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on China: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 如何親歷新經濟大國崛起

「我希望,我的孫輩們能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當美國小布殊時代的財政部長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被問及他為什麼要寫《與中國打交道: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一書時,他如是回答。在書的扉頁上,保爾森把它獻給他的孫輩,並寫道:「想讓你們知道為什麼祖父要花這麼多時間在中國。」他的聲音輕柔,語言幽默,常常逗得滿場大笑。保爾森說:「中國領導人把自己在百姓中的信譽,植根於經濟機會、創造就業,以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所以,在過去30年當中,中國一直把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經歷了九七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按危機,中國經濟仍舊一枝獨秀。即便今天,新一輪全球經濟波動再起,中國還是不容小覷。中國是個不容忽視的存在無論喜不喜歡、接不接受,所有國家的人都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早已是個不容忽視的存在,區別僅在於面對或背對這個龐然大物——背對它,顯然不智。全世界的精英階層,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渠道加深了解中國。保爾森是其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早在高盛(Goldman Sachs)擔任要職時,他就開始深入中國,接觸中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高層人物。他看到許多普通人不會看到的細節,例如朱鎔基西裝褲下面露出的一小截秋褲,對他來說簡直是「東洋景」。保爾森:王岐山是堅定的改革者保爾森選擇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的中譯本,因為他對香港簡直太熟悉。過去幾十年和中國打交道,常常都是通過香港作為橋樑。保爾森非常了解中國,當他說出「在中國,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况,對方說着同樣的話,意思卻相當不同」時,你便知道,他確實與足夠多的中國人打過交道。而作為一名外國人,和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合作,當年的步步驚心,是很多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沒有辦法想像的。例如,1997年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江澤民前主席稱:「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於是,許多老牌的國企啟動改革。當時,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電信身上,因為幾周後它就要在香港上市。整整一年前,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拜訪保爾森。保爾森對王岐山甚為激賞,稱他是「堅定的改革者,精明而前途無量,擁有完美的關係網」。王岐山對保爾森說:「項目(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需要一家領先的國際投資銀行,我希望是高盛。」保爾森問為什麼。王岐山沒有解釋,只說:「我已經決定跟高盛合作。」3個月後,保爾森來到北京,去見郵電部長吳基傳。雖然保爾森接受任務,但他必須獲得更多中國高層的支持。他在書中這樣寫:「在中國,雖然一個人說了不算數,但很多人卻能說不,而把一件事攪黃。」他清楚在這個項目當中郵電部的重要,因此非常謹慎。可「出師不利」,前往郵電部的當天就遇到堵車。眼看只有5分鐘了,他當機立斷,下車用跑的。當他於北京寒冷的12月,穿著西裝在長安街上狂奔。而他知道,想要獲得中方支持,除了官方的交往,還必須和中國的領導人建立良好的私人聯繫。顯然保爾森做到了。1997年5月20日,高盛正式獲得郵電部的授權。朱鎔基向王岐山說的一番話一切看起來如此順利。6月末,保爾森來到香港,準備見證香港回歸,結束長達156年的殖民地歷史。他非常得意—— 但,只得意了幾天。7月1日香港回歸,第二天全球的投機者們便把矛頭指向東南亞。泰國率先撐不住,從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他們不得不把上市時間由9月推遲到10月,但在中國電信上市的前一天,香港股市仍下跌了14%。中國電信就在這種「頂硬上」的情勢中上市,股價一路跌跌撞撞,驚心動魄。王岐山後來告訴保爾森,在市場的狂亂中,朱鎔基曾把他叫回北京。在得知中國電信股價回升時,朱問王:「你拿到42億美元了嗎?」王回答:「是的,真金白銀。」朱說:「錢到了你口袋裏我才放心,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是你的。」保爾森評論道:「今天也許很難相信,中國會擔心錢的問題,但那時的確如此。」中國一路走到今天,排除了太多的困難。在中國辦成一件事,實在太不容易,親歷過的人都不敢小看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保爾森的同事在目睹中國電信上市後告訴保爾森,起初他覺得王岐山對股票定價的反反覆覆令他特別擔心,認為中國官員「根本不懂交易定價」。但事後,這個同事反思道:「也許我才根本不懂中國交易定價。」中國事,中國人都未必全懂,何况老外。但是通過保爾森這個老外的觀察,卻有可能看到我們看不到的側面。「中美爭霸」的結局每次經濟危機,中國都不跟隨經濟規律走,硬是用政策把經濟撐起來。例如,2008年時胡錦濤溫家寶政府就撥款4萬億。保爾森認為:「中國領導人似乎變得更在乎保持穩定,而不是繼續推動變革,彷彿他們從前任繼承來的突破性改革會按照慣性自己走下去。以我之見,中國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把經濟的發展當作一個在建工程。中國的經濟仍然處於一個艱難演化的開端,要實現這個國家的全部潛力,這一演化就必須完成。就中國的改革而言,步履蹣跚與快步疾馳相比,前者使中國遭遇挫折的風險更大。」保爾森或許擔心,總是躲過小危機的中國政府,會不會因經濟改革不力而遭遇更大的社會動盪,結果造成經濟的硬着陸?到時候,受衝擊的肯定不止中國,也包括美國和香港在內的經濟體——過去30年,中國扮演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若這台發動機停止運轉,其後如何?人們總是關心「美中爭霸」會不會像冷戰時代的「美蘇爭霸」一樣,這個世界會不會長期進入兩大陣營對峙,然後全世界選邊站,分庭抗禮,乃至有可能釀成比冷戰更加嚴重的衝突,或如中國憤青所說「中美必有一戰」。在政治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自我實現的預期」。換言之,當所有人都覺得「中美必有一戰」的時候,或許本來不該打的一戰,也弄假成真了。不過,歷史可能未必有逃不過去的「劫數」。保爾森說:「我不相信美中關係有什麼是一定會發生的,但的確存在着引發更強烈競爭,乃至衝突的真實風險。」美中之間,探測式的試探無可避免,但千萬不要因此而擦槍走火。而要避免中美之間的衝突,首要的任務就是雙方必須加深了解。哦,不,全世界都應該加深對美、中這兩個國家的認識,它們在新時代的新格局中的定位。所以回到開頭,保爾森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下一代活在和平的世界中。當然,你不必期待保爾森這樣一個「老奸巨猾」的人會在公開講座或接受採訪時說出什麼驚人之語,他能說的全都在書中。所以,還是去看書吧。(標題為編輯所擬)作者簡介:文化人、評論人[文.許驥/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2016年11月7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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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逃國紀:錢安全肉身就安全 愛國浪潮下的移民暗流

