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蕭國健《探本索微——香港早期歷史論集》

一八四二年之前香港只是一條小漁村?不是的。香港本地史家多反對此論,尤以史家蕭國健著述甚豐,其《香港古代史》、《香港前代社會》敘述開埠前之社會經濟,知其民風淳厚生活精彩,可證漁村之說實誤。蕭國健如今結集論文而成《探本索微》,記述香港早期歷史的細微處,不以時序為框架,分成研究、地名、歷史、文化共四章,雜談歷史,讀來拾遺更多。荒島之說昔日洋人與中原朝廷多稱香港為荒島。英國人說一八四○年前的香港是「空無一人的荒島」。一八四三年,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訪問香港,回朝上奏道光皇帝:「奴才查看香港本屬荒島,重山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處。」清廷貶抑香港的地位,大概因為鴉片戰爭新敗,朝臣為保朝廷威儀,故此形容香港是荒島,割讓了也無損大國體面。然則英人說香港是荒島,則可以領了開闢荒山野嶺的功勞,教人感激英殖政府,服從管治。其實香港開埠之前不是荒島。香港早有居民聚成村落,考古發現六千年前已有人迹,唐朝時候有軍隊駐守屯門,宋朝有宗族定居新界,明代地圖文獻記載了香港各處地名。讀香港歷史,不宜粗枝大葉略過這些細節。《探本索微》徵引方志族譜諸等文獻,實地考查碑銘刻文,既可補通史缺失處,亦教今人細看舊事,免於誤信西人或中原之偏見。香港島的命名傳說洋人貶抑香港島為漁村之見,可見於英人早年命名香港島的一些傳說,尤以「裙帶路」之說最是有趣。裙帶路曾為香港本島之名稱,據聞英軍初抵香港,登陸赤柱,當時有一位蜑民名叫陳群,為英人帶路前行,走到香港島北部今中環一帶。英軍詢問此處何地,陳群以蜑語答曰:「香港。」是故陳群帶路,遂有群帶路之名,洋人以此命名香港本島。裙帶路一說甚為傳神,聽來容易信以為真,就好像當年英軍初到不毛之地,香港是蠻荒孤島,好在阿群帶來文明之師,翻盡窮山惡水,為小島命名,標識地圖,才使香港為世所知。實情是,英軍未來之前,裙帶路之名早載於明清官方志籍,記入賦稅糧冊。古老言傳,裙帶路是本島西北部的山腰小路,遠望形似女子裙帶,與陳群未必有關,阿群帶路似是傳說居多。香港之所以命名香港,與裙帶路傳說甚有契合之處。當年英國水師登陸,詢問居民地何以名,答曰:「香港。」香港之名曰香,皆因此地港灣出口香木香本,香品產業於明朝盛行一時。香港本為村莊名稱,今人多以為香港村位於香港仔石排灣。蕭國健則認為「香港村」不是石排灣,原因有三:一、早期香港政府文件刊載地名,石排灣名曰鴨巴甸(Aberdeen),而非「香港」。二、明朝《粵大記》圖載,「香港」位於鐵坑(黃竹坑)旁一小島。三、據《粵大記》圖載,此小島似是今之鴨脷洲。鴨脷洲島上有洪聖古廟,廣東沿海祭祀洪聖之風俗始自隋唐,或可推論此地早有島民聚居,也許是香港村之位置。群帶路也好,香港村也好,香港之名早載於方志典籍,並非英人所創。英人抵港之前,香港島已有大小村莊散佈各處。參考一八四一年港府官方統計,全島人口約有四千三百五十人,其中赤柱約有二千人,筲箕灣一千二百人,香港村、黃泥涌、阿公岩等村各不下二百人。未計新界大族,香港島人口之多實非「一條小漁村」可比,奈何洋人奪史,其他中文文獻所記不多,致使今人誤信香港開埠前是一片荒蕪。新界騷亂,忠義抗英香港島既非小漁村,新界更有大族世居故土,百多年前曾經奮起抗擊英軍。一八九九年,清廷與港府簽定《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九龍半島北面之土地,南自界限街,北至深圳河,租借予英國九十九年。英人接管新界,先派遣警司率隊至大埔,在運頭角搭建蓆棚,供警察駐守,又豎立旗杆,定於是年四月十七日升旗。新界鄉民商議抗英,於各村張貼「抗英揭貼」,挖備戰壕,集結村民。四月十七日英國升旗,數千村民攻擊英軍駐地,襲擊大埔山頭,卻為英軍所敗。村民退至林村山谷伏擊敵人,可惜武器落後,難敵英軍裝備精良,再敗一役。翌日,二千六百名村民再戰英軍,遭遇埋伏,死傷慘重,敗退回村。英軍進至吉慶圍與泰康圍,以「錦田是騷亂的主犯」、「疑有莠民藏於其間」為由,欲進圍村搜查,村民據守反抗。英軍以大炮炸開圍牆,村民投降,英人拆下圍門作戰利品,後來運往英國。英國接管新界之後,鄧族紳耆與政府交涉,請求發還圍門。港府撫順鄉民,自英國運回鐵門,安置在吉慶圍。屏山聚星樓背後有達德公所,當年村民於此聚義,發動抗英,而今大廳立了「忠義流芳碑」,碑上刻上一百七十四義烈士義烈婦之名,抗英事迹,以垂永紀。鄉民抗英,港府初謂之「騷亂」、「莠民」,後有村紳追思「忠義」,敬立碑銘。誰是莠民騷亂,誰可忠義流芳,不過一線之差,只看歷史誰人寫。香港歷史誰人寫?這些舊事雖然微小,卻很重要,讀史料拾遺一二,知香港前世今生。蕭國健《探本索微》一書查考香港各處地名歷史(例如香港村、西環、金鐘、沙頭角),細數掌故傳說(例如張保仔、陳群帶路),兼論傳統風俗(例如新界宗族、鄉村習俗),循香港之本,探索歷史細微之處。蕭國健是以平實筆觸治史,卸下英人貶斥香港為漁村荒島的枷鎖,歸返真相,示現香港開埠之前實非蠻荒之地。奈何今人不知史家苦心,仍是念茲在茲記掛小漁村之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介紹香港歷史,有此一段:「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在百多年前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是一個小漁村乎?今引蕭國健序言作結:「英人東來時,新界地區已有眾多廣客村莊,人口且日漸繁衍…… 時人多隨西方學人之說,謂『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是一條漁村』。此促使余對香港古代歷史研究之念。」史家之志,盡見於此。文:謝孟謙 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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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系列之四 士人——讀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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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系列四之三/平民——讀陳雲、甄小慧《殖民地美學》

