實。然而,在香港當代的社會脈絡,這種判斷成效的準則,至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缺乏即時可見的「效果」,例如無法動員大量民眾,又或不能立刻迫使政權修正已作出了的決定,並不代表改變(尤其是緩慢而影響深遠的)沒有發生。問題因此需要仔細分析、辨別和判斷,以理解短期成效不彰的民主運動,在不同時代到底催生了哪些不一樣的長遠改變。過去由「泛民」領導的民主運動,與今天的雨傘運動之不同,在於前者主要是依據「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行動方式和計算成敗的框架下展開,逐漸建立了以當選席位作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成敗準則,發展出一套儀式化的行動方式,以及一種缺乏自救心態的「訴求政治」(借用自吳靄儀) ,希望別人(包括當權者或代議士)為我們解決自身的問題。而雨傘運動則開創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民眾實驗,強調命運自主,促使公民意識覺醒,催生了素人關社參政的浪潮,衝擊甚至在一定程度改造了既有的政治文化,這將深遠地影響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第二,在當代香港,爭取短期立竿見影的政治成效之所以困難,與民主運動的形勢比人強有關。當警察、軍隊、媒體、教育等國家機器為中港政權壟斷,經濟活動為大商家主宰,社會議程主要由上而下設定,缺乏實力和組織的民間想爭取的目標,自然難短期見效。這不僅是重視普世價值的民主運動所面對的難題,高舉「本土」甚至帶點排外的「光復」行動,也不容易立竿見影。事實上,相對缺乏體制力量、國家機器支持的社會運動,其能產生的效果,總是滯後,也難全勝。例如2003年50萬人上街的一年多以後,前特首才因「腳痛」下台;而成功地阻止了的23條立法,今天仍成為懸在港人頭上之劍。在這種社會脈絡下,批評無法產生即時和徹底成效的社會運動為離地失敗,也許只是一種譴責受害者的邏輯。然而,對這種短視政治最根本的批判,也許是來自東歐的異聲。重溫捷克的《七七憲章》1977年,一群捷克知識分子,聯署了《七七憲章》,希望守護自由人權。發起人之一的哈維爾認為,《七七憲章》的根基,並不以短期實利作為行事準則,而是希望以良心「驅使我們不管何時、怎樣、甚至是否能夠成功而去做某事」,但深信在謊言統治的世代,堅持道德原則,將可以產生長遠的政治效果。對簽署者來說,《七七憲章》的意義,並不在於取政權而代之,而是催生民眾自主意識,孕育良知蘇醒,更新公民操守。哈維爾等在意的是公民的醒覺,也就是存活於社會的個體,願意自覺地「承擔社群命運的責任」。而要確立個體的公民責任,也就是要盡力維護他人的公民權利,因為「只要有一個人被侵奪了這個權利,全部人的權利都受到限制」。哈維爾認為,「重新肯定人類的責任,是防衛一切不負責任的最自然的屏障」,而缺乏道德與良知屏障,暴力與戰爭最易發生。與香港的雨傘運動一樣,當年的《七七憲章》也備受來自政權和「現實政治」信徒的攻擊,前者把聯署者投進監獄,後者則指其沒有成效,用今天本土的話就是「離地左膠」。然而,面對批評,哈維爾堅持走自己的路。他反駁說,《七七憲章》的目標,並非短期可見的政治效果,而是「找尋和達至有意義的生活,並保衛這種生活」,也就是抗拒極權統治逐步消滅人性真善,告別官僚主義和語言偽術,磊落真誠地過活。儘管這目標難以量度,無法一蹴即及,短期而言甚至「極不現實」,但哈維爾清醒地提出:對人類的未來而言,有更好的選擇嗎?弔詭的是,不以短期可見的利益行事、不追逐名譽地位的《七七憲章》運動,卻能夠令政權久不久就「湊巧地」回應民間的訴求,10多年之後更獲得了比當時的執政者更為顯著的社會名聲,而更重要的是,真的能夠守護及重建當地社會的公民良知。延續初衷:「真」比「普選」重要回到香港。《七七憲章》對公民覺醒的追求,與香港雨傘運動中「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命運自主」、「重奪未來」的吶喊,是否相通?這些口號所反映的,不正是《七七憲章》指向的公民道德基礎? 儘管雨傘運動並未能逼令政權收回 8.31決議,但79日的佔領人心,已在一個頗大的規模上喚醒了民眾的公民意識。佔領雖然結束,但除了各種成員來自社區、專業社群的雨傘組織繼續落區參政外,也有路見不平的百姓不怕麻煩,主動提供影片、出庭作證,原因是「見到有人畀人屈但唔出聲,自己都屈住,唔想一個17歲嘅細路仔坐監……希望更多人可挺身而出,出嚟作證,伸張社會公義」(《蘋果日報》2015年4月3日)。這大概就是哈維爾所追求的公民質素。體現公民覺醒,可有多種形式,從上述的路見不平、伸張公義,到不侵犯他人基本人權的「集體鳩嗚」、「勇武抗爭」,到全民落區、素人參選,重要的是「命運自主」,自己的生活/尊嚴/家園/專業/社區自己救,不再假手他人或等待果陀。衡量這些抗爭行動的意義,不在於短期的「勝敗」,而在於長遠的人心轉換,以至社會關係的改變。正如哈維爾指出,「俯首低頭的群眾沒有能力體認、確立和肯定一個政治綱領,只有自由自主的公民才可做到。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治。你只可以從根基築起房舍,而不能從屋頂開始。」要做到這樣,首先要克服長期依賴他人(尤其是政權、代議士)的「訴求政治」,以至隨之而來的放棄命運自主的犬儒虛無。以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為例,或可以《七七憲章》運動作為參照。儘管在建制派主導下的區議會日益腐敗瑣碎,又儘管在現有的區選格局中取代禮義廉政黨並不容易,但對於有志從政或參與社區的傘下一代,參選也是延續雨傘運動初衷的一種可能方式。利用由公帑支付的選舉平台,於過程中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公民意識,尋找有意義的社區生活,建立或鞏固磊落真誠的人倫關係。參選自然希望當選,也應為這目標盡力而為,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要怎樣參選怎樣議政,才不會偏離雨傘運動的初衷?參選是否可以不建基於「現實政治」的利益計算,而是為了守護公民權利,體現公民責任?選舉過程可否抗拒語言偽術,所有文宣都基於事實,也不因策略考量而遮蔽政治信仰和價值,讓選民在透明並知情下作出選擇?以磊落真誠的態度和方式參選議政,在現有的傳媒網上操作下,將很可能會處於選戰的不利位置,甚至輸掉議席,但「我要真普選」這雨傘運動的初衷,重點是在於讓「泛民」入閘甚或贏取選舉?還是在於棄假求「真」,重建讓人活得自由自主的公民社會?如果我們追求的確是「真」普選,以建制派(甚至愈來愈多「泛民」)採用的「蛇齋餅糉」、公關妝扮、語言偽術、權謀策略和習以為常的選舉儀式等「現實政治」手法參選,是否已違背了「真」普選的初衷?待續:區選約章社會上愈來愈多公民行使權利、承擔責任,參與公共政治,包括積極參選、投票,公民意識才得以擴大。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令不少認真的公民卻步,主要是由於地區政治已逐漸淪落為腐敗瑣碎的分餅遊戲。然而,以「命運自主」、「重奪未來」為職志的傘下一代,是否可以考慮在下一階段以「我要真區選」來延續雨傘運動?積極而堅定地以不追名逐位的動機、告別花言巧語的策略、用被「現實政治」嘲笑的原則價值參選助選。而為了避免像政權建制以至部分泛民一樣經常「選擇性失憶」,「我要真區選」運動的參與者,或可參考《七七憲章》運動,共同制訂選舉約章,廣邀同伴一起改造正在腐朽的選舉政治,提醒自身毋忘初衷。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區議會