十一國慶。愛國憤青在網上大聲疾呼,有「良知」的中國人國慶期間不要去日本旅行,給日本「送外匯」。可「聰明」的中國人,不僅是去日本旅行,若有機會,當然是很願意去做「日本人」的。身邊的朋友,但凡有能力符合「高級職業人才」專案條件的,也都去申請日本的「永久居留權」了。想起以前有位日本評論人說:日本人常常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但不會輕易放棄國籍;而中國人相反,嘴巴上說愛國,卻可能是世界上最隨便放棄國籍的一群人。內地如何「香港化」香港人現在整天喊抗拒「大陸化」,殊不知內地「香港化」得有多厲害。香港人每有風吹草動就「跑路」,這幾年尤流行移民台灣。而內地愈來愈和香港一樣,大街上走的行人,看着都是「中國人」,但真的查他國籍,未必。這現象早從很多年前就開始了,原先由於一些扭曲的政策而催生出來。例如,有些中產階級買不起學區房,於是乾脆花幾十萬人民幣,買一個太平洋上不知名小島國的國籍,搖身一變成為「老外」,便能享受優惠政策進入心儀的學校。所以,很多人移民只是為了拿一個國籍,不是真的要出去生活。而聽說那些移民出去的人,不少都後悔了,因為外國「好山好水好無聊」,坐滿移民監回來,發現沒有移民的人混得比自己好太多,於是又紛紛「返國」。不過,這幾年隨着國內局勢的微妙演變,移民的暗流似乎愈演愈烈,事情正在起變化。那些口口聲聲說「愛國」,三令五申中國經濟會一直好下去的精英,不少都已經或正在移民的路上。連朋友的創業項目都是「早發早移」,這幾乎已經成為時代的「風口」。可是,要獲得「自由身」談何容易呢?中國移民者的目的地,多數是英(包括英聯邦國家)美——現代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有錢的,投資移民;沒錢的,技術移民;沒技術的,投靠親屬移民。中國人移民還是很講「兵法策略」的,通常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肉身先不要引起注意,靜悄悄把資產都轉移出去。錢安全了,肉身就安全了。韓寒很多年前說的那句笑話,今天聽起來已不好笑:「在中國,我周圍都是貪官們,已經習慣,去了外國,發現周圍還都是中國貪官們,我肯定崩潰了。」當然,未必周圍都是中國貪官,但肯定到處都是中國人。而且,中國的資本也正在入侵全世界。你在中國逛的商場是「某達廣場」,結果移民去了西班牙,發現怎麼還是在逛「某達廣場」,都是幫襯王某林和他的「國民老公」兒子。自從香港推行「零雙非」後,許多向外把孩子送出境外的內地家長,把目光投向了美國,在內地形成一個叫「美寶媽」(美國寶寶媽媽)的群體。香港不讓生?那就去美國美國人比香港人精於計算,看到「商機」,乾脆大量開放,正好拉動美國經濟。《北京遇上西雅圖》裏,湯唯扮演的孕婦要躲起來生孩子,因為持的是旅遊簽證,本質上違法。但現在,中國媽媽可以堂而皇之地跟美國簽證官說自己要去美國生孩子,便會獲批合法逗留。美國人想,這些中國父母的事業都在中國,離不開中國,但心又嚮往美國,他們生了個美國小孩,只能接回中國去培養,擲重金給小孩最好的教育,等小孩長大成才,總要送回來——美國人不用花錢把小孩養大,卻收穫了為美國做貢獻的公民——這筆生意做得過!記得幾年前,在香港和一位從內地來參加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家長聊天。問他為什麼送孩子去美國讀書,這位家長的回答和其他家長不一樣。他說,清末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不斷送學生出去接受西方教育,所以才孕育出人才輩出的民國時代。這一輪留學、移民潮,是「新洋務運動」。他堅信,今天出國的中國年輕人,真正的精英最終會選擇回來改變中國,因為在他看來,發自內心的愛國熱忱本身就是精英的其中一項特質——如果不愛國,便算不上精英。但是,其他更大多數的中國家長,似乎沒有這麼高的「覺悟」。實際上,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識見去理解西方社會是怎樣一種社會,什麼叫普通法、貴族學校、遺產稅、新教倫理等等。他們連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情况都搞不明白,更何况美國呢?多數人僅僅是「趕時髦」,又趕上現在移民政策寬鬆,就走了。對一個人口14億的國家來說,從來沒有小事。即便這股「時髦」僅僅影響了1%的人口,那也是1千4百萬——兩個香港的人口總和啊!不要遠方的苟且一切政治問題,都是經濟問題的偽裝。無論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罷,今天的中國影響力都太大了。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無疑成功把自己變成了世界經濟最主要的發動機之一。所以,中國的經濟轉型牽動全球注意。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可能都會持續「中美爭霸」的「新冷戰時期」。最終鹿死誰手?其實沒人知道。就好像「美蘇爭霸」時美國人根本沒做好贏的準備,因為蘇聯絲毫看不出任何敗相,所有「死因」都是事後諸葛亮總結的「好運氣」而已。互聯網時代,開啟了中國網民的「偉大徵程」。雖然不能「佔領白宮」,又有自己國家「防火長城」的重重障礙,仍無法阻攔他們「翻牆」到臉書,以排山倒海之勢鋪天蓋地圍攻他們所判定的「辱華者」或者「賣國賊」。中國社會日趨分裂——精英眼睛向外,尋找與外界建立連接的合作可能;屌絲眼睛向內,拒絕接受外在的所有,所謂「愛國」的自尊心,在切斷信息通道之後愈發膨脹。對外的態度,基本上可以作為判斷一個人社會階層的標準。這些現象的背後,孰言與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或稱「正常化」,長期雙位數的增長才不正常)沒有關係?因為中國經濟發展放緩,人民幣也沒有過去10年那麼堅挺,精英擔心手上的資產縮水,自然把目光投向境外美元市場;屌絲則因為總體經濟環境比過去蕭條,甚至連找一份像樣的工作都難了,再看到精英階層的崇洋媚外,變得更加仇視外國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正無論如何也是身在底層不得翻身,喊幾句「愛國」起碼顯得比較「高尚」吧?很多年前,也曾經糾結於要不要移民這個命題(偽命題?)。內地那個很受歡迎的「高知子弟」高曉松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可能年紀大了,對這種「詩化」的語言自動屏蔽——世界其實不是這樣劃分的。大概是上只有兩種人,一種人有能力把生活過好,一種人沒能力把生活過好。對前者來說,無論「眼前」還是「遠方」都有「詩」。而對後者來說,假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麼等待他的,就是遠方的苟且。不想離開香港,是為了不要遠方的苟且,更要讓所有我愛的人一個相對「不折騰」的生活。至於我愛不愛國呢?你猜。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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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居民專訪:在「沒有新聞」的城市如何自救?