近年上街,常見遊行隊伍揚起「龍獅旗」,正是勇武衝陣的本土派。幾年前陳雲寫下城邦論,鼓動本土思潮,港中區隔,不謀獨立,但求劃清權界——他說香港是城邦。皇皇香港,那一面龍獅旗繼承英殖時期香港政府徽號,到底什麼意思?搬用這一記符號,用心何在?陳雲與甄小慧近著《殖民地美學》,圖文並茂,淺述殖民時代符號,漫談香港島前朝建築。書名題曰「美學」,不為眷戀舊日美好,而是兼備欣賞批判,唯美唯學。享受視覺觀感,欣賞線條結構,是為「美」;然後理解設計歷史背景,即物感懷,方為「美學」。那一面龍獅旗,那一牆殖民建築,皆為舊物,而對照今昔,我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也失了什麼。本土派現在高舉的「龍獅旗」,本為港英政府戰後徽號,中間一面盾牌,左右龍獅拱衛,龍為中華,雄獅代表英國。另有一隻小獅子直立盾上,手握明珠,象徵管治權力。盾牌上畫有帆船兩艘,並與龍獅置在山丘之上,就此合成徽號,自然教人想起香港開埠航海通商,太平山上曾為英人居住統治,龍獅兩相照,飛龍育我中華,獅子高貴勇猛,中西文化交匯此地。如此堪作一城徽號,多少往事,凡人一目了然,符號足可比興歷史舊事,有其美,也不失其義。飛龍圖騰也見於香港義勇軍軍徽,活現雙龍頂冠(書本封面),下書拉丁文「Nulli Secundus in Oriente (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意為冠絕東方,展示軍威。龍獅旗與義勇軍軍徽皆有龍騰,港英政府雖為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也懂得傳承華夏文化。《殖民地美學》書中論道:「然則中華民國的國徽、軍徽,中共的國徽、軍徽都沒有傳統神獸(龜、鳳、龍、麟),可見這些所謂新中國政權,是離地的境外殖民者,在文化保存方面,這兩個反華政權劣迹斑斑,比不上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現在香港徽號怎麼了?筆者想起洋紫荊圖案,特區區徽不見往日神獸,只見一旋抽氣扇團團而轉,標識那一朵洋紫荊,對稱過甚,面面俱一,望之只覺無情,斷絕生機。再看看金紫荊廣場那座金身雕塑,花瓣半開不合,盛放無期……洋紫荊本是野外混種而成,本身不能自然繁殖,不育無嗣,今作市花寓意,似有不祥。一城徽號舉足輕重,選擇設計即物作圖,該當細心思量,但九七之後,圖章不如往日精緻。往日精緻,大概因為港英戰前曾有明確管治意識。英人初到小島,倚靠英王威望治理華人,所以紋章圖案與建築設計力求顯現威嚴,教百姓臣服,才可劃地而治。洋人安放界石與銅像,雕飾建築重塑古典,嘗以大英帝國聲望統治海外治領。開埠早期,港府在上中下三環劃定維多利亞城,行使現代城市管理,後以界石為記,散落港島各處,標示城市範圍。中國大陸所見界石多為長方立體,而維城界石則是方尖形,異於新界鄉野石碑,頂部呈金字塔,就如古時日晷報時器,投影時間。觀其方尖神秘感,昭示一地管治權威。殖民時期好多設計也刻意配上權威象徵,例如舊最高法院大樓(即舊立法會)有圓拱屋頂,亦見迴廊圓柱工整排列(三軍司令官邸也有)。平民在街上步行而過,望見大樓形似聖殿,頓覺皇權在上,莊嚴不容侵犯。香港徽號 龍獅拱衛戰前英人治港,華洋分隔,華人眾多而英人少數,遂以殖民權威折服本地人。是故維多利亞城建築講究華美,瓊樓雕飾,各處可見王室銅像,確立威信。那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戰時丟失,重光後奉還香港,安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現址。認真看看,女王手握權杖與地球,雄獅在旁,座台墊高,眾生抬頭仰望,正是君臨香港之意。英國人征服清廷,然後管治香港,於是建成權威建築與銅像,告訴平民:我們是來管治你的。九七主權易手,英人出走,港人本應當家作主,高度自治。但現在誰主我城?不知道,而本來稱作「港督府」的元首住處,現在叫「禮賓府」……你說誰作賓客誰作主?今日香港主體意識薄弱,早有遠因。舊時平民不甚過問主權誰屬,現在也少理誰人當家作主,吾民主體意識薄弱,大概與戰後英國國策有些關係。二戰後英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政府難再仰賴王權治眾,港英政府卸掉昔日權貴形象,篤行務實官僚行政,避開政治意識爭辯。戰後政府放下王權冠冕,清拆象徵權威的古典建築,替以樸實無華的官署大樓。時至七十年代末,中環一帶古典建築盡皆拆毁(舊立法會除外),中央郵局、香港會、美利樓也相繼消失,維多利亞城湮滅,換來方正樸實的現代建築。戰後建築 平易近人你如何形容政府舊總部西座?既似屋邨學校,也像社區中心,親近平民,內有公務員餐廳,只要打聲招呼說約了朋友,即可進入總部。附近叢林草莽雜亂,雖有園丁打理,也任得野花樹木隨緣生長,全無官威氣象,平易近人。其他建築,如新大會堂、中環街市、舊天星碼頭(已拆)等,也秉承現代功能主義,別無額外裝飾,稜角分明。政府建築與平民建築相似,官民一家,力求實用清明,減省奢華雕琢,如此社會精神值得傳承。但古典建築盡去無存,舊日雕欄玉砌不再,政府也容易丟失管治威信。《殖民地美學》書中寫道:「(新大會堂)方正挺立,好像脫去王朝華麗袍服,穿上黑色西裝的紳士……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一個官僚坐上了類似大會堂裏面那種建築物,是膽戰心驚的,因為毫無外物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權威,必須靠自己的本領。」殖民威權不再,平民不知效忠誰家,只信靠官僚行政主導,不復關心主權問題,不與爭辯,種下今日大眾政治冷感的禍根。往日官署建築親民,收起管治威信,雖有其弊,也不隔絕官民溝通,平民匆匆路過中環鬧市,從不覺舊總部阻礙步行。現在新總部「門常開」那管褲子獨立金鐘,中空大門,北風呼呼而過,雙腿虛弱無力,不覺可靠堅實。廣場圍起鐵欄,禁止平民往來,官民生死相隔,此生不見一面,威望無從樹立。返照舊物,可以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什麼。我們追撫殖民往昔,既要欣賞其美,也要批判弊處。港英政府嘗以王室威望治眾,戰後革新治領,卸下威權,理性行政,親民可嘉,但因此丟失威望,只奉官僚行政,不認真看待主權意識,吾民此後也不問政事。陳雲與甄小慧寫成《殖民地美學》,不為戀殖,復見平民觀賞舊物心境:「(殖民時代建築)有它輝煌和動人的一面,但也埋藏了今日的危機。我們欣賞的時候,該懷着這種心情吧。故此,(書中)照片是彩色影的,但本書用了黑白的排版。」不為戀殖 復見平民黑白照片,光影實在,毋庸眷戀舊日精彩。筆者猜想,書中敘述「維多利亞女王」、「英王佐治六世」等,寫「王」而不取「皇」,大概因為作者視之為前朝往事,皇權已逝,平民不再留戀(宋朝遺民敬立「宋『王』臺」亦如是,免犯元朝忌諱)。但願本土派揚起「龍獅旗」,不為歸英戀殖,而為平民開道,立足當下。我們緬懷舊事,既欣賞也批判,醒悟以往得失,然後放下過去殖民包袱,自信自力。景仰前朝建築,該知道英王權威一早離去,今日官僚不復理性,吾等平民必須奮發精進,熱心問事論政,此後不做冷漠順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本土意識 歷史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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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豬——讀呂大樂 《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