詳情

佔領與光復

有一種說法,認為反水貨客或「光復」新界的連串行動,是「佔領運動」的後續。表面看來,這說法有一點道理,一些「光復」行動的參與者,確實是來自金鐘旺角等佔領區;「光復」行動中,也偶爾可聽到「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亦能看見胡椒噴霧。不過,深入一點分析,卻可看到一幅更為複雜的圖象。 「光復」什麼?提出「光復」,首先需要理解什麼已被「佔領」。過去幾星期的「光復」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的,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和「自由行」,隱含的假設是,香港老百姓的生活空間,正逐漸被這些北方來者所「佔領」。這假設並非毫無根據。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2014年有超過4700萬人次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港,當中大部分(2800萬)是即日來回,主要原因大概是為了購物,買各式日用品以至奢侈貨。來港的中國大陸旅客(陸客)增長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萬人次的陸客到港,十二年後就增至4700多萬,增幅超過七倍。陸客佔訪港總旅客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41%增長到2014年的77%。這自然與由梁振英於2003年SARS後大力推動的「自由行」政策有關。本來,旅客增長,不一定會引起「光復」行動,但倘若人數太多、速度過快,便容易激化矛盾。來自食品安全缺乏保障、假貨次貨充斥地區的即日往返陸客,與一般遊客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主要購買的,並非是當地的特產或紀念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或黄金名牌等奢侈物,導致整個香港不少商場和街道店舖,已改造成藥行或金舖。商舖轉型後,除了與本土居民的日常需求關係逐漸脫鈎,還推高地租、增加交通壓力,造成各種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歸根究柢,「光復」意指的,是要重奪社區的舊有生活秩序。然而,能夠影響香港民眾生活的,並不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大陸民眾。假設陸客平均每年來港4次,4000多萬人次就等同1000多萬人,約中國總人口的1%左右。除卻當中少數的以運水貨為生的民眾外,這些陸客大都具備一定的購買力,來自小康中產甚或富裕階層。他們基於改善生活的追求,到港購物旅遊,儘管帶動了零售消費,但在香港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其引來的中港衝突或矛盾,對香港底層民衆生活的影響更大。 本土主義是如何煉成的?然而,這種帶有階級根源、基本上是因數量太多和速度過快而導至的社會問題,卻被化作為中港的「族裔」或「文明」差異。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論述和「自由行」政策,容易把源自中港政權管治不善、貧富階級分化的問題,轉移為族群之間的矛盾,再加上以「本土」作動員的政治力量和媒體(尤其是網上)的推動,進一步放大了中港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論述,把在空間擠迫、小店消失、交通受阻下的本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損的生活品質,描述為「中港矛盾」的後果,很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整代人的身分認同。說特區政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另一方面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也誘導輿論把議題設定於「中港」而非「階級」或「代際」等社會矛盾。在官方主導、高揚「中港融合」的語境下,「自由行」政策衍生的「融合」(或「佔領」?),惹來「抗中」的「光復」反彈,自然不難理解。如果說梁政權是「本土主義」以至「港獨」的催生力量,也不無道理。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民間的本土聲音和力量,如何才能夠避免政權設定的「中港(民眾)矛盾或融合」論述框架,重新扣連真正的社會問題根源,包括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政制及貧富兩極分化?這或許是願意直面現實(或不想「離地」)、嘗試「光復」香港過去值得保留的生活方式的民間(或本土)力量,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展本土以外的身分政治齊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因此,「光復」或「佔領」運動應針對的,是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欠透明、保護壟斷特權的政制,以至製造兩極分化、挑動民眾鬥爭民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論述。為此,我們或許應首先釐清「光復」或「佔領」的本意或初衷,然後嘗試跳出由政權設定的「中港」論述,開拓(或「光復」)其他的身分政治領域。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換句話說,雨傘「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反過來說,真正干擾及宰制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佔領」,在殖民時代以至政權轉移後,透過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官商特權,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發生,例如小販、行人逐漸失去了被商場、汽車「佔領」了的公共活動空間;農民、小店、手工藝者逐漸失去了被地產霸權、連鎖店、進口商品「佔領」了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學生、教師、家長逐漸失去了被政府官員、大企業「佔領」了的教育規劃;兒童、青少年及他們的後代也逐漸失去了被政權鼓吹的「發展大晒」、「經濟至上」、「中港融合」所「佔領」了的「未來」。