天津,一座在許多中國人心中以「貧嘴」著稱的城市,這裏盛產相聲藝人,大街上隨便拉個人出來,都能胡侃一通,把你說得哈哈大笑。所以天津人有個外號,叫「衛嘴子」。「衛」,因為天津自明代起是北京的衛城、重要的軍事基地。天津人在北京人的管轄下,培養出一種善於自嘲的人生觀,這也是他們幽默性格的來源之一。但是這天,天津人喪失了樂天的能力,大家都被大爆炸驚呆了。8月12日夜臨近零時,許多人都已進入夢鄉,只有年輕的網絡世代尚未入睡。突然,一陣巨響打破了午夜的寧靜。在天津城東,靠近天津港的塘沽,發生了劇烈的爆炸。許多人被驚醒。但這還不算完,30秒後,又一聲爆炸,比之前那次還要嚴重。事後有人計算──第一次爆炸相當於22噸TNT炸藥,亦即6枚戰斧巡航導彈;第二次爆炸相當於21噸TNT炸藥,亦即兩枚戴維小型戰術核武器。塘沽,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曾被英軍的炮火淪陷,今日卻被自己淪陷。一整夜,我都沒有安眠,關注前方最新消息,更加放心不下天津的朋友Helen。 天津被自己淪陷在網上,各種前線消息撲面而來,在微博、微信廣為流傳。Helen惴惴不安,因為孩子才三四歲,雖然沒有直接受到爆炸的衝擊,但誰知道其後會不會有後續的各種問題?Helen說:「天津出了名的捂事兒(隱瞞不報),除非事情太大。」第二天當地的報紙上,果然只有國家領導人的正面指示,未見對許多細節的追查與披露。我勸Helen趕緊來香港住段時間,但她苦於無法立刻拿到簽證。現在Helen最擔心的,是空氣質量有沒有問題,因為這決定她是否出街。《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說「現場粉塵沒有擴散,對附近居民威脅極小」。但是Helen看到新聞說,天津港的一個汽車倉儲場的1000多輛汽車,由於爆炸被摧毁,燒得只剩鐵架子。而網上另外一張照片則顯示,路邊停放的汽車的車輪骨,都因爆炸而融化。車輪骨的材質一般為鋁,而鋁的熔點為攝氏660.4℃。據此,Helen堅決不相信空氣中沒有污染物一說:「就算是汽車燃燒的粉塵也夠嗆吧!」 「民眾100%的支持」你信不信?爆炸剛剛發生的時候,有人說是加油站爆炸,最後被證明不實。官方最終給出的消息是,碼頭集裝箱內的易燃物爆炸。但可笑的是,網民起底出一份「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院」對爆炸地點給出的「環境評估報告」卻稱「100%公眾認為選址合適」。報告稱「進行了兩次網站公示,在渤海早報上進行了報紙公示,在主要保護目標處進行現場公示,並採用發放調查表的形勢進行公眾參與,公示期間沒有收到任何反饋意見,發放調查表130份,收回128份,發放的主要對象為項目周邊環境保護目標。調查表調查結果表明,100%的公眾認為項目位於北疆港區內,選址合適。從環境保護角度,51.6%的公眾對擬建項目持支持態度,48.4%持無所謂態度,這就說明公眾在了解項目的基礎上,支持項目的建設」。報告還顯示,該地點擬改造成「危險化學品和普通貨物集裝箱堆場」,「佔地46226.8萬平方米」。對這項目,「民眾100%的支持」,你信不信呢?讓人難以相信的遠不止這些,還包括因爆炸引起的死亡人數。截至13日中午12點,官方給出的數據是44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消防員。很多人想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2011年的溫州動車追尾,官方最後公布的死亡人數,至今仍遭到許多質疑。不過,質疑的聲音全都被消失在主流傳播渠道。誰在此時害怕?美國CNN記者前往天津醫院做現場連線報道,稱送往醫院的人數不斷上升。直播才持續了一分多鐘,就被一群情緒激動的群眾衝上來打。這些群眾拉扯記者,大喊「不能拍」、「不能報」、「STOP」等,導致直播無法繼續。CNN記者無可奈何地苦笑:「這不是第一次被打斷了。」Helen告訴我,昨晚她的朋友正在和住在塘沽的朋友打電話聊天,聊着聊着,對方一瞬間就沒了……聽得我毛骨悚然。Helen四處打聽官方沒有給出的消息,問了不少傳媒界的朋友。結果,整個天津傳媒界大小領導通宵達旦地在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用怎樣的口徑統一報道。最後的結論是:發新華社通稿。 專制政權的悖論天津有個「雅稱」,叫「沒有新聞的城市」,一切負面消息均被和諧。例如2012年6月30日天津薊縣一商場大火,媒體報道死亡300多人,官方則通報死亡10人。今天去問天津人,很多人都已不記得甚或不知道這宗火災。反而是千里之外的《雲南信息報》發表了社論〈薊縣大火需要徹底的信息公開〉。13日上午,天津衛視沒有任何關於大爆炸的新聞。電視裏播的,是韓劇,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動畫片《戚繼光》。所以,網上有句名言:「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韓劇和動畫片。」直到中午時分,天津衛視才有了第一條關於大爆炸的新聞,畫面卻是夜裏就已經拍好了的── 估計這一整夜,這條新聞不知審查、刪改了多少次。一些人說起天津,知道這座城市近年經濟發展得很好,是所謂環渤海灣帶上重點發展的城市之一。也有一些人知道,伴隨經濟發展,天津的環境污染非常嚴重,所以不少天津有錢人都搬離天津去海南買房子。天津無疑是今天中國非常典型的城市,國家政策扶持,是「淘金」的好地方。於是,四面八方的人蜂擁而至,所有人都在瘋狂賺錢,用生命賭明天,彷彿只要賺到錢就是人生所有目的。但所有人又每天朝不保夕,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碰上意外,從此天人永隔。前不久,我在微博上談論香港社會高效率的話題。有內地網民給我留言,說內地的效率現在不知道比香港高多少。從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說這位的判斷是對的。論內地蓋高樓、起高鐵的速度,內地確實比香港快得多。可是別忘記,伴隨這些「快」的同時,是官方也能用最「高效」的手段隱瞞真相,打壓所有的異見,讓一切質疑噤聲。專制政權的悖論在於,它可以調動所有資源發展,但愈發展,專制政權本身也愈強大。中國這盤棋,下着下着,似乎只能是一盤僵局。期待黨改變?我怕你沒那麼長命,還是趕緊動手自救吧。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文/許驥 編輯/袁兆昌]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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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國,與你喜不喜歡無關