我們香港是如何成功的?不論官員還是市民,答案不離其三——勤力、專業、務實。我們當然可以說得堂皇一點,搬用術語,話說香港服膺市場經濟,適度有為也好,積極不干預也好,這個城市營商環境穩定,公平競爭。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穿膠花,工廠勞動,實幹「勤力」;我們下一代努力讀書,成為中產,躋身「專業」;然後大家安居樂業,憂慮社會動盪,是故「務實」。其實我們都在食老本。此命題「香港如何成功」先有前設,首先我們自認成功,假定昔日固有一套成功模式,然後複製重構,試圖沿用,一心仰賴過去,藉以指望將來。食老本是否可行,我們未有認真細想。花無百日紅,但見舊時繁華,學者呂大樂寫成《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回顧九七前後的香港社會,書序寫道:「『舊夢不須記』——曾經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回到過去』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逝去種種昨日經已死。九七主權易手,此間政治變化,經濟轉型,英殖時代那些往事,如若不斷重提,將成絆腳石。奈何我們眷戀舊夢,時至今日,上一代人念茲在茲叮囑後輩,必須仿效前人「勤力、專業、務實」——此謂港人理想人格。讀呂大樂新書,可見此等人格如何成塑,而今人繼續倒模,打算複製成功模式,重現舊好。筆者嘗以「勤力、專業、務實」三種人格,閱讀《香港模式》,理解過去,批判當下。所謂勤力——廠家惰性近來年輕人上街鬧事,長輩苦口婆心,叫後生子女息事寧人,看看啊,我們老一代父母,默默耕耘,勤力做人,穿膠花掙取生計,腳踏實地做人多好。他們叫你眺望獅山巨石,嶺下萬家燈火,遙想當年,六七十年代戶戶自設工場,一家老少投入生產,接來外判加工訂單,車衣塑膠皮革玩具不拘,雖然設備簡陋,但勤勤懇懇,也可養活一代人。這種家庭生產模式撐起一城製造業,本地工廠可以靈活調配資源,旺季時候外判予家庭生產,淡季時候則毋須閒養工人。那時候工業飛升,今人回看,莫不嘉許舊日獅子山精神,覺得舉家上下團結勞動,在在可見勤快、刻苦、靈活,於是我們草率結論——製造業工人勤力,造就工業發達,乃香港繁榮始兆。錯了錯了,勤力生產迎來盛世,不過表象。此所謂工人勤力,終成行業怠惰,呂大樂謂之「廠家的惰性」。想想,當年提振經濟的本地工廠,現在哪裏去了?七十年代中期,生產成本上漲,海外市場興起保護主義,出口不景氣。一般而言,廠家對應時局,理應求變——升級設備,增添器械,減省工人成本,廠房藉以落地生根……但不見此,原因有二:其一,先有數十萬非法移民抵港,緩解工資上升之急;其二,後有大陸改革開放為繼,廠商北移圖覓便宜地方。得此運氣,廠家不求變革,棄守故土,在八十年代直接向北挪移,在大陸沿用密集勞動模式,此謂惰性。我們說老一代人勤力營生,然而我們未有思量,此中「勤力」只為尋租食利。工人固然刻苦耐勞,但廠家逐利求存,見何處草原葱鬱便成群而往,不曾安土守業,未有嘗試改良本地生產,實為怠惰。所謂專業——中產末路因為工業出走,本地製造業式微,香港轉而興起第三產業,例如金融財務、旅遊零售、餐廳飲食。我們說這些是「知識型經濟」,你想要生活寫意,想要成為中產,必須勝出遊戲制度。所以中年爸媽望子成龍,仔啊仔,你大個要用功讀書,考取專業牌照,醫生律師建築精算測量會計,總之一技傍身,方可買樓。中產嚮往幸福,寄望專業技能改善生活,攀升社會階梯,成家立室,工作安定,置業安身。但是我們推崇專業價值,其實等同順從服務型經濟,終致香港產業單一,實為末路。大家想想,我們來日盡皆投身服務行業,鄙視其餘生產工種,第二產業無以為繼,那時候境况如何?好簡單,我們個個想成為中產,下一代只攻讀專業學科,盡量找寫字樓工作,金融商行為先,於是我們朝夕往返中環尖沙嘴商廈,恨卻市中心地價高昂,付不起首期,唯有在新界新市鎮買樓,然後注定你下半生車馬勞碌,每月兩成人工盡付交通開支……呂大樂整合人口與坐標,發現我們的居住中心漸漸北移,移向新界,但工作地方則無甚變化,依然靠近市中心。本來我們發展新市鎮,廣開新界就業機會,務使地區自給自足,免教道路運輸不勝負荷,中產可以安居樂業。但本地中產喜歡的卻是專業工種,情願趕赴中環上班。呂大樂寫道:「在目前香港所處的『後工業』環境裏,大量服務業的活動及職位都留在市中心的主要商業區之內……如果特區政府繼續將大量市民按類似舊日發展新市鎮的形式搬遷到『新發展區』居住,則只會加深居住於就業未能協調的矛盾。」呂大樂意在進諫管治者,筆者卻想到我們的中產人格。我們想安居置業,更想躋身中產,於是推崇專業價值,摒棄工業,致使產業單一,工作中心留在中環,難以遷往至新界。是故我們每天往返市中心,偏居新界,日日耗費車資,終身奔波勞碌。愈想中產,愈見貧窮,是為中產末路。所謂務實——逃避現實中產崇尚專業,此人格其來有自,本非朝夕生成,因為我們向來信奉英殖時期的官僚權貴體制,而呂大樂謂之「行政管理型政府」。過去大家知道,我城最高元首乃係英國派來,港督之命,不是普選產生。政府為求補足認受性,於是大行諮詢政治,任命精英賢達擔當行政公職,對治民生議題。有精英專業人士身處行政體制,堂然問眾,諮詢市民意見,形式上得以理順民意,然後以醫生律師會計等專家身分,協調決策——此謂彰顯行政程序,藉以服眾。所以我們香港人覺得一切以務實為本,遵從專業意見,凡事皆有既定程序,不可亂來。於今猶見,政改爭議十分麻煩,弄得後生仔女上街去,不務實,所以他們反對佔領行動。上一代人覺得,我們不是不要民主,但政治這些弔詭事情,交託專業政客和官員磋商更好,務實為宜。而英國人一早走了,從前「行政管理型政府」行之有效,不是因為我們務實,而是因為逃避現實。我們不曾過問主權誰屬,捨身交付英人管治,百年來幸無大礙。今番我們初見代議政制,八十年代談判,醒覺普選之急,現在應該奮力爭取。但我所認識的中產跟我說:「人家有三部曲嘛,官員有商有量,務實專業啊!」大概,我們都眷戀過去的諮詢程序,指望官僚政治中立,政客專業為公,至於上街重奪主權這些事,還是不談好了。呂大樂這樣寫:「而被神話化了的行政管理型政府,也就要退出舞台;香港社會不能不正式面對現實中的政治。無論大家如何不想正面面對政治的存在,也恐怕別無他法,而只有面對現實,接受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這個事實。」我們都是港豬《香港模式》的命題,說白了是兩個字——過時!我們緬懷過去,眷戀東方之珠舊夢,覺得複製舊有模式可以再現繁榮勝景。呂大樂既為教授,感時憂國,寫成專書重溫舊時社會模式,勸諫權貴不要因循守舊,舊夢不須記,事過境遷以後不再提起,今後應當革故鼎新,創新求變。而我們尋常百姓嘗讀《香港模式》,當知道舊日神話早逝——我們以為舊時工業飛升,因為生產工人勤力,最終卻是抱殘守缺,廠家怠惰,工業出走;我們崇尚中產生活,提倡專業,但愈想安居樂業,愈不得其法;我們提倡政治務實,指望專業政客與官員解決問題,自己卻在逃避現實。這些「偽勤力、偽專業、偽務實」的人格該當如何歸類?有見此等人格不限於中產、建制、權貴、藍絲,所以,筆者稱之為「港豬人格」——我們或多或少有所繼承,我們都是港豬,只惦念舊好,不敢向前。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歷史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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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讀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