而歸根究柢,官商特權的「佔領行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正源於保障壟斷特權利益的不民主政治制度,當中的決策位置,已愈來愈被大企業、殖民官吏或建制「梁粉」之流霸佔。循這思路,雨傘運動其實也是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特區政府樂於維持、保護官商特權的各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生態的「佔領」,希望能「光復」被殖民或「被回歸」前的生存狀態,其所追求恢復的「舊疆」,顯然並非是其厭惡的殖民式管治體制,而是過去那些讓老百姓生活得較自在的社會空間。因此,如果要毋忘「佔領運動」的初衷,想「光復」香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自在自主,除了需要針對數量太多、速度過快的「中港融合」和「發展主義」外,恐怕還需要把被「中港」及「本土」議程所擠壓掉的其他身分「光復」,探討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的代際、階級以至性別等議題。身分政治從來都不僅是「離地」與否的實證問題,而更是一場命名論述的爭持。如果大量陸客來港影響的主要是本地的家庭主婦、低收入階層及未來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那麽以性別、階級、代際等身分政治介入,恐怕不必然比以「本土」的身分政治介入更不切實際。文__許寶強編輯/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水貨

詳情

許寶強:升級與落區

雨傘運動後期,常常會聽到「升級」與「落區」這兩個關鍵詞。在這段風雨飄搖、形勢緊張、心力交瘁的日子中,要仔細討論這些關乎民主運動長遠走向的概念,自然並不容易。然而,清場迄今,已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應有足夠的距離,重新檢視這場影響深遠的佔領運動,尋找能夠有助香港邁向更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的經驗和資源。 升級是為了什麼?佔領期間,要求運動「升級」的聲音反覆出現,意思大概是想透過進一步施壓,希望能迫使政府讓步。當中對「升級」的理解,主要是把它等同一些衝擊或包圍行動,又或是擴大佔領範圍,以至在精神心態上倡議「勇武」,以取代「和平與愛」的原則。然而,這種對行動「升級」的理解,存在3個相關的問題,分別涉及目標、手段和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繫。「升級」的最終目標,自然是為了爭取真普選,讓我們及下一代活得更自主自由,包括獲得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享有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和不從眾的權利等等。因此,「升級」的目標,並不一定要向政府施壓,除非增加政府面對的民眾壓力,能有效地推進真普選和長遠改善民眾的生活。另一種可能是,政府在面對衝擊或包圍這類壓力,未必會真正讓步;就算讓步並改變了政策決定,甚或更換政權,也未必能夠帶來民眾想望的生活和未來。因此,「升級」指向的,應是更直接的目標,也就是尋求能夠有效地改造社會制度和社群關係,讓每個人都能夠在分配到基本的物質資源的同時,也可以享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推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哈維爾(1992) 曾指出,「持不同政見」者並「不是因為太激進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權,反而是因為它不夠徹底」,因為「問題實在埋得太深,已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p.106)因此,他們的「升級」行動,並不是衝擊或取「勇武」姿態,而是嘗試認真地建立及拓展「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也就是官方體制容許的範圍以外的組織形式和社群生活,例如「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又或是與官方體制平行共存,甚至相互競逐民心的教育、工會、經濟和與外界的交往聯繫。循此角度,香港70多天佔領期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民間自修室、圖書館和藝術展覽,民主流動教室和各種大大小小的講座或討論會,不以牟利為目標的禮物互換經濟,免費的開放音樂會、自動自發的打掃衛生環保回收,拒絕由上而下的組織、分工和交往形式,其實也在慢慢孕育出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進一步擴展及完善這些工作,是否也是一種走向雨傘運動終極目標的「升級」行動?循哈維爾的思路,對「升級」行動的形式和手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雨傘運動中有關「行動升級」的想像,大抵離不開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指向的是希望能在一段時間內癱瘓政府或社會的日常運作,逼令政府讓步。然而,「升級」與否,並不取決於行動的形式,而在於能否因此而走近運動要達至的目標。如果建立和開拓社會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脈絡下,比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更能呼召民眾,更有可能抵抗劣質政治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破壞,更直接地達至真普選所指向的目標,那麼在佔領區內外建立及拓展自修室、民間自發策劃延伸高質素的獨立音樂會和藝術展覽、擴大和深化流動民主教室的討論、發展社區經濟,也可以是一種「升級」的方式。最後,要判斷哪一種行動,才能真正帶來令民主運動走近其目標的「升級」效果,必須分析行動是否緊扣目標。例如,衝擊、包圍、擴大佔領,尤其是在佔領後期民意反彈之後,是否真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果缺乏堅實的民眾支持,向政府施壓又能否有助真普選走前一步?認真地回答這些疑問,應有助雨傘一代更好地迎接下一波的民主運動。 全民落區「升級」之外,另一個關鍵詞是「落區」。為什麼要全民落區?什麼是社區?要如何落區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雨傘運動中後期的「落區」呼籲和行動,是希望把真普選的訴求,從佔領區向外擴散,帶到香港的不同角落,也希望避免運動變得內聚「自high」,脫離民眾。