過去一年,有幸參與明報教育出版的通識科教材之《現代中國》的編寫工作。有機會對香港目前的教育作較為深入的了解,並引發了一些思考。現在編寫工作業已完成,我想將個人的一點觀感,以及對中港問題的看法寫出來。起初,我只是希望編寫一本能夠幫助香港同學了解中國的書。在這個出於種種理由,香港人愈來愈不願意和中國發生關係的時代,對中國的深度認知反而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而參考了大量通識教科書後,我發現幾乎所有教科書都有個通病,就是它們所涉及的現代中國歷史,都止步於胡溫時代,有的甚至只講到江時代。作為一名前新聞工作者,我覺得這樣處理中國現代史略顯不足。 上海人最懂香港人因為過去的十年,尤其是習近平上台提出「中國夢」之後,才是中國現代史最關鍵的階段。從官方看,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從民間看,以互聯網作為驅動力的底層創新,正在改變整個國家── 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未有之變局,第一次非政府主導之自下而上的「大時代」終於來到了。另一方面,很多新的問題也是十年前所沒有的,例如嚴重的霧霾、飈升的樓價、高調的反腐、對互聯網的封殺和管控……總之,中國正在從量變過度到質變。中國因為幅員遼闊,其複雜不是香港年輕人用想像力可以觸及的。大家開口閉口「中國」如何如何,卻忽略你說的究竟是哪個「中國」?是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還是皇城根下的北京,或者江南溫柔鄉杭州,抑或每天優哉游哉打麻將的成都……每個地方的中國人都不同,他們眼中的香港也不一樣。香港這座城市的性格,是在近代形成的,雜糅了上海的買辦精神和廣州的市井文化。論對中國的向心力,香港不及廣州;論對中國的離心力,香港不及上海。譬如,香港這幾年對外地人的歧視乃至仇視,同樣的情况在上海也有。一些上海人不滿外地人來搶奪教育、醫療等資源,連強加給外地人的綽號都和香港人如出一轍──「蝗蟲」。試想上海可是中共一大的召開地,是中央嚴格管控的地區,是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的直轄市。倘若上海擁有和香港一樣的政治地位,那還不成為「獨立王國」?所以,我常說不要以為內地人都和香港人離心離德,起碼在情感層面,一些上海人是非常理解香港的。有次我在香港的郵局寄信,信是寄往內蒙古的。處理信件的年輕工作人員,竟然將信作為「國際郵件」。經身旁年長的同事提醒,他才意識到「內蒙古」和「蒙古」不是一個地方。他只好紅着臉,跟同事承認:「你也知我地理有幾差。」然而,香港年輕人對於中國的無知,是不能怪他們的。香港過去十幾年的教育,催生了一代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懂通過正常途徑表達自我的人。 「意識形態先行」此話怎講?請容許我將話題拉開一點。話說不久前,我在一個場合遇到金馬獎獲得者,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周浩。當時好幾個人圍着周浩,有人問他:「你覺得香港的紀錄片和內地的紀錄片相比有什麼不同?」周浩想了想,回答道:「我發現香港的紀錄片比較主觀。」不知道為什麼,「主觀」兩個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我想,周浩是太客氣了,畢竟作為「客人」不好意思把話說得太狠。在我看來,香港紀錄片(尤其是年輕創作者拍的作品)就是「意識形態先行」,往往是先有了想要表達的意見,然後片面擷取各種符合自己意見的片段,拼湊成一部片子。這幾年,反而是內地的獨立紀錄片,常常讓我看到抽離主觀世界,誠懇講故事的好作品。這問題困擾我:究竟是什麼導致中港兩地的年輕人,呈現出不同的樣子?按照道理來說,在內地那樣一種「意識形態先行」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人,才應該比較「主觀」,不是嗎?我的基礎教育都是在內地完成的,故對「主觀」有切膚的體會。例如說學近代歷史好了,無論遇到什麼國際事件,凡美帝的,都是壞;凡中國的,都是好;遇社會主義則社會主義,遇工人階級則工人階級,遇毛澤東則毛澤東,遇鄧小平則鄧小平……難道是因為內地年輕人厭煩了這種主觀的教育,所謂「物極必反」,走到了教育的對立面嗎?假如推論成立的話,香港年輕人則應該是走到了本港教育那種「理客中」(理性+客觀+中立)的對立面,被壓抑已久的主觀情緒爆發出來。在編寫《現代中國》的過程中,很快我就發現根據規定,介紹任何歷史事件我們都被要求「持平」──無論這件事在學術上、輿論上已經是多麼蓋棺論定的事件,都必須要加一句「也有學者提出相反意見」云云。於是走出校園步入社會的香港年輕人,反而變得非常容易「選邊站」,再也不想聽「相反意見」。 用知識支撐情感我當然希望能夠尋找夾縫,去盡可能地改變這種不健康的教育理念。因為一朝你走入社會,就會發現「表態」並沒有那麼重要,「持平」也是多餘的,關鍵是你有沒有貨真價實的料。所以,在《現代中國》中我加入了「點評中國」的部分,作為正文以外的內容呈現,希望盡可能多地為香港同學提供個性化看問題的角度── 也就是中港「雙視野人」的角度。今天的香港,愛中國的和恨中國的人同時存在,將中國捧上天的和將中國踩在腳下的人同時存在。但這世界上,沒來由的恨,往往醞釀沒來由的愛;反之亦然。何故?因為建立在無知上的感情,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能長久。恰如許多文藝青年視金錢如糞土,中年以後卻瘋狂攬財。所以,不管你對中國的情感是怎樣的,我都希望你能掌握支撐你這些情感的「硬知識」。有人或許會說,我就是不喜歡中國,怎麼辦?那麼我只能告訴你,人生就是一場「西遊記」,很多事情,跟你喜歡不喜歡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孫悟空並不喜歡取經,但他遇到了玄奘,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最後終於成佛。真正大徹大悟、修成正果的,往往是那些沒時間想「喜歡不喜歡」這種膚淺問題的人。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文.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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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代替孩子去報復這個世界嗎?