時人好談身分問題。官員說,當下教育有問題,應當修改課程,國民教育,教育學生認祖歸宗,知道香港與中國血脈相連;學者說,身分問題事關學術,多變無常,視乎處境,外國政府稱呼僑胞為「華人」,大陸旅客到港叫道「你們香港人」;城邦派說,香港以外我們別無故鄉,我們是香港人,不謀分裂獨立,但求城邦建國,劃清權界保護地方利益,建國後與中國政權互惠互利。官員、學者與平民各說各話,生成「上中下」三層論述,學術研究嘗試依此結構探討身分認知,細論文化歷史、經濟興衰與政治主權,列舉種種因素,包羅萬有,試圖界定身分。但我們尋常百姓讀書不多,不如學者,一句問來「你係咩人?」,答案從心而發——身分是一種感受。周永新既為學術泰斗,治學經驗豐富,要在象牙塔論述香港人身分,必有見解。而今教授寫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則不循學術此途,記下自己親身經歷,有若老人家榕樹頭講古,卸下學院辭章枷鎖,更盡其意,他寫道﹕「身分認同說到底,很多時只是一種直覺的感受﹕感覺自己屬於這個地方,便說自己是這個地方的人;如果不喜歡管治這個地方的政權,或其他與這個政權連在一起的事,就不會承認自己是這個地方的人。」 身分是一種感受身分是一種感受,因地制宜,隨時而變。目下香港人大多自認「香港市民」,有權利有義務,遵守法治,選舉投票,得享遊行集會自由。年年七一遊行似乎徒勞無功,你為什麼堅持出來?搭巴士等地鐵,為何要排隊?亂拋垃圾吐痰落地,為何處以罰款?我們現在關心政治前途,因為我們命定市民身分,同居我城,香港有事我們出來,而日常生活只求安樂無事,維護公共秩序,市容整潔。去年雨傘革命,筆者路經旺角佔領陣地,衝突正起,警察叫咪﹕「前面市民聽住,你們正在非法集結,請市民有秩序離去。」制服部隊是以「市民」之名喝令群眾,認為可以得逞,大概因為此二字蘊含權利與義務,既為市民,就要履行市民義務,遵守公共秩序。然而市民身分本非香港固有,卻是七十年代英治時期營造。港英政府經歷六七暴動,事後為求人心安穩,善政勵治,肅貪倡廉,專注經濟發展,興建公共房屋,也改善民生,圖令百姓以香港為家,植根我城,認定市民身分。七十年代的清潔運動、建屋政策、廉政公署等施政擲地有聲,人心歸順,更有紅磡海底隧道竣工,地下鐵路啟用,演進現代都市生活,大家懷抱希望,是為「香港市民」。這些大家都知道了,但未有認真回顧,港人喚起市民意識之前,是個難民社會。六十年代初,一城人口300萬,三分之二從大陸來港,又須知道,香港戰後待興,同胞逃難而來,生活逼人,才不在乎什麼什麼市民身分,遑論歸屬香港。 難民怕事,市民議政周永新記得,母親常回廣州探親,頻繁往返,自覺父母不以香港為鄉,心繫故里。後來大陸文革爆發,在長洲親眼目睹海上屍體越洋漂來,便知彼岸政治鬥爭激烈。那一代人或因戰亂南來,或因政治動盪而偷渡,落戶香江只為生活,少談政治理想民主法治。這是老一輩人的難民陰影,政治立場不談為妙,免得遭人扣帽子,招來麻煩。老教授記得舊時左右派報紙奉送國旗慶賀國慶,小童取來竹竿貼上國旗,分成國共兩隊開打,大人見狀立刻制止,痛打一身無疑。那時候的政治都市傳說也維妙維肖,聽聞港英政府派人駐守左派機構門外,拍照記錄來往群眾,辨認政治人物,教百姓不敢走入左派書店、中資銀行與國貨公司。難民生於戰亂,早已看透政權莫不腐敗,大陸政府權鬥,港英官僚貪污,都一樣,盡皆平常事。香港難民情願忍受當權者搜刮民脂民膏,也不敢反抗,閒事莫理,付錢了事。周教授七十年代曾當感化官,家訪犯人雙親,毋庸暗示,令尊主動遞上信封,盡出數百元月薪行賄。難民無根,自覺無權,遭人欺侮也默不作聲。問題來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如何從「難民」轉變為「香港市民」?此中關乎港英政府施政策略,也因為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頓覺主權將要易手,前途迷茫,開始關注。七十年代港英政策大開諮詢門戶,市民參與討論,便覺大小事務自己有份,施政自下而上,就算官員沒有採納民間意見,百姓也算是參與其中。八十年代頒布《中英聯合聲明》,又草擬基本法,香港人開始思量選舉制度,想到民主充權,高舉言論自由,以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時論政團體冒起,七十年代有「香港觀察社」,八十年代有「匯點」、「香港太平山學會」等,時人針砭時弊,議政論事。是故,香港從難民無權社會,演進為市民充權社會。 同坐危船,故鄉何處然後八九六四,然後港人畏懼中共而移居海外,然後都是歷史了。1989年,香港人守候電視機,直播看到學生廣場請願,解放軍進場,血腥夢魘,至今未能釋懷。留在香港的人不想中共暴政治港,因此更加珍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指望香港官員自律,仰賴政黨政客保護,寄望中共勿以國家利益為由,損害港人的個人利益。周永新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此所謂核心價值,僅為個人而行,難圖長遠計。例如法治,守法精神是強逼而成,因為香港只一小島之大,如果大家有法不依,城市將陷亂局﹕「我們常形容港人如『同坐一條船』……但這艘船並不寬,以至船上的人稍微移動,或超越了他應佔的空間,船便有下沉的危險。」是的。你與我同坐這條船,奈何際此風雲變幻,我們害怕翻船沒頂,我們害怕中共侵害法治人權,故此憂慮自由民主不日丟失。香港市民只知自己危坐舢板,所以動也不敢動,如去年街上只有輕微抗爭,社會的沉默大多數又再高舉核心價值牌坊,又說法治精神不容佔領行動損害……大概,我們繼承了一點難民怕事人格,我們自認「香港市民」,卻未盡市民之義,不義在前也不作一聲。要解答香港人身分問題殊不容易。因為身分認知從來多變無定,誠如周永新所論,是一種感覺。港人從前是難民,幾經變遷已形成今日香港市民身分,然而目下官員圖以國民教育定義身分,身分問題眾說紛紜,各自表述。如何自處?回歸基本步,先重拾記憶,溫習歷史,誠如周永新論道——我們先感覺身分,做個香港市民。文/謝孟謙編輯/譚詠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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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左膠/右膠——讀岑朗天《傘悔錄——八九一代的懺思》