清場之後,由於失去了佔領區的「根據地」,因此為了延續運動,全民落區就更顯得順理成章。佔領運動期間的「落區」,主要是向佔領區外的民眾,解釋雨傘運動的訴求和行動方式,為什麼是必須和合理的,因此是一種溝通教育;清場之後,「落區」除了繼續宣傳真普選的重要性外,還添加了新一代準備參選的工作。不同原因的「落區」,指向的「社區」也不完全一致。為準備區會立會選戰而「落」的社區,自然是依據選區的劃分來界定;然而,目標是溝通、教育、宣傳的「落區」,社區的定義就比較多樣,或以地域界線來劃分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街站等) 或私人空間(如屋苑、商場、大廈等) ,或以社群的專業功能來區分的社區(如學校、醫院、青年中心、長者院舍、教會等) ,以至存在於網絡世界的社群(如面書組群、論壇等) 。要「落」哪種社區,與「落區」的動機自然相關;「落區」要做些什麼,也是由運動的目標所界定。如果是為了準備選舉,「落區」自然必須要研究選民的分佈、他們的需要和投票或不投票的動機,然後參考選民的需要和訴求,到選區內進行相關的工作;假若「落區」是為了教育溝通、宣揚民主理念,就需要首先研究了解,阻礙或影響不同社區內的民眾爭取真普選的因素,再嘗試改造社區內的相關環境、制約和人際關係,令更多民眾支持及願意投入爭取真普選;如果「落區」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建立或擴展上述哈維爾所指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要做的工作,就不是作為社會的「先鋒」,去令沉睡的民眾「覺醒」,而是向不同的社區展示磊落真誠、互助互信、自主自由的佔領區生活和人際關係,才是香港未來應走之路,並盡力擴展這70多天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讓它能夠在不同的社區扎根,遍地開花,也嘗試改造既有的社區體制、慣性運作和文化價值,以接收和容納這種新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思考為何落區和什麼是社區,有助我們回答如何落區這最後的問題。一種流行的「落區」方式,是設街站派傳單,又或上門「洗樓」。然而,這些行動,或許有助準備參選者提高在社區的知名度,又或適用於選舉時動員支持者投票,但對於需要一些思考空間的教育工作,卻未必是很好的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兩極化的社會脈絡下。况且,選舉工程,也不能單靠街站傳單洗樓就能成功,為選民解決短期和長遠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地區工作。如果落區的目標是溝通教育,甚至是建立或拓展讓人活得磊落真誠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於70多天的佔領區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可以容易建立,相反,在香港當下的地域、功能和網絡社區,為何卻相對排斥差異、害怕陌生?為什麼在學校不那麼熱愛學習的學生,在佔領區內認真自修、主動聽課?為什麽「不要大台」、抗拒領導的佔領區生活,仍然可以井然有序,人與人之間仍大致能夠和平共處,接納差異和矛盾,而在屋苑、商場、醫院、學校的「優質」管理、多種規限下,卻難以讓人活得自由自主?面向不同的目標、相異的社區,如何落區自然也不太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目標和形式的落區,首要的工作,是透過與不同的在地(local)社群合作,對相關的社區進行調查研究,嘗試找出並掃除阻礙社區向磊落真誠、民主自由生活轉化的因素,才有可能做出有意義的選舉工程,又或從事有效的溝通教育工作,以至把佔領區內鼓勵互助互信、自主自覺、思考學習、接納差異、直面矛盾的環境和人際關係,拓展移植到不同的社區。 ◆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哈維爾(1992) :〈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許寶強:升級與落區

雨傘運動後期,常常會聽到「升級」與「落區」這兩個關鍵詞。在這段風雨飄搖、形勢緊張、心力交瘁的日子中,要仔細討論這些關乎民主運動長遠走向的概念,自然並不容易。然而,清場迄今,已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應有足夠的距離,重新檢視這場影響深遠的佔領運動,尋找能夠有助香港邁向更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的經驗和資源。 升級是為了什麼?佔領期間,要求運動「升級」的聲音反覆出現,意思大概是想透過進一步施壓,希望能迫使政府讓步。當中對「升級」的理解,主要是把它等同一些衝擊或包圍行動,又或是擴大佔領範圍,以至在精神心態上倡議「勇武」,以取代「和平與愛」的原則。然而,這種對行動「升級」的理解,存在3個相關的問題,分別涉及目標、手段和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繫。「升級」的最終目標,自然是為了爭取真普選,讓我們及下一代活得更自主自由,包括獲得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享有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和不從眾的權利等等。因此,「升級」的目標,並不一定要向政府施壓,除非增加政府面對的民眾壓力,能有效地推進真普選和長遠改善民眾的生活。另一種可能是,政府在面對衝擊或包圍這類壓力,未必會真正讓步;就算讓步並改變了政策決定,甚或更換政權,也未必能夠帶來民眾想望的生活和未來。因此,「升級」指向的,應是更直接的目標,也就是尋求能夠有效地改造社會制度和社群關係,讓每個人都能夠在分配到基本的物質資源的同時,也可以享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 。推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的哈維爾(1992) 曾指出,「持不同政見」者並「不是因為太激進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權,反而是因為它不夠徹底」,因為「問題實在埋得太深,已不能僅僅由更換政府或技術改革等的方法來解決」。(p.106)因此,他們的「升級」行動,並不是衝擊或取「勇武」姿態,而是嘗試認真地建立及拓展「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也就是官方體制容許的範圍以外的組織形式和社群生活,例如「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又或是與官方體制平行共存,甚至相互競逐民心的教育、工會、經濟和與外界的交往聯繫。