親愛的LH:前不久,媽媽給爸爸講了一個故事:說在遙遠的上海,有個小寶寶生病了,他的爸爸媽媽帶他去醫院看病。但是給他掛鹽水的護士姐姐是個新手,她連續給小寶寶紮了兩三針,還是沒有找對血管的位置。小寶寶因為手疼,所以不住地哇哇大哭。小寶寶的爸爸情急之下,出手打了護士姐姐。然後,媽媽問爸爸:「如果是你,你會怎麼樣?」爸爸想了良久,回答道:「我想我還是不會打人,即便如果把我放在那個情景中,身為爸爸,我也會氣得要命。」最近這段時間,爸爸總是在想:作為父母,我們能夠給你的真正的保護,究竟是怎樣的呢?假如我們待在家裏不出門,這似乎是很安全的。但是某天鄰居突然就開始了裝修大業,電鑽觸牆的那一下,發出的巨大噪音,令你猛地一驚。爸爸媽媽立刻跑到你身邊,輕輕抱起你,安撫你,你才逐漸平復。生活中有些爸爸媽媽,都會把寶寶遭遇到的傷害,解釋成有人故意要傷害寶寶。所以,假如寶寶不慎摔跤,他們就會用腳去踩地說:「打死你,讓我們寶寶摔跤!」有時候,甚至還要叫寶寶也踩幾腳。假如寶寶不慎撞到了桌角,恨不得把桌角給鋸了。爸爸愈來愈懷疑,這樣做真的是愛孩子嗎?恐怕結果是讓寶寶覺得危機四伏吧?有時候爸爸看着那些在飛機上對空中小姐大聲吼叫的人,就能想像出他們小時候,他們的爸爸媽媽是怎麼教他們理解這個世界的。以前,有個叫王國維的老爺爺評論過一本名叫《紅樓夢》的書。他說,人間的「悲劇」有三種,第一種叫「壞人作惡」──我們可以抓出壞人;第二種叫「天命使然」──我們可以順從命運;第三種最奇怪,誰也不是壞人,但是這些人在一起,卻會變出壞的結果來。我們從來無法避免有壞的事發生,即便這個世界上全都是好人。這個道理你現在未必懂,但沒有關係,爸爸想要對你說:「親愛的寶貝,世上沒有任何人會存心傷害你,如果他們令你受傷,一定是出於不小心。所以,我們首先要原諒他們,然後用對的方法,處理自己受到的傷害。但是,這世上就是有很多不小心也會傷害到我們的事情發生,那叫意外。因此,為了防止意外的發生,我們要養成很小心的習慣。」這,大概是爸爸唯一能夠保護你的方法。有天,爸爸也會離開這個世界,留你在這星球上,繼續你的人生。爸爸不可能代替你去報復這個世界,爸爸唯一能教給你的,是不去憎恨這個世界,沒有一顆報復心。但這一切都是爸爸對自己的期許而已,假如爸爸遇到了那位新手護士姐姐,希望爸爸的表現能夠合格。和你一起成長,是條漫漫長路,你又何嘗不在見證爸爸的變化?祝你變成一個善良柔軟內心強大的小孩!愛你的爸爸2015年4月5日[文.許驥]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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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柴靜都不上班 自媒體革命還會遠嗎?

{世紀版編按:早前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由前中視記者柴靜策劃、採訪,掀起兩岸關注「自媒體」的崛起。最近在內地火紅起來的自媒體參與者許驥,他主持的節目,粉絲成千上萬,成為他在寫作以外的發展方向。今天,許驥撰文談談自媒體到底是什麼,有何吸引,並鼓勵年輕人以此「創業」。先從柴靜談起……}「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束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不需要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精神。」據說,這是胡適先生1946年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說的話,內地調查記者柴靜將其摘錄到自己的著作《看見》中。這其實並不是新鮮的話題,歷史上無數過來人都告訴我們,只有獨立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不獨立,卻要自由,這自由不是你的,是別人的恩賜,是假的。譬如一個人要上班,你如果遲到,老闆就扣你人工,那麼你就沒有睡懶覺的自由,就這麼簡單。所以,真正想要自由,必須能夠先在經濟上獲得獨立。 內地創作者的「獨活」我們正處在互聯網時代──聽上去老生常談,但是生活在香港的我們,實際上並沒有真切感受到互聯網的巨大力量──年輕人利用互聯網,多數還是娛樂。相比之下,內地互聯網的發展一日千里,目前絕非玩的工具。別的不說,僅一款國內最多人使用的聊天工具微信,已足夠讓很多人依靠其養活自己。互聯網幫人賺錢的原理很簡單,背後以一系列創新科技作為支持,讓人可以不再依靠組織生存。例如,微博去年開通了「打賞」功能。將文章發表在網上,讀者如果覺得內容好,可隨心所欲將自己認為值得的金額直接給到作者。微信也是一樣,創作者可以開「微店」,在上面出售自己的作品。有人在網上幫人畫全家福,收入高過成名的畫家;有人通過網絡社群訂單,幫BB拍照,預約要等半年以上;更有一個叫「『羅』輯思維」的微信公號,「復活」一些在市場上早已絕版的書籍,通過電子商務出售,一周內銷量可達5萬冊……內地無數創業者的嘗試,向我們證明,互聯網時代,是一個「獨活」的時代,不需要依靠組織生存。我一直有個迷思,既然在本港,人人都抱怨城市小、人口少,創業不易,但是大家又都不願意到語言、制度、文化都不同的內地去開拓市場。那麼,身為作者,我有沒有可能住在香港,卻像內地的創業者一樣,建立面向內地受眾的個人平台呢?所以,去年7月,我在網上開通了個人電台「原來醬紫」,每周三上傳一期20分鐘左右的節目。說起來,內容在傳統時代是被認為「悶到生菇」的讀書節目,如果去正規電台,恐怕是絕對不可能給我時間胡說八道的。然而,電台效果令我驚喜,不到半年粉絲量已經達到一萬多。然後,我又轉戰到微信上。 創作者怎樣賺到錢很多玩facebook的朋友或許都有類似體會,那就是海量的粉絲可能讓你很有名,但不能變成真金白銀。早前我和台灣漫畫家馬克聊起網絡,他也承認,想要賺錢依舊要依靠傳統的出版、線下活動等。然而,內地的網絡技術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已有強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內地的「85後」已經非常習慣在網上消費(之所以強調「85後」,因為互聯網在內地出現是1997年的事,1985年出生的人當時12歲,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人」),如果你的互聯網品牌以「85後」為主要受眾,恭喜你,就很容易從中賺到「第一桶金」。為了證明能夠「獨活」,我從剛開始就堅定信念:從策劃到看書到寫稿到錄音到剪輯到上傳……全都由我一個人完成,是名副其實的「一個人在戰鬥」,沒有金錢投入。因此,對我來說,實現自媒體盈利是很容易的,只要賺到一毫子,已經完成任務。節目大約做到6個月的時候,我開始向節目的粉絲推薦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互聯網時代,因為受眾可以準確定位,所以不需要討好誰,只需要牢牢抓住真正欣賞你的人。而由於「欣賞」產生的溢出效應,能夠遠遠超出你在傳統社會,通過大量投放廣告苦苦宣傳獲得的微小利益。