朗天通解東西哲學,活用左翼思想也徵引老莊古典,哲學思辨雨傘革命所見所聞,思量革命失敗緣由。如今悔過成書,不為一己精神救贖,但寫下香港世代異識,想想中年社運領袖何故輕言退場,想想年輕義士不惜浴血街頭,朗天覺得六四那一代人應感悔疚。回看舊年金鐘左翼遍地愛與和平,旺角本土勇武對抗藍絲暴徒,其實你我他只想做個政治素人聲援,不識左右膠政治光譜何意,如此如此,金鐘旺角兩地大家情歸何處?朗天覺得旺角丟失以後,雨傘沒有什麼可以寫了。《傘悔錄》真言懺悔,雖見左翼思想,那份真心憤怒不是左右路線爭辯,卻是士人感時憂世,斥責同代中年人固步自封,也寄望今後大家繼續行動。 無警不黑筆者去年十月因差事路過金鐘,見金鐘道遭警察清場,先前新聞報道彼方包庇藍絲暴徒襲擊學生,筆者怨恨未消,眼前一群正要進逼群眾,情急之下手足無措,於是連聲炸響一串粗口,再模仿網友大叫「差佬落地獄!」此時身後有人拍我膊頭叫「冷靜」,說警察不過打工上班,不是所有警員這般壞,多些體諒多些包容云云……朗天也聽到同一聲「冷靜」。佔領初期有警察進出金鐘陣地,運送袋袋不明東西,撞開市民,這時候有人手持擴音器高喊「多謝警察」、「你們辛苦了」,更號召群眾鼓掌。朗天見狀,上前高聲勸說,叫大家不要多謝警察,旁人回敬一記「冷靜」,說這裏和平得很,既然警察未有清場,佔領者應予致謝,如此這般。又話說當時朗天佩戴防具裝備,遭人猜疑此君是否滋事右膠。筆者當日罵差佬只是憤怒發泄之故,而朗天認為無警不黑則屬理性思考。嘗用齊澤克(Slavoj Zizek)左翼觀點,資產階級壟斷管治權利,以往高壓統治控制人民,如今不復以管治之名剝削,卻圈禁階級種族,排擠窮苦百姓於管治領域之外。昔日高壓統治順民,現在排擠冷待百姓,情如非法劏房貧民窟不以法辦,情如港共公安不依守則亂打市民,兩者同屬暴政隔絕平民手段,劃定庶民為奴。庶民等作奴隸,奴隸命賤,權貴階級既可置奴隸生死不顧,也不遵從合法管治之義。說警察只為打工不問政治,然後寬恕警員不予譴責,朗天反對。警隊聲稱政治中立而不分是非,只管打只管拉,思想怠惰,個個甘作國家機器,是以政治中立幌子掩飾暴行,當中暴行不限於個別警員動怒,而是整個管治階級殘酷使然。香港此誠危急存亡,朗天認為,不論你你你內心想法如何,你一日穿上警察制服當值,安逸收取俸祿如故,不覺醒辭職明志,就是國家機器一員,依附極權排擠百姓於管治領域之外,負名黑警公安城管特務,不容分說。 藍絲黃絲,一色之差雨傘期間我們不問罪警察,大家偏偏相信香港法治如常,然後藍絲帶到場指罵,金鐘的黃絲帶一臉冤屈下跪說對不起,抱歉阻塞交通擾亂秩序。行動者佔領街頭本是行其大義,奈何某種心魔作祟,位位自認罪人,未罵黑警先妄自責難,覺得自己得失主流社會,未有遵行左翼「多元尊重」之義。藍絲一句說來﹕你們佔領就可以我們安穩生活就不可以?黃絲招架無力,不知道說什麼。朗天記得,一晚陳健民呼籲不要擴大佔領區以免失卻民心,繼以大台咪手邵家臻問眾,馬路與民心何者重要,似乎為了保住所謂民心,領袖不惜放棄陣地,以成全「多元尊重」社會。朗天為大家解魅,撥開迷霧,藍絲口中的「多元尊重」是假的。左翼服膺多元主義,藍絲闖入金鐘陣地說黃絲不夠多元不夠尊重,黃絲於是退讓——這是盲點。實情是,黃絲馬路上餐風飲露,志在民主,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也保護藍絲日後的言論自由,此為真正多元尊重。左翼黃絲為多元自由而戰,爭來民主可與藍絲共享,然而反對佔領的藍絲帶襲擊你們,拳打腳踢欺侮民主自由,正是建制一方不依循多元尊重,藍絲失義在先。黃絲爭取多元尊重,藍絲破壞多元尊重,是故藍絲建制所謂「民心」,我們可以不理。朗天解說法國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異識論。求同存異,是以「存異」為本,「求同」為副。昔日政治遭受權貴階級操控,以「求同」為先,可保政體團結;今公民行動充權而不從專政,社會「存異」可以開闢討論空間。左翼鼓吹多元討論,人人充權論政,民主制度自我更新,政體善政得以長治久安,在在始於異識論。左翼如果信守多元尊重,當緊記「先存異後求同」,藍絲前來侮辱,當奮起守護多元主義,實不應下跪道歉悲情高呼對不起。大家知道藍絲事事「求同」為先,安於現狀害怕改變,因此支持建制專政。只恨,黃絲帶領袖也有藍絲人格。朗天形容佔領中環發起人是「離地三子」,佔領只為退場,抗命只為被捕,害怕解放軍鎮壓,反對升級行動,正是經歷六四一代中年人的心結。那一代人雖支持民主,唯念茲在茲「見好就收」,苦口婆心勸說年輕人離開佔領陣地,其實未有認清現狀,情如藍絲帶畏懼改變。傳統泛民陣營領導社運只想安於現狀,革命竟無寸功,警察一句道歉未有,就急不及待籌謀退場。年輕無名義士甘當先鋒衝陣,中年領袖名聲顯赫卻不欲聲援,那時候衝擊龍和道,市民行動決心早早超越遊行集會,奈何六四一代人只想返回原點,就如從前遊行解散回家,多好。判別黃絲藍絲,朗天這樣寫﹕「藍者非他,不認清屈辱,情願自欺欺人,有意無意避開它,不予直面,不予反擊。因而黃中也可以有藍,黃隨時都可變藍。」說的正是輕言退場的六四一代中年人,也是妄自菲薄對藍絲道歉的黃絲。 無為而治的大台六四一代人懼怕軍隊鎮壓而固步自封,幾近藍絲人格安於現狀,有礙行動。本土派記恨,痛恨那一代中年領袖,不願意聽從他們主持的金鐘大台。金鐘大台組織曾經呼籲群眾撤離旺角避開暴徒,後來有人撞毀立法會玻璃當晚,大台未有支援,本土派於是憤怒聲討左膠,鼓動拆大台。左翼大台則反唇相譏,斥本土為右膠,責難他們瓦解組織亂衝防線。朗天本是左翼思想家,論道社運大台,更相信道家無為而治。既然民眾早有決心獨立判斷,社交網絡更勝大台僵化指令,上善若水,兵形像水,人人自發,豈不更好?大家無需執持大台組織治眾,因為群眾覺醒,此後不再依賴代理人,無為而治更可貴。朗天覺得,我們更需要一個領導社運取勝的大台,因時制宜靈活變通,貼近群眾,揚棄消解運動主張妥協的政治代理。朗天寫道,一晚在旺角參與未來民主大學集會,主辦一方延遲一句鐘才開始,只因為活動撞了金鐘大台晚會時間,對岸大台呼籲旺角這邊押後,以免搶走金鐘觀眾。筆者讀到這裏有些憤怒。這可是生意一盤?大台何故害怕搶客?唉,都什麼時候了,旺角學生拿起盾牌守護陣地,上陣為求民主,可不是來看大台唱戲的。市民乃係無名義士而非社運顧客,大台領袖何故一心盤算社運生意?大台霸權,好好懺悔!筆者讀了幾本新出版的雨傘書,內容主旨不離「我XXX為何要佔中」、「我XXX幾多幾多歲,當天坐在馬路上」、「我XXX是資深社運搞手,反對勇武升級,衝擊龍和道當晚趕上尾班車回家,行動不果證明我路線正確」……明明革命失敗,各位名人領袖一副洋洋得意之狀,自我中心,敗仗當功名,寫下一本本功名錄自許,組織了什麼貢獻了什麼,我不忍卒讀。所幸朗天《傘後錄》虛心思量舊事,既為八九六四一代,時至中年懺悔成書,淡淡愁懷,不為哀嘆社運無力,只為日後行動立此存照,知其得失。不論左膠右膠,也應該聽賢納諫,而朗天這邊左翼論述教人虛心問事,不爭社運光環,只道士人心聲。是的,六四輸了,雨傘輸了,然後我們懺悔得失,然後吸一口氣,然後向前行。文__謝孟謙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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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閒來讀書學佛——讀鄧家宙《香港佛教史》