循此角度,香港70多天佔領期間慢慢發展出來的民間自修室、圖書館和藝術展覽,民主流動教室和各種大大小小的講座或討論會,不以牟利為目標的禮物互換經濟,免費的開放音樂會、自動自發的打掃衛生環保回收,拒絕由上而下的組織、分工和交往形式,其實也在慢慢孕育出有別於香港主流價值和生活習性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進一步擴展及完善這些工作,是否也是一種走向雨傘運動終極目標的「升級」行動?循哈維爾的思路,對「升級」行動的形式和手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雨傘運動中有關「行動升級」的想像,大抵離不開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指向的是希望能在一段時間內癱瘓政府或社會的日常運作,逼令政府讓步。然而,「升級」與否,並不取決於行動的形式,而在於能否因此而走近運動要達至的目標。如果建立和開拓社會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脈絡下,比衝擊、包圍、擴大佔領更能呼召民眾,更有可能抵抗劣質政治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破壞,更直接地達至真普選所指向的目標,那麼在佔領區內外建立及拓展自修室、民間自發策劃延伸高質素的獨立音樂會和藝術展覽、擴大和深化流動民主教室的討論、發展社區經濟,也可以是一種「升級」的方式。最後,要判斷哪一種行動,才能真正帶來令民主運動走近其目標的「升級」效果,必須分析行動是否緊扣目標。例如,衝擊、包圍、擴大佔領,尤其是在佔領後期民意反彈之後,是否真能對政府施加壓力?如果缺乏堅實的民眾支持,向政府施壓又能否有助真普選走前一步?認真地回答這些疑問,應有助雨傘一代更好地迎接下一波的民主運動。 全民落區「升級」之外,另一個關鍵詞是「落區」。為什麼要全民落區?什麼是社區?要如何落區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雨傘運動中後期的「落區」呼籲和行動,是希望把真普選的訴求,從佔領區向外擴散,帶到香港的不同角落,也希望避免運動變得內聚「自high」,脫離民眾。清場之後,由於失去了佔領區的「根據地」,因此為了延續運動,全民落區就更顯得順理成章。佔領運動期間的「落區」,主要是向佔領區外的民眾,解釋雨傘運動的訴求和行動方式,為什麼是必須和合理的,因此是一種溝通教育;清場之後,「落區」除了繼續宣傳真普選的重要性外,還添加了新一代準備參選的工作。不同原因的「落區」,指向的「社區」也不完全一致。為準備區會立會選戰而「落」的社區,自然是依據選區的劃分來界定;然而,目標是溝通、教育、宣傳的「落區」,社區的定義就比較多樣,或以地域界線來劃分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街站等) 或私人空間(如屋苑、商場、大廈等) ,或以社群的專業功能來區分的社區(如學校、醫院、青年中心、長者院舍、教會等) ,以至存在於網絡世界的社群(如面書組群、論壇等) 。要「落」哪種社區,與「落區」的動機自然相關;「落區」要做些什麼,也是由運動的目標所界定。如果是為了準備選舉,「落區」自然必須要研究選民的分佈、他們的需要和投票或不投票的動機,然後參考選民的需要和訴求,到選區內進行相關的工作;假若「落區」是為了教育溝通、宣揚民主理念,就需要首先研究了解,阻礙或影響不同社區內的民眾爭取真普選的因素,再嘗試改造社區內的相關環境、制約和人際關係,令更多民眾支持及願意投入爭取真普選;如果「落區」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建立或擴展上述哈維爾所指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要做的工作,就不是作為社會的「先鋒」,去令沉睡的民眾「覺醒」,而是向不同的社區展示磊落真誠、互助互信、自主自由的佔領區生活和人際關係,才是香港未來應走之路,並盡力擴展這70多天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讓它能夠在不同的社區扎根,遍地開花,也嘗試改造既有的社區體制、慣性運作和文化價值,以接收和容納這種新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思考為何落區和什麼是社區,有助我們回答如何落區這最後的問題。一種流行的「落區」方式,是設街站派傳單,又或上門「洗樓」。然而,這些行動,或許有助準備參選者提高在社區的知名度,又或適用於選舉時動員支持者投票,但對於需要一些思考空間的教育工作,卻未必是很好的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兩極化的社會脈絡下。况且,選舉工程,也不能單靠街站傳單洗樓就能成功,為選民解決短期和長遠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地區工作。如果落區的目標是溝通教育,甚至是建立或拓展讓人活得磊落真誠的「第二文化」或「平行結構」,那麼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於70多天的佔領區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助,可以容易建立,相反,在香港當下的地域、功能和網絡社區,為何卻相對排斥差異、害怕陌生?為什麼在學校不那麼熱愛學習的學生,在佔領區內認真自修、主動聽課?為什麽「不要大台」、抗拒領導的佔領區生活,仍然可以井然有序,人與人之間仍大致能夠和平共處,接納差異和矛盾,而在屋苑、商場、醫院、學校的「優質」管理、多種規限下,卻難以讓人活得自由自主?面向不同的目標、相異的社區,如何落區自然也不太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目標和形式的落區,首要的工作,是透過與不同的在地(local)社群合作,對相關的社區進行調查研究,嘗試找出並掃除阻礙社區向磊落真誠、民主自由生活轉化的因素,才有可能做出有意義的選舉工程,又或從事有效的溝通教育工作,以至把佔領區內鼓勵互助互信、自主自覺、思考學習、接納差異、直面矛盾的環境和人際關係,拓展移植到不同的社區。 ◆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哈維爾(1992) :〈無權勢者的力量〉,《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許寶強:在後佔領時代中思考(非)暴力