但這畢竟還是小兒科,我志不在此。「原來醬紫」的願景是能夠打造成一個平台,讓所有人都能免費享用,為香港的創作者向內地大眾展示作品。有人覺得自己創建的平台給別人用「唔抵」,這是沒有互聯網思維的表現。傳統時代,你可以壟斷,但互聯網時代,如果僅僅是你「佔有」一個平台,而沒有讓所有人共同「享有」這個平台,所有人都想要將你取而代之,注定是不能長久的。 人人也可「自媒體」「原來醬紫」(左圖,微信:huikeihk)第一季結集下個月即將問世,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其實香港也有不少人嚮往「獨活」,希望我分享經驗。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領域,我的「身法」未必適合每個人,但經營自媒體的「心法」卻是相通的。「獨活」的人起碼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擁有工匠精神前文說,要讓受眾欣賞你,也就是要建立對你個人的向心力。沒人會無緣無故欣賞你,一定是你有過人的執著。蘋果之所以成功,歸功於喬布斯的「教主」形象,他一去世,蘋果公司很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如何擁有向心力呢?主要就是要擁有工匠精神。工匠不惜代價,只專注於將作品做到盡善盡美。 二、強調個人魅力傳統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但互聯網時代很可能「富不過一代」,因為所有的品牌都太強調個人魅力──隨波逐流的時代過去了。其實這並不是新鮮事,因為在前工業時代原本如此。以前的老字號,像是杭州的張小泉剪刀、胡慶余堂等,皆以創始人命名的,強調的都是個人魅力。 三、不受平台限制「獨活」要跳出平台的限制,這就是報紙專欄和自媒體最大的區別。報紙專欄的平台是報紙「恩賜」你的,讀者是報紙的讀者。而自媒體做出品牌之後,粉絲會跟着你走。例如內地創作人高曉松主持的節目,從優酷網搬家到愛奇藝網,為愛奇藝網增加了很多用戶──於是,主動權從平台回到個人這邊。我的嘗試,無非想告訴大家,既然我可以,沒人不可以。互聯網時代,我們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和職場的種種苦悶說再見吧!如果你不需要大富大貴,只求做自己喜歡並擅長的事,那麼互聯網完全能滿足你的「獨活」人生。當然,另一個前提是你的心必須放下成見,超越中港的藩籬,乃至成為「世界人」。(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文.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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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驥:要乜有乜? 3D列印如何改變世界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09"] Photo by kakissel[/caption]?編按:3D列印自去年起,掀起全球熱潮,從傳統製造業的減材製造到3D列印的增材製造、信息製造,它的逆向思維與概念,正在改變世界。本文作者回顧去年至今3D列印的話題,看看這到底是製造業的希望,還是其他。=================================================如果用歷史的標尺去衡量,什麼「中國崛起」之類的「國家大事」,在「3D列印」這個發明面前,都顯得不足為道。不信的話,想想持續數十年的「冷戰」又如何?回頭看,不過是20世紀下半葉兩個國家搞競爭罷了,隨着蘇聯解體,這段往事就畫上了句點。而只有能夠從社會的根部影響人類組織形態的事件,才真正算得上重要。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件其實並不多。第一次,是人猿相依別的一刻,標誌着人類文明的開端。第二次,是人類邁向農耕文明。第三次,是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每一次人類社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轉型,其根本推動力乃是科技,而隨之而來的,注定是從社會制度到生活習慣的全盤改變。今天人們熟悉的各種概念,例如社會契約、自由民主、公共空間、民族國家……全都是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普及的。3D列印,不誇張地說,大概就是第四次這樣的偉大事件。增材製造其實很多人對3D列印還沒有概念,尤其在香港,似乎並沒有形成討論的氛圍。雖然名曰「列印」,但實際上,這項技術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列印。它的正確稱呼應該是:增材製造。說白了,3D列印是製造業。過去的所有製造,都是將原材料中不需要的部分去除,最後留下需要的。這種製造方式,稱為「減材製造」。而3D列印則不然,由3D列印機驅動,最後列印出來的,就是你需要的製成品。要什麼,是什麼;要多少,列印多少。和減材製造相比,增材製造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再也沒有邊角料,整個製造過程變得沒有浪費。工業時代是偉大的,它徹底解決了一個困擾人類千百萬年的大問題──匱乏。蒸汽機一啟動,流水線一運轉,產品就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地球上今天足以養活這麼龐大的人口,工業革命功不可沒。然而,工業革命也帶來一個巨大的副作用,那便是:因為需要追求更多、更快的產品,而令人異化。生產者和使用者分離,在富士康,生產者也不可能負責整部手機的流程。久而久之,一個今天為人詬病的巨大問題出現了:人類逐漸喪失個性和創意。近年來,有很多文化保育者,想盡辦法希望保留即將失傳的技藝。但在工業時代的大背景下,這樣的努力注定是不會成功的。試問,恢復前工業時代的生產,如何養活幾十億的人口?所以,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到技術的根部思考:既保證可以大規模的生產,又讓人的創造力得以實現。這個時候,你才看得懂3D列印的「靈魂」──人類可以藉此讓這兩個矛盾得以統一。信息製造3D列印技術的核心,並不是那台硬件列印機,而是這樣一種方式,令製造不再是問題,真正困難的,是包含創意、個性、美學、認同感等等一些列附加價值在內的驅動列印機啟動的軟件。舉例來說,當每個人都可以在家中列印出水杯的時候,誰的水杯更受歡迎?取決於水杯的設計、理念等。所以從這層意義上說,3D列印不僅是增材製造,更是「信息製造」。幻想一下,曾經有人問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大衛像》的作者米開朗基羅:「大衛像這麼美,你是怎麼做到的呢?」米開朗基羅回答說:「大衛像就在那塊石頭裏,你只要把不是大衛像的部分去掉,不就得到大衛像了嗎?」