我們有時聽見崇正黜邪之說,有人跟你說學佛要入正經廟堂,不要誤入郊外山林野廟,不要亂入大廈單位內的不明道場,禮佛當取正途,揚棄不三不四的邪壇小寺,陪師兄師姐去大殿齋堂才好。我等凡夫俗子看待佛教不明就裏,只見十方叢林都市道場繁多,容易起了「分別心」——寶殿宏大正統,山野蘭若不正經。也許是基督教正邪判別所示,循此分辨佛教宗派,我們覺得佛門也者,實有正統異端之分。一位學佛師姐告訴我﹕「謙仔唔好亂上佛堂,個啲大廈單位細細,都唔知做咩,亂拜會出事啊!」何謂正統?佛家道場大小各異,我們如何判斷何為正信真諦何為旁門左道?原來我想錯了,實情不可這樣區分,讀鄧家宙增潤舊作再新出版《香港佛教史》,才知道清末民初以來大陸僧尼南來落戶香港郊野,到戰後興旺普濟都市善信,是一部本地佛教發展史。大寺始於精舍大嶼山寶蓮寺盛名遠播流芳,始於僻靜精舍,而郊外靜室精舍簡陋狹小,僧人搭建茅屋僅為修行避世,不為弘法說佛。清朝光緒年間有廣東僧人來港定居,見昂平位處高山平地,四周山嶺屏護,發現一座破落茅蓬,順便闢為靜室「大茅蓬」。草創時期陳設粗缺,難以開單接眾,後來有紀修和尚在二十年代修建大殿,用心經營傳戒,因緣際會而有今日規模。早期僧尼靜室偏處大嶼山、屯門等郊外地方,遠離民居,因為開山先祖多為南來僧人,當時逃避戰亂,身無分文財資短絀,又不好與原住村民爭奪土地,只好遁入山林修習農禪,搭建細小精舍,過活艱難,實難弘法授戒。精舍聚眾而今香火鼎盛,盛如寶蓮寺之况者,皆始於三四個和尚飄零落魄,而僧伽主持大廟名寺往往講求緣分,遇有富紳居士捐錢協助更為關鍵。何東夫人張蓮覺在三十年代致力興辦廟宇,如港島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寺,乘善事籌資,有賴上流善人與政府商定土地,佛廟得建於民居附近,靠近市中心。僧尼南來落戶香江,靜修之地不再限於山林郊野,可入人煙稠密處,寺廟叢林漸漸興旺。戰後亦有機緣,國共內戰風雲突變,僧人避走香港,寺廟廣開大門收容僧眾,後來客僧留下,貢獻本地弘法功德。皇軍退回日本,香港百廢待興,佛寺僧團食糧錢財不多,雖自身難保,也來者不拒收留僧人。東普陀寺茂峰法師當時說﹕「我無計,但憑一片悲心耳!一莖草業一滴露,一個羅漢一個齋」,正是慈悲為懷兼濟四方。二戰後先有國共內戰,然後政治左傾,至文革時期破四舊盡毀各地廟宇,宗派法脈幾近斷絕。香江叢林倖免於難,英殖政府未有打壓佛教,中原僧人遷至香港建廟,保住一線傳燈法脈。天台宗倓虛法師1948年來港,此前在中國東北地區興辦多間天台宗寺院,後來六、七十年代政治動盪所累,台宗熄滅。此岸彼岸,倓虛此間在香港創辦華南佛學院招收學生,弟子傳承台宗佛法,到九十年代門下寶燈法師赴山東青島重振祖庭,法乳反哺中原。香港有運氣,殖民管治隔開戰亂動盪,適逢天時地利守護華夏傳統,千餘年信仰在中原只消幾十年湮滅,唯香江獨存護佑最後生機。僧俗同心合力戰後政府建樓安置大陸難民,繼以工業發達經濟飛升,香港迎來都市生活。俗家居士事業有成,學佛不倦,成立學社組織宣揚佛法。六十年代有「三輪學社」、「道慈佛社」等開辦講學課程,同道講者多為俗家弟子,未剃度出家持戒,講學形式仿照現代大專教育,學術意味濃濃,佛門稱如此居士為「白衣講學」。雖未嘗出家持戒,但火居塵俗不礙求法初心,俗世白衣極盡財力人力,協助僧尼註冊佛教組織,引入現代機構管理概念,實為佛教「現代化」之始。叢林大德紛紛聯誼締結協會,如「佛教僧伽聯合會」、「佛教青年協會」,正是現代佛教宗教機構雛形。宗教機構職權分明,主持方丈主要打理寺廟,其他董事成員分配資源,管理得法,便可以創辦大型院校講授課程,情如「能仁書院」,即如大學請來學者教書,學生畢業可獲文憑證書。七十年代佛學進身大學學界,有組織與中文大學合辦校外課程,佛學研究從此廣為大眾接納,佛理與學術圓融無礙。舊時佛門清淨地,避世出家斷絕煩根,大概看透世事無有分別,每日堅持念經早晚課即可。香港佛教則未有因循舊律,六十年代有居士相助,籌辦活動弘法貼近俗世,辦學育才也跟從本地教育制度。那時候,佛門活動新奇有趣,迎合現代都市而成方便法門。當時有活動參照夏令營活動,入camp學佛一個禮拜,遊藝玩味話劇電影,也可「短期剃度」出家,出camp之後回到俗世,學佛毋庸動輒斷卻六親。學社組織不囿俗世倫常羈絆,一度融入西方節日慶祝母親節父親節,也曾經公開施行佛教婚禮祝福殊勝因緣,革故鼎新。佛教走上現代化昔日山林農禪隱逸修行,今佛門有現代化宗教機構興辦俗世活動,讀《香港佛教史》可知當中演化過程。何故本地佛教走上現代化此道?總結作者鄧家宙見解,也寫下筆者猜想,僅此拋磚引玉,原因有三:一、 清末民初復興思潮清末時期朝廷力行「廟產興學」政策,認為廟宇內存迷信,不利變革強國,是故當時佛教寺院瀕於滅絕。所幸故國士人有復興佛學之志,如楊文會(1837-1911)等刊刻經書,仿照小學、中學、大學制度訂立學佛課程,開辦「祗洹精舍」、「佛學研究會」,學佛不再隱於山林古剎,更可流通俗世居士。此後南來僧人繼承此復興志向,致力開辦學校招收廟外學生。二、白衣講學清末復興,僧伽大開方便法門與塵世慕道,香港僧尼沿用此途,與俗世居士緊密合作,未有墨守成規不許「白衣講學」。如前所述,白衣意為俗家居士,舊人認為佛門有白衣講學乃末法象徵,似是佛教法脈終結之兆。本地叢林理性清明,不嫌僧俗之分,僧侶修行難以生產食利,可以合居士資助護持,而居士與僧侶嘗聞佛法,互相依存。居士深諳俗世管理之道,與佛家合辦聯會引進現代組織制度,而俗人學佛造詣每每以學位文憑證明,於是宗教機構辦學育才也參照大專院校,迎合都市人生活。三、基督教會福音弘法以上兩點是作者鄧家宙見解,書中記之甚詳,而筆者愚見,兩點以外尚有一項。本地基督新教蔚然成風,教會活動無需如天主教緊從教廷儀式,形式紛雜多變。筆者覺得佛家組織或有參考,籌辦夏令營短期剃度,幾近「基督教青年會(YMCA)」成員入camp遊玩。耶教信徒善於攝製影片播道福音,印行聖經,而同期佛教亦有電影展覽,也有佛學家提倡編纂「佛教聖經」。基督教與佛教兩者似乎互有感應,筆者僅此猜度,有待考證。讀書學佛,先學香港佛教故事,知道本地佛教發展歷史,從僻靜精舍壯大至廟宇,後來演化學院課程招收俗家學生,熱心居士相助弘法,便成今人所見的現代佛教。佛門本是避世了煩,今圓融俗世,其實僧俗兩者難分難解。話說回頭,篇首提到那位師姐認為學佛應取文憑、禮佛當入大廟、聽講要找名僧……凡此種種皆為現代佛教生活。回看歷史,名廟大寺始於狹小精舍,高僧大德講課也容得下白衣講學,本無偏乖。師姐師姐,何處青山不道場?就算廟門精舍細細,俗人學佛講學,也是清淨之地啊!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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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於中國——讀《陌生的中國人》