?金鐘清場,警隊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副面孔,回到7月2日甚至更早之前的較文明狀態。於是林鄭月娥煞有介事地出來表揚這次清場行動,關注的是「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有人會對於我們警察的行動有一些無理的指控」。作為全港行政系統的首席官員,只關心警隊的名譽和形象,而非民眾的權利和安危,自是很教人有點失望;而對於理當如此的「高透明度」的刻意強調,反映的恐怕是過去兩三個月警方高層的決策和部分警員的行為,真的頗為黑暗。無論如何,「回歸透明」如果不僅是一次半次的公關妝扮,自然值得支持。不過,就算真的是迷途知返,也不能抹掉過去3個月出現的陰暗暴力,更不應忽略追究其發生的根源,以及帶來的各種深遠的負面影響。?暴力vs.權力過去10多年,尤其是在曾偉雄和梁振英上任後,「暴力」成為了當代香港社會的一個關鍵詞。從WiseNews搜尋香港的媒體,「暴力」一詞在2001至2005年這5年間出現的頻率,近38,000次,2006至2010年則上升至近47,000次,到了曾偉雄上任後迄今的4年內(2011至2014年),進一步升至接近52,000次。然而,在本地的公共論述中,關注的往往是行為的形式,而非深究「暴力」的根本含意。顧名思義的結果,不僅無助釐清方向,甚至會轉移或遮蔽了真正的問題,讓我們難以從錯誤中學習。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暴力是指「蓄意運用物質武力或權力,威脅或傷害自身、他人或社群,導致或極有可能導致受傷、死亡、精神損害、不良發展或困苦」(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循此定義,政府和警方高層常掛在口邊的所謂「最低武力」,大概也就是世衛意義下的暴力。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暴力(violence)的對立面,並不是非暴力(non-violence),而是力量或權力(strength or power)。暴力與力量/權力不僅不是同一樣東西,更是此消彼長的。暴力是工具性的,需要依賴目的來合理化其執行,追求的是絕對的服從;力量/權力則超越指令與服從的關係,建基於民衆的共識和支持,獲得愈多民衆的認可,力量或權力就愈大。儘管暴力與權力經常一起出現,但暴力不僅不能維持權力,更常常因手段殘暴而遭民衆唾棄,最終導致權力的喪失。而依靠暴力作為統治的手段,彰顯的正是獲民衆認受的權力的流逝,也就是政治無能(缺乏權力)孕育暴力(impotence breeds violence)之意。因此,不論個人如何「勇武」,能克制暴力的力量/權力也不會大增,因為力量/權力從來就不是個體的財產,而只能在群眾數量愈多認受能力就愈高的集體行動中生成。一旦集體行動失卻民眾的支持,能抗衡暴力的力量/權力就會減弱。?制度暴力是如何煉成的?暴力可以由個人施行或以體制力量推導,後者包括政府、立法會、醫院、警署、監獄、企業、工廠、學校、家庭等等。而隨着這些體制的官僚化的加劇,令民衆愈來愈失卻政治自由,難以透過參與公共政治行動、以平等和開放的對話解決實際問題,更容易令政權以制度性的暴力來取代權力。以雨傘運動曾出現的衝突為例,從網上流通的影片和文章,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前線執法警員,都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從胡椒噴霧升級到催淚彈再升級到警棍,從攻擊示威者到攻擊救護人員以至出現「殺錯良民」的狀况。這些行為表面是由個人施加於他人的暴力,但其背後卻是由政權與佔壟斷位置的大眾傳媒的推動和支持。換句話說,警隊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的源頭,往往源自政權等體制的力量,個體只是執行暴力的工具。這些體制包括受政權保障獲享壟斷位置的電視台,選擇性地放大民衆的「衝擊」影像,淡化警方的暴力,例如把市民於海富中心圍困3名休班警察的前文後理剪去,觀衆在不知道他們當中有人曾恐嚇女示威者要帶她「到警署強姦」,又不知道有示威者企圖努力保護倒地的休班警員,只看到有休班警察被打或示威者「先」向警察前線邁進等鏡頭,又以長時間大篇幅報道政府和警方高層指控民衆為暴徒的說話,觀眾自然很容易會合理化源自警方高層指示的不必要的暴力,令觀眾在看見民眾被警棍亂打、受胡椒亂噴,頭破血流、倒地不起時,也不再容易產生同情心 ,甚至傾向落井下石。決定作這樣的報道的壟斷媒體的主管,難道真的沒有沾上受暴力傷害者的鮮血?難怪一些曾被警方暴力對待的朋友,完全拒絕觀看「CCTVB」新聞或聽警方高層與梁振英的說話,避免受第二次(語言暴力)的傷害。面對強大的體制暴力,佔領者以一些簡單的裝備保護自己,自是理性之舉。然而,在「CCTVB」一台獨大,絕大部分報紙歸邊,政府完全壟斷暴力手段(means of violence),佔領人數日減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和同伴的方法,也許並非靠個體提升裝備、倡導勇武,而是尋求限制體制暴力的擴張,短期可包括以種種有效的方法向壟斷媒體施壓、向警政謊言說不,或以更具創意和幽默的方式,游走迴避,令嘗試施暴的前線警員混淆;長期則需要打破大眾傳媒的壟斷,並令政府警方的決策「高度透明」成為常態,而非偶一為之的例外公關。前提是,我們必須能夠說服更多的民衆支持,以增強力量/權力,從根本上壓抑暴力。?暴力的教訓:雨傘運動的啟示暴力不僅會對受害者帶來深遠的心理和身體傷害,也能進一步削弱統治/施暴者的權力,毒害施暴者的身心,孕育仇恨與報復。換句話說,暴力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鼓勵以提升武力作抗爭手段,其實有點像參與軍事競賽,最終勝出的,只能是擁有最強大的暴力手段者,也就是說,暴力競賽的勝利者,仍是暴力。而作為工具、需要以目標合理化其執行的暴力,其危險之處,還在於手段往往會取代目的,讓暴力不斷侵入社會肌理。循此思路,主要由梁振英、曾偉雄、愛字頭等帶動的暴力趨勢,以至「CCTVB」等壟斷媒體的推波助瀾,除了反映政權建制的合法性和權力的喪失外,更引領香港走向一條以暴促暴的不歸路,代價將是更多的民眾的傷害,管治的進一步失效無能。歷史是會記着這一筆的。近年本地以至全球對暴力的愈來愈認可,反映了公共政治和集體行動成效的失落,以及由此帶來的力量(或權力)感的逐漸喪失。隨着力量/權力的減弱,暴力就會乘虛而入。失去民衆支持的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一樣難以抗拒暴力的誘惑。Judith Budler因此認為,只有承認和直面身體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才有可能孕育出同理心,長遠對抗暴力。壟斷暴力者不會不知道,肉身在暴力面前的脆弱。不過,他們往往沒有勇氣去承認和直面,而是選擇迴避,嘗試建立高牆,訴諸暴力,祈求保護自身。然而,沒有政權是僅能依靠暴力來統治的,民衆認可和支持的權力,才是長治久安的支柱。雨傘運動中的「沒有大台、不要領導/代表」的說法,如果指的是抗拒由上而下官僚化的運作,自是很可以支持的;但倘若把污水與小孩同時倒掉,走向完全「不要組織、不要小組討論和共識」,就很有可能離互相說服、爭取更多的民衆支持之路愈來愈遠,結果很可能是逐漸失卻了需民衆認受和支持的權力,走向暴力的懷抱。◆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Arendt, Hannah(1970):On Violence, Mariner BooksBudler, Judith(2006):Precarious Life, NY: Verso 後佔領

詳情

許寶強:在後佔領時代中思考(非)暴力