這是傳統時代的回答,然而如果米開朗基羅是3D列印時代的人,他的回答或許會變成:因為我懂得把完美的雕像寫成代碼,讓3D列印機執行指令啊。不過,我們不僅要看到3D列印解放人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對現有產業造成的衝擊。在3D列印面前,將來會有多少人面臨「科技性失業」,即因為科技取代人的工作,造成工作崗位的消失?例如,3D列印作為信息製造,普及之後,將來當身在香港的我們,想要送一件聖誕禮物給遠在英國的朋友,就不用在香港買好寄過去,只需要發一封email到倫敦,請當地委託人3D列印出來,送到朋友家裏就可以了。如此一來,越洋物流產業會不會隨之消失呢?再大膽想想,如果3D列印可以列印手機,蘋果公司就不再需要代加工廠,富士康之類的工廠就會倒閉,第三世界國家也沒有什麼「人口紅利」了。有人或許覺得,這一天還很遙遠,但只要稍微了解3D列印的進程便會知道,3D列印科學家根本志不在列印手機,對他們來說這不值得關注,他們真正致力的,是直接列印出機器人。換句話說── 列印智能。?[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Photo by Creative Tools[/caption]探索與創造你可以想像列印智能之後會出現什麼結果嗎?如果我們向外太空發射一台擁有智能的3D列印機,它來到外星球之後,先列印一些探測機器人,了解情况之後,便可以開始列印勘探機、挖礦機、運輸機,然後再列印新的宇宙飛船,將外星能源送回地球。跟着,地球上所有的環保產業全都變成雞肋── 沒錯,可以製造機器人的機器人或許也不是夢。但看到這裏,新的問題又來了:為什麼一切都來的這樣快?好像一個從來都沒聽說過的新技術,會突然兵臨城下,把我們推入新世界?其實,3D列印根本不是什麼「新科技」,距離它誕生,起碼已經有超過30年的歷史。只不過,以往因為它的進程多於實驗室中進行,人們忽略了它的存在。而2014年,3D列印技術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飛猛進,衝入公眾視野。比如,今年6月,李嘉誠決定投資3D列印雞蛋,兩個月後再投資3D列印肉;8月,上海出現3D列印的樓房,24小時可以列印10幢;10月,美國醫生用3D列印的心臟,救活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同月,第一款電力驅動的3D列印汽車問世……在互聯網時代,全人類的智慧形成一個新的「大腦」,技術確實會以我們無法想像的速度發展。真正的問題是,人類做好準備了嗎?如果一切都無法阻擋發生,工廠大規模倒閉、傳統產業無用武之地、失業率居高不下……我們該怎麼辦?更為重要的是,現有法律根本無法監管3D列印。網上已經出現3D列印槍支的文件,而美國政府竟不能逮捕任何人,因為不知道適用槍支管理條例還是信息管理條例。3D列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否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另外,當所有人都能在物質上自足而成為游離的個體之後,人類將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組織── 包括政府在內。到那時,無政府乃是天經地義。人類將以一種怎樣的理念相處?會不會在未達成共識之前就血流成河?一切的問題都提醒我們,3D列印在給人類描繪出無限美好的未來的同時,也可能是一場浩劫。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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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驥:李敖:憑什麼你以為你比我更愛國

今年書展,作家李敖的記者會上,主角甫入座,開口就說:「香港人,好可憐。」在李敖看來,香港人不需要有任何的內疚,因為19世紀中葉,是以清朝為代表的大陸將香港遺棄,令香港人成為亡國奴。大陸對不起香港,香港有權索回更多。但李敖在數年前也講過的,香港人笨,英國人在的時候,不知道爭取民主,一爭取民主,就碰到小氣巴拉的共產黨。而李敖沒有說的是,其實英國人也對不起香港,1980年代沒有跟香港人做任何的商量,便把幾百萬在自由城市中生活的人,甩手扔給了共產黨。這話,倒是最近末代港督彭定康代他說了。李敖向來標榜自己是「大陸型」作家,有匡扶宇宙的抱負,是台灣把他變小了。他關心香港,不外乎因為香港問題與整個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曾用頗為欣賞的口脗,讚美英國人治理下的香港。甚至說,清朝皇帝如果狠下心,不是只割讓香港給英國,而是把整個中國奉送出去,再壞也比讓中國人自己來管治要好,因為「他們的『下駟』規格,都優於我們的『上駟』標準」。這大抵不是李敖對英國這個國家的迷戀,而是他對中國也走上類似英國文明道路的嚮往。是啊,英國可以允許蘇格蘭搞獨立公投,而且把可以投票的年齡壓低到16歲,可結果卻是蘇格蘭人向分裂說「不」── 這樣的國家,世界上還有嗎?香港特首普選,中央幾次三番強調,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參選,並否決了公民提名方案。但什麼是「愛國愛港」?誰來規定?最近,《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愛中國就是要愛中國共產黨,愛中國的關鍵是愛黨。」這話像是說給香港人聽的,告訴香港人特首普選標準之「愛國愛港」所言何意。而李敖卻在九一八紀念日那天「幫港出聲」:「為了抗戰,左派右派學生,在80年前的北大禮堂,發生了激烈衝突,互罵漢奸。在台上,胡適教授大聲提醒:『這屋裏,沒有漢奸!』今天香港普選,官方提出『愛國愛港』標準,這不是博大的心懷。憑什麼我愛不愛國由你決定?憑什麼你以為你比我更愛國?為什麼不有點氣魄:『這屋裏,沒人不愛國!』」第二天,李敖繼續說道:「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對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說:有些人擔心我們老頭子不在了,政策會變。其實下一代也不會變。大陸發展起來了,對港澳,『那時還會小里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如今有些人果然擔心北京小里小氣了,北京應該想想老頭子的遠見,不要小里小氣懷疑港仔不愛國。」愛國?香港人現在應該是最愛國的,因為我們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領土上的一群人「先民主起來」。阻止的人,真的愛國嗎?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文.許驥]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明報世紀版FACEBOOK 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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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驥 :不要想着贏 要想不能輸 專訪魏德聖