我們在香港旁觀中國國情,大概有兩種觀念,不外乎血濃於水,或者地獄鬼國不要來。愛國者跟你說,咱們中國人一家親,容忍一些祖國缺點,彼此包容;本土網友則認為,鄰國道德早已淪喪,人人唯利是圖,不可救藥。其實在愛與恨之間,你可以選擇冷靜客觀分析,冷靜如中國資深記者楊猛新著《陌生的中國人》,恬淡筆觸,翔實記載百姓生活,平白敘述現實荒謬。作者冷靜,讀者也可以冷靜,然後細想。書名命題「陌生」,反而教人想起我們「熟悉」的吾土吾民。我們都熟悉中國的一些事——慘痛如上訪女士遭維穩打手強姦,奇情如收養孤兒只為販賣人頭,淫亂如大學教授參加換妻派對。書中記之甚詳,個案甚多,共十七件事,不乏與當事人訪談的一手資料。採訪艱難亦見珍貴,深入荒野走訪異國,探險新疆沙漠消失的綠州,也遠赴緬甸中資水電站,看看國人如何開採資源,不顧環境,也不離一個「錢」字。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小農基因,貪財好色怕事奴性,改不了。我們熟悉這款DNA,卻未必知道箇中演化緣由;我們熟悉那些荒謬事,但未嘗思考背後成因;我們熟悉中國,但中國人所作所為盡顯陌生。想要理解中國處境,可以借書本內容想像,幻想自己生於深圳河以北,某鄉某村某市,長大後去歷險,垂暮返歸平靜——且看看一生如何。收養棄嬰還是販賣人頭?首先,初生嬰兒呱呱墮地,誕於某戶樸實鄉村。運氣不錯,是個男丁,外貌發育正常,還好。如果是個女子,稍加不幸又先天殘缺,例如兔唇、小兒麻痺,便很有機會成為棄嬰。因為貧窮也因為一胎政策,父母無力交付罰款,稚子生而成為負累,只好拋棄。襁褓可以送去政府收容處,但不少人情願丟在其他平民家中,大概可以逃過官府追究罪責。河南某縣有婦人收養棄嬰,平日賣生果維生,善名遠播,公安找來棄嬰也直接送到婦人家門,難得她不介意來者患有白化病、腦癱、智障,數量有近四、五十人之多。本應拍手嘉許婦人行善熱心,才發現那些小人兒是用來賣的,誰付錢誰有貨,還可以按人頭件數申請官方資助,每件每月數百元不等,月入隨時過萬。在中國,收養孤雛未必是富戶發財立品之舉,而是窮人支取津貼的牟利生意。書中記下受訪官員一句﹕「沒辦法,窮啊,才去養這些孩子」。強拆釘子戶又假設你在城中平平凡凡長大,隨着強國經濟起飛,眼見城鎮塵土飛揚,處處拆除古舊平房,你憧憬自己可以共享繁榮,但繁榮預早找上你。你家祖輩世居市中心平房,身處內環地段,奈何某日發展商在你家門貼上搬遷告示,限你月內遷出。你若決心不走,做個釘子戶,命運就坎坷了。北京市中心老胡同歷史上溯明清時期,但四合院也要拆去,讓地予現代高樓。書中所載,有位四合院院主祖輩於五十年代買入業權,經歷文革遷出故居,但一直持有房契。九十年代起,政府緊循有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處處大興土木,急急與地產商合謀拆院。不待院主業權易名,發展商倚仗政策之名強行拆卸舊院,平民一般順從,以為這是國家既定發展綱領,不可推卻,領過微薄補償了事。那位院主苦苦堅持,故居一早毀了,代以新式樓房,也不願投降,執意回到舊處搭牆蓋院,大鬧起來。媒體關注,才知道十多年來院子業權未曾易手,文件證明安在,繼而發現地產商與官員勾結。院主回首過去十幾年﹕「我只是想證明誰對誰錯,只想要回自己的家。」當年舞弊營私,鳩佔多少百姓安樂窩?人權何價?政府強拆民居不仁不義,你受夠,決定整裝上京,到北京維護自己權利,上訪高級機關申冤,鳴鼓告狀……少年你太天真了。你所屬的省市官員一早駐紮首都等你,為求維穩息事寧人,他們把你截住,安排住宿某處以便看守拘禁,然後遣返你回鄉。這已經算幸運,猶有不幸者申冤不成慘遭蹂躪。安徽有一妙齡女子獨自上京,智力有些遲緩,原本在天安門廣場上訪,後來被人帶走,又送往旅客會館。維穩一方聘用打手拘禁上訪者,慣常租住旅館大房間,派人集中監管,當中是沒有法律理據的。那少女夜晚在房內睡覺,在被窩內被看守者強姦,血染牀單。完事後,少女高呼驚動旁人,未幾,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後來法院判決賠償受害人,有地方領導為她抱不平﹕「這麼嚴重的犯罪,才賠2300元,跟沒賠一樣。」領導這句話相當有意思。破壞幾多異國山水?你知道上訪此路不通,眼見舉國上下荒謬,明白了想出頭便要勇敢嘗試,立志闖一闖。遼寧丹東人往來鴨綠江,用快艇走私貨品到朝鮮;廣西上林人同鄉結隊越洋到西非淘金,在加納大小河畔荒野深挖許多坑洞;中資企業斥資去緬甸建設水電站,與當地政府協議取得土地發展。異國機遇處處,卻很危險,是要死人的。中朝邊境走私生意風險高,因為軍人牽涉在內,交易不順暢會隨時開槍殺人。在非洲加納與緬甸,中國人只顧開山闢地,不加約束,破壞山水河流惹起當地人反感。加納曾有武裝勢力洗劫金礦,槍殺中國人礦主;緬甸亦有襲擊針對中資企業,炸彈投擲向員工駐紮營地。異國土民不滿強國開採本土資源,在加納的中國人礦主這樣回應﹕「我想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我們在香港也經常聽到類似句子。老來唱紅歌千帆過盡,你在外地闖過,發現中國人這身分好特別,就算強國經濟盛極,你也未必討人喜愛。大事未成,垂暮之年回鄉,游手好閒終日讀報,怎發現道德淪喪禮崩樂壞?城鄉收入差距嚴重,官員貪腐案件頻繁,食物安全懸而未決……物慾橫流,你相信是資本主義毒害所致,所以希望改變現狀,復興黨史記載的無產階級革命情懷。然後,你試圖學習唱紅歌,喚醒同志將思想路線貫徹到底。江蘇常州有位老人年近七十,領導合唱團唱紅歌,矢志做「毛澤東思想的戰鬥隊和播種機」,看到毛主席像立刻行禮三鞠躬,更說團員如果缺席練習,第二天就會病倒。合唱團同志大多年紀老邁,是下崗工人,本來聽從國家分配工作,改革開放後未能適應市場競爭,故此被迫提早請辭退休。他們唱紅歌,追昔舊日信念。有一次公開表演在即,團員食物中毒肚瀉不適,團長喝令﹕「誰倒下誰對不起毛主席!」大家順從,如期演出,也有不少人在台上失禁。就是這股熱情,教人老來唱紅歌。記述陌生人如果生於中國,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走過一生。時辰八字好,命格順風順水,或者能夠避過以上那些不幸。但是,就算甘願平凡,你不免每日見到類似報道——販賣棄嬰失孤、強拆釘子戶、維穩手段狠辣、外地異國排斥華人、高官高調唱紅打黑……在中國生活,你對這些很熟悉,反而對正常人性漸感陌生。這便是書中「陌生」的命題。作者楊猛不以「醜陋」的角度批判國民,也沒有五毛上身憤世嫉俗,看到陌生人陌生事,客觀記述便可。香港人啊,深圳河以北的人與事,冷靜看待最好。就如楊猛恬淡筆觸,客觀點評,那些慘情故事太熟悉,那些喪盡天良太陌生,我們未必可以挽救。任我們如何譴責北京政權無道,也無法規勸權貴棄惡從善。書中記述維權上京者,作者輕輕一語﹕「北京對於她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香港也如這位陌生過客,既然控訴無用,不如做好自己,而且要做得好好,我城垂範於世,人家自然會來學習我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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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城遺民舊事——讀《寨城印痕九龍城歷史古蹟》