?金鐘清場,警隊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副面孔,回到7月2日甚至更早之前的較文明狀態。於是林鄭月娥煞有介事地出來表揚這次清場行動,關注的是「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有人會對於我們警察的行動有一些無理的指控」。作為全港行政系統的首席官員,只關心警隊的名譽和形象,而非民眾的權利和安危,自是很教人有點失望;而對於理當如此的「高透明度」的刻意強調,反映的恐怕是過去兩三個月警方高層的決策和部分警員的行為,真的頗為黑暗。無論如何,「回歸透明」如果不僅是一次半次的公關妝扮,自然值得支持。不過,就算真的是迷途知返,也不能抹掉過去3個月出現的陰暗暴力,更不應忽略追究其發生的根源,以及帶來的各種深遠的負面影響。?暴力vs.權力過去10多年,尤其是在曾偉雄和梁振英上任後,「暴力」成為了當代香港社會的一個關鍵詞。從WiseNews搜尋香港的媒體,「暴力」一詞在2001至2005年這5年間出現的頻率,近38,000次,2006至2010年則上升至近47,000次,到了曾偉雄上任後迄今的4年內(2011至2014年),進一步升至接近52,000次。然而,在本地的公共論述中,關注的往往是行為的形式,而非深究「暴力」的根本含意。顧名思義的結果,不僅無助釐清方向,甚至會轉移或遮蔽了真正的問題,讓我們難以從錯誤中學習。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暴力是指「蓄意運用物質武力或權力,威脅或傷害自身、他人或社群,導致或極有可能導致受傷、死亡、精神損害、不良發展或困苦」(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循此定義,政府和警方高層常掛在口邊的所謂「最低武力」,大概也就是世衛意義下的暴力。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暴力(violence)的對立面,並不是非暴力(non-violence),而是力量或權力(strength or power)。暴力與力量/權力不僅不是同一樣東西,更是此消彼長的。暴力是工具性的,需要依賴目的來合理化其執行,追求的是絕對的服從;力量/權力則超越指令與服從的關係,建基於民衆的共識和支持,獲得愈多民衆的認可,力量或權力就愈大。儘管暴力與權力經常一起出現,但暴力不僅不能維持權力,更常常因手段殘暴而遭民衆唾棄,最終導致權力的喪失。而依靠暴力作為統治的手段,彰顯的正是獲民衆認受的權力的流逝,也就是政治無能(缺乏權力)孕育暴力(impotence breeds violence)之意。因此,不論個人如何「勇武」,能克制暴力的力量/權力也不會大增,因為力量/權力從來就不是個體的財產,而只能在群眾數量愈多認受能力就愈高的集體行動中生成。一旦集體行動失卻民眾的支持,能抗衡暴力的力量/權力就會減弱。?制度暴力是如何煉成的?暴力可以由個人施行或以體制力量推導,後者包括政府、立法會、醫院、警署、監獄、企業、工廠、學校、家庭等等。而隨着這些體制的官僚化的加劇,令民衆愈來愈失卻政治自由,難以透過參與公共政治行動、以平等和開放的對話解決實際問題,更容易令政權以制度性的暴力來取代權力。以雨傘運動曾出現的衝突為例,從網上流通的影片和文章,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前線執法警員,都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從胡椒噴霧升級到催淚彈再升級到警棍,從攻擊示威者到攻擊救護人員以至出現「殺錯良民」的狀况。這些行為表面是由個人施加於他人的暴力,但其背後卻是由政權與佔壟斷位置的大眾傳媒的推動和支持。換句話說,警隊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的源頭,往往源自政權等體制的力量,個體只是執行暴力的工具。這些體制包括受政權保障獲享壟斷位置的電視台,選擇性地放大民衆的「衝擊」影像,淡化警方的暴力,例如把市民於海富中心圍困3名休班警察的前文後理剪去,觀衆在不知道他們當中有人曾恐嚇女示威者要帶她「到警署強姦」,又不知道有示威者企圖努力保護倒地的休班警員,只看到有休班警察被打或示威者「先」向警察前線邁進等鏡頭,又以長時間大篇幅報道政府和警方高層指控民衆為暴徒的說話,觀眾自然很容易會合理化源自警方高層指示的不必要的暴力,令觀眾在看見民眾被警棍亂打、受胡椒亂噴,頭破血流、倒地不起時,也不再容易產生同情心 ,甚至傾向落井下石。決定作這樣的報道的壟斷媒體的主管,難道真的沒有沾上受暴力傷害者的鮮血?難怪一些曾被警方暴力對待的朋友,完全拒絕觀看「CCTVB」新聞或聽警方高層與梁振英的說話,避免受第二次(語言暴力)的傷害。面對強大的體制暴力,佔領者以一些簡單的裝備保護自己,自是理性之舉。然而,在「CCTVB」一台獨大,絕大部分報紙歸邊,政府完全壟斷暴力手段(means of violence),佔領人數日減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和同伴的方法,也許並非靠個體提升裝備、倡導勇武,而是尋求限制體制暴力的擴張,短期可包括以種種有效的方法向壟斷媒體施壓、向警政謊言說不,或以更具創意和幽默的方式,游走迴避,令嘗試施暴的前線警員混淆;長期則需要打破大眾傳媒的壟斷,並令政府警方的決策「高度透明」成為常態,而非偶一為之的例外公關。前提是,我們必須能夠說服更多的民衆支持,以增強力量/權力,從根本上壓抑暴力。?暴力的教訓:雨傘運動的啟示暴力不僅會對受害者帶來深遠的心理和身體傷害,也能進一步削弱統治/施暴者的權力,毒害施暴者的身心,孕育仇恨與報復。換句話說,暴力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鼓勵以提升武力作抗爭手段,其實有點像參與軍事競賽,最終勝出的,只能是擁有最強大的暴力手段者,也就是說,暴力競賽的勝利者,仍是暴力。而作為工具、需要以目標合理化其執行的暴力,其危險之處,還在於手段往往會取代目的,讓暴力不斷侵入社會肌理。循此思路,主要由梁振英、曾偉雄、愛字頭等帶動的暴力趨勢,以至「CCTVB」等壟斷媒體的推波助瀾,除了反映政權建制的合法性和權力的喪失外,更引領香港走向一條以暴促暴的不歸路,代價將是更多的民眾的傷害,管治的進一步失效無能。歷史是會記着這一筆的。近年本地以至全球對暴力的愈來愈認可,反映了公共政治和集體行動成效的失落,以及由此帶來的力量(或權力)感的逐漸喪失。隨着力量/權力的減弱,暴力就會乘虛而入。失去民衆支持的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一樣難以抗拒暴力的誘惑。Judith Budler因此認為,只有承認和直面身體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才有可能孕育出同理心,長遠對抗暴力。壟斷暴力者不會不知道,肉身在暴力面前的脆弱。不過,他們往往沒有勇氣去承認和直面,而是選擇迴避,嘗試建立高牆,訴諸暴力,祈求保護自身。然而,沒有政權是僅能依靠暴力來統治的,民衆認可和支持的權力,才是長治久安的支柱。雨傘運動中的「沒有大台、不要領導/代表」的說法,如果指的是抗拒由上而下官僚化的運作,自是很可以支持的;但倘若把污水與小孩同時倒掉,走向完全「不要組織、不要小組討論和共識」,就很有可能離互相說服、爭取更多的民衆支持之路愈來愈遠,結果很可能是逐漸失卻了需民衆認受和支持的權力,走向暴力的懷抱。◆參考書目和伸延閱讀Arendt, Hannah(1970):On Violence, Mariner BooksBudler, Judith(2006):Precarious Life, NY: Verso 後佔領