在台賣座火紅的電影《KANO》最近襲港,先在中文大學舉行了一場露天播放活動,然後緊接正式公映,負責宣傳工作的電影公司人員對魏德聖讚不絕口:「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導演,會跟你說:千萬不要為(宣傳)我的電影花太多錢,否則你們會虧本的!」在拍出《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兩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之後,仍有台灣導演認為,魏德聖的成功或許只是偶然的個案。魏德聖也說過:「為什麼我已經證明那麼多給你們看了,你們還不願意相信我?」他說,別人的質疑會令他產生憤怒,憤怒的力量就發泄在作品裏,讓他不斷前進。於是,今年他又帶着由他監製的新作《KANO》前來。雖說是擔任監製,但從發掘故事,到編寫劇本,到物色導演,再到參與拍攝,他都沒有缺席,誰能說這不是魏德聖的作品呢? 尋找當事人《KANO》講述的,是台灣日治時代1931年一支來自嘉義的棒球隊,如何一路過關斬將殺入日本棒球殿堂甲子園的故事。魏德聖說,故事並非虛構,在2006年左右,當時他正在籌備拍攝《賽德克巴萊》,無意中翻看資料,發現的真實案例。魏德聖說,KANO棒球隊的故事,記載於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撰寫的一本書中,他看後覺得故事太精彩了,在短短不到一周時間內,他就找到了1931年KANO棒球隊當時唯一健在的隊員蘇正生。那年,蘇正生已經90多歲,然後於2008年辭世。如果魏德聖遲兩年發現KANO棒球隊故事,「那就沒有《KANO》了」。魏德聖回憶道,蘇正生身高180公分以上,身體健碩,聲音洪亮,虎虎有生氣。魏德聖拜訪蘇正生的初衷,只是為了跟他核實書中的一些事實。但意外的是,因為蘇正生耳背,聽不清魏德聖的問題,於是「答非所問」,講出了好多書本之外的細節,令魏德聖喜出望外。魏德聖說,蘇正生告訴他,在最後決賽時,投手吳明捷因為手指受傷,總是投不出好球。在外野的隊員就對吳明捷喊:「你就投直球給他打,我們守住,你不用擔心,你就投直球,慢慢的投,他再怎麼厲害也打不到全壘打。」魏德聖一邊比劃着揮棒、接球的動作,開始有點激動起來。這些不為外人知的細節被搬上銀幕,確實令很多人潸然淚下。回憶起自己的「體育生涯」和「體育情結」,魏德聖說自己從小身材瘦弱,常被人認為不擅長體育。但在念專科學校的時候,他偶然參加1500米跑步比賽,初出茅廬就拿了金牌。學校遂安排他參加一萬公尺比賽,但他卻因為對自己高估,緊隨第一名跑,結果體力不支中途放棄比賽。這經驗讓他至今回想起來懊惱不已──如果堅持下來,起碼能完成比賽,何必放棄!這種精神到了《KANO》裏,就成了那句經典台詞:不要想着贏,要想不能輸。 何必怕日本在《KANO》中,魏德聖的身分不是導演,而是監製。這次,他找來賽德克族的馬志翔擔任導演。他說,之所以有這樣的安排,是因為馬志翔比他更加熟悉棒球。曾經打過職業棒球賽的馬志翔,比較容易掌握棒球的節奏。魏德聖說,他給馬志翔的建議是:「與其看棒球電影或漫畫,不如去看真正的棒球轉播,去看記者如何去抓球。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有動感,我們就是把一場球賽弄得像真的一樣。」他說,很多觀眾看完電影後起身鼓掌,就像看完比賽一樣,這讓他很感自豪。但「巧合」的是,魏德聖最近3部電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KANO》)都和日治時代的台灣有關。於是,魏德聖不經意間被貼上了專拍這一時期台灣電影的標籤。尤其在《KANO》裏,嘉義被描繪得像「世外桃源」般美好,這令一些人很是不滿。在魏德聖的鏡頭下,嘉義街道之整潔、農業之興旺、民眾之和睦,着實打破了很多人對歷史的刻板偏見。魏德聖介紹,《KANO》高達3億新台幣的投資,大多花費了在美術和布景上:嘉義城是造的,甲子園也是造的,所有演員的服裝、髮型都要符合那個年代。他說,劇組對電影的一絲不苟,讓一切都回復歷史原貌。例如,在設計校服時,他們找出黑白照片比對,然後打電話到日本學校,詢問當年校服藍色的深淺。有人說,魏德聖過度美化了日治時代,甚至指摘他「親日」。而魏德聖卻正襟危坐,義正詞嚴地說,那個年代「真的是這麼美好」!他說:「日治時期的台灣,曾經有過不好的時候,前後時段是不好,中間那段時間還算是穩定。」魏德聖更信心飽滿地指出,有人聽說《KANO》「親日」,於是專程跑去看:「看完發現哪裏親日了?」在他眼中,KANO的故事不是日治時代的歷史,而是台灣自己的歷史。他說:「大家的自卑感存在太久了,有一點刺激就緊張,其實根本不用那麼緊張,我們可以很有自信的回看過去,我們自信是因為我們有魅力去吸引更多(人),而不是說很自卑地用自傲保護自卑。(今天的)日本對於我們來講,除了言語的攻擊性,他敢怎麼樣?我們怕他幹嘛呢?」 族群融合是智慧《KANO》在台灣上映後,有觀眾跑來跟魏德聖說:「能夠生活在台灣真好,有這樣的故事。」潛台詞是,感謝魏德聖把這麼好的故事拍出來。魏德聖說,他之所以鍾情於拍攝日治時代的台灣,是因為戲劇最重要的矛盾與衝突,日治時代多種族混雜的台灣,難道不是最多故事的嗎?但是,魏德聖顯然還是對攻擊他的言論有些忌憚。當問及他是否還會繼續用電影講日治時代的故事時,他笑說:「不想再拍了,不想背負『漢奸』罪名。」接下來,魏德聖會把視野放到更加遠久的台灣,正在籌劃一部關於400多年前荷蘭人管治台灣時代的電影。他幽默地解釋道:「荷蘭(時代)那麼久了,應該沒有什麼人會說我美化荷蘭了吧?」魏德聖說,其實他想用《KANO》帶出的信息,是族群融合。KANO是由漢人、原住民、日本人共同組成的棒球隊,幕後功臣是球隊教練近藤兵太郎。魏德聖說,如果管治者有足夠智慧,應該讓族群融合,而不是相反,這是現代社會的價值。這,也是對《賽德克巴萊》中「霧社事件」大屠殺的反思──別忘了,霧社事件發生於1930年,KANO則發生在1931年,僅僅相隔一年而已。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讓管治者高下立判。 後記:當《KANO》播完後,細看片尾名錄,我發現導演一欄中有兩個名字:魏德聖、馬志翔。於是好奇,電影的導演究竟是誰。魏德聖誠實得可愛,他坦承:「(自己的名字)是為了要錢而不得不掛上去的。《賽德克巴萊》因為票房好,所以有7000萬新台幣獎勵金,規定是給《賽德克巴萊》導演拍下一部片用,我沒有掛名的話就領不到那筆獎勵金,所以那個是給他們檢查用的。」我說:「一般人不會像我那樣去看片尾。」魏德聖笑了:「對,你好無聊的。」[文.許驥 圖.葉家豪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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