宋帝顯靈,佑我香江。去年初,土瓜灣地下宋城出土,沙中線地鐵站開挖,意外發現宋元時期古蹟,牆基灰坑乍現人間,方井水溝重見天日,遺址亟需保育。今年三月,政府提交文件予立法會,估計工程滯後十一個月,因為部分遺蹟將會原址保留,也要額外增加開支逾四十億。有人嫌保育代價昂貴,拖延發展又影響民生便利,發掘文物有礙經濟效益,我的長輩親戚會說﹕「嘈咩啊?後生仔、政棍無聊走去搞事,爛泥一堆堆,快啲地鐵通車方便街坊好過啦!」我認為這次不是這樣的,宋城是香港歷史本源,不可隨便廢棄。宋城返陽,政府保育,不僅成全史家學術旨趣,更為固存香港人身分,良機百年難得一遇。景仰古井舊牆,認清本地史,才記起自己原是華夏遺民。宋元先民落戶此地,南宋昰、昺二帝幸駕聖山行宮,至清末寨城駐軍抗英……此情種種,只為一條鐵路破毀九龍城故地,丟失華夏本源,情懷一去不返。史家蕭國健新著《寨城印痕──九龍城歷史與古蹟》書寫九龍城舊事,上溯宋元明清史,下尋文物瑰寶,讀後就知道拱衛宋城重要,關乎港人身分認同安身立命——我們先要知道自己是誰。宋城是香港歷史本源九龍灣畔尚有「宋皇臺」可見,現置公園花草圍欄內,旁有碑文供人省覽。石上刻有「宋王臺」三字,查「王」應為「皇」,方可盡其宋帝君主身分本意。選字歧義,似為元代貶抑舊朝而不取「皇」字之故。當年蒙元滅宋,兵入臨安,昰、昺二帝南逃,幾經轉折來到香港,駐留官富聖山。後來敵軍殺到,二帝倉卒出走,有些宗室未及隨行,匿居馬頭角一帶,後聚居成村,建古瑾圍,今稱馬頭圍。二帝離去,遺民在聖山巨石上刻「宋王臺」作念。官富聖山行宮今於何地?「官富場」是九龍城宋代地名舊稱,大概是指何文田起至亞皆老街東端一帶山地;「聖山」係海濱小山丘,後因都市發展夷平而今不復見宋皇臺不過石頭一塊,今人不感興趣,初中中史教科書上看過圖片便算,有朋友每天搭巴士經過,也不去探查此石何來。舊時香江百姓不盡冷漠如此。十九世紀末,富紳何啟曾代表民意促請立法局禁止開採聖山,以保勝蹟;戰後重光,政府為宋皇臺建公園,後來有趙姓宗親組織倡議立碑紀念。1959年紀念碑揭幕,內容至今仍然清晰﹕「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為三,中一石摩崖諸字完整如故。」日軍火藥炸不開,皇臺戰火下倖存,宋帝保佑,大家好生珍惜。大家珍惜古物,也重視背後宋朝遺民意義。誰是宋朝遺民?毋須查明先祖族譜宣稱遺民身分,因為這裏講的是盡忠守節,乃報效國君本分,而非種族血緣區別。侯王古廟供奉南宋忠烈楊亮節,遺臣克盡己職,廣為百姓推崇尊重,遂立廟奉香酬恩致敬。古廟立於寨城西北,今為東頭村道與聯合道交界處,香火鼎盛,相傳宋室傾覆,元兵勢如破竹,國舅楊亮節曾經徒步帶同二王避走深山,南下一路奔波,陸路敵軍掩至,宋帝一度泛舟遁海,亮節勞苦功高,抵達九龍(古稱官富),未幾病卒落葬,本地人立廟以祀,正是候王古廟由來。什麼人會去拜祭南宋忠臣?鄰近善信坊眾誠敬侯王,清末駐守寨城武官也去上香,亭中掛有光緒年間匾額「至誠前知」,乃大鵬協副將賴鎮邊酬神奉上。同期碑文所示,詠誦「又安知侯王助法護宋,本此敬心,以敬君父,而能起後人誠敬之心若此乎?」宋亡至晚清歷經數百年,代代善信猶記遺臣忠烈,駐寨武官也託神明護佑,畢竟傳承遺民盡忠之義。廟宇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碑文標示坐向位置,亦顯出敬重宋帝之心﹕「前皇臺,後仙岩。松風繞韻,澗水流香」。[caption id="attachment_48000" align="alignnone" width="327"] 港府於92年清拆九龍城寨,並於九龍寨城遺址興建寨城公園作紀念。﹙資料圖片﹚[/caption]戰火下倖存的宋王臺當時古廟位處九龍寨城內,鎮關清兵拒敵英人,海戰凶險,當靠侯王保佑。鴉片戰爭新敗,香港島歸於洋人統治,道光年間匆匆修築寨城隔洋禦敵,1847年建好,後連隨新界亦租借予英人,寨內清朝官員被驅逐出境,時為1898年。戰爭期間,不乏猛將駐守此地,勇武非常,教英軍不敢進犯。賴恩爵官至廣東水師提督,陞官前曾坐鎮九龍寨城,數次率兵擊沉英船﹕1839年戰爭初起,英人義律突襲,恩爵還擊,海上戰船伙陸上炮台反擊,沉洋船兩艘,再擊斃三十餘敵方兵士,炮傷英軍指揮官;1839年英軍攻打官涌營盤不果,恩爵果斷兵分五路襲擊艦艇,洋船盡退出洋。更有官員才兼文武。張玉堂官至大鵬協副將,駐守九龍城地凡十三載,1854年履職,至1866年七十二歲高齡退休。張氏治下,寨城井然有序,其人風雅,能詩善書,留下不少墨寶,寫下「壽」與「墨緣」,現藏於九龍寨城天后宮。這兩幅字,不是用毛筆寫的,而是以棉花包裹拳頭點墨,揮拳書之,名曰「拳書」,保存完好,值得親眼一看。龍津義學 惜字化夷張副將更在寨城東門內設「惜字亭」,寫成古雅碑文道明建亭緣由﹕「偶有村里,見字多遺,行行欲止,拾歸焚之,願稍熨矣」。話說那時候民間風俗敬惜字紙,紙上有字不可隨意丟棄,若任其糟蹋,即如侮辱文昌帝君,自有神明懲罰。張官見大家用字紙抹塵,或包裹餅糧,恐怕寨內遭遇災殃報應,遂建亭教人惜字,敦促平民不要隨意拋棄字紙。如果陳紙發黃有所不用,亭內有火爐,可誠心將之焚毀。英人彼岸虎視眈眈,列列炮台對峙,箭在弦上,清廷官員竟有閒暇整治風俗提倡文化。張玉堂自言任差九龍,力敵洋夷,有感「如履虎尾」……戰爭新敗,為何要堅持文化工作?1847年寨內「龍津義學」開學,其背景當有啟示。學堂門上四字橫題「海濱鄒魯」,意即海濱一隅學堂,內有壁文云﹕「九龍民夷交涉,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有以鼓舞作興,則士氣既伸,而外夷亦得觀感於絃誦聲」。原來當時人相信,就算國難當前硝煙四起,吾民也要讀書敬紙惜字,固存文化,分辨夷夏,自居華夏文明禮義之邦,教化西洋英人蠻夷。此化外之志,昭見於「海濱鄒魯」四字,海角天邊,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如果有空,請大家也去遊覽九龍寨城公園。我們毋須細讀碑文深究典故,做個快樂平凡人,考古工作當然交給學者賢人。但,盡見古蹟處處,九龍灣畔宋皇臺,南宋遺臣侯王廟,寨城南門殘牆猶在,不妨靜想,我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可以是個爭取民主普選的黃絲帶,也可以是個發展至上贊成「袋住先」的建制藍絲帶,或者,你現在喜歡明言自己不是中國人。也可也可,卻不要忘記一些歷史。前人先祖,南宋遺民南來落戶香江,孤臣盡忠國君;鴉片戰爭敗北,寨城昂昂敵拒英軍,牆內文風悠然化夷。華夏之本,忠君愛民,讀書識字,為往聖繼絕學——盡見於海濱一隅寨城之內。知道遺民舊事以後,若為區區沙中線鐵路而拆毀故城,爾後拋棄歷史身分,實萬萬不可。看看內地政治暴如強秦,官僚貪腐不堪,又談何忠心?黑心食品處處,鬼民互不信任,又談何小康文明?有時我覺得,這世上只有我們是香港人;故國淪喪,只有我們是華夏遺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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