詳情

許寶強:毋忘初衷

金鐘清場後,不僅政權建制,甚至一些民間聲音,都嘗試蓋棺論定,為雨傘運動劃下「失敗」的句號。然而,這結論不僅作得有點過早過急,而且並不準確。我們或可以說,過去七十多天的佔領行動,並未能成功爭取撤消或修改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也沒有迫使政府接納公民提名,又或作出承諾,定下具體的路線圖走向真普選。循這角度,「雨傘革命」的確「尚未成功」。不過,運動也沒有「失敗」,因為它仍努力尋找各種方式繼續爭取。只有當佔領或雨傘運動徹底地黯然消退、自我否定,又或走進歧路、違背初衷,才可算是真正的失敗。 什麼是我們的初衷?「毋忘初衷」是這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中的一個核心口號,表面上自然是指不要忘記對「真普選」的追求。然而,再深入追問,達至「真普選」是為了什麼?回答這根本的問題,或有助我們判斷運動的成效,繼續仍未徹底達至的「初衷」。公民提名與重啟政改,只是一些政治的手段和過程,目標是為了認真地面對和解決香港的各種危機,走向讓每個人都活得更好的社會願景。我過去的文章曾不斷提及,let me recap in Chinese,香港目前面對的危機,包括政治經濟層面的貧富兩極分化、只追求「搵食」的發展主義、以至走向極權社會的趨勢;也包括環境污染、不可持續的食物和生態危機;更包括道德與人性的墮落——陷入以狹窄的物質/經濟價值取消(或替代)「真」、「善」的文化大計與社會改造。而造成及令我們深深掉進這種種危機的歷史和當代原因,簡要來說,是缺學無思(thoughtless)的香港殖民性格(尤其見於政務官/警隊高層),遇上了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大計,混合生成出勝者全取、兩極分化、自戀犬儒、民粹抑異等社會文化狀態,嘗試把人轉化為僅為生存而搵食的動物。雨傘運動中數以十萬的民衆的參與,反映的恐怕正是對上述的各種危機和生存狀態的抗拒。就算是民調中七、八成要求撤離佔領區的聲音,當中很多仍然支持雨傘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和理念。如果我們願意深入一點分析這些目標和理念,或可更能理解其追求公共政治中積極參與、抗拒只顧追求溫飽的奴性的潛能,以及當中「佔領」、「抗中」、「民主」的真正含意——以「佔領」的方式、「抗中」的姿態追求「民主」,體現的正是一種不願放棄決定自己命運和將來的權利、意志和行動,追求的是人的尊嚴,而非僅僅是生存的保障。因此,當政權建制力量在運動過程中和清場後,仍然不斷重複「不務正業阻人搵食」、「安定繁榮向上流動」、「 不切實際只能認命」等套話,除了是一種語言偽術的政治策略外,更同時反映他們的確完全沒有聆聽學生青年和其他民衆的關注、憂慮,看不見這些年輕的身體的欲望、對不確定的未來的苦悶與焦慮的情感、以至對真(厭棄謊言)、善(倫理道義)、美(藝術創意)的堅持和認真執著。這從根本上顯示,政權建制力量處於的是一種缺學無思的存在,一種令人會重複不斷地犯同等(低)水平錯誤的狀態。由這些人決定社會的未來,確然是十分可怕的。 還記得罷課不罷學嗎?雨傘運動的開端,源自學生的「罷課不罷學」。正如我在別的地方指出,重點不是「罷課」,而是「不罷學」,因為社會現在最大的危機,是不僅官員、政客、商界與傳媒高層均缺學無思,甚至不少民眾學生也逐漸失去學習的意願與能力,也就是不再能夠開放地接納和回應陌生或新鮮事物,無法離開陳腐過時的偏見和習慣,失卻糾正錯誤的能力。因此,重提「學習」的重要性,也是在尋求一種最徹底和根本的社會改變,是真正的基進(radical)。正如Zygmunt Bauman與Hannah Arendt不約而同地指出,當民眾愈來愈不習慣思考學習,安於服從命令和陳腔濫調,社會就愈容易走向極權。當香港的殖民習性碰上中國式的政治管治,當政權為了自身的安危而更加強力地去推動不公義的政策,不思考和不學習所產生的後果,更令人擔心。因此之故,在這個缺學無思的世代,如何做好教育工作,變得至關重要、刻不容緩。 雨傘運動中的學習本來以為,亂世中的教育工作,會舉步為艱。然而,雨傘運動的洗禮,卻開啟了過去難以想象的可能性。過去的二個多月,不少以各種方式參與這場運動的學生青年,快速成長,在不同程度拓展了對社會的認識、改變或鬆動了單一狹隘的價值觀念、進一步掌握組織活動照顧自己和他人的能力,部分同學的表現更叫人刮目相看,甚至令我們這些在大學任教的老師懷疑,過去和現在給學生的三、四年大學課堂教育,成效是否還不及接受七十多日的廣場薰陶?教育不就是啟發知識、孕育價值和學習技能的工作嗎?自然,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青年,間或會錯失了一些學習的良機,部分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所有的學習,不都是從錯誤中孕育的嗎?青年人自然會犯錯,但成年人不會嗎?自以為永遠正確和從不會犯錯者,在教育工作者眼中,大概才是最無藥可救、缺學無思的一群,例如我們成人世界中的一些高官政客、傳媒高層。如果把所有的孕育學生成長的責任,都託付街頭,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大概都會有點情何以堪。在同學們快速成長的過程中,為他們清除社會給他們添加的學習障礙,教師恐怕仍是有點工作可做,也是責無旁貸的。當中的一個主要學習障礙,是主要由政府建制傳媒網站推導或製造的「常識」,一堆已變成陳腔濫調,又或被淘空了內容的語詞概念,產生了混淆視聽、阻礙學習的效果。另一個主要的學習障礙,是我們對待犯錯的態度。是像政權建制和政客般「零容忍」青年的「錯誤」?甚至利用他們一時的犯錯而步步進逼,不擇手段地達至政治目的?還是創造包容的空間,讓同學青年都能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回到根本、走向未來如果我們真的毋忘初衷,恐怕必須認真地在缺學無思的世代,盡力保衛和激活思想與學習,這或同時有助我們深化有關雨傘運動應如何繼續的討論。要再次佔領還是遍地開花?走入社區是什麼和為了什麼?長期的不合作運動和公民抗爭又意指什麼?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要再次「佔領」,那麼追求的應是重奪我城的空間、民衆的時間,讓每個人都能夠思考和學習,以尋找和從事最喜歡的活動(也就是「佔領」的英文名詞occupation的其中一層意思);「走入社區」,是否也應該集中於改造不同社群的既有社會關係和文化價值,移除學習的障礙?不合作運動或公民抗爭的遍地開花,為的恐怕也是讓身處不同位置的朋友,不再缺學無思、唯命是從。教育工作者看見青年要重奪未來,大概都會滿心歡喜,只有那些目無先輩、不關心後代的極端自私自戀者,才會因害怕青年的吶喊而考慮移民。未來本來就屬於青年以及他們的後代,年長一點的教育工作者如我,倘能在他們爭取的過程中,為他們拆掉一些有礙思考和學習的屏障,讓他們從糾錯中成長更能順利,大概也算是毋忘初衷。這也是清場後希望延續「雨傘大學」的原因。